注意：以下圖書只作自學研究自途
《易经》
论变易不易皆之大义
治经者当先知此经之大义，以易而论，变易不易比大义所在，二者当并行不相悖。《周易正义》第一论易之三名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署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总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易变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在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澹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ㄨ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只变所适此言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锡瑞案孔颖达引证说明，乾凿度为说易最古之书，郑君兼通今古文之学，其解易之名义，皆兼变易之说，郑引易尤切实，是易虽有穷变通久之义，亦有不易才在，斯义也，非独易言之，群经亦多言之，而莫著于礼记，大传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郛，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尊尊也，亲亲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变革即变易也，不可变革即不易也，董仲舒汉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对策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又曰，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后人读之，议其前后矛盾，不知董子对策之意，全在变法，以为舜继尧后，大治有道，故可无为而治，汉继秦后，大乱无道，而汉多袭秦旧，故谓当变更化，不变者道也，当变者法也，亦即易以变易为义，而有不义者在也，今之学者，不知穷变通久之义，一闻变法，群起而争，反其说者，又不知变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举天地君臣父子不可变者亦欲变之，又岂可训乎。
论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读易者当先知伏羲为何画八卦，其画八卦有何用处。正义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仪义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继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罔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又坤灵图曰，伏羲氏立九部民易理，春秋纬文耀钩曰，伏羲作易名官，礼纬合文嘉曰，ж者别也，戏者献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郑君六论曰，ж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无文字谓之易，以厚君民之别，郑专以厚君民之别为说，盖本孔子云，君亲以尊，臣子以顺之义，陆贾新语道基篇亦云，先圣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畅其说云，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后，卧之讠去々，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天下，焦循谓读陆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设卦之故，更推阐其旨曰，学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为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农尧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画为万古修已治人之道，孔子删书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备也，赞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伏羲设卦观象，定嫁娶以别男女，始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然则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为首出之君，前此无夫妇父子，即无君臣，凡纬书所载天皇地皇人皇九头五龙摄提合雒等纪，无容议矣，庄子缮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戏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按庄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饮食男女，虽禽兽虫豸生而即知，然牝牡无定偶，故有母而无父，自伏羲画八卦而入道定，有夫妇乃有父子，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赞易，所以极称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乱，何以得至一，故无伏羲画卦，则无夫妇，无父子，无君臣，而以为阴阳和静，万物不伤，真妄论矣，阮嗣宗通论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真往古之变经也，庖牺氏当天地一终，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万物之情不类，于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分阴阳，序刚柔，积山泽，连水火杂而一之，变而通之，终于未济，六十四卦，尽而不穷，嗣宗亦庄生之流，而论易则称伏羲之功，不拾漆园唾余，然谓利用不存，法制夷味，似谓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时晦，而伏羲氏复之，则无稽耳，锡瑞案焦氏发明伏羲画卦之功尤畅，画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别，故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为泰，天地为否，似与此义相反，盖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交，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谓言岂一端而已，后世尊卑阔绝，而上下之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四语本苏子瞻。昧者欲矫其弊，遂议尽去上下之分，岂知作易垂教所以理人伦而明王道之义乎。
论重卦之人当从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以为文王
易为群经之首，读易当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辞为何人，又必先知重卦为何人，周易正义第二论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锡瑞案解经以最初之说为主，史记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受易孔子，传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与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是杨何上距商瞿凡八传，汉初易皆主杨何，太史公父谈亦受易于杨何，史公言易必用杨何之说，周本纪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正义谓史迁以为文王重卦，其说甚明，且非独史迁之说为然也，杨子法言问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曰，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艺文志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曰，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正说篇曰，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是以为文王重卦者，非独史迁，更有扬雄班固王充，故正义以为史迁等，扬雄西汉末人，班固王充东汉初八，皆与史迁说同，郑玄东汉末人，巳在诸人之后，其说以为神农重卦，盖以取益噬嗑为据，谓伏羲取诸离在八卦之内，神农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内也，孔疏亦以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羲重卦之证案，此说亦太泥，朱子语类曰，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台有此也，又去，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土地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欲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沈寓山寓简曰，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陈沣曰，案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诸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易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此三说皆极通，可无疑于神农时已益与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后人犹有疑者，皆疑所不当疑罗泌路史余论曰，世以为文王重卦因扬雄之说而谬之也，满招损谦受益，谦与损益，益稷之言不自后世，佃渔之离，谓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与交易之噬嗑，岂小成哉，然则不自文王重卦可识矣，顾炎武日知录曰，考襄公九年，穆姜迁于东宫，筮之，遇艮之随，姜曰，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独言是于周易则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者，不始于文王也，锡瑞案罗氏不知满招损，谦受益，出伪古文大禹谟，不足据，益与噬嗑言取诸者，朱子辨之已明，顾氏不知左氏杂取占书，唐啖助已言不可尽信，占筮书多传会，穆姜说元亨利贞之义，全同孔子文言，以为暗合，未必穆姜之学与圣人同，以为孔子作文言，剿袭穆姜之说，尤无是理，疑占书取孔子文言，傅之穆姜而左氏载之，不当反据其文，疑重卦不始文王也丁晏孝经徽文云。邱明博，多采孔门精语缀集成文，而后儒反疑圣剿取左氏，必不然矣，据丁氏说可为左氏传引圣经之证，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赞易之后，刺取易义以饰为周史之言。
论连山归藏
周易正义第三论三代易名曰，案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烦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无无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里，周德未与，犹是殷世也，故题击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击是也，先儒又兼取郑说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遍之义，虽欲无所遐弃，亦恐未可尽通，其易题周，因代以称周，是先儒更不别解，唯皇甫谧云，文王在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谓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系辞之文，连山归藏无以言也，周礼太卜疏，赵商问今当从此说以不敢问，杜子春何由知之，答云，此数者非无明文，改之无据，故著子春说而已，近师皆以为夏殷周，郑既为此说，故易赞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又注礼运云其书存者有归藏，如是玉兆为夏，瓦兆为殷可知，是皆从近师之说也，按今归藏坤开筮，帝尧降二女为舜妃，又见节卦云，殷王其国常毋谷，若然依子春说，归藏黄帝得有帝尧及殷王之事者，盖子春之意，宓戏黄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郑云，改之无据，是以皇甫谧记亦云，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回归藏，虽炎炎与子春黄帝不同，是亦相因之义也，云名曰连山，似山内出气也者，此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者，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郑虽不解周易，若名周易者，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义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以纯乾坤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币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锡瑞案孔贾二疏不同，孔不从郑，以为代号贾从郑以为以义名，当以郑说义名为是连山归藏若是代号，不应夏殷袭羲黄帝之旧，且连山归藏不名易，若是代号，必下加易字，乃可通，故郑皆以义名，与连山首艮归藏首坤正合，郑以周易为周普，亦以义名，盖本系辞传易之为书也，周流六虚，孔疏以为无据，非也，桓谭新论曰，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不应夏易数倍于殷，疑皆出于依，连山刘炫伪作，北史明言之，归藏虽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为古书，删定六经，始于孔子，孔子以前，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犹鲁之春秋，与晋之乘楚之杌并称也，周易得孔子赞之而传为经，连山归藏不得孔子赞之而遂亡，犹鲁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传为经，晋乘楚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赞修者，学者可不措意，况是伪书，何足辨乎，连山归藏之辞，绝不见于古书称引，盖止有占法而无文辞，故周易当孔子未赞之前，疑亦止有占而无文释也。
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
周易正义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曰，其周易系辞风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准此诸文，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历三圣，只谓此也，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亭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预言箕子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又左传韩宣子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统子业帮故也，左传正义曰，易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郑玄云，据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断可知矣，且使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演谓为其辞以演说之，易经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辞有箕子之明夷利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东邻杀牛不知西邻之礻龠祭，文王所作，爻下之意皆斥文王，若是文王作经，无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郑众贾逵或以为卦下之彖辞，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辞，周公所作，虽复纷兑大久，无能决当是非，锡瑞案据孔疏之说，文王作卦爻辞，及文王作卦辞，周公爻辞，皆无明文可据，是非亦莫能决，今据西汉古义以断，则二说皆非是，以卦辞为文王作者，但据系辞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云云，遂以为文王作卦辞，实则履德之其也云云，共引九卦，正是文王重卦之证，则其辞云云，当即六十四卦，非必别有卦辞，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点画，文王在制文字之后，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即是辞，不必作卦辞而后为辞也，孔疏云，史传谶纬皆言文王演易，今考之史传，史记，但云文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辞，谶纬云，卦道演德者文，则演易即演三百八十四爻之谓，不必为辞演说乃为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辞者，但以箕子岐山东邻等文，不当属文王说，惠栋周易述，用赵宝说而小变之，以箕子为其子，又据禹贡冀州治梁及岐，尔雅梁山晋望也，因谓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为夏王，惠氏疏通爻辞，可以解郑贾诸人之疑矣，然以爻辞为文王作，止是郑学之义，以爻辞为周公作，亦始于郑众贾逵马融诸人，乃东汉古文家异说，若西汉今文家说，皆不如是，史迁扬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卦未尝云作卦辞爻辞，当以卦爻之辞并属孔子所作，盖卦爻分画于羲文，而卦爻之辞，皆出于孔子，如此则与易历三圣之文不背，箕子岐山东邻西邻之类，自孔子言之，亦无妨，若以为文王作爻辞，既疑不应豫言，以为周公作爻辞，又与易历三圣不合孔疏以为父统子业，殊属强辞，韩宣鲁，单文孤证未可依据，韩宣亦未明说周公作爻辞也，或疑左氏传引筮辞，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辞爻辞为始于孔子，案占书传会，前已言之，困学纪闻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皆非左氏之旧也，姚鼐以为毕万筮仕晋一条，吴起增窜以媚魏者，然则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亦陈氏得政之后，人所增窜，若是当时实事，未必齐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有为嬴败姬，侄其从姑，死于高梁之占，叔孙穆子之生，有以谗入人，其名曰牛，卒以馁死之占，应验如神，疑皆传会，若是当时实事，献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末必用坚牛为政，左氏传此等处皆不可据，说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慎乎，泄冶在孔子前，不应引系辞，此等明是后人搀入，左氏引易亦犹是也。
论易至孔子始著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书
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献通考应氏曰，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记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锡瑞案此亦卦辞爻不出于文王周公之一证，若卦爻子辞，为文王周公作，则当如后世钦定御纂之书，颁之学官以教士子矣，而当时造士，止有礼乐诗书，则以易但有卦爻而无文辞，故不可与礼乐诗书并立为教，当时但以为卜筮之书而已，至孔子阐明其义理，推合于人事，于是易道乃著，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方，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马，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盖易与春秋，孔门惟高才弟子乃能传之，于是学士大夫尊信其说，或论作易之大旨，或说学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明理，或引易以决事，而其教遂大明，如荀子大略篇曰，善为易者不占，此以当时之用易者，专为占卜，不知天地消长，人事得失，无不可以易理推测，故云善易不占，以挽其失，又曰，易之咸，见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此本象传序卦之旨而引申之，非相篇曰，好其实，不恤其文，是以终身不史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此为当日石隐者流，如沮溺丈人，匿迹销声，介之推所谓身将隐，焉用文之，究非中道，大略篇又曰，复自道，何其咎，以为能变也，吕览务本篇引而申之曰，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荀子言变，吕览言动，皆取复卦刚反之义，吕览应同篇曰，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阐发经义，简明不支，慎大览篇引易履虎尾终吉，可证今本之误，召类篇引史默说涣群之义曰，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可证注疏以涣为涣散之非，元吉与大吉异，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时言，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亦可证旧解元吉为大吉之失，周末诸子引易，具有精义如此，史记载蔡泽言亢龙之义，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决，往而不能自返，国策载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义，始之易，终之难，皆引易文以决时事，其说之精亦可以补周末诸子之遗也。
论卦辞爻辞即是系辞十翼之说于古无徵
以卦辞爻辞为孔子作，疑无明文可据，然亦非尽无据也，古以系辞即为卦辞爻辞，汉儒说皆如是，而今之系辞上下篇，古以为系辞传，释文王肃本有传字，盖古本皆如是，宋吴仁杰古周易以爻为系辞，今考系辞有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以明吉凶，又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物，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云，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又云，系辞焉以尽其言，据此诸文，明是指卦爻辞谓之系辞，若谓系辞中四处所云系辞，即是今之系辞，孔子不应屡自称其所著之书，又自言其作辞之义，且不应自称圣人，盖系辞即卦辞爻辞，乃孔子所作，今之系辞乃系辞之传，孔子弟子所作，系辞中明有子曰，必非出自孔子物笔，史记自序，引系辞之义为易大传，是其明证，凡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作谓之传，所云圣人系焉以断其吉凶，乃孔子弟作传，称孔子为圣人，非孔子作系辞，而称文王周公为圣人也，郑樵六经奥论曰，易大传言系辞者五，皆指爻辞曰系辞，如上系曰，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以断其吉凶有二，曰系辞焉而命之，孔子专指爻辞以为系辞，今之系辞，乃孔门七十二子传易于夫子之言，为大传之文，则系辞者，其古传易之大传欤，郑樵以系辞传为易大传，正本史记孔疏云，经文王周公所作，传孔子所作，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经，汉书儒林传云，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则已误，以孔子所作为传，与史记之说大异矣，欧阳修不信祥异，以系辞云，河作图，洛出书，圣人作之为非孔子之言，不知系辞传本非孔子之言，乃孔子弟子所作以解释孔子之言者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公既以今之系辞为易大传，则不以为孔子所作，世家所谓亦必指卦辞爻辞而言。系者属也，系辞犹云属辞，据史记云，伏戏画八卦，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分为三百八十四爻而无其辞，至孔子乃属辞以缀其下，故谓之系，此其有朋文可据而不必疑者也，惟孔子世家引说卦颇疑有误，论衡正说篇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皇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所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书经籍志曰，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所谓三篇，盖兼序卦杂卦在内，据王充说，说卦至宣帝时始出，非史公所得见，故疑世家说卦二字，为后人搀入者，说卦论八卦方位，与卦气图合，疑焦京之徒所为，程迥古易考十二篇阙序杂卦，以为非圣人之言，李邦直朱新仲傅选卿皆疑序卦，近儒朱彝尊亦然，戴震云，昔儒相传说三篇，与今文大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据此则古今人皆疑说卦三篇，而十翼之说，于古无徵，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又曰，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是已分为十篇，尚不名为十翼，孔疏以为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是十翼出东汉以后，未可信据，欧阳修谓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自秦汉以来大儒君子不论，后人以为欧阳不应疑经，然十翼之说，实不知起于何人也。
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或疑卦辞爻辞为孔子作，彖象文言又孔子作，夫彖象文言，所以解卦辞爻辞也，是岂孔子自作之而自解之欤，曰，孔子正是自作之而自解之也，圣人作易，幽赞神明，广大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能尽喻也，既作卦辞，又自作象以解卦辞，既作爻辞，又自作象以解爻辞，乾坤为易之门，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释之，所谓言之不足，故长言之，所以开愚蒙导后学也，若疑自作自解，无此文体，独不观扬雄之太玄平太玄准易而作者也，汉书扬雄传曰，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图告十一篇，绵以解剥玄体离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据此是雄作太玄，恐人以为曼漶不可知，自作十一篇解散其文，以示后人，正犹孔子作易，有卦辞爻辞，恐人不知自作彖象文言以示后人也，司马光说玄曰，易有彖，玄有首，彖者卦辞也，首者亦统论一首之义，易有爻，玄有赞，易有象，玄有测，测所以解赞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赞，文言之类也，据此则太玄准易，玄之赞即易之爻，若谓自作不当自解，则扬子即作赞矣，何必又有测以解赞，复有言以解赞乎，当时客有难玄太深，雄解之，号曰解难，其辞曰，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然后发天地之藏，定万物之基，扬子但以文王为附六爻，与法言所说同，文王但重卦而无辞，则卦爻辞必孔子作，雄以孔子作卦爻辞，又作彖象文言而自解之，故准易作太玄亦作首赞以法卦爻辞，又作测与文而自解之扬雄太玄自作自解，人未有疑之者，独疑孔子不应自作自解，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高贵乡公以下，多疑彖象不当合经，不知彖象与卦爻辞，皆孔子一人所作，既皆孔子所作，则皆当称为经，并无经传之分，惟系辞传当称传耳，彖象合卦爻辞，与不合卦爻辞，似可无庸争辨，太玄旧本分玄之赞辞为三卷，一方为上，二方为中，三方为下，次列首冲错测ゼ莹数文扌告凡十一篇，范望散首测于赞辞之间，王涯因之，宋惟依易之序，以玄首准卦辞，测准小象，文准文言，ゼ莹扌图准系辞，告数准说卦，冲准序卦，错准杂卦，吴秘因之，司马光从范本，诸人纷纷改订，正与改订易文相似，其实一人所作，次序先后可以不拘，阮孝绪称太玄经九卷，雄自作章句，是雄且作章句以自解其太玄矣，尚何疑于自作自解之不可乎，章学诚文史通义以著书自注为最善，谓本班固汉书，不知扬雄又在班固之前，孔子更在前也。
论传经之人惟易最详经义之亡惟易最早
孔子删定六经传授之人，惟易最详，而所传之义，惟易之亡最早，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干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入周子家坚，坚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汉书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干臂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邱贺徭，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学，史汉载商瞿以下，传授名字，子弘即子弓，矫疵即桥庇，周丑即周坚，光羽即孙虞，史记以为子弘传子庸，汉书以为子庸传子弓，各有所据，而小异大同，孔门传易之源流，在汉固甚明也，史记止于杨何，距商瞿八传，汉书下及施孟梁邱，距商瞿九传，史记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传，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川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是皆言汉初传经诸人，而申公辕固韩婴伏生高堂生等。皆不言其所授，盖史公已不能明，惟于易云，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川人杨何，史公父谈受易于杨何，故于易之授受独详，史公能详易家授受之人，岂不能知易经作卦爻辞之人，而周本纪但云文王重卦，鲁世家不云周公作爻辞，则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孔子世家云，序彖系象，即卦爻辞在其中矣，史记不及丁宽，汉书以为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施孟梁邱，又云，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之孟氏，不相与同，据汉书，则田何丁宽杨何之学，本属一家，传之施孟梁邱，为易之正传，焦京之学，明阴阳术数，为易之别传，乃至于今，不特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之易传数篇无一字存，即施孟梁邱，汉立博士授生徒以千万计，今其书亦无有存者，转不如伏生尚书，齐鲁韩诗，犹可稍窥大旨，岂非事理之可怪，而经学之大可惜者乎，后惟虞翻注易，自谓五世传孟氏易，其注见李鼎祚集解稍详，近儒张惠言为之发明，此则孟氏之学支与流裔，犹有存者，而汉儒易学，幸得存什一于千百也。
论汉初说易皆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
西汉易学之书虽亡，而其说犹有可考者，如淮南子缪称训曰，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观其所惧，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人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寝关暴纩，不得须臾安，故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其位，不可长也，又曰，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见者，遏障之于邪，开道之于善，而民乡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齐俗训曰，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论训曰，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人间训曰，今霜降而树，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故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因日以动，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训曰，易曰，丰其屋，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贾谊新书容经曰，亢龙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潜龙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龙之神也，其为蜚龙乎，春秋篇曰，故爱出者爱反，福往者福来，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其此之谓乎，董子繁露基义篇曰，易言履霜坚冰，盖言逊也，精华篇曰，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饣束，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饣束者，国家倾也，刘向说苑，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又引孔子曰，困之为道，犹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惟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亭贞，大人吉，法诫篇曰，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欢，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欢，孔子曰，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欠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又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奉使篇曰，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黯往视之，黯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指武篇曰，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列女传邹孟母曰，易曰，在中馈，无攸遂，以言妇入无擅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也，刘向传称易有鼎卦，鼎宗庙之器，主器奉宗庙者长子也，野鸟自外来，入为宗庙器主，是继嗣将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鸟居鼎耳，小人将居公位，败宗庙之祀，野木生朝，野鸟入庙，败亡之异也，又曰，于易在丰之震，曰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于诗十月之交，则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马师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协于三务之所择，明小人乘君子，阴侵之原也，又曰，谗邪进则众贤退，邪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又曰，易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法，法出而不返者也，又曰，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又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彭宣传宣上书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矣，宣治易事张禹，禹受易于施雠者也，刘向治易，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者也，淮南王集九师说易者也，贾董汉初大儒，其说易皆明白正大，主义理，切人事，不言阴阳术数，盖得易之正传，田何杨叔之遗，犹可考见。
论阴阳灾变为易之别传
经学有正传，有别传，以易而论，别传非独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气，郑氏之爻辰，皆别传也，又非独易而已如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礼月令明堂阴阳说，春秋公羊多言灾异，皆别传也，子贡谓夫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则孔子删定六经，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汉艺文志阴阳五行分为二家，其后二家皆窜入儒家，此亦有所自来，古之王者恐已不能无失德，又恐子孙不能无过举也，常假天变以示儆惕，礼记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易本卜筮之书，其掌卜筮者，必陈祥异占验以左右王，古卜筮与史通，周官冯相保章司天文者属太史，故国语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氏传采占书，虽未必皆当时本文，而所载卜筮事，皆属史官占之，此古卜筮与史通之明证，亦古卜史借天道以儆君之明证，后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于是亦假天道进谏，以为仁义之说，人君之所厌闻，而祥异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陈言既效，遂成一代风气，故汉世有一种天人之学，而齐学尤盛，伏传齐诗公羊春秋，皆齐人所传也，孟京非齐学，其言易亦主阴阳灾变者，卜筮占验，本与阴阳灾变为近，故后世之言术数者，多于易，汉书儒林传曰，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侯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独传喜，诸儒以此之，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京房受易梁入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唯京氏为异党，据班氏说，则易家以阴阳灾变为说，首改师法，不出于田何杨叔丁将军者，始于孟而成于京，班氏既谓二家不同，而艺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似二家实合为一者，盖又京氏之孟氏，而非孟氏之本然也，孟氏得易家书，焦延寿得隐士说，则当时实有此种学，而非其所自创，汉志易家有杂灾异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专言灾异一说，而其传此说者，仍是别传而非正传，汉儒藉此以儆其君，揆之易义，纳约自牖，与神道设教之旨，皆相吻合，可见人臣进谏之苦心，亦不背圣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为正传者，孔子说易见于论语者二条，一勉无过，一戒无恒，皆切人事而言，战国诸子及汉初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阴阳灾变，至孟京出而说始异，故虽各有所授，而止得为易之别传也，困学纪闻，京氏易积算法，引夫子曰，西伯父子，研理穷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应加乎星宿，局于六十四所，二十四气，分天地之数，定人伦之理，验日月之行，寻五行之端，灾祥进退，莫不因兹而兆矣，王应麟曰，此占候之学，决非孔子之言，惠栋曰，如京说，则今占法所谓纳甲世应游归六亲六神之说，皆始于西伯父子也，案西汉以前，无以为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者，况纳甲世应之说乎，此不特非孔子之言，并非京氏之说，京氏易传无之，乃后人传会，不可信。
论孟氏为京氏所传孟学亦间出道家
孟氏之学，以今考之，有与诸家相出入者，卦气出于孟氏，而其书不传，其说不详，详见于京氏书，汉书京房传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说亦见于易纬稽览图，所云卦气起中孚，卦主六日七分，大谊略同，唐一行卦议引之，以为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汉儒以纬为孔子作，固未必然，孔疏以谶纬起自哀平，亦不甚合，纬书之出最古，亦有汉儒传会者，稽览图未知与孟京孰为先后，或纬窃孟京，抑或孟京窃纬，皆不可知，汉儒称谶纬，宋人斥谶纬而称图书，其实皆主阴阳五行，如邵子曰，卦气始于中孚，蔡西山云，康节亦用六日七分，是孟京之说，不仅汉儒宗之，宋儒亦宗之矣，然其说有可疑者，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离兑坎四卦不在内，但主二至二分，乾坤为诸卦之宗，何以与诸卦并列，似未免削趾履，强合牵附，京氏与孟氏相出入，汉书云，焦京之孟氏，不相与同，则卦气之说，或并焦京所，非孟氏本旨欤，汉书又云，孟喜得易家阴阳灾变书，则卦气之说，或孟氏得易家书本有之欤，皆疑莫能明，焦循云，六日七分，即所得阴阳灾变之田生者，艺文志章句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孙者，今说文释文中所引即此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六十六篇，则所传卦气六日七分之学也，孟氏今文，与费氏古文易判然不合，而许慎说文解字叙云，易孟氏皆古文也，则孟氏亦有古文矣，荀爽传费氏易而言升降，虞翻表献帝云，颍川荀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虞氏言消息旁通，与荀言升降相出入，则荀氏费易与虞氏孟易相入矣，张惠言易义别录，首列孟氏，亦仅能举说文释文诸书之异字，而不能举其义，张氏以为学者求田何之书，则惟孟氏此文，求孟氏之义，惟虞氏注说，故作虞氏义与消息，阮元称为孤家专学，近之汉学家多宗之，而亦有不尽谓然者，王引之谓虞氏以旁通说彖象，显与经违，虞氏释贞以之正，违失经义，见经义述闻，钱大昕论虞仲翔说易之卦，有夫其义者，有自紊其例者，见潜研堂答问，陈沣云，虞氏易注多不可通，所言卦象尤多纤巧，见东塾读书记，焦循易图略虽取虞义，亦其非，张惠言云，虞氏虽传孟学，亦斟酌其意，不必尽同，然则虞氏间有违失，而非必尽出于孟矣，虞氏引参同契日月为易，又言梦道士饮以三爻，则其学杂出于道家，故虞氏虽汉易大宗，亦有当分别观之者。
论郑荀虞三家之义郑据礼以证易学者可以推补不必推补爻辰
郑君用费氏易，其注易有爻辰之说，盖本费氏分野一书，然郑所长者不在此，郑学最精者三礼，其注易，亦据礼以证易义广大，无所不包，据礼证易，以视阴阳术数，实远胜之，郑注如嫁娶祭祀朝聘，皆合于礼经，其余虽阙而不完，后儒能隅反而意补之，亦颛家之学也，郑君自序，来至元城乃注周易，其成书在绝笔之年，晋以后，郑易皆立学，南北朝时，河北用郑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郑易渐衰，唐定正义，易主王弼，而郑易遂亡，宋末王应麟始为辑古书之学，辑郑易注一卷，近儒惠栋以为未备，更补正为三卷，丁杰又以为有误入者，复加订，称为善本，是郑君之成易注，视诸经为最后，郑君书多亡逸，辑易注者，视诸书为最先，张惠言亦辑郑易，而加以发明，周易郑荀义叙曰，昔者ж牺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郑氏赞实述之，至其说经，则以卦爻无变动，谓之彖辞，夫七八者彖，九六者变，经称用九用六，而辞皆七八，名与实不相应，非ж牺氏之旨也，爻象之区既隘，则乃求之于天，乾坤六爻，上系二十八宿，依气应宿，谓之爻辰，若此则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犹溓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贵贱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伦，经纶创制，吉凶损益，与诗书礼乐相表里，则诸儒未有能及之也，荀氏之说消息，以乾升坤降，万物始乎泰，终乎否，夫阴阳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简，位有进有退，道有经有权，归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阳常宜升而不降，阴常降而不升，则后遁否之义，大于既济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云行雨施，阴阳和均，而天地成位，则可谓得易之大义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气以定六位，运始终之纪以叙六十四卦，要变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发挥，旁通乾元，用九则天下治，以则四德，盖与荀同源，而闳大远矣，王弼之说，多本郑氏，而弃其精微，后之学者习闻之，则以为费氏之义如此而已，其盈虚消息之次，周流变动之用，不详于系辞彖象者，概以为不经，若观郑荀所传卦气，十二辰，八方之风，六位，世应爻，互卦变，莫不彰著，刘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大义略同，岂特杨叔丁将军哉，锡瑞案张氏举郑荀虞，而斟酌其得失，皆有心得，其于郑义取其言礼，不取其言爻辰，与李鼎祚集解采郑注，不采其言爻辰者，同一卓识，惟以卦气十二辰之类，亦祖田何，则未必然，孟京以前，言易无有主卦气十二辰之类者，不可以后人之说诬前人，而以易之别传为正传也，焦循曰，爻辰自为郑氏一家之学，非本之乾凿度，亦不必本于月律也，然以离九三为艮爻，位值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坎上六爻辰在已，蛇之蟠屈似徽纟墨，临卦斗临丑，为殷之正月，以见周改殷正之数，谬悠非经义，至以焚如为不孝之刑，女壮为一女当五男，尤非圣人之义也，余于爻辰无取焉尔。
论费氏易传于马郑荀王而其说不同王弼以十篇说经颇得费氏之旨
汉易立博士者四家，施孟梁邱京氏，并今文说而皆亡佚，后世所传者，费氏古文易也，而今之易又非古文，盖为后人变改几尽，说文间载古文，许慎以为孟氏，释文所载经文异字，惟易独多，然则汉时传易者，尤为杂而多端，未知田何杨叔丁将军之传本，究如何也，汉书儒林传曰，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从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后汉书儒林传曰，东莱费直能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为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锡瑞案费氏之易，不知所自来，考其年当在成哀间，出孟京后，王璜即王横，与王莽同时，为费氏一传弟子，则必在西汉之末矣，费氏无章句，故艺文志不载，释文有费直章句四卷，当属后人依，费氏专以彖象系辞文言解经，与丁将军训故举大谊略同，似属易之正传，而汉不立学者，汉立学皆今文，而费氏传古文，汉人重师授，而费氏无师授，故范升曰，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则东汉初有欲立费易者，而卒不立，陈元传费易，或即欲立费易之人，正与范升反对者也，陈元郑众马融易学不传，郑荀二家稍传其略，王弼亦传费易，而其说各异，费氏亡章句，止有文字东汉人重古文，盖但据其本文，而说解各从其意，此郑荀王所以各异也，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此马郑所以皆用费氏，释文，以为费易人无传者，是不知马郑王之易即费易也，王弼尽扫象数，而独标卦爻承应之义，盖本费氏之以彖象系辞文言解经，后儒多议其空疏，陈沣独取之，曰，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王辅嗣法云，文言备矣，九二见龙在田，注云，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此真费氏家法也，元亨利贞之义，潜龙勿用之义，文言已备，故辅嗣不复为注，至见龙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时舍也，皆未释见字田字，故皆为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说也，文言曰，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潜为未见，则见为出潜矣，潜为隐，则见为离隐矣，故辅嗣云，出潜离隐，据彼以解此也，系辞传曰，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是五与上为天，三与四为人，初与二为地，初为地下，二为地上，故辅嗣云，处于地上也，此真以十篇解说经文者，若全经之法皆如是，则诚独冠古今矣。
论王弼多清言而能一扫术数瑕瑜不掩是其定评
王弼易注，孔疏以为独冠古今，程子谓学易先看王弼易，传中不论象，不论卦变，皆用弼说，王应麟谓辅嗣之注，学者不可忽也，困学纪闻录王注二十三条，何焯云，程传中所取辅嗣之义正多，厚斋则但就其格言录之，陈沣谓厚斋所录非但尚易之辞，并尚辅嗣之辞矣，此孙盛所谓丽辞溢目者也，然所录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颐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竞，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造语虽精，然似自作子书，不似经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厚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颇似摹拟辅嗣语也，朱子云，汉儒解经，依经演释，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辅嗣所为格言，是其学有心得，然失汉儒注经之体，乃其病也，锡瑞案程子之取王弼者，以其说多近理，朱子之不取晋人者，以其文太求工，言非一端，义各有当，陈沣谓其所为格言，学有心得，予谓弼之所学，得于老氏者深，而得于易者浅，魏晋入尚清言，常以老易并举，见于史者，多云某人善说老易，是其时之所谓易学，不过藉为谈说之助，且与老氏并为一谈。王弼常注老子，世称其善，其注易亦杂老氏之旨，虽名词隽句，耐人寻味，实即当时所谓清言，南朝好玄理，重文词，故弼之书盛行，北人尚朴，学易主郑玄，不主王弼，自隋以后，北学并入南学，唐人以为独冠古今，于是易专主王弼注，及晋韩康伯之补注矣，宋元嘉时，王郑两立，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而太平御览引颜延之庭诰曰，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象数，则延之虽以王弼为正宗，亦疑其于象数太略也，孔子之易，重在明义理，切人事，汉末易道猥杂，卦气爻辰纳甲飞伏世应之说，纷然并作，弼乘其敝，扫而空之，颇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以清言说经，杂以道家之学，汉人朴实说经之体，至此一变，宋赵师秀诗云，辅嗣易行无汉学，可为定论，范武子谓王弼何晏罪浮桀纣，则诋之太过矣，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术数而明义理，其所以可议者，在不切人事而杂玄虚，四库提要曰，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诸儒偏好偏恶，皆门户之见，不足据也。
论以传附经始于费直不始于王弼亦非本于郑君
古本易经与今不同，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而卒大乱于王弼，顾炎武谓此据孔氏正义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近儒姚配中说尤详晰曰，经传之合，始自费直，魏志高贵乡公纪帝问曰，孔子作彖象，郑氏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对白，郑氏合彖象于经，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据此则经传之合，始自郑矣，然案儒林传云，费直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以传解经，则必以传合经，经传之连，实当始自费，非始自郑也，而高贵乡公淳于俊并云郑者，盖费氏亡章句，徒以传解经，则传即为其章句，注者因费氏之本，既注经即远注传，而合传于经之名，遂独归注之者矣，且直以古字号古文蝗，刘向以中古文易校诸家，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费氏经既与中古文同，而又亡章句，非合传于经，则传其书者，直云传古文可耳，鸟得以直既无章句，又无异文，而乃独以其学归之费氏耶，尚书有今古文之学，此其可证者也，后汉书儒林传云，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案马融注周礼，尚欲省学者两读，其为易传，当亦必仍费氏之旧，高贵乡公不言马融，独言郑连之者，时方讲郑学，据郑言也，盖唯费无章句，以传解经，传其学者，不过用其本耳，是以注家言人人殊，而俱曰传费氏易，极至王弼之虚言，亦称为费氏之学，此其明验也，锡瑞案姚氏此说，可为定论，其谓传费氏学者不过用其本，是以注家言人人殊，尤可以见汉时传古文者之通例，非特周易一经，即如尚书传古文者，卫贾马郑皆用杜林本，而郑不同于马，马亦未必同于卫贾，正与郑荀王皆传费氏易，而言人人殊者相似，汉时传今文者，有师授，有家法，传古文者，无师授，无家法，其崇尚古文者，以古文之本为是，今文之本为非，如易则云诸家脱无咎悔亡，书则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故好古者以古文经相矜炫，而相传为秘本，然古文但有传本而无师说，当时儒者若但以古文正今文之误，而师说仍用今文，博士所传，则无乡壁虚造之讥，亦无歧亡羊之患，汉之经学，虽至今存可也，乃诸儒名为慕古，实则喜新，传本虽用古文，而解经各以意说，以致异议纷杂，言人人殊学，学者苦其繁而无由折衷，以致汉末一乱，而同归于尽，不得谓非诸儒之咎矣，易经皆孔子作，彖象文言亦当称经，惟今之系辞传，可称传耳，据高贵乡公言，则当时已误以卦爻辞为经，彖象文言为传矣。
论宋人图书之学亦出于汉人而不足据
汉人有图书之学，宋人亦有图书之学，宋人之图书，亦出于汉人之图书，公羊疏曰，六论言六者，图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国史何，答曰，王者依图书行事，史官录其行事，言出图书，岂相妨夺，俞正燮曰，百二十国史仍是图书，古太史书杂处，取易于河图，则河图余九篇，取洪范于洛书，则洛书余六篇，皆图书也，锡瑞案汉时图书即是谶纬，谶纬篇多以图名，则当时书中必有图，韩敕礼器碑云，秦项作乱，不尊图书，此碑多引纬书，其称图书必是谶纬，易纬亦或以图名篇，卦气出稽览图，则所云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余六十卦，每月五卦，卦六日七分，当日必有图以明之，是谶纬即图书之明证，宋人图书之学，出于陈搏，搏得道家之图，创为极河洛先天后天之说，宋人之言易学者多宗之周子稍变而转易之，为太极图说，宋人之言道家者多宗之，邵子精于□□著皇极经世书，亦为学者所宗，程子与邵同时，又属懿戚，不肯从受数学，其著易传，专言理，不言数，答张闳中书云，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故程子于易颇推王弼，然其说理非弼所及，且不杂以老氏之旨，尤为纯正，顾炎武谓见易说数十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以其说理为最精也，朱子作本义以补程传，谓程言理而未言数，乃于篇首冠以九图，又作易学启蒙，发明图书之义，同时袁枢薛季宣已有异论，考宋史儒林传，易学启蒙，朱子本属蔡元定创稿，非所自撰，晦大全集中载答刘君房书，启蒙本欲学者且就大传所言卦画蓍数推寻，不须过为浮说，而自今观之，如河图洛书，亦不免尚有剩语，至于本义卷首九图，王懋白田杂著，以文集语类，钩稽参，多相矛盾，信其为门人所依附，则九图亦非朱子所自列也，朱子尝疑龙图是伪书，以康节之学为易外别传，持论至确，特疑程子易传不言象数，以致后来有九图之附益，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及先天后天，惟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亦不信图书，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篇，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胡渭易图明辨引据旧文，足箝依托之口，张惠言易图条辨诘精审，足箴先儒之失，今且不必深论，但以图书二字诘之图，今所谓画也，今所谓字也，是图但有点画，而书必有文字，汉人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刘歆谓初一曰，五行以下，二十八字，即是洛书，其说尚为近理，宋人所传河洛，皆黑白点字，但可云河图洛图，何云河图洛书，此百喙所不能解者。
论先天图不可信朱子答袁机仲书乃未定之说
宋人图书之学，近儒已摧陷廓清，学者可勿道矣，而朱子之说，犹有不得不辨者，答袁机仲书曰，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羲始画之易，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历而重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与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类，皆本伏羲画卦之意，而今新书原卦画一篇，亦分两仪，伏羲在前，文王在后，必欲知圣人作易之本，则当考伏羲之画，若只欲知今易书文义，则但求之文王之经，孔子之传足矣，两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杂，来教乃谓专为邵氏解释，而于易经无所折衷，则恐考之有未详也，本义图说曰，右易之图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宣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易，为文王之说也，锡瑞案朱子此说与经学大有关碍，六经皆出孔子，故汉初人以为文王但重卦而无辞，卦辞爻辞皆孔子作，其后乃谓文王作卦爻辞，又谓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疏遂以文王周公作者为经，孔子作者为传，则已昧于经传之别，而夺孔子之制作，以归之文王周公矣，然易历三圣，道原一揆，犹未始歧而二之也，自宋陈邵之图书出，乃有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分而为三，朱子此说，更增以天地自然之易，判而为四，谓不可便以孔子易，为文王之说，又谓不可误认文王所这易，为伏羲始画之易，则是学易者，于孔子之明义理切人事者，可以姑置勿论，必先索之杳冥之际，混沌之初，即使真为上古之传，亦无裨于圣经之学，矧其所谓伏羲者非伏羲也，乃陈邵之书也，且非儒家之言，乃道家之旨也，夫以道家之旨解易，固不始于宋人，虞翻明引参同契，是道家之旨也，王弼以老氏注易，亦道家之旨也，然二人但以道家之旨，杂于儒家之中，宋人乃以道家之书，加乎孔子之上，以图书之学说易，亦不始于宋人，卦气爻辰出于谶纬，亦图书之学也，然汉人以谶纬为孔子所作，说虽近诬，尚不失为尊圣，宋人乃以羲文列孔子之上，说尤近诬，而圣更不尊矣，学如孔子，亦云至矣，不当更求之于孔子之上，时代如孔子，亦云古矣，不当更推之于孔之前，世去孔子一二千年，圣学之仅存不过什一千百，乃于其仅存者视为未足，必远求之荒渺无徵，饰伪欺人，迭相祖述，怪图满纸，迷误后学，王鸣盛谓宋儒以虞廷十六字为三圣传心，此风俗通所云鲍君神之类，予谓先天诸图乃真鲍君神之类也，朱子语类曰，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则朱子非不知先天图不可信，答袁机仲，盖未定之说，不可不辨。
论胡渭之辨甚确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
胡渭易图明辨，辨本义之说曰，按本义卷首，列九图于前，而总为之说，所谓天地自然之易，河图洛书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后天八卦次序方法及六十四卦之卦变也，是皆著为图者，伏羲有画而无辞，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翼，皆递相发挥以尽其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辞者所以明象数之难明者也，而朱子顾以为三圣人之易，专言义理，而象数阙焉，是何说与，且易之所谓象数，蓍卦焉而已，卦主象，蓍主数，二体六画，刚柔杂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营成易者，数也，经文粲然，不待图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图，乃希夷康节刘牧之象数，非易之所谓象数也，三圣人之言，胡为而及此乎，伏羲之世，书契未兴，故有画而无辞，延及中古，情伪渐启，忧患滋多，故文王系彖以发明伏羲未尽之意，周公又系爻，以发明文王未尽之辞，一脉相承，若合符节，至于孔，绍闻知之统，集群圣之大成，论者以为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为孔子，既已知之，而别自为说，以求异于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旨也，然则伏羲之象，得辞而益彰，纵令深玩图书，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岂百家众技之说，所得而窜入其中哉，九图虽妙，听其为易外别传，勿以冠经首可也，锡瑞案胡氏之辨甚明，以九图为易外别传，尤确特犹误沿前人之说，以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故但以为孔子之说，不异文王周公之意，不知卦爻辞亦孔子之说也，自东汉后，儒者误疑系辞传云，盖取诸益与噬嗑，以为神农时，已有重卦，则重卦当属神农，重卦既为神农，则文王演易，必当有辞，遂疑卦辞爻辞为文王作，其后又疑文王作爻辞不应有岐山箕子东邻诸文，遂又疑爻辞为周公作，重忄比贝缪，悍然以文王周公加孔子之上，与六经皆孔子作之旨不合矣，宋之陈邵更加伏羲，此犹许行并耕，上神农，老庄无为，高谈皇古，乃昌黎所谓惟怪之欲闻者，宋儒之学，过求高深，非但汉唐注疏视为浅近，孔孟遗经亦疑平易，故其解经多推之使高，凿之使深，有人于二氏而不觉者，其说易以孔之之易为未足，而务求之道家，亦犹其解各经，疑孔子之言为未至，而间杂以二氏也，宋时一代风尚如此，故陈邵图书盛行，以朱子之明，犹无定见而为所惑，元明以其书取士，学者不究本义，而先观九图，遂使易学沈霾数百年，国初诸儒辨之而始熄，若知易皆孔子所作，待辨而明矣。
论黄宗羲论易取王注与程传汉之焦京宋之陈邵皆所不取说极平允近人复理焦京之绪又生一障
黄宗羲象数论序曰，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而于易之本意反晦矣，汉儒林传孔子六传至川田河，易道大兴，吾不知田知之说何如也，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吾读李鼎祚集解，一时诸儒之说，芜秽康庄，使观象玩占之理，尽入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仑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而大定矣，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官，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谓象数者，又语焉而不详，将夫子之韦编三绝者，须求之卖酱箍桶之徒，而易学之榛芜，仍如焦京之时矣，晦翁曰，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则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甚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锡瑞案黄氏此说，但取王弼注与程传之说理者，而尤推策程传，汉之焦京，宋之陈邵，皆所不取，说甚平允，焦京之易，出阴阳家之占验，虽应在事后，非学易之大义，陈邵之易，出道家之修炼，虽数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虽自成一家之学，而于圣人之易，实是别传而非正传，俞琰曰，先天图虽易道之绪余，亦君子养生之切务，又曰，丹家之说，非出于易，不过依仿而之者，初非易之本义，因作易外别传以明之，俞氏深于丹家，明言陈邵之图，为易外别传，乃彼道家自认不讳，吾儒家犹据以说易，斯可谓大惑矣，近世学者于陈邵之图，辟之不遗余力，而又重理焦京之说，是去一障又去一障，曷若如黄氏言，尽去其障之尤善乎，惟焦循易图略，遍斥纳甲纳音卦气爻辰之失，曰，纳甲卦气，皆易之外道，赵宋儒者辟卦气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复理纳甲卦气之说，不亦唯之与阿哉。
论近人说易张惠言为颛门焦循为通学学者当先观二家之书
四库提要易类曰，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礻几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参挍诸家，以因象立教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又惠栋易汉学提要曰，汉学之有孟京，亦犹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锡瑞案以孟京陈邵均为易外别传，至明至公，孟京即所谓天文算术，陈邵即所谓方外炉火，汉之孟京，宋之陈邵，既经辞辟，学者可以勿道，国朝二黄毛胡之辟宋学，可谓精矣，图书之学，今已无人信之者，则亦可以勿论，惠栋为东南汉学大宗，然生当汉学初兴之时，多采掇而少会通，犹未能成一家之言，其易汉学采及龙虎经，正是方外炉火之说，说故提要谓其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则惠氏书亦可从缓，近儒说易，惟焦循张惠言最善，其成书稍后，四库未收，故提要亦未及称许，实皆学易者所宜急治，焦氏说易，独辟畦町，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汉儒之长而去其短，易通释六通四辟皆有据，依易图略复演之为图，而于孟氏之卦气，京氏之纳甲，郑氏之爻辰，皆正之，以示后学，易章句简明切当，亦与虞氏为近，学者先玩章句，再考之通释图略，则于易有从入之经，无望洋之欢矣，张氏著周易虞氏义，复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易事言易候，笃守家法，用功至深，汉学颛门，存此一线，治颛门者，当治张氏之书，以窥汉易之旨，若欲先明义理，当观王注而折衷于程传，亦不失为易之正传。
论象数已具于易求象数者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更不当求数于易之先
王注程传，说易主理，固不失为易之正传，而有不尽满人意者，则以王注言理不言象，程传言理不言数也，易本卜筮之书，伏戏画卦，文王重卦，皆有画而无辞，其所为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者，当时必有口说流传，卜人筮人，世守其业，传其大义，以用于卜筮，学士大夫，题有通其说者，但以为卜筮之书而已，至孔子乃于卦爻各系以辞，又作彖象文言以解其义，而易本为卜筮之用，不得专以空言说之，孔子欲借卜筮以教人，不能不借象数以明义，若但空言说理，孔子自可别撰一书，何必之于周易乎，平心论之，说易不可尽埽象数，亦不可过求之象数，象数已具于易，易之言象详于说卦，乾为马，坤为牛，及乾为天，坤为地之类是也，易之言数，详于系辞传，天一地二天数五地数五之类是也，易之言象已具，则不当求象于易之外，易之言数已具，则不当求数于易之先，所谓不当求象于易之外者，顾炎武日知录曰，夫子作传，传中更无别象，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水流淫火就燥为坎离，云从龙则曰乾为龙，风从虎则曰坤为虎，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案汉人于说卦言象之外，别有逸象，又有出于逸象之外者，穿凿诚如顾氏所讥，故王弼尽埽其说，易略例曰，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蔓，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或复值，而义无所取，王氏诸家说极明快，而其注有偏矫太过者，如涣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据孔疏，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坎水巽木明见于易，而王注云，乘木即涉难也，并明见易象者，亦不取，故人讥其蹈虚，李鼎祚集解序曰，集虞翻荀爽三十余家，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李氏盖以王不取象而多空言，故欲刊其野文，而补以逸象，然康成注易不用逸象，正是谨严，又何必补，是王矫汉儒之失太过，李矫王氏之失又太过也，所谓不当求数于易之先者，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是包羲作八卦，并非专取图书，况图书自古不传，秦不焚易，无独焚其图书之理，何以汉儒皆不曾见，乃独存于道家，自宋陈抟创说于前，邵子昌言于后，其传之者，或以河图为九，洛书为十，或以河图为十，洛书为九，说又互异，而皆有图无书，程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所尚，非儒者之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已，故程传言理不言数，朱子曰，程先生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程先生只说得一理，朱子以程传不合本义，故作本义以补程传，而必兼言数，既知龙图是伪书，又使蔡季通入蜀求真图，既知邵子是易外别传，又使蔡季通作启蒙，以九图冠本义之首，未免添蛇足而粪佛头，且曰，有伏羲之易，是求数于作易之始也，有天地自然之易，是并求数于未作易之前也，皆未免贤知之过也。
论焦循易学深于王弼故论王弼得失极允
焦循论王弼极允，周易补疏叙曰，易之有王弼，说者以为罪浮桀纣，近之说汉易者，屏之不论不议者也，岁壬申，余撰易学三书渐有成，夏月启书塾北窗，与一二友人看竹中红薇白菊，因言易及赵宾解箕子为ぼ兹，或诩其说曰，非王弼辈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示之，曰，弼之解箕子，正用赵宾说，孔颖达不能申明之也，众唯唯退，门人进曰，正义者，奉王弼为准绳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读彭为旁，借雍为瓮，通孚为浮而训为务躁，解斯为厮而释为贱役，诸若此，非明乎声音训诂，何足以明之，东汉末，以易学名家者，称荀刘马郑，荀谓慈臾爽，刘谓景升表，表之学受于王畅，畅为粲之祖父，与表皆山阳高平人，粲族兄凯，为刘表女婿，凯生业，业生二子，长宏，次弼，粲二子既诛，使业为粲嗣，然则王弼者，刘表之外曾孙，而王粲之嗣孙，即畅之嗣玄孙也，弼之学盖渊源于刘，而实根本于畅宏，字正宗，亦撰易义，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远矣故弼之易虽参以见，而以六书通借，解经之法，尚未远于马郑诸儒，特貌为高简，故疏者概视为空论耳，弼天资察慧，通亻隽卓出，盖有见于说易者支离传会思去伪以得其真，而力不能逮，故知卦变之非而用反对，知五气之妄而用十二辟，唯之于阿，未见其胜也，解龙战以坤上六为阳之地，因本爻辰之在已，解文柔文刚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变之自泰来，改换其皮毛，而本无真识也，至局促于乘承比应之中，类预于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长，既偏执于扶阳，贵少贵寡，遂漫推夫卦主，较量于居阴居阳，揣摹于上卦下卦，智虚不出乎六爻，时世谬拘于一卦，洵童稚之藐，不足与言通变神化之用也，然于观则会及全蒙，于损亦通诸剥道，听不明之传，似明比例之相同，观我生之爻，颇见升降之有合，机之所触，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贯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实，称道者徒饫其糠秕，讥刺者探其精液，然则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论不议也，锡瑞案焦氏易学，深于王弼，故能考其得失，弼注箕子之明夷曰，险莫如兹，而在斯中，焦氏补疏曰，古字箕即其，子通滋，滋通兹，王氏读箕子为其兹，以兹字解子字，以斯字解其字，焦氏易章句曰，箕古其字，与中孚其子和之同义，以其子解箕子，与王氏意略同，其以假借说易，亦与王注读彭为旁，借雍为瓮相合，故有取于王注，而特为之补疏也。
论焦循以假借说易本于韩诗发前人所未发
焦循以假借说易独辟畦町其易话韩氏易一条，引韩诗外传云，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此言困而不疾据贤人者，昔者秦穆公困于ゾ，疾据五大夫蹇叔公孙支而小霸，晋文以困于骊氏，疾据各犯赵衰介子推而遂为君，越王句践困于会稽，疾据范蠡大夫种而霸南国，齐桓公困于长勺，疾据管仲宁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据贤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据贤人而不亡者，未尝有也，以疾据贤入，解据于蒺藜，则借蒺为疾，由此可悟易辞之比例，汉书儒林传称韩婴亦以易授入，推易意而为之传，于引可见其一端，余于其以疾解蒺，悟得经文以假借为引申，如借为底，借豚为Т，借豹为约，借鲋为附，借鹤为，借羊为祥，借袂为，皆韩氏有以益我也，又周易用假借论曰，近者学易十许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为易辞而设，假此以就彼处之辞，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如豹礻勺为同声，与虎连类而言，则借礻勺为豹，与祭连类而言，则借豹为礻勺，沛绂为同声，以其刚掩于困下，则借沛绂，以其成兑于丰上，则借绂为沛，各随其文以相贯，而声近则以借而通，盖本无此字而假借者，作六书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书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声即通其义，如天之为颠，日之为实，春之为蠢，秋之为愁，岳之为粗，岱之为代，华之为获，子之为滋，丑之为纽，卯之为冒，辰之为振，仁之为人，义之为我，礼之为体，富之为福，铭之为名，及之及汲，葬之为丧，栗之为栗，蜘蛛之为踟蹰，ォ澜之为芄兰，无不以声之通，而为字形之借，故闻其声即知其实，用其物即思其义，欲其夷平也，则以雉名官，欲其<九勹>聚也，则以鸠名官，欲其户止也，则以扈名官，以典文其直，以隐蕴其显，其用本至精而至神，施诸易，辞之比例，引申尤为切要矣，是故柏人之过，警于迫人，秭归之地，原于[A081]归，发忽蒜而知算尽，履露卯而识阴谋，即杨之通于扬，娣之通于ㄗ也，梁间文沈约等集，有药名将军名邵名等诗，唐权德舆诗曰，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势，年纪信不留，弛张良自愧，宣秉石崇纪信张良，即箕子帝乙之借也，陆龟蒙诗，佳句成来谁不伏，神丹偷去亦须防，风前莫怪携诗藁，本是吴吟荡桨郎，伏神防风藁本，即蒺藜苋陆之借也，温庭筠诗，并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园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烛为属，借园棋为远期，即借蚌为邦，借鲋为附之遗也，相思为红豆之名，长行为双陆之名，借为男之行女之思，即高尚其事为逸民，匪躬之故为臣节，借为当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艮手坤母而为拇，合坎弓艮瓜而弧，即孔融之离合也，樽酒为尊卑之尊，蒺藜为迟疾之疾，即子夜之双关也。
论假借说易并非穿凿学者当援例推补
焦循与朱椒堂兵部书曰，易之道，大抵教人改过，即以寡天下之过，改过全在变通，能变通即能行权，所谓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全于此一以贯之，则易所以名易也，论语孟子已质言之而卦书之所之，其比例齐同，有似九数，其辞则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圆，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变动之迹，吉凶利害，视乎爻之所之，泥乎辞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义，以索算数也，惟其中引申发明，其辞之同有显而明者。如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小过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蛊与巽同，其冥升冥豫，敦复敦艮敦临，同人于郊，需于郊之类，多不胜指数。又多用六书之转注假借，转注如冥即迷，颠即窒，喜即乐，假借如借为需。说文，借蒺为疾，韩诗外传。借豚为Т。黄颖说，借祀为已。虞翻。推之鹤即，祥即牵羊之羊，禄即即鹿之鹿，衤勺即纳约之约，拔即寡发之发，昧即归妹之妹，即德积之积，沛即朱绂之绂，彼此训释，实为两汉经师之祖，其声音相借，亦与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数之齐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画之行，非明六书之假借转注，不足以知彖辞爻辞十翼之义，锡瑞案焦氏自明说易之旨，其比例通于九数，其假借转注本于六书，而说假者借之法尤精，可谓四通六辟，学者能推隅反之义例，为触类之引申，凡难通者无不可通，不至如何平叔之不解易中七事矣，或疑假借说易近于傅会，不知卦名每含数义，不得专执一义以解，专以本义解之，爻辞多不可通，如革卦之义为改革，初九巩用黄牛之革，则借为皮地，据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故假借为改革，是皮革为革字本义也，六五大人虎变，上六君子豹变，亦取象于虎豹之皮，而取义于皮革，礼记玉藻，君羔幦虎犋，故曰大人虎变，大夫士鹿幦豹犋，故曰君子豹变，君称大人，大夫士称君子，云小人革面者，盖庶人役车，其幦以犬羊之享为之，无虎犋豹犋，故曰革面，若以革面为改头换面，古无此文法也，易之取象必有其物，有其事，无虚文设言者，如贲卦之义为贲饰，初九贲其趾，趾乃足趾，王注云，饰其趾，世岂有文饰其足趾者，正所谓饰粉黛臆，缀金翠于足趾矣，贲当假为偾，取偾车之义，左氏传郑伯之车偾于济，贲其趾谓偾车伤其足，故舍车而徒也，六二贲其须，须乃须髯，孔疏云，似贲饰其须世岂有文饰其须髯者，殆有如湘东王子方诸踞鲍泉腹，以五色彩辫其髯矣，贲当假为班，谓须髯斑白也，凡此等皆专执一义，必不可通者，必以假借之义通之，而后怡然理顺，涣然冰释，学者试平心静气以审之，当信其必非传会矣。
论易说多依不当崇信伪书
困学纪闻云，经说多依，易为甚，子夏传，张弧作也，关子明传，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题愈作也，锡瑞案关子明传麻衣正易，朱子答李寿翁，明言两书皆是伪书，关子明易是阮逸伪作，陈无己集中说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师愈作，今两书已罕见称述，惟子夏易传见隋唐志，刘知几辨其伪，晁以道以为唐张弧作，朱彝尊经义考证，以陆德明李鼎祚王应麟所引，绵今本所无，不但非子夏书，并非张弧书，或以为汉杜子夏作，又或以为韩婴丁宽，皆传会无据，不足辨，而论易之伪，尚不止此数书，如连山归藏，汉志不载，归藏或以为晋辞正所得，或以为唐长孙无忌所得，连山隋刘炫作，郑樵信以为真，不知连山归藏，与蝗无关，非由孔子所定，其真其伪，皆可不论，先天后天之图，汉以来所未见，宋陈抟始创为龙图，朱子以龙图为伪，更求真图，不知此皆道家修炼之图，与易无关，非由孔子所定，其真其伪，更可不论高明好奇之士，不知经皆孔子手定，凡出于孔子之后者，不得为经，即出于孔子之前者，亦不得为经，圣人则河图洛书，系辞传明言之，然圣人既则图书而作易，学者但求之于易，不必求之图收，犹春秋本鲁之春秋，孟子亦明言之，然圣人既据鲁史而作春秋，学者但求之春秋，不必求之鲁史，庄子云，筌者所以得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得兔而忘蹄，河图洛书与鲁春秋，正庄子筌蹄之类也，后儒不明此旨，惜图书不可见，惜未修春秋不可见，不思孔子之经且未能明，何暇求之孔子之前，求之不得，或且以伪应之，如连山归藏河洛之图，皆无益于经，而反泊经义，岂非高明好奇之过哉，汉郊祀志刘向引易大传曰，诬神者殃及三世，今见大戴礼本命篇，而子政以为易大传，与史记引系辞为易大传正同，又经解引易曰，差若毫，缪以千里，今见易纬而引为易经，则汉以前传本，或与今本不同，今本以杂经文，序卦杂卦盖出东汉以后，十翼之说，亦出郑学之徒，宋人订古周易，欲复圣经之旧，其意未始不善，然但知经出义文，不当以孔子所作之传杂之，而不知经实出孔子，不当以弟子所作之传杂之也。
论易为卜筮作实为义理作孔子作爻辞纯以理言实即羲文本意
朱子曰，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无文，与今人用火珠林起课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辞如签辞，孔子之易，纯以理言，已非羲文本意，某解易，只是用虚字去迎过意来便得，周渔之曰，然则孔子当日何用三绝韦编，而所称加年无大过者，岂终日把定一束蓍草耶，锡瑞案朱子以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其说大误，然其误亦有所自来，伏羲画卦，虽有占而无文，而亦寓有义理在内，系辞传谓包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谓通神明类万物者，必有义理，口授相传，焦循曰，伏羲画八卦，重为六十四，其旁通行动之法，当时必口授指示，久而不传，文王周公以辞明之，即明其当日口授指示者也，学者舍其辞，但观其卦，则此三百八十四画，遂成一板而不灵之物，如某有车马炮卒士相帅将，按图排之，必求之于谱，乃知行动之法，其精微奇妙，存乎其中，若舍去谱而徒排所谓车马炮卒士相帅将，不敢动移一步，又何用乎其为某也，六十四卦，车马炮卒士相帅将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辞，谱也，不于辞中求其行动之用，是知有某而不知有谱者也，焦氏之说极通，惜犹拘于旧说，以为伏羲重卦，文王周公作卦爻辞，若更定之，于重为六十四上加文王二字，文王周公以辞明之，改为孔子辞明之，文王周公孔子之辞，去文王击公四字，则更合矣，而据其说，可知伏羲作易垂教，当时所以正人伦，尽物性者，皆在八卦之内，意必有义说，寓于卜筮，必非专为卜筮而作，文王重卦其说加详，卜人筮人口授相传，以其未有文辞，故乐正不以教士，然其中必有义理，不可诬也，或疑止有画而无辞，何得有义理在内，既有义理，则必著为文辞，是又不然，左氏杂采占书，其占不称周易者，当是夏殷之易，而亦尝不具义理，若无义理，但有占法，何能使人信用，观夏殷之易如是，可知伏羲文王之易亦如是矣，周衰而卜筮失官，盖失其义，专言祸福，流为巫史，左氏所载，焦循尝一一辨其得失，曰，易于春秋，淆乱于术士之口，谬悠荒诞，不足以解圣经，孔子所以韦编三绝而翼赞之也，昭七年传一条，以灵公名元，直，以元亨之元，为灵公之名，此与阳虎占泰之需，以帝乙为宋乙祖，同一因文生意，有如市俗神签妖谶，去古筮法远矣，据此是孔子见当时之人，惑于吉凶祸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凿傅会，故演易系辞，明义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后人，所谓以神道设教，其所发明者，实即羲文之义理，而非别有义理，亦非羲文并无义理，至孔子始言义理也，当即朱子之言而小变之曰，易为卜筮作，实为义理作，伏羲文王之易，有占而无文，与今人用火珠林起课者相似，孔子加卦爻辞如签辞，纯以理言，实即羲文本意，则其说分明无误矣。
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
四库全书经部，惟易经为最多，提要别择之亦最严，存目之外，又别出于术数，不欲以溷经也，易义无所不包，又本筮之书，一切术数，皆可依，或得易之一端，而要不足以尽易，虽云密合，亦属强附，如京房卦气，原出历数，唐一行言历行孟喜卦气。扬雄太元推木浑天，其数虽以巧合于易，实是引易以强合其数，孔子作易，当时并不知有汉历，谓孔子据汉历作易，断断乎不然也，陈抟龙图，本是丹术，邵子衍数，亦原道家，其数虽似巧合于易，实是引易以强合其数，孔子作易，当时亦不知有道书，谓孔子据道书作易，断断乎不然也，此两家准之孔子作易之旨，既皆不然，则其学虽各成一家，皆无关于大义，汉学误于谶纬，宋学乱于图书，当时矜为秘传，后儒不得不加论辨，今辨之已晰，人皆知其不关大义，学者可以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辨矣，其余一切术数风角壬遁，实有徵验，丹鼎炉火，亦足养生，其书亦或假易为名，要不尽符于易之理，参同契见引于虞氏，而专言坎离之旨，已与易重乾坤不同，阴阳五行蓍龟杂占，汉书文志别出之于后，未尝以溷于易，诚以先圣大义，非可以九流众技参之，即蓍龟十五家，实为卜筮之书，而但言占法，不言义理，亦不得与易十三家并列于前，古人别择之严如此，所以尊经而重道也，又况后世臆造委巷不经之书乎，汉人之书，自太玄参同契以外，今皆亡佚，所传术数，多出唐宋以后，提要既别出于后，不入易部，学者更可不必诵习亦不必再加论辨矣，存目诸书，取资甚鲜，即收入经部者，亦多节取其长，盖汉儒之书不传，自宋至今，能治专家之学如张惠言，能全经之学如焦循者，实不多觏，故后之学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论汉人古义多不传汉碑可以引证
汉人易义，传世甚鲜，惟郑荀虞稍存崖略，而三家皆生于汉末，距魏王弼时代不远，其前通行之本，出于施孟梁邱京氏者，皆不可考，今惟汉碑引易为当时通时之本，姑举数条证之，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易建八卦揆{艾月}辞，隶释云，碑以{艾月}为爻，即系字，案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系辞，此以卦辞爻辞，即是系辞之证，所谓系辞非今之所谓系辞也，百石卒史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系辞，此以卦辞爻辞，即是系辞之赞神明，碑以演易系辞，属孔子说，则亦必以系辞为卦爻辞，非今之所谓系辞也，今系辞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乎神明而生蓍，碑以幽赞神明属孔子说，则亦必以圣人作易属之孔子，此二碑皆汉人遗说，以卦爻辞为系辞为孔子作之明证也，若其字句与今不同，而与古说合者，如蔡邕处士溷叔则碑云，童蒙来求，与释文一本作来求我合，足证今本之误脱，又云，彪之用文，及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铭云，蒙昧以彪，胡广徵士法高卿碑云，彪童蒙，与释文郑曰包当作彪，彪文也合，足证郑义之有本，卫尉卿衡方碑云，恩隆夳，威肃剥川，川即坤，则夳亦即泰，与说文Ａ３古文泰合，足证汉易之古文，元儒先生娄寿碑云，不可营以禄，堂邑令费凤碑云，不营荣禄，边韵老子铭云，禄执弗营，与虞氏易作营合，足证营训营惑，而孔疏训为荣华之非，荆州刺史度尚碑云，晖光日新，与释文郑以日新绝句合，足证王注以浑光日新其德为句之非，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抍马蠲害，与释文子夏作抍合，足证唐开成后定作拯字之非，太尉桥公庙碑云，亦用齐斧，与释文子夏傅及众家并作齐斧合，足证今作资斧之非，安平相孙根碑云，厥先出自有殷元商之系，子汤之苗，至于东口大{亡}<并戈>仁。圣武定周，封干之墓，隶释引班孟坚幽通赋云，东厸Ａ４而歼仁，注云，厸古邻字，谓纣也，仁即三仁也，碑中之语，盖出于此，则是以口为厸，以<并戈>为歼，或为戕也，与坊记引易此文，郑注曰，东邻谓纣，孔疏易与左传云，说者皆云东邻谓纣合，足证王孔疏拨弃古义不解东邻之非，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衷，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辅嗣，姚信，王е，张，向秀，王岂，侯果，蜀才，翟元，韩伯，刘，何妥，崔憬，沈麟士，卢氏，崔观，孔颖达三十余家，释文云，张易集解二十二家，钟会，向秀，庾运，应贞，荀，张辉，王宏，阮咸，阮浑，杨又，王济，卫，栾肇，邹湛，杜育，杨瓒，张轨，宣舒，刑融，裴藻，许，杨藻，释文所引诸家，于二集解之外，又有董遇黄颖尹涛三人，张书今不传，但传释文与李鼎祚书，汉人易说亦不多，汉碑可以补其缺也。
论筮易之法今人以钱代蓍亦古法之遗
圣人因卜筮而作易，乃神道设教之意，汉艺文志曰，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刘歆移博士书曰，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书，是易以筮卜而幸存，史记汉书载汉初经师之传，惟易最详，盖以此也，乃至汉后，而汉初说易之收无一存者，易卜之法亦失，其传圣人之经，幸存于秦火之余，而经义卜法，尽亡于汉代之后，此事理之不可解者，汉艺文志蓍龟十五家，龟有龟书五十二卷，夏龟二十六卷，南龟书二十八卷，巨龟三十六卷，杂龟十六卷，凡五家，蓍止有蓍书二十八卷，一家，盖重龟而轻蓍，古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左氏传云，蓍短龟长，不如从长，史记日者列传专言卜，云太卜之起，自汉兴而有，是古重卜轻筮之证，自汉以后，鲜有用龟卜者，灼龟占墨之法，虽略见于注疏，其详不可得闻，唐李华所以有废龟之论也，惟筮法犹传于世，详见于朱子书，朱子以韩胄专权，欲上书极谏，门人请以蓍决之，是朱子尝用揲蓍之法，而其法亦不通行，今世通行以钱代蓍，出于火珠林，陈振孙书录解题，卜筮类火珠林一卷，无名氏，今卖卜掷钱占卦，尽用此书，朱子语类云，火珠林犹是汉人遗法，盖其法亦有所本，仪礼士冠礼注曰，所卦者所以画地记爻，疏云，所卦者所以画地记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记之，但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拆钱则八也，项安世家说，今占家以三钱掷之，两背一面为拆此即两少一多，少阴爻也，两面一背为单，此即两多一少，少阳爻也，俱面者为交，交者拆之，此即三多，为老阴爻也，俱背者为重，重者单之，此即三少，为老阳爻也，盖以钱代蓍，一钱当一揲，钱大昕曰，贾公彦疏，本于北齐黄庆隋李孟η二家，是则齐隋与唐初，皆已用钱，重交单拆之名，与今不异也，但古人先揲蓍而后以钱记之，其后术者渐趋简易，但掷钱得数，不更揲蓍，锡瑞案据诸家之说，掷钱占卦，是由揲蓍而变，故朱子以火珠林为汉法之遗也，越人鸡卜，载在史记，鼠序卜黄，列于汉志，此等小数，犹可占验，况掷钱本古人遗法，不能得蓍草者可以此代用心诚敬，亦足以占吉凶，若心不诚敬，则虽得蓍龟而占之，亦将如汉志所，云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矣。
《书经》
论尚书分今古文最先而尚书之今古文最纠纷难辨
雨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以沿书为最先，亦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治尚书不先考今古文分别，必至茫无头绪，治丝而棼，故分别今古文，为治尚书一大关键，非徒争门户也，汉时今文先出，古文后出，今文立学，古文不立学，汉立十四博士，易，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鲁齐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皆今文立学者也，费氏古文易，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皆古文不立学者也，其后今文立学者皆不传，古文不立学者反盛传，盖自东汉以来，异说渐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谓今古文之分，尚书最先者，史传儒林传举汉初经师，诗自申培公辕固生韩太传，礼自高堂生，易自田何，春秋自胡母生董仲舒，皆今文无古文，惟于尚书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困以起其家，是汉初已有古文尚书，与今文别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书为最先也，谓今古文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者，太史公时，尚书立学者惟有欧阳，太史公未方受书何人，史记引书多同今文，而汉书儒林传云，司马迁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然则史记引书为欧阳今文乎，抑安国古文乎，此难辨者一，汉书艺文志曰，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又儒林传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徵，以中书校之非是，后汉书儒林传曰，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作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据此则汉时古文尚书，已有三本，一孔氏之壁书，一张霸之百两，一杜林之漆书，此难辨者二，东晋梅颐献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孔颖达作疏，以孔氏经传为真，马郑所注为张霸伪书，宋儒以孔安国书为伪，近儒毛奇龄以孔氏经传为真，马郑所注本于杜林漆书者为伪，阁若璩惠栋，则以孔氏经传伪伪，马郑所注本于杜林者，即孔壁真古文，刘逢禄宋翔凤魏源，又以孔氏经传与马郑本于杜林者皆，逸十六篇亦非孔壁之真，此难辨者三，锡瑞案张霸书之伪，汉书已明辨之，孔安国书之伪，近儒已明辨之，马郑古文尚书出于杜林者，是否即孔壁真古文，至今犹无定论，故曰，今古文之分，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也，若唐玄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乃以当时俗书改隶书，与汉时今文不同，文献通考曰，汉之所谓古文者科斗书，今文者隶书也，唐之所谓古文者隶书，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宋时又有古文尚书出宋次道家，尤不足据，阮元曰，卫包以前，未尝无今文，卫包以后，又别有古文也。
论汉时今古文之分由文字不同亦由译语各异
汉时所谓今文，今谓之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与孔庙等处汉碑是也，汉时所谓古文，今谓之古籀，世所传钟鼎石鼓与说文所列古文是也，隶书时通行，故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古籀汉时已不通行，故谓之古文，犹今人之视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史记儒林传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锡瑞案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见许氏说文自叙，伏生为秦博士，所藏壁中之书，必与壁同为古文，至汉发藏以教生徒，必易为通行之隶书，始便学者诵习，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始用篆文书不通行，后卒改用今体楷书，观今人不识篆文，不能通行，即知汉人不识古文，不能通行之故，此汉时立学所以皆今文，而古文不立学也，古文尚书之名，虽出汉初，尚未别标今文之名，但云欧阳尚书夏侯尚书而已，刘歆建立古文尚书之后，始以今尚书与古尚书别异，许慎五经异义，列古尚书说，今尚书夏侯欧阳说，是其明证，龚自珍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曰，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文读之，传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则与博士何以异，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则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国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此如后世翻译，一语言也，而两译之，三译之，或至七译之，译主不同，则有一本至七本之异，未译之先，皆彼方语矣，既译之后，皆此方语矣，其所以不得不译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晓殊方语，故经师之不能不读者，不能使汉博士及弟子员，悉通周古文，然而译语者未尝取所译之本而毁弃之也，殊方语自在也，读尚书者，不曰以今文读后而毁弃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见于群书，及许氏说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译字之人，必华夷两通而后能之，读古文之人，必古今字尽识而后能之，此班固所谓晓古今语者，必冠世大师，如伏生欧阳生夏侯生孔安国，庶几当之，余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略也，若夫读之之义，不专指以此校彼而言，又非谓以博士本读壁中本而言，其如予王父段先生言，详见段氏古文尚书撰异，案段氏解读字甚精，龚氏通翻译，解读字尤确，据此可知今古文本同末异之故，学者不必震于古文之名而不敢议矣。
论伏生传经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当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当数书与大誓
孔子弟子漆雕开传尚，其后授受源流，皆不可考，汉初传尚书者，始自伏生，伏生传经二十九篇，见史记儒林传汉书文志，儒林传亦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无所谓二十八篇者，乃孔颖达正义云，尚书遭秦而亡，汉初不知篇数，武帝时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国之从兄也，与安国书云，时人惟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锡瑞案，此引论衡法四七宿之说，而遗其一曰斗之文，段玉裁谓孔臧书不可信，王引之谓二十八篇之说，见于伪孔丛子，及汉书刘歆传臣瓒注，盖晋人始有此说，据段王说，则今文二十八篇之说非是，孔臧书即伪孔丛子所载也，惟王充论衡正说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说则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传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书正义引二十九篇始定，如其说则益一篇乃有二十九，伏生所传者，止二十八矣，所益一篇是大誓，尚书正义引刘向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文选注引七略同，且曰，今太誓篇是也，论衡言宣帝时，与别录七略言武帝末不合，王引之陈寿祺皆以论衡为传闻之误，则其言尚书篇数，亦不可信，而即论衡之说考之，亦自有不误者，正说篇云，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耶，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据此则王仲任亦以为伏生传晁错，已有二十九篇，与马班说不异，其以为益一篇而二十九篇始定，盖当时传闻之辞，仲任非必坚持其说，而其说亦有所自来，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尧典一，皋陶谟二，禹贡三，甘誓四，汤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牧誓十，鸿范十一，大诰十二。叶梦得云，伏生以大诰列金滕前。金十三，康诰十四，酒诰十五，梓材十六，召诰十七，洛诰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顾命二十四，康王之诰二十五，鲜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释文，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马本从此以下为康王之诰，欧阳大小夏侯同为顾命，故或谓今文二十九篇，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而以大誓当一篇者，王引之经义述闻是也，或以书序当一篇者，陈寿祺左海经辨是也，案以书序当一篇，经义述闻已辨之矣，以大誓当一篇，大誓答问已辨之矣，当从大誓答问，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数大誓书序为是，惟龚氏论夏侯欧阳无增篇，无解于释文，所云欧阳夏侯既无增篇，又并二篇为一，则仍止二十八，而无二十九矣，史记周本纪云，作顾命作康诰。康诰即康王之诰。则史公所传伏生之书，明分二篇，其后欧阳夏侯乃合为一，疑因后得大誓，下示博士，使读说以教人，博士乃以顾命康王之诰合为一篇，而搀入大誓，此夏侯篇数所以仍二十九，欧阳又分大誓为三，所以篇数增至三十一也，论衡所云，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乃据其后言之，云伏生传晁错，得二十九篇，乃据其先言之，如此解则二说皆可爱，而伏生所传篇数，与博士所传篇数，名同而实不同之故，亦可考而知矣，若书正义谓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太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云民间所得也，史公不应谬误至此，其说非是，汉所得大誓今残缺，考其文体，与二十九篇不类，白鱼赤鸟之瑞，颇近纬书，伏生大传虽载之，似亦说经之文，而非引经之义，故董子但称为书传，马融疑之是也，唐人信伪孔古文以此大誓为伪，遂致亡佚，近人以为不伪，复掇拾丛残而补之，似亦可以不必矣。
论古文增多十六篇见汉志增二十四篇为十六卷孔疏篇数分合增减皆有明文
伏生壁藏之书，汉立学，今传诵者也，孔氏壁藏之书，汉不立学，今已不传者也，书既不传，则真伪不必辨，而既考今文之篇数，不能不并考古文之篇数，史记儒林传曰，逸书得十余篇，汉书文志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皆未列其篇名，书正义曰，案壁内所得孔为传者，凡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与郑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郑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华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ぁ命二十五，但孔君所传，值巫蛊不行以终，前汉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于郑注之外，伪造尚书，凡二十四篇，以足郑注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孔则于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内，无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为五十八篇，郑玄则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分出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又泰誓三篇为三十四篇，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篇，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则郑注书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ぁ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为十六，故文志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锡瑞案孔疏以伪孔古文为真，以郑注古文为伪，诚为颠倒之见，而所数篇目，必有所据，其引郑注书序益稷当作弃稷，ぁ命当作毕命，云增二十五篇，据伪孔序文，宝当作二十四，盖作伪孔书者，知伏生二十九篇，不数泰誓与序，遂误以为二十八篇，而不知当数康王之诰也，桓谭新论云，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五十八篇，汉书文志云，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二说不同，桓云四十五卷盖不数序，五十八篇兼数武成，班云四十六卷则并数序，五十七篇不数武成，武成正义引郑云，武成逸书，建武之际亡，故比桓谭时少一篇矣，篇数分合增减，皆有明文可据，俞正燮谓文志本注云，五十七篇者，与众本皆不应，七是误文，正义引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八亦误文，轻诋前人，殊嫌专辄，龚自珍不信大誓，极是，而必以为博士无增大誓之事，则二十九篇之数不能定，乃谓刘向龚称五十八，班固龚称五十七为误，即亦未尽得也。
论沿书伪中作伪屡出不已其故有二一则因秦燔亡失而篇名多伪一则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伪
孔子所定之经，惟尚书真伪难分明，至伪中作伪，屡出不已者，其故有二，一为秦时燔经，尚书独受其害，汉书文志曰，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又曰，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据此则易诗二经皆全，未尝受秦害也，史记儒林传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十二诸侯年表曰，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据此则礼虽因焚书而散亡，其先本不完全，春秋本是口传，今犹完全，亦未尝受秦害也，独尚书一经，史记云，秦时焚书，亡数十篇，汉书云，书凡百篇，秦燔书禁学，汉兴亡失，论衡正说篇云，盖尚书本百篇，孔子所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遗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又云，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徵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所秘百篇以较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有百两篇矣，据此则以孔子所定本有百篇，遭燔残缺不全，王充且以为孔壁所得，亦有百篇，因秘于中而不得见，学者既不得见，而徒闻百篇之名，遂有张霸出作伪，后之作伪孔古文者，正袭张霸之故智也，张霸民孔皆伪，究不知真古文安在，马郑注古文十六篇，世以为孔壁真古文，而马融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既无师说，真伪难明，史汉皆不具其篇目，刘逢禄以为逸周书之类，非真古文尚书，证以刘歆引武成即逸周书世俘解，似亦有据，其书既亡，是非莫决，此因泰燔亡失而篇名多伪者也，一则今文古文，尚书分别独早，孔壁古文藏于中秘，刘向以古文校三家，成帝以秘百篇校张霸，皆必是真古文，后遭新莽赤眉之乱，西京图籍，未必尚存，后汉书杜林传云，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卫宏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遂行，案杜林古文，马郑本之以作传注，所谓古文遂行也，此漆书或是中秘古文，遭乱佚出者，杜林作苍颉训纂苍颉故，汉书云，世言小学者由杜公，杜既精于小学，得古文一卷，可以校刊俗本之认，故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皆据以为善本，许慎师贾逵，说文所列古文，当即贾逵所传杜林漆书一卷，故其字亦无多，或以为杜林见孔壁全书，固非，或又以漆书为杜林伪作，亦非也，说文<黹分>字注引卫宏说，隋书经籍志古文官书一卷，后汉卫敬仲撰史记儒林传正义，汉书儒林传注，皆引作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卫宏传杜林之学，官书一卷，盖本杜林，东汉诸儒，多压今文以尊古文，马融诋为俗儒，郑君疾其蔽冒，于是伪孔所谓隶古定，乃乘虚而入，目唐卫包改为今文，而隶古定又非其旧，于是宋人之伪古文，又继踵而起，而据经典释文叙录曰，今齐宋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疑惑后生，不可承用，段玉裁谓按此则唐以前久有此伪书，盖集说文字林魏石经，及一切离奇之字为之传，至郭忠恕作古文尚书释文，此非陆德明释文也，徐楚金，贾昌朝，夏辣，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见之，公武刻石于蜀薛季宣取为书古文训，此书伪中之伪，不足深辨，今或以为此即伪孔序，所谓隶古者亦非也，又谓按尚书自有此一种与今本绝异者，如郭氏璞说茂才茂才，贾氏公彦说三岳三海，释元应说高宗梦寻说水砥丹，陆氏德明说徽五典，孔氏颖达说壁内之书治皆作乱。颜氏师古说汤Ａ５奴Ａ５，徐氏锴说才生明说殳，皆在宋次道以前也。江声好改字，深信之，段不信，识优于江。据此则伪中之伪，至于擅造文字，此又因秦燔亡失而文字多伪者也。
论伏生所传今文不伪治尚书者不可背伏生大传最初之义
篇名文字多伪，皆属古文，古文有伪，伏生所传今文二十九篇，固无伪也，史汉皆云，伏生得书止二十九篇，论衡则云，伏生老死，书残不竟，则伏生所得不止此数，当以史汉为是晁错帝时已大用，受书伏生在文帝时，儿宽受书欧阳生，孔安国非晁错所传授，论衡多闻之失，惟以发孔壁在景帝时，足证汉书之误，史汉与论衡虽少异，而二十九篇之不伪，固昭昭也，史汉皆云，二十九篇之外，亡数十篇，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谓博士以尚书为备，臣瓒汉书注曰，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论衡引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汉时谓尚书唯有二十九篇，故以为备，尚书不止此数，而秦燔亡失所得止此，则虽不备，而不得不以为备矣，史汉与博士说少异，而二十九篇之不伪，又昭昭也，全经几烬，一老遗，以九十余岁之人，传二十九篇之经，又有四十一篇之传，今虽残缺，犹存大略，其传兼明大义，不尽释经，而释经者，确乎可据，如大麓之野，必是山林旋机之星，实为北极，西方上下六宗之义可寻，三才四时七政之文具在，祢祖归假，知事死如事生，鸟兽咸变，见物性通人性，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条之肉刑，难解画象，七始七律，文犹见于唐山，五服五章，制岂同于周世，三公绌陟，在巡守之先，重华禅让，居宾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载而称王，元公居摄，阅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为世子以迎侯，皇天动威，并金而改葬，此皆伏生所传古义，必不可创新解而背师说者，其后三家之传，渐失初祖之义，汉书于定国传，万方之事，大录于君，是用大夏侯说，背伏生大麓之说一矣，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是用小夏侯说，背伏生迎侯之说二矣，白虎通以虞宾在位为不臣丹朱，亦是用夏侯说，背伏生舜为宾客之说三矣，欧阳夏侯说天子服十二章，公卿服九章，背伏生五服五章之说四矣。说详见后。古文后出，异说尤多，马郑以璇机玉衡为浑天仪，背伏生旋机北极之说五矣，马郑又以日月五星为七政，背伏生三才四时之说六矣，刘歆以六宗为水火雷风山泽，贾马许以为日月星河海岱，郑以为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背伏生上下四方之说七矣，马郑训肇十二州之肇为始，分置并幽营三州，背伏生兆祭分星之说七矣，郑以祖犹周明堂，背伏生归假祖祢之说九矣，马以鸟兽为┺虚，背伏生鸟兽咸变之说十矣，七始训古文作在治忽，郑本又作习，解为笏，背伏生七始七律之说十一矣，马郑古文以成王感雷雨，迎周公反国，背伏生公薨改葬之说十二矣。说详见后。刘歆欲立古文，诋博士是末师而非往古，试问传尚书者，有古于伏生者乎，岂伏生大传不足信，末师之说乃足信乎，郑君为大传作注，可谓伏生功臣，乃于虞传六宗，夏传三公，周传多士之言郊遂，皆引周礼为说，又谓虞传仪当为义，以传合羲仲，洪范容当为睿，而改从古文，则郑君之于伏书，亦犹注礼笺诗，杂糅今古，而非笃守伏书者矣，近儒王鸣盛说牧誓司徒司马空，以伏生为不可解，段玉裁说金以今文为荒谬，彼袒护古文者，犹不足怪，孙星衍始治今文，于多方泥于郑注践奄在摄政时，谓大传不出自伏生，陈乔枞专治今文，乃于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两事，皆诋伏生老耄，记忆不全，此经义所以不明，皆由不守师说，诚无解于孔颖达叶不归根之诮矣。
论伏传之后以史记为最早史记引书多同今文不当据为古文
汉武帝立博士，尚书惟有欧阳，太史公尚书学，不言受自何人，考其年代，未能亲受伏生，当是欧阳生所传者，陈寿祺曰，司马子长时，书惟有欧阳，所据尚书，乃欧阳本也，臧琳经义杂记，分别史记引尚书为今文，马郑王本为古文，已列尧典一篇，余可类推，其说甚是，今考史记一书如大麓是林麓，非录尚书，百揆即百官，匪云宰相，尧太祖称文祖，异于祢祖之亲，允子朱是丹朱，知非允国之爵，舜年凡百岁，见徵庸三十之认，帝咨廿二臣，有彭祖一人在内。九官十二牧，四岳，即在十二牧内，合以彭祖，正是二十有二人。夔曰八字，本属衍文，予乘四载，更当分列戛击鸣球以下，记自虞史，伯夷明喜起之歌，义即舜传，大禹般庚属小辛时作，比于陈古刺今，微子咨乐官乃行，何与剖心胥靡，太师少师皆乐官，非箕子比千，多士文兼毋佚，意在两义互明，君告以勿疑，事在初崩居摄，成王开金匮，不因管蔡之言，重耳赐彤弓，乃作文侯之命，鲁公就国，誓众征戎，秦伯封ゾ，惩前悔过，皆与古文不合，而与大传略同，惟文王囚里之后，乃出戡耆，箕子对朝鲜之前，已先访范，此二事与大传年代先后稍异耳，司马贞索隐，凶与伪孔古文不符，谓史公采杂说非本义，此其谬人皆知之矣，汉书谓迁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多古文说，其言亦无确证，陈寿祺曰，今以此五篇考之，如五帝纪之载尧典居郁夷曰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饥，五品不训，归至于祖祢庙，五流有度，五度三居，夏本纪之载禹贡维苦。荥播既都，周本纪之载洪范毋侮鳏寡，文字皆与今文吻合，则所谓多古方说者，特指其说义耳，段玉裁曰，按此谓诸篇有古文说耳，非谓其文字多用古文也，五经异义每云古某说今某说，皆谓其义，非谓其文字，如说内于大麓云，尧使舜入山林川泽，不云大录万机之政，说禹贡云，天子之国千里，以外甸侯绥耍荒，每服五百里，方六千里，不云甸服千里，加侯绥耍荒，每服五百里，方五千里，说洪范云，思曰睿，不云思心曰容，说微子云，大师若曰，今诚得治国，死不恨，不得治，不如去，不云微子若曰，我旧云孩子王子不出，说金，虽用今文说，而亦云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皆古文说之异于今文家，约略可言者也，锡瑞案史迁从安国问故，史记所未载，不知班氏何据，若史记所引尚书多同今文，不同古文，班氏所云惟方六千里，同于贾马古文，思曰睿与曰涕，同于马郑古文，若大麓不作大录，是用欧阳说，与夏侯异，大师不作父师，是今文说，与马郑古文费，特不同于论衡一家之说耳，金在周公薨后，是今文说，与马郑古文异，而又云或谮周公，周公奔楚，虽与论衡引古文说颇合，而以为公归政后，与马郑古文避居之说不同，皆不足为史记用古文说之证，自孙星衍以后，皆误用班氏说，以为史记一书引尚书者，尽属古文，于是尚书今古文家法大乱，不知分别家法确有明徵，非可执疑似之单文，扌昭晰之耳目，孙星衍过信班氏，其解金误分史记以居东为东征与毛诗同者为古文说，郑以周公居东，在成王礻覃后者为今文说，而无以处论衡明言古文家，乃曰，王氏充以为古文者，今文亦古说，岂知论衡分今古文甚明，乃欲厚诬古人，岂不谬哉。
论伏传史记之后惟白虎通多引今文两汉书及汉碑引书亦皆汉时通行之本
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人皆知之，而未有一人能分别不误者，孔壁古文罕传于世，至东汉卫贾马郑，古文之学渐盛，其原出于杜林，与孔壁古文是一是二未有明据，至东晋伪孔古文出，唐以立学，孔颖达见其篇目与马郑异，乃强谓马郑为今文，近入皆知孔疏之谬矣，而又误执班志迁书多古文说，遂以史记所载皆属古文，而无以处马郑与史记，异者，又强谓马郑为今文，夫史记据欧阳尚书，明明属今文矣，而必以为古文，马郑据杜林漆书，明明属古文矣，而必以为今文，则谓未有一人能分别不误者，非过论也，经义最久远难分明者，莫如尚书，经义最有确凭据者，亦莫如尚书，尚书之确凭据，首推伏生大传，次则司马史记，其说已见前矣，又次则白虎通德论，多载今尚书说。陈寿祺曰，白虎通义用今文尚书。如琮璜五玉，鹿二牲，九族亲睦，兼列异闻，三考黜陟，不拘一义，放动非号，说见于郊天，伯夷不名，义彰于敬老，鸣球堂上，尤贵降神之歌，燔柴岱宗，即为封禅之礼，考绩事由二伯，州牧旁立三人，五行衰王之宜，八音方位之别，受铜即位，大敛即可称王，改朔应天，太平亦须革正，周公薨当改葬，叔封据平安，皆不背于伏书，亦无达于迁史，白虎通为今文各经之总汇，具唐虞三代之遗文，碎璧零，均称环宝，虽不专为尚书举证，而尚书之故实典礼，要皆信而有徵，治今文尚书者，于伏传史记外，当以此书为最，他如两汉书纪志传之引尚书，汉碑之引尚书，以汉家四百年之通行，证伏书二十九篇之古义，虽不能备，而尚书之大旨，可以了然于心，而不为异说所惑矣，至于孔壁古文，久已不传，其余真伪难明，或且伪中作伪，既无裨于经学，学者可姑置之，与其信疑似难明之古文，而乡壁虚造，不如信确实有据之今文，而抱缺守残，尚书本出伏生，不当求书义于伏生所传之外，儿宽受学与欧阳生，又受学于孔安国，欧阳大小夏侯之学皆出于宽，是安国古文之传，已并入欧阳夏侯，更不当求书义于欧阳侯三家之外也。
论古文无师说二十九篇之古方说亦参差不合多不可据
古文尚书之名旧矣，今止以今文二十九篇为断，古文置之不论，其说似乎骇俗，不知真古文之亡久矣，且真古文亦无师说，凡今文早出有师说，古文晚出无师说，各经皆然，非独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或略缀以文字，如后之释文校勘记，亦未可知，要之必无章名训义，汉书孔光传曰，忠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焉，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安国至临淮太守，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案此孔安国古文尚书，但有经而无传之明证也，汉人重家法，欧阳生至歙八世，皆治欧阳尚书，霸为安国从孙，如安国有师说，霸岂得舍而事夏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则孔氏之家学，转在夏侯，而非传安国矣，盖古文无师说，博士必以今文师说教授，故夏侯师说，有与古文尚书相出入者，班氏世习夏侯尚书，汉书引经，与史记引欧阳说颇不同，而汉书又间用古字，其异同皆可考而知，孔氏所谓起其家者，不过守此孤本，传为家学耳，逸十六篇本之杜林，之孔壁，卫贾马郑，递相授受，马融以为绝无师说，郑亦不注逸书，观于逸书之无师说，又安国古文尚书，有经无传之明证也，有经而无师说，与无经同，况并此真经而亡之，乃以赝鼎乱真，奚可哉，二十九篇以外之古文，既不可信，二十九篇之有，有古文说，盖创始于刘歆，歆欲建立古文，必有说义可方教授，周礼左氏传，皆由刘歆创通大义，有明文可据，则古尚书说出于东汉之初者，亦由刘歆创立可知，如以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以六宗为乾坤六子，以父师为箕子，以文王为受命，九年而崩，歆说至今可考见者，皆不与今尚书说同，是其明证，刘歆为国师，王璜涂恽皆贵显，涂恽授桑钦，则汉书禹贡引桑钦说，又在刘歆之后，汉书地理志，于禹贡引古文说，必分别言之，则其余皆今文可知。五经异义引古尚书说，盖出卫宏贾逵，亦或本之于歆，卫贾所作训今不传，郑君书赞曰，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则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是郑注古文尚书，多本于卫贾马，今马郑注解，犹存其略，而郑不同于马，马又不同于卫贾，盖古文本无师授，所以人自为说，其说互异，多不可据，不当以卫贾马郑后起之说，违伏生最初之义也。
论禹贡山川当据经文解之据汉人古义解之不得从后起之说
郡县有时而更，山川终古不易，山川之名自禹始定，甫刑曰，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郭璞尔雅注曰，从释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据此则禹奠高山大川之后，始一一为之定名，相传至今，其支峰支注，不必皆禹所定，而大山川之名，终古不易，即或山有崩坏，水道有迁从，而准其地望，考其形势，大致犹可推求，禹贡一书，为后世山经水记之祖，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皆全载其文，汉志又于郡县下，备载禹贡某山某水，在今郡县其处，汉时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后之治禹贡者，吾惑焉，经有明文，习而不察，其数可稽者，乃释以<黹页>预之辞，此大惑者一，汉人引经有明文，诳而不信，其地可据者，反传会不经之说，此大惑者二，试举数条证之，禹贡曰，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经明言九山九川九泽，则必数实有九，注疏及以九州之山川泽解之，据史记云，道九山道九川，其为实有九数，而非泛说九州可知，今以经文考之，岍及岐至于荆山一也，壶口雷首至于太岳二也，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三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四也，西倾朱围鸟鼠至于太华五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六也，れ家至于荆山七也，内方至于大别八也，岷山之阳至于衡山九也，盖山之数不止于九，而脉络相承，数山实是一山，故经言某山至于某山，合之得九数，史记索隐曰，壶口砥柱太行西倾熊耳れ冢内方岐，是九山也，其说不误，惟专举为首一山言之，未明言一山合数山之故，又误文山为岐，岷史记作汶或作文，文与岐相似致误，索隐岍作，岷作文，与今文合，盖出今文遗说，后人不能订正误字，又不能按合经文，故索隐虽有明文，而莫之遵信矣，九川者，索隐曰，弱黑河瀁江沇淮渭洛为九川，按之经文，其数合，漾作瀁，亦与今合，足见其说皆出今文，九泽索隐无说，以经考之，雷夏一，大野二，彭蠡三，震泽四，云梦五，荥波六，菏泽七，孟猪八，猪野九，其数亦合，雷夏彭蠡震泽菏泽，经明言泽，云梦孟猪大野以泽名，见周礼职方，荥泽见左氏传，都野泽见水经。即猪野，猪今文作都，或一州有二泽三泽，或一州无一泽，盖无一定，非若职方每一州一泽也。楚人名泽中为梦中，见王逸楚辞注，是云梦即云泽，若分为二，谓云在江北，梦在江南，则有十泽，非止九泽矣，此大山川明见经者，人且忽而不察，自来说禹贡者，无一人能确指其数，何论其他，九河当从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凶在成平东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汉志东光有胡苏亭成平池河，民曰徒骇河，鬲平当以为鬲津，皆与许商说同，班固许商皆习夏侯尚书者，若王横言九河之地为海所渐，乃古文异说不可从，三江，汉志会稽郡吴县南江在南，毗陵江在北，丹阳郡芜湖中江出西南，据水经过毗陵县，北为北江，则汉志毗陵江在北，江上脱一北字，合南江北江中江为三江，九江，史记云，余登庐山，观禹疏九江，汉志庐江郡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又豫章郡莽曰九江，有鄱水余水修水豫章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皆入湖汉，合湖汉水为九入江，则九江在汉庐江豫章二郡之地，宋胡旦毛晃始传会山海经，以九江为洞庭，近治禹贡者多惑之，案古有云梦，无洞庭，至战国时，吴起说魏武侯，始言昔三苗氏左洞庭，苏秦说楚威王，言南有洞庭苍梧，张仪说秦王，言水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屈子楚辞，屡称洞庭，而云梦罕见称述，至汉以巴邱湖为云梦，又言云梦，不言洞庭，盖水道迁徒而异名，要与九江无涉，山海经太史公所不敢言，岂可据以证禹贡乎，山海经疑战国人作，必非禹时之书。九河三江亦多异说，九河或并简为一，三江或并三江为一，庾仲初以后各创新说，反疑汉志是职方三江，非禹贡三江，又汉志大别在安丰，而或以为翼际，东陵在金兰，而或以为巴陵，皆与古说不同，胡渭禹贡锥指有重名，亦多惑于后起之说，惟焦循禹贡郑注释，成蓉镜禹贡班义述，专明古义，治禹贡者当先观之，郑引地记与班志微不同，盖各有所据，郑以九江孔殷为其孔甚多，因桓是来，桓是为陇坻之名，颇近于新巧，乃古文异说不必从。
论五福六极明见经文不得以为术数五行配五事当从伏传汉志
陈沣曰，洪范九畴，天帝不锡鲧而锡禹，此事奇怪，而载在尚书，反复读之，乃解所谓我闻在昔者，箕子上距鲧与禹千年矣，天帝之锡不锡，乃在昔传闻之语也，洪范之文，奇古奥博，千年以来，奉为秘宝，以为出自天帝，箕子告武王，述其所闻如此耳，至以为龟文，则尤当存而不论，二刘辈乃或以为龟背有三十八字，或以为惟有二十字，从为臆度，徒为辨论而已，孰从而见之乎，洪范以庶徵为五事之应，伏生五行传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极与五事为六，又以五福六极分配之，汉书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刘向治梁春秋，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沣谓此汉儒术数之学，其源虽出于洪范，然既为术数之学，则治经者存而不论可矣，锡瑞案经学有正传，有别传，洪范五行，犹齐诗五际，专言术数，皆经学之别传，而洪范之五行五事皇极庶徵五福六极，明见经文，非比齐诗五际存于传说，尤为信而有徵，不得尽以为汉儒术数矣，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儒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古时天人本不相远，龙官鸟纪以命氏，龙图龟书以授人，所谓天锡当有是事，三国魏时张掖涌石有牛马之形，及大讨曹字，足见祥异之兆，有不可据理以断有无者，安见三代以前，必无石见文字之事乎，岂真如杜镐附会天书云，圣人以神道设教乎，陈氏以为奇怪，不应载在尚书，乃以我闻在昔为传闻之语，殊属非是，周公曰，君我闻在昔，伊尹格天之类，并非奇怪之事，以箕子曰，我闻在昔，为传闻之怪事，然则周公曰，我闻在昔，亦为传闻之怪事乎，洪范自洪范，春秋自春秋，洪范言阴阳五行，春秋不言阴阳五行，孔子作春秋经，但书灾异，藉以示儆，未尝云某处之灾，应某处之事也，伏生作洪范传，但言某事不修则有某灾，亦未尝引春秋事应洪范某灾也，董刘牵引洪范五行，以说春秋灾异，某灾应在某事，正如汉志所讥，凌杂米盐，董据公羊，刘向据梁，歆据左氏，三传又各不同，尤为后人所疑，隋书经籍志云，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志所云乖戾指向歆之说不同，而谓伏生之传，惟五行传是其本法，则误以伏生之学，仅有五行，不知尚书一经，皆出伏生所传，而五行特其一端，故伏生大传四十一篇，而洪范五行传别出于后，此以五行传为别传之证，伏生已明著之，隋志袒伪古文，抑今文，故不知伏生之本法何在，其言殊不足据，陈氏云，汉儒术数亦少别白，董刘强洪范合春秋，谓之术数可也，伏生以五行配五事，谓之术数不可也，以洪范传为术数，洪范经亦术数乎，五行配五事，见汉志，曰，视之不明其极疾，顺之其福曰寿，听之不听其极贫，顺之其福曰富，言之不从其极忧，顺之其福曰康宁，貌之不恭其极恶，顺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极曰凶短折，顺之其福曰考终命，皆本大传为说，书正义引郑注，惟听聪则致富，与汉志同，余皆不同，盖古文异说，孙星衍以为郑说皆逊于今文是也。元胡一中定正洪范图，穿凿支离，与易之先后天图，同一怪妄。
论古文尚书说误以周官解唐虞之制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曰，行夏之时，乘殷之略，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知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所谓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未有唐虞夏商周一切皆沿袭不变者，强后人以尽遵前人，固不能行，强前人而豫法后人，尤为乖谬，今文家之说尚书也，唐虞之书，即以唐虞之制解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当不可易者也，古文家说尚书，务创新说，以别异于今文，其所谓新说者，大率本于周官一书，周官出山岩屋壁，汉人多不信为周公所作，即使真是周公手定，而唐虞夏商诸帝王，远在千载以上，安能豫知姬周之代，有一周公其人，有一周公手定之书名曰周官，而事事效法之，此其理甚易明，而至当不可易者也，乃自刘歆以至马郑鲜知此义，而尚书之制度大乱，今试略举数事言之，如尧命羲和敬授人时，又分命四子，史记天官书，历书，汉书成帝纪，律历志，食货志，艺文志，百官公卿表，魏相传，以及论衡中论，后汉书续汉志，皆以羲和专司天文，四子即是羲和，郑注尚书乃云官名，盖春为秩宗，夏为司马，秋为士，冬为共工，通稷与司徒是六官之名见，又云，仲叔，羲和之子，又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案唐虞以羲和司天文，四岳主方岳，九官治民事，各分其职，郑乃混而一之，是本周官六卿，以乱唐虞之官制，其失一矣，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大传云，山龙青也，华黄也，作绘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出，天子服五，诸侯服四，次国服三，大夫服二，士报一，续汉与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与服从欧阳说日月星辰十二章，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山龙九章，华七章，与经五服五章不合，当时诏以周官列首，故三家舍伏传而从周官，郑注又本于欧阳夏侯，是本周官十二章，以乱唐虞之服制，其失二矣，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欧阳夏侯说中国方五千里，汉书贾捐之传，盐铁论，说苑，论衡，白虎通说同，惟史记以为天子之国以外五服各五百里，似为贾马说六千里所本，异义，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郑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为万里，盖以夏之五服，与周九服相同，是本周官九服，以乱唐虞土地之制，其失三矣，辑五瑞，白虎通瑞贽篇曰，何谓五瑞，谓璧琮璜璋也，盖璜以徵召，璧以聘问，璋以发兵，以质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公羊定八年传解诂曰，不言璋言玉者，起璧琮璜璋五玉尽亡之也，以朝，璧以聘，琮以发兵，璜以发众，璋以徵召，与白虎通所施略异，而名正同，马注云，五瑞，公侯伯子男，取执以为瑞信也，案礼记王制郑注，白虎通爵引礼纬含文嘉，皆云殷爵三等，则周以前不得有五等之爵，是以周官五等，乱唐虞瑞玉之制，其失四矣，他如六宗为天地四方，郑引周官以为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同，律度量衡，同，训齐同，郑引周官典同，以为同是阴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大传孝经纬公羊注白虎通风俗通，皆云唐虞象刑，马融注云，五刑，墨劓非刂宫大辟，是以周制说虞制，大战于甘，乃召六卿，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天子三公九卿，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又立三少，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许君谨案此周之此，是周以前不得有六卿，甘誓所云，郑注以为六军之将是也，又引周礼六军将皆命卿，则三代同，与许义不合，不知一代有一代之制，非可强前人以从后人也。
论古文尚书说变易今文乱唐虞三代之事实
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未可据后王面强同之也，一代有一代之事实，尤未可凭胸而强易之也，伏生大传太史公书所载事实，大致不异，古来口授相传，本是如此，两汉今文，并遵师说，东汉古文，始有异义，所改制度，多本周官，所改事实，不知何本，大率采杂说，凭臆断，为宋明人作俑，自此等臆说出，不仅唐虞三代之制度乱，并唐虞三代之事实亦乱，今略举数事以证之，尧典乃命羲和，专为授时，帝曰，畴咨若时登庸，别为一事，张守节史记正义云，言将登用之嗣位，张说盖本汉人扬雄美新云，陛下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是汉人以登庸为登帝位之证，马郑乃连合上文为一事，马云，羲和为卿官，尧之11111111111111111111老死，庶绩多1111阙，故求贤顺四时之职，欲用以代羲和，郑注大传云，尧始得羲和，命为六卿，1111后稍死，兜共工等代之，马郑以羲和为六卿，登庸为代羲和，以致孔疏有求贤而荐太子之疑，信伪孔以允子朱为允国子爵，而违史记嗣子丹朱之明证，此乱唐虞之事实者一也，帝曰，我其试哉，史记五帝本纪作尧曰，吾其试哉，论衡正说篇引尧曰，我其试哉，是今文有帝曰，孔疏云，马郑王本皆无帝曰，当时庸生之徒漏之也，是古文无帝曰，如其说当直以我其试哉为四岳语，四岳如何试舜，必不可通，古文不如今文，即此可证，此唐虞之事实者二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五帝本纪云，舜摄政巡狩，见鲧治水无状，请于尧而殛之，是殛鲧在禹治水成功之前，郑注云，禹治水事毕，乃流四凶，王肃难云，若待治水功成，而后以鲧为无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禹之勤劳，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进退无据，亦甚迂哉，如郑说诚无以解王肃之难，此乱唐虞之事实者三也，盘庚，殷本纪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郑云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从居汤旧都，上篇盘庚为臣时事，下篇盘庚为君时事，又云，汤自商从毫，数商毫嚣相耿为五，而不数所迁之殷，与经文于今五邦今字不符，石经盘庚三篇合为一篇，依郑说，非一时事不当合，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四也，微子，殷本纪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比干强谏纣，纣杀比干，囚箕子，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古文太师作父师，郑云，父师者，三公也，时箕子为之，少师者，太师之佐孤卿也，时比干为之，伪孔传从郑义，此乱三代之事实者五也，金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鲁世家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步，杀武庚，放殷余民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是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武庚管蔡甚明，异义引古尚书说云，武王崩时，成王年十三，后一年管蔡作乱，周公东辟之，王与大夫尽弁以开金之书，此说当出于刘歆卫贾诸人，始以我之弗辟为弗避，居东为东辟，不为东征，开金为周公生前，不在薨后，郑云，罪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尽为成王所得，王肃以为横造，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六也，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大传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与大夫开金之书，执书以泣，鲁世家，论衡感类篇，白虎通封公侯篇，葬篇，汉书梅福传，杜邺传，儒林传，后汉书周举传，张奂传，公羊何氏解诂说同，是秋大熟，不知何年秋，在周公薨后，郑云，秋谓周公出二年之明年秋也，新逆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与之归，尊任之，此乱三代之事实者七也，多士在前，多方在后，史记所载今文书序，与马郑古文书序同，伪孔传云，奄再叛再征，盖本汉人旧说，按之经文，其说不误，郑君误合为一，多方疏引郑云，此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其编篇于此未闻，盖谓不应编于多士无逸君之后，遂启后人多士多方先后倒置之疑，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八也，无逸，石经肆高宗之飨国百年，下接自时厥后，则其在祖甲，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以为太甲，在周公曰鸣乎下，以后乃云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古文尚书于前遗太宗，而于后增祖甲，殷本纪帝甲淫乱国语亦云帝甲乱之，则祖甲非贤主，不当在三宗之例，王肃为调停之说，以祖甲为太甲云，先中宗后祖甲先德后有过，说尤非是，此乱三代之事实者九也，君，史记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与列子杨朱篇，周公摄天子之政，召公不说相合，汉书孙宝传王莽传，后汉书申屠刚传皆以为周公摄政时作，古文编列多士之后，马郑遂有不说周公贪宠之说，此乱三代之事实者十也。
论尚书义凡三变学者各有所据皆不知专主伏生
孔广森载氏遗书序曰，君以梅姚售伪，孔蔡谬悠，妄云壁下之书，猥有航头之字，乃或误援伊训，滋元年正月之疑，强执周官，推五服一朝之制，譬之争年郑本自两非，议瓜骊山，良无一是，孔氏此说，最为通达，据此可以折衷一是，解释群疑，惟戴氏非尚书专家其作尚书义考未成，未能发明今文，以津逮后学耳，经定自孔子，传自汉初诸儒，使后世学者能恪遵最先之义，不惑于后起之说，径途归一，门户不分，不难使天下生徒皆通经术，况尚书一经，传之者止伏生一老，非若诗有齐鲁韩三家，春秋有公羊梁左氏，各有所受，本不止一师也，欧阳大小夏侯既分颛门小有出入，亦未至截然不合如今古文家也，其后古文说出，初不知所自来，卫贾马郑所说各异既无师授，安有据依，后世震于刘歆古文之名，压于君盛名之下，循用注解，立于学官，古文说盛行，而今文衰歇，于是尚书之义一变，王肃学承贾马，亦远本于欧阳，其学兼通古文，又去汉代不远，使其自为传注原可与郑并行，乃必名于孔安国，又伪造尚书古文经，后世见其经既增多，孔传又古于郑，废郑行孔定于一尊，伪古文说盛行，而今文尽亡，于是尚书之义再变，宋儒不信古人，好矜创获，献疑孔传，实为首庸，惟宋儒但知孔传之可疑，而不知古义之可信，又专持一理字，臆断唐虞三代之事，凡古事与其理合者，即以为是，与其理不合者，即以为非，蔡沈王柏金履祥之说盛行，编书者至改古事以从之，纲鉴辑略一书，改西伯戡黎为武王，微子奔周为武庚，以近儒臆断之空言，改自古相传之实事，于是尚书之义三变，经义既已屡变，学者各有所据，蔽所不见，遂至相攻，有据孔传以攻蔡传者，如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是也，有据蔡传以攻孔传者，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是也，有据马郑而攻孔传与蔡传者，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是也，经皆不知导原而上，专主伏生，故不能宗初祖以折服未师，甚且信末师以反攻初祖，其说有得有失，半昧半明，正孔广森所云争年郑，本自两非，议瓜骊山，良无一是者，此尚书一经，所以本极易明，反致纠纷而极不易明也。
论卫贾马郑尊古文而抑今文其故有二一则学术久而必变一则文字久而致讹
尝疑卫贾马郑，皆东汉通儒，岂不知今文远有师承，乃必尊古文抑今文，诚不解其用意，今细考之，而知其故有二，一则学术久而必变，汉初尚书惟有欧阳而已，后乃增立夏侯，夏侯学出张生，张生与欧阳生皆伏生弟子，所学当无不同，然既别于欧阳而自成一家，则同中必有异，如以大麓为大录是，夏侯胜从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自颛门名经，是小夏侯又异于大夏侯，而增立博士，号为颛门，此人情好异，学术易变之证，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说，又增师法至百万言，桓谭新论秦近君，即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谊，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汉书艺文志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即指秦恭而言，盖小夏侯本破碎支离，恭又加以蔓衍，使人憎厌，古文家乘其敝，而别开一门径，名虽古而实新，喜新者遂靡然从之，此其故一，一则文字久而致讹，伏生改古文为今文，以授生徒，取其通俗，古无刊板印本，专凭口授手钞，讹以传讹，必不能免，观熹平石经残字，及孔庙等处汉碑，字多省俗，不合六书，故桓谭马融，并诋今文家为俗儒，当时所谓通儒刘歆杨雄杜林卫宏贾逵许慎，以及马郑，皆精小学，以古文正今文之讹俗，其意未始不善，惟诸儒当日，但宜校正文字，而不改改易其义训，则三家之原于伏生者，虽至今存可也，而古文之名既立，嫉今文如仇仇，依据故书，如周礼之类，创为新说，古文本无者，以意补之，今文本有者，以意更之，附和末师，拨弃初祖，知拔赵帜而立汉帜，以为不如是不能别立一学，义虽新而文古，好古者又靡然从之，此其故二，有此二故，故虽欧阳夏侯三家立学数百年，从党遍天下，为古文家掊击，而其热渐衰歇，重以典午永嘉之乱，而欧阳夏侯三家皆亡，至东晋而伪古文经传出，之于孔安国，年代比马郑为更古，而篇又增多，马郑不注逸书，而此遍注之，故其后孔郑并行，郑学又渐衰歇，唐以伪孔立学，而郑氏尚书亡，向之攻击三家者，乃与三家同归于尽，大有积薪之欢，甘售赝鼎之欺，岂非好古与喜新者阶之厉哉，夫伏书本藏山之业，而伪孔云失其本经，古文书序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案史汉无伏生使女传言之事，古人书皆口授，即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传言，亦有藏书可凭，何至以意属读，其时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凡十二三，宏荣古虐今，意以伏生所传，全不可信，伪孔以为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正用卫宏之说，而更加诬，不知史汉明言得二十九篇，则失本经之说不可信，郑君书赞已有科斗书之说，亦不可信，说见后。
论庸生所传已有脱漏足见古文不如今文中古文之说亦不可信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此即歆所云，经或脱简也，后之袒古文者每以藉口，据为今文不如古文之证，案汉书庸生传古文，为孔安国再传弟子，而尧典开卷已漏帝曰，般庚之心复肾肠，吕刑之劓耳刂黥，古文与今文不同，当即在七百有余之内，而皆不如夏侯欧阳本之善，据此可见古文不如今文，一有师承，一无师承之明证也，龚自珍说中古文曰，中古文之说，余所不信，秦烧天下儒书，汉因秦宫室，不应宫中独藏尚书，一也，萧何收秦图籍，乃地图之属，不闻收易与书，二也，使中秘有尚书，何必遣晁错往优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使中秘有尚书，不应安国献孔壁书，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使中秘有尚书，以宣武之为君，诸大儒之为臣，百余年间无言之者，不应刘向始知校召诰酒诰，始知与博士本异文七百，五也，此中秘书既是古文，外廷所献古文，遭巫蛊不立，古文亦不亡，使朋之，则是烧书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炎矣，六也，中秘即是古文，处廷自博士以迄民间应奉为定为，若画一，不应听其古文家今文家纷纷异家法，七也，中秘有书，应是孔门百篇全经，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终西汉世具在，而且孔安国之所无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贵，今试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后，千古儒者独刘向歆父子见全经，而生平不曾于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传受一人，斯谓空前，斯谓绝后，此古文者迹过如扫矣，异哉，异至于此，十也，使中秘书并无百篇，则向作七略，当载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于何时，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无原委，千古但闻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经，独易书著，其三经何以蔑闻，十二也，当帝之时，以中书校百两篇非是，予谓此中古文，亦张霸百两之流亚，成帝不知而误收之，或即刘歆所自序之言，于其余，并无此事，古文书如此，古文易可知，宜其独与绝无师承之费直易相同，而不与施孟梁邱同也，汉书刘向一传，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诈，固也侗而愿，案龚氏不信中古文，并疑刘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易书皆有脱简，为刘歆所假，可谓特见，惟汉志所云，中古文，似即孔壁古文之藏中秘者，非必别有一书，而此中秘书，不复见于东汉以后，则亦如龚氏所云，毁于更始赤眉之火矣，书既不存，可以不辨。顾炎武曰，不知中古文即安国所献否，及王莽未遭赤眉之乱，焚烧无余。
论百篇全经不可见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学者当讲求大义不必考求逸书
史记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亡数十篇，未言百篇全数，汉书艺文志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焉，凡丰篇，论衡正说篇曰，盖尚书本百篇，孔子所授也，始明言书有百篇，尚书璇玑钤曰，孔子求书，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则以为书有百二篇，乃张霸百两所自出，或以古文尚书为百篇，今文尚书为百二篇，伏传书纬及张霸所据皆今文，伏传有掩诰，史记有太戊，即其多出二篇，古无明文，不必深究，汉博士以尚书为备，以二十八篇应二十八宿，则以为书止有此数，不信百篇百二篇之说，案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如尧典见为君之义，君之义莫大于求贤审官，其余巡守朝觐封山川赏功罚罪皆大事，非大事不书，观此可以知作史本纪之法矣，皋陶谟见为臣之义，臣之义莫大于尽忠纳诲，上下交儆以致雍熙，故两篇皆冠以曰若稽古，观此可以知记言问封之体矣，禹贡见禹治水之功，并锡土姓，分别五服，观此可以冠地理水道之书矣，甘誓见天子亲征，申明约束之义，观此知仁义之师，亦必兼节制矣，汤誓见禅让变为征诛，吊民伐罪之义，与牧誓合观，可知暴非桀纣，圣不及汤武，不得以放伐藉口矣，般庚见国迁询万民，命众正法度之义，观此知拓拔宏之谲众胁迁者非矣，高宗肜日见遇灾而惧，因事进规之义，观此知汉以灾异求直言，得敬天之意矣，西伯戡黎见拒谏速亡，取以垂戒之义，观此知天命不足恃，而人事不可不勉矣，微子见殷之亡，由法度先亡，取以垂戒之义，观此知为国当正纪纲，不可使民玩其上矣，牧誓见吊民伐罪，兼明约束之义，观此知步伐整齐，乃古兵法而非迂论矣，洪范见天人不甚相远，祸福足以儆君之义，观此知人君一言一动，皆关天象而不可不慎矣，大诰见开国时基业未固，防小腆靖大艰之义，观此知大臣当国，宜挺身犯难，而不宜退避矣，金见人臣忠孝，足以感天，人君报功当逾常格之义，观此知周公所以为圣而成王命鲁郊非僭矣，康诰见用亲贤以治乱国，宜慎用刑之义，观此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用不似重而实轻矣，酒诰见禁酒以绝乱源，宜从重典之义，观此知作新民必先除旧习矣，梓材见宥罪加惠以永保民之义，观此知王者治天下，一夫一妇必无不得所矣，召诰见宅中图大，祈天永命之义，观此知王者宜监前朝而疾敬德矣，洛诰见营洛复政，留公命后之义，观此知君臣当各尽其道而不忘交儆矣，多士见开诚布公以靖反侧之义，观此知遗民不忘故君，非新主所能遽夺矣，无逸见人君当知艰难，毋以太平渐耽乐逸之义，观此知忧盛危明，当念魏徵所云十渐不克终矣，君见大臣当和衷共济，闵天越民之义。君据史记为周公居摄时作，当上列于大诰金之间。观此知富弼以撤帘与韩琦生意见者，其量褊矣，多方见绥靖四方，重言申明之义，观此知开国之初，人多觊觎，当以德服其心，不当用威服矣，立政见为官择人，尤当慎选左右之义，观此知命官当得其人，不当干预其事矣，顾命见王者所以正终，当命大臣立嗣子之义，观此知宦官宫妾擅废立之祸，由未发大命矣，康王之诰见王者所以正始，当命大臣保王室，观此知成康继治，几致刑措，有由来矣，甫刑见哀敬折狱，轻重得中之义，观此知罚即赎刑，不可轻用其慈祥悱恻，汉人缓刑书，不足道矣，文侯之命见命方伯安远迩之义，观此知襄王时王灵犹赫，惜不能振作矣，费誓见诸侯专征，严明纪律之义，观此知用兵不可扰民矣，秦誓见穆公悔过，卒伯西戎之义，观此知人君不可饰非，当改变以救败矣，知二十九篇之大义，则知论衡所引今文家说，独为二十九篇立法者，未可据百篇之序而非之也，其余左传国语，及诸子书，墨子引书不在百篇之内者，盖非孔子删定之本，大传史记所引逸文，虽非后世伪作，而全篇不可得见，则大义无由而明，至于逸十六篇以及后世太誓，真伪既莫能辨，尤不当以鱼目混珠，逸周书刘向以为孔子删书之余，其文不能闳深，亦不可以乱经，洪迈谓与尚书辞不相类，陈振孙谓文辞与古文不类，似战国后人仿效为之者，近人去伪孔古文，而以逸周书入尚书非是，昔人谓读人间未见书，不如读人问常见书，二十九篇皆常见者，学者当宝爱而讲明之，勿从惜不见夫全经，而反而墙于大义也。
论书序有今古文之异史记所引书序皆今文可据信
西汉马班皆云，孔子序书，东汉马郑皆云，书序，孔子所作，论衡须颂篇曰，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者谁也，孔子也，陈乔枞谓论衡以钦明文思以下，为孔子所言者，盖指尧黄序书序，实孔子所作也，据此则书序孔子作，今古文之说同，而今古文之序，实有不同，书正义曰，安国既以同序为卷，捡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同序而别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无逸等四篇，不序所由者，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锡瑞案伪孔古文尚书序，即马郑之书序，其稍异者见于释文，如金序武王有疾云，马本作有疾不豫，康王之诰序康王既尸天子云，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文侯之命序云，马本无平字，则其余皆同矣，史记不戴典谟之序，禹贡，甘誓，五子之歌，允征，帝诰，女鸠，女房，汤誓，典宝，夏社，中[B216]，作诰，汤诰，咸有一德，明居，伊训，肆命，徂后，太甲，沃丁，咸艾，皆与马郑古文序说略同，惟典宝在夏社前，咸有一德在明居前，次序不同，伊陟让作原命，与古文序作伊陟原命异，仲丁云，书阙不具，河甲祖乙，亦必有书，史公不云作书，盖省文，盘庚三篇，以为小辛时作，高宗梦得说，序事与古文同，不言作说命，亦省文，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子略同，惟父师作大师为异，大誓牧誓武成略同，惟三百作三千，归兽作归狩为异，洪范分器略同，金无周公作金明文，序事至周公薨后，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毋逸略同，君以为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则当在大诰前后，与古文序次异，蔡仲之命虽序事同，无作命明文，其次序亦无考，书正义云，郑以为在费誓前第九十六，则与孔本又异，成王政将蒲姑序事同，不言作书，蒲字作薄，多方立政周官贿肃慎之命同，肃之作息，毫姑序事同，不言作书，盖即毫姑之序，孙星衍据之，疑金秋大熟以下为毫姑文呈入，顾命康王之诰略同，康王之诰作康诰，毕命ぁ命吕刑文侯之命费秦誓略同，惟ぁ作Ａ７，吕作甫，费作兮为异，文侯之命，以为周襄王命晋文公，秦誓以为封ゾ尸之后追作，此史记引书序，与马郑伪孔书序不同之大致也，段玉裁曰，按书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汉志曰，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此盖今文二十八篇为二十八卷又逸书十六卷，并书序得此数也，伏生教于齐鲁之间，未知即用书序与否，而太史公胪举十取其八九，则汉时书序盛行，非俟孔安国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间绝无，则亦犹逸书十六卷，绝无师说耳，马班安能采录，马郑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张霸安能窃以成百两哉，孔丛子与连丛子皆伪书也，臧与安国书曰，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古文乃有百篇耶，学者因此语，疑百篇序至安国乃出，然则其所云弟素以为尧典杂有舜典，今果如所论者，岂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内外皆有之，是以史记字时有同异，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饥Ａ８，纣受，牧坶，行狩归兽，异母异亩，饣鬼禾归禾，鲁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无逸，息慎肃慎，伯Ａ９伯ぁ，誓誓粊誓，甫刑吕刑之类，皆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之异也。
论马郑伪孔古文书序不尽可据信致为后人所疑当以史记今文序为断
朱彝尊曰，说书序者不一，谓作自孔子者，刘歆班固马融郑康成王肃魏徵程颢董铢诸儒是也，谓历代史书转相授受者，林光朝马廷鸾也，谓齐鲁诸儒次第附会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持论，谓决非夫子之书，孔门之旧，由是九峰蔡氏作书传，从而去之，按古者书序自为一篇，列于全书之后，故陆德明称马郑之徒，百篇之序，总为一卷，至孔安国之传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后人习而不察，遂谓伏生今文无序，序与孔传并出，不知汉孝武帝时即有之，此史迁据以作夏殷周本纪，而马氏于书小序有注，见于陆氏释文，又郑氏注周官引书序文以证保傅，故许谦云，郑氏不见古文而见百篇之序，考马郑传注本漆书古文，是孔传未上之时，百篇之序，先著于汉代，初不与安国之书，同时而出也，锡瑞案宋儒疑书序与伪孔传同出，孔传伪，则书序亦伪，朱氏已辨之矣，戴震尚书今文古文考以序为伏书所无，王鸣盛尚书后案，以书序亦从屋壁中得，陈寿祺今文尚书有序说，列十有七证以明之，以欧阳经三十二卷，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故欧阳章句仍止三十一卷，其证一，史记于书序胪举十之八九，说义文字，往往与古文异，显然兼取伏书，其证二，张霸案百篇序造百二篇，即出今文，非古文也，其证三，书正义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必见石经尚书有百篇之序，其证四，书传云，遂践奄三字，明出于成王政之序，其证五，书传言葬周公事本于毫姑序，其证六，传曰，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ず，此出高宗肜日之序，其证七，大传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召诰之序，其证八，大传曰，夏刑三千条，此本甫刑之序，其证九，大传篇目有九，共帝告Ａ７命序，又有嘉禾掩诰，在二十九篇外，非见书序，何以得此篇名，其证十，白虎通诛伐篇称尚书序曰，武王伐纣，此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其证十一，汉书孙宝传曰，周公大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此引君之序，其证十二，后汉书杨震传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此引般庚之序，其证十三，法言问神篇曰，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书不备过半，唯今文为然，其证十四，法言又曰，古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酒诰唯今文有脱简，其证十五，论衡正说篇曰，按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有逸篇二十四篇，不得去阙遗者七十一篇，其证十六，杜予春秋左传后序曰，纪年与尚书说太甲事乖异，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详预此言，直以书序为出自伏生，其证十七，十七证深切著明，无可再翻之案，惟陈氏但知今文有序，而今文序之胜于古文者，尚未道及，史记引书序是今文，马郑伪孔序是古文，今文序皆可信，古文不尽可信，崔应榴谓书序可疑者有数端，舜典备载一代政事始终，序只言其历试诸难，则义有不尽，伊训称成汤既殁，太甲无年，则与孟子及竹书纪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不与今文合，毕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则句意为难通，又左传祝它称鲁曰，命以伯禽，称晋曰，命以唐诰，此二篇何以序反无之，案百篇序无伯禽康诰，孙宝侗顾炎武已言之，此二篇或在百篇之外，无庸深辨，作册毕下脱一公字，故难通，据史记有公字，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与伪泰誓不同，伪泰誓从刘歆古文说，十一年观兵，十三年克殷，泰誓序从史记今文说，九年观兵，十一年克殷，故年岁两歧，序不误，若舜典序只言历试诸杂，遂开梅姚分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妄说，伊训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中，失外丙仲壬两朝，遂启宋人以孟子所云二年四年为生年之谬论，又如周公东征摄王，成王不亲行，古文序于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管蔡，皆冠以成王字，后人遂误执为周公未摄王之证，周公作君，史记引序在践阼当国时，古文序列于复政后，遂有召公疑周公贪宠之言，此皆古文之不可信者，宋人一概疑之，固非，近人一概信之，亦未是，惟一以史记引今文序为断，则得之矣。
论二十九篇皆完书后人割裂补亡殊为多事
尚书以今文为断，经义本自了解，即云不见全经，二十九篇皆完书，无缺失也，而后人必自生葛藤，任意割裂，或离其篇次，或搀入伪文，使二十九篇亦无完肤，诚不可解，且其说不仅出于宋以后，并出于汉以前，今举尧典一篇言之，尧典本属完书，舜事即在尧典之中，故大学引作帝典，而汉传逸书十六篇，首列舜典之名，意必别有一篇，非尧典杂有舜典也，舜典不传，仅得其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即尧典之明明扬侧陋，至帝曰予闻云云也，历试诸难，即我其试哉，至纳于大麓云云也，郑君亲见逸书者也，其注书序云，入麓伐木，尤即纳于大麓之明证，然证逸书所谓舜典，亦即分裂尧典之文，并非别有一篇，或即从明明扬侧陋分篇，亦未可知，伪孔古文从慎徽五典分篇，盖因马郑之本小变之耳，其后伪中又伪，增入十二字，复增入二十八字，释文王氏注相承云，梅颐上孔氏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阮孝绪亦云然，方兴本或此下更有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闻，乃命以位，此二十八字，异聊出之于王注无施也，夫尧典为二千年之古籍，开宗明义之第一篇，学者当如何宝爱信从，岂可分裂其篇，加增其字，且序事直至舜崩之年，则舜事已备载，不可再安蛇足，舜典既名曰典，必有大典礼，大政事，不可专说逊位，而逊位历试已见尧典，不可重复再见，乃自伪孔分裂于前，方兴加增于后，当时梁武帝为博士已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隋初购求遗典，刘炫复以姚书上之，又撰哲文明十六字，与尧典钦明文思四句相配，伪中又伪，实自东汉古文逸书启之，此刘逢禄宋翔凤所以不信逸书也，赵岐未见逸书者也，其注孟子曰，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逸书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当作舜典，及逸书所载，自有此说，又开舜典补亡一派，阎若璩谓舜往于田，只载见瞽瞍，与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等语，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廪一段，文辞古崛，不类孟子本文，史记舜本纪亦载其事，其为舜典之文无疑，毛奇龄作舜典补亡，遂断自月正元日以下为舜典，采史记本纪之文，列于其前，又取魏高堂隆改朔议，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冠于篇首，以代二十八字，朱彝尊经义考所说略同，不知高堂所引，乃中侯考河命文，见太平御览皇天部引，史记本纪载使舜完廪一段，或即取之孟子，何以见其为舜典文，圣经既亡，岂末学所能臆补，如以为可臆补，则伪孔古文，固应颁之学官，唐白居易补汤征，亦可用以教士子矣，四库提要曰，司马迁书岂可以补经，即用迁书为补，亦何可前半迁书，后半忽接以古经，混合为一，其毛氏之失，深切著明，王柏书疑于舜让于德弗嗣下，补论语尧曰以下二十四字，敬敷五教在宽下，补孟子劳之来之以下二十二字，皋陶谟，益稷，武成，洪范，多方，立政，皆更易其文之次序，苏轼黄震皆移易洪范，苏轼又改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诰上，金履祥亦移易洪范，疑洛诰有缺文，武成伪书不在内，不知诸儒何仇于圣经，并二十九篇之完书，而必欲颠倒错乱，使无完肤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诸儒为此纷纷，是亦不可以已乎。
论伪孔经传前人辨之已明阎若璩毛奇龄两家之书互有得失当分别观之
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既亡，其后郑孔并行，至隋郑氏渐微，唐作正义，专用孔传，至宋吴或始发其覆，朱子继之曰，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锡瑞案朱子于孔传直斥其伪，可谓卓识，而于古文经虽疑之，未敢明斥之，犹为调停之说曰，书有二体，有极分晓者，有极难晓者，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时与民下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据，此是朱子以传为伪，于经犹有疑辞，故蔡沈作传，仍存古文，然犹赖有朱子之疑，故蔡传能分别今古文之有无，其后吴澄归有光梅愈推愈密，尝谓伪孔古文，上于东晋之梅颐，而攻古文渐有实据者，出于晚明之梅，同一梅氏，而关伪古文之兴废，倘亦天道之循不欤，至阎若璩惠栋考证更精，至丁晏沿书余论据家语后序定为王肃伪作，隋书经籍志孔氏正义，皆有微辞，唐初人已疑之，不始于吴才老，朱子可谓搜得真赃实证矣，毛奇龄好与朱子立异，乃作古文尚书冤词，其所执为左证以鸣冤者，隋书经籍志也，隋志作于唐初，其时方尊伪孔，作义赞，颁学官，作志者即稍有微辞，何敢显然直斥其伪，志所云，虽历历可据，要皆传为伪书者臆造不经之说，孔书经传一手所作，伪则俱伪，阎若璩已明言之，毛乃巧为饰辞，以为东晋所上之书是经非传，专以隋志为证，使斯言出汉艺文志，乃为可信，若后汉儒林传，则已不可信矣，以范蔚宗作书之时，伪书已出，不免为所惑也，况隋志修于唐初，在古文立学之后哉，冤词一书，相传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而作，案阎毛二家互有得失，阎证古文之伪甚确，特当明末宋学方盛，未免沾染其说，夫据古义以斥孔传可也，据宋人以斥孔传则不可，阎引金履祥说，以高宗肜日典祀无丰于昵，为祖庚绎于高宗之庙，其误一也，引邵子书，以定或十年等年数，其误二也，引程子说，谓武王无观兵事，其误三也，武成篇，并以文王受命改元为妄，其误四也，孔传以居东为避居，不为东征，其误五也，信金履祥以为武王封康叔，其误六也，信金履祥以多方为在多士前，其误七也，知九江在寻阳，又引水经云，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未免骑墙之见，其误八也，解三江亦以为有二，与九江同，其误九也，信蔡氏说，以康诰属武王，其误十也，移易康诰大诰洛诰以就其说，其误十一也，谓伏生时未得小序，其误十二也，以金履祥更定洪范，为文从字顺章妥句，其误十三也，阎氏此等处，皆据宋人以古义，有伪孔本不误而阎误者，盖孔书虽伪，而去汉未远，臆说未兴，信宋人不如信伪孔，毛不信宋人，笃守孔书之义，以为尚书可焚，尚书之事实不可焚，今溥天之下，老老大大，皆有一武王戡黎封康叔，周公留后治洛黄故，在其胸中，此千古大冤大枉事，是则毛是而阎非者，学者当分别观之，勿专主一家之说，但以今文之说为断，则两家之得失明矣。
论焦循称孔传之善亦当分别观之
国朝诸儒，自毛奇龄外，鲜有袒孔传者，惟焦循颇右之，其尚书补疏序曰，曰若稽古帝尧，曰若稽古皋陶传皆以顺考古道解之，郑以稽古为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诸帝尧，不可施于皋陶，若亦以皋陶为同天，则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称颂，若以帝尧之稽古为同天，以皋陶之稽古为顺考古道，则文同义异，歧出无理，此传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传以舜徵用之初，即诛四凶，是先殛鲧而后举禹，郑以禹治水毕，乃流四凶，故王肃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为禹之勤劳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从之义，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传之善二也，尧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虽不肖，不宜自历数其不善，史记以无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传则以为禹之言，自禹言之则可，自舜言之则不可，此传之善三也，盘庚三篇，郑以上篇乃盘庚为臣时所作，然则阳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命，因而即真，此莽操师昭之事，而乃以之诬盘庚，大可怪矣，传皆以为盘庚为王时所作，此传之善四也，微子问父师少师，父师答之，不云少师，郑以为少师志在必死，盖以少师指比干，顾大臣徒志于死，遂不谋国以出一言，非可为忠，传虽亦以少师指比干，而于此则云，比干不见明心同省文，此传之善也，金我之不辟，郑读为避，谓周公避居于东，又以罪人斯得，为成王收周公之属官，殊属谬悠，说者多不以为然，传则训辟为法，居东即东征，罪人即指禄父管蔡，此传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为天子，汉儒用以说大诰，遂启王莽之祸，郑氏不能辨正，且用以为尚书注，而以周公称王，自时厥后，历曹马以及陈隋唐宋，无不沿莽之故事，而传特卓然以周公不自称王而称成王之命以诰，胜郑氏远甚，此传之善七也，为此传者，盖见当时曹马所为，为之说者，有如杜预之解春秋，束等之伪造竹书，舜可囚尧，启可杀益，太甲可杀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说乱经，故不惮改益稷造伊训太甲诸篇，阴与竹书相龄，又孔氏传，以黜郑氏，明君臣上下之义，屏僭越抗害之谭，以触当时之忌，故自隐其姓名，锡瑞案近儒江段孙王，皆尊郑而黜孔，焦氏独称孔传之善，可谓特见，惟未知孔传实王肃伪作，故所说有得有失，肃之学得之父朗，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亦今文家之支流，肃又好贾马之学，则兼退古文者，杂糅今古与郑君同，而立意与郑君为难，郑注书从今文，则以古文之，郑从古文，则又以今文之，肃以今文古文，实有胜郑注者，焦氏所举以稽古为考古，以四罪为禹治水之前，以居东为东征，以罪人为禄父管蔡，是其明证，至信伪孔疑史记明堂位，则其说非是，史记引书最古，明有帝曰，岂可妄去，舜禹同为尧臣，禹可直斥丹朱，何以舜独不可，周公称王，非独见于明堂位，荀子亲见百篇尚书，其书中屡言之，伏传史记皆云周公居摄，岂可改易古事，强为回护，焦氏乃以作传者以触时忌，自隐姓名，则尤求之过深，肃与司马云昏姻，助晋篡魏，岂能明君臣屏僭越者，若伪作竹书者，言启杀益，太甲杀伊尹，反似改古事以儆乱臣，又何必作伪古文，以与竹书相龄乎，焦循之子廷琥，作尚书申孔篇，与其父所见同，中有数条，即补疏序所说，余琐细不足辨，兹不具论。
论宋儒体会语气胜于前人而变乱事实不可为训
孔传立学，行数百年，至宋而渐见疑，蔡传立学，行数百年，至今又渐见废，陈澧曰，近儒说尚书，考索古籍，罕有道及蔡仲默集传者矣，然伪孔传不通处，蔡传易之，甚有精当者，江艮庭集注多与之同，大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伪孔传云，以子恶故，孔疏云，民皆养其劝伐之心不救之，此甚不通，蔡传云，苏氏曰，养，厮养也，谓人之臣仆，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为之臣仆者，其可劝其攻伐而不救乎，江氏注云，长民者其相劝止不救乎，召诰王敬德，伪孔云，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德，蔡云，所，处所也，犹所其无逸之所，王能以敬为所，则无往而不居敬矣，江云，王其敬为之所哉，而处置之得所也，召诰我不敢知曰，伪孔云，我不敢独知，亦王所知，蔡云，夏商历年长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坠其命也，江云，夏殷历年长短，我皆不敢知，惟如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坠其命，君襄我二人，伪孔云，当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蔡云，王业之成，在我与汝而已，江云，二人，与召公也，多方，我惟时其战要囚之，伪孔云，谓讨其倡乱，执其朋党，蔡云，我惟是戒惧而要囚之，江云，战，惧也，康王之诰，惟新陡王，伪孔云，惟周家新升王位，蔡云，陡，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谥，故曰新陡王，江云，登假也，谓崩也，成王初崩未有谥，故称新陡王，秦誓昧昧我思之，伪孔云，惟察察便巧善为辨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辞，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蔡云，昧昧而思者，深潜而静思也，以昧昧我思之属下文，江云，昧昧我思者，是穆公自道，思此一介臣，非谓前日之昧昧于思也，此文当为下文缘起，此皆蔡传精当，而江氏与之同者，如为暗合，则于蔡传竟不寓目，轻蔑太甚矣，如览其书，取其说而没其名，则尤不可也，锡瑞案陈氏取蔡传，与焦氏取孔传，同一特见，宋儒解经，善于体会语气，有胜于前人处，而其失在变易事实以就其说，尚书载唐虞三代之事，汉初诸儒，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宋儒乃以一己所见之义理，悬断千载以前之故事，甚至凭特臆见，将古事做过一番，虽其意在维持名教，未为不善，然维持名教亦只可借古事发论，不得翻前人之成案，孔传谓周公不称王，伊尹将告归，已与古说不符，而蔡传引宋人之说又加甚焉，西伯戡黎，伏传史记皆云文王代耆，黎即耆，西伯即文王，蔡传独为文王回护，以西伯为武王，其失一也，大诰王若曰，郑注王谓摄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代王也，伏传史记皆云周公居位践阼，则郑说有据，蔡传从孔传，以为周公称成王以诰，其失二也，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汉书王莽传引书解之曰，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蔡传不信周公称王之事，从苏氏说，移篇首四十八字于洛诰上，又无以解朕其弟之语，遂以为武王封康叔，不知史记明言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是武王无封康叔事，左氏传视它言，周公尹天下封康叔，它以卫人言事，岂犹有误，而横造事实，擅移经文，其失三也，洛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七年致政，当归国，成王留公，命伯禽就国为公后，蔡传乃以为王命周公留后治洛，不知唐置节度使乃有留后，周无此官，周公老于丰，薨于于丰，并无治洛之事，其失四也，宋儒习见莽操，妄古人，故极力回护，欲使后世不得藉口，不知古人行事，光明磊落，何待后儒回护，王莽周公，无伤于周公，曹操文王，无伤于文王，天位无常，惟有德者居之，圣人无ウ干非分之心，而天与人归，则亦不得不受禅让，易而传子，又复易为征诛，事虽不同，其义则一，稷契同受封于舜禹，周之先本非商之臣，不失官，公刘太王迁豳岐，商王未尝过问，文王始率诸侯事纣，后入朝而被囚，释归而诸侯皆从之，受命称王，何损至德，诗书皆言文王受命，伏传言受命六年称王，史记言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此汉初古说可信者，必以文王称王为非，则汤之伐桀亦非，舜禹之受禅亦非，必若巢许而后可也，至周公居摄，尤是常是，古有摄主，见礼记问君薨而世子未生，则有上卿摄国事，称摄主，此上卿盖同姓子弟，世子生则避位，或生非世子，则摄主即真，观左氏传季孙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贾谊上疏有植遗腹朝委裘之文，是其明证，或世子生而幼，国有大事，亦必有人摄行，郑注命大事权代王，并无语弊，武王薨而东诸侯皆叛，周之势且岌岌，成王幼，不能亲出，公不权代王以镇服天下，大局将不可问，事定而稽首归政，可告无罪于天下万世矣，后世古义不明，即有亲贤处周公之位者，亦多畏首畏尾，如萧齐竟陵王子良，以此自误，并以误国，盖自马郑训我之弗辟为避位，已非古义，宋儒以力辨公不称王之故，臆撰武王封康叔，周朝设留后之事，以为左证，使后世亲贤当国者误信其说，避嫌而不肯犯难，必误国事，是尤不可不辨，古人事实不可改易，如编小说演杂剧者，借引古事做过一番以就其说，此在弹词演剧可不拘耳，若以此解经，则断乎不可。
论伪孔书相承不废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学者不可不知
伪孔古文尚书，自宋至今，已灼知其伪矣，而犹相承不废，是亦有故，宋之不废者，人心惟危四句，宋儒以为道统相传，其进尚书注表，首以三圣传心为说，而四语出伪大禹谟，故宋儒虽于伪传献疑，而于伪经疑信参半，王鸣盛蛾术编戏以虞廷十六字为风俗通所言鲍君神之类，此在今日汉学家吐弃宋学，乃敢为此语，而在当日固无不尸祝俎豆者也，此其远因一，且古文虽伪，而言多近理，非止人心惟危四句，真德秀曰，开万世性学之源，自成汤始，敬仁诚并言始见于此，三者尧舜禹之正传也，此皆出伪古文，为宋儒言道学所本，故宋儒不敢直斥之而且尊信之，此其远因二，近儒不尊宋学，斥伪经亦甚于宋儒，而至今仍不废者，阮元曰，古文尚书孔传出东晋，渐为世所诵习，其中名言法语，以为出自古圣贤，则闻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视太学，太傅于谨为三老，帝北面访道，谨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见太子息于木下，诲之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唐太宗自谓兼将相之事，给事中张行成上书，以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上甚善之，唐总章元年太子上表曰，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伏愿逃亡之家，免其配役，从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间，皆得陈善纳言之益，是知其伪，而欲留为纳言之益，此近因一，龚自珍述庄存与之言曰，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ぁ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公乃计其委曲，退直上书房日，著书曰，尚书既见如干卷，数，数称禹谟虺诰伊训，是书颇为承学者诟病，而古文竟获仍学官不废，是知其伪，而恐废之无以垂诫，此其近因二，有此四故，故得相承不废，然而过书举烛，国赖以治，非郢人之意也，齐求岑鼎，鲁应以赝，非柳下所许也，古文虽多格言，而伪帝王则可恶，且其言多近理，亦多不近理者，如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为宋人重文轻武，口不言兵所藉口，允征威克厥爱，允济，为杨素等用兵好杀之作俑，仲虺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则汤之伐桀为自全计，非为吊民，咸有一德，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则伊尹不曾相太甲，与君所言及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义违，泰誓三篇数殷纣罪，有刳剔孕妇，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等语，宋人遂疑汤数桀之罪简，武数纣之罪太甚，而罪人以族，非三代以前所有，时哉不可失，亦非吊民伐罪之言，旅獒太保训王云，功亏一篑，宋人遂疑汤伐桀后，犹有惭德，武伐纣后，一事不做，君陈以尔有嘉谋嘉猷，为康王语，宋人遂谓康王失言，此皆伪古文之大不近理者，而割裂古书缀辑成文，词意亦多牵强不相贯串，如孟子引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夹议夹叙，词意极明，伪孔乃更之曰，勖哉夫子，罔或无胃，宁执非故，百姓懔懔，若崩厥角，无论如何解说，必不可通，似全不识文义者所为，此等书岂可以教国胄，毛奇龄以袒伪古文之故，至谓论语引书有四，无不改其词，篡其句，易其读者，伪孔擅改古经，显违孔训，僭妄已极，奇龄不罪伪孔，反归罪于孔子改经，可谓悍然无忌惮矣。
论伪古文多重复且敷衍不切
尚书与春秋，皆记事之书，所记之事必有义，在孔子之作春秋，非有关系足以明义者不载，事见于前者，不复见于后，所以省繁复也，故孔子之删书，亦非有关系足以明义者不载，事见于前者，不复见于后，亦所以省繁复也，古书详略互见，变化不拘，非同后世印板文字，有一定之例，尧典兼言二帝合为一篇，圣德则尧详于舜，政事则舜详于尧，是详略互见之法，而作伪者不达此义，别出舜典一篇，以为不应略于舜之圣德，乃于舜典篇首，伪撰二十八字以配尧典，不顾文义，首尾横决，由不晓古书之法也，盘庚三篇旨意不同，上篇告亲近在位者，中篇告民之弗率，下篇既迁之后申告有众，未尝有重复之义，康诰酒诰梓材皆言封康叔，召诰洛诰皆言营洛都，旨意不同，亦未尝有重复之义，而伪孔书太甲三篇说命三篇皆上中下文义略同，且辞多肤泛，非但上中下篇可移易，而伊尹之辞，可移为傅说，傅说之辞，可移为伊尹，伊尹傅说之辞，又可移为大禹谟之禹皋，以皆臣勉其君，而无甚区别也，泰誓三篇，皆数纣罪而无甚区别，使真如此文繁义复，古人何必分作三篇，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篇篇有义，初不犯复，其辞亦无复见，若伪古文不但旨意略同，其辞亦多雷同，太甲下与蔡仲之命雷同尤甚，太甲下云，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蔡仲之命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其文义不谓之雷同得乎，太甲下云，慎终于始，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终，亦雷同语，盖其书本凭空结撰，其胸中义理又有限，止此敷衍不切之语，说来说去，层见叠出，又文多骈偶，似平正而实浅近，以比尚书之浑浑灏灏者，迥乎不同，而杂凑成篇，尤多文不合题之失，姚鼐谓古文尚书多不切，文之切者，皆不中于理，可谓知言，汉古文学创通于刘歆，伪古文书撰成于王肃，乱经之人，递相祖述，古天子诸侯皆五庙，至周始有七庙，刘歆以为周以上皆七庙，吕览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伪古文咸有一德改云，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后世遂引为商时七庙之证，此肃本之于歆者也，异义，天子六卿周制，三公九卿商以前制，周三公在六卿中，见顾命而无三孤，伪古文周官有三公三孤，本汉书百官公卿表，表又出于莽歆之制，又肃本之于歆者也，古云相某君是虚字，不以为官名，伪古文说命爰立作相，又误沿汉制而不觉者，左氏传，仲虺为汤左相，亦可疑。
论孔传尽释经文之可疑及马郑古文与今文异之可疑
朱子语录云，某尝疑孔安国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省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日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现会不得如此，可疑也，锡瑞案朱子之说，具有特见，汉初说易者，举大谊如丁将军者，是说诗者无传疑，如鲁申公者，是，毛公之传，未知真出汉初与否，而其文亦简略，未尝字字解经，惟伪孔于经尽释之，此伪孔传所以可疑，蔡沈曰，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吴澄曰，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颐所增，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夫千年古书，最晚乃出，而字画略无脱误，文势略无龃龉，不亦大可疑乎，蔡氏吴氏之说，亦有特见，伏孔之书难易不同，伏生不应独记其难，安国不应专得其易，此伪孔经所以可疑，而由二家之说推之，尚书之可疑者非直此也，伪孔书无论矣，二十九篇今古文同，而夏侯欧阳之今文，与马郑王之古文，其字句又不同，今以熹平石经及两汉人引用尚书之文考之，其异于马郑古文者亦多，今文艰涩而古文平易，试举数条以证，盘庚器非求旧，石经求作救，求救音近得通，求字易而救字难也，洪范鲧堙洪水，石经堙作伊，堙伊音近借，堙字易而伊字难也，保后胥戚，石经戚作高，戚高音近借，戚字易而高字难也，无弱孤有幼，石经弱作流，弱流音近借，弱字易而流字难也，无逸乃谚，石经作乃宪，既诞，石经作既延谚宪诞延音近得通，谚诞易而宪延难也，无皇，石经作毋兄，皇兄音近得通，皇字易而兄字难也，此厥不听，石经听作圣，听圣音近得通，听字易而圣字难也，立政相时忄佥作散，忄佥散音近借，忄佥字易而散字难也，以此推之，不但世所传今文多艰涩，而伪孔古文反平易，即汉所传今文亦多艰涩，而马郑古文反平易，不但伪孔古文可疑，即马郑古文亦不尽可信矣，惜经典释文，不列三家尚书之异同，使学者无由见，今文真本，所赖以略可考见者，惟石经残字十数处及孔，疏引优贤扬历膑宫劓割头庶黥数处而已，岂不惜哉，窃意东汉诸儒之传古文，盖亦多以训故改经，与太史公史记相似，有字异而义相同者，如般庚器非求旧之类是也，有字异而义违失者，如般庚优贤扬历之类是也，然则今之伪孔增多古文，固皆撰造，而非安国之真，即伪孔同于马郑二十九篇之古文，亦有改，窜而非伏生之旧者，伪孔所造古文固当删弃，即伪孔同于马郑之古文，后人以为真，是伏生之所亲传，孔子之所手定，亦岂可尽信哉，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观于世所传之尚书，益欢孟子之言为不妄也。
论尚书有不能解者当阙疑不必强为傅会汉儒疑辞不必引为确据
子曰，多闻阙疑，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然则圣人生于今日，其解经必不向壁虚造而自欺欺人也明矣，尚书最古，文义艰深，伏生易为今文，而史公著书，多以训故改经，马郑名传古文，而与今文异者，亦疑多以训故改经，其必改艰深为平易者，欲以便学者诵习也，而二十九篇传于今者，犹未能尽索解人，周诰殷盘，诘屈聱牙，韩文公已言之，尚书之难解，以诸篇为尤甚，如大诰之今蠢今翼日，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勿救，盘庚之吊由灵，用宏兹贲等语，或由方言之莫识，或由简策之传讹，无论如何曲说，终难据为确解，而孔传强为解之，近儒江王孙又强为解之，此皆未敢信为必然，当从不知盖阙者也，北魏徐遵明解经，史，称其穿凿，所据本八寸策误作八十宗，遂强以八十宗解之，然则强不知以为知，非皆八十宗之类乎，汉儒解经，其有明文而能自信者，即有决辞，其无明文而不能自信者，即为疑辞，如尧典之羲和疏引郑云，高辛氏之世，命重为南正司天，黎为火正司地，尧育重黎之后，羲氏和氏子之子贤者，使掌旧职天地之官，亦纪于近命，以民事，其时官名盖曰稷司徒，锡瑞案郑以四子分属四时，羲和实司天地，地官司徒犹可强附，天官为稷，并无明文，国语云，稷为大官，有误作天官者，纬云，稷为司马，又云，司马主天，故郑君以此傅会之云，初尧天官为稷，禹登用之年，举弃为之，时天下赖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称，笺诗又云，尧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赖其劳，后虽作司马，天下犹以后稷称焉，郑之弥缝，亦云至矣，然如其说，则弃于尧时已为天官，其位最尊，若周之冢宰矣，何以尧舜祥让，皆不及弃，且稷为天官，司马为夏官，天官尊于夏官，后稷有功于民，何以反由天官降为司马，舜命九官，并无司马之名，郑知其无明文，不能自信，故云盖曰稷司徒，凡言盖者，皆疑辞也，周礼疏序又引郑云，尧既分阴阳为四时，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为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为四岳，掌四时者，曰仲叔，则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案郑以四子即四岳，又别有掌天地之官，与两汉今文说不同，郑知其无明文，不能自信，故云其曰伯乎，凡言乎者，皆疑辞也，其不敢为决辞，犹见先儒矜慎之意，后之主郑义者，必强傅会以为确据，非但不知圣人阙疑之旨，并先儒矜慎之意，亦失之矣。
论伪古文言仁言性言诚乃伪孔学非孔学出伪书
王应麟曰，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皆见于商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亦见于商颂，孔子之传有自来矣，锡瑞案商书四篇，皆出伪孔古文，惟礼记文王世子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郑注兑当为说，说命书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说之所作，是王氏所举商书四篇之语，惟学之一字，实出说命，其余皆未可据，宋儒讲性理，故于古文虽知其伪，而不能不引以为证，其最尊信者危微精一十六字之传，考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语，出荀子引道经，荀子亲见全书，若出尚书，不当引为道经，既称道经，不出尚书可知，伪孔以羼人大禹谟，宋儒乃以四语为传心秘诀，四语惟允执厥中，出论语尧曰篇允执其中，实有可据，二帝相传即此已足，中庸称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正是推阐允执其中之义，论语云，舜亦以命禹，足见二帝相传无异，朱注云，今见于虞书大禹谟，比此加详，如其说，则尧命舜为寥寥短章，舜命禹为洋洋大篇，由误伪古文与论语亦字不合，大凡理愈推而愈密，辞愈衍而愈详，性理自尧舜至孔孟而后，推衍精详，前此或有其义而无其文，要其义亦足以盾之，如尧典云，钦明文思安安等语，史记尧本纪，译其文，而代以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等语，是当时已有仁之义也，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是当时已有性之义也，今文尚书文思作文塞，塞有诚实之义，是当时已有诚之义也，古文字简略，而义已包括于其中，何必谓虺诰言仁，汤诰言性，太甲言诚，至商书始发其义乎，典以钦始，谟以钦终，二帝相传心法，钦之一字足以括之，何必十六字乎，伪孔古文，出于魏晋孔孟之学大明之时，掇拾阙里绪言，撰成伪书文字，此乃伪孔书袭孔学，非孔学本于伪孔书，王氏不知，乃以此等书为圣学所自由，岂非颠倒之甚哉，惟商颂作于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为孔子之传有自来，其说尚不误耳，然亦本于近视有正考父，而非本于远祖商王也。
论王柏书疑疑古文有见解特不应并疑今文
王柏书疑与诗疑，皆为人诟病，王氏失在并今文而疑之耳，疑古文不得谓其失也，其疑伪孔尚书序曰，其一曰，三坟之书言大道，五典之书言常道，所谓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者，古人固有此书，历代相传，至夫子时已删而去之，则其不足取以为后世法可知矣，序者欲夸人所不知，遂敢放言以断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圣人经世治民之道，登载于简籍之中，正夫子之所愿幸，必为之发挥纪述，传之方来，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没于后世，夫天下之论，至孔子而定，帝王之书，至尧典而始，上古风气质朴，随时致治，史官未必得纂纪之要，故夫子定书，所以断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纲，制事有法，可以为万世帝王之轨范也，唐虞之下，且有存有亡，有脱有误，唐虞之上，千百年之前，孰得其全而传之，孰得其要而详之，予尝为之说曰，凡帝王之事，不出于圣人之经者，皆妄也，学者不当信其说，反引以证圣人之经也，其二曰，孔壁之书，皆科斗文字，予尝求科斗之书体，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后世所传夏商鬲盘之类，举无所谓科斗之形，或谓科斗者，颛顼之时书也，序者之言，不过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谓科斗始于颛帝者，亦不过因序者之言，实以世代之远而傅会之，且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参伍点画，考验偏傍，而更为隶古哉，于是遂遁其词曰，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则是古文之书，初无补于今文，反赖今文而成书，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实陋古文也，锡瑞案王氏辨孔序二条，皆有见解知尚书以孔子所定为断，则郑樵信三坟，王应麟辑三皇五帝书爱奇炫博，皆可不必，知古书科斗之无据，则非惟伪孔序不足信，即郑君书赞曰，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今所谓科斗书，以形言之为科斗，指体即周之古文，亦未可信，晋王隐谓科斗文者，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故俗名之为，段玉裁据此，以科斗文，乃晋人里语，孔叙尚书乃有科斗文字之称，其伪显然，考郑君书赞，已云科斗书，则段说未确。案钟鼎文无头粗尾细之形，王氏已明言之，说文所列古文，亦不似科斗，然则古文科斗之说，乃东汉古文家自相矜炫，郑君信其说而著之书赞，伪孔又信郑说而著之书序也，王氏知古文之伪，不知今文之真，其并疑今文，在误以宋儒之义理，准古人之义理，以后世之文字，绳古人之文字，苏轼疑顾命不当陈设吉礼，赵汝谈疑洪范非箕子作，晁以道疑尧典禹贡洪范吕刑甘誓盘庚酒诰费诸篇。见容齐三等。书疑多本前人，亦非王氏独创，特王氏于尚书篇篇献疑，金履祥等从而和之，故其书在当时盛行，而受后世之掊击最甚，平心而论，疑经改经，宋儒通弊，非止王氏，皆由不信经为圣人手定，王氏诗疑，删郑卫诗，窜改雅颂，僭妄太甚，书疑犹可节取。
论刘逢禄魏源之解尚书多臆说不可据
今古文之兴废，皆由公羊左氏为之转关，前汉通行今文，刘歆议立左氏春秋，于是牵引古文尚书毛诗逸礼诸书，以为之佐，后汉虽不立学，而古文由此兴，今文由此废，以后直至国朝诸儒，昌明汉学，亦止许郑古文，及孔广森专主公羊，始有今文之学，阳湖庄氏，乃推今春秋公羊义并及诸经，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继之，而三家尚书三家诗，皆能绍承绝学，凌曙陈立师弟陈寿祺乔枞父子，各以心得，著为专书，二千余年之坠绪，得以复明，十四博士之师传，不至中绝，其有功于圣经甚大，实亦由治公羊春秋，渐通诗书易礼之今文义也，常州学派蔚为大宗，龚自珍诗所谓秘纬户户知何休者，盖公羊之学为最精，而其说尚书则有不可据者，刘逢禄书序述闻多述庄先生说，不补舜典，不信逸书，所见甚卓，在江孙王诸家之上，而引论语国语墨子以补汤誓，以多士多方为有错简而互易之，自谓非取蹈宋人改经故辙，而明明蹈其故辙矣，盘庚以咸造勿为古文Ａ１０，微子以刻子读为亥子，洪范序以立武庚目为句，谓已当作祀，洛诰以王宾杀为句，咸格王为句，入太室为句，谓杀当为秉，秉即奉璋也，顾命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为句，爰者扶掖之名，毕命序以康王命作册为句，毕分居里成周郊为句，谓毕终也，周公成王未竟之业至康王始毕之，皆求新而近凿，太誓序惟十有一年，为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不蒙文王受命之年数之，与今文古文皆不合，至于不信周公居摄之说，以孙卿为诬圣乱经，不取太子孟侯之文，以伏传为街谈巷议，不用孟津观兵之义，以马迁为齐东野人，横暴先儒，任意武断，乃云，汉儒诬之于前，宋儒乱之于后，其实庄氏所自矜创获，皆阴袭宋儒之余唾，而显背汉儒之古训者也，孙卿在焚书之前，伏生为传经之祖，太史公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乃以理断之，谓皆不可信，宋儒之说，独可信乎，宋儒已不可信，庄氏之说，又可信乎，刘逢禄虽尊信之，宋翔凤龚自珍皆不守其说，魏源尊信刘逢禄，其作书古微痛斥马郑，以扶今文，实本庄刘，更参臆说，补汤誓，本庄氏，补舜典汤诰牧誓武成，则庄氏所无，周诰分年集证，将大诰至洛诰之文，尽窜易其次序，与王柏书疑无以异，以管叔为嗜酒亡国，则虽宋儒亦未敢为此无据之言，而于金未敢训公之下，既知必有缺文，又云后半篇不如从马郑说，西汉今文，千得岂无一失，东汉古文，千失岂无一得，则其解经并无把握，何怪其是未师而非往古乎，解经但宜依经为训，庄刘魏皆议论太畅，此宋儒说经之文，非汉儒说经之文，解经于经无明文者，必当阙疑，庄刘魏皆立论太果，此宋儒武断之习，非汉儒矜慎之意也。
论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皇极经世竹书纪年所载共和以前之年皆不足据
太史公三代世表曰，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共和，为世表，十二诸侯年表，曰，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孔子，锡瑞案太史公于共和以前，但表其世，自黄帝始，至共和二伯行政止，共和以后，始表其年，自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始，至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崩止，盖史公所据载籍，于共和以前之年岁，已不可考，故史公作五帝夏商周本纪，但书某帝王崩，某帝王立，周宣王后，始纪崩年，正所谓疑则传疑，盖其慎也，郑君诗谱曰，夷厉以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是郑君亦不能知共和以前也，汉书律历志，据刘歆三统术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于六府首，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岁，少百七十一岁，不盈六百二十九，又以夏时乙丑为甲子，计其年，乃孟统后五章癸亥朔旦冬至也，以为甲子府首皆非是，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春秋殷历皆以殷，鲁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故据周公伯禽以下为纪，案刘歆所推据殷鲁历，于周仅能举文武成康之年，昭王以下，则不能知，鲁则自伯禽至惠公崩，年皆具，盖据历推之，不能备，而亦不尽可信者也，今即尚书而论，尧在位七十载，虽有明文，然不知从何年数起，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亦有明文，不知从何年数起，郑本作徵庸二十，其年又异，殷中宗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有明文，而今文祖甲作太甲不同，高宗飨国百年，其年又异，文王享国五十年，穆王享国百年，有明文，亦不知从何年数起，故孔子序书，略无年月，疑在孔子时，已不尽可考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帝王在位之年，不知从何得之，竹书纪年据束所引云，夏年多殷，与左氏传汉志不同，今纪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自成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仍殷年多夏，而与左氏传汉志亦异，疑皆以意为说，当从不知盖阙者也，刘恕作通鉴外纪，起三皇五帝，止用共和，载其世次而已，起共和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为一编，又作疑年谱年略谱，谓先儒叙包羲女娲，下逮三代，享国之岁，众说不同，惧后人以疑事为信书，穿凿滋甚，故周厉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为疑年谱，而共和以下至元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为年略谱，刘氏原本史记，犹不失为矜慎，自邵子作皇极经世书，上稽唐尧受命甲辰之元为编年谱，胡宏皇王大纪，张┉经世纪年，皆本其说，张氏云，外丙仲壬之纪，康节以数知之，乃合于尚书，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之说，成汤之后，盖实传孙，孟子所说，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时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盖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书序称十有一年，而复称十三年者，字之误也，是类皆自史迁以来传习之谬，一旦使学者晓然得其真，万世不可改者也，锡瑞案宋儒好武断，而自相标榜，至此而极，二帝三代相传之年，孔子所未言，汉儒所不晓，邵子生于数千载之后，全无依据，而以数推知之，岂可信乎，孟子云，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必是在位之年，若以年为年岁，古者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岂有二岁四岁之人不可立者，古文书序云，成汤既没，太甲元年，遗外丙仲壬两朝，正可以见古文书序之伪，邵子不能辨，而据以就其所推之数，误矣，武王伐殷，十一年十三年有二说，今文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再期观兵为九年，又二年伐纣为十一年，古文说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观兵为十一年，又二年伐纣为十三年，皆蒙文王受命之年而言，邵子不能辨，又不蒙文王受命之年，以为武王十一年，而十三年字误，其实并非误也，张氏所引二事，已皆非是，其余可知，金履祥通鉴前编，许谦读书丛说纪年图，皆用邵子之说，元明以为，尊崇宋学，臆推之年，遂成铁案，编年之史，率沿伪说，世所传纲鉴易知录历代帝王年表诸书，篇乎载帝王之年，历历可数，唐尧以上，或出于皇甫谧，要皆俗语不实，流为丹青，而不知其为向壁虚造也，世传竹书纪年，如以外丙仲壬列入纪年，及所推帝王年代，又与皇极经世所推多异，而与伪孔古文尚书全符，皆由后人依为之，并非汲冢之旧，尤不可据。阎若璩云，邵子出而数明，上下千万载罔或抵牾，此阎氏过信宋学之故，不知皆凭臆撰造也。
论尚书是经非史史家拟尚书之非
刘知几史通，论史有六体，一曰尚书家，刘氏是史才，是说作史者摹仿尚书，有此一家，非说尚书也，以此说尚书则大误，其说曰，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于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锡瑞案圣人作经，非可拘以史例，汉书艺文志曰，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荀税申鉴说同，郑君六艺论曰，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是以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其分左右，言协互异，不知当以何说为正，即如诸家之说，亦不过借尚书春秋作指点语，刘氏所见过泥，遂以尚书专主记言，不当记事，敢议圣经为例不纯，此与惑经甲左诸篇，诋斥春秋，同一谬妄，由史家未通经学也，其论孔衍汉魏尚书邵隋书义例准尚书之非，则甚明确，曰，原夫尚书之所记也，若君臣相对，词旨可称，则一时之言，累篇咸载，如言无足纪，语无可述，若此故事，虽有脱略，而观者不以为非。案此足证尚书非史，不必疑其略而不备。爰逮中叶，文籍大备，必翦截今文，摸拟古法，事非改辙，理涉守株，故舒元（孔衍字）所撰汉魏等书，不行于代也，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王邵字）隋书，虽欲祖述商周，宪章虞夏，观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可谓董虎不成反类犬也，案史家不知尚书是经非史，其书不名一体，非后人所敢妄议，其书自成一经，亦非后人所能摸仿，作史者惟宜撰次当代文章，别定义例，以备观览，必不可以宪章虞夏祖述商周自命，蹈春秋吴楚僭王之失，王通作四范七业以拟尚书，或云伪作，朱子谓高文武宣之制岂有精一执中之传，汉帝固不能比古帝王，彼拟尚书者，亦何敢自比孔子乎，尚书璇玑钤曰，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案中候敕省图，握河纪，运衡考，河命，题期，立象仪，明礼，阏邮，苗兴，契握，雒予命，稷起，我应，雒师谋合符后，摘雒戒，霸免，准纤哲，凡十八篇。纬书虽难尽信，然古时书必不少，孔子但取其可为法者，余皆删之，犹作春秋，但取其可明义者，余皆削之，圣人删定六经，务在简明，便学者诵习，后人不知此旨，嫌其简而欲求多，于是张霸书伪书书，抵隙而出，史家复从而亡续之，不知史可续，经不可续，孔衍王邵之拟尚书，正与沈既济孙甫之拟春秋，同一谬见也。
论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
孔传至今日，人知伪作而不足信矣，蔡传又为人轻蔑而不屑称矣，然则治尚书者当以何书为主，陈沣曰，江王段孙四家之书善矣，既有四家之书，则可删合为一书，取尚书大传，及马郑王注伪孔传，与史记之采尚书者，尔雅说文释名广雅之释尚书文字名物者，汉人书之引尚书而说其义者，采择会聚而为集解，孔疏蔡传以下，至江王段孙及诸家说尚书之语，采择融贯而为义疏，其为疏之体，先训释经意于前，而详说文字名物礼制于后，如是则尽善矣，锡瑞案陈氏说近是而未尽也，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疏解全经，在国朝为最先，有华路蓝缕之功，惟今文搜辑未全，立说亦有未定。如解曰若稽古两歧，孙星衍已辨之，又承东吴惠氏之学，好以古字改经，颇信宋人所传之古尚书，此某未尽善者，王鸣盛尚书后案，主郑氏一家之学，是为专门之书，专主郑，故不甚采今文，且间伏生。如解司徒司马空之类。亦未尽善，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于今古文分别具晰，惟多说文字，鲜解经义，且意在袒古文，而不信伏生之今文。如金诋今文说之类。亦未尽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于今古说搜罗略备，分析亦明，但误执史记皆古文，致今古文家法大乱。如论衡明引金古文说，孙以其与史记不合，乃曰，王氏充以为古者，今文亦古说也，岂非遁词。亦有未尽善者，然大致完善，优于江王，故王懿荣请以立学，其后又有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魏源书古微，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之书，皆主今文，不取古文，盖自常州学派，以西汉今文为宗主，尚书一经亦主今文，刘氏魏氏不取马郑，并不信马郑所传逸十六篇，其识优于前人，惟既不取马郑古文，则当专宗伏生今文，而刘氏魏氏一切武断改经增经。如魏氏改梓材为鲁诰，且臆增以管叔为嗜酒亡国之类。皆不尽善，陈氏博采古说，有功今文，惟其书颇似长编，搜罗多而断制少，又必引郑君为将伯，误执古说为今文，以致反疑伏生，违弃初祖。如文王受命，周公避居二事，皆诋伏生老耄记忆不全。亦有未尽善者，但以捃拾宏富，今文家说多存，治尚书者，先取是书与孙氏今古文注疏，悉心研究，明通大义，笃守其说，可不惑于歧趋，今即近人所著书中酌取两家之说，指明初学所入门径，以免歧误，犹易取焦张两家之说也，若如陈沣所言，撰为集解义疏，当先具列伏传史记之说，字字遵信，加以发明，不可误据后起之词，轻疑妄，次则取白虎通及两汉书所引经说，加以汉碑所引之经，此皆当日通行之今文，足备考证，又次则取马郑伪孔，择其善者，以今文为折衷，合于今文者录之，不合于今文者去之，或于疏引而加正，至蔡传与近儒所著，则于义疏择取其长，两说相同，则取先出。如取蔡不取江是。不合于今文者，概置不取，以免葛，惟其说尢足惑人，及人所误信者，乃加辨，使勿迷眩，后人以此体例勒成一书，斯为尽善，否则俱收并蓄，未能别黑白定一尊，古今杂淆，汉宋兼采，览者如入五都之市，瞀惑不知所归，是一部类书，无关一经闳旨，岂得为善本乎，今人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兼疏今古文，详明精确，最为善为。
《诗经》
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
诗为人人童而习之之经，而诗比他经尤难明，其所以难明者，诗本讽谕，非同质言，前人既不质言，后人何从推测，就诗而论，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本义尤误，是其义虽并出于古，亦宜审择，难尽遵从，此诗之难明者一也，汉初传经皆止一家，易出田何，书出伏生，惟诗在汉初，已不名一家，申公辕固生韩婴，鲁齐韩诗，并号初祖，故汉十四博士，其先止分五经，书惟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其制最善，后又分出家数，易有施孟梁邱京氏，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其实皆不必分，惟诗三家同为今文，所出各异，当时必应分立，后人不可并为一谈，而专家久亡，大义茫昧，此诗之难明者二也，三家亡而毛传孤行，义亦简略，犹申公传诗，疑者则阙弗传，未尝字字解释，后儒作疏，必欲求详，毛所不言，多以意测，或毛义与三家不异，而强执以为异，轨途既别，沟合无由，此诗之难明者三也，郑君作笺，以毛为主，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郑改经字，多因鲁韩，所谓下己意者，或本三家，或创新解，郑学杂糅今古，难尽剖析源流，此诗之难明者四也，他经之疏，专主一家，惟诗毛郑并行，南北同尚，唐作正义，兼主传笺，毛无明文，而孔疏云毛以为者，大率本于王肃，名为申毛，实则申王，王好与郑立异，或毛意与郑不异，又强执以为异，即分门户未易折衷，此诗之难明者五也，欧阳修诗本义，始不专主毛郑，宋人竞立新说，至朱子集其成，元明一概尊崇，近人一概抹扌杀，案朱子集传，间本三家，实亦有胜于毛郑者，而汉宋强争，今古莫辨，此诗之难明者六也，宋人疑经，至王柏而猖狂已极，妄删国风，进退孔子，国初崇尚古学，陈启源等仍主毛诗，后有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马瑞辰诸人，陈奂毛氏传疏尤备，然毛所不言者，仍不能不补以笺疏，或且强韩同毛，乾嘉崇尚今文，齐诗久亡，孤学复振，采辑三家诗者甚夥，陈乔枞鲁齐韩诗遗说考尤备，然止能搜求断简，未能解释全经，毛既简略不详，三家尤丛残难拾，故于毛郑通其故训，于三家莫证其微言，此诗之难明者七也，三家序亡，独存毛序，然序亦不尽出毛公，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郑于丝衣又云，高之子言非毛公，后人著之，后汉儒林传卫宏作毛诗序，后人遂谓序首句毛公作，以下卫宏续作，或止用首句而弃其余，或并首句不用，宋王质郑樵朱子，皆不信毛序，近人申毛者以序传为一人所作，然序实有不可尽信者，与马郑古文书序同，究竟源自西河，抑或出于东海，此诗之难明者八也。
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文亦未尽可信
说经必宗古义，义愈近古，愈可信据，故唐宋以后之说，不如汉人之说，东汉以后之说，又不如汉初之人说，至于说出春秋以前，以经证经，尤为颠扑不破，惟说诗则不尽然，汉书艺文志曰，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案汉书叙传，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师丹传，治诗事匡衡，是班伯习齐诗，固传家学，亦当是习齐诗者，而以齐韩或采杂说，非本义，鲁最为近，是三家虽所传近古，而孰为正义，孰为旁义，已莫能定，以为诗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若左传国语礼记孟子荀子诸书所引又在汉初以前，更近古而可信据矣，而左氏襄二十八年传，明载卢蒲癸之言曰，赋诗断章，则传载当时君臣之赋诗，皆是断章取义，故杜注皆云取某句，左传与毛诗，同出河间博士，故二书每互相援引，左传如卫人所为赋硕人，许穆夫人赋驰，既有牵引之疑，而毛传解诗，亦多误执引诗之说，如卷耳执左传周行官人一语，以为后妃求贤审官，四牡怀和周诹误执国语为说，皆未免于高叟之固，是以经证经虽最古，而其孰为作诗之义，孰为引诗之义，已莫能定，以为诗人之意如是，亦莫能明，朱子曰，古人之诗，如今之歌典，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盖古以诗书礼乐造士，人人皆能诵习，诗与乐相比附，人人皆能弦歌，宾客燕享，赋诗明志，不自陈说，但取讽谕，此为春秋最文明之事，亦惟其在诗义大明之日，诗人本旨，无不了然于心，故赋诗断章，无不暗解其意，而引诗以证义者，无不如自己出，其为正义，为旁义，无有淆混而歧误出，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而诗义经燔书之后，未必尽传，史记载三家以申培辕固韩婴为初祖，而三家传自河入，授受已不能详，三家所以各成一家，异同亦无可考，况今鲁故齐故韩故无存于世，存于世者，惟韩诗外传，而外传亦引诗之体，而非作诗之义，毛传晚出，汉人不信，后世以其与左氏传合，信为古义，岂知毛据左氏以断章为本义，其可疑者正坐此乎，古义既亡，其仅存于今者，又未必皆诗之本义，说诗者虽以意逆志，亦苦无徵不信，安能起诗人于千载之上，而自言其义乎，此诗所以比他经尤难分明，即好学深思，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申公传诗最早，疑者则阙不传，况在后儒可不知阙疑之意乎。
论关雎为刺康王诗鲁齐韩三家同
诗开卷有一大疑焉，以关雎为周康王时诗是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并雎作，又儒林传序曰，周室衰而关雎作，淮南论训曰，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诠言训曰，诗之失僻，高诱注，诗者衰世之风也，汉书杜钦传上疏曰，是以佩玉晏鸣，关雎欢之，刘向列女传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扬雄法言孝至篇曰，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也，故习治则伤始乱也，王充论衡谢短篇诗家曰，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袁宏后汉纪杨赐上书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几而作，后汉书皇后纪论曰，康王晚朝，关雎作讽，杨赐传曰，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应劭风俗通义曰，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诗人以为深刺，天子当夜寝蚤作，身省万机，张超诮青衣赋曰，周渐将衰，康王晏起，毕公谓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渐，讽谕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凡此诸说，后人皆以为鲁诗，其解关雎，皆以为衰世之诗，康王时作，张超以为毕公所撰，说尤详明，且非独鲁诗然也，齐韩二家亦同，后汉书明帝纪曰，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引薛君韩诗章句，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无人之外，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韩诗之说同于鲁而更详，齐诗未见明文，说者疑齐诗与鲁韩异，匡衡习齐诗者也，其上疏戒妃匹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则衡所习齐诗亦与鲁韩义同，致其贞淑，不贰其操云云，即张超所云德不双侣，刘向所云未见乘居匹处，薛君所云贞洁慎匹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云，即刘向所云夫人晏起，杨赐所云夫人不鸣璜也，且齐诗多同纬说，五际六情，皆出于纬，春秋纬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人，宋均曰，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以纬证经，正与鲁韩说合，齐诗既多同纬说，其不得有异义可知，欧阳曰，关雎，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晁说之诗说，谓齐鲁韩三家以关雎皆为康王诗，其说不误。
论关雎刺康王晏朝诗人作诗之义关雎为正风之首孔子定诗之义汉人已明言之
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无传之者，后卒亡于北宋，仅存外传，亦非完帙，于是三家古义尽失，言诗者率以关雎刺诗为三家诟病，谓误以正诗为刺诗，违诗人之本旨。吕祖谦曰，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其意盖以关雎为正风之首，不得以刺诗当之也，锡瑞案以汉人之说考之，三家并非不知关雎为正风之首者，太史公习鲁诗者也，外戚世家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纣之杀也嬖妲已，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诗始关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刘向习鲁诗者也，列女传曰，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夏之兴也以涂山，亡也以妹喜，殷之兴也以有{新女}亡也以妲已，周之兴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雎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关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礼，则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为万物始，据此二说，则关雎为正风之始，习鲁诗者非不知也，匡衡习齐诗者也，其上疏云，臣有闻之师曰，匹配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荀爽习齐诗者也，其对策曰，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阳尊阴卑，盖乃天性，且诗初篇，实首关雎，礼始冠婚，先正夫妇，据此二说，则关雎为正风之始，习齐诗者亦非不知也，韩诗外传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雎至矣乎，夫关雎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繁，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雎，关雎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欢曰，大哉关雎，乃天地之基也，诗曰，鼓乐之，案韩诗论关雎义尤闳大，何以又有关雎刺时之说，岂自言之而自背之乎，必以三家为误，岂一家误而两家亦从而误乎，汉志言取春秋采杂说，非其本义，鲁最近之，然则齐韩有误，鲁不应误，何以鲁诗明言关雎为衰世之诗，康王时作乎，诗有本义，有旁义，如汉志说三家容有采杂说，以旁义为正义者，而开宗明义，必不致误，然则以为正风之始，又以为刺康王晏朝，二者必皆是正义而非旁义，刺康王晏朝，诗人作诗之义也，为正风之始，孔子定诗之义也，安见既为刺诗，遂不可以为正风而冠全诗乎，张超曰，防微消渐，讽谕君父，此作诗之义，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定时之义，据汉人之遗说，不难一以贯之，后人疑其所不当疑，开章第一义已不能通，又何足与言诗。
论四始是孔子所定仪礼亦孔子所定解此乃无疑于合乐关雎工歌鹿鸣
孔子删定六经，则定诗之四始，亦必出于孔子，自汉以后，经义湮废，读孔子之书者，必不许孔子有定六经之事，而以删定六经之功，归之周公，于是六经之旨大乱而不能理，诗之四始，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自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关雎鹿鸣文王清庙，皆歌文王之德，为后世法，亦是定论，必不可不遵者也，然考汉以前古义，惟文王清庙是言文王，且是周公称美文王，有明文可据，而关雎鹿鸣无明文，吕氏春秋曰，周公作诗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汉书翼奉传曰，周公作诗，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世说新语荀慈明曰，公旦文王之诗，不论尧舜之德而颂文武者，亲亲之义也，是文王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尚书大传曰，周公升歌清庙而弦文武，王褒四子讲德论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庙，建为颂首，刘向传曰，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云，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是清庙诗为周公作，古有明文，而遍考古书，未有言周公作关雎与鹿鸣者。惟谢太传刘夫人以关雎为周公诗，见于世说，鲁齐诗晋已亡，此非雅言，亦非古义，不可据。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是关雎鹿鸣，皆出于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之所及见，四始之义，至孔子始定，孔子以为关雎贞洁慎匹，如匡衡所谓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者，惟文王太姒，足以当之，鹿鸣四牡皇华，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国，足以当之，故推关雎鹿鸣，为风与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庙而为四，四始之义，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张超曰，孔氏大之，取冠篇首，此以关雎冠篇首出孔氏之明证，张超又曰，愿得周公配以窈窕，此尤关雎不出周公之明证，若出周公，周公岂得自言，若关雎明指文王太姒，更岂得为此言，窈窕淑女属太姒，乃周公之母，而愿得周公配之，非病狂丧心之人，必无此荒谬不通之语，张子并作诮青衣赋，以诮蔡伯喈作青衣赋为志荡辞淫，若先自居于荒谬不通，不反为伯喈所诮乎，据张超所言，则关雎必不作于周公以前，而四始必由于孔子所定矣，或难之曰，仪礼周公之书，而乡饮酒合乐关雎之三，燕礼工歌鹿鸣之三，非周公时已有关雎鹿鸣之明证乎，曰，以仪礼为周公书，亦是后儒之说，古无明文，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仪礼十七篇，亦孔子所定也。列女太姒传引诗曰，大邦有子，又曰，太姒嗣歌音不引关雎，是鲁诗不以关雎诗属太姒之证。
论班固云关雎哀周道而不伤为哀而不伤之确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称关雎以哀乐并言，自来莫得其解，毛序衍其说曰，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其解乐哀二字，殊非孔子之旨，自宋程大昌以后多疑之，谓与夫子之语，全不相似，当为卫宏所续，不也毛公，郑笺知其不可通也，乃云哀当为衷字之误也，然衷窈窕仍不可通，且孔子明言哀而改衷，与孔子言衷不合，朱注论语，求之未，得，则宜其有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之乐，孔子言哀不言忧，朱以哀字太重而改为忧，亦与孔子言哀不合，近儒刘台拱论语骈枝，谓兼关雎之三而言之，关雎葛覃乐而不淫，卷耳哀而不伤，引卷耳诗维以不永伤为据，魏源之曰，夫反侧忧劳，岂得谓专乐无哀，既哀矣，可不纟由其所哀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归周已数十年，而犹求之不得，寤寐绸缪何为乎，若谓后妃求贤，则以文王之圣，又得太姒之助，即未更得贤嫔，岂遂反侧堪哀，且哀而恐至于伤乎，岐周国尽于渭地，不至河，而云在河之洲，明为陕以东之风，非周国所采，而谓作于宫人女史，其可通乎，关雎房中之乐，后夫人侍御于君，女史歌之以节义序，岂惟有颂美无讽谕乎，锡瑞案魏氏刘，知关雎为讽谕，又以河洲非属岐周，正可为关雎非指文王太姒之证，而犹必以文王太姒为说，故仍不得其解，窃尝以意解之，关雎一诗，实为陈古刺今，乐而不淫，属陈古言，韩诗外传云，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见，去留有度，此之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属刺今言，班固离骚序，关雎哀周道而不伤，冯衍显志赋，美关雎之识微分，愍王道之将崩，哀即哀历道，愍王道之义，不伤谓婉而多讽，不伤激切，此之谓哀而不伤，班氏于哀而不伤中加周道二字，义极明晰，乐而不淫，关雎诗之义也，可见人君远色之正，哀而不伤，作关雎诗之义也，可见大臣讽之深，二义本不相蒙，后人并为一谈，又必专属文王太姒而言，以致处处窒碍，谓君子求淑女，则必以为文王求太姒，夫国君十五而生子，文王生武王，年止十四，有何汲汲至寤寐反侧以求夫人，且娶妻如之何，必告父父，文王亦非可结婚自由，而自求夫人者，此说之必不可通者也，毛云后妃之德，并未明指太姒，序言忧在进贤，则已有后妃求贤女之意，郑笺遂以为后妃寤寐求贤女，其义亦本于三家诗，列女汤妃有{新女}传引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诗推度灾曰，关雎有原冀得贤妃正八嫔，是鲁齐诗已与郑笺意同，乃郑君之所本，然此亦是我而非正义，盖不妒忌虽为后妃盛德，要不得为王化之原，未足以冠全诗，且古诸侯一娶九女，夫人一侄一娣，是为九女，贵妾之数早定，不待后妃求之，故止可为旁义而不得为正义也，论其正义，是诗人求淑女以配君子，论其旁义，是后妃求淑女以配君子，皆不指定文王太姒，朱子知其不可通也，以为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贞静之德，为作是诗，如其说，不知宫人为何人，以为文王之宫人，不应夫人未至，而已先有宫妾，以为王季之宫人，尤不应知世子寤寐反侧之隐，且夫人之得不得，尤非宫人之所能求，是皆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
论毕公追咏文王太姒之事以为规谏范处义说得之非本有是诗而陈古以讽
范处义逸斋诗补传曰，关雎咏太姒之德，为文王风化之始，而韩鲁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故司马迁刘向扬雄范蔚宗并祖其说，近世说诗者，以关雎为毕公作，谓得之张超或谓得之蔡邕，毕公为康王大臣，册命尊为父师，尽规固其职也，而张超蔡邕皆汉儒，多见古书，必有所据，然则关雎虽作于康王之时，乃毕公追咏文王太姒之事，以为规谏，故孔子定为一经之首，锡瑞案宋以后说关雎者，惟范氏此说极通，可谓千古特识，盖作诗以陈古刺今者毕公，删诗而定为经首者孔子，在毕公视之为刺诗，在孔子视之为正诗，如此解乃无疑于刺诗之不可为正诗矣，惟范氏于张蔡二说，尚未能定，王应麟困学纪闻，亦以为未详所出，张超诮青衣赋，见艺文类聚三十五卷，古文苑云，蔡伯喈作青衣赋，志荡词淫，故张子并作此以规之，青衣赋见蔡集中，无毕公作关雎语，是以关雎为毕公作，当属张而不属蔡矣，又诗篇曰论曰，司马迁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蔡邕亦曰，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贤者幽隐，故弹弦讽谏，且鹿鸣文武治内之政，先圣孔子自卫反鲁，雅颂各得其所，不应以刺诗冠小雅篇首，就如二人之说，其殆关雎之类，虽作于文王之后，实则文王之事也，孔子读鹿鸣，见君臣之有礼，则非刺明矣，案关雎鹿鸣，同一刺诗，并见史记，皆作于文王之后，而追咏文王之事，故虽是刺诗，而可列于四始，孔子读鹿鸣，见君臣之有礼，孔子读关雎，何尝不以为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乎，关雎刺诗，可冠经首，鹿鸣刺诗，何独不可冠小雅篇首乎，范氏明于关雎而昧于鹿鸣，所见未谛，盖逸斋补传，专宗毛郑，故虽称引古义，而仍不能释然于传笺也，薛士龙答何商霖书曰，来教谓诗之作，起于教化之衰，所引康王冥朝，将以为据，鲁诗所道可尽信哉，求诗名于礼经，非后世之作也，又安知关雎作刺之说，非赋其诗者乎，困学纪闻曰，鹿鸣在宵雅之首，马蔡以为风刺，盖齐鲁韩三家之说，犹关雎刺诗作讽也，原注，吕元钧谓陈古以讽，非谓二诗作于衰周，案此皆调停之说也，不欲违背古义，又不能屏除俗说，乃谓周初本有关雎鹿鸣之诗，后人陈古以为讽刺，据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则以关雎为毕公作，谓是述古而非造篇，似亦有可通者，而揆之汉人所引三家诗义，则实不然，史记两言关雎作，法言云，关雎作乎上，论衡云，周衰而诗作，杨赐云，关雎见几而作，既皆云作，必是造篇，且关雎若本有是诗，女史歌之房中，康王必已饫闻，毕公虽欲讽，何能使王感悟，未可以召公之常棣比毕公之关雎也，薛以礼经为疑，不知礼经非必出于周公，但知六经皆孔子所定，则于诸经皆豁然无疑矣，欧阳修曰，关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关雎作，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谓此淑女配于君子，不淫其色，而能与其左右勤其职事，则可以琴瑟钟鼓友乐之尔，皆所以刺时之不然，先勤其职而后乐，故曰关雎乐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伤，朱子以仪礼已有周南疑之，由不知礼经亦孔子所定。
论魏源以关雎鹿鸣为刺纣王臆说不可信三家初无此义
魏源诗古微四始义例篇曰，二南及小雅，皆当殷之未季，文王与纣之时，谓谊兼讽刺则可，谓刺康王则不可，并诬三家以正风雅为康王时诗，尤大不可，盖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者，诗人之本谊也，以文王时讽论王室之诗，施之后王者，国史之旁谊，非诗人之本谊也，考关雎之为刺诗，鲁诗则见于史记汉书刘向扬雄张超之著述，韩诗则见于后汉书明帝之诏，杨赐之传，冯衍之赋，鹿鸣之为刺诗，则亦见于史记王符潜夫论蔡邕琴操之称引，其间有本义，有旁义，在善学者分别观之，三家既以关雎鹿鸣，与文王清庙同为正始，必非衰周之诗，韩序云，关雎刺时也，未尝言刺康王，则是思贤妃以佐君子，即为讽时之谊，但在文王国中为正风正雅者，在商纣国中视之，则为变风变雅，此关雎鹿鸣刺时之本谊也，在盛世歌之，为正风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即为变风变雅，此毕公刺康王之旁谊也，又曰，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废书而欢曰，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自注周当为商，蒙上文师挚纣箕子而言之。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四汉今古文说，皆谓师挚以商纣乐官而归周，韩诗外传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纣之余民也，故师挚作乐之始，甫闻关雎之乱，盖以关雎乐章，作于师挚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溺音之时，大雅首文王，而往复于殷命之靡常，周颂首清庙，而肇于多士之骏奔，四始皆致意于殷周之际，岂独关雎鹿鸣而已乎，故曰，诗三百篇，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为作也，挚而有别，即乐而不淫，寤寐反侧，即哀而不伤，锡瑞案以挚而有别为乐而不淫，寤寐反侧为哀而不伤，前人解关雎诗，皆如此说，而乐与哀属何人说，则无以质言之，三家诗并无以关雎属文王太姒之明文，焦氏易林云，关雎淑女，贤圣配偶，未尝云是文王太姒，即毛诗亦止云后妃之德也，未尝言后妃为何人，则以属文王太姒者，自是推论之辞，若质言之，动多窒碍，范处义云，作于文王之扣，追咏文王之事，斯为得之，魏源作诗古微，意在发明三家，而不知四始定自孔子，非自周公，关雎虽属刺诗，孔子不妨以为正风，取冠篇首，六经皆孔子手定，并非依傍前人，魏氏惟不知此义，故虽明引三家之说，而与三家相反对，三家明云周衰时作，魏云必非衰周之诗，三家明云是刺康王，魏云未尝言刺康王，且改其说，以为是刺纣王而美文王，试问魏所引鲁韩诗，有言及纣王一字者乎，魏谓前人诬三家以正风雅为康王诗，前人实未尝诬，而魏臆造三家以关雎为刺纣王之说，则诬甚矣，太史公明言周道缺，魏臆改周为商，牵引师挚纣箕子而并言之，案三家皆以关雎为识向为豫见，康王晏起，大臣见几，正与师挚审音箕子欢象箸相似，非以三事并合为一，至孔子云师挚之始，此师挚又非纣时之师挚，必是孔子同时之人，故闻其歌关雎而有洋洋盈耳之欢，若是商周时人，孔子安得闻之而欢之乎，必不可并合为一也，史记儒林传序周室衰而关雎作，正与周道缺关雎作一辙，如魏氏说，将并改周室之周字为商以就其说乎，刘向扬雄王充杨赐应劭张超，皆明云刺康王，如魏氏说亦将一概抹扌杀之乎，魏以毕公为赋诗非作诗，即宋薛士龙吕元钧之意，又强牵合师挚兴纣，造为刺纣美文之说，则又宋儒之所未言，不知解经是朴学，不得用巧思，解经须确凭，不得任臆说，魏诬三家而创新解，解关雎一诗即大误，恐其惑世，不得不辨。
论四始之说当从史记所引鲁诗诗纬引齐诗异义亦有可推得者
毛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正义曰，四始者，郑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然则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四始也，案诗纬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已，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与此不同者，纬文因金木水火有四始之义，以诗文之，又郑作六艺论，引春秋纬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者，郑以历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其六情者，则春秋云，喜怒哀乐好恶是也，诗既含此五际六情，故郑于六艺论言之，案孔疏以四始为人君兴废之始，义殊不了，陈启源谓风雅颂四者即是始，非更有为风雅颂之始者，则何必言四始，毛序又何以关雎为风之始乎，考史记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义始了然，太史公据鲁诗，毛以关雎为风之始，则亦与鲁诗不异矣，诗纬言四始乃齐诗异义，近儒孔广森推得其说曰，始际之义，盖生于律，大明在亥者，应钟为均也，四牡则太簇为均，天保夹钟为均，嘉鱼仲吕为均，采芑蕤宾为均，鸿雁夷则为均，祈父南吕为均，汉初古乐未湮者如此，故翼奉曰，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律历迭相治，夫天地稽三期之变，亦于是可验，古之作乐，每三诗为一终，经传可考者，有升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鸣之三间歌鱼丽之三，然采薇出车大杜，皆所以劳将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以燕朋友兄弟，蓼萧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诸侯，亦三篇同奏，确然可信者也，说始际者，则以与三期相配，如文王为亥孟，大明为亥仲，绵为亥季，其水始独言大明，犹三期之先仲次季而后孟也，故鹿鸣四牡皇华同为寅宫，与四牡以表之，鱼丽嘉鱼南山有台，同为已宫，举嘉鱼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容三家诗次不尽与毛同耳，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芑为午，似蓼萧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车攻之后而为未也，吉日鸿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异，且其戍子丑为何等篇，不可推测矣，锡瑞案诗纬在汉后为绝学，孔氏所推甚精，惟采薇大出车，依三家当为宣王诗，孔仍毛诗，次序稍误，魏源更正之，以蓼萧湛露彤弓，烈鱼丽之前，为辰，采薇大杜出车，列采芑之后，车攻之前，为午季未孟仲，次序更合，齐诗与纬说合，略见翼奉郎ダ二传，郎ダ曰，四始之缺，李贤注不引历枢，而引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以解之，应劭注汉书，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五际，宋均注演孔图，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六情，皆甚误，而据匡衡传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则齐诗虽传异义，亦未尝不以关雎为始也，翼奉曰，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是诗之五际，亦阴阳灾异之类，易之阴阳，春秋之灾异，皆是别传而非正传，则诗之五际四始，亦别传而非正传矣，翼奉传孟康注引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戍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齐诗内传五际数戌，而诗疏不及戌，据郎ダ注宋均云，天门戌亥之间，则亥为革命当一际，出入候听应以戌当一际也，迮鹤寿齐诗翼奉学，陈乔枞诗纬集证，发明齐诗尤详，以非正传，故不备举。
论三家亡而毛传孤行人多信毛疑三家魏源辨明快可为定论
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程大昌曰，三家不见古序，故无以总测篇意，毛惟有古序以该括章旨，故训诂所及，会全诗以归一贯，然考新唐书艺文志，韩诗二卷卜商序韩婴注，而水经注引韩诗周南叙曰，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至诸家所引韩诗，如关雎，刺时也，汉广，说人也，汝坟，辞家也，莒，伤夫有恶疾也，黍离，伯封作也，ぐ，刺奔女也，凑与洧，说人也，鸡鸣，谗人也，夫移，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钟，刺昭王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抑，卫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乐，美宣王之德也，云汉，宣王遭乱仰天也，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欢征役也，宫有亻血，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皆与毛诗首语一例，则韩诗有序明矣，齐诗最残缺，而张揖魏人，习齐诗，其上林赋注曰，伐檀，刺贤者，不遇明王也，其为齐诗之序明矣，刘向楚元王孙世传鲁诗，其列女传以苜为蔡人妻作，汝坟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为召南申女作，邶柏舟为卫夫人作，硕人为庄姜传母作，燕燕为定姜送妇作，式微为黎庄夫人及传母作，载驰为许穆夫人作，视毛序之空衍者，尤凿凿不诬，且其息夫人传曰，君子故序之于诗，黎庄夫人传曰，君子故序之以编诗，而向所自著书亦曰新序，是鲁诗有序明矣，且三家遗说，凡鲁诗如此者，韩必同之，韩诗如此者，鲁必同之，齐诗作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规叠矩，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谓毛不见三家古序则有之，三家鸟用见毛序为哉，程氏其何说之词，郑樵曰，毛公时，左传孟子国语仪礼未盛行，而先与之合，世人未知毛诗之密，故俱从三家，及诸书出而证之，诸儒得以考其异同得失，长者出而短者自废，故皆舍三家而宗毛，应之曰，齐诗先采而后草，与仪礼合，小雅四始五际次第，与乐章合，鲁韩诗说硕人二子乘舟载驰黄鸟，与左氏合，说抑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说驺虞乐官备，与射义合，说凯风小弁，与孟子合，说出车采薇非文王伐猃狁，与尚书大传合，大武六章次第，与乐章合，其不合诸书者安在而毛诗则动与抵牾，其合诸书者又安在顾谓西汉诸儒，未见诸书，故舍毛而从三家，则太史公本左氏国语以作史记，何以宗鲁诗而不宗毛，贾谊刘向博极群书，何以新书说苑列女传，宗鲁而不宗毛，谓东汉诸儒得诸书证合，乃知宗毛而舍三家，则班固评论四家诗，何以独许鲁近，左传由贾逵得立，服虔作解，而逵选齐鲁韩毛异同，服虔注左氏，郑君注礼，皆显用韩诗，即郑笺毛，亦多阴用韩义，许君说文叙，自言诗称毛氏，皆古文家言，而说文引诗什九皆三家，五经异义论制，论郑风，论生民，亦并从三家说，岂非郑许之用毛者，特欲专立古文门户，而意实以鲁韩为胜乎，若云长者出而短者自废，则郑荀王韩之易，贤于施孟梁邱，梅赜作颐，下同，之书贤于伏生夏侯欧阳，韩诗外传，贤于韩诗内传，左氏之杜预，贤于贾服，而逸书十六篇逸礼七十篇，皆亡所当亡耶，至钱氏大昕据孟子劳于王事，不得养父母，为孟子之用小序，缁衣篇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为公孙尼子之用小序，则不如据论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夫子用小序之为愈为，梅赜之伪古文书，其亦三代经传袭用梅氏耶，郑氏其何说之词，姜氏炳璋曰，汉四家诗，惟毛公出自子夏，渊源最古，且鲁颂传引孟仲子之言，丝衣序引高子之言，北山序同孟子之语，则又出于孟子，而大毛公亲为荀卿弟子，故毛传多用荀子之言，非三家所及，应之曰，汉书楚元王传，言浮邱伯传鲁诗于荀卿，则亦出荀子矣，唐书载韩诗卜商序，则亦出子夏矣，韩诗外传高子问载驰之诗于孟子，孟子曰，有卫女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又载荀卿非十二子篇，独去子思孟子，且外传屡引七篇之文，则亦出孟子矣，故汉书曰，又有毛公之学，自言子夏所传，自言云者，人不取信之词也，至释文引徐整云。三国吴人。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一云子夏授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夫同一毛诗传授源流，而姓名无一同，且一以为出荀卿，一以为不出荀卿，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展转傅会，安所据依，岂非汉书自言子夏所传一语，已发其覆乎，以视三家源流，孰传信，孰传疑，姜氏其何说之词，锡瑞案三家亡，毛传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已发其覆乎，以视三家源流，孰传信，孰传疑，姜氏其何说之词，锡瑞案三家亡，毛传孤行，多信毛而疑三家，魏氏辨分明，一扫俗儒之陋。
论毛传不可信而明见汉志非马融所作
史记儒林传述汉初经师，易止田生一人，书止伏生一人，礼止高堂生一人，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二人，而二人皆传公羊，故汉初立公羊博士，不分胡董，惟诗有三人，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传此，三人者，生非一处，学非一师，同为今文而实不同，故汉初分立三博士，盖有不得不分别者，史记不及毛公，若毛公为六国时人，所著有毛诗故训传，史公无缘不知，此毛传不可信者一，汉书艺文志虽列毛诗与毛诗故训传，而云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自谓者，人不谓然也，毛诗始发见于刘歆，汉志多本刘歆七略，乃以鲁最为近，而于毛有微词，则班氏初不信毛，汉志亦非全用七略，此毛传不可信者二，徐整陆玑说毛诗授受源流，或以为出荀卿，或以为不出荀卿。魏源辨之已详，两汉以前皆无此说，此毛传不可信者三，荀卿非十二子，有子夏之贱儒，是荀卿之学，非出子夏，判然为二，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祖子夏不应祖荀卿，祖荀卿不应祖子夏，此毛传不可信者四，申公受诗于浮邱伯，浮邱伯之荀卿，则鲁诗实出荀卿矣，若毛诗亦荀卿所传，何以与鲁诗不同，此毛传不可信者五，汉志但云毛公之学，不载毛公之名，亦无大小毛公之分，郑君诗谱曰，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曰，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盖郑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陆玑始著大小毛公之名，如其说则作传者毛亨非毛苌，故孔疏云，大毛公为其传，由小毛公而题毛也，郑汉末人，不应所闻详于刘班，陆玑吴人，不应所闻又详于郑，此毛传不可信者六，后汉书章帝纪建元六年，诏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袁宏后汉纪遂言于是古文尚书毛诗周官，皆置弟子，案古文在汉时无置博士弟子者，惟左氏立而旋罢，故顾炎武断后汉儒林传诗齐鲁韩毛，毛字为衍文，儒林传云，三家皆立博士，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顾氏之说是也，儒林传马融作毛诗传，何焯曰，后人据此传，云诗序之出于宏，不悟毛传之出于融，何也，或疑融别有诗传，亦非范氏明与郑笺连类言之矣，康成亲受经于季长，以笺为致敬亦得，案何氏说虽有据，而汉志已列毛诗诂训传，仍当以融别有诗传为是。
论以世俗之见解诗最谬毛诗亦有不可信者
凡经学愈古愈可信，而愈古人愈不见信，所以愈可信者，以师承有自，去七十子之传不远也，所以愈不信者，去古日远，俗说沉溺，疑古说不近人情也，后世说经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见，测古圣贤，一以民间之事律古天子诸侯，各经皆有然，而诗为尤甚，姑举一二言之，如关雎三家以为诗人求淑女以配君子，毛以为后妃求贤以辅君子，皆不以寤寐反侧属文王，俗说以为文王求太姒至于寤寐反侧，浅人信之，以为其说近人情矣，不知独居求偶，非古圣王所为，且如其说，则关雎与月出株林，相去无几，正是乐而淫，哀而伤，孔子何以称其不淫不伤，取之以冠篇首，试深思之，则知俗说不可信矣，卷耳三家无明文，荀子以为卷耳易采，顷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毛以为后妃佐君子求贤审官，皆不以采卷耳为实事，俗说以为提筐采卷耳，因怀人而置之大道，引唐人诗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为比例，又以二三章为登山望夫，酌酒销愁，浅人信之，以为其说近人情矣，不知提筐采卷耳，非后妃身分，登山望夫，酌酒销愁，亦非后妃身分，且不似幽淑女行为，试深思之，则知俗说不可用矣，其他如疑诗人不应多讽刺，是不知古者师箴瞍蒙诵百工谏之义也，疑淫诗不当入国史，是不知古者男女歌咏，各言其伤，行人献之太师之义也，疑陈古刺今不可信，是不知主文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之义也，疑作诗不当始衰世，是不知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坏而春秋作，皆衰世所造之义也，疑康王不应有刺诗，是不知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治则伤始乱之义也，后儒不知诗人作诗之意，圣人编诗之旨，每以世俗委巷之见，推测古事，妄议古人，故于近人情而实非者，误信所不当信，不近人情而实是者，误疑所不当疑，见毛郑之说，已觉龃龉不安，见三家之说，尤为枘凿不入，曲弥高而和弥寡矣，或谓大毛公六国时人，安见不比三家更古，曰，毛公六国时人，并无明文可徵，且毛传实有不可信者，丕显二字屡见诗书，毛传于文王有周不显，曰不显显也，又于不显亦世，曰不世显德乎，是其意以不字为语词，为反言，不知不显即丕显也，不显亦世即丕显弈世也，不显不时即丕显丕承，清庙之不显不承，正丕显丕承之证也，卷阿伴奂尔游矣，伴奂叠韵连文为义与下优游一例，即皇矣之畔援，颜注汉书引诗正作畔换，亦即闵予小子之判换，所谓美恶不嫌同辞也，毛传乃云，广大有文章貌，是其意分伴奂为两义，伴训广大，奂训有文章，不知下句优游何以解之，毛何不分优游为两义乎，正义据孔晁引孔子曰，奂乎其有文章，伴乎其无涯际，孔晁王肃之徒，其所引即孔丛家语之类，王肃伪作，必非圣言，荡曾是疆御亦二字连文为义，左氏昭元年传曰，疆御已甚，十二年传曰，吾军帅疆御，皆二字连文，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难，史记集解引牧誓郑注曰，疆御犹疆暴也，疆御即尔雅释天之疆围，汉石门颂倒其文曰，绥亿衙疆，惟其义同，故可倒用，毛传乃云，疆梁，御善也，不知二字连文，而望文生义，岂六国时人之书乎。
论毛义不及三家略举典礼数端可证
毛传孤行久矣，谓毛不及三家，人必不信，如关雎刺晏朝，苜伤恶疾之类，人必以为传闻各异，事实无徵，今以典礼之实有可徵者，略举二南数事证之，如韩诗外传五引诗鼓钟乐之，与毛诗钟鼓乐之不同，外传一引诗作钟鼓，盖后人依毛诗误改外传，言古者天子左五钟右五钟，而不及鼓，侯包韩诗翼要曰，后妃房中乐有钟声磬，亦不及鼓，是韩诗不作钟鼓甚明周礼磬师教缦乐燕乐之钟磬郑注，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二乐皆教其钟磬，疏云，燕乐房中之乐者，此即关雎二南也，谓之房中者，房中谓妇入后妃，以风喻君子之诗，故谓之房吕之乐，据此则古周礼说与韩诗合，皆谓房中乐有钟磬而无鼓，钟磬清扬，于房中宜，鼓音重浊，于房中不宜，或据薛君章句鼓人上堂，谓韩诗亦当兼言鼓，不知鼓人上堂，不入房中，不与钟磬并列，仍不当兼言鼓，鼓钟之鼓训击，是虚字，是一物，钟鼓之鼓是实字，是二物，毛作钟鼓，与古礼不合，此毛不及韩诗者一，说文引诗以{曰女}父母，与毛诗归宁父母不同，盖三家之异文，春秋庄二十七年杞伯姬来，何休公羊解诂曰，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虽无事，岁一归宗，疏云，其大故者，奔丧之谓，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齐，彼注云，奔父母之丧是也，自从也，言从大夫妻以下，即诗云归宁父母是也，案诗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叙故也。案归宁父母是毛诗，三家不作归宁，亦未必以葛罩为大夫妻，疏引诗误。左氏传曰，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据此则今春秋公羊说夫人不得归宁，古春秋左氏说夫人亦得归宁，案诗竹竿云，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故泉水载驰竹竿，皆思归而不得，战国策左师说赵太后，甚爱燕后，饮食必祝曰，必勿使反，是诸侯女既嫁不得复反，反即大归，战国时犹知此义，当从今文说，不得归宁为正，毛诗与左传同出河间博士，故此传曰，宁，安也，父母在则有时归宁耳，毛以父母在得归宁，父母终，不得归守为调停之说，郑笺泉水云，国君夫人父母在归宁，正本毛传，惠周惕诗说谓古无归宁之礼，毛传因左氏而误，其说近是，盖郑笺又因毛传而误也，段玉裁亦疑毛传，谓方嫁不得遽图归宁，此归字作以字为善，是欲改毛以从三家，不知今古文说不同，陈奂谓父母在九字为郑笺窜入，是欲删毛以归之郑，亦不知今古文说不同，皆明见毛义之不安而不敢，即如陈氏强释毛义，谓归以安父母，归宁不训归家，而截归字为一句，殊近不辞，不如三家作以{曰女}父母，文义甚明，不与归宁相混，此毛不及三家者二，因学纪闻引曹粹中诗说，齐诗先采而后草，据仪礼合乐歌周南，则关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则鹊巢采蘩采三篇同奏，古诗篇次，以采列草之前，三家次第，当与毛异，齐诗传自辕固，夏侯始昌为辕固弟子，后苍事始昌，通诗礼，为博士，二戴皆后苍弟子，则仪礼及二戴礼中所引诗当为齐诗，曹氏所言，不为无据，毛失其次，与仪礼歌诗不合，此毛不及齐诗者三，五经异义今诗韩鲁说驺虞天子掌鸟兽官，古毛诗说驺虞义兽，白虎黑文，案贾谊新书礼篇，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仪礼乡射礼注，其诗有一发五豝五豵，于嗟驺虞之言，乐得贤者众多，欢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礼记射义驺虞者，乐官备出，注乐官备者，谓驺虞，曰壹发五豝，喻得贤者多也，于嗟乎驺虞，欢仁人也，皆与韩鲁诗合，文选魏都赋注引鲁诗传曰，古有梁驺，梁驺天子猎之田也，韩义盖与鲁同，若山海经逸周书尚书大传，虽言驺虞，而未尝明言即诗之驺虞，汉初大儒，如申公韩太传贾太传，必无不见山海经逸周书，而不引以解诗之驺虞者，知彼所言驺虞，非诗之所言驺虞也，毛诗晚出，见驺虞二字偶合，遂据以易三家旧说，撰出义兽二字，以配麟之仁兽，异义引毛诗说周南终麟趾，召南弱驺虞，俱称嗟欢之，皆兽名，后人多惑其说，不知麟趾为关雎之应，驺虞为鹊巢之应，此是毛义，非三家义，且即以毛义论，驺虞与麟亦不相对，麟之趾序笺云，有似麟应之时，疏引张逸问云，致信厚未致麟，孔氏引申之曰，由此言之，不致明矣，是文王无致麟之事，若驺虞据尚书大传散宜生取以献纣，是文王实致驺虞矣，一实致，一未致，一本事，一喻言，安得以为相对，至于于嗟欢辞，屡见于诗，如于嗟阔兮，于嗟洵兮，于嗟鸠兮，于嗟女兮，皆诗人常言，岂可以两处欢辞偶同，强为牵合，焦氏易林云，陈力就列，驺虞悦喜，亦以驺虞为官名，陈乔枞以易林为齐诗，是三家之说同，尔雅多同鲁诗，故释兽无驺虞，以驺虞为兽名，毛诗一家之言，与古义不合，此毛不及三家者四，略举四证，皆二南之关于典礼者，学者可以隅反。
论三家诗大同小异史记儒林列传可证
王应麟诗考后序曰，刘向列女传，谓蔡人妻作莒，周南大夫妻作当汝坟，申人女作行露，卫宣夫人作邶柏舟，定姜送妇作燕燕，黎庄夫人及其传母作式微庄姜传母作硕人，息夫人作大车，新序谓之传母作二子乘舟，寿闵其兄作忧思之诗黍离是也，楚元王受诗于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孙，所述盖鲁诗也，王引之经义述闻曰，列女传贞顺传，蔡人妻伤夫有恶疾而作莒，与文选辨命论注所引韩诗合，贤明传周南大夫妻言仕于乱世者，为父母在故也，乃作诗曰，鲂鱼尾云云，与后汉书周磬传注所引韩诗章句合，贞顺传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云云，与韩诗外传合，母仪传卫姑定姜赋燕之诗，与坊记郑注合，郑为记注时，多取韩诗也，又上灾异封事引诗密勿从事，与文选为宋公求加赠前军表注，所引韩诗密勿同心，皆以密勿为黾勉，然则向所述者，乃韩诗也，锡瑞案二说皆有据，盖鲁韩义本同史记，儒林列传曰，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以史记之说推之，可见鲁韩三家诗，大同小异，惟其小异，故须分立三家，若全无异，则立一家已足，而不必分立矣，惟其大同，故可并立三家，若全不同，则如毛诗大异而不可并立矣，三家诗多不传，今试取其传者论之，如黍离一篇，新序节士篇云，卫宣公子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此刘子政所引鲁诗义也，而韩诗曰，黍离伯封作也，陈思王植令禽恶鸟论云，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后法郅理韩诗，光武讼恽授皇太子韩诗，恽说太子曰，吉甫贤臣放逐孝子，薛君韩诗注曰，诗人求己兄不得，是韩诗以黍离伯封作，与鲁诗以为公子寿作者异，韩诗外传载赵苍唐为魏文侯子击使于文侯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说苑奉使篇略同，子政据鲁诗而与韩诗同者，盖论此诗之事，则异国异人并异时，而论此诗之义，则同一孝子之见害，同一悌弟之思兄，此所以小异而大同，外传与说苑皆可引为思亲之意也，若共篇次则鲁诗当入卫风，与毛诗异，韩诗当入王风，与毛诗同，而其说解则鲁韩可合，而与毛诗全不合，三家大同小异，可以此诗推之，魏源不知此义，乃欲强合鲁韩为一，谓伯封乃卫寿之字，反以曹植徵引为误，则御览明引韩诗伯封作，岂亦误乎，伯封为卫寿字，又何据乎，凭臆武断，讵可为训，盖误于鲁韩诗，从无不同之见，而未考史记儒林传也。
论诗序与书序同有可信有不可信今文可信古文不可尽信
毛序有可信不可信，为说诗者一大疑案，关雎序自关雎后妃之德也至关雎之义也，经典释文卷第五，旧说云起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讫末，名为大序，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朱子作诗序辨说，以诗者志之所之至诗之至也为大序，其余首尾为关雎之小序，诗正义自关雎以后，每诗一篇，即有一序，皆谓之小序，此大序小序之分也，作序之人自诗谱外，王肃以为子夏所序诗即今毛诗序，范蔚宗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诗序，魏徵等以为子夏所创，毛公及卫宏又加润益，韩愈议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学者欲显其传，因藉之子夏，成伯以为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诗中之意而系其辞，王安石以为序乃诗人所自制，程子以为小序国史之旧文，大序孔子所作，苏辙以为卫宏所作，非孔氏之旧，止存其首一言，余皆删去，王得臣以为首句孔子所题，曹粹中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师说，郑樵王质以为村野妄人所作，作序之人，说者不一，自唐定正义以后，惟宋欧阳修撰毛诗本义，为论以辨毛郑之失，犹未甚立异同，迨郑樵专指毛郑之妄，谓小序非子夏所作，尽削去之，而以已意为说，其诗序辨曰，序有郑注而无郑笺，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诗，第为之传，其不作序又明序，小序出于卫宏，有专取诸书之文至数句者，有杂取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有委曲婉转附经以成其义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欢之，其文全出于乐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于金，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其文全出于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于数书既传之后明矣，此所谓取诸书之文有至数句者此也。案人多以为毛序与古书合，此则以为卫序取古书。关雎之序既曰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意亦足矣，又曰风，风也，风以动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又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载驰之诗，既曰，许穆夫人闵其宗国颠覆成作，又曰，卫懿公为狄所灭，丝衣之诗，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也，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有美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所谓杂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后继之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国家忠厚，仁及草木，然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养老之言，此所谓委曲宛转附经以成其义者此也，惟宏序作于东汉，故汉世文字，未有引诗序者，案近人引汉广序德广所及等语，汉时古书多未见，必是引序。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语盖魏后于汉，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诗序出于卫宏，则风雅正变之说，二南分系之说，羔羊蟋蟀之说，或郁而不畅，或巧而不合，如荡以荡荡上帝发语，而曰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召以天疾威发语，而曰闵天下无如召公之为臣，雨无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众多如雨，非所以为正，牵合为文而取讥于世，此不可不辨也。文献通考载石林叶氏说略同。程大昌考古编曰，范传，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所序者，毛传耳，诗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与宏序，今混并无别，然有可考者，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锡瑞案程氏之分大序小序，与释文旧说朱子辨说并异，以发序两语为小序，两语以外，续而申之者为大序，小序出于国史，为古序，大序缀于卫宏，非子夏所作，其说本于苏辙，实洲源于成伯，近人魏源谓续序不得毛序之意，正本程说，魏晋以后，毛传孤行，人多遵信序说，以为真出子夏，至宋则疑信参半，朱子作诗集传，如亦从序，后与吕祖谦争辨，乃改郑樵说，有辨说攻小序，而集传未及追改，如缁衣丰年等篇者，元延科举法诗用朱子集传，而毛传几废，国朝人治汉学，始尊毛而攻朱，近人治西汉今文学，又尊三家而攻毛，平心论之，诗之序犹书之序也，诗序有今古文之分，犹书序有今古文之分也，伏生今文书序，见于史记所引者可信，马郑古文书序，不可尽信，三家今文诗序，见于诸书所引者可信，古毛诗序，不可尽信，郑君论纬说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窃谓古文诗书之序，当如郑君之说，若郑樵攻毛序而以已意为序，则近于妄，魏源诗古微主三家，而三家所无者，皆以己意补之为序，是郑樵之类也。
论朱子不信毛序有特见魏源多本其说
朱子曰，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后汉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于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列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而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于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间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远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又论邶柏舟序曰，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氏则不可以强而推，凡小序唯计文明曰，直提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于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傅会书史，依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于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于夫，而以为不遇于君，此则失矣。马端临引刘向封事以朱子，案孟子已引此诗属孔子矣，或断章取义，不必泥看。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于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故为欺罔以误后人之罪，不可扌矣，盖其偶见此诗冠于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后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若将以其多知而必于取信，不知将有明者从旁观之，则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启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锡瑞案朱子毛序有特见古书序皆附末，毛诗独冠篇端，诚有如先有此题而后作此诗者，朱子并为一编以远其旧是也，为孔古文尚书以序冠篇首，亦非古法，即此可证其伪，序所云刺某君，多无明文可据，朱子云，顷公谥恶，故以柏舟为刺顷公，今以朱子之说推之，则序所云刺某某者，多有可疑，虽未见朱说之必然，亦无以见其必不然也，魏源之毛序有朱子已言者，毛有序三家亦有序，其序说多不同，三家亡而毛义孤行安见三家序皆不是，而毛序，独是，故朱子深惜三家之传绝，无以考其抵牾之迹也。
论马端临朱申毛可与朱说参看且能发明风人之旨
马端临曰，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于叙述，风谕之意，浮于指斥，盖有反覆咏欢，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于桑中溱洧诸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鸟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直郑卫诸篇哉，夫苜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苜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欢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欢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如四诗也非子云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鸨羽陟岵之诗，见于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于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欢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逮，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为正雅矣，采薇，三家本不以为文王诗，马氏专据毛诗。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且夫子尝删诗矣，所取于关雎，谓其乐而不淫，则诗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提以为男女淫奔诱，而自作诗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单，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邱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蹇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其多如此，夫子犹存之，不知所删何等之篇也，夫子曰，思无邪，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刺奔，溱洧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蹇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且此诸篇者，虽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子淫邪可乎，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大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拜肆夏，宁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Ａ１１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蹇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者见善于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于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锡瑞案毛序不尽可信，毛诗与左氏春秋出河间博士，其与左氏合者，亦不尽可信，惟三家既亡，毛诗犹为近古，与其信后人之臆说，又不台信毛诗，朱子以郑卫为淫诗，且为淫者自作，不可为训，马朱以申毛，能发明风人之旨。
论乐记疏引异义说郑诗非必出于三家魏源据以为三家诗未可执为确证
解经必遵最初之说，而后起之说不可从，尤必据最古之明文，而疑似之文不可用，礼记乐记疏引异义云，今论说郑国之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云郑声淫，左传说烦手淫声谓之郑声者，言烦手踯躅之声使淫过矣，许君谨案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今案郑诗说妇人者，唯九篇，异义云十九者，误也，无十字矣，锡瑞案许君异义引诗之例，必云今韩鲁诗说古毛诗说，以为分别，此谨案下无引今诗古诗字样，则此说必非出于诗家，当是许君自为之说，亦或别有所本，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鲁论举溱洧一诗，以为郑俗多淫之证，非谓郑诗皆是如此，许错会此旨，举郑诗而悉被以淫名，自后遂以郑诗混入郑声，而谓夫子不当取淫诗，又以序所云刺时刺乱者，改为刺淫，则皆许君之一言误之矣，刘氏之说，是以许君为自为之说也，白帖引通义云，郑国有溱洧之水，会聚讴歌相感，今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故郑声淫也，此通义未知是刘向通义，或即白虎通义，当为许君之所本也，然其说有可疑者，异义通义皆云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而郑诗实无十九篇说妇人者，孔疏以为今郑计说妇人者唯九篇，则其数已不能合矣，以今考之，郑诗说妇人者，女曰鸡鸣，有女同车，丰，东门之单，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实止七篇，女曰鸡鸣，古贤夫妇警戒之词，虽说妇人，不得谓之淫诗，野有蔓草，韩诗外传与说苑，皆载孔子遭齐程本子倾盖而语，孔子引野有蔓草之诗，韩鲁义同以为邂逅贤士，与毛朱男女不期而会异，是三家亦不以为淫诗，除去二篇，止有五篇，其数更不能合矣，疑似之文，既不可解，学者姑置之可也，魏源古微好创新说，引白虎通与汉书地理志，郑国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说怿，为班固鲁诗说，又引异义许君谨案之说，为三家诗，不知许君未明引今韩鲁诗，何以知为三家，白虎通与汉志，皆未明引诗说，又何以知为三家，后汉书注引韩诗章句，郑国之俗，三月上已之辰，于溱洧二水之上，执兰招魂，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韩诗惟以溱洧为淫诗有明文，与毛义同，不以野有蔓草为淫诗，则与毛义异，韦昭毛诗答问云，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时，江淹丽色赋云，感蔓草于郑诗，自是毛义，而江淹杂诗云，既伤蔓草别，方知大杜情，则同三家遇贤之义，诗人非经学专家，随手掇拾，不为典要，魏乃强为调停之说，谓遇贤而诸男女，犹离骚比君子于美人，舍韩诗明文可据者，而强同于毛义，又于三家无明文可据者，而执异义疑似之文以解之，皆非实事求是之义。以申侯为狡童，以子瑕说扬之水，皆无据。
论毛序或以为本之子夏或以为续于卫宏皆无明文可据即以为卫宏续作亦在郑君之前
陈澧曰，释文引沈重云，案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自注，孔疏所载诗谱，不言序为谁作，沈重之说，不知所据。澧案仪礼乡饮酒礼，贾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之类，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义而亡其辞，是毛公续序，与沈重足成之说同，今读小序，显有续作之迹，如载驰序云，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此以上文三句简略，故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有女同车序云，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此已说其事矣，又云，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此以上文二句简略，故亦复说其事，显然是续也，郑君虽无说，读之自明耳，郑君非以小序皆子夏毛公合作也，常棣序云，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疏引郑志答张逸云，此序子夏所为亲受圣人，是郑以此序三句皆子夏所为，非独兄弟也一句矣，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小宛四篇序，皆云刺幽王，诗谱则云刺厉王，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孔疏云，十月之交笺云，诂训传时移其篇，第因改之耳则所云师者，即毛公也，据此则郑君以序皆毛公所定，虽首句亦有非子夏之旧者也，或谓序之首句传自毛公以前，次句以下，毛公后人续作，尤不然也，如终风序云，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若毛公时序但有首句，而无遭州吁之暴云云，则次章莫往莫来，传云人无子道以来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所谓子者谁乎，以母道加谁乎，又如考序云，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究处，毛传云，考成乐也，山夹水曰涧，曲陵曰阿，，宽大貌，轴，进也，若毛公时序但有首句，则此传但释考涧阿轴六字，不知序何以云刺庄公矣，且永矢弗告，传云无所告，语，尤不知所谓矣，郑风羔裘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毛传亦但释字义，不知序何以云刺朝矣，锡瑞案陈氏引序文以证郑义可谓明切，但如其说，郑既以为子夏毛公合作，又以序为皆出子夏，又以序为皆出毛公，是郑君一人之说，已前后歧异，盖本无明据，故游移无定，安见郑说可尽信乎，陈引载驰有女同车，以为序有续作，陈信毛诗者，故以为毛公续子夏，其不信毛诗者，不亦可以为卫宏续毛序乎，陈引终风考羔裘，以为作传时，不但有首句，足卫宏续序不说，不知苏辙程大昌何以解之，而邱光庭兼明书举郑风出其东门篇，谓毛传兴序不符，曹粹中放斋诗说，亦举召南羔羊，曹风尸鸠，卫风君子偕老三篇，谓传意序意不相应，序若出于毛，安得自相违戾，又不知陈澧何以解之，平心论之，毛序本不知出自何人，尊之者推之毛公之前而属之子夏，疑之者抑之毛公之后，而属之卫宏，其实皆无明文，三家既亡，无有更古于毛诗者，即谓序出卫宏，亦在郑君之前，非后人臆说可比，学者当尊崇为古义，不必争论为何人也，四库提要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苌以下弟子所附。斯为定论。
论十五国风之次当从郑谱世次篇次三家亦不尽同于毛
毛义孤行，而诗之国次世次篇次皆从毛为定为，其实有不然者十五国风之次古说已不同孔疏于毛诗国风云，郑谱王在豳后者，退就雅颂，并言王世故耳，诸国之次，当是大师所第，孔子删定，或亦改张，襄二十九年左传，鲁为季札遍歌周乐，齐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后歌魏，杜预云，于诗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后仲尼删定，故不同，杜以为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则如左传之次，郑意或亦然也，又于王城谱云，王诗次在郑上，谱退豳下者，欲近雅颂，与王世相次故也，又于郑谱云，既谱桧事，然后谱郑，又于桧谱云，郑灭虢桧而处之，故谱先桧而后郑，欧阳修曰，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太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郑齐魏唐陈桧曹豳，此今诗次第也，周召邶卫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王，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魏源曰，大师旧第，不过以邶卫王东都之地为一类，豳秦西都之地为一类，郑齐一类，唐魏一类，陈桧曹小国一类，取其民风相近，初非有大义其问，所谓其文则史者也，夫子挈豳于后，先唐于秦，既裁以大义，不事沿袭，则王几民风鸟有仍厕侯国之理，桧为郑并向独不援魏唐画一之例，乃有夫子旧第，大即乎人心所同然，日在入耳目而不觉者，其说曰，王在豳后，桧处郑先，是说也郑诗谱著之，孔疏凡四述之，若非夫子旧第三家同传，郑安敢冒不韪以更毛次，必因毛诗进王退桧，徒欲复大师原第而大乖夫子古义，故郑援鲁韩次第以正之，锡瑞案三说当从郑谱为正，魏氏之说近是，以为夫子旧第，三家同传，虽无明文可证，然其说必有所授，孔疏臆断以为郑意亦如杜说，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则郑君作谱，何敢擅更毛诗之次第乎，魏源又谓毛诗篇次，如后采于草，后赉于桓，与乐章不符，增笙诗佚篇于小雅，厕宣王采薇出车之诗于正雅，与三家诗不符，案困学纪闻诗正义曰，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而取采，盖采旧在草之前，曹氏诗说，谓齐诗先采而后草，今考齐诗魏代已亡，曹粹中不知何据，而仪礼以鹊巢采三篇连奏，左氏传云，风有采蘩采，则毛诗以草列采蘩采之间实紊其次，左氏传以赉为大武之三章，桓为大武之六章，杜注曰，不合于今颂次第，盖楚乐歌之次第，孔疏曰，今颂次第，桓八赉九，则毛诗与左传不同，六笙诗本不列于诗，故史记汉书皆云三百五篇，王式云，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雾，尚书玑钤，皆云三百五篇，若加六篇，则三百十一篇，与古说皆不合，盖笙诗本有声无辞。如金奏下管，皆乐歌而非诗。以金奏肆夏樊遏渠为时迈，执竞思文下管新宫为斯干，象为维肖，皆非是，豳雅豳颂，亦不敢强为之说。毛以六笙诗人诗非，郑俗改什尤非，采薇出车大杜，为宣王诗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汉书马融传盐铁论潜夫论古今人表，文王时无南仲，宣王时有南仲，然则出车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也，出车云，王命南仲，即常武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也，毛以宣王诗列于文王时，尤篇次之误者，若郑笺以十月之交以下四篇为刺厉王，疏以为出鲁诗，鲁诗以黍离为卫公子寿所作，当入卫风，不入王风，足见汉人所传之诗次序，不尽与毛诗同，惜三家已亡，末由考见，至于世次，则孔疏于卫风已云，后人不能尽得其次第，于郑风引郑答赵商云，诗本无文字，后人不能尽录其第，录者，直录其义而已，如志之言，则作序乃始杂乱，是毛诗次第之不可据，郑孔皆明言之，郑君时三家俱存，惜不引以正毛诗之误也，郑谱，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诗，左氏襄二十九年传为季札歌小雅，服虔注云，自鹿鸣至菁菁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乱，致太平，是服氏以小雅无成王之诗传，又云，为之歌大雅，服虔注云，陈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凫，是为正大雅，是服氏以生民行苇既醉凫为武王之诗，与郑谱不同，略可考见三家诗之世次。
论迹熄诗亡说者各异据三家诗变风亦不终于陈灵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赵注以颂声不作为亡，朱注以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为亡，郑诗谱曰，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谱疏引服虔云，风不称周而称王者，犹尊之，犹春秋王人列于诸侯之上，在风则已卑矣，范宁梁集解序曰，就大师而正雅颂，因鲁史而作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陆德明谓平王东迁，政遂微弱，诗不能复雅，下列称风，孔颖达谓王爵虽在，政教才行于畿内，化之所及与诸侯相似也，风雅系政广狭，王爵虽尊，犹以政狭入风，据此数说，降王于国风而雅亡，其说不始于朱子也，而宋人说诗亡多兼风雅言之，苏辙曰，诗止于陈灵，而后孔子作春秋，吕祖谦曰，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犹懔懔焉，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王应麟曰，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小雅尽废，有宣王焉，春秋可以无作也，王风不复雅，君子绝望于平王矣，然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盖懔懔焉，击鼓之诗，以从孙子仲为怨，则乱贼之党犹未盛也，无衣之诗，待天子之命然后安，则篡夺之恶犹有惧也，更齐宋晋秦之霸，未尝无诗，礼义之维持人心，如此，鲁有颂而周益衰，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夏南之乱，诸侯不讨而楚讨之，中国为无人矣，春秋所以作与，据此数说，是诗亡兼变风言之，而变风终于陈灵，去春秋始于隐已远，年代殊不相合，魏源曰，王朝变雅与王国民风，并亡于平王之末，桓王之初也，何以知之，以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知之也，如谓东迁而雅降为风，则春秋胡不始于平王之初年而始于末年，观抑诗作于平王三十余年之后，彼都人士王风皆作于东迁后春秋前，故变雅王风一日不亡，则春秋一日不作，盖东迁之初，卫武公与晋文侯为王卿士，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蛮方，王纲尚未解纽，列国陈诗，庆让之典尚存，及卫武晋文俱殁，平王晚政益衰，仅以守府虚名于上，王迹荡然不存，故以春秋作之年，知诗亡之年也，若夫此外，列国变风，下逮陈灵，是霸者之迹，非王者之迹矣，观齐风终于襄公，唐风终于献公，而桓文创伯反无一诗，则知桓文陈其先世之风于王朝，而卫终于木瓜，美齐桓者，亦齐伯所陈，以著其存卫之功，秦之渭阳，曹之候人，皆与晋文相涉，而曹之下泉，有思伯之词，秦之驷铁无衣，又有勤王之烈，陈灵株林则楚庄存陈之盛举，而郑则二伯所必争，盖亦伯者所代陈矣，虽有伯者陈诗之事，而无王朝巡守述职庆让黜陡之典，陈诗与不陈何异，岂能以伯者虚文当王者之实政乎，故以王风居列国之终，郑谱以王风居终，示风终于平王，与雅亡同也，故春秋始于王风二雅所终之年，明王迹已熄，不复以列国之变风为存亡也，锡瑞案魏说近通，但孟子云，王迹当即车辙马迹之迹，天子不巡守，太师不陈诗，则虽有诗而若亡矣，魏以霸者之迹，与王者之迹封举，似犹未合，以变风为伯者所陈，说迹近理，但齐晋之伯，乃天子所命，楚庄之伯，非天子所命，楚与周声教隔绝，陈灵株林之诗未必为楚所陈，且三家以燕燕为卫定姜送妇之诗。坊记注释文曰，此是鲁诗。又在陈灵之后，据毛诗则变风终于陈灵，据三家则当云变风终于卫献，而三家之说多不传，或更有后于卫献者，尤未可执变风终于陈灵以断之也。
论诗齐鲁韩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太史公褚先生郑君以为有父又感天乃调停之说
今古文多异，三家诗与毛诗尤多异，姑举一二大者言之，生民，玄鸟，长发，宫四诗，三家皆主感生之说，生民疏引异，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列女传曰，弃母姜原者，邰侯之女也，当尧之时见巨人迹，好而履之，归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恶之，卜筮祀以求无子，终生子以为不祥，而弃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践，乃送之平林之中，后伐平林者，咸荐覆之，乃取置寒冰之匕，飞鸟伛翼之，姜原以为异，乃收以归，因命曰弃，诗云，赫云，赫姜原，共德不回，上帝是依，此之谓也，又曰，契母简狄者，有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诗云，有方将，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此之谓也，刘向所引盖鲁诗，褚少孙补史记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元邱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质殷号也，文王之先为后稷，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为姜原，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于身，即生后稷，姜原以为无父，贱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践也，抱之山中，山者养之，又捐之大泽，鸟覆席食之，姜原怪之，于是知其天子，乃取长之，尧知其贤才，立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诗人美而颂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褚少孙事博士王式，由是鲁诗有褚氏之学，所引诗传乃鲁诗传，与列女传正同，索隐以史所引出诗纬诗疏引河图云，姜原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苍耀稷生感迹，昌苗与云，稷之迹孔，契握云，玄鸟翔水遗卵流，简吞之，生契封商，春秋元命苞，姜原游宫，其地扶桑，履大人迹而生稷，齐诗与纬候多合，则亦与鲁诗合，董子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天将授汤，主天法质，而王祖锡姓为子氏，谓契母蚕玄鸟卵生契，天将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锡姓姬氏，谓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迹而生后稷，董子述公羊春秋义故异义，以为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也，异义又引左氏说，圣人皆有父，谨案尧典以亲九族，即尧母庆都感赤龙而生尧，尧安得九族而亲之，礼谶云，唐五庙，知不感天而生，郑君曰，诸言感生得无父，有父则不感生，此皆偏见之说也，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谓简吞乌子生契，是圣人感生，见于经之明文，刘媪是汉太上皇之妻，感赤龙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补而生者也，且夫蒲卢之气，妪煦桑，成为己子，况乎天气，因人之精，就而成之，反不使子贤圣乎，是则然矣，又何者怪，锡案今文三家诗，公羊春秋，圣人皆父感天而生为一义，古文毛诗左氏，圣人皆有父不感天而生为一义，郑君兼取二义为调停之说，此其说亦有所自来，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缪乎，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欲见其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褚少孙两言之，巳与郑意相似，当时毛诗未出，所谓诗言，即三家诗所谓传记，即五帝德帝系姓之类，太史公据之作三代世表，自云不离古文者近是，是以稷契有父，父皆黄帝子，乃古文说，故与毛诗左氏合，与三家诗公羊春秋不合，太史公作殷周本纪，用三家今文说，以为简狄吞玄鸟卵，姜原践巨人迹，而兼用古文说云，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源，为帝喾元妃，是亦合今古文义而两言之，又在褚少孙之先，若三家诗义实不如是，据褚先生所引诗传及刘向列女传，皆不云简狄姜原有夫，亦不云为帝喾妃，且列女传言稷契之生，皆当尧之时，则简狄姜原不得为帝喾妃甚明，此等处当分别观之，不得以史记杂采古今，见其与毛传不同，遂执以为三家今文义如是也。
论生民玄鸟长发宫四诗当从三家不当从毛
毛诗与左氏相表里，故左氏说圣人皆有父，毛诗亦以为有父，毛传云，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履帝武敏，帝，高辛氏之帝也，此毛以为有父不感天之义，郑笺云，姜原当尧之时，为高辛氏之世妃，履帝武敏，帝，上帝也，此郑以为有又感天之义，锡瑞案以诗义推之，毛传必不可通，帝既弗无子，生子何又弃之，且一弃再弃三弃，必欲置之死地，作此诗者乃周人，尊祖以配天，若非实有神奇，必不自诬其祖，有夫生子，人道之常，何以铺张生育之奇，乃至连篇累牍，孙毓谓自履其夫帝喾之迹，何足异而神之，其说甚通，马融知毛义不可通，强为遗腹避嫌之说以解之，王基马昭已之矣，近人又各创为新说，有谓帝为帝挚，诸侯废挚立尧，姜原避乱，生子而弃之者，有谓先王如达，稷形似羊，如包羲牛首，以其怪异而弃之者，有谓不坼不副，居然生子，稷初生如卵，古人未知翦胞之法而弃之者，有谓后稷呱矣，可见初生不哭，以其不哭而弃之者，纷纷异说，无一可通，即解生民诗可强通，而解玄鸟长发宫三诗皆不可通，玄鸟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契生于乌卵甚明，若但以为玄鸟至而祀生契，何言天命，又何言天命玄鸟，作此诗者近不辞矣，长发诗云，有方将，立子生商，列女传高诱吕览注引皆无帝字，诗称有不及其夫，自不以为帝喾，则契非帝喾所生甚明，郑解帝为黑帝，不如三家本无帝字为更明也，若宫诗义尤昭著云，赫赫姜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上帝必是天帝，人帝未有称上帝者生民之帝，可以高辛帝强解之，宫之上帝，不可以高辛帝强解，故毛传云，上帝是依，依其子孙，此不得已而为之辞，与诗上下文不相承，笺云，依，依其身也，天用是凭依，其解经甚合，后人乃疑不当侪姜原为房后，拟上帝于丹朱，不知周鲁之人，作诗以祀祖宗，叙述神奇，并无隐讳，何以后人少见多怪，必欲曲为掩饰，依古纬说，自华胥生皇羲，以至简狄姜原，皆有感生之事，许君异义早成，说文晚定，异义从古文说，说文仍从今文云，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盖帝王之生，皆有神异，岂可偏执一理，以为必无其事，且据诗而论，无论事之有无，而诗人所言明以为有，如必断为理之所无，则当起周鲁与宋，商颂，宋人作，见后。作诗之人，责以诬祖之罪，不当谓三家说诗为误，责以诬古之罪也，古文说圣人皆有父，以姜原简狄皆帝喾之妃，如其说，则殷周追尊，自当妣祖并重，何以周立先妣姜原之庙，不祀帝喾，生民等诗，专颂姜原有之德，不及帝喾，仪礼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如古文说，稷契皆有父，而作诗者但知颂稷契之母，而不及其父，得毋皆禽兽乎，戴震曰，帝系曰，帝喾上妃姜原本失实之词，从以传会周人喾为共祖之所自出，使喾为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颂中言姜原，言后稷，竟无一语上溯及喾，且姜原有庙，而喾无庙，若曰履迹感生，不得属之喾，则喾明明非其祖所自出。古文似正而非，今文似奇而是，学者试取诗文，平心熟玩之，知此四诗断然当从三家，而不当从毛传，郑笺以毛为主，而解四诗从三家不从毛，朱子曰，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诗中亦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盖以为稷契皆天生之尔，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论也，汉高祖之生亦类此，故其解生民亦从郑不从毛，郑君朱子皆大儒，其读书精审，知不如此解诗不能通也，论衡奇怪篇怪篇云，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Ι母吞燕卵而生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性曰姬，夫薏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气也，燕之身不过五寸，薏苡之茎不过数尺，二女吞其卵实，安能成七尺之形乎，今谓大人天神，故其迹巨，使大人施气于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尽得其精，不能得其精，则后稷不能成人，苍颉作书与事相连，姜原履大人迹，迹者基也，姓当为其下土，乃为女旁，臣非基迹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实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与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时禹Ι后稷之母，欲怀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迹也，案仲任引儒者之言，乃汉时通行今文说，仲任不信奇怪，故加诘，其诘之语，正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锡瑞尝谓后世说经之弊，在以世俗之见，律古圣贤，以民间之事，拟古天子，仲任生于东汉，已有此等习见，即如其说，亦当以为诗人之误，不当以为儒者说诗之误也。
论鲁颂为奚斯作商颂为正考父作当从三家不当从毛
三家与毛，又有大异处，如以鲁颂为公子奚斯作，以商颂为正考父作，以商颂为正考父作是也，扬子法言曰，正考甫尝君吉甫矣，公子奚斯正考甫矣，后汉书曹褒传曰，昔奚斯赞鲁，考父咏殷，班固两都赋序曰，故皋陶歌虞，奚斯鲁，王延寿鲁灵光赋曰，故奚斯颂喜，歌其路寝，曹植承露盘铭序曰，奚斯阴令张君表颂曰，奚斯赞鲁，考父颂殷，梁相费碑曰，感奚斯之德，太尉杨震碑曰，故感慕奚斯之追述，沛相杨统碑曰，庶考斯之颂仪，阳令曹全碑曰，嘉慕奚斯考父之美，巴纳太守张纳碑曰，庶慕奚斯〈缺二字〉之义，荆州刺史度尚碑曰，于是故吏感清庙之颂，欢斯父之诗，绥民校尉熊君碑曰，昔周文公作颂，宋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羡遗迹，纪述前勋，宋洪迈隶释，及近人武亿群经义证，王昶金石萃编，皆以汉碑为误，锡瑞案曹褒传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曰，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奕奕然盛，是诗公子奚斯所作也，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是奚斯作鲁颂，考父作商颂，义出韩诗，而史记用鲁诗，班固用齐诗，三家义同，乌得偏据毛诗以之乎，孔广森曰，三家谓诗为奚斯作者是也，此与吉甫作颂，其诗孔硕文义正同，曼长也，诗之章句未有长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传谓奚斯作庙，则孔硕且硕，意窘复矣，孔氏以三家为是，是矣而未尽也，毛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郑诗谱曰，喜复鲁旧制，未遍而薨，国人美其功，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其颂，寻毛郑之意，盖谓鲁颂皆史克作，作于喜公薨后，故解奚斯所作为作庙，不为作颂，今案宫诗多祝寿之语，且云令妻寿母，意必喜公在位，其母成风其妻声姜皆在，乃宜为此颂祷之辞，若在喜公薨后，世无其人已死，犹为之追祝寿，且并颂其母与妻者，如毛郑之说，可谓一大笑话，史克见左氏文十八年传，宣公时尚存，见国语，其年辈在后，奚斯见左氏闵二年传，其年辈在前，则奚斯作颂于喜公之时，时代正合，故当从三家以为奚斯所作，汉人引诗各处相合以为误，必无各处皆误之理，若毛郑之说则诚误，不必为之曲讳，段玉裁订毛诗故训传，乃强改作是庙也之庙字为诗字，以傅合汉人所引三家诗义，陈奂疏毛氏传亦从段说，岂非童牛角马，不今不古者乎。
论正考父与宋襄公年代可以相及郑君六艺论从三家诗笺毛亦兼采三家
史记宋世家曰，宋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史公用鲁诗说，裴る集解曰，韩诗商颂亦美襄公，盖三家说同，后人不信三家，以考父颂殷为误，谓考父与宋襄年代远不相及，锡瑞案史公去古未远，从孔安国问故，何至于孔子先世之事，懵然不知，孔子世家既载孟子言，正考父佐戴武宣矣，十二诸侯年表，戴襄相距百有一十六年，则史公非不知考父之年必百三四十岁，而后能相及也，百龄以上之寿，古多有之，窦公张苍即其明证，或又疑其子见杀，其父不应尚存，则春秋时明有其人，亦即宋国之人，左氏文十六年传曰，初公子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意诸死昭公之难，历文十七十八两年，宣十八年，成八年，凡二十八年，宋公使公孙寿来纳敝币，明见于经，荡意诸见杀，其父公孙寿可来纳币，何独孔父见杀，其父正考父不可作颂乎，今古文多异，异义以齐鲁韩诗公羊春秋为一说，毛诗左氏为一说，公羊称宋襄为文王不过此，故三家以商颂为美宋襄，左氏于宋襄多贬辞，河间博士治毛诗者，以为宋襄无足颂美，故别创一说，此其踪迹之可寻者，后人乃据左氏殇公即位，君子引商颂，以三家，无论古文说不足难今文，即如左氏之言，左氏作传，在春秋末，距春秋初二百余年，所引君子曰，或事后追论，岂必殇公同时之人哉，宋襄与鲁喜同时，故商颂与鲁颂文体相似，若是商时人作，商质而周文，不应周颂简，商颂反繁，且铺张有太过之处，王夫之尝摘昆吾夏桀为失辞矣，魏源诗古微列十三证，证商颂为宋诗，可谓深切著明，考诗序疏引郑君六艺论曰，文王创基，至于鲁喜，则商颂不在数矣，罗泌路史后纪注曰，商颂宋颂也，宋襄公之诗耳，叙诗者，以为正考父所得商诗，中言汤孙，而毛郑遂以为太甲中宗之时，妄也，夫言奋伐荆楚，襄公事也，万舞有奕，非商乐也，盖宋有商王之庙，而诗为宋礼之诗，此常理尔，故韩婴马迁亦以为美襄公，然迁以为考父作，则缪矣，考父佐戴武宣，非襄公时，盖因而误之，此宋也而谓之商，不忘本也，引六艺论云，文王创基，至鲁喜间，商颂不在数矣，孔子删诗时，录此五章，岂无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我有嘉客，亦不夷怿，岂能忘哉，景山商坟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岂无贤才哉，松柏丸丸，在于斫而迁之，方斫而敬承之，以用之尔，松柏小材，有挻而整布，众楹大材，有闲而静别，既各得施，则寝成而也安矣，拱成群材，而任以成国，则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绸缪牖户之义也，案罗氏以商颂为宋颂是也，引六艺论甚详，可以推见郑君之意，子曰，诗三百自周南至鲁颂，得三百之数，郑君以为商颂不在数，孔子删诗，录此五篇，以寓怀旧之感，其说必有所受，以景山为商之坟墓，松柏喻商之贤材，且以松柏喻小材，众楹喻大材，寝成孔安，喻任群材成国，皆为喻言，不为实事，与笺诗以陟景山抡材木为实事不同，是郑君作论时从三家之明证，郑笺殷武诗云，时楚僭号王痊，亦兼用三家义，以为宋诗，若商世不闻楚有僭王之事，孔疏马昭曰，名曰商颂，是商世之颂，非宋人之诗，安得曰宋郊配契也，马昭虽山郑门，其言非郑意也，孔颖达但知郑笺从毛，不知兼采三家，马昭既出郑门，其言当得郑意，罗氏荆楚万舞二证，足明三家之义，而以考父非襄公时为疑，则犹未知其年代可以相及也。
论郑谱郑笺之义知声音之道与政通
郑诗谱序曰，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宏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正义曰，此言孔子录诗唯取三百之意，宏福如彼，谓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祸如此，谓如万幽陈灵恶加于民，被放弑也，违而不用，谓不用诗义，则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诗义也，互言之也，用诗则吉，不用则凶，吉凶之所由，谓由诗也，诗之规谏皆防萌杜渐，用诗则乐，不用则忧，是为忧娱之萌渐也，陈澧案大序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小序每篇言美某王某公，刺某王某公，郑君本此意以作谱，而于谱序大放厥辞，此乃三百篇之大义也，此诗学所以大有功于世也，郑笺有感伤时事之语，桑扈不戢不难，受福不那，笺云，王者位至尊，天所了也，然而不自佥以先王之法，不自难以亡国之戒，则其受福禄亦不多也，此盖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笺云，喻有万民不能治，则能治者将得之，此盖痛汉室将亡，而曹氏将得之也，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笺云，衰乱之世，贤人君子虽无罪，犹恐惧，此盖伤党锢之祸也，雨无正维曰于仕，孔棘且殆，笺云，居今衰乱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迮且危，此郑君所以屡被徵而不仕乎，郑君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然流露者，但笺注之体谨严，不溢出于经文之外耳，锡瑞案郑君作谱序，深知孔子录诗之意，陈氏引郑笺，深知郑君笺诗之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为心声，非可勉强，非声音之道，与政相通，故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间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之世次难以尽知，何楷世本古义臆断某诗为某人某事作，提要以为大惑不解，即毛序某诗刺某君，朱子亦不深信，然今即以诗辞而论，有不待笺释，而知其时之为盛为衰，不必主名，而见其政之为治为乱者，如鱼丽美万物众多，而苕华云，人可以食，鲜可以饱，则其民之贫富可知，天保云，群黎百姓，遍为尔德，而兔爰云，尚寐无化，苕华云，不如无生，则其民之忧乐可知，是即不明言为何王之诗，而盛衰治乱之象，宛然在目，其君之应受宏福与受大祸，亦了然于前矣，朱子曰，周之初兴时，周原无无，堇荼如饴，苦底物亦甜，及其衰也，羊坟首，三星在ニ，人可以食，鲜可以饱，直恁地萧索，正得此意。
论先鲁后殷新周故宋见乐纬三颂有春秋存三统之义
孔子所定六经，皆有微言大义，自东汉专讲章句训诂，而微言大义置不论，今文十四博士师传中绝，圣经宗旨ウ忽不章，犹有遗文散见于古书者，文选潘安仁笙赋注，引乐纬动声仪曰，先鲁后殷新周故宋，此诗三颂，有通三统之义，与春秋存三统大义相通，三家诗之遗说不传而散见于纬书者也，先鲁后殷谓鲁颂在先，商颂在后，所以录商颂于后者，即春秋新周故宋之义，三家诗以商颂为正，考父美宋襄公，当云宋颂，而谓为商颂者，宋本商后，春秋时称宋为商，左氏传司马子鱼曰，天之弃商久矣，史龟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宗人寡夏曰，孝惠娶于商，皆称宋为商之明证，或云，鲁定公讳宋，当时改宋为商，似未尽然，乐记师乙曰，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大戴礼记七篇商齐可歌也，商齐即师乙所谓商齐，商与齐对举，非谓商一代，谓宋一国也，毛诗与国语皆古文，故据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商颂为正考父所校，不以宋颂为正考父所作，与三家诗以商颂为美宋襄者，判然不合，毛诗既据国语，又据左传，于宋襄多诋斥之词故也，自毛诗左传单行，人不信三家诗，更不知诗有先鲁后殷新周故宋之微言，与春秋三统之义相通，而孔子删诗，如徐陵之选玉台新咏，王安石之选唐百家诗，不过编辑成书，并无义例之可言矣，三家诗所传微言必多，惜皆不传于世，仅存乐纬八字，犹略可考，其余与春秋相通者，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王谓文王，诗之四始，皆称文王，其相通者一，春秋尊王，褒美桓文，诗风终于豳，称周公，雅终于如，言召公，匪风思王，下泉思伯，其相通者二，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必更有微言大义相合者，惜今文说亡佚，多不可考耳，顾炎武曰，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锡瑞案顾氏此说，非独不知诗，并不知春秋，孟子曰，其文则史，不尝引礼子曰，其义则某窃取之乎，义不独春秋，六经皆有之，孟子称孔子作春秋，功继群圣，安得无惊世绝俗之见，而谓以私心待圣人乎，信顾氏说，必不信孟子而后可，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正是先鲁后殷之义，宋颂亦谓之颂，正是新周故宋之义，诗之次序，春秋之年月，皆夫子手定，必有微言大义，而非专袭旧文，述而不作，是夫子谦辞，若必信以为真，则夫子手定六经，并无大义微言，诗书止编辑一过，春秋止钞录一过，所谓万世师表者安在，成伯毛诗指说，以鲁颂为变颂，陈鹏飞诗解不解殷鲁二颂，以为商公当阙，而鲁颂可废，皆不知三颂有通三统之义也。阮元曰，颂本容貌之容，容养漾一声之转，周颂鲁颂商颂，犹去周之样子鲁之样子商之样子耳，风雅惟歌而已，惟颂有舞，以象成功，如今之演剧，据孔子与宾牟贾论乐可见。
论左氏传所歌诗皆传家据已定录之非孔子之前已有此据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然则夫子未正乐之前，雅颂必多失次可知，而左氏传载季札观乐在夫子未正乐之前，十五国风雅颂，皆秩然不紊，学者多以为疑，此在汉人已明解之，周礼春官大师疏引郑众左氏春秋注云，孔子自卫反鲁，在哀公十一年，当此时雅颂未定，而云为歌大小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言季札之于乐，与圣人同，又诗谱序疏引襄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二岁，当时雅颂未定，而云为之歌小雅大雅颂者，传家据已定录之。李贻德曰，是时孔子尚幼，未得正乐，歌者未必秩然如是，传者从后序其事，则据孔子定之次追录之，故得同正乐后之次第也。诗孔疏以服说为非，引郑司农春官注，与郑同以为风雅先定，非孔子为之，不知春官贾疏引郑司家左氏周官两处之注，明有两解，服虔以为传家据已定录之，正本司农左氏之注，是司农虽据周官而解左氏，知其说不可通，故注周官用周官义，注左氏用左氏义，周官左氏皆古文，注者皆郑司农而不能专持一义解之，以孔子反鲁正乐有明文，不敢背其说也，凡古人注经前后不合者，皆于经义有疑，未能决定，意在矜慎，并非矛盾，疏家不明此旨，但主一说而尽弃其余，即一人之说，前后不符，亦专取其一，举先儒之疑而未定者，臆定以为决辞而反相难，或且去取乖缪，舍其是者，而取其不是者，于是先儒矜慎之意全失，虽有异义，无从考见，其或于他处散见一二，皆学者所宜标出以备参考者也。康成注多歧异，其答第子，明见郑志，孔疏郑志，专取一书之注，非康成之意。郑司家在东汉之初，服子慎在东汉之末，二人之说递相祖述，皆以传家，据孔子所定雅颂，言季札之于乐与圣人同，盖当时古文虽盛行，犹未敢以左氏周官，显违论语之义，不若唐以后人之悍，专主一经，而尽废群经也，左传疏曰，此为季札歌诗，风有十五国，其名皆与诗同，唯其次第异耳，则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删削，盖亦无多，记传与诗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盖马迁之谬耳，案孔疏据季札所歌以删诗之说，犹之可也，若据季札所歌，而疑孔子以前诗与今同，并无定诗正乐之事，则断乎不可，据郑服两说，足见左氏一书，多以阙里之绪论，为当时之实事，季札歌诗既从后定，其余诸大夫之断章取义，其义或亦出于孔子之后，而非出于孔子之前，未可尽以春秋之断章，为诗人之本旨也。左氏引易礼论语，皆当作如是观，国语楚子引曹诗不遂其媾，乃当时刺曹共公诗，或谓侯人即为恶公子作，何以遽传至楚，而楚子引之，殊不可信，俞正变强护国语，谓晋公子从者，挟其诗以示人，尤为臆说无据。
论赋比兴豳雅豳颂皆出周礼古文异说不必深究
诗有风雅颂，人人所知也，而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序据其说，谓诗有六义，于是风雅颂之外，有赋比兴，而传专言兴，不言比赋，孔疏曰，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又曰，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据此则比赋兴难以摘别，与风雅颂大小同，郑孔亦明知之，特以毛义不敢，毛又本于周礼，是古文异说，今文三家诗，无是说也，十五国风有豳风，人人所知也，而周礼章掌土鼓豳，龠豳颂，郑注，豳诗，豳风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举趾，饣盍彼南亩之事，是亦歌其类，谓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颂，亦七月也，七月又有获稻作酒，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之事，是亦歌其类也，谓之颂者，以其Ａ１２岁终人功之成，郑笺诗，则以殆及公子同归以上，是谓豳风，以介眉寿以上，是谓豳雅，万寿无疆以上，是谓豳颂，孔疏云签章之注，与此小殊，彼又观章之文而为说也以其歌豳诗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当之，吹豳雅以乐田，故取耕田之事以当之，吹豳颂以息老物，故取养老之事以当之，就彼为说，故作两解也，诸诗未有一篇之内，备有风雅颂，而此篇独有三体，据此则分七月诗为风雅颂，本无定说，一篇不应分三体，郑孔亦明知之，特欲引据周礼，不得不强傅会，是古文异说，今文三家诗，亦无是说也，至宋以后，异说尤多，朱子诗传，以兴比赋分而为三，摘毛传不合于兴者四十九条，且曰，关雎兴诗也而兼于比，绿衣比诗也而兼于兴，弁一诗兴比赋兼之，愈求精愈，游移无定，究不知比兴如何分别，胡致堂引李仲蒙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索物以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亦属空言，王质郑笺，谓一诗如何分为三，章所谓豳诗，以鼓钟瑟琴四器之声合也，礼笙师龠竽笙埙箫篪オ管舂牍应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声合也，礼氏了播鼗击颂磬笙磬，凡四器，以颂器之声合也，朱子有三说，一说豳诗吹之其调可风可雅可颂，一说楚茨诸诗，是豳之雅，噫嘻诸诗，是豳之颂，一说王介甫谓豳自有雅颂，今皆亡矣，黄震谓楚茨诸诗，于今为刺幽王之诗，噫嘻诸诗，于今为成周郊社之诗，未易遽指以为豳，若如介甫谓豳诗别自有雅颂，则豳乃先公方自奋于戎狄之地，此诗安得有天子之雅颂耶，惟前一说得之，以王质，考订为精详，锡瑞案王质之说尤谬，舂牍，先郑以为一器，后郑以为牍应雅教，其舂则笙师所教，止十一器而无十二，颂磬笙磬，郑注在东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颂，颂或作庸，庸，功也，引大射礼为据甚确，则颂磬非颂器之声，王质引周礼，又不用周礼之义，改乱古注，以就其说，宋人习气固无足怪，而周礼亦不可为据，汉人古说自周礼外，无言豳雅豳颂者，自周礼毛传外，无言赋比兴者，郑注孔疏，强为傅会，而心不能无疑，宋人又不信注疏，而各自为说，实则皆如孔广森之论尚书，孔蔡谬悠，议瓜骊山，良无一是者也，周礼一书，与诸经本不相通，后人信之，反乱经义，如孔子所定之易，周易是也，周礼太卜，有连山归藏周易为三易，后人不求明易，而争论连山归藏，于是有伪连山归藏，孔子所定之书，尚书是也，周易外史有三皇五帝之书，后人不求明书，而争论三皇五帝之书，于是有伪三坟书，孔子所定之诗，风雅颂是也，周礼有武比兴豳雅颂，后人不求明诗，而争论赋比兴豳雅颂，此等皆无裨经义，其真其伪，其是其非，可以不论，治经者先扫除一切单文孤证疑似之文，则心力不分，而经义易晰矣。
论南陔六诗与金奏三夏不在三百五篇之内
洪迈容斋续笔曰，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邱由仪六诗，毛公为诗诂训传，各置其名，述其义，而亡其辞，乡饮酒燕礼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奏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采蘩，切详文意，所谓歌者，有其辞所以可歌，如鱼丽嘉鱼关雎以下是也，亡其辞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仪是也，有其义者，谓孝子相戒，以养万物，得由其道之义，亡其辞者，元未尝有辞也，郑康成始以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礼升歌鹿歌下管新宫为比，谓新宫之诗亦亡，按左传宋公享叔孙昭子赋新宫，杜注为逸诗，则亦有辞，非诸篇比也，陆德明音义云，此六篇盖武王之诗，周公制礼，用为乐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删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内，及秦而亡，盖祖郑说耳，且古诗经删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独列此六名于大序中乎，束补亡六篇，不可作也，左传叔孙豹如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纳夏，工歌文王大明绵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夏者乐曲名，击钟而奏，亦以乐曲无辞，故以金奏之，若六诗则工歌之矣，尤可证也，锡瑞案洪说是也，汉初史迁王式诸人皆云诗三百五篇，无有云三百十一篇者，是不数六笙诗甚明，毛诗故训传不以六笙诗列什数，则序云有其义而亡其辞，亡字当读有无之无，郑君以为亡逸之亡，笺云，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又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旧，自郑君为此说，陆德明孔颖达成伯，皆以为诗三百十一篇，与汉初人云三百五篇不合矣，杜子春周礼钟师注引春秋传，金奏肆夏之三，云肆夏与文王鹿鸣俱称三，谓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诗也，国语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谓三夏矣，吕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颂也，肆夏，时迈也，繁遏，执亻竟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谓王位也，故时迈曰，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于周之多也，故执亻竟曰，降福穰穰，降福简简，福禄来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郑谓以文王鹿鸣言之，则九夏皆诗篇名，颂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在乐章，乐崩亦从而亡，是以颂不能具，案吕说盖以时迈思文，皆有时夏之文，而执竞一篇在其间，故据以当三夏，其说近傅会，郑君不从，是也，特以为颂之族类，乐崩亦从而亡，则犹未知金奏与工歌不同，本不在三百五篇中，非颂不能具也。
论诗无不入乐史汉与左氏传可证
史记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则孔子之时，诗无不入乐矣，汉书曰，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则孔子之前，诗无不入乐矣，墨子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则孔子之后，诗无不入乐矣，诗之入乐有一定者，有无定者，如乡饮酒礼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邱，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乡射礼合乐同，燕礼间歌歌乡乐，与乡饮酒礼同，大射歌鹿鸣三终，左氏传云，湛露，王所以宴乐诸侯也，彤弓，王所以燕献功诸侯也，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亦升歌清庙。鹿鸣四牡皇华，嘉邻国君劳使臣也，此诗之入乐有一寂者也。三夏依郑说，不取吕叔玉说，为肆夏执竞思文。乡饮酒礼，正歌备后有无算乐，注引春秋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此国君之无算，然则左氏传载列国君卿赋诗言志，变风变雅，皆当在无算乐之中，此诗之入乐无一定者也，若惟正风正雅入乐，而变风变雅不入乐，吴札焉得而观之，列国君卿焉得而歌之乎，至宋儒乃有诗不入乐之说，程大昌曰，南雅颂，乐名也，若今乐曲之在其官者也，邶十三国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著之本土，朱子曰，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至变雅，则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时政之得失，而邶以上则大师所陈以观民风者耳，非宗庙燕享之所用也，顾炎武用其说曰，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颂也，诗之入乐者也，邶以下十二国之附于二南之后，而谓之风，鸱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谓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劳以下十三篇之附于大雅，而谓之变雅，诗之不入乐者也，锡瑞案谓诗不入乐，与史汉皆不合，亦无解于左氏之文，古者诗教通行，必无徒诗不入乐者，唐人重诗，伶人所歌，皆当时绝句，宋人重词，伶人所歌，皆当时之词，元人重曲，伶人所歌，亦皆当时之曲，有朝脱而夕被管弦者，宋歌词不歌诗，于是宋之诗为徒诗，元歌曲不歌词，于是元之词为徒词，明以后歌南曲，不歌北曲，于是北曲亦为徒曲，今并南曲亦失其传，虽按谱而填，鲜有能按节而歌者，如古乐府辞皆入乐，后人拟乐府，则名焉而已，周时诗方通行，必不如是，宋人与顾氏之说，窃未敢谓然也。笙入金奏，本非三百五篇之诗，而说者必强以为诗，三百五篇，本无不入乐之诗，而说者又谓有徒诗，皆不可据。
论诗至晋后而尽亡开元遗声不可信
困学纪闻曰，大戴礼投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首，鹊巢，采蘩，采，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歌，上林赋扌群雅，张揖注云，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谓八篇可歌者，唯鹿鸣白驹在小雅，首今亡，郑氏以为射义所引曾孙侯氏之诗，余皆风也，而亦谓之雅，岂风亦有雅欤，刘氏小传，或曰，首鹊巢也，篆文似之，此有首又有鹊巢，则或说非矣，张揖言大雅之材未知所出，阎若璩按小雅除笙诗自鹿鸣至何草不黄，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数言也，屠继序按文当云八篇废不可歌，史辟史义史见史童史谤史赞拾声挟，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数间歌也，合二十六篇之数，又按伐檀即小雅伐木也，意三家必有作伐檀丁丁者，杜夔传琴操仍其异文，困学纪闻又曰，汉人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琴操曰，古琴有诗歌五曲，曰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十四，诗乐十二，诗谱雅诗六，鹿鸣，四牡，皇华，鱼丽，嘉鱼，南山有台，黄钟清宫俗呼正宫，风诗六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无射清商，俗呼越调，朱子曰，今按大戴礼颇有阙误，其篇目都数，皆不可考，至汉末年止存三篇，而加文王，又不知其何自来也，其后改作新辞，旧典遂废，至唐开元乡饮酒礼，其所奏乐，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今亦莫得闻矣，此谱乃赵彦肃所传，曰，即开元遗声也，古声亡灭已久，不知当时工师何所考而为此也，窃疑古乐有唱有欢，唱者，发歌句也，和者，继其声也，诗词之外，应更有叠字散声以欢发其趣，故汉晋之间，旧典既失其传，则其辞虽存，而世莫能补，为此故也，若但如此谱，直以一声叶一字，则古诗篇篇可歌，无复乐崩之欢矣，夫岂然哉，又其以清声为调，似亦非古法，然古声既不可考，则姑存此以见声歌之仿佛，俟知音者考其得失云，锡瑞案汉食举奏鹿鸣，则鹿鸣犹通行，明帝二年幸辟雍，诏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新宫乃逸诗，不知何从得之，杜夔传四曲有文王，亦不知何从得之，伐檀变风，诚非伦次，屠氏以为伐木则非是，上林赋云，悲伐檀，乐乐胥，伐檀云悲，当同毛序贤者不遇明王之义，若是伐木何悲之有，夔传四曲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至泰始五年，荀勖乃除鹿鸣旧歌，更作行礼诗，于是鹿鸣亦亡，若开元所奏赵彦肃所传十二篇，皆不知所自来，朱子疑之，以一声叶一字为非，可谓至论，而通解仍载十二诗谱，不得已而存饩羊之义耳。今学宫歌诗，正以声叶一字者。
论诗教温柔敦厚在婉曲不直言楚辞及唐诗宋词犹得其旨
论语言六经惟诗最详，可见圣人删诗之旨，而不得其解，则反致葛，如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毛序已纠缠不清，郑笺改哀为衷，朱注论语又以忧易哀，后人更各为臆说矣，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本讽，圣人恐人误会，故以无邪正之，毛郑解诗，于此义已不尽合，朱子以郑卫诗为淫人自言，王柏乃议删郑卫矣，惟言小子何莫学夫诗一章，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本末兼该，钜细毕举，得诗教之全，而人亦易解，其大者尤在温柔敦厚，长于风谕，困学纪闻曰，子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见韩诗外传，韩诗以黍离为伯奇之弟伯封作，言孝子之事，故能感悟慈父，与毛诗以为闵周者不同。周磐诵汝坟卒章，而为亲从仕，王裒诵蓼莪，而三复流涕，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可谓兴于诗矣，焦循毛诗补疏序曰，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于性情，则听者厌倦，至于倾轧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寻，以同为党，即以比为争，甚而假宫闱庙祀储贰之名，动辄千百人哭于朝门，自鸣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祸于其国，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读明史，每欢诗教之亡，莫此为甚，夫圣人以一言蔽三百曰，思无邪，圣人以诗设教，其去邪归正奚待言，所教在思，思者容也，思则情得，情得则两相感而不疑，故示之于民，则民从，篱之于僚友，则僚友协，诵之于君父，则君父怡然释，不以理胜，不以气矜，而上下相安于正，无邪以思致，思则以嗟欢永歌，手舞足蹈而致，管子曰，止怒莫如诗，刘向曰，夫诗思然后积，积然后流，流然后发，诗发于思，思以胜怒，以思相感，则情深而气平矣，此诗之所以为教欤，又补疏曰，循按兼葭考，皆Т世高隐之辞，而序则云，考刺庄公，兼葭刺襄公，此说者所以疑序也，尝观序之言刺，如氓静女刺时，简兮刺不用贤，芄兰刺惠公，匏有苦叶雄雉刺卫宣公，君子于役刺平王，叔于田太叔于田刺庄公，羔裘刺时，还刺荒，著刺时，不亲迎，葛履刺褊，汾沮洳刺俭，十亩之间刺时，伐檀刺贪，蟋蟀刺晋僖公，山有枢椒聊刺晋昭公，有大之杜刺晋武公，葛生采苓刺晋献公，宛邱刺陈幽公，蜉蝣刺奢，尸鸠刺不壹，祈父白驹黄鸟刺宣王，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鱼藻采菽黍苗隰桑匏叶刺幽王，抑卫武公刺万王，求之诗文，不见刺意，惟其为刺诗，而诗中不见有刺意，此三百篇所由温柔敦厚，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也，后世之刺人，一本于私，虽君父不难于指斥，以自鸣其直，学诗三百，于序既知其为刺某某之诗矣，而讽味其诗文，则婉曲而不直言，寄而多隐语，故其言足以感人，而不以自祸，即如节南山雨无正小弁等作，亦恻缠绵不伤于直，所以为千古事父事君之法也，若使所刺在此诗中，即明白言之，不待读序，即知其为刺某人之作，则何以为主文谲谏而不讦，温柔敦厚而不愚，二语李行修说，人之多辟，无自立辟，泄治所以见非于圣人也，宋明之人，不知诗教，士大夫以理自持，以幸直抵触其君，相习成风，性情全失，而疑小序者遂相率而起，余谓小序之有裨于诗，至切至要，特详论于此，锡瑞案诗婉曲不直言，故能感人，焦氏所言甚得其旨，三百篇后得风雅之旨者，惟屈子楚辞，太史公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而楚辞未尝引经，亦未道及孔子，宋玉始引诗素餐之语，或据以为当时孔教未行于楚之证，案楚庄王左史倚相观或许射父白公子张诸人，在春秋时已引经，不应六国时犹未闻孔教，楚辞盖偶未道及，而实兼有国风小雅之遗，其后唐之诗人，犹通比兴，至宋乃渐失其旨，然失之于诗，而得之于词，犹诗教之遗也。
论三百篇为全经不可增删改窜
汉书艺文志曰，诗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班氏据汉博士之说，诗遭秦为全经，汉时所传之三百篇，即圣人所谓诗三百，非有不完不备，待后人补缀者，汉时今尚书家以二十九篇为备，古尚书家以为有百篇，二说不同，而诗则三家与毛今古文皆以为全经，无不同也，王柏乃疑今日之三百五篇，岂果为圣人之三百五篇，秦法严密，诗无独全之理，窃意夫子已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闾巷浮薄者之口，盖雅奥难识，淫俚易传，汉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撺杂，以中三百篇之数，柏此说与汉志相反，柏以前无为此说者，果何所据而云然乎，吴师道引刘歆言诗始出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以证王氏之说，案刘歆但云雅颂相合，未云撺杂足数，且班固既著此语于歆传，而艺文志以诗为全经，是班氏未尝以歆所云疑诗为不全也，王氏因朱子以郑卫为淫诗，毅然删去三十二篇，且于二南删去野有死一篇，而退何彼矣甘棠于王风，圣人手定之经，取加删改，后人以其渊源于朱子，而莫敢议，金履祥许谦从而和之，不知朱子之说，证以左氏，已难据信，朱子曰，今若以桑中濮上为雅乐当以荐何等鬼神，接何等宾客，案桑中诗虽未见古人施用，而郑卫风三十二篇，朱子所指为淫诗，王氏所毅然删去者，如将仲子褰裳风雨有女同车兮野有蔓草六诗，明见于左氏传，用以宴享宾客，左氏传虽难尽信，然必非出于汉以后。朱子之说，已未可信，王氏所疑，岂可信乎，自汉以后，学者不知圣人作经，非后人所敢拟议，王通续诗有四名五志，或云伪作，朱子曰，王通欲取曹刘谢之诗为续诗，曹刘沈谢又那得一篇如鹿鸣四牡大明文王关雎鹊巢，刘迅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少年子之类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拟雅章，又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客娘，以比国风之流，亦属僭，邱光庭兼明书曰，大中年中，毛诗博士沈朗进新添毛诗四篇，表云，关雎后妃之德，不可为三百篇之首，盖先儒编次不当耳，今别撰二篇为尧舜诗，取虞人之箴为禹诗，取大雅文王之篇为文王诗，请以四诗置关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后后妃，尊卑之义也，朝廷嘉之，明白，沈朗论诗，一何狂谬，不知沈朗自谓新添四篇，为风乎，为雅乎，为风也，不宜歌帝王之道，为雅也，则不可置关雎之前，非唯首尾乖张，实谓自相矛盾，其为妄作，无乃甚乎，案沈朗妄添诗，罪在刘迅之上，王柏妄删诗，罪亦不在沈朗之下，四库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奋笔以进退孔子哉，程敏政茅坤信王柏二人非经师，毛奇龄已辨之，阎若璩深于书而浅于诗，亦误信王柏，皆不足据。
论风人多意男女不可以文害辞
汉书食货志曰，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师古曰，怨刺之诗也，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何休公羊解诂曰，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据此二说，则风诗实有民间男女之作，然作者为民间男女，而其怨刺者，不必皆男女淫邪之事，朱子乃以词意不庄，近于亵狎者，皆为淫诗，且为淫人所自作，陈傅良谓以彤管为淫奔之具，城阙为偷期之所，窃所未安，藏其说不与朱子辨，朱子谓陈君举两年在家中解诗，未曾得见，近有人来说，君举解诗，凡诗中所说男女事，不是说男女，皆是说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今人解经，先执偏见，类如此，锡瑞案陈止斋诗说，今不可得见，据朱子谓其以说男女者为说君臣，则风人之义，实当有作如是解者，朱子楚词集注曰，楚人之词，其寓情草木，意男女，以极游观之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兴，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之方属也，朱子以诗之六义说楚词，以意男女为变风之流，沅芷澧兰思公子而未敢言为兴，其于楚词之男女，近于亵狎而不庄者，未尝以男女淫邪解之，何独于风诗之男女近于亵狎而不庄者，必尽以男女淫邪解之乎，后世诗人得风人之遗者，非止楚词，汉诸家近于比兴者，陈沆诗比兴笺，已发明之，初唐四子于男女者，何景明明月篇序，已显白之，古诗如傅毅孤竹，张衡同声，繁钦定情，曹植美女，虽未知其于君臣朋友，何所寄，要之必非实言男女，唐诗如张籍君知妾有夫一篇，乃在幕中李师道聘作，于节妇而非节妇，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一篇，乃登第后谢荐举作，于新嫁娘而非新嫁娘，皆不待笺释而明者，即如李商隐之无题，韩之香奁，解者亦以为感慨身世，非言闺房，以及唐宋诗余，温飞卿之菩萨蛮，感士不遇，韦庄之培萨蛮，留蜀思唐，冯延已之蝶恋花，忠爱缠绵，欧阳修之蝶恋花，为韩范作，张惠言词选，已明释之，此皆词近闺房，实非男女，言在此而意在彼，可谓之接迹风人者，不疑此而反疑风人，岂非不知类乎，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意男女而据为实言，正以文害辞，以辞害志，而不知以意逆志者也。
论鸟兽草木之名当考毛传尔雅陆疏而参以图说目验
鸟兽草木之名虽属诗之绪余，亦足以资多识，三家既亡，详见毛传，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张揖进广雅表云，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沛郡梁文所考，据此则毛传与尔雅同渊源于子夏，故尔雅之释草释木释鸟释兽与毛传略同，曹粹中放斋诗说以为尔雅成书，在毛公以后，戴震曰，传注莫先毛诗，其为书又出尔雅后，尔雅，杜甘棠，梨山檎，榆白，立文少变，杜涩棠甘，而名类可互见，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见杜，杜甘棠，以杜见棠，毛诗，甘棠杜也误，白榆也不误，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檎，榆白曰，朱子诗集传，于陈东门之云，白榆也，本毛诗，于唐山有{艹区}云，榆白也，殆稽尔雅而失其读，其他毛诗误用尔雅者甚多，先儒言尔雅往往取诸毛诗，非也，钱大昕曰，毛公所见尔雅，胜于今本，如草木鱼，增加偏旁，多出于汉以后经师，而毛犹多存古，夫不桔鞠脊令卑居之属，皆当依毛本改正者也，陈奂曰，大毛公生于六国，其作诗故训传传义，有具于尔雅，有不具于尔雅，用依尔雅编作义类，案诸家说，皆以尔雅先于毛诗，与曹氏说不同，考鸟兽草木者，二书之外，陆玑草木鸟兽鱼疏，为最近古，成伯毛诗指说曰，陆玑作草木疏二卷，亦论鱼鸟兽，然土物所生，耳目不及，相承迷悟，明体乖殊，十得六七而已，据此则唐人于陆疏已不尽信，然十得六七，犹胜后人臆说，宋蔡卞毛诗名物解，许谦集传名物钞，陆佃尔雅新义，罗愿尔雅翼，自矜创获，求异先儒，而蔡卞陆佃皆王安石新学，安石诗经新义，八月剥枣，不用毛诗剥扑之训，以为剥其皮以养老，后罢政居钟山，闻田家扑枣之言，乃悟杜诗东家扑枣任西邻，及枣熟从人打，知毛传剥扑之训不误，奏请删去诗义，宋人新说之不可信如此，所说名物，安可据乎，古今名物不同，未易折衷壹是，然不知雎鸠为何鸟，则不能辨挚而有别，言挚至与言鸾猛之孰优，不知苜为何草，则不能定毛与三家，乐有子与伤恶疾之孰是，多识草木鸟兽，乃足以证诗义，动植物学，今方讲明，宣考毛传尔雅陆疏，证以图说，参以目验，审定古之何物，为今之何物，非但取明经义，亦深有裨实用，未可以其琐而忽之也
论郑笺朱传间用三家其书皆未尽善
自汉以后，经学宗郑，说诗者莫不主郑笺，自宋以后经学宗朱，说诗者莫不从朱传，郑笺宗毛者也，而间用三家说，朱传不宗毛者也，亦间用三家说，惠栋九经古义曰，王伯厚谓郑康成先通韩诗，故注三体，与笺诗异，案郑志答炅模云，为记注时就卢君，先师亦然，后乃得毛公传记古书义，又且然，记注已行，不复改之，卢君谓卢子也，先师谓张恭祖也，续汉书卢植与郑玄俱事马融，同门相反，玄本传云，又从东郡张恭祖受韩诗，故记注多依韩说，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案郑笺宗毛，然亦间有从韩鲁说者，如唐风素衣朱衤暴，以绣黼为绡黼，十月之交为厉王诗，皇矣侵阮徂共为三国名，皆从鲁诗，衡门可以乐饥，以乐为<疒乐>，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读为意，思齐古之人无ル，ル作择，泮水狄彼东南，狄作鬄，皆韩诗说也，详见毛诗稽古编经义杂记，此郑笺间用三家之证也，王应麟诗考序曰，贾逵撰齐鲁韩与毛诗异同，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唯毛传郑笺孤行，独朱文公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康衡，宋人讳匡字，改为康，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者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此朱传间用三家之证也，锡瑞案郑笺所以间用三家者，当时三家通行，毛不通行，故郑君注礼时，尚未得见毛传，盖郑见毛传后，以为孤学恐致亡佚，故作笺以表明，有不惬于心者，间采三家裨其义，不明称三家说者，正以三家通行，人人皆知之故，郑樵曰，当郑氏笺诗，三家俱存，故郑氏虽解释经文，不明言改字之由，亦以学者既习诗，则三家之诗，不容不知也，后世三家既亡，学者惟见其改字，而不见诗学之所由异，此郑氏之所以获讥也，其后郑笺既行，而齐鲁韩三家遂废。经典释文之说，此郑君所不及料者，郑精三礼，以礼解诗，颇多纡曲，不得诗人之旨，魏源尝摘其失，如亦既觏止，引男女之构精，言从之迈，殉古人于泉坏，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为非人，除墙茨之淫昏，反违礼而害国，颂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党，瞻乌爰止，则教民以贰上，昊天为政，望更姓而改物，成王省耕，王后与世子偕行，阎妻厉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毁室，诛周公之党与，屦五纟委双，数羲襄之姆傅，此郑笺之未尽善也，朱传所以间用三家者，亦以毛郑不惬于心，间采三家裨补其义，据王应麟诗考云，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则其采辑三家，实由朱子集传启之，后来范家相马国翰，更加摭拾，至陈乔枞益详，未始非朱子先路之导，攻朱者不顾朱义有义，并其本于三家者，亦攻之，过矣，朱子作白鹿洞赋，用青衿伤学校语，门人问之，曰，古序亦不可废，是朱子作集传，不过自成一家之说，后人尊朱，遂废注疏，亦朱子所不及料者，郑笺之失，在以礼解诗，朱传之失，则在以理解诗，其失不同，皆不得诗人之旨，黄震谓晦先生尽去美刺，探求古始，虽东莱先生不能无疑，陈傅良谓窃所未安，是朱传在当时人已疑之，元延科举条制诗用朱传，明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于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本提要，近陈启源等乃朱申毛，疏证详明，一一有本，本提要，此朱传之未尽善也，然则学者治诗，以何书为主乎，曰三家既亡，毛又简略，治诗者不得不以唐人正义为本，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本提要，虽或过于护郑，且有强毛合郑之处，而名物训诂，极其该洽，远胜周易尚书疏之空疏，朱子集传，名物训诂，亦多本于孔疏，学者能通其说，不仅为治毛诗之用，且可以通群经，至于近人之书，则以陈奂诗毛氏传疏，能专为毛氏一家之学，在陈启源马瑞辰胡承珙之上。陈疏惟合明堂路寝为一，非是，钟文尝，诋为新奇缪戾，陈乔枞鲁诗遗说考，齐诗遗说考，韩诗遗说考，能兼考鲁齐韩三家之遗，比王应麟范家相马国翰为详，学者先观二书，可以得古诗之大义矣，陈氏于三家少发明，魏源发明三家，未能篇守古义，且多武断。
论孔子删诗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难尽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
史记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案史公说本鲁诗，为西汉最初之义，云始于衽席，正与读春秋历谱牒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案史公说本鲁诗，为西汉最初之义，云始于衽席，正与读春秋历谱牒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相合，可知关雎实是刺诗，而无妨于列正风，冠篇首矣，云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可知四始实孔子所定，而非周公所定，且并非周初所有矣，云三百五篇，可知孔子所定之诗，止有此数，不得如毛郑增入笙诗六篇，而陆孔遂以为三百十一篇矣，云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可知三百五篇，无淫邪之诗在内，不得如朱子以为淫人自作，而王柏妄删郑卫矣，孔子删诗之说，孔颖达已疑之，谓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夫子所录者，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惟欧阳修以迁说为然，以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近人朱彝尊赵翼崔述李皆力辩删诗之非，惟赵坦用史公之说，曰，删诗之旨可述乎，曰，去其重复焉尔，今试举群经诸子所引诗，不见于三百篇者一证之，如大戴礼用兵篇引诗云，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棱德不塞，嗣武丁孙子，今小雅之鱼藻蓼莪商颂之玄鸟等篇辞句有相似者，左传襄八年引诗云，兆云询多，职竞作罗，今小雅之小篇句有相似者，荀子臣道篇引诗云，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与今唐风扬之水篇亦相似，凡若此类，复见叠出，疑皆为孔子所删也，若夫河水即沔水，新宫即斯干，昔人论说有足取者，然则史迁所云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直千古不易之论，王崧亦为之说曰，史记之收缪误固多，皆有因而然，从无凿空妄说者，考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云云，史记所谓古诗三千余篇者，盖太师所采之数，迨比其音律于天子，不过三百余篇，何以知之，采诗非徒存其辞，乃用以为乐章也，音律之不协者弃之，即协者尚多，而此三百余篇，于用已足，其余但存之太史，以备所用之或阙，诗三百，诵诗三百，皆孔子之言，前此未有综计其数者，盖古诗不止三百五篇，东迁以后，礼坏乐崩，诗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无与于弦歌之用，孔子自卫反鲁而正乐，订汰黜，定为此数，以教门人，于是授受不绝，设无孔子，则此三百五篇，亦胥归泯灭矣，故世所传之逸诗，有太师比音律时所弃者，有孔子正乐时所削者，所采既多，其原作流传诵习，后人得以引之，是则古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乃太师所为，司马迁传闻孔子正乐时，于诗尝有所删除，而遂以归之孔子，此其属辞之未密，或文字有脱误耳，然谓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可知非独取其辞意已，魏源又引三家异文证之曰，今所奉为正经章句者，毛诗耳，而孔疏谓毛诗经文与三家异者，动以百数，故崔灵恩载般颂末，三家有于绎思一语，而毛无之，后汉陈忠疏引诗云，以雅以南，任朱离，注谓出齐鲁诗，而毛无之，韩诗北宋尚存，见于御览，乃刘安世述雨无正，篇首有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语，而毛无之，至选注引韩诗经文，有万人，仰天告二语，郑司农周礼注述三家诗云，敕尔瞽，率尔众，工奏尔悲诵，则今并不得其何篇，使不知为三家经文，必谓夫子笔削之遗无疑矣，至若缁衣左传引都人士首章，而郑君服虔之注，并以为逸诗，孔疏谓韩诗见存，实无首章，然贾谊新书等齐篇引诗曰，狐裘黄裳，万民之望，是鲁诗有都人士首章，而韩逸之也，左传引诗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明是周颂之异文，而杜注以为逸诗，是皆但据毛诗之蔽也，夫毛以三家所有为逸，犹韩以毛所有为逸，果孰为夫子所删之本耶，是逸诗之不尽为逸，有如斯者，推之韩诗，常棣作夫移，齐诗还作营，韦昭谓鸠飞即小宛，河水即沔水，是逸篇不尽逸，有如斯者，再推之，则左传澶渊之会引诗云，淑慎尔止，无载尔伪，乃抑篇之歧句，荀子臣道篇引诗云，国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坊记引诗云，相彼盍旦，尚犹患之，缁衣引诗云，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汉书引诗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乌知匪扬之水小弁节南山六月之文，而谓皆删章删句删字之余耶，魏说主不删诗，而可证史记去其重之义，故节取之，案诗三百五篇，已不能尽通其义，更何暇求三百五篇之外，删诗之说，逸诗之名，学者宜姑置之，但求通其所能通者可也。
《三礼》
论汉初无三礼之名仪礼在当时但称礼经今注疏本仪礼大题非郑君目名其学
三礼之名，起，于汉末，在汉初但曰礼而已，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其后礼记之名，为四十九篇之所夺，乃以十七篇之礼经，别称仪礼，又以周官经为周礼，合称三礼，盖以郑君并注三书，后世盛行郑注，于是三书有三礼之名，非汉初之所有也，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据史记高堂生所传士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是史公所云礼，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原注后氏戴氏，刘敞曰，七十当作十七。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二篇，周官经六篇，据汉书经十七篇，即今十七篇之仪礼，古经五十六篇，则合逸礼言之，记百三十一篇，今四十九篇之礼记在内，明堂阴阳，今明堂位月令在内，中庸说即今礼记之中庸，而志皆不称经，周官经别附于后，是班氏所云经，止数仪礼，不及周礼与礼记也，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刘敞曰，读当云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孔氏则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学七十篇当作与十七篇文相似，五十六卷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礼记奔丧正义曰，郑云逸礼者，汉书艺文志云，汉与始于鲁淹中，得古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今仪礼正同，其余四十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其投礼，亦此类也，又六艺谕云，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孔子壁中得古文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前同而字多异，孔疏引汉志云，十七篇可证今本之误，与刘氏说正合，而云古文礼五十七篇，其余四十篇，则又误多一篇，与汉志云五十六卷，多三十九篇之数不合，古云篇卷有同有异，此则五十六卷即五十六篇，盖篇卷相同者，礼记正义序引六艺论，作古文礼凡五十六篇，不误，下云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说尤详明，下又云周礼为本，则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盖孔颖达推论之辞，诸家辑本，皆不以为郑君之谕，丁晏仪礼释注叙，据此以为仪礼大题，疑郑君自名其学，非也。
论郑君分别今之仪礼及大戴礼小戴礼记甚明无小戴删大戴之说
礼记正义序又引六艺论云，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也，又引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郑君分别今之仪礼，及大戴礼小戴礼记甚明，近人推阐郑义者，陈寿祺左海经辨为最晰，其说曰，寿祺案二戴所传记，汉志不别出，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也，乐记正义引别录有礼记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传，则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盖别录兼戴诸家之本，视汉志为详矣，经典释文序录引陈邵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邵言微误，隋书经籍志，因傅会谓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马融足月令明堂位乐记为四十九篇，休宁戴东原辨之曰，孔颖达义疏，于乐记云，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桥玄传，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说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也，刘桥所见篇数，已为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学于融，其六艺论亦但曰，戴圣传记四十九篇，作隋书者，徒谓大戴阙篇，即小戴所录，而尚多三篇，遂聊归之融耳，寿祺案乔仁师小戴，后汉书谓从同郡戴学亦误，又曹褒传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然则褒所受于庆普之礼记，亦四十九篇也，二戴庆氏皆合仓弟子，恶得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耶，释文序录云，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然则谓马融足三篇者，妄矣，又曰，钱詹事大昕，汉书考异云，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篇之数，寿祺案，今二戴记有投哀公问两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见小戴祭义，诸侯畔庙篇，见小戴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小戴聘义本事篇，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小戴丧服四制，其它篇目尚多同者，汉书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毛诗豳谱正义，引大戴礼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补大戴礼祭法，又汉书韦元成传引祭义，白虎通井桑篇引祭义，曾子问情性篇引传，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论引檀弓，其文往往为小戴记所无，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畔<广苗>之互存，而各有详略乎，大戴礼亡篇四十七，唐人所见已然，白虎通引礼谥法，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五帝记，少牢馈食，礼注引于太庙礼。疏云大戴礼文，周礼注引王霸记，明堂月令论引亻召穆篇，风俗通经号谥记，论衡引瑞命篇，皆大戴逸篇，其他与小戴出入者，略可举数，岂能彼此相足，窃谓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记，各以意断取，异同参差，不必此之所弃，即彼之所录也。
论三礼之分自郑君始郑于仪礼十七篇自序皆依刘向别录礼记四十九篇皆引别录已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非马融所增甚明
后汉书儒林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谓今仪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顺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篇焉，案据此则礼分为三，实自郑君始，周官古别为一书，故艺文志附列于后，贾疏谓其书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五家即高堂萧孟后二戴，是西汉礼家无传周官者，二戴所传礼记亦附经，不别行，自郑兼注三书，通为三礼，于是周官之分经别出者，与礼合为一途，礼记之附经不别出者，与经歧为二执，郑君三礼之学，其闳通在此，其杂糅亦在此，自此以后，阮谌之三礼图，王肃之三礼音，崔灵恩之三礼义宗，莫不以三礼为定名矣，郑注诸经，惟三礼有目录，周礼六篇，依六官次序无异，仪礼十七篇，则皆依别录，仪礼疏曰，其刘向别录，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伦叙，故郑用之，至于大戴，即以士丧为第四，既夕为第五，士虞为第六，特牲为第七，少牢为第八，有司彻为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小戴于乡饮乡射燕礼大射三篇，亦依此别录次第，而以士虞为第八，丧服为第九，特牲为第十，少牢为第十一，有司彻为第十二，士丧为第十三，既夕为第十四，聘礼为第十五，公食为第十六，觐礼为第十七，皆尊卑吉凶杂乱，故郑玄皆不从之矣，礼记四十九篇，郑目录皆引别录曰，此于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曰，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曰，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曰，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据郑所引刘向别录，已有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刘与戴圣年辈相近，远在马融之前，四十九篇，必是小戴原书，而非马融增入可知，且六艺论明云，载圣传记四十九篇，郑受学于马融，使三篇为融所增，郑必不得统同言之，而尽以属之戴圣矣，郑奔丧目录曰，实逸曲礼之正篇也，投目录曰，实逸曲礼之正篇也，郑云曲礼，即今仪礼，郑以此二篇当为逸礼之正经，而不当入之礼记，当时尚无仪礼之称，故云曲礼，仪礼本经礼，而谓之曲礼，郑说稍误。
论郑注礼器以周礼为经礼仪为曲礼有误臣瓒注汉志不误
自郑君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曲礼，于是汉代所尊为礼经者，反列于后，而周官附于礼经者，反居于前，礼记正义序曰，其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一则孝经说春秋及中庸，并云威仪三千，二则礼器云曲礼三千，三则礼说云动仪三千，四则谓为仪礼，五则汉书艺文志谓仪礼为古礼经，凡此七处五名称谓并承三百之下，故知即仪礼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非谓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或一篇一卷，则有数条之事，今行于世者，唯十七篇而已，锡瑞案礼器中庸诸书，所言三百三千，当时必能实指其数，后世则无以实指之，郑君以周官三百六十，与三百之数偶合，道断以周官为经礼，而强坐仪礼为曲礼，此由郑君尊崇周官太过，而后尊崇郑义又太过，一轩一轾，竟成铁案，如孔疏所列周官七名，仪礼五名，除所引汉艺文志外，皆不可据，以周官为经礼三百，不过仍以其数偶合，以仪礼为曲礼三千，则以所引在经礼三百下，而强坐为曲礼，据其说三千条此存十七篇，即篇有数条，亦比十七篇几增加百位，十七篇计五万余言，加百倍当有数百万言，当时如何通行，学者如何诵习，且古书用简策，必不能如此繁多，此不待辨而知其不然者，汉志明以今之仪礼为经，而周官经附后，乃强夺经名归之周官，而十七篇不为经而为曲，与汉志尤不合，汉志引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韦昭曰，周礼三百六十官也，三百举成数也，臣瓒曰，礼经三百，谓冠婚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师古曰，礼经三百韦说是也，威仪三千，乃谓冠婚吉凶，盖仪礼是也，韦以周官为礼经，颜以仪礼为威仪，是主郑说，臣瓒之纲，仪礼专言礼，古称礼经，不当为周官之目，自郑注礼器有误，六朝唐人皆沿其误，瓒说独不主郑而师古反是，韦说以当时皆从郑郑义也，今若改正三礼之名，当正名仪礼为礼经，以大戴礼记小戴礼记附之，而别出周官自为一书，庶经学易分明，而礼家少聚讼矣。
论郑注三礼有功于圣经甚大注极简妙并不失之于繁
史记儒林传言礼自鲁高堂生，索隐谢承云，秦世季代有鲁人高堂伯，则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后汉书注，高堂生名隆，不知何据，疑涉魏高堂隆而误，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谓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侍其生不知何时人，或在高堂之后，汉初立博士，礼主后仓见汉艺文志论，志云，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盖三家分立，而后氏不立，犹书分立欧阳夏侯，而伏氏不立也，志列曲台后仓九篇，如淳曰，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今九篇皆不传，志又列议奏三十八篇，原注云，石渠，隋书经籍志石渠礼论四卷，戴圣撰，即汉志之议奏，中列萧望之韦元成闻入通汉尹更始刘更生诸人，而题戴圣撰者，盖小戴所撰集也，今略见于诗礼疏杜佑通典，共得二十余条，大戴丧服变除一卷，见唐书艺文志，今略见于礼记郑注及疏杜佑通典，共得十余条，玉函山房皆有辑本，二戴之学，犹可考见，汉礼经通行，有师授而无注释，马融但注丧服经传，郑君始全注十七篇，郑于礼学最粗，而有功于礼经最大，向微郑君之注，则高堂传礼十七篇，将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郑兴郑众贾逵之解诂，马融之传，郑注周礼，多引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前有所承，尚易为力，而十七篇前无所承，比注周礼六篇为更难矣，大小戴记亦无注释，郑注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前无所承，亦独为基难者，向微郑君之注，则小戴传记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郑君著书百余万言，精力实不可及，传云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锡瑞案郑注书笺诗，间有过繁之处，而注礼文简义明，实不见其过繁，即如少牢馈食礼经二千九百七十九字，注二千七百八十七字，有司彻经四千七百九十字，注三千四百五十六字，学记乐记二篇经六千四百九十五字，注五千五百三十二字，祭法祭义祭统三篇，经七千四百六十字，注五千五百二十三字，皆注少于经，又檀弓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注云，惠子废立庶，为之重服以讥之，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注云，子游名习礼，文子亦以为当然，未觉其所讥，子游趋而就诸臣子位，注云，深讥之，大夫之家臣位在宾后，文子退，扶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注，觉所讥也，虎，子名，文子亲扶而辞，敬子游也，子游趋而就客位，注云，所讥行，此一节记文，若无郑君之注，读者必不解所谓，郑注止数十字，而连用五讥字，使当时情事，历历如绘，其文法如此简妙，岂后人所能及哉，月令明堂位杂记疏皆云，礼是郑学，两汉书儒林传，以易书诗春秋名家者多，而礼家独少，惟马融注周礼礼丧服经传，隋唐志皆著录而无礼记，东汉会要载有融礼记注，玉函山房辑本，得十六条，卢植注礼记二十卷，隋唐志皆著录，东汉会要作礼记解诂，玉函山房辑本一卷，孔疏云，郑附卢植之本而为之注，郑礼记注，或亦有本于卢马者，而注中未尝质言之，如周礼称引杜郑，则亦未见其必有所本也。
论汉立二戴博士是仪礼非礼记后世说者多误毛奇龄始辨正之
汉立十四博士，礼大小戴，此所谓礼，是大小戴所受于后仓之礼十七篇，非谓大戴礼记八十五篇，与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后世误以大小戴礼为大小戴礼记，并误以后仓曲台记为即今之礼记，近儒辨之，已家喻户晓矣，而在国初毛奇龄经问，早辨其误曰，戴圣受仪礼，立戴氏一学，且立一戴氏博士，而于礼记似无与焉，今世但知礼记为曲台礼，容台礼为戴记，而并不知曲台容台与戴记之为仪礼，间尝考曲台容台所，由名汉初鲁高堂生博士礼十七篇，即仪礼也，是时东海孟卿传仪礼之学以授后仓，而后仓受礼，居于未央宫前之曲台殿，校书著记，约数万言，因名其书为后氏曲台记，至孝文时，鲁有徐生普为颂，颂者容也，不能通经，以容仪行礼，为礼官大夫，因又名习礼之处为容台，此皆以仪礼为名字者，若其学则后仓授之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与沛人庆普三人，至孝宣时，立大小戴庆氏礼，故旧称仪礼为庆氏礼，为大小戴礼，以是也，宋郑樵为三礼辨有云，鲁高堂生所传士礼一十七篇，今之仪礼是也，后仓曲台记数万方言，今之礼记是也，按前后汉志及儒林传，皆以高堂所传十七篇，瑕邱萧奋即以授后仓，作曲台记，是时两汉俱并无礼记一书，故孝宣立二戴及庆氏学，皆仪礼之学，源流不同，郑樵著通志，而六经源流尚未能晰，况其他乎，若礼记则前志云记百三十一篇，当是礼记未成书时底本，然并不名礼记，亦并无二戴传礼记之说，惟后汉儒林有郑玄所注四十九篇之目，则与今礼记篇数相合，故郑玄作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此仪礼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今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礼记是也，然其说究无所考，及观隋经籍志，则明云，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所记一百三十一篇，至刘向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凡五种，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则二戴为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荒唐甚矣，且二戴何人，以向歆所校定二百十四篇，骤删去一百三十五篇，世无是理，况前汉儒林，并不载删礼之文，而东汉儒林，又无其事，则哀平无几，陡值莽变，安从删之，又且大戴见在，并非与今礼记为一书者，且戴圣所删止四十六篇，相传三篇为马融增入，则与后汉儒林所称四十九篇之目，又复不合，凡此皆当阙疑，以俟后此之论定者，锡瑞案毛氏云，士礼称仪礼，不知始于何时，然在当时，即有容礼之称，容礼即仪礼也，其说颇涉傅会，而分别仪礼礼记，辨郑樵之误及隋志之误，则极精确，郑注四十九篇，即今礼记，戴圣传礼四十九篇，不待马融增入，至今说已大著，毛氏犹为疑辞，盖在当时经义榛芜，未能一旦廓清，而据其所辨明，已可谓卓识矣。
论段玉裁谓汉备礼不备仪礼甚确而回护郑注未免强辞
段玉裁礼十七篇标题，汉无仪字说曰，郑注仪礼十七卷，贾公彦为疏者，每卷标题首云士冠礼第一，次云仪礼，次云郑氏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亦云，郑某注仪礼十七卷，仪礼之名古矣，今按郑君本书但云礼，无仪字，可考而知也，礼器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注云，经礼谓周礼，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按云今礼者，谓当汉时所存礼十七篇也，不云礼，云今礼者，恐读者不了，故加今字，便易了也，云本数未闻者，对上周礼六篇，其官三百六十，言汉时经十七篇及记百三十一篇，乃残逸之所余耳，其未残逸时，具载事仪有三千也。原注贾疏师古汉收注，皆云威仪三千，即今仪礼，其说未是。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易经礼为礼仪，易曲礼为威仪者，凡皆礼仪，故总其纲曰经礼，亦曰礼仪，详其目曰曲礼，亦曰威仪，艺文志亦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也，礼器注今礼二字可证，郑本不称仪礼，凡郑诗笺三礼注，引用十七篇，多云士冠礼乡饮酒聘礼燕礼，每举篇名，未尝备仪礼，考艺文志曰，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景十三王传，礼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师古注云，礼者，礼经也，礼记者，诸儒记礼之说也，说文序曰，其备礼周官，按礼谓十七篇及记百三十一篇也，周官即周礼也，说文全书如觯下引乡饮酒礼，苄下引公食大夫礼，下引士冠礼，堋下引士丧礼，铉下礼谓之Ａ１３，皆曰礼，无仪字，景十三王传，周官礼礼记并言，则为三，说文序但言礼周礼官，则礼字实包礼礼记，刘子元孝经老子注易传义，据郑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此礼字实包三礼，后汉书儒林传曰，马融作周官传，授郑某，某作周官注，某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顺故为郑氏学。原注，顺故犹训诂也。按此小戴礼谓小戴之十七篇，郑目录云，大戴第几，小戴第几是也，郑以古经校之，谓以古经五十六篇校十七篇也，下文云，某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为三礼焉，则某本习小戴礼之为十七篇无疑，凡汉人于十七篇备礼，不备仪礼甚蓍，锡瑞案段氏谓汉备礼，不备仪礼极确，而回护郑君，以贾疏颜注为未是，不思贾疏颜注，正本郑君之说，段解事仪三千，明有经十七篇在内，与贾疏颜注，岂有异乎，段又明以经礼为纲，曲礼为目，周礼岂得为仪礼之纲乎，后世之备仪礼，正以郑君误解威仪曲礼为即十七篇之礼也，晋元帝时，荀崧请置郑仪礼博士，是仪礼之名，已著于晋时，段以为梁陈以后，乃为此备，说亦未谛。
论礼所以复性节情经十七篇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
汉书礼乐志曰，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凌延堪本之作复礼篇曰，夫人之所受于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复其善者学也，所以贯其学者礼也，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孟子曰，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圣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为士冠之礼，以君臣之道，而制为聘觐之礼，因夫妇之道，而制为士昏之礼，因长幼之道，而制为乡饮酒之礼，因朋友之道，而制为士相见之礼，自元士以至于庶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夫性具于生初，而情则缘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则不能无过不及之偏，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父子当亲也君臣当义也，夫妇当别也，长幼当序也，朋友当信也，五者根于性者，所谓人伦也，而其所以亲之义之别之序之信之，则必由于情以达焉者也，非礼以节之，则过者或溢于情，不及者或漠焉遇之，是故知父子之当亲也，则为醴醮祝字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冠可赅也，而于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当义也，则为堂廉拜稽之文以达焉，其礼非聘觐可赅也而于聘觐焉始之，知夫妇之当别也，则为笄次ひ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昏可赅也，而于士昏焉始之，知长幼之当序也，则为盥洗酬之文以达焉，其礼非乡饮酒可赅也，而于乡饮酒焉始之，知朋友之当信也，则为雉居奠授之文以达焉，其礼非士相见可赅也，而于士相见焉始之，记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其事盖不仅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举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仅士冠聘觐士昏乡饮酒士相见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礼举不外乎是矣，锡瑞案凌氏作礼经释例，于十七篇，用功至深，故能知十七篇足以赅括一切礼文，即有不备，可以推致，与邵懿辰之说相近，凌氏年辈在前，当为邵所自出，而其实皆本于汉书，其论礼所以节情复性，于人心世道，尤有关系，据此可见古之圣人制为礼仪，先以洒埽应对进退之节，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凡所以涵养其德，范围其才者，皆在乎此，后世不明此旨，以为细微末节，可以不拘，其贤者失所遵循，或启妨贵凌长之渐，不肖者无所检束，遂成犯上作乱之风，其先由小节之不修，其后乃至大闲之逾越，为人心世道之大害，试观两汉取士必由经明行修，所用皆谨守礼法之人，风俗纯厚，最为近古，晋人高语庄老，谓礼岂为我辈设，酣放易，以子字父，遂有五胡乱华之祸，足见细微末节，所关甚钜，女叔侯谓礼所以保国，晏平仲谓礼可以已乱，洵非迂谕，汉晋之往事，万世之明鉴也，汉以十七篇立学，灼见本原，后人以周礼为本，仪礼为末，本末倒乱，朱子已正其失矣，又引陈振叔说仪礼云，此乃仪，更有礼书，仪礼只载行礼之威仪，所谓威仪三千是也，礼书如天子七庙之类，说大经处，这是礼，须更有个文字，则犹未知礼经关系之重，更在制度之上也。礼仪经传通解，有王朝礼，即是说大经之文字，制度虽不可略，然不如冠昏丧祭之礼，可以通行。
论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邵懿辰之说最通订正礼运射御之误当作射乡尤为精确
周礼仪礼，说者以为并出周公，案以周礼为周公作，固非，以仪礼为周公作，亦未是也，礼十七篇，盖孔子所定，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丧出于孔子，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汉以十七篇立学，尊为经，以其为孔子所定也，近人邵懿辰礼经通论曰，汉初鲁高堂生传礼经十七篇，五传至戴德戴圣，分为大戴小戴之学，皆不言其有阙也，言仅存十七篇者，后人据汉艺文志及刘歆七略，因多逸礼三十九而言耳，夫高堂后苍二戴庆普，不以十七篇为不全者，非专己而守残也，彼有所取证，证之所附之记焉耳，冠义昏义诸记，本以释经，为仪礼之传，先儒无异说，观昏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故有冠义以释士冠，有昏义以释昏礼，有问丧以释士丧，有祭义祭统以释特牲少牢有司彻，有乡饮酒义以释乡饮，有射义以释乡射大射，有燕义以释燕食，有聘义以释聘礼，有朝事以释觐礼，有四制以释丧服，而无一篇之义，出于十七篇之外者，是冠昏丧祭朝聘乡射八者，约十七篇而言之也，更证之礼运，礼运尝两举八者以语子游，皆孔子之言也，特射乡认为射御耳，一则曰，达于丧祭射乡，今本作御。冠昏朝聘，再则曰，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乡，今本作御。朝聘，货力辞让饮食六者，礼之纬也，非货财强力不能举其事，非文辞揖让不能达其情，非酒醴牢羞不能隆其养，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天下之人，尽于此矣，天下之事，亦尽于此矣，而其证之尤为明确而可指者，合于大戴十七篇之次，大戴士冠礼一，昏礼二，士相见礼三，士丧礼四，既夕五，士虞礼六，特牲馈食礼七，少牢馈食礼八，有司彻九，乡饮酒十，乡射礼十一，燕礼十二，大射仪十三，聘礼十四，公食大夫礼十五，觐礼十六，丧服十七，是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丧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乡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而丧服之通乎上下者附焉，小戴次序最为杂乱，冠昏相见而后，继以乡射四篇，忽继以士虞与丧服，又继以特牲少牢有司彻，复继以士丧既夕，而后以聘礼公食觐礼终焉，今郑贾注疏，所用刘向别录次序，则以丧祭六篇居末，而丧服一篇，移在士丧之前，似依吉凶人神为次，盖向见记云，吉凶异道，不得相干，荀子云，吉事尚尊，丧事尚亲，遂以昏冠射乡朝聘十篇，为吉礼居先，而丧祭七篇为凶礼居后焉，较小戴稍有条理，而要不若大戴之次，合乎礼运，疑自高堂生后苍以来，而圣门相传篇序，固已如此也，夫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仪礼所谓经礼也，周公所制本有三百之多，至孔子时即礼文废阙，必不止此十七篇，亦必不止如汉志所云五十六篇而已也，而孔子所为定礼乐者，独取此十七篇以为教，配六艺而垂万世，则正以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为天上之达礼耳，锡瑞案邵氏此说，犁然有富于人心，以十七篇为孔子所定，足正后世疑仪礼为阙略不全之误，以仪礼为经礼，足正后世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曲礼之误，订正礼运两处射御当为射乡，尤为一字千金，真乃二千年儒先未发之覆，学者治礼，当知此义，先于冠昏祭射乡朝聘八者求之。
论邵懿辰以逸礼为伪与伪古文书同十七篇并非残阙不完能发前人之所未发
刘歆移太常博士云，鲁共王壤孔子宅，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汉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合十七篇，与三十九篇言之，三直九篇无师说，遂致亡佚，朱子曰，古礼五十六篇，班固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时失之，甚可惜也，王应麟曰，逸礼三十九，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尝礼见射人疏，中ニ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疏，王居明堂礼见月令礼器注，古大明堂礼见蔡邕论，又奔丧疏引逸礼，王制疏引逸礼云，皆升合于太祖，文选注引逸礼云，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论衡，宣帝时河内女子壤老屋，又得佚礼一篇，合五十七，断碎壁，皆可宝也，吴澄曰，三十九篇，唐初犹存，诸儒曾水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邵懿辰曰，先儒以三百三千之语，惜古礼散亡，而因惜三十九篇逸礼之亡，因三十九篇之亡，遂视十七篇为残阙不完之书，而失圣人定礼之本意，宋明以来，直废此经，不以设科取士，则皆刘歆之奸且妄，有以淆其耳目，而塞其聪明也，夫即后人所引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尝礼，中ニ礼，天子巡狩礼，朝贡礼，及吴氏所辑奔丧投迁庙畔庙公冠之类，厕于十七篇之间，不相比附而连合也，何也，皆非当世通行之礼，常与变不相入，偏与正不相袭也，况其逸文之存，如太平御览引巡狩礼，文辞不古，及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既诞而不足信矣，而月令注及皇览引王居明堂礼数条，皆在尚书大传第三卷洪范五行传之中，吴氏不知其有全文，而仅引礼注合为一篇，然观其文意，实与伏生五行传前后相协，必非古王居明堂礼，而伏生全引入于大传也，则为刘歆剽取大传，以为王居明堂礼明矣，即此一端，而其他可知，亦犹十六篇逸书，即伪武成之剽世俘解，见其他皆作伪也，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康成不为之注，与十六篇伪古文书同，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丁晏曰，位西此论，谓逸礼不足信，过矣，当依草庐吴氏别存逸经为允，至斥逸礼为刘歆诬伪，颇嫌断，且逸礼古经，汉初当鲁共王得于孔壁，河南献王得于淹中，朝事仪见于大戴礼，学礼见于贾谊书，皆远在刘歆以前，未可指歆赝作也，锡瑞案逸礼即非歆赝作，亦不得与十七篇并列，邵氏云，就令非伪，亦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之余，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其说最为确当，逸礼三十九篇，犹逸书十六篇也，皆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其真其赝，可以勿论，学者于二十九篇书十七篇礼，未能发明，而偏好于逸书逸礼，拾其残剩，岂可谓知所先务乎邵氏据诸书所引，而斥其不足信，又谓王居明堂礼，出于伏传，比于武成出于世俘，可谓卓识，丁氏能证古文尚书之伪，而必信逸礼为真可也。
论古礼情义兼尽即不能复而礼不可废
圣人制礼，情义兼尽，专主情则亲而不尊，必将流于亵慢，专主义则尊，而不亲，必至失于疏阔，惟古礼能兼尽而不偏重，论君臣之义，觐礼，侯氏入门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云，入门右，执臣道不敢由宾客位也，卑者见尊，奠贽而不授，又曰，侯氏再拜稽首，以马出授人，九马随之，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注云，王不使人受马者，至于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右肉袒者，刑宣施于右也，入更从右者，臣益纯也，盖古天子诸侯分土而治，故必严君臣之分，侯氏稽首，天子不答，而天子负斧依立，亦不坐受其拜，臣尽臣之敬，君不恃君之尊，且燕飨仍迎献酬，待以宾客之礼，诸侯与大夫燕礼，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其他皆如宾客，诗鹿鸣彤弓，皆曰我有嘉宾，臣有疾，君问之，臣死，君亲临其丧，情义兼尽者此其一，论父子之义，曲礼，凡为人子者，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内则，子事父母之礼尤详，子之孝敬父母如此，冠礼，见于母，母拜之，以成人而与为礼，特牲馈食礼，嗣举奠，主人西面再拜以先祖有功德，子孙当嗣之，父母之重其子如此，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夫妇之义，昏义，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长幼之义，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事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其余事先生长者之礼，见于典礼少仪甚详，情义兼尽者又其一，论朋友之义，士相见礼，奉挚曰，某子以命命某见，主人对曰，请吾子之就家也，某将走见，宾请终赐见，主人对某将走见，宾固请，主人辞挚，宾对不以挚不敢见，主人固辞，宾又固衣，主人出迎于门外，再拜，宾答再拜，主人揖入门右，宾奉挚入门左，主人再拜受，宾再拜送挚出，一见如此其敬让也，其余凡与客人，及坐席饮食，见于曲礼少仪亦详，情义兼尽者又其一，夫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皆情得于义，必有礼以节情，惟君臣则义重于情，当有礼以达情，自秦尊君卑臣，汉虽未能复古，其君于将相大臣，犹有在坐为起，在舆为下之礼，后世此礼渐废，至宋并废坐论之礼，故苏轼有礼节繁多，君臣义薄之言，后世拜跪之礼过繁，诚与古制不合，而矫其弊者，欲尽去拜跪而灭等威，则无以辨上下定民志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礼，虽不及君臣之严，亦非可以不修而听其废坠者。
论礼虽繁而不可省即昏丧二礼可证
礼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而老子则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与礼家之言正相反，曾子问孔子引老聃之说有四，守礼如此谨严，其自著书则诋毁礼甚至，故或以为老子是老莱子，非孔子问礼之老聃，或又以为老子讲礼厌烦，而遁入于空虚，正与六朝人讲丧服厌烦，乃变而谈庄老，同一相激相反之意，二说未知孰是，老子高言上古者也，上古纯朴，本无礼文，即以昏丧二事证之，古者配偶无定，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古者不葬其亲，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伏羲以后，始渐制礼，至周而后大备，郁郁文盛，仪节繁多，如一献之礼，宾主百拜，一见之礼宾主五请，执挚必先固让，执玉必先固辞，入门必每曲揖，洗爵必下堂阶，自常情视之，似乎繁而可省，见则竟见之矣，何必三让，受则竟受之矣，何必三辞，故老子以为近作伪，而非忠信之道，不知礼已明言之矣，聘义曰，上公七介，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礼器曰，是故七介以相见也，不然则已悫，三辞三让而至，不然则已蹙，夫两君相见，即须介绍，何必七介，而礼以为不然则已悫，其他三辞三让之礼，可以类推，檀弓曰，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故哭踊有节，又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算为之节文也，又有子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夫亲死，哀痛迫切，似不必言节文，而礼哭踊有节，以无节为戎狄之道，其他不若丧礼之迫切者，更可以类推，故常情所见为可省者，皆先王制礼不敢不至者也，今使直情径行，而欲尽废繁文缛节，即以昏丧二礼证之，昏礼尽去六礼之文，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一切不用，则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矣，可乎不可乎，丧礼尽去附身附棺小敛大敛之文，卜兆封圹，一切不用，则将举而委之于壑，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矣，可乎不可乎，古无束帛俪皮之仪，有持弓殴禽之吊，配偶无定，不葬其亲，皇初榛犭丕，盖非得已，由今观之，非直近于野蛮，亦且比于禽兽，礼曰戎狄之道，戎狄即今所谓野蛮，曲礼曰，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之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夫知有母不知有父，亲死委之狐狸蝇蚋，非禽兽而何，在古人特限于不知，后世圣人已作为礼，而别于禽兽矣，伏羲渐近文明，及周为文明之极，至文明已极，礼节不得不繁，若厌其太繁而矫枉过正，违文明之正轨，从野蛮之陋风，非惟于势有所不行，亦必于心有所不忍，乃知古礼有繁而不可省者，文明之异于野蛮者在此，人之异于禽兽者亦在此也，古礼在今日不过略存饩羊之遗，而昏姻之六体，丧葬之大事，犹多合于古者，盖天理人情之至，皆知其不可废，若欲举此而尽废之，不将为野蛮为禽兽乎。
论古冠昏丧祭之礼士以上有同有异
有王朝之礼，有民间通行之礼，论定礼之制，则民间通行之礼小，而王朝之礼大，论行礼之处，则民间通行之礼广，而王朝之礼狭，十七篇古称士礼，其实不皆士礼，纯乎士礼者，惟冠昏丧相见，若祭礼则少牢馈食有司彻为大夫礼，乡饮射士大夫所通行，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为诸侯礼，觐礼为诸侯见天子礼，并非专为士设，其通称士礼者，盖以士冠列者，遂并其下通称为士，而不复分别耳，若士以上冠昏丧祭之礼，与士或同或异，不见于十七篇，而见于记与他书者，亦略可以考见，士冠礼，记曰，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公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犹士，天下无生而贵者也，据此则天子之子冠亦用士礼，其后乃别有诸侯之冠礼，左氏传云，君冠必以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正后起之礼，冠礼三加为度，天子诸侯冠用四加，亦后起之礼也，昏礼大夫与士异，盖五十以后或有续娶，其可考者，士当夕成昏，大夫以上三月庙祭而后礼成，士不外娶，无留车反马，大夫或外娶，有留车反马，士必亲迎至妇家，天子诸侯亲迎于馆，士纳徵俪皮束帛，天子诸侯加以玉，此礼之稍异者，丧礼，中庸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曾子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饣粥之食，自天子达，孟子曰，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高宗谅阴，郑君读为梁ウ，是天子亦居倚庐，而春秋后礼已不行，故子张疑而问，滕人，谓鲁先君莫之行，又其后则大夫与士亦有异，杂记曰，端衰丧车皆无等，是上下本同，又曰，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服，如士报，是大夫士有异，郑注今大夫丧服礼逸，与士异者，未得而备闻也，春秋传曰，齐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惟卿为大夫，此平仲之谦也，王肃曰，春秋之时，尊者尚轻简丧服，礼制遂壤，张融曰，士与大夫异者，皆是乱世尚轻凉，非王者之达礼，孔疏曰，如融之说，是周公制礼之时，则上下同，当丧制无等，至后世以来，士与大夫有异，据此则大夫以上丧礼之异于士者，皆后起之礼也，祭礼，则庙祧坛单之数，时祭之名，尊彝酒齐之分，冠服牲牢之异，有见于三礼明文明，有注疏家所推得者，难于备举，盖天子诸侯之祭礼，与特牲少牢本不同，非若丧礼之异，为后来之变也。
论后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乃礼家之通例郑注孔疏是其明证
史记儒林传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孟子曰，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然则天子诸侯之礼，在孔孟时已不能备，孔子既不得位，又生当礼壤乐崩之后，虽周而问老聃苌宏，入太庙而每事问，委曲详细，必不尽知，所谓吾学周礼，今用之者，盖即冠昏丧祭射乡，当时民间通用之礼，观孔子射于矍相之圃，有观于乡而知王道易易之言，汉初鲁儒犹乡饮射于孔子冢，则当时民间犹行古礼可知，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证，晚而定礼，约之为十七篇，以为学者守此，已足以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偷，虽不能备，亦略具矣，礼由义起，在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即无明文可据，皆可以意推补，五刑之属三千，见于尚书吕刑，威仪三千，曲礼三千，见于吕庸礼器，其数皆三千者，出乎礼者入于刑，故取其数相准，数至三千，不为不多，然而事理之变无穷，法制之文有限，必欲事事而为之制，虽三千有所不能尽，如今之大清律，远本汉唐，繁简得中，纤悉备具，而律不能尽者，必求之例，甚至例亦不能尽，更须临时酌议，大清通礼，礼部则例，虽极明备，而承袭之异，服制之殊，亦有不能全载，上烦部议，取决临者，以今准古，何独不然，是即周时三千之礼具在，其不能尽具者，亦须临时推补，况在诸侯去籍，始皇焚书之后哉，后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乃不得不然之势，其实是礼家之通例，莫不皆然者也，汉志尊崇逸礼，谓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之说，其意以为博考逸礼，则天子礼略备，可以无烦推致，郑君固亲见三十九篇之礼者也，其注三礼，于逸礼中之天子巡狩礼，朝贡礼，尝礼，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引用甚鲜，且于古大典礼，后儒所聚讼者，未尝引逸礼以为断，仍不能不用仓等推致之意，如周礼内司服缘衣注曰，此缘衣者实作禄衣也，男子之禄衣黑，则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则阙狄赤，揄狄青，衣玄，此郑君自云推次者，司尊彝注曰，王尸用玉爵，而再是献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贾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戋，加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师注曰，庶人吊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无旒，士变冕为爵弁，贾疏云，郑云此者以有大夫已上，因言庶人，且欲从下向上，因推出士变冕为爵弁之意也，掌客上公四十有二，侯伯二直有八，子男十有八，注曰，非衰差也，二十八书或为二十四，亦非也，其于衰公又当三十，于言又为无施，礼之大数，少于豆，推其衰公四十二宜为三十八，盖近之矣，郑以推差订正经文，尤为精密，而鲁礼义曰，儒家之说也，通俗不同，或云，岁终，或云，三年一，五年再，学者竞传其闻，是用讠凶讠凶争论，从数百年来矣，窃念春秋者，书天子诸侯中失之事，得礼则善，违礼则讥，可以发起是非，故据而述焉，从其之先后，考其疏数之所由，而粗记注焉，鲁礼三年之丧毕，则于太祖，明年春于群庙，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祭，则公羊传所云，五年而再殷祭，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鲁王礼也，以相准况可知也，夫乃古大典礼，后儒所聚讼者，郑君明言讠凶讠凶争论，而于逸礼于太庙之类，何不引以为据，反据春秋以相准况，于此足见古文逸礼，大都单辞碎义，实无关于宏旨，故郑不为之注，亦不多引用，郑之所谓准况，即仓等所谓推致也，其后孔贾之疏经注，亦用推致之法，孔引皇熊两家之疏，如玉藻疏云，熊氏更说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牢及敦数多少，上下差别，并无明据，郊特牲疏引皇氏说，圜丘之祭燔柴牲玉之类，与宗庙同，其祭感生之帝，则当与宗庙祭同，其五时迎气与宗庙时祭同，孔疏云，皇氏于此经之首，广解天地百神，用乐委曲，及诸杂礼制，繁而不要，非此经所须，文随事曲解，无所凭据，此则推致太过，而有得有失者，要皆礼家之通例也。
论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当从朱子采用臣瓒之说仪礼经传通解分节尤明
自逸礼之书出，而十七篇有不全不备之疑，自三礼之名出，而十七篇有非经非传之疑，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典礼，是周礼为经，而仪礼为传矣，谓仪礼为经礼，礼记为曲礼，是仪礼为经，而礼记为传矣，朱子曰，今按礼经威仪，刘向作礼经曲礼，而中庸以礼经为仪礼，郑玄等皆曰，经礼即周礼，曲礼即今仪礼，臣瓒曰，周礼三百，特官名耳，经礼谓冠昏吉凶，盖以仪礼为经礼也，而近世括苍叶梦得曰，经礼，制之凡也，曲礼，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盖皆有书藏于司，祭祀朝觐会同，则太史执之以莅事，小史读之以喻众，而乡大夫受之以教万民，保氏掌之以教国子者，亦此书也，愚意礼篇三名，礼器为胜，诸儒之说，瓒叶为长，盖周礼乃制治立法设官分职之书，而非专为礼设也，至于仪礼，则其中冠昏丧祭燕射朝聘，自为经礼大目，亦不容专以曲礼名之也，又尝考之，经礼固今之仪礼，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见于他书者，犹有投奔丧迁庙等篇，其不可见者，又有古经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数十篇，及河间献王所辑礼乐古事，多至五百余篇，倘或犹有逸在其间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领五礼之目约之，则其初固当有三百余篇亡疑矣，所谓曲礼之微文小节，如今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篇，所记事亲者长起居饮食容貌辞气之法，制器备物宗庙宫室衣冠车之等，凡所以行乎经礼之中者，其篇之全数，虽不可知，然条而析之，亦应不下三千有余矣，锡瑞案分别经传，当从朱子之说，朱子既有此分别，遂欲合经传为一书，答李季章书云，累年欲修仪礼一书，析章句，而附以传说，答潘恭叔书云，礼记须与仪礼参，通修作一书，乃可观，乞修三礼子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别注疏诸儒之说，子竟不果上，晚年乃本此意修仪礼经传通解，其书析章句，朱子已明言之，其失在析仪礼者篇，多非旧次，如士冠礼三屦本在辞后，乃移入前，陈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辞，本总记在后，乃分入前各章之下之类，未免宋儒割裂经文之习，其功在章句分明，每一节截断，后一行题云，右某事，比贾疏分节尤简明，答应仁仲书云，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近马绎史载仪礼，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江永礼书纲目，徐乾学读礼通考，秦惠田五礼通考分节皆用朱子之法。
论言理不如言礼之可据朱子以此推服郑君而郑君之说亦由推致而得
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仲尼燕居，子曰，礼也者理也，乐记，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与理本一贯，然礼必证诸实，合于礼者是，不合于礼者非，是非有定，人人共信者也，现常凭于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无定，不能人人共信者也，今举一事明之，宋史朱熹乞讨论丧服子曰，臣闻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无贵贱之殊，而礼经敕令子为父孙承重为祖父，皆斩衰三年，盖子当为父后，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袭位以执丧，则孙继统而代之，执丧，义当然也，者遗诰初颁，太上皇帝偶违康豫，不能躬就丧次，陛下实以世之重，仰承大统，则所谓承重之服，著在礼律，所宜一遵寿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视朝听政，以代太上皇帝躬执三年之丧，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方文公上议时，门人有疑者，文公未有以折之，后读礼记正义，丧服小记为祖后者条，因自识于本议之末，其略云，准五服年月格，斩衰三年，孙为祖，法意甚明，而礼经无文，但传云，父没而为祖后者服斩，然而不见本经，未详可据，但小记云，祖父没而为祖母后者三年，可以旁照，至为祖后者条下，疏中所引郑志，乃有诸侯父有废疾，不任国政，不任丧事之问，而郑答以天子诸侯之服皆斩之文，方见父在而承国于祖之服，向来上此文字时，无文字可检，又无朋友可问，故大约且以礼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当承重者，时无明白证验，但以礼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归来稽考，始见此说，方得无疑，乃知学之不讲，其害如此，而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断决，不可直谓古经定制，一字不可增损也，锡瑞案朱子以此推服郑君，而郑君此条，实由推致而得，可见礼为人伦之至，而以推致言礼，为一定之法，必惜逸经之不具，而疑推致为无凭，非知礼者也，后儒空言理而不讲礼，谓礼吾知敬而已，丧吾知哀而已，一遇国家有大疑议，则幽冥而莫知其原，宋濮议，明大礼议，举朝争论，皆无一是，激成明党，贻误国家，尤非知礼者也，即如宋之宁宗，以祖父没，而父病不能执丧，代父而立，自应承重，无可疑者，而或疑父在不应承重，亦未尝不有一偏之理，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徒以律法人情为说，即以朱子之贤，犹不能折服群疑，必得郑志明文，然后可以自信，此朱子所以服郑，而并欲修礼，晚年所以有通解之作，而直以郑注补经也。
论郑樵辨仪礼皆误毛奇龄郑樵而攻仪礼之说多本郑樵
郑樵仪礼辨曰，古人造士，以礼乐诗书并言之者，仪礼是也，古人六经，以礼乐诗书春秋与易并言者，仪礼是也，仪礼一书，当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损益三代之制，作为冠婚丧祭之仪，朝聘射飨之礼，行于朝廷乡党之间，名曰仪礼，而乐寓焉，正如后世礼乐与服志之类，汉兴传仪礼者，出于高堂生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文帝时以容为礼大夫，后礼之古经出于鲁淹中，河间献王得之，凡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士礼同，而字尤多略，今三十九篇乃逸礼，案班固九流，刘歆七略，并不注仪礼，往往汉儒见高堂生所传十七篇，遂摸效礼经而作之，而范氏作后汉书云，礼古经与周官经，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者，中兴以后，郑众马融等为周官作传，并不及仪礼，则仪礼一书，盖晚出无疑者，故聘礼一篇，所记宾介饔饩之物，禾米薪刍之数，笾豆之实，鼎瓮之刚，考于周官掌客之礼，皆不相合，丧服一篇，凡发传曰以释其义者十有三，又有问者曰何以何也之辞，盖出于讲师，设为问难以相解释，此皆后儒之所增益明矣，仪礼之书，作于周公，春秋以来，礼典之书不存，礼经之意已失，三家僭鲁，六卿擅晋，礼之大者已不存矣，士大夫略于礼而详于仪，故ゾ之宴，武子不能识彝器之荐，籍谈不能对郊劳赠贿，鲁昭公非不知礼，而女叔齐以为仪也，非礼也，揖逊周旋之问，赵简子非不知礼，而子太叔以为仪也，非礼也，而古人礼意未有能名者传至后世，汉书仪有二，即为此容貌威仪事，徐氏张氏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天下郡国有容吏，皆诣学学之，则天下所学仪礼者，仅容貌威仪之末尔，今仪礼十七篇，郑康成王肃等为之注，唐正观中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疑周礼仪礼非周公书，其后贾公彦始为仪礼疏，锡瑞案乐史论仪礼有可疑者五，郑氏所说多同乐史之论，其所以误疑仪礼者，一则不知仪礼之名，始于何时，以为周公时已名仪礼，而汉人未尝称道仪礼，则今之仪礼必晚出，当是汉儒摸效而作，不知礼十七篇原于周公，定于孔子，周公孔子时但名礼，汉以立学，名为礼经，班志本于刘歆七略，其云经十七篇认为七十篇者，刘敞已订正矣，郑氏或未见。即今仪礼，刘班时无仪礼之名，非别有仪礼而志不及也，郑君以前虽无注仪礼者，而马融已注丧服，其非后儒增益明矣，一则误执左氏之说，分仪与礼为二，且重礼而轻仪，不知左氏极重威仪，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仪，古本无威字，见经义述闻。谓其不可以终，于其时，君大夫视下言徐，其容俯仰之类，皆断其将死亡，何尝以威仪为末节，若女叔齐谓鲁侯习仪焉知礼，盖以借讽晋君子，太叔谓是仪非礼，盖以此进简子，言非一端，不必过泥，武子不识ゾ，鲁人不辨羔雁，此孔子时经不具之明证，若周公成书具在，列国无缘不知，聘与掌客不同，又仪礼周礼不出周公之明证，若二书一手所作，何至彼此歧异，汉虽重徐氏之礼容，当时习礼经者，并非习容礼十七篇后称仪礼，盖以其中或称仪，大射一名大射仪，或称礼而名之，非取容礼为名，礼十七篇，亦非仅容貌威仪之末也，云孔颖达疑周仪礼非周公书，孔疏中无明文，盖因不疏二书，遂以为疑之耳，毛奇龄攻仪礼多本其说，故具论之。
论熊朋来于三礼独推重仪礼其说甚通
熊朋来曰，仪礼是经，礼记是传，儒者恒言之，以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与仪礼士冠士错乡饮酒射燕聘之礼相为经传也，刘氏又补士相见公食大夫二义，以为二经之传，及读仪礼，则士冠礼自记冠义以后，即冠礼之记矣，士昏礼自记士昏礼凡行事以后，即昏礼之记矣，乡饮酒自记乡朝服谋宾介以后，即乡饮之记矣，乡射礼自记大夫与公士为宾以后，即乡射之记矣，燕礼自记燕朝服于寝以后，即燕礼之记矣，聘礼自记久无事则聘以后，即聘礼之记矣，公食大夫礼自记不宿戒以后，即公食大夫之记矣，觐礼自记几俟于东厢以后，即觐礼之记矣，士虞礼自记虞沐浴不栉以后即士虞礼之记矣，特牲馈食礼自记特牲以后，即特牲之记矣，士丧礼则士处寝以后附在既夕者，即士丧礼之记矣，既夕礼则启之昕以后，即既夕之记矣，汉儒称既夕礼即士丧礼下篇，故二记合为一也，丧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传，而记公子为其母以后又别为丧服之记，其记文亦有传，是子夏以前有此记矣，十七篇惟士相见大射少牢馈食有司彻四篇不言记，其有记者，十有三篇，然冠礼之记，有孔子曰其文，与郊特牲所记冠义正同，其余诸篇，惟既夕之记，略见于丧大亡之首章，丧服之传，与大传中数与，疑处字误，相似，余记自与小戴冠昏等六义不同，何二戴不以礼经所有之记而传之也，十三篇之后各有记，必出于孔子之后子夏之前，盖孔子定礼而门人记之，故子夏为作丧服传，而并其记亦作传焉，三礼之中，如周礼大纲虽正，其间职掌繁密，恐传之者不皆周公之旧，左传所引周公制周礼曰，殊与今周礼不相似，大小戴所记，固多格言，而讹伪亦不免，惟仪礼为礼经之稍完者，先儒谓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仅存者，后之君子，有志于礼乐，勿以其难读而不加意也，锡瑞案熊氏于三礼中，推重仪礼，以为孔子所定，周公制作之仅存，自是确论，十七篇为周公之遗，孔子所定，或本成周之遗制，或参阙里之绪言，久远难明，而汉称为礼经，则已定为孔子之书矣，韩文公苦仪礼难读，又云于今无所用之，盖慨当时仪礼不行，非谓仪礼真无所用，南北朝儒林传兼通三礼，犹不乏人，贾公彦疏实本齐黄庆隋李孟η，至唐而习此经者殆绝，见李元璀上奏，举行冠礼，人皆快郑尹而笑孙子，见柳宗元书，唐加母丧三年，并加外亲服，褚无量欢曰，俗情肤浅，一紊其制，谁能正之，故韩公有慨于此，至宋有张淳仪礼辨误，李如圭仪礼集释并释宫，复又作仪礼图，元吴澄纂次八经十传，敖继公仪礼集说，疏解颇畅，惟诋郑注疵多醇少，近儒褚寅亮钱大昕俞正燮已正之，熊氏于仪礼虽非专家，而所论甚确，由朱子极尊仪礼，故宋元诸儒，犹知留意此经也。
论聘礼与乡党文可证礼经为孔子作
熊朋来曰，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如等语，未知乡党用聘礼语，抑聘礼用乡党语，大抵礼经多出于七十子之徒所传，按朱子乡党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鲁，至十三年齐，其问无朝聘之事，疑使摈执圭二条，但孔子尝言其礼如此，又引苏氏曰，孔子遗书杂记曲礼，非必孔子事也，见得古有仪礼之书，圣门因记其语，锡瑞案此正可徵仪礼为孔子作，乡党之文，与仪礼多合，盖有孔子所尝行者，有孔子未尝行而尝言之者，熊氏谓未知乡党用聘礼语，抑聘礼用乡党语，盖未知乡党聘礼皆孔子之书，而谓礼经多出于七十子之徒所传，则已明知礼经出自孔子，而非出自周公矣，晁氏云，孔子尝言其礼，则亦略见及之，苏氏云，古有仪礼之书，圣门因记其语，则但知有仪礼作于周公之说，而不知为孔子所作，夫乡党所言礼，既非孔子之事，又非孔子所言，圣门何必记其礼乎，左氏襄三十八年传，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孔疏曰，服虔云，以其多文辟，故特举而用之，后世谓之孔氏聘辞，以孔氏有其辞，故传不复载也，所言孔氏聘辞，不知事何所出，实享礼而谓之为聘，举旧辞而目以孔氏事，亦不必然也，案孔氏聘辞，今无可考，服子慎在东汉末，说必有据，乡党文与聘礼合者，当即孔氏聘辞之文，服以为孔氏有其辞，故传不复载，则孔氏聘辞文必繁，不止如乡党篇中所载之略，此亦可为聘礼传自孔氏之证，后世必以仪礼为周公所作，于是此等文皆失其解，孔疏正以仪礼为周公作者，故于服氏之说，既不知何所出，遂谓事不必然，而古义尽湮矣，季札观乐，与今风雅颂次序合，服氏以为传者，据已定录之，则左氏所载当时诸侯大夫行礼与礼经合者，或亦据孔子所定之礼录之，顾栋高左氏引经不及周官仪礼论，谓周礼为汉儒傅会，即仪礼亦未取信为周公之本文，俞正燮仪礼行于春秋时义，顾氏说，谓时行其仪，故不复引其文，据臧孙为季孙立悼子，为仪礼宾为苟敬及嗣举奠法，齐侯饮昭公酒，使宰为主人，而请安，为仪礼请安法，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私出阍乞肉焉，为仪礼取荐脯法，虽其礼相吻合，未可据之以仪礼为周公作，真出孔子之前也。
论读仪礼重在释例尤重在绘图合以分节三者备则不苦其难
春秋有凡例，礼经亦有凡例，读春秋而不明凡例，则乱，读礼经而不明凡例，则苦其纷繁，陈澧曰，仪礼有凡例，作记者已发之矣，乡饮酒礼，记云，以爵拜者不徒作，坐卒爵者拜即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凡奠者于左，将举于右，此记文之发凡者也，郑注发凡者数十条，士冠礼注云，凡奠爵，将举者于右，不举者于左，凡醴士，质者用糟，文者用清，凡荐出自东房，凡牲皆用左胖，其余诸篇注皆有之，若钞出之，即可为仪礼凡例矣，有郑注发凡，而贾疏辨其同异者，有郑注不发凡，而贾疏发凡者，有经是变例，郑注发凡而疏申明之者，又有经是变例，注不发凡而疏发凡者，有贾疏不云凡而无异发凡者。文多不载，见东塾读书记。综而论之，郑贾熟于礼经之例，乃能作注作疏，注精而简，疏则详而密，分析常例变例，究其因由，且经有不具者，亦可以例补之，朱子云，仪礼虽难读，然多是重复，伦类若通，则其先后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此所谓伦类，即凡例也，近时则凌氏礼经释例，善承郑贾之学，大有助于读此经者矣，案陈氏引注疏甚明，初学犹苦其分散难考，先观礼经释例，则一目了然矣，陈澧又曰，郑贾作注作疏时，皆必先绘图，今读注疏，触处皆见其踪迹，如士冠礼筮人许诺，右还即席坐，注云，东面受命，右还北行就席，疏云，郑知东面受命者，以其上文有司在西方东面，主人在门东西面，今从门西东面主人之宰命之，故东面受命可知也，知右还北行就席者，以其主人在门外之东南，席在门中，故知右还北行，乃得西面就席坐也，如此之类，乃显而易见者，又如燕礼主人盥洗象觚，注云，取象觚者东面，疏云，以膳篚南有臣之篚，不得北面取，又不得南面背君取，从西阶来，不得篚东西南取，以是加取象觚者东南也，此必郑有图，故知东面取，贾有图，故知不得北面南面西面而必东面也。以下文多不载。杨信斋作仪礼图，厥功甚伟，惜朱子不及见也，通志堂经解刻此图，然其书巨帙不易得，故信斋此图，罕有称述者，张皋文所绘图，更加详密，盛行于世，然信斋创始之功不可没也，阮文达公为张皋文仪礼图序云，昔汉儒习仪礼者必为容，故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徐生善为颂，礼家为颂皆宗之，颂即容也，予尝以为读礼者当先为颂，昔叔孙通为绵以习仪，他日亦欲使家塾子弟画地以肄礼，庶于治经之道，事半而功倍也，然则编修之书，非即徐生之颂乎，澧案画地之法，澧尝试为之，真事半而功倍，恨未得卒业耳，若夫宫室器服之图，则当合三礼为之，此自古有之，今存于世者，惟聂崇义之图，至国朝诸儒所绘益精，若取皇清经解内诸图与聂氏图，考定其是非，而别为三礼图则善矣，锡瑞案聂氏三礼图，朱子讥其丑怪不经，非古制，今观其冠制多怪诞，必非三代法物，而据窦俨序称其博采旧图，凡得六本，则实原于郑君及阮谌梁正夏侯伏明张镒诸家，特非尽出郑君，而郑注仪礼贾疏仪礼有图，则自陈氏始发之，杨复图世罕传，惟张惠言仪礼图通行，比杨氏更精密，韩文公苦仪礼难读，读仪礼有三法，一曰分节，二曰释例，三曰绘图，得此三法，则不复苦其难，分节可先观张尔岐吴延华之书，释例凌廷堪最详，绘图张惠言最密，若胡培仪礼正义虽详而太繁，杨大育所补多违古义，与原书不合，不便学者诵习，姑置之。
论宋儒掊击郑学实本王肃而袭为己说以别异于注疏
三礼繁难，一人精力，难于通贯，汉以十七篇立学，后仓曲台记后，并无解义，杜贾二郑止解周官，马融解周官与礼记，而十七篇止注丧服，惟郑君遍注三礼，至今奉为圭臬，诚可谓宏览博物，精力绝人者矣，其后礼书之宏富者，有宋何承天删并礼论八百卷为三百卷，梁孔子祛又续何承天礼论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礼一百二十卷，牛宏撰仪礼百卷，今皆不传，惟崔灵恩三礼义宗四十七卷，犹存其略，宋陈祥道礼书一百五十卷，晁公武陈振孙并称其精博，四库提要曰，其中多掊击郑学，如论庙制，引周官家语荀子梁传，谓天子皆七庙，与康成王子五庙之说异，论，谓圜丘自圜丘，自，力破康成即圜丘之说，论大于，并祭及亲庙，攻康成小大，祭不及亲庙之说，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辟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说，盖祥道与陆佃亦皆王安石，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陆佃亦皆排斥旧说，锡瑞案详道之书，博则有之，精则未也，其自矜为新义，实多原本王肃，汉时礼家聚讼，古今文说不同，郑君择善而从，立说皆有所据，如说庙制以为天子五庙，周合文武二祧为七，本丧服小王者立四庙，礼纬稽命徵唐虞五庙，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尊后稷文武则七，王肃乃数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与文武而九，不知古无天子九庙之说，而肃说二祧，亦与祭法不合也，郑说圜丘是喾配天，圜丘，本周官，周人喾本国语祭法，王肃乃谓郊丘是一，引董仲舒刘向为据，不知董刘皆未见周官，不知有圜丘，但言郊而不言，不足以难郑也，郑说三年，五年，大小，本于春秋公羊经，书有事为，各于其庙，大事为，群庙主悉升于太家，而肃引于太庙，逸礼昭尸穆尸，皆升合于太祖，孔疏已之曰，郑以公羊传为正，逸礼不可用也。逸礼不足信，即此可见，故郑不用，亦不为之注。郑说五帝为五天帝，本周官司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配南郊，祭用夏正月，故服大裘，若五人帝，则迎夏迎秋，不得服裘，又先郑注掌次云，五帝五色之帝，陈祥道据掌次郑，即此可证其误，是郑义本先郑，王肃以为五人帝分主五行，然则大炎黄之先，无司五行者乎，此与肃郑义，以为社稷专祀句龙后稷，不祀士之神者，同一谬妄也，王肃所据之书，郑君无缘不知，其所以不用者，当时去取必自有说，肃乃取郑所不用者，转以难郑，郑据今文，则以古文之，如据逸礼以公羊是也，郑据古文，则以今文之，如据董刘以周官是也，其时马昭张融下至孔颖达疏，已为细加分别，宋人寡学，不尽知二家之说所自出，取王说之浅近，疑郑义之博深，又以其时好立新说，郑注立学已久，人多知之，王说时所不行，乃袭取之以为己说，陈氏礼书，大率如是，皆上诬前贤，下误后学，后人不当承其误，凡此等书可屏勿观，朱子曰，王肃议礼必反郑玄，朱子于礼用功深，故能知郑康成考礼名数大有功。
论王肃有意难郑近儒辨正已详五礼通考舍郑从王俞正燮讥之甚是
合今古文说礼，使不分明，始于郑君而成于王肃，郑君以前，界限甚严，何休解公关传，据逸礼而不据周官，以逸礼虽属古文，不若周官之显然立异也，杜贾二郑解周官，皆不引博士说，郑司农注大司徒五等封地，皆即本经立说，不牵涉王制，惟注诸男方百里一条云，诸男食者四之一，方五十里，独此与五经家说合耳，五经家说，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说也，郑君疏通三礼，极具苦心，于其分明者，则分之为周礼，为夏殷礼，不分明者，未免含混说之，或且改易文字，展转求通，专门家法至此一变，王肃有意攻郑，正当返求家法，分别今古，方可制胜，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将今古文说别异不同之外，任意牵合，如王制庙制今说，祭法庙制古说，此万不能合得，而肃伪撰家语孔丛子所言庙制，合二书为一说，郑君以为祭法周礼，王制夏殷礼，尚有踪迹可寻，至肃乃尽抉其藩篱，荡然无复门户，使学者愈以迷乱，不复能知古礼之异，尤可笑者，家语孔丛，举礼家聚讼莫决者，尽于孔子之言，以为折衷，不知礼家所以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明文可据，是以石渠虎观，至烦天子称制临决，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群言淆乱折诸圣，尚何庸断断争辨乎，古人作注，发明大义而已，肃注家语五帝七庙郊丘之类，处处牵引攻郑之语，殊乖注书之礼，而自发其作伪之覆，肃又作圣证论以讥短郑，据唐元行冲传云，六十八条，今约存三十条，礼之大者，即五帝匕庙郊丘社稷之属，其余或文句小异，不关大义，肃之所谓圣证，即取证于家语孔丛，以为郑君名高，非于圣言，不足以奋其席，而郑学之徒马昭，已灼知家语为王肃伪作，斯可谓心劳日拙矣，晋武帝王肃外孙，郊庙典礼，皆从肃说，其时郑王之徒，争辨不已，久而论定，六朝南北学三礼皆遵郑氏，至唐而孔疏礼记，贾疏周礼仪礼，发明郑义尤详，宋以后乃舍郑从王，排斥注疏，国朝昌明郑学，于王肃之伪撰家语，伪撰古文尚书经传，攻之不遗余力，肃之私窜毛诗以难郑者，亦深窥其症结，圣证论中所说郊庙大典，惠栋孙星衍辨正尤详，惟秦蕙田五礼通考，多蹈陈祥道礼书，舍郑从王之失，似即以礼书为蓝本，四库提要曰，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仅以为过祥道，似亦有微辞焉，俞正燮癸已存稿云，五礼通考所采汉以后事皆是，惟周时书籍，广搜魏晋以后议论附于后，本康庄也，而荆棘榛芒之，可谓宋元人平话经义，与帖括经义日课陋稿，今人憎恶，不可谓之礼书也，据魏晋以后礼制，多本王肃皇甫谧，其说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后，不宜附经后，引经止存汉传注本义，魏晋以后野文皆削之，宋元人平话帖括两体文，尤不当载，而制度则案年次之，通考之体应如此，此书体例非也，锡瑞案五礼通考网罗浩博，自属一大著作，而其大书旁注，低格附载，体例诚多未善，有如俞氏所讥，舍郑从王，是宋非汉，尤为颠倒之见，恐误后学，不得不辨，秦氏之作通考，以徐乾学读礼通考，惟详丧葬，而推广为五礼，徐氏专讲丧礼，条理不繁，故详审无可议，秦氏兼及五礼，过于繁博，故体例有未善，足见三礼非一人之力所能及，自郑君并注三礼后，孔氏止书礼记，且原本于皇熊，贾氏疏仪礼，本黄庆李孟η，周礼不著所出，亦必有所承，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至殁尚未卒业，若陈氏礼书，秦氏通考，未免举鼎绝膑之弊，近人林昌彝三礼通释，有编次而少折衷，林乔荫三礼陈数求义，有折衷而欠精确，惟江永礼书纲目，本于朱子，足以补正朱子之书，治三礼者，可由此入门，而五礼通考姑置之可也，毛鸿宾序三礼通释云，五礼通考所据者，皆宋元明以下之说，多向壁虚造，而汉魏六朝经师之遗言大义，鲜及之，可谓知言。
论古人行礼有一定之例九拜分别不厌其繁
古人行礼有一定之例，如主人敬宾，取爵降洗，宾降辞洗，主人卒洗，揖让升，宾拜洗，主人拜降盥，宾降，主人卒盥，揖让升，主人入实爵献宾，宾拜受爵，主人拜送，宾啐酒拜告旨，主人答拜，宾卒爵拜，主人答拜，宾酢主人略同，不告旨，注云，酒己物也，主人酬宾略同，酬酒不举，注云，君子不尽人之欢，献酢酬共为一献，所谓一献之礼，宾主百拜，在今人视之，必以为繁文缛节，而古人乡饮射燕礼大射皆行之，惟燕礼大射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古人之拜与今异，皆一人先拜，拜毕而后一人答拜，曲礼曰，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解此可无疑无士冠礼之母答拜，昏礼之舅姑答拜矣，古无二人并拜之礼，故昏礼夫妇不交拜，以婿虽为主人，妇不自居于客，夫妇敌体，不便一人先拜，一人答拜，故不拜，此古礼之与今异者，古臣朝，君不拜，以行礼必在堂，而朝在路门外无堂，不便行礼。朝礼止打一照面，与今属员站上司出班相似，且古无无事而拜者，及有事而拜，必拜于堂下，君辞之，乃升，成拜，故曰，拜下礼也，周礼九拜，杜子春，郑兴，郑众，郑康成，贾公彦，孔颖达，陈祥道，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惠栋，江永，方苞，秦蕙男，段玉裁，言人人殊，凌廷堪与陈寿祺乔枞父子后出为最，寿祺云，九拜绵主祭礼，而言稽首顿首空首三者，皆吉礼祭祀之拜也，振动吉拜凶拜三者，皆丧礼祭祀之拜也，奇拜褒拜肃拜，礼之杀出，一曰稽首，郑注，头至地也，贾疏云，稽留之字，头至地多时，则为稽首也，稽首臣拜君法，二曰顿首，檀弓疏引郑曰，头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敌以下拜也，三曰空首，郑注，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贾疏云，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四曰振动，杜子春云，动读为哀恸之恸，寿祺按此即拜稽颡成踊也，五曰吉拜，六曰凶拜，惠氏云，皆丧拜也，丧有吉凶，拜亦如之，有两说，一小功以下为吉，大功以上为凶，其拜也，以吉凶分左右，一齐衰不杖以下为吉，齐衰以上为凶，其拜也，皆稽颡，以吉凶分先后，七曰奇拜，郑大夫云，奇拜谓一拜也，八曰褒拜，郑大夫云，褒读为报，报拜谓再拜也，九曰肃拜，先郑司农云，肃拜但俯下手，今时撎是也，锡瑞案古人一拜之礼，而分别如此其繁，非故为是琐琐也，凡人之情简则易，易则慢心生，反是则严，严则畏心生，礼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已乱，以诱贤亦以范不肖，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纳诸轨物，然后礼明而刑措，若谓委曲繁重之数，皆戕贼桎梏之具，率天下而趋于苟且便利，将上下无等而大乱，昔汉高帝去秦苛仪，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妄呼，高帝患之，用叔孙通为绵蕞起朝仪而后定，礼乐不可期须去身，岂不信乎。
论古礼多不近人情后儒以俗情疑古礼所见习谬
礼器，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古人制礼坊民，不以谐俗为务，故礼文之精意，自俗情视之，多不相近，又古今异制，年代愈邈，则隔阂愈甚，汉人去古未远，疑经尚少，唐宋以后去古渐远，而疑经更多矣，今举数事证之，如士冠礼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东壁，北面见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郑注，妇人于丈夫，虽其子犹侠拜，冠义见于母，母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是母之拜子，一为受脯，一为成人而与为礼，犹嗣举奠，以父拜子，所以重宗嗣，凡此等皆有深义存焉，杜佑通典乃以为渎乱人伦，以古礼不近人情也，昏礼女家告庙，婿家无告庙之文，白虎通明解之，曰，娶妻不告庙者，示不必安也，盖古有出妻之事，故恐其不安，不先告庙，后人乃引曲礼戒以告鬼神，文王世子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娶妻必告，左氏传先配而后祖，及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等语，以证告庙，不知齐戒告鬼神，不云告祖祢，当即卜日卜吉之类，冠娶妻必告，郑注明云于君也，五庙乃天子诸侯之制，岂有疏族士庶，得自告天子诸侯庙者，楚公子围因聘而娶，大夫出聘，本应告庙，并非专为娶妻，先配后祖，当从贾服以祖为庙见，大夫以上，三月庙见，乃始成昏，讥先配也，昏礼是士礼，当夕成昏，郑谓大夫以上皆然，不如贾服之合古礼夫娶不告庙，又大夫以上三月庙见乃成昏，皆不近人情之甚者，丧服父在为母期，以父丧妻止于期也，嫂叔之无服也，盖推而远之也，妇为舅姑期，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女子不人者，为其父母期，传曰，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然则妇为舅姑期亦不贰斩之义，自唐以后，母与舅姑服加至三年，嫂叔亦有服，正褚无量所谓俗情肤浅者，盖疑古礼制服不近情也，古祭礼必有尸，自天子至于士，皆有筮尸宿尸之礼，杜佑理道要诀，谓周隋蛮夷传，巴梁间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亭，则立尸之遗法，乃本夷狄风俗，至周末改耳，杜不知外裔犹存古法，反以古法未离夷狄，是疑立尸不近情也，古士大夫无主以不无须分别，少牢馈食，束帛依神，特牲馈食，结茅为，即以代主，许君郑君同义，孔疏贾疏，谓大夫士无木主，以币主其神，徐邈元怪乃引公羊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不知何休解诂，明云宗人摄行主事而往，不谓木主，又引逸礼馈食设主，不知逸礼不可据，故郑不用，亦不为注，舍许郑之明说，从疑似之误文，是疑无主不近情也，古不祭墓，惟奔丧去国哭于墓，祭是吉礼，必行于庙，故辛有见被发野祭，欢其将为戎，后人乃引周官冢人祭墓为尸，曾子曰，椎牛祭墓，孟子曰，卒之东郭番间之祭者，及鲁诸儒岁时上孔子冢，以为古已祭墓，不知冢人为尸，后郑以为或祷祈焉，先郑以为始时祭以告后土与墓祭无涉，赵岐注孟子以卒之东郭番间为句，亦非墓祭，曾子语见韩诗外传，汉初之书，鲁人上孔子冢，亦在秦汉之间，疑当其时世卿宗法既亡，大夫不皆有庙，乃渐移庙祭为墓祭，不得为古祭墓之证，而毛奇龄阎若璩皆曲徇俗说，是以不祭墓为不近情也，古今异情若此甚夥，今欲反古，势所难行，然古有明文，非可诬罔，若沈溺俗说，是今人而非古人，不可也，或更傅会误文，强古人以从今人，更不可也。
论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尤精此学为后世所莫逮
古礼最重丧服，礼经十七篇，有子夏丧服传一篇在内，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有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服问，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十一篇，别录皆属丧服，檀弓亦多言丧礼，大功废业，或曰大力诵可也，疏云，录记之人，必当明礼应事无疑，使后世作法，今检礼记多有不定之辞，仲尼门徒，亲承圣旨，子游裼裘而吊，曾子袭裘而吊，又小敛之奠，或云东方，或云西方，同母异父昆弟，鲁人或云为之齐衰，或云大功，其作记之人，多云盖多云或曰，皆无指的，并设疑辞者，以周公制礼，永世作法，时经幽厉之乱，又遇齐晋之强，国异家殊，乐崩礼坏，诸侯奢僭，典法讹舛，是以普天率土，不闲异教，故子思圣人之允，不丧出母，随武子晋之贤相，不识ゾ，作记之人，随后撰录，善恶兼载，得失备书，但初制礼之时，文已不具，略其细事，举其大纲，况乃时经离乱，日月县远，数百年后，何能晓达，记人所以不定，止为失礼者多，推此而论，未为怪也，锡瑞案，孔疏所言极其通达，记文所以不定者，一则制礼之初，细数不能备具，一则乱离之后，故籍复不尽存，丧服更纠纷难明，故后儒尤多聚讼，汉人礼书最早，而略传于今者，有大戴丧服变除十七篇礼经，马融独于丧服有注，郑君亦有丧服变除，其后则有王肃丧服经传注，丧服要记，射慈丧服变除图，杜预丧服要集，袁准丧服经传注，孔伦集注丧服经传，陈铨丧服经传注，刘智丧服释疑，蔡谟丧服谱，贺循丧服要记，谢徽丧服要记注，葛洪丧服变除，裴松之集注丧服经传，雷次宗略注丧服经传，崔凯丧服难问，周续之丧服注，王俭丧服古今集记，王逡之丧服世行要记，见玉函山房辑本，释文叙录，有蔡超田亻隽之刘道拔皆不传，自汉魏至六朝诸儒，多讲礼服，通典所载，辨析同异，穷极深微，朱子谓六朝人多精于礼，当时专门名家有此学，朝廷有礼事，用此等人议之，顾炎武日知录云，唐开元四部书目，丧服传义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专以丧服名家者，故萧望之为太傅，以礼服论语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隐士雷次宗指京邑，筑室于钟山西岩下，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齐初何佟之为国子助教，为诸王讲丧服，陈后主在东宫，引王元规为学士，亲授礼记左传丧服等义，魏孝文帝亲为群臣讲丧服于清徽堂，而梁书言始兴王忄詹薨，昭明太子命诸臣共议，从明山宾朱异之言，以慕悼之辞宜终服月，夫以至尊在御，不废讲求丧礼，异于李义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国恤一篇者矣案六朝尚清言习浮华之世，讲论服制，如此谨严，所以其时期功去官，犹遵古礼，除服宴客，致弹章，足见江左立国，犹知明化理，重在原，故能以东南一隅，抗衡中原百余年也。
论王朝之礼与古异者可以变通民间通行之礼宜定画一之制
冠昏丧祭之礼，古时民间通行，后世已不尽通行矣，若夫王朝之礼，古今异制，后世尤不能行，即如郊祖宗，据郑君祭法注，祖文宗于明堂，周之受命祖也，郊稷于南郊，周之始封祖有功烈于民者也，喾于圜丘，周之远祖有圣德帝天下者也，惟皆有功德，故可配天而无惭，惟诚为其祖，故应崇祀而非妄，后世有天下者，与古大异，虽无道，其先犹为诸侯，有始封祖，若汉高崛起，其先并无功德，亦无始封，在汉惟当以高祖受命，配天南郊，而圜丘明堂，无人可配，自汉以后，犹夫汉也，若欲仿古典礼，必至如汉之祖尧，魏之祖舜，唐之祖李耳，援引不可考之遥遥华胄，将有神不歆非类之诮，故宋神宗罢天之祭，诚以无其人也，此则郊祖宗，古礼虽有明文，而难以仿效者也，庙制本于服制，服止五，庙亦止五，天子有其人，则增至七，礼纬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是古时已稍有通变，诸侯五庙鲁有周公大庙，鲁公世室，与四亲庙而六，明堂位有武公世室，则僭天子七庙之制，正与周制相仿，虽稍增而不过七也，过七则应祧迁，如每帝一庙而不祧，商周数百年，庙将无地以容，汉翼奉贡禹韦元成始建祧迁之议，而议久不决，刘歆复以宗无数之妄言乱之，庙所以敬祖先，非所以报功德，有功德即称宗不祧，为天子者谁肯谓其祖无功德，如此则无可祧之祖，故东汉遂变为同堂异室之制，夫庙不二主，若一庙数人，正是祧庙之制，是同堂异室，名为不祧，而早已祧，王者欲尊其祖，必一代之祖各为一庙，而亲尽即祧，诚以尊祖之义，古今一也，此则七庙祧迁，古礼本有明文，而可以仿效者也，古人祭天，一岁凡九，圜丘南郊明堂大雩五时迎气，祭祖一岁凡四，礻龠尝，又有三年，五年，后世车驾难以数动，经费又恐过繁，于是天地合祭，不行，明知非古，不免徇时，甚或傅会古制，以为当然，其实古制不如是，而典礼不可废，惟圜丘明堂，既无配天之祖，不必强立，此又古礼有明文，而可以斟酌变通者也，其他一切典礼，以及度数仪文之末，皆可因时制宜，后世于王朝之礼，考订颇详，民间通行之礼，颁行反略，国异政，家殊俗，听其自为风气，多有鄙俚谬之处，官吏既不之禁，士大夫亦相习成风，宜命儒臣定为画一之制，原本仪礼，参以司马书仪朱子家礼，冠礼乡饮，古制宜复，并非难行，昏礼丧礼，今亦有与古合者，惟祭礼全异，立尸交爵之类，后世诚不可行，其他亦有可仿效者，古礼多行于庙，今士大夫不皆有庙，有庙亦与所居隔越，故宜变而通子，期不失夫礼意而已，朱轼仪礼节略，抚浙时尝试行之，未能通行，为可惜也，与所居隔越，故宜变而通之，期不失夫礼意而已，朱轼仪礼节略，抚浙时尝试行之，未能通行，为可惜也。
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从阮元之言为定论
古礼有聚讼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明堂辟雍封禅是也，阮元曰，辟雍与封禅，是洪荒以前之大典礼，最古不可废者，窃以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后，有衣冠之制，不肯废古制，仍留此以为，与冕并重，此即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宫室，圣人制为栋字以蔽风雨，帝王有之，民间未必即有，故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帐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村居之必有沟绕宅也，古人无多宫室，故祭天祭祖，军礼学礼，布月令行政，朝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庙太学灵台灵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后制度大备，王居在城内，有前朝后左祖右社之分，又有大学等皆在城内，而别建明堂于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也，郑康成解为太学太庙等各异处，而不知城外原有明堂，泰山下亦有之，蔡伯喈知明堂太庙等同处，而不知此不过城外别建之处，其实祭祀等事，仍在城中，此虽凭虚臆断，然博综群书，究其实之如此也，此明堂之说也，封禅者，亦最古之礼，自汉唐宋以来，皆为腐儒说壤，元以为封者，即南郊祭天也，禅者，即北郊祭地也，泰山者，古中国之中也，主此事者，天子也，刻石纪号者，如今之修史也，何以言之，古帝王七十二代，荒远无文，其间如蚩尤共工等，亦皆创霸，大约其威力功德能服诸侯者，即为天子，正天子之号，必至泰山下，诸侯皆来朝，同祭天地，后定天位，然后刻石于泰巅，以纪其号，如夏商周之类，其必须刻石者，古结绳而治，非如后世有漆书竹册，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须刻石，始可知，此管夷吾之所由记忆者，其必在泰山何，古中国地小，以今之齐国，为天下之中，故尔雅曰齐，中也，又曰，中有岱岳，与其五鱼盐生焉，列子曰，不知斯离也，齐中也，国几千万里，皆其证也，夏商以来，礼文大修，诸侯有朝聘之仪，天地有郊泽之祀，太史有国事之书，无须祭泰山刻石矣，故六经不言封禅，尧典舜巡四岳，即封禅之礼，禹会诸侯如之，锡瑞案六经不言封禅，惟礼器言因名山升中于天，即封禅也，阮以舜巡四岳为封禅之礼，说甚通达，颍容卢植蔡邕，以明堂与太庙大学辟雍灵台为一，而汉立明堂辟雍，不在一处，后汉纪注引汉官仪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郑君习于时王之制，以为古制亦然，袁准以郑义蔡邕，其实古制当如蔡说，特蔡未能别白其时代，故不免启后儒之疑，阮云，自汉以来，儒者惟蔡邕卢植，实知异名同地之制，尚昧上古中古之分，辨析极精，特以为大学在城内，与王制不合耳，刘歆讥汉儒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今得阮氏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阮元说，见问字堂集赠言。
论古制不明由于说者多误小学大学皆不知在何处
古制存于三礼，而说礼者多误，古制遂以不明，即以学校一事言之，王制云，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此自古以来，天子诸侯之通制也，自郑君以后，说者皆误，由于不知古人立学竟在何处，锡瑞案古学皆在门堂之塾，学记曰，古之学者家有塾，尚书大传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郑注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又曰，上老平明从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郑注，上老父师也，庶老少师也，汉书食货志白虎通公羊解诂，皆与大传文略相合，此乡学在塾之证也，而小学大学亦在塾，知小学在塾者，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古者左宗庙，右社稷，公宫南之左，乃宗庙之地，安得于此立学，周礼师氏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之左，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之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保氏养国子以道，教以六艺六仪，据此则公宫南之左，即是虎门之左，乃路门之左塾也，保氏当居右塾，不言者省文，师氏尊于保氏，记以师氏统保氏，故言左不言右，实则左右塾皆有学，当如大传云，上老坐右塾，庶老坐左塾也，大传言出学，就出言，故尊右，此记言入学，就入言，故尊左，国子小学，与乡人小学制度相同，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此师氏居左塾，何氏居右塾之证，蔡氏以此证明堂大学则误，以证路门左右小学，则正合矣，小学必在路门左右塾者，王太子王子八岁入小学，必离宫中不远，当是古之通制，若如郑注王者相变，小学或在郊，八岁太子远入郊学，殊非人情，必不然矣，知大学亦在塾者，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大学，引易传太初篇曰，太子旦入东学，书入南学，莫入西学，当作晡入西学，莫入北学二句，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据蔡说则东西南北四学，即在明堂，东西南北四门四学，各有异名，玉海引礼象曰，辟雍居中，其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据此则太学中学即辟雍，在明堂中，明堂为五经之文所藏处，故宜承师问道，为天子所自学，古称四学，亦曰五学，其实皆在一处，故记文以上下东西左右相对言之，若谓一在国，一在郊，相去甚远，岂得遥遥相对，两汉诸儒孔牢马宫卢植颍容，皆谓明堂辟雍太学同处，与蔡邕同，异义引韩诗说，辟雍者，天子之学，圆如璧，壅之以水示图，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内，立明堂于中，五经之文所藏处，此说与孝经援神契言明堂在国之阳，七里之内正合，乃明堂大学同处之确证，四学在四门，即四门之塾，与各乡小学虎门小学不异，此亦当是通制，若如郑注王者相变，大学或在国，古者国中地狭，大学入众，必不能容，记曰，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子，国之后秀，皆造焉，是王子国子由虎门小学，凡民俊秀由各乡小学，学成之后，皆入大学，非国中所能容，故必在郊，郊即南方七里之内也，人知乡学在塾，不知小学大学皆在塾，考工记门堂三之一，则塾之地不狭，明堂四门，门有两塾，学者虽众，足以容之，学制所以不明者，由于不信大学在明堂，所以不信大学在明堂者，由于不知四学在明堂四门之塾，袁准蔡，正由昧此，孙志祖段玉裁顾广圻朱大韶，互相争辩，其说卒不能定，亦由昧此故耳。
论三礼皆周时之礼不必聚讼当观其通
孔子谓殷因夏礼，周因殷礼，皆有损益，乐记云，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是一代之制度，必不尽袭前代，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礼有明徵，而非特后代之兴，必变易前代也，即一代之制度，亦历久而必变，周享国最久，必无历八百年而制度全无变易者，三礼所载，皆周礼也，礼经十七篇，为孔子所定，其余盖出孔子之后，学者各记所闻，而亦必当时实有此制度，非能凭空撰造，仪礼周礼言聘觐之礼不尽合，礼记檀弓言东方西方之奠，齐衰大功之丧，亦不尽合，王制祭法言庙制祭礼，尤不相符，说者推而上之，则以为兼有夏殷，郑君云，王制夏殷杂是也，抑而下之，则以为杂出秦汉，郑君以月令为秦制，卢植以王制为汉法是也，考其实皆不然，三礼皆周人之书，所记皆周时之礼，礼记所载，或有夏殷礼，而既经周因与损益，则亦即周礼矣，秦汉之礼，又多本之于周。其所以参差抵牾者，由于历代久远，渐次变易，传闻各异，纪载不同，非必上兼夏殷而下杂秦汉也，请以汉唐之礼证之，汉初用叔孙通所定之礼，后汉又使曹褒撰次新礼，即加更定，必与前不尽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谓叔孙所定者为汉礼，曹亵所定者非汉礼，可乎，唐初用贞观显庆礼，玄宗又作开元礼，而五礼始备，既经改作，必与前不尽同，今使因其不同，而谓贞观显庆作者为唐礼，开元所作者非唐礼，可乎，疑三礼之参差抵牾，而谓一是周礼，一非周礼，何以异于是乎，若谓周时变礼无明文可徵，请以官制一事证之，制度以设官为最重，执政又为官之最尊，周初成康之时，周公召公以冢宰执政，故周官首天官冢宰，左氏传曰，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又曰，郑伯为王左卿士，又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则东迁以后，执政者称卿士诗十月之交曰，皇甫卿士，番维司徒，以卿士列司徒之前，是幽王时，已称执政者为卿士，又不自东迁始，以此推之，官制可改，安见其余不可改乎，西周之末，必稍变于成康以前，东迁之后，又渐变于西周之末，当时既有改易，后世何能折衷，学者惟宜分别异同，以待人之审择，若必坚持一说，据为一定之制，则礼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又安得有一书可为定制乎，周公制作，洛诰立政所载不详，周官伪古文不可据，郑众未见伪古文，以为周官六篇即尚书周官篇，卷帙太多，文法不类，其说亦不可信，周一代典礼，无成书可稽，试举大者论之，礼纬云，周六庙，至子孙七，盖周初以后稷为始封祖，文王为受命祖，合四亲庙为六，其后武王亲尽，以为受命祖不可祧，增武世室为七，此当在共懿之世，礼无明文，东都有明堂，无宗庙，王入太室，即明堂太室，西周亡，宗庙为禾黍，东迁当更立庙，礼无明文，敬王居成周，别立庙与否，亦无明文，孝王以叔父继兄子，桓王以孙继祖，定王显王以弟继兄，如何序昭穆，亦无明文，大典如此，其他可知，更以鲁事证，郊则既耕而卜，则未应吉而，庙则立武宫立炀宫，桓僖不毁，甚至公庙立于私家，三家雍彻，季氏八佾，朝服以缟，妇人ヮ而吊，皆变礼之大者，明堂位谓礼乐政俗，未尝相变，且以武公庙比武世室，凡此等以为礼，则实非礼，以为非礼，则当时实有是事，鲁事详而周事略，以鲁推周，则其礼之是非淆乱，记载参差，亦必当时实有是事，而非兼存前朝，误入后代可知，理本易明，特读者忽而不察耳。
论周官改称周礼始于刘歆武帝尽罢诸儒即其不言周官之证
仪礼非古名，周礼亦非古名，汉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曰，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贾公彦疏序，谓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独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并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人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冲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粗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贾公彦曰，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故郑氏传曰，玄以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是以周礼大行，锡瑞案周礼源流，贾氏叙述颇详，以为始皇焚书，特恶周礼，说本马融，融说亦不知何据，惠帝已除挟书之律，非始武帝，融盖以周官武帝时出而为此说，刘歆典秘书在哀帝时，亦非成帝，贾公彦已辨之，当时众儒共排，以为非是，其说惜不可考，周官改称周礼，盖即始于刘歆，荀悦汉纪曰，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陆德明序录，曰，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是其明证，武亿曰，班氏于王莽一传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诏义章奏自号曰周礼必大书之，而自为史文，乃更端见例，复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货志，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及后云，又以周官税民，是亦一志而两见，由其意观之，固未有著明于此也，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祀犹称周官，时未居摄，不敢紊易，莽传徵天下通艺，及张纯等奏之，称周官，亦皆在未居摄之时，是则周官之易名周礼，其在居摄之后可知矣，荀悦之言洵不诬也，案周礼名始歆莽，武氏说尤分明，自是之后，周官周礼互见错出，后汉儒林传言马融作周官传，郑玄作周官注，盖以马郑自序原称周官，或据以为其时尚无周礼之名，又谓周礼名始郑君，皆考之未审，郑自序已称周礼，其注仪礼礼记，引周礼甚多，后汉卢植传亦有周礼之称，是其名非起于汉末，特在汉初本名为周官耳，班志正名周官，不从歆莽之制，或谓班志皆本刘歆七略，据其称周官，不称周礼，与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等语，皆与刘歆尊信毛诗周礼不同，似志非尽本于七略，林孝存谓武帝知周官渎乱不验，或据封禅书之，谓武帝知不验，群儒何敢采用，不知封禅书下文，明言群儒拘牵古文，上尽罢诸儒不用，此正武帝知周官不验之证，孝存之说，必有据也。
论周官当从何休之说出于六国时人非必出周公亦非刘歆伪作
周官与左氏皆晚出，在汉时已疑信参半，后人尊周官者，以为周公手订，似书出太早，抑之者以为刘歆伪作，似书出太迟，何休以为出于六国时人，当得其实，毛奇龄周礼问曰，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此与仪礼礼记，皆同时杂出于周秦之间，此在稍有识者皆能言之，若实指某作，则自坐诬妄，又何足以论此书矣，又曰，歆能伪作周礼，不能造为周礼出处踪迹，以欺当世，假使河间献王，不献周礼，成帝不诏向校理周礼，此马融之说，贾疏已辨之，歆可造此诸事，以欺同朝诸儒臣乎，且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献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言有经即有传与说记也，此必非歆可预造其语者，乃考之艺文所志，在当时所有之书，则实有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此班氏所目观也，此必非袭刘歆语也，使歆既为经，又复为传，此万无之事，藉曰有之，则伟哉刘歆，东西二汉亦安有两，将所谓博而笃者，必不在论庙一篇书矣，且读书当有究竟，艺文志于乐经云，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考文时得其乐人窦公，上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则在六国魏文侯时已有此书，其为春秋战国间人所作无疑，而谓是歆作可乎，且武帝好乐，亦尝以周官经定乐章矣，艺文志于窦公献乐章后，即云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当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献其书有二十四卷，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则在武帝朝，且有采周官经而为乐记者，此不止窦公献一篇，且必非歆行伪于周官经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断可知也，且周官之出，在东汉人即有诟其非周礼者，林孝存也，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摈斥不行，因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是辟此书者亦且明明云，汉武时早有此书，而效尤而兴者反昧所从来，是攻膏盲而不解墨守曳兵之卒也，若夫周礼一书，出自战国，断断非周公所作，予岂不晓然，周制全亡，所赖以略见大意，此周礼仪礼礼记三经，以其所见者虽不无参臆，而其为周制则尚居十七，此在有心古学，方护卫不暇，而欲迸绝之，则饩羊尽亡矣，锡瑞案毛氏以周官为战国时书，不信为周公所作，又力辨非刘歆之伪，而谓周制全亡，赖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经，有心古学，宜加护卫，最为持平之论。
论毛奇龄谓周官不出周公并谓仪礼不出周公而不知仪礼十七篇乃孔子所定不可诋毁
经间又曰，诗书易三经，则礼记多引之，周礼仪礼礼记三经，则诗书易三经并未道及，即孔孟二书，其论经多矣，然未有论及三礼只字者，也，曰，此予之所以疑此书为战国人书也，然此书为战国人书，而其礼则多是周礼，尝读大戴记朝事篇，其中所载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职方射人诸职，全是周礼原文，所差不过一二字，考是时三礼未出，大小二戴于仪礼则直受后仓曲台记，立二戴之学，于礼记，则尚未有定，当时见于西汉书府者，犹有二百余篇，而周官一经，则未之见也，乃大戴所录，则俨然有朝事诸文，在周人言周礼者，与今周礼相同，此岂大戴见周礼而附会之，抑岂李氏上周官经时，窃取此朝事诸文而增入之也，然则周礼果周制，其为周末言礼者所通见，当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内则一篇，亦有凡食视春时，凡和春多酸，及牛宜余，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春宜羔豚膳膏乡，及牛夜鸣则<广酉>十句，与周礼文全同，所差不过古今文一二字，此必当时言礼家所习言习用，故彼此并出，全文不易，断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锡瑞案汪中周官徵文共得六事，于毛氏引乐入窦公大戴朝事礼记内则之外，增入逸周书职方礼记燕义诗生民传三事，陈澧又考得杂记郑注，郊特牲孔疏，考工记贾疏，大司马注疏四条，然此诸说，亦但可以证周官非刘歆作伪，而无以见其必为周公所定，后人必以为周公作，又以仪礼亦周公作，然则二书何以不符，又何以不见于孔孟书，春秋时人所称引，使人反疑不信，惟从毛氏之说，以为战国人作，方足以解两家之纷，毛氏云，乡遂之官迥异朝庙，其所设诸属往往有不必计禄食者，周官一书总以官不必备四字，统概全经，虽设多名，而备实无几，其说可以解官多而禄不给之疑，又云，三等分国固有常制，然不无特设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赐国，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则不能限以百里，而就有特设约为之限，大约公不过五，侯不逾四，伯与子男以渐而杀，又云，五等分国，本造为设法之例，以统校地数，故曰，可以周知天下，非谓一州之中，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其说可以解国多而在不足之疑，毛氏说经多武断，惟解周官心极细，论亦极平，而知仪礼不出周公，不知实出孔子，谓仪礼亦战国人作，因朱子家礼尊信仪礼，乃作昏礼辨正，丧礼吾说篇，祭礼通俗谱，诋斥仪礼，而自作礼文，致阎若璩有毛大可私造典礼之诮，则由不晓礼经传于孔氏，非周礼礼记之比也。
论周礼为古说戴礼有古有今当分别观之不可合并为一
汉今文立学，古文不立学，沿习日久，遂以早出立学者为今文，晚出不立学者为古文，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周礼说今礼戴说，或云，今大戴礼说，或云戴礼戴说，其中亦有大小戴所传十七篇礼经之说，非尽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也，十七篇礼之说，不尽今文，近人分别十七篇经，是古文说，经中之记，是今文说，而十七篇经文又有今古文之分，郑君传云，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是小戴所传十七篇礼，当时通行字皆今文，郑以古经之字校之，取其义长者从之，故郑注十七篇，或经从今，则注云古文某为某，或经从古，则注云今文某为某，详见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此特即其古今文字传本不同者言之，非必义说之全异也，许君以戴礼为今说，则封周礼为古说言之耳，至若小戴礼记本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梁，为今文说，祭法出于国语，为古文说，其言祭礼庙制不同，此显有可证者，近人又分别二戴记，以王制为今学之祖，取祭统千乘虞戴德冠义昏义聘义乡饮酒义燕义等篇注之，取祭法为古国语说，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为古周礼说，又以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虽未必尽可据，而王制为今文大过，周礼为古文大宗，则显有可证者，即以官制言之，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无官属，与王同职，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又立三少以为之副，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六卿之属，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万二千，谨案周公为傅，召公为保，太公为师，无为司徒司空文，知师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郑无考，而据郑注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曰，此夏制也，明堂曰，夏后氏之官百，举成数也，郑以王制今文说为夏制，必以周礼说为周制，其于许君无可知，三公九卿盖夏殷至周初皆同，据牧誓立政，止有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可证六卿则周成王以后之制。甘誓六卿，六军之将。据顾命乃同召太保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六卿兼三公，可证汉主今文，故三公九卿宇文周行周礼，故分设六部，其后沿宇文之制，既设六部，又立九卿，官制复重，议者多云可以裁并，不知周官王制古今文说必不相合，乃兼用两说，多设冗官，皆由经义不明，故官制不善也。
论郑君和同古今文于周官古文王制今文力求疏通有得有失
郑君兼注三礼，调和古今文两家说，即万不能合者，亦必勉强求通，论家法固不相宜，而苦心要不可没也，周官公五百里，王制公侯田方百里，言封国大小迥异，此万不能合者，惟郑君能疏通证明之，其注王制曰，周武王初定天下，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陡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锡瑞案郑注王制而引周官，能和同古今文皆不背其说，或以郑为牵合无据，亦非尽无据也，即以齐鲁二国言之，二国始封，在武王时，史记周本纪曰，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尚父于营邱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其时封地，盖仍殷制，孟子所谓为方百里是也，鲁至成王时益封，明堂位曰，地方七百里，鲁颂谱疏引明堂位以证，曰大启尔宇，鲁之封疆，于是始定，或疑七百里太大，然必不止百里，如仍百里旧封，何云大启尔宇，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表曰，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与周官侯四百里合，盖得其实，七百里或兼山川附庸言之，齐之益封，与鲁同时，史记又曰，太公于齐兼五侯地，郑诗谱曰，周武王伐纣，封太师吕望于齐，地方百里，都营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复夏禹之旧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广大邦国之境，而齐受上公之地，更方百百里，王制公侯皆方百里，五百里正与兼五侯地合，是齐鲁实有益地之事，如郑说，周官王制，皆可通矣，而郑亦有偶不照者，注王制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曰，此大聘与朝晋文霸时所制也，虞夏之制，诸侯岁朝，周之制，侯甸男采卫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数来朝，疏引郑异义云，公羊说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为文襄之制录王制者，记文襄之制者非虞夏及殷法也，又引异义云，公羊说诸亿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说十二年之间，八聘，四朝，再会，一盟，许慎谨案公羊说虞夏制，左氏说周礼，传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异说，郑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礼大行人诸侯，各以服数来朝，其诸侯风聘间朝之属，说无所出，晋文公强盛诸侯耳，非所谓三代异物也，案郑注据周官而疑王制，以为文襄霸制，盖据左氏昭三年传郑子太叔之言，然公羊必不用左氏传，文王制之作，郑以为在赧王之后，其时左氏未出，非必引以为证，左氏又有岁聘间朝之说，与昭三年传文不合，郑以为不知何代之礼，故不从许，案以左氏为周礼，遂并不从许案，以公羊为虞夏制也，王制与公羊合，当是古礼有之，即文襄创霸，亦必于古礼，其后晋法变而益密，故又有岁聘间朝之属，然则王制与周官不合，当从许君以为前代之制，郑以为晋霸之制，似未必然，惟岁聘间朝之属，郑以为说无所出，可断以为晋霸之制耳。
论郑君以周礼为经礼为记其别异处皆以周礼为正而周礼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弥缝
郊异义曰，周礼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是郑君虽不以王制为汉博士作，而礼周礼则显分轩轾，故或据周官以疑王制，未尝引王制以周官，所云先王之事，即指夏殷之礼，而于朝聘直以为晋文霸制，并不以为夏殷之礼矣，郑志赵商问膳夫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有三牲备，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太牢，礼教不同，请问其说，答云，礼记后人所集，据时而言，或诸侯同天子，或天子与诸侯等，所施不同，故难据，王制之法，与周异者多，当以经为正，又曰，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注，不可尽据以难周礼，又赵商问周朝而遂葬，则是殡于宫，葬乃朝庙，按春秋晋文公卒，殡于曲沃，是为去绛就祖殡，与礼记义异，未通其说，答曰，葬乃朝庙，当周之正礼也，其末世诸侯国，何能同也，传合不合当解传耳，不得难经，又赵商问祭法云，大夫立三庙，曰考庙，曰皇考庙，注非别子，故知祖考无庙，商按王制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在，注云，大祖别子始爵者，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礼王制之云，或以夏殷杂，不合周制，锡瑞案郑君答问，可以见其进退诸经之大旨，折衷三礼之苦心，郑以周礼封礼记言之，则周礼为经，礼记为记，以礼记对左传言，则礼记为经，左传为传，经可以正传记，传记不得难经，而以礼记祭法对王制言之，则祭法为周礼，王制为夏殷礼，礼家之纠纷难明者，据郑所分析，已略有明据矣，惟郑以周礼是周公之制，似未必然，周官一书，亦自有矛盾之处，郑君虽极力弥缝之，学者不能无疑，赵商问巾车职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时田猎，商按大司马职曰，四时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虽习战，春夏尚生，其时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田至秋冬出兵之时乃建大常，案巾车建大麾，大司马建大常，两处之文矛盾，万无可通之理，郑既以周官为周公所作，不能加以难，故不得不为之弥缝，其答赵商，皆强词也，秋冬田建大常，明与巾车注四时田不合，以麾为夏之正色，建之以春夏田，亦未有据，王制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注云，绥当为纟委，纟委，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位有虞氏之，夏后氏之绥，注云，有虞氏当言纟委，纟委谓注旄牛尾于杠首，所谓大麾，周礼建大麾以田也，郑于此数处之文，互相证明，自圆其说，以礼记之绥，即周官之麾，郑云王制多杂夏殷，故于解周官亦谓大麾是用夏制，如此则周官王制古今文两不相背，而周官两处之矛盾，仍未能泯其迹也，惠士奇金榜又不从郑，而各别为说，尤傅会不可信。
论周礼在周时初未举行难行于后世
汉今文家张禹包咸周生烈何休林硕，不信周礼者也，贾疏云，张包周何林，不信周礼为周公所作，古文家刘歆杜子春郑兴郑众卫宏贾逵许慎马融郑玄，尊信周礼者也，自汉至今，于周礼一书，疑信各半，周礼体大物博，即非周公手笔，而能作此书者，自是大才，亦必掇拾成周典礼之遗，非尽凭空撰造，其中即或有刘歆增窜，亦非歆所能独办也，惟其书是一家之学，似是战国时有志之士，据周旧典，参以已意，定为一代之制，以俟后王举行之者，盖即春秋素王改制之旨，故其封国之大，设官之多，与各经不相通，所以张包周何林皆不信，古文家即尊信周礼，亦但可以周礼解周礼，不可以周礼解各经，而马郑注尚书官制服制，皆引周礼为证，即如其说，以周礼为周公手定，亦不得强虞夏以从周，况周礼未必出于周公，岂可据之以易旧说乎，礼记七十子之后所作，未知与作周礼者，孰先孰后，其说礼与周礼或异，当各从其说以解之，郑以周礼为经，礼记为记，一切据周礼为正，未免有武断之失，周礼晚出，本无师授，文字奇古，人多不识，郑注所引故书，乃其原本，杜郑诸儒，始为正音读，明通假，郑君所云二三君子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使山岩屋璧之书，得以昭见于世，其有功于周礼甚大，而因尊信周礼太过，一经明而各经皆乱，则诸儒亦不能无过矣，周礼郑注贾疏之外，王安石王昭禹王与之易祓之说，皆有可采，近人沈彤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皆能自成一家之说，但未能疏全书，治此经者仍以注疏为主，考工记据胡无弓车之类，亦属战国人作，文字奥美，在周官上，可考古人制器尚象之遗，宋林希逸<虍鬲>齐考工记解，于古器制度未详核，近人戴震考工记图，程瑶田考工创物小记，阮元车制图考，郑珍轮舆私笺，皆有发明，惟详于车，而他物尚略，陈澧云，记以轮为首，有旨哉，古人以轮行地，今外国竟以轮行水，且西洋人奇器图说所载诸器，多以轮为用，算法之割圜，亦轮之象也，予谓易既济未济皆水火，而爻辞皆云曳其轮，亦有微旨，今当振兴工艺之日，学者能远求考工之法，必当大著成效，周礼自王莽苏绰王安石试行不验，后人引以为戒，王莽篡弑之贼，本非能行官礼之人，其所致亡，亦非因行周礼，苏绰于宇文泰时行周礼，颇有效，隋唐法制，多本宇文，王安石创新法，非必原本周礼赊贷易，特其一端，实因宋人耻言富强，不得不上引周公，以箝报异议，后人谓安石以周礼乱天下，是为安石所欺，安石尝云，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引言极其通达，故知其所行法，非事事摹周也，周礼在周时，初未举行，如王畿居中封公五百里之类，何能行于后世，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后世尚简而戒烦苛，无论赊贷市易，必不可行，即饮射读法，亦将大扰，然则法周礼者，亦但可如安石所云法其意而已矣。
论周官之法不可行于后世马端临文献通考言之最晰
马端临曰，按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过病其官冗事多，琐碎而繁扰耳，然愚尝论之，经制至周而详，文物至周而备，有一事必有一官，无足怪者，有如阉阍卜祝，各设命官，衣膳泉货，俱有司属，自汉以来，其规模之琐碎，经制之烦密，亦复如此，特官名不袭六典之旧耳，固未见其为行周礼，而亦未见其异于周礼也，独与百姓交涉之事，则后世惟以简易阔略为便，而以周礼之法行之，必至于厉民而阶乱，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输是也，后之儒者见其效验如此，于是疑其为歆莽之伪书而不可行，或以为无关雎麟趾之意则不能行，愚俱以为未然，盖周礼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时，则非直周公之圣可行，虽一凡夫亦能行，三代而后则非直王莽之矫诈介甫之执复不可行，而虽贤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盖三代之时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过千里，公侯则自里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传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给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孙，家主之于其臧获，田土则少而授，老而收，于是乎有乡遂之官，又从而视某田业之肥瘠，食指之众寡，而为之斟酌区画，俾之均平，货财则盈而敛，乏而散，于是乎有泉府之官，而从而补其不足，助其不给，或赊或贷而俾之足用，所以养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则自乡大夫州长以至闾胥比长，自遂大夫县正以至里宰邻长，岁终正岁，四时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纠其过恶，而加以劝惩，司马之任则军有将，师有帅，卒有长，四时仲月，则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阅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诛赏，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盖弊焉察察焉，几无宁日矣，然其事虽似烦扰，而不见其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关，脉络常相属，虽其时所谓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贤，然既世守其地，世抚其民，则自不容不视为一体，既为一体，则奸弊无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变而为郡县，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于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则诿之百官有司郡守县令，为守令者率三岁而终更，虽有龚黄之慈良，王赵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异境，积日累月方能谙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后，其善政方可纪，才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忄Й贪鄙之人，则视其官如逆旅传舍，视其民如飞鸿土梗，发政施令，不过授成于吏手，既授成于吏手，而欲以周官行之，则事烦而政必扰，政扰而民必病，教养之恩未孚，而追呼之苛娆已亟矣，是以后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简，夫以周礼一书观之，成周之制，未尝简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为吏者不过年除岁迁，多为便文自营之计，于是国家之法度率以简易为梗，慎无扰狱市之说，治道去大甚之说，遂为经国庇民之远猷，所以临乎其民者，未尝有以养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养，斯可矣，未尝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教，斯可矣，盖壤地既广，则志虑有所不能周，长吏数易，则设施有所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处以简靖，犹或庶几，稍涉繁夥，则不胜其渎乱矣，周礼所载凡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之于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之于郡县之后，必知时变者，而后可以语通经学古之说也，锡瑞宁马氏谓周礼可行于封建，不可行于郡县，以壤地既广，长吏数易之故，最为通论，今壤地之广，过于南宋，长吏数易，亦甚于南宋，彼时守吏犹必三岁而更，今且一岁而数易矣，使与百姓交涉，能至纤至悉乎，外国之法，所经纤悉备举者，以去封建未远，日本与德意志，皆初合侯国为一者，壤地不大，官制不同之故，今人作泰西采风记，周礼政要，谓西法与周礼暗合。
论郑樵解释周礼疑义未可信为确据
郑樵曰，周礼所以难通者有五，一曰职方之说万里，与禹贡五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国公五百里，与孟子王制公百里之制不同，三曰载师田税用十二，与三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遂人沟洫之数，与匠人多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闾族党之读法，无乃重扰吾民乎，今案经文分析，合而一之，以释五者之疑，禹贡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时地方五千里，职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则周之时地方万里矣，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而而数之，周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内，王畿即禹之甸服，侯甸即禹之侯服，男采即禹之绥服，卫蛮即禹之要服，镇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当一服，而周人镇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于禹贡五百里而已，诸侯之地，当如孟子所言，至开言之则如王制所说，薛常州开方法，百里之国，开方得百里之国四，是谓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国，开方得七十里之国四，是谓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举成数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国，开方得五十里之国四，是谓子二百里，什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谓多则桀，寡则貉，周礼载师之职曰，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注匠人，亦引此谓田税轻近重远之失，周公制法，不当于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税三，二十而税五者，今案载师文曰，凡任地谓之地，则非田矣，又曰，园廛谓之园廛，则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则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岂得谓之田税，盖园者不种五谷，其种杂物，所出不赀，廛者工商杂处，百货所聚，其得必厚，圣人抑末之意，以为在国之园廛，可轻之而为二十而一，如自郊以往，每增之不过十二，若以其地植漆林，则非二十而五不可也，遂人云，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若案文读，则一同之地，有九万夫，当得九种，而川浍沟洫，不几太多欤，匠人云，井间有沟，成间有洫，同间有浍，若案文读，则一同之地，惟有一浍，不几太少欤，郑氏求其说而不得，注遂人则曰，此乡遂法，以千夫万夫为制，注匠人则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于乡遂及公邑，考寻郑意，以二处不同，故谓乡遂制，田不用井画，惟以夫地为沟洫法，采地制田，则以田画而为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为二矣，匠人之制，举大概而言，遂人之制，举一端而言，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有有一沟，直，一列凡九井，计九个沟，横，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沟，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万夫，一孔为一成，中有九洫，直，横一列凡有十成，计九十洫，直，通一大浍，横，九浍而两川周其外，是谓九万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间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间有浍，是一同有九浍，匠人遂人之制，无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尝有乡遂采地之异，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达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州长每岁属民读法者四，党正读法者七，族师读法者十四，闾胥读法者无数，或者以为是日读法，即于州长，又于党正，又于闾胥族师，且将奔命而不暇，予谓此法亦易晓，如正月之吉读法，州长党正族师咸预焉，至四孟吉日读法，则族师党正预焉，州长不预，至每月读法，惟族师职焉，此注所谓弥亲民者，其教亦弥数，正如今之劝农，守ヘ令佐皆预焉，其职各带劝农二字，不必谓之更来迭往也，锡瑞案郑氏弥缝牵合，具见苦心，惟周官一书，与诸经多不相通，如九服公五百里之类，是，考工记亦与周官不相通，如匠人遂人之类，是，欲强合之为一，虽其说近理，未可信为确据。
论周官并非周公未行之书宋元人强补周官更不足辨
尚书大传曰，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白虎通礼乐篇曰，太平乃制礼作乐何，夫礼乐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饥寒，何乐之乎，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为且用先代之礼乐，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书曰，肇修称殷礼，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礼，必复更制者，示不相袭也，书洛诰疏引郑注云，王者未制礼乐，恒用先王之礼乐，伐纣以来，皆用殷之礼乐，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殷礼也，锡瑞案据此则周公制礼，极其慎重，既已优游三年，乃敢制作，又待营洛之后，乃始班行，所以不能不慎重者，观后世如汉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皆请制礼而未能定，曹褒定礼而未能行，唐显庆开元礼，宋政和礼，其书具在，迄未行用，周公盖虑及此，故必慎之于始，其始既如此慎重，其后必实见施行，今之周官，与周时制度多不符，则是当时并未实行，其非周公之书可知，孔子所谓吾学周礼，亦非周官之书，北宫问周室班爵禄，周官言班爵禄极详，孟子乃云其详不可得闻，而所谓尝闻其略者，又不同周官而同王制，若周官为周公手定，必无孔孟皆未见之理，其书盖出孔孟后也，后人知周官与周时制度不合，乃以为未成之书，又以为未行之书，困学纪闻引九峰蔡氏云，周公方条治事之官，而未及师保之职，冬官亦阙，首尾未备，周公未成之书也，黄氏日钞引孙处之说曰，周礼之作，周公居摄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惟其未行，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武成周官皆伪书，可不引。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凡此皆豫为之也，而未尝行也，许宗彦本其说，谓武王既有天下，其命官或由商旧或仍周初侯国之制，其时未有周礼，而官名职掌固已皆定，及夫周礼之成，周公盖将举其不合者，徐徐更之，以为有周一代之定制，然而周公则已老矣，传尚书者谓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七年致政成王，其间才一年耳，周礼之不能遂行，时则然也，故谓周礼为周代未行之书可矣，必以一二事疑之，谓非周公所作，不亦过乎，案，此欲以周官强归周公，乃以后世苟简之法例周公，伏传云，制礼方致政，正是制礼必行之证，何得反据伏传以为不能遂行，显庆开元作礼书，饰太平，而不能实行，后世苟简之法则然，岂有周公制礼亦如是者，孙处引显庆开元为比，见郑樵周礼辨引，故之，虽欲强为傅会，要无解于孔孟未见也，若考工记本别为一书，河间献王，以周官阙冬官一篇，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合成六篇奏之，宋俞廷椿作复古篇，谓司空之属，分寄于五官，王与之又作周官补遗，邱葵本俞王之说，取五官，所属归于冬官，六属各得六十，著为周礼定本，吴澄礼叙录，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经后，又与俞王稍异，要皆宋元人窜易经文之陋习，不足辨，吴氏不信伪古文，此又执伪周官为说，更不可解。
论礼记始撰于叔孙通
周礼出于出岩屋壁，五家之儒莫见，其授受不明，故为众儒所排，仪礼传自高堂生，有五传弟子，其授受最明，故得立于学官，礼记删定，由于二戴，其前授受，亦莫能详，魏张揖以为叔孙通撰辑，揖去汉不远，其说当有所受，陈寿祺曰，汉书艺文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景十三王传曰，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又曰，鲁恭王壤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经典释文序录引郑君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又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寿祺案孔壁所得书，鲁恭王传仅言数十篇，知非全书，艺文志依七略著录记百三十一篇，盖河间献王所得者，故六艺论兼举之，百三十一篇之记，合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凡二百十五篇，并见艺文志，而别录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篇，疑乐记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记中除之，故为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记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大戴礼记所载七篇，为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不著孔子三朝记之名。隋志言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氏史氏记，乐记五种，合二百十四篇，减少一篇，与别录艺文志不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记，第之者刘向，得之者献王，而辑之者盖叔孙通也，魏张揖上广雅表曰，周公著尔雅一篇，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通撰辑礼记，此其显证，稚让之言，必有所据，尔雅为通所采，当在大戴礼中，武进臧庸曰，白虎通三网六纪篇，引礼亲属记，见尔雅释亲，孟子帝馆甥于贰室，赵岐注引礼记，亦释亲文，风俗通声音引礼乐记，乃释乐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礼乃释水文，则礼记中有尔雅之文矣。通本秦博士，亲见古籍，尝作法仪十二篇及汉礼器制度，而礼记乃先秦旧书，圣人及七十子微言大义，赖通以不坠，功亚河间，汉志礼家阙其书，且没其名，何也，锡瑞案礼记为叔孙通所撰，说始见于张揖，揖以前无此说，近始发明于陈寿祺，寿祺以前，亦无此说，寿祺引臧庸说以证礼记中有尔雅，尤为精确，郑以孔氏壁中河间献王两事并举者，孔壁所得书无周礼，许氏说文序曰，壁中书者，鲁恭王壤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不云有周礼，献五得周官，见汉书本传，郑君不析言之，故并举之。
论王制月令乐记非秦汉之书
陈寿祺曰，儒者每言王制汉博士作，月令吕不韦作，或又疑乐记出河间献王，皆非事实也，礼记王制正义引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书，经典释文引同，考卢氏说出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曰，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然令王制无一语及封禅，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绝不相合，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则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礼记之王制也，月令正义引郑目录云，月令者，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寿祺案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世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曰，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云月令吕不韦作，或云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宏传，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月令，非吕不韦著审矣，唐书大衍历议云，七十二侯，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僧一行亲见周书月令有七十二候，则与礼记月令无异，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郑君以为礼家抄合，殆失之，又郑君谓三王官无太尉，秦官则有，以此断月令为吕氏书，案月令命太尉，吕览尉作封，然则礼记亦当作命大封，即易通卦验所谓夏至景风至，拜大将，封有功之义，见太平御览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时则依法制改，而礼家从之，非其旧也，乐记者，艺文志云，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而班志两载其书曰，乐记二十三篇，王禹记二十四篇，案汉书食货志，王莽下诏曰，乐语有五均，邓展注曰，乐记乐元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臣瓒曰，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价而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礼乐篇，亦屡引乐无语，此即献王所传乐记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礼目录于礼记乐记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谓属二十三篇之乐记也，礼记正义云，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刘向所校二十三篇，著于别录，今乐记断取十一篇，余有十二篇，其名犹在，案别录十一篇，余次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章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则乐记十一篇入礼记，在刘向前矣，正义言如此，则今礼记中之乐记，非王禹乐记其审，史记正义云，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别录七略，乐记出公孙尼子，而有窦公篇者，窦公本魏文侯乐人，年百八十岁，至汉文帝时犹存，此篇或载其在文侯时论乐事也，别录于二百四篇，称为古文记，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徒所论，是恶得有秦汉作者之文，厕其间邪，后儒动訾礼记杂出汉儒，不考甚矣。
论王制为今文大宗即春秋素王之制
礼记非杂出汉儒，陈氏之辨晰矣，而王制为今文大宗，与周礼为古文大宗，两相对峙，朱子曰，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已以两书对举，一是周时旧法，一是孔子春秋所立新法，后人于周礼尊之太过，以为周公手定，于王制抑之太过，以为汉博士作，于是两汉今古文家法大乱，此在东汉已不甚晰，至近日而始明者也，郑君异义曰，王制是孔子之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又答临硕曰，孟子在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共后，推郑君意，似以王制为孟子之徒所作，以开卷说班爵禄，略同孟子文也，王制非特合于孟子，亦多合于公羊，姑举数事明之，公羊桓十一年传，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解诂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郑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义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从子，郑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伯也，郑何说虽稍异，而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其相合者一，公羊桓四年传，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冬曰狩，梁传则春曰田，夏曰苗，秋曰，冬曰狩，何休废疾引运斗枢曰，夏不田，梁在夏田，于义为短，郑释之云，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纬见读而传为三时田，据郑说则三时田，乃孔子春秋制，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其相合者二，其他建国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又曰，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立学之制曰，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取民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税，郑注皆以殷制改之，正与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相合，特郑君未知即素王之制，故见其与周礼不合，而疑为夏殷礼，孔疏申郑，虽极详晰，亦未能释此疑，同异纷纭，莫衷一是，其王制第五篇题下疏曰，案郑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生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秦昭王亡周，故郑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锡瑞案卢氏说近人已正，孔与郑说并引而不能辨，以正为秦汉官制，亦未必然，正长义同，尚书ぁ命序已有周太仆正，周礼有宫正，左氏传有随正乡正校正工正，又云师不陵正，注云，正军将命卿，安知古刑官无正，周尺之语，或出周秦之间耳，治经者当先看礼记注疏，礼记中先看王制法疏，注疏中纠缠周礼者，可姑置之，但以今文家说解经，则经义了然矣，王制一书，体大物博，非汉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门无疑，近人俞樾说王制者，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王者孰谓，谓素王也，孔子将作春秋，先王法，斟酌损益，具有规条，门弟子与闻绪论，私相纂辑而成此篇，后儒见其与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俞氏以王制为素王之制，发前人所未发，虽无汉儒明文可据，证以公羊梁二传，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说苑，白虎通，诸书所说，制度多相符合，似是圣门学者原本圣人之说，定为一代之制，其制损益殷周，而不尽同殷周，故与春秋说颇相同，而于周礼反不相合，必知此为素王改制礼与春秋二经，始有可通之机，王制与周官二书，亦无纠纷之患，治经者能得此要诀，可事半功倍也，王制据郑君说，出在赧王之后，周官据何劭公说，亦出战国之时，是其出书先后略同，而为说不同，皆由圣门各据所闻，著为成书，以待后世之施行者，王制简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难举，学者诚能考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孔疏解制三公一命卷去，制谓王者制度，又云，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则孔颖达已知王制名篇之义，特未知为素王之制，故仍说为夏殷。
论礼记所说之义古今可以通行
朱子曰，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此朱子所以分别仪礼为经，礼记为传，而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也，郊牲冠义一节孔疏云，以仪礼有士冠礼正篇，此说其义，下篇有燕义昏义，与此同，乡饮酒义孔疏云，仪礼有其事，此记释其义，聘礼孔疏云，此篇总明聘义，各显聘礼之经于上，以义释之于下，据此则孔颖达已明言诸义是解仪礼，非始于朱子矣，冠义自为一篇，郊特牲复有冠义一节，盖由解此义者，不止一家，天地合而后万物生焉一节，又是昏义，此二节之间有一节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也，此记者明言礼以义为重，乃冠昏饮射燕聘祭义之发凡，治礼经者，虽重礼之节文，而义理亦不可少，圣人所定之礼，非有记者发明其义，则精意闳旨，未必人人能解，且节文时有变通，而义理古今不易，十七篇虽圣人所定，后世不尽可行，得其义而通之，酌古准今，期不失乎礼意，则古礼犹可以稍复，后世用礼记取士，而不用仪礼，诚不免弃经任传之失，而礼记网罗浩博，与十七篇亦当并行，焦循礼记郑注祉疏序曰，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曰，礼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夫周官仪礼，固作于圣人，乃亦惟周之时用之，设令周公生字文周，断不为苏绰卢辨之建官设令，周公生赵宋，必不为王安石之理财，何也，时为大也，且夫所谓诗者岂一代为一时哉开国之君，审其时之所宜，而损之益之，以成一代之典章度数，而所以维持此典章度数者，犹必时时变化之，以掖民之偏，而息民之诈，夫上古之世，民苦于不知，其害在愚，中古以来，民不患不知，而其害转在智，伏羲之时，道在折民之患，故通其神明，使知夫妇父子君臣之伦，开其谋虑，使知树艺贸易之事，生羲农之后者，知识既启，诈伪百出，其黠者往往窥长上之好恶，以行其奸，假军国之禁令，以济其贼，惟聪明睿智，有以鼓舞而消息之，故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吾于礼运礼器中庸大学等篇，得其微焉，锡瑞案焦氏于三礼轩轾太过，谓民患在智，近于老氏之旨，与世界进化之理不符，惟发明礼时为大之义甚通，言礼者必知此，乃不至于拘碍难行，抱朴子省烦篇云，冠昏饮射，何烦碎之甚耶，好古官长，时或之，至乃讲试累月，犹有过误，而欲以此为生民之常事，至难行也，余以为可命精学洽闻之士，使删定三礼，割弃不要，次其源流，总合其事，类集以相从，务令约俭，无令小碎，条牒各别，令易案用，朱子语录云，古礼于仿，实是难行，后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过，令人苏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简而易行耳，此正得其义而通之，期不失乎礼意之说也。毛奇龄谓礼记旧谓孔子诏七十子，共撰所闻以为记，仪礼，则显然战国人所为，仪礼逊礼记远矣，务反朱子之说，亦轩轾太过。
论记记文多不次若以类从尤便学者惜孙炎魏徵之书不传
礼记四十九篇，众手撰集，本非出自一人，一篇之中，杂采成书，亦非专言一事，即如曲礼曰，若夫坐如尸，立如齐，郑注云，若夫言欲为丈夫也，春秋传是谓我非夫，其说似近迂曲，刘敞七经小传曰，案曾子曰，孝子唯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为人子之道也，此两若夫之文同，疑曲礼本取曾子之言，而误留若夫，不然，则全脱一简失弗讯以下十五字，朱子答潘恭叔曰，曲礼杂取诸书精要之语，集以成编，虽大意相似，而文不连属，如首章四句，乃曲礼古经之言，敖不可长以下四句，不知是何书语，又自为一节，皆禁戒之辞也，贤者以下六句，又当别是一书，临财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书，亦禁戒之辞，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刘原父以为此乃大戴记曾子事父母篇之辞，若夫二句失于删去，郑氏谓此二句为丈夫之事，其说误矣，此说得之，礼从宜，使从俗，当又是一书，锡瑞案刘氏与朱子之说是也，礼记他篇，亦多类此，故郑君门人孙炎已有类钞，而书不传，魏徵因之以作类礼，而书亦不传，王应麟因困学纪闻云，魏徵传曰，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录内罕，艺文志云，次礼记二十卷，旧史谓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谏录载诏曰，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会要云，为五十篇合二十卷，元行冲传，开元中魏光乘请用类礼列于经，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采获刊缀为五十篇，张说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レ类相比，有如钞掇，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著释疑曰，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乃易前编，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氏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朱文公惜徵书之不复见，此张说文人不通经之过也，行冲谓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观文公之书，则行冲之论信矣，锡瑞案戴记不废，张说有存古之功，类礼不传，说亦有泥古之失，当时若新旧并行，未为不可，朱子惜类礼不复见，是以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吴澄作礼记纂言，更易次序，各以类从，近人惩于宋儒之割裂圣经，痛诋吴澄，并疑能解之杂合经传，平心而论，礼记非圣人手定，与易书诗春秋不同，且礼经十七篇，已有附记，礼记文多不次，初学苦其难通，曲礼一篇，即其明证，若加分别部居，自可事半功倍，据隋志礼记三十卷，魏孙炎注，则其书唐初尚存，炎学出郑门，必有依据，魏徵因之，更加整比，若书尚在，当远胜于经传通解礼记纂言，而大有益于初学矣，陈澧云，孔疏每篇引郑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某某，礼记之分类，不始于孙炎魏徵矣，今读礼记当略仿别录之法，分类读之，则用志不纷，易得其门径。
论郑注引汉书引谶纬皆不得不然习礼记者当熟玩注疏其余可缓
马端临文献通考曰，三代之礼亡于秦，继秦者汉，汉之礼书，则前有叔孙通，后有曹褒，然通之礼杂秦仪，褒之礼杂谶纬，先儒所以议其不纯也，然自古礼既亡，今传于世者，惟周官仪礼戴记，而其说未备，郑康成于三书皆有注，后世之欲明礼者，每稽之郑注以求经之意，而郑注亦多杂谶纬及秦汉之礼以为说，则亦必本于通褒之书矣，此二书者，汉隋唐三史艺文志，俱无其卷帙，则其书久亡，故后世无述焉，然魏晋而后所用之礼必祖述此者，锡瑞案马氏之说甚通，自孔子时而经不具，后世所谓三礼由孔子及七十子后学者撰集，虽未必与古礼尽合，而欲考古礼者舍三书无徵焉，通为秦博士，习秦仪，秦之与古异者，惟尊君卑臣为太过，其他去古未远，必有所受，观秦二世时议庙制，引古七庙之文，可见通所定礼，不见于汉艺文志，盖犹萧何之律，韩信之军法，其书各有主者，不在向歆所校古秘书内，许氏异义间引通说，则郑君注礼，亦必采用之矣，褒本习庆氏礼，乃高堂生后仓所授，其引谶纬，东汉风气实然，纬书多先儒说经之文，观礼纬含文嘉可见，郑注礼间引谶纬，如耀魄宝灵威仰之类，或亦本之于褒，古礼失亡，通定礼采秦仪，郑注礼用汉事，褒与郑又引及谶纬，皆不得不然者，后人习用郑说，而于通杂秦仪褒杂谶纬则议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或且并诋郑君，如陈傅良谓郑注周礼之误有三，汉官制皆袭秦，今以比周官，王应麟引徐筠微言，亦同此说，欧阳修请删注疏中所引谶纬，张璁且以引谶纬为郑君罪案而罢其从祀，如其说则汉以后之说礼者，不亡于秦火，而亡于宋明诸人矣，朱子曰，礼记有说宗庙朝廷说得远，复杂乱不切于日用，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于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内则曲礼少仪看，又曰，郑康成考礼名数大有功，又或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曰，郑注自好看，看注看疏自可了，朱子推重礼记注疏，此至当之论也，孔颖达于三礼，惟疏礼记实贯串三礼及诸经，有因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如王制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余字，比年一小聘云云，疏二千余字，月令郊特牲篇题疏，皆三千余字，其余一千余字者尤多，元元本本，殚见洽闻，又非好为繁博也，既于此一经下详说此事，以后此事再见，则不复说，亦犹郑注似繁而不繁也，学者熟玩礼记注疏，非止能通礼记，且可兼通群经，若卫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空衍义理者多，杭世骏续礼记一百卷，亦未免于炫博，陆元辅陈氏集说补正，足匡陈澔之失，王夫之礼记章句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虽有可采，皆不及孔疏之详博，亦不尽合古义，此等书皆可缓，郑注礼记因卢马之本而加校正，其所改字必有精意，宋陆佃方悫马唏孟等，以郑改读为非，而强如本字读之，解多迂曲，又或以后世之见疑古礼之不近人情，不但疑注疏，而并至疑经，足以迷误后学，陈澔集说尤陋，学者仍求之注疏可也。
论宋明人疑经之失明人又甚于宋人
宋明人疑注疏而并疑经，今故，略引其说辨之，宋郑樵曰，三礼之学其所以讹异者，大端有四，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后人更之者，如墨始于晋，ヮ始于鲁，庙有二主始于齐桓，朝服以缟始于季康，以至古者麻冕，今也纯，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同为一代，而异制如此，幸而遗说尚存，得以推考因革之故，设其不存，则或则或异，无乃滋后人疑乎，有出于圣人之门，而传之各异者，如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小敛之奠，曾子曰于东方，子游曰于西方，异父之服，子游曰为之大功，子夏曰为之齐衰，同师而异说如此，况复传子君弟子之门人，则其失又远也，从而信之，则矛盾可疑，从而疑之，则其说有师承，此文义不能无乖异也，有后世诸儒，损益前代，而自为一代之典者，如吕不韦作月令，盖欲为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纯于周，汉博士欲为汉制，故封爵不纯于古，案二说皆非是，前已引陈寿祺说之，后世明知二书出于秦汉，犹且曰，月令为周制，王制为商制，况三礼之书所成者非一人，所作者非一时，又乌能使之无乖异也，有专门之学，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见为先代之训者，如春秋之末执羔雁，鲁人已不自知，则礼之所存，盖无几也，案此孔子时经不具之证，延乎秦世，灰灭殆尽，汉世不爱高爵以延儒生，宁弃黄金以酬断简，诸儒各述所闻，杂以臆见，而实未见古人全书，故其说以霍山为南岳，案此说甚是，以太尉为尧官，案此见纬书，礼无明文，以商之诸侯为千八百国，以周之封域为千里者四十九，案此见王制，乃春秋素王之法，非必商周，以分陕处内为三公，案此公羊说，古制当是如此，乃无一国三公之弊，以太宰太宗太卜太士等为六官，案此见曲礼，郑以为殷制，当时信共为古鲁而无疑，后世以其传久远而不敢辨，又焉能使之无乖异乎，礼学之讹以此，后世议明堂，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或以为十二室。案焦循陈澧辨之以明。议太学或以为五学，或以为当如辟，或以为当如胶庠，或以为当如成均瞽宗。案太学即辟，而胶庠成均瞽宗，又其异名，五学本同一处，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学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后世无疑哉，明郝敬曰，凡礼不可常行者，非礼之经，用于古不宜于今，而犹著之于篇者，非圣人立经之意，即四十九篇中所载，如俎豆席地袒衣行礼，书名用方策，人死三日佥之类，古人用之，今未宜，案此等古今异宜，可以通变，父在为母期，出母无服，师丧无服，此等虽古近薄，父母为子斩衰，妻与母同服，此等失伦。案古圣制服，各有精意，俗情肤浅，岂可妄讥古人。官士不得庙事祖，支子不祭，此等非人情。案庙制祭礼分尊卑，辨庶，亦不可妄议。杖不杖视尊卑贵贱，哭死为位于外，熬与鱼腊置柩旁。案杖不杖非止视尊卑，为位于外所以别嫌疑，熬则小节可变通，国君飨宾，夫人出交爵，命妇入公宫养子，国君夫人入臣子家吊丧，此等犯嫌疑，案古人避嫌，未若后人之甚，交爵则因阳侯事已废矣，祭祀用子弟为尸，使父兄罗拜，若祭则诸孙济济一堂为鬼，此等近戏谑，案立尸是事死如事生，且古人行礼，与今不同，非有尸答拜，不能成礼，人死含珠玉以海盗，圹中藏瓮С筲衡等器，岁久腐败，陷为坑谷，此等无益有害，案此小事可变通，古人每事不忘本，酒尚玄冠服用皮，食则祭，至于宗族姓氏，则随便改易，如司徒司空韩氏赵氏，惟官惟地，数世之后，迷其祖姓，又何其无重本之思也，案古氏族改，姓不改，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安有改姓迷姓之事，庙制天子至士庶有定数，皆有堂，有室，有寝，有门，大邑巨家，父子世官，兄弟同朝，不多于民居乎，如云皆设于宗子家，则宗子家无地可容，如父为大夫，如父为大夫，子为士庶，则庙又当改毁，条兴条废，祖考席不暇暖，案古惟宗子有庙，无父子兄弟分立之礼，庙在居室之左，何患无地可居，天子诸侯亦有祧迁。何独士庶不可兴废。子继体，分固当尊，至于抑庶之法，亦似太偏，丧服有等，不得不杀，至于三殇之辨，亦觉太琐，衰麻有数，不得不异，至于麻葛之易，亦觉太烦，案古重宗法，故严庶，重本源，故分别丧服，不嫌烦琐，天子选士观德用射，射中得为诸侯，不中不得为诸侯，案此犹后世以文字取士，如此之类虽古礼乎，乌可用也，故凡礼非一世一端可尽，古帝王不相沿袭，圣人言礼不及器数，惟曰义以为质，有以也，此四十九篇，大都先贤传闻，后儒补辑，非尽先圣之旧，而郑康成信以为仲尼手泽，案郑无以礼记为孔子所作之语，遇文义难通，则称竹简烂脱，颠倒其序，根据无实，则推殷夏异世，逃遁其说，盖郑以记为经，既不敢矫记之非，世儒又以郑为知礼，不敢议郑之失，千余年来所以卒贸耳，锡瑞案郑樵郝敬，皆勇于疑经者，郑犹以为讹异，郝乃直攻经传，足见明人之悍而不学，又甚于宋，兹遂条辨之，以释后儒之疑。
论古宫室衣冠饮食不与今同习礼者宜先考其大略焦循习礼格最善
古之宫室，不与今同也，古之衣服饮食，不与今同也，惟其不与今同，故俗儒多疑古礼不近人情，即有志于古者，亦苦共格不相入，考古礼者，宜先于古之宫室衣服饮食等类，考其大略，乃有从入之处，古宫室皆南向，外为大门，门侧左右皆有堂室，谓之塾，内为寝门，中为庭，再上为阶，有东阶即阼阶，西阶，升堂为东西堂，有东西荣，即檐，有东西序，即墙，有两楹，即柱，有栋，有楣，上为户牖间，其后为室，两旁为东西房，古之室即今之房，有壁，古之房，今过路屋，无壁，东房后有北堂，宫室之左为庙，有闱门相通，庙制与宫室略同，观李如圭仪礼释宫，江永释宫注，张惠言仪礼图，得大略矣，古祭服用丝，朝服用布，祭服用冕，朝服用弁或玄冠，古冠小，如今道士之冠，非若后世之帽，冕服朝服玄端，皆上衣下裳，惟深衣连上下无裳，似今之长衫，惟方领对襟，缘以缋，或青或素为异，用细白布为之，丧服用布则粗，又各以轻重分精粗，观任大椿弁服释例，得大略矣，古食用黍稷，加则有稻梁，黍稷稻梁为四簋，常食有羹葱洎醯酱脯羞，饮有酒有浆，齐则用糟，醴亦有糟，荐用脯醢，脯以乾牛肉，加姜桂锻治者为，细М脯加盐酒为醢，皆生物，酒新酿冷饮，豕鱼腊为三鼎，加羊与肠胃为五鼎，腊士用兔，大夫用麋，肠胃用牛羊，不用豕，加牛与肤豕肉，鲜鱼鲜腊为九鼎，加乡熏尧牛羊豕肉，为十二鼎，笾盛乾物，豆盛濡物，俎以骨为主，若今之排骨，骨分前足为肩臂共六，长胁代胁短胁共六，正脊挺横脊共三，后足髀肫胳共六，二十一体，髀近窍贱不升，乡饮燕射，则牲用狗，燕食有蜩，即蝉，范即蜂，氏醢，蚁子，今人所不食者，考饮食无专书，亦可得大略也，得其大略，再取张惠言仪礼图，如阮元说画地以习之，不患古礼不明，若用焦循习礼格，尤为事半功倍，焦氏自序曰，取仪礼十七篇，去丧服士丧礼既夕士虞礼四篇，余十三篇为格以习之，纸方尺五寸，如奕枰作朝庙图一，庠图一，大夫朝庙图一，若门，若曲，若阶，若堂，若房，若夹室，若东西堂，若东西荣，若坫，若墙墉屏宁户牖，无不备，削木或石为棋，若主人，若宾，若介，若亻巽，若主妇，若宰夫司马乐工之属，刻之，或以丹墨书，削木或石为棋，小于前，于诸器物，若聘之圭璋皮马锦币，若祭之簋鼎俎，燕之爵洗，食之羹酱，乐工之瑟笙，射之弓矢乏旌中侯正丰觯，冠昏之冠服，刻之，或以丹墨书，削木或石为棋，前以圆，此以椭，书若揖，若拜，若再拜，若兴，若坐，若立，若饮，若祭之类于上，或用刻，以十三篇为之谱，习时各任一人或兼之，按谱而行之，若东西左右升降之度，不容紊也，一揖一让，不容遗也，否则为负，负者罚，子弟门人或用心于博奕，思有以易之，为此格，演之者必先读经，经熟其文熟其节，可多人演之，可少人演之，可一人演之，格有定，不容争也，不容诈也，虽戏也而不诡于正，后之学礼者或有好焉。
论礼记义之精者本可单行王制与礼运亦可分篇别出
礼记非一人所撰，义之精者可以单行，汉艺文志，于礼记百三十篇外，已别出中庸二篇，梁武帝作礼记大义十卷，又作中庸讲疏一卷，宋仁宗以大学赐及第者，表章中庸大学，不始朱子，蔡邕作月令章句及问答，宋太宗以儒行篇刻于版，印赐近臣及新第举人，司马光书仪云，学记大学中庸乐记，为礼记之精要，黄道周作月令明义，表记缁衣儒行集传，黄宗羲作深衣考，江永作深衣考误，邵泰衢作檀弓疑问，焦循谓于礼运礼器中庸大学得其微，是皆于四十九篇之中，分篇别出者，锡瑞谓王制为今文大宗，用其说可以治天下，其书应分篇别出，礼运说礼极精，应亦分篇别出，黄氏日钞云，礼运记五帝三五相变易阴阳转移之道，故以运名，虽思太古而悲后世，其主意微近于老子，而终篇混混为一，极多精语，如论造化，谓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如论治，谓圣人耐以天子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如论人，则谓人者天地之心，谓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如论礼，则谓礼者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皆千万世名言，困学纪闻云，礼运，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吕成公谓蜡宾之欢，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论，朱文公谓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邵懿辰曰，礼运一篇先儒每欢其言之精，而不甚表章者，以不知首章有错简，而疑其发端近乎老氏之意也，今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此由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二十六字，移置不必为己之下，是故谋闭而不兴之上，则文顺而意亦无病矣，就本篇有六证焉，先儒泥一与字，以大道之行属大同，三代之英属小康，不知大道之行，概指治功之盛，三代之英，切指其治世之人，与字止一意，无两意，而下句有志未逮，正谓徒想望焉，而莫能躬逢其盛也，否则有志未逮当作何解，证一也，今大道既隐，以周为今犹可，以夏商为今，可乎，既曰未逮又曰今，自相矛盾，证二也，礼为忠信之薄，则之游宜举大道为问，而曰，如此乎礼之急也，不承大同而偏重小康，则文义不属，证三也，讲信修睦后文三见，皆指圣人先王而非远古，果有重五帝薄三王之意，后文何无一言相应乎，证四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本战国时道家之说，而汉人重黄老者述之，实则五帝不皆与贤，尧舜以前，皆与子也，天下为公，即后文所谓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有所终以下六句，皆人情之所欲，即人情以为田，而大同即大顺也，天下为家，则指东迁以后，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国异政而家殊俗，并无与子与贤之意，选贤与能，对世及而言，世及者，若春秋讥世卿，虽有圣人，无自进身，异于周初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耳，证五也，我欲观夏道，我欲观殷道，我观周道，三道字正承大道而言，果大道既隐，又何观焉，后文大柄大端大窦，即大道也，证六也，锡瑞案移易经文，动言错简，乃宋明人习气，不可为训，而邵氏说极有理，证据亦明，明乎此可以释前人之疑，知礼运一篇皆无疵，而其精义著，故备举其说，以为礼运可以单行之证。
论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
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于何徵之，于经解一篇徵之，经解首节泛言六经，其后乃专归重于礼，郑目录云，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义政教之得失也，此于别录属通论，孔疏曰，经解一篇，总是孔子之言，记者录之以为经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经礼教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记者录入于礼，陈澧曰，记文引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篇当录入于礼，其义已明矣，锡瑞案陈氏之说未尽，此篇自礼之于正国也，至引孔子曰安上治民云云，皆是说礼，孔疏曰，从篇首孔子曰入其国基教可知也，至此长幼有序事相连接，皆是孔子之辞，记者录之而为记，其理既尽，记者乃引孔子所作孝经之辞以结之，故云此之谓也，言孔子所云者，正此经之谓，据此则孔子说六经毕，已特举礼之重以教人矣，孔疏又曰，此之谓也以后，则是记者广明安上治民之义，非复孔子之言也，案记者之文亦极精，能发明礼经十七篇之义，曰，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壤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据汉书作先，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徒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先王隆之，承上孔子所云隆由礼言之，朝觐聘问，承上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言之，丧祭之礼，承上以奉宗庙则敬言之，乡饮酒之礼，承上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言之，昏姻之礼，承上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言之，而皆不出礼经十七篇外，乡饮以饮该射，昏姻以昏统冠，观此乃知圣人制礼，非故为是繁文缛节，实所以禁乱止邪，谓礼犹坊，与坊记之义相通，坊记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使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觞酒豆肉让而受恶，而斗辨之狱息矣，则乡饮酒之礼明也，夫礼者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别，而弑狱不作矣，则聘觐之礼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争不贰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狱罕矣，则丧祭之礼明也，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教民无以色厚于德，而淫乱之狱绝矣，则昏姻之礼明也，大戴礼盛德篇亦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爱故能致丧祭，死且思慕馈食，况于生而存乎，故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饰丧祭之礼，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而弑者未有也，朝聘之礼，所以明义也，故有弑狱则饰朝聘之礼，凡斗辨生于相侵陵，相侵陵生于长幼无序，乡教以敬让也，故有斗辨之狱，则饰乡饮酒之礼，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昏礼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饰昏礼，其说与经解正合，丧祭朝聘乡饮昏礼，亦不出十七篇外，观此诸篇，乃知古礼所存，大有关系，较之各经，尤为切要，若必荡弃礼法，溃决是防，正所谓壤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与孟子所谓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可不儆惧乎。
论大戴礼记
郑君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郑注小戴，不注大戴，故小戴礼合周礼仪礼，至今称为三礼，而大戴礼渐至亡佚，八十五篇，隋志所录，已佚其四十七篇，卢辨亦仅存八卷，四库提要司马贞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盖夏小正一篇多别行，隋唐间录大戴礼者，或阙其篇，是以司马贞云然，原书不别出夏小正篇，实阙四十六篇，存者宜为三十九篇，中兴书目乃言存四十篇，则窜入明堂篇题，自宋人始矣，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诸侯迁庙，诸侯畔庙，投公冠，皆礼古经遗文，又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书犹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圆篇题中，悉冠以曾子者是也，阮元揅经室集，王实斋大戴礼记解诂序曰，南城王君实斋聘珍，著大戴礼记解诂十三卷，目录一卷，其言曰，大戴与小戴，同受业于后仓，各取孔壁古文记，非小戴删大戴，马融足小戴也，礼察保傅语，及秦亡，乃孔襄等所合藏，是贾谊有取于古记，非古记采及新书也，三朝记曾子乃刘氏分属九流，非大戴所裒集也，其校经文也，专守古本为家法，有惩于近日诸儒，妄据他书径改经文之失，其为解诂也，义精语洁，恪守汉法，多所发明，为孔据约诸家所未及，能使二千年孔壁古文无隐滞之义，无虚造之文，用力勤而为功钜矣，又孔检讨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序曰，今学者皆治十三经，至兼举十四经之目，则大戴礼记，宜急治矣，夏小正为夏时书，禹贡惟言地理，兹则言天象与尧典合，公冠诸侯迁庙畔庙朝事等篇，足补仪礼十七篇之遗，盛德明堂之制，为考工记所未备，孔子三朝记，论语之外，兹为极重，曾子十篇，儒言纯粹，在孟子之上，投仪节，较小戴为详，哀公问字句，较小戴为确，然则此经宜急治审矣，顾自汉至今，惟北周卢仆射为之注，且未能精备，自是以来，章句溷淆，古字更舛，良可慨欢，近时戴东原庶常卢绍弓学士，相继校订，蹊径渐辟，曲阜孔编修■轩，乃博稽群书，参会众说，为注十三卷，使二千年古经传，复明于世，用力勤而为功钜矣，锡瑞案大戴礼记合十三经为十四经，见于史绳祖学斋占毕是宋时常立学，以注者为北周卢辨，见王应麟困学纪闻，近人注此书者，乃有孔广森王聘珍二家，阮文达皆以用力勤为功钜许之，序王聘珍书，以为孔约所未及，共称许又在孔书之上，而皇清经解有孔书而无王书，或王书之出差后，续经解亦未收，或王书之传未欤，凡考据之书，后出者胜，王书之胜孔书宜也，大戴书与三礼多相出入，不可不知其义，故略言之。
论经学纠缠不明由专据左传周礼二书轻疑妄
经学之纠缠不明者，其故有二，一则古之事实不明，左氏一书所载事实，与公羊梁国语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多不合，公羊梁今文说，与左氏古方不同，国语与左氏皆古文而不尽同，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皆从今文，故亦不同，后人谓左氏亲见国史，于其不同者，以为诸家事实皆误，惟左氏不误，案左氏不可尽信，如君氏卒暨齐平卫宣夷姜之类，皆失实，说已见前，其余刘敞春秋权衡，辨之尤详，太史公刘子政博极群书，未必不见左传，而其书多与左传不合，史记又多前后不符，非故为是参差也，古人信则传信，疑则传疑，汉初古书尚多传闻不同，各据所闻记之，意以扶微广异，后人不明此义，又不晓今古文之别，专据左氏以群书，于是事实不备，且多淆乱，此事实不明者一也，二则古之典礼不明，周官一书，与孟子王制全异，与仪礼礼记大戴礼春秋三传，及汉人说礼，亦多不合，后人谓周官为周公手定，于基偿合者，以为诸家曲礼皆误，惟周官不误，郑君注三礼，于礼与周官有异者，或以为夏殷礼，或以为晋文之制，似惟周官为周制可信矣，而郑注职方其浸波溠，其浸卢维，亦其误，岂有周公作书而有误者，是郑亦未敢深信也，故自汉及唐宋，多疑非周公作，或谓又王治岐之政，或谓成周理财之书，或谓战国阴谋之书，或谓汉儒附会之说，郑樵为之解曰，周礼一书有阙文，军司马舆司马之类，有省文，遂人匠人之类，有兼官，三公三孤不必备，教官无府史胥徒皆兼官，有豫设，凡千里封公四，封侯六，伯十一之类，有不常制，夏采方相氏之类，有举其大纲者，四两为卒之类，有副相副贰者。自卿至下土，各随才高才，而同治此事司马上下爵禄事食，有常行者，六官分职，各率其属，正月之吉，垂法象魏之类是也，有不常行者，二至祀方泽，大裘祀上帝，合民询国迁，珠盘盟诸侯之类是也，注云，圜丘服大裘方泽之祀，经无其服周无迁国事，至平王东迁，盟诅不及三王以上事，皆豫为之，而未经行也，今观诸经，其措置规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诅雠伐，凡所以待衰世者，无不及也，郑氏所说前数条犹可通，惟以盟诅雠伐为待衰世，则其说殊谬，孔子作春秋，欲由拨乱升平，驯致太平，周公作书曰，子孙永保，曰万邦咸休，惟欲至千万年为长治久安之计，岂有圣人作书以待衰世，不期世之盛，而期世之衰者，盟诅不及三王，而周官有盟诸侯之文，故汉人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又以为战国人作，正指此类而言，郑氏强为之辞，犹杜预以春秋凡例为出周公，而有灭人围取之例，为柳宗元陆淳所，此皆傅会无理，必不可通也，汉立十四博士，皆今文说，虽有小异，无害大同，其时经义分明，无所用其弥缝牵合，及古文说出，渐至淆杂，后人又偏执其说，如庄子所谓暖暖姝姝，守一先王之言，李斯所用别黑白，以定一尊之法，以左氏为亲见国史，周官为真出周公，举一废百，轻疑妄，以致春秋事实，周时典礼，皆不分明，学者遂以治经为极难之事，窃谓春秋事实，当兼采三传及国语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诸书，不必专据左氏，周时典礼，当兼采仪礼礼记大戴礼春秋三传及汉人遗说，不必专据周官，能折衷者，加以折衷，不能折衷者，任其各自为说，斯可以省枝节而去葛藤矣。
论礼经止于十七篇并及群经当求简明有用不当繁杂无用
邵懿辰曰，人之心量无穷，而记诵限于其气质，约而易操，则立心尤固，是故春秋万七千言，易二万四千余言，书二万五千余言，诗三万九千余言，十七篇之礼经，五万六千余言，合十六万余言，势不可以再多，多则不能常存而不灭也，故礼在当时，道器尚不相离，至于后世，文字存焉耳，然则独其道存焉耳，有所以为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而道岂有遗焉者乎，而尚存乎见少乎，此圣人定十七篇为礼经之意也，若夫周官太宰宗伯之所掌，太史小史之所执所读，小行人之所籍，方策之多，可想而知，虽秉礼之宗国，有不能备，司铎火，子服景伯命出礼书，而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则鲁初无士丧礼，执羔执雁，尚不能知，则鲁无士相见礼，孔子周流列国，就老聃苌宏识大训小之徒，而访求焉者，但得其大者而已，势不能传而致之，尽以教以教及门之士，与其失之繁多，而终归于废坠，不如择其简要，而可垂诸永久也，此礼经在孔子时，不止十七篇，亦不止五十六篇，而定为十七篇，举要推类而尽其余者，非至当不易之理欤，锡瑞案邵氏不尊周官，不信逸礼，专据十七篇为孔子手定，故谓繁多不如简要，此礼经之定论，实亦诸经之通论也，孔子定六经以教万世，必使万世可以通行，上智少而中材多，古今之所同然，若书过于繁多，则惟上智之人能通，而中材之人不能通，不受教者多，而受教者少矣，古无纸墨{木}印，漆书竹简，尤不能繁，即如邵氏所推合六经十六万余言，传诵已苦不易，凡学务精不务博，务实不务古，务简明有用，不务繁杂无用，孔子定六经之旨，曰删正，曰笔削，皆变繁杂为简明之意也，汉人治经，能得此旨，其后乃渐失之，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班氏此言，能括汉一代经学之盛衰，而为万世治经之龟鉴，经学莫盛于西汉，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春秋决狱，诗当谏书，皆简明而有用，至西汉末，此风遂变，乃有若秦恭之三万言说若稽古者，章句破碎，繁杂无用，于是古文家起而抵其隙，师说太多，莫知所从，于是郑君出而集其成，及汉亡而经学遂衰，皆由贪多务博者贻之咎也，今科学尤繁，课程太密，即上智之士，亦不能专力治经，是以大义不明，好新奇者诋毁旧学，至有烧经之说，故作通论，粗发大纲，俾学者有从入之途，而无多歧之患，条举群经之旨，冀存一线之遗，观者当谅其苦衷，而恕其僭妄，以教初学，或有裨益，若赡学渊闻之士，固无取乎此也。
《春秋》
论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微言在改立制孟子之言与公羊合朱子之注深得孟子之旨
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赵注，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朱注引胡氏曰，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权，朱注又曰，仲尼作春秋以讨乱贼，则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赵注窃取之以为素王也，朱注，此文承上章历叙群圣，因以孔子之事继之，而孔子之事，莫大于春秋，故特言之，锡瑞案孟子说春秋，义极闳远，据其说，可见孔子空言垂世，所以为万世师表者，首在春秋一书，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谓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徒舜明于庶物，说到孔子作春秋，以为其事可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皆不言，而独举其作春秋，可见春秋有大义微言，足以治万世之天下，故推尊如此之至，两引子之言，尤可据信，是孔子作春秋之旨，孔子作春秋之功，孟子又明著之，孔子惧弑君弑父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是春秋大义，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义窃取，是春秋微言，大义显而易见，微言隐而难明，孔子恐人不知，故不得不自明其旨，其事则齐桓晋文一节，亦见于公羊昭十二年传，大同小异，足见孟子春秋之学，与公羊同一师承，故其表章微言，深得公羊之旨，赵岐注孟子两处皆用公羊素王之说，朱子注引胡传，亦与公羊素王说合，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也，即孟子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本非孔子自王，亦非称鲁为王，后人误以此疑公羊，公羊说实不误，胡传曰，无其位而南面之权，此与素王之说，有以异乎，无以异乎，赵岐汉人，其时公羊通行，岐引以注孟子，固无足怪，若朱子宋人，其时公羊久成绝学，朱子非墨守公羊者，胡安国春秋传，朱子亦不深信，而于此注，不能不引胡传为说，诚以孟子义本如是，不如是非则解孟子不能通也，后人于公羊素王之说，群怪聚骂，并赵岐注亦多诟病，而朱注引胡传，则尊信不敢议，岂非知二五而不知十乎，朱子云，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深得孟子公羊之旨，云治世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亦与公羊拨乱功成太平瑞应相合，人多忽之而不察耳。
论春秋是作不是钞录是作经不是作史杜预以为周公作凡例陆淳之甚明
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杜预曰，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鲁易见象与鲁春秋，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镇瑞案杜预引周礼孟子，皆不足据，孟子言鲁之春秋，止有其事其文而无其义，其义是孔子创立，非鲁春秋所有，亦非出自周公，若周公时已有义例，孔子岂得不称周公，而攘为已作乎，杜引孟子之文不全，盖以其引孔子云云，不便于己说，故讳而不言也，周礼虽有史官，未言史有凡例，杜预云，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正义曰，今案周礼竟无凡例，是孔颖达已疑其说，特以疏不注，不得不强为傅会耳，正义又曰，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邱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据孔说，则杜预以前，如贾逵服虔诸儒说左氏者，亦未尝以凡例为周公作，盖谓邱明既作传，又作凡例，本是一人所作，故无新例旧例之别也，至杜预乃专据韩宣疑似之文，盖翻前人成案，以左氏传发凡五十，为周公旧例，周衰史乱，多违周公之旧，仲尼稍加刊正，余皆仍旧不改，其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乃为孔子新例，此杜预自谓创获，苟异先儒，而实大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两汉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无搀入周公者，及杜预之说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周公之凡例多，孔子之变例少，若此则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以故唐时学校，尊周公为先圣，抑孔子为先师，以生民未有之圣人，不得专享太牢之祭，上可降居配享之列，春秋之旨晦，而孔子之道不尊，正由此等谬说启之，据孟子说，孔子作春秋，是一件绝大事业，大有关系文字，若如杜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止是钞录一过，并无褒贬义例，则略识文字之钞胥，皆能为之，何必孔子，即曰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则古来良史如司马迁班固等，亦优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义窃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说得如此惊天动地，与其信杜预之说，夺孔子制作之功，以归之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继周公乎，陆淳春秋纂例，杜预之说曰，杜预云，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又曰，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又云诸侯同盟，薨则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称先君之名以告邻国乎，虽夷狄之人，不应至此也，案陆淳所引后一条，即左氏所谓礼经，杜预所谓常例，陆诘明快，不知杜预何以解之，袒杜预者又何以解之，柳宗元亦曰，杜预谓例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灭之例，周之盛时，不应预立其法，与陆氏第二条说同。
论董子之学最醇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
孟子之后，董子之学最醇。朱子称仲舒为醇儒，然则春秋之学，孟子之后，亦当以董子之学为最醇矣，史记儒林列传曰，言春秋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兴至于五世之间，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宏亦颇受焉，锡瑞案太史公未言董子受学何人，而与胡毋同为孝景博士，则年辈必相若，胡毋师公羊寿，董子或亦师公羊寿，何休解诂序谓略依胡毋生条例，疏云，胡毋生以公羊经传传授董氏，犹自别作条例，太史公但云公孙宏受胡毋，不云董子亦受胡毋，汉书儒林传于胡毋生云，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云同业，则必非受业，戴宏序郑君六论，皆无传授之说，未可为据，何氏云，依胡毋而不及董，解诂与董书义多同，则胡毋董生之学，本属一家，胡毋书不传，而董子春秋繁露十七卷尚存，国朝儒臣复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前之讹缺不可读者，今粗得通，圣人之微言大义，得以复明于世，汉人之解说春秋者，无有古于是书，而广大精微，比伏生大传韩诗外传，尤为切要，未可疑为非常异义而不信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冠，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敞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己，故易曰，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不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人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案太史公述所闻于董生者，微言大义，兼而有之，以礼说春秋尤为人所未发，春秋拨乱反正，道在别嫌明微，学者知春秋近于法家，不知春秋通于礼家，知春秋之法，可以治已然之乱臣贼子，不知春秋之礼，足以禁未然之乱臣贼子，自汉以后，有用春秋之法，如诛意，如无将，而引经义以断狱者矣，未有用春秋之礼，别嫌疑，明是非，而明经义以拨乱者也，若宋孙复尊王发微，狭隘酷烈，至谓春秋有贬无褒，是以春秋为司空城旦书，岂知春秋者乎，董子尝作春作决事，弟子吕步舒等以春秋颛断于外，而其言礼之精如是，是董子之学，当时见之施行者，特其粗粗，而其精者并未尝见之施行也，然则世但知汉世公羊盛行，究之其盛行者，特酷吏藉以济其酷，致后人为公羊诟病，董子所谓礼义之大宗，汉时已以为迂而不之用矣，董子之学不行，后人并疑其书而不信，试观太史公所述，有一奇辞险语否，何必惊为非常异义乎。
论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据其说足知古时二帝三王本无一定
何氏文谥例，春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三乎九旨，尤为闳大，文谥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何氏九旨在三科之内宋氏九旨在三科之外，其说亦无大异，而三科之义，已见董子之书，楚庄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此张三世之义，王道篇曰，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异外内之义，三代改制质文篇曰，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又曰，春秋上绌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这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于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禹，录其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存周，以春秋当新王，此存三统之义，锡瑞案存三统尤为世所骇怪，不知此是古时通礼，并非春秋创举，以董子书推之，古王者兴，当封前二代子孙以大国，为二王后，并当代之王为三王，又推其前五代为五帝，封其后以小国，又推其前为九皇，封其后为附庸，又其前则为民，殷周以上皆然，然则有继周而王者，当封殷周为二王后，改号夏禹为帝，春秋王于鲁，为继周者立法，当封夏之后以小国，故曰绌夏，封周之后为二王后，故曰绌周，此本推迁之次应然，春秋存三统，实原于古制，逮汉以后，不更循此推迁之次，人但习见周一代之制，遂以五帝三王为一定之号，于是尚书不传舜乃称王，解者不得其说，周礼先后郑注引九皇六十四民，疏家不能证明，盖古义之湮晦久矣，晋王接，宋苏轼陈振孙，皆疑黜周王鲁，公羊无明文，以何休为公羊罪人，不知存三统明见董子书，并不始于何休，公羊传虽无明文，董子与胡毋生同时，其著书在公羊初著竹帛之时，必是先师口传大义，据其书可知古时五帝三王，并无一定，犹亲庙之祧迁，后世古制不行，人遂不得其说，学者试取董书三代改制质文篇，深思而熟读之，乃知春秋损益四代，立一王之法，其制度纤悉具备，诚非空言义理者所能解也。
论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当竞争之时尤当讲明春秋之旨
三科惟张三世之义，明见于公羊传，隐元年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解诂曰，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与董子书略同，皆以三世为孔子之三世，据此是知春秋是孔子之书，张三世之义，虽比存三统异外内为易解，然非灼知春秋是孔子作，必不信张三世之义，而春秋书法详略远近，皆不得其解矣，张三世有二说，颜安乐以为从襄二十一年之后，孔子生，即为所见之世，演孔图云，文宣成襄，所闻之世也，颜氏分张二公而使两属，何劭公以为任意，二说小异，而以三世为孔子三世则同，异外内之义，与张三世相通，隐元羊解诂曰，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锡瑞案春秋有攘夷之义，有不攘夷之义，以攘夷为春秋义者，但见宣十一年，晋侯会狄于攒函，解诂有殊夷狄之文，成十五年，叔孙侨如等会吴于钟离，传有曷为殊会吴外吴也之文，不知宣成皆所闻世，治近升平，故殊夷狄，若所见世，著治太平，哀四年晋侯执戎曼子赤归于楚，十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夷狄进至于爵，与诸夏同，无外内之异矣，外内无异，是不必攘，远近小大若一，且不忍攘，圣人心同天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必无因其种族不同，而有歧视之意，而升平世不能不外夷狄者，其时世界程度，尚未进于太平，夷狄亦未进化，引而内之，恐其侵扰，故夫子称齐桓管仲之功，有被发左衽之惧，以其能攘夷狄，救中国，而特笔褒予之，然则以春秋为攘夷，圣人非无此意，特是升平主义，而非太平主义，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拨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诸夏非可攘者，而亦必异外内，故董子明言自近者始，王化自近及远，由其国而诸夏而夷狄，以渐进于大同，正如由修身而齐家而治国，以渐至平天下，进化有先后，书法有详略，其理本极平常，且春秋时夷狄，非真夷狄也，吴，仲雍之后，越，夏少康之后，楚，文王师鬻熊之后，而姜戎是四兵裔胄，白狄鲜虞是姬姓，皆非异种异族，特以某先未与会盟，中国摈之比于戎狄，故春秋有七等进退之义，公羊庄十三年传曰，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人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疏云，言荆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卢，言介葛卢不如言邾娄仪父，言邾娄仪父不如言楚子吴子，春秋设此七等，以进退当时之诸侯，韩文公曰，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中国夷狄之称，初无一定，宣十二年传曰，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繁露竹林篇曰，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与中国为礼，至必阝之战，偏然反之，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是进退无常，可见春秋立辞之变，定四年传曰，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吴入楚，传曰，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是进退甚速，可见春秋立义之精，皆以今之所谓文明野蛮，为褒贬予夺之义，后人不明此旨，徒严种族之辨，于是同异竞争之祸烈矣，盖于春秋义，而实与春秋义不甚合也。
论春秋素王不必说是孔子素王春秋为后王立法即云为汉制法亦无不可
公羊有春秋素王之义，董何皆明言之，而后世疑之者，因误以素王属孔子，杜预左传集解序曰，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邱明为素臣，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邱明素臣，又非通论也，正义曰，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邱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封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见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太史子余欢美孔子，言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余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邱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邱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锡瑞案据杜孔之说，则，春秋素王，非独公羊家言之，左氏家之贾逵亦言之，至杜预始疑非通论，杜所疑者是仲尼素王，以为孔子自王，此本说者之误，若但云春秋素王，便无语弊，孔疏所引云，素王之文，素王之法，素王之道，皆不得谓非通论，试以孔疏解素为空解之，何不可通，杜预序云，会成五羲，垂法将来，其与素王立法之说，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惟六论之自号素王，颇有可疑，郑君语质，不加别白，不必以辞害意，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必不自蹈僭妄，此固不待辨者，释文于左传序素王字云，至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然则素王之王，古读为王天下之王，并不解为王号之王，孔子非自称素王，即此可证，若邱明自称素臣，尤为无理，邱明尊孔子，称弟子可矣，何必称臣示敬，孔疏亦不知其说所自出，盖左传家窃取公羊素王之说，张大肫明以配孔子，乃造为此言耳，汉人又多言春秋为汉制法，公羊疏引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后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邱水精治法为赤制功，又云，黑龙生为赤必告之象，使知命，又云，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仓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以此数文言之，春秋为汉制明矣，据此则春秋为汉制法，说出纬书，何氏解诂于哀十四年云，木绝火王，制作道备，血书端门，明引春秋纬演孔图，史晨韩敕诸碑，亦多引之，东平王苍曰，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汉制法，王充论衡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孔了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仲任发明春秋义甚畅，而史公董子书，未有春秋为汉制法之说，故后人不信，欧阳修讥汉儒为狭陋云，孔子作春秋，岂区区为汉而已哉，不知春秋为后王立法，虽不专为汉，而汉继周后，即谓为汉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汉言汉，推崇当代，不得不然，即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孔教，即谓春秋为宋制法，亦无不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教，即谓春秋为清制法，亦无不可，欧阳所见，何拘阂之甚乎，汉尊谶纬，称为内学，郑康成何劭公生于其时，不能不从时尚，后人议何氏解诂，不应引演孔图之文，试观左氏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孔疏明云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从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辞，将以媚世，明帝时贾逵上疏云，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证耳，据孔疏足见汉时见气，不引谶纬不足以尊经，而左氏家擅增传文，公羊冢但存其说于注，而未敢增传，相提并论，可氏之罪，不比贾逵等犹可末灭乎。
论春秋改制犹今人言变法损益四代孔子以告颜渊其作春秋亦即此意
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年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辞文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又自序引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锡瑞案此二条史公未明引董生，不知亦董生所传否，而其言皆明白正大，云据鲁亲周故殷，则知公羊家存三统之义古矣，云有贬损，有笔削，则知左氏家经承旧史之义非矣，云垂空文，当一王之法，则知素王改制之义不必疑矣，春秋有素王之义，本为改法而设，后人疑孔子不应称王，不知素王本属春秋，淮南子以春秋当一代，而不属孔子，疑孔子不应改制，不知孔子无改制之权，而不妨为改制之言，所谓改制者，犹令人之言变法耳，法积久而必变，有志之士，世不见用，莫不著书立说，思以其所欲变之法，传于后世，望其实行，自周秦诸子，以及近之船山亭林梨洲桴亭诸公皆然，亭林日知录明云，立言不为一时，船山黄书噩梦，读者未尝疑其僭妄，何独于孔子春秋，反以僭妄疑之，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或疑孔子自言从周，何得变周从殷，不知孔子周人，平日行事，必从时王之制，至于著书立说，不妨损益前代颜子问为邦，子兼取虞夏殷周以答之，此损益四代之明证，郑君解王制与周礼不合者，率以殷法解之，证以爵三等岁三田，皆与公羊义合，此春秋从殷之明证，正如今人生于大清，衣冠礼节，必遵时制，若著书言法政，则不妨出入，或谓宜从古制，或谓宜采西法，圣人制法，虽非后学所敢妄拟，然自来著书者莫不知是，特读者习而不察耳，春秋所以必改制者，周末文胜，当救之以质，当时老子墨子子桑伯子棘子成，皆已见及之，春秋从殷之质，亦是此意，檀弓一篇，三言邾娄，与公羊齐学同，而言礼多从殷，中庸疏引赵商问孔子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两楹奠殡哭师之处，皆所法于殷礼，未必由周而云吾从周者，何也，答曰，今用之者，鲁与诸侯皆用周之礼法，非专自施于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鲁衣逢掖之衣，何必纯用之，儒行疏案曲礼云，去国三世，唯兴之日从新国之法，防叔奔鲁，至孔子五世，应用鲁冠，而犹著殷章甫冠者，以丘为制法之主，故有异于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礼，不与寻常同也，且曲礼从新国之法，谓礼仪法用，未必衣服尽从也，案郑孔所言，足解从殷之惑，惟衣冠礼法是一类，冠章甫本周制，故公西华可以相礼，两楹奠殡哭师于寝，盖当时可通行，惟作春秋立法以待后王，可自为制法之主耳，谓春秋皆本鲁史旧文，孔子何必作春秋，谓春秋皆用周时旧法，孔子亦何必作春秋。
论春秋为后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惟汉人能实行斯义
孔子手定六经，以教后世，非徒欲使后世学者，诵习其义，以治一身，并欲后世王者，实行其义，以治天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义尤为显著，而惟公羊知春秋是素王改制，为能发明斯义，惟汉人知春秋为汉定道，为能实行斯义，姑举数事证之，公羊之义大一统，路温舒曰，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公羊之义，立子以贵不以长，光武诏曰，春秋立子以贵不以长，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公羊之义，子以母贵，公孙瓒罪状袁绍曰，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无虚退之心，公羊之义大居正，袁盎曰，方今汉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公羊之义，天子尝娶于纪，故封之百里，恩泽侯表，其余后父据春秋褒纪之义，应劭曰，春秋天子将纳后于纪，纪本子爵也，故先褒为侯，言王者不娶于小国，公羊之义，子尊不加于父母，郑玄伏后议帝皇后父屯骑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礼，及皇后在离宫，拜如子礼，公羊之义，昏礼不称主人，不称母，母不通也，杜邺曰，礼明三从之义，虽有文母之德，必系于子，春秋不书纪侯之母，阴义杀也，公羊之义，褒仪父，贬无骇，李固曰，春秋褒仪父以开义路，贬无骇以闭利门，公羊之义，三公之职号，尊名也，翟方进曰，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海内无不统焉，公羊之义，昭公出奔，国当绝，匡衡曰，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公羊之义，善善及子孙，成帝封丙吉孙诏曰，夫善善及子孙，古今之通义也，公羊之义，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陈忠曰，先圣人缘人情以著其节，制报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丧，三年不呼其门，公羊之义，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御史大夫张汤劾徐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以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颛之可也，公羊之义讥世卿，乐恢曰，世卿持禄，春秋所戒，公羊之义，原情定罪，霍曰，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公羊之义，入臣无将，胶西王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公羊之义，三年一，五年一，张纯曰，春秋传曰，大者何，合祭也，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汉旧制三年一，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朝会，始为祭，公羊之义，未逾年君不书葬，周举曰，北乡立，未逾载，年号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野不书葬，公羊之义，讥逆祀，质帝诏曰，昔定公追正顺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宪陵次恭陵，公羊之义，不书闰班，固以闰九月为后九月，公羊之义，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章帝诏曰，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公羊之义通三统，刘向曰，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此皆见于两汉书者，更以汉碑考之，巴郡太守张纳碑云，正始顺元用公羊五始之义，处士严发残碑云，盖孔子作春秋，褒仪甫目，中缺，塞利欲之，成阳令唐扶颂云，通天三统，杨孟文石门颂云，春秋记异，安平相孙根碑云，仲伯拨乱，蔡即祭字，足谲权，卫尉卿方碑云，存亡继绝，樊毅修华岳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讥，郎中郭君碑云，为人后者为之子，皆本公羊，足见汉时公羊通行，故能知孔子作春秋为后世立法之义，非止用之以决狱也，胡安国曰，武宣之世，时君信重其书，学士大夫诵说，用以断狱决事，虽万目未张，而大纲克正，过于春秋之时，其效亦可见矣。
论梁在春秋之后曾见公羊之书所谓一传即公羊传
郑君释废疾曰，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讳见读，而传为三时田，作传有先后虽异，不足以断梁也，郑君言春秋改制之义极精，故郑云，公羊善于谶，而以公羊之出在梁后，则未知所据，释文序录云，公羊高受之于子夏，梁赤乃后代传闻，陈澧曰，释文序录之言是也，庄二年公子庆父帅帅伐于余邱，公羊云，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国之也，曷为国之，君存焉尔，梁云，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刘原父权衡云，此似晚见公羊之说而附益之，隐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八年无骇卒，梁传皆两说，刘氏亦以为梁见公羊之书，而窃附益之，澧案更有可证者，交十二年子叔姬卒，公羊云，此未入，何以卒，许嫁矣，梁云，其曰子叔姬，贵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传曰，许嫁以卒之也，此所谓其一传，明是公羊传矣，宣十五年初税亩，冬彖生，梁云，彖非灾也，其曰彖，非税亩之灾也，此梁公羊之说也，公羊以为宣公税亩，应是而有天灾，梁以为不然，古曰，非灾也，其以为天灾也，又云，其曰彖，非税亩之灾也，其以为应税亩而有此灾，其在公羊之后，更无疑矣，公羊梁二传同者，隐公不书即位，公羊云成公意，梁云成公志，郑伯克段于鄢，皆云杀之，如此者不可枚举矣，僖十七年夏灭项，公羊云，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梁云，孰灭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为贤者讳也，既灭人之国矣，何贤乎，君子恶恶疾其始，善善乐其终，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此更句句相同，盖梁以公羊之说是，而录取之也，梁在公羊之后，研究公羊之说，或取之，或不取，或之，或与己说兼存之，其传较公羊为平正者以此也，锡瑞案以梁晚出，曾见公羊之书，刘原父已言之，陈氏推衍尤晰，治梁者必谓梁早出，观此可以悟矣，晁说之曰，梁晚出于汉，因得监省左氏公羊之违畔而正之，至其精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氏又因诸儒而博辨之，申梁之志也，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传，汲汲然不敢异同也，晁氏以为梁监省左氏公羊，与陈氏所见同，不知陈氏见晁说否，晁以范氏是非为公，则宋重通学，不守专门之见也。
论公羊梁二传当为传其学者所作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
子夏传公羊高，至四世孙寿，乃著竹帛，戴宏所言当得其实，梁则有数说，且有四名，桓谭新论云，左氏传世后百余年，鲁人梁赤为春秋残亡，多所遗失，应劭风俗通云，梁子名赤，子夏弟子，麋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汉书文志颜注云，名喜，而论衡案书篇，又云梁，岂一人有四名乎，抑如公羊之祖孙父子相传，非一人乎，名赤见新论为最先，故后人多从之，而据新论，后左氏百余年，年代不能与子夏相接，而与秦孝公同时颇合，四库提要曰，其传则士勋疏称梁子名ㄈ，字元始，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则当为梁子所自作，徐彦公羊传疏，又称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毋生乃著竹帛，题其亲师，故曰公羊传，梁亦是著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梁传，则当为传其学者所作，案公羊传定公即位一条，引子沈子曰，何休解诂以为后师，此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公羊梁即同师子夏，不应及见后师，又初献六羽一条，称梁子曰，传既梁自作，不应自引己说，且此条又引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于蜀，其人亦在梁后，不应预为引据，疑徐彦之言，为得其实，但谁者著于竹帛，则不可考耳，锡瑞案杨疏云，梁传孙卿去子夏甚远，梁如受经于子夏，不得亲传孙卿，以传为传其学者所作，极是，非独公二传，即左氏传亦当以此解之，故其传有后人附益，且及左氏后事，若必以为左氏自作，反为后人所疑，赵匡郑樵遂以为左氏非邱明，是六国时有矣，朱子亦云，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公传大概皆同，所以林黄中说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罗璧识遗云，公羊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案邾娄为邹勃为披之类，两音虽可合为一字，越绝书云，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朱子注楚词自署邹，古人著书，亦有自隐其姓名者，而二子为经作传，要不应自隐其姓，至谓公羊梁，高赤外不见有此姓，则尤不然，礼记檀弓明云凿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何得谓公羊高外，不见公羊姓乎，疑公羊贾即论语之公明贾，公羊高即孟子之公明高，高，曾子弟子，亦可从子夏受经，古读明如芒，诗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为韵，明羊音近，或亦可通，是说虽未见其必然，而据礼记明明有姓公羊者矣，汉书古今人表，有公羊梁列四等，必实有其人可知，近人又疑公羊梁，皆卜商转音，更无所据。
论梁废兴及三传分别
史记儒林传曰，瑕邱江生为梁春秋，自公孙宏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汉书儒林传曰，瑕邱江公，受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宏本为公羊学，此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梁，由是梁之学大盛，故范宁论之曰，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辨讷，是汉时不独左氏与公羊争胜，梁亦尝与公羊争胜，武帝好公羊，而公羊之学大兴，宣帝好梁，而梁之学大盛，非奉朝廷之意旨乎，公孙宏齐人，而袒齐学之公羊，韦贤鲁人，而袒鲁学之梁，非出乡曲之私见乎，据汉书江公传子至孙为博士，周庆丁姓皆为博士，申章昌亦为博士，赞曰，孝宣世复立梁春秋，则梁在前汉尝立学官，有博士，而后汉十四博士，止有公羊严颜二家而无梁，则梁虽暂立于宣帝时，至后汉仍不立，犹左氏虽暂立于平帝与光武时，至其后仍不立也，后汉贾逵传云，后汉贾逵传云，建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此四经虽行于世，而不立学，观左氏毛诗古文尚书，终汉世不立学，梁春秋可知。熹平石经止有公羊无梁，然则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盛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盖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详，故虽监省左氏公羊立说，较二家为平正，卒不能与二家鼎立，郑樵曰，儒林传学公羊者凡九家，而以梁名家，独无其人，此所谓师说久微也，无论瑕邱江公，即尹胡申章房氏之学，今亦无有存者，仅存者惟范氏集解，而集解所引，亦惟同时江徐及兄弟子侄诸人，古义沦亡，无可探索，求如公羊大师董子犹传繁露一书，胡毋生条例犹存于解诂者，渺不可得，今其条理略可寻者，明月日例而已，综而论之，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大废，特为斟酌分别，学者可审所择从矣。
论春秋兼采三传不主一家始于范宁而实始于郑君
何休解诂，专主公羊，杜预集解，独宗左氏，虽义有拘窒，必曲为解说，盖专门之学如是，惟范宁范字武子其名当为宁武子之宁，梁集解，于三传皆加贬辞，曰，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文公纳币为用礼，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不纳子纠为内恶，公羊为祭仲废君为行权，妾母称夫人为合正，以兵谏为爱君，是人主可得而胁也，以纳币为用礼，是居丧可得而婚也，以拒父为尊祖，是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仇可得而容也，以废君为行权，是神器可得而也，以妾母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齐也，若此之类，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者也，又曰，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锡瑞案范氏兼采三传，不主一家，开唐啖赵陆之先声，，异汉儒专门之学派，盖经学至此一变，而其变非自范氏始，郑君从第五元先习公羊，其解礼多主公羊说，而针膏起废，兼主左氏梁，尝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梁善于经，己为兼采三传之嚆矢，盖解礼兼采三禄，始于郑君，解春秋兼采三传，亦始于郑君矣，晋荀崧曰，孔子作春秋，左邱明子夏造滕亲受，此用刘歆之说，无不精究，邱明撰所闻为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奇伟，儒者称公羊高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以为暂立最是，时刘向父子，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订正，是以三传并行，荀崧在东晋初，请立公羊梁博士，观其持论，三传并重，亦在范氏之前，范氏并诋三传乖违，惟左氏兵谏丧娶二条，何氏膏肓，己先斥之，诚为伤教害义，不可强通，若梁以卫辄拒父为尊祖，是尊无二上之义，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敌怨不在后嗣之义，皆非不可通者，范解梁，不以为是，故序先及之，公羊以祭仲废君为行权，乃春秋借事明义之旨，祭仲夫必知权，而借以为行权之义，仲废君由迫胁，并非谋篡，范以为神器，水免深文，妾母称夫人为合正，春秋质家本有母以子贵之义，董子繁三代改制文篇，言之甚明，范氏主梁，妾母不得称夫人，义虽正大，然是文家义，不合于春秋质家，刘逢禄治公羊，乃于此条必从梁，以汨公羊之义，是犹未曙于质家文家之别也。
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
借事明义，是一部春秋大旨，非止祭仲一事，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董子曰，孔子知时之不用，造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己矣，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深切著明也，锡瑞案董子引孔子之言，与孟子引孔子之方言，皆春秋之要旨，极可信据，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后人亦多称述，而未必人人能解，春秋一书，亦止是载之空言，如何说是见之行事，即后世能实行春秋之法，见之行事，亦非孔子所及见，何以见其深切著明，此二语看似寻常之言，有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必明于公羊借事明义之旨，方能解之，盖所谓见之行事，谓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贬之义也，孔子知道不行而作春秋，斟酌损益，立一王之法以待后世，然不能实指其用法之处，则其意不可见，即专著一书，说明立法之意如何，变法之意如何，仍是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使人易晓，犹今之大清律，必引旧案以为比例，然后办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当时之事，以明褒贬之义，即褒贬之义，以为后来之法，如鲁隐非真能让国也，而春秋借鲁隐之事，以明让国之义，祭仲非真能知权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权之义，齐襄非真能复仇也，而春秋借齐襄之事，以明复仇之义，宋襄非真能仁义行师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义行师之义，所谓见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盖是如此，故其所之义，与其本事不必尽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义，使后之读春秋者，晓然知其大义所存，较之徒空言而未能徵实者，不益深切而著明乎，三传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执左氏之事，以公羊之义，谓其所称祭仲齐襄之类，如何与事不合，不知孔子并非不见国史，其所以特笔褒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徵信也，董子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张晏曰，春秋万八千字，李仁甫曰，细数之，尚减一千四百二十八字，与王氏学林云万六千五百余字合，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万六千余字，计当时列国赴告，鲁史著录，必十倍于春秋所书，孔子笔削，不过十取其一，盖惟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
论三统三世是借事明义黜周王鲁亦是借事明义
春秋借事明义，且非独祭仲数事而已也，存三统，张三世，亦当以借事明义解之，然后可通，隐公非受命王，而春秋于隐公始，即借之以为受命王，哀公非太平世，而春秋于哀公告终，即借之以为太平世，故论春秋时世之渐衰，春秋初年，王迹犹存，及其中叶，已不逮春秋之初，至于定哀，乎流入战国矣，而论春秋三世之大义，春秋始于拨乱，即借隐桓庄闵僖为拨乱世，中于升平，即借文宣成襄为升平世，终于太平，即借昭定哀为太平世，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其义与时事正相反，盖春秋本据乱而作，孔子欲明驯致太平之义，故借十二公之行事，为进化之程度，以示后人治拨乱之世应如何，治升平之世应如何，太平之世应如何，义本假借，与事不相比附，公羊疏注，至所见之世者治太平，云当尔之时，实非太平，但春秋之义，若治之太平于昭定哀也，犹如文宣成襄之世，实非升平，但春秋之义，而见治之升平，然疏之解此，亦甚明矣，昧者乃引当时之事，讥其不合，不知孔子生于昭定哀世，岂不知其为治为乱，公羊家明云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亦非不知其为治为乱也，盖子以春秋成为天下一治，黜周王鲁，亦是假借，公羊疏引问曰，公羊以鲁隐公为受命王，黜周为二王后，案长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隐公人臣，而虚称以王，周天子见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顺也，答曰，春秋藉位于鲁，以王义，隐公之爵，不进称王，周王之号，不退为公，何以为不正名，何以为不顺言乎，贾逵所疑疏已解之，左传疏引刘炫难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鲁得称元，亦应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即王于鲁，则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王改元，是妄说也，锡瑞案刘炫习见后世诸侯改元之事，不知何氏明言惟王者改元立号，春秋王鲁，故得改元，王非真，故虽得改元，不得改正朔，此等疑义，皆甚易解，后之疑公羊与董何者，大率皆如贾逵刘炫之说，不知义本假，而误执为实事，是以所见拘滞，刘逢禄释三科例曰，且春秋之王至广，称号名义，仍系于周，挫强扶弱，常系于二伯，何尝真黜周哉，郊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鲁之僭，则大恶也，就十二公论之，桓宣之弑君宜诛，昭之出奔宜绝，定之盗国宜绝，隐之获归宜绝，庄之通雠外淫宜绝，闵之见弑宜绝，僖之僭王礼，纵季姬，祸郐子，文之逆祀，丧娶，不奉逆，成襄之盗天牲，哀之获诸侯，虚中国以事强吴，虽非诛绝，不免于春秋之贬黜者，多矣，何尝真王鲁哉，刘氏谓黜周王鲁，非真，正明其为假借之义，陈澧乃诋之曰，言黜周王鲁非真，然则春秋作伪欤，不知为假借，而疑为作伪，盖春秋是专门之学，陈氏于春秋非专门，不足以知圣人微言也。
论春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在尊王攘夷而不尽在尊王攘夷
董子曰，其旨数千，即孟子所引其义则丘窃取者，以春秋万六千余字，而其旨以千数，则必有两义并行而不相悖，二意兼用而相成者，自非专门之学，则但其显而不见其隐，知其浅而不知其深，圣人之书，广大精微，仁者见仁，知得其一解，已足立义，亦无背于圣人之旨也，特患习于所见，而蔽所不见，但见其义之显而浅者，而于其义之隐而深者，素所不解，遂诳而不信，或目扼腕以争之，则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春秋之义旨，既如此之多，必非据事直，书而论者，以为止于据事直书，且必非止惩恶劝善，而论者，以为止于惩恶劝善，微言大义，既已ウ而不章，宋儒孙复胡安国之徒，其解春秋又专言尊王攘夷，不知春秋有尊王之义，而义不止于尊王，有攘夷之义，而义不止于攘夷，既言尊王，又有黜周王鲁之义，似相反矣，而春秋为后王立法，必不专崇当代之王，似相反，实非相反也，既言攘夷矣，又有夷狄进至于爵之义，似相反矣，而圣人欲天下大同，必渐推渐广，远近若一，似相反，亦非相反也，成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曰，王者无敌，莫敢当也，疏云，春秋之义，鲁为王，而使旧王无敌者，见任为王，宁可会夺，正可时时内鲁见义而已，陈澧遂据此传，谓既以周为王者无敌，必无黜周王鲁之说，此疏正可以黜周之说，不知疏明言春秋王鲁，不夺旧王，是春秋尊王之义，与王鲁之义，本可并行不悖也，僖四年楚屈完来盟于师，孟子召陵，公羊传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贴荆，以此为王者之事，解诂曰，言桓公先治其国以及诸夏，治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为之，故云尔，后人多据此传，以为春秋攘夷之证，不知解诂明言桓公先治其国以及诸夏，治诸夏以及夷狄，僖公当所传闻世，而渐近于所闻，故有合于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义，若至所见世，夷无可据，是春秋攘夷之义，与夷狄进至于爵之义，本是两意相成也，综而言之，有现世主义，有未来主义，圣人作春秋，因王灵不振，夷狄交横，尊王攘夷，是现世主义，不得不然者也，而王灵不振，不得不为后王立法，夷狄交横，不能不思用夏变夷，为后王立法，非可之子虚乌有，故王于鲁以见义，思用夏变夷，非可限以种族不同，故进至于爵而后止，此未来主义，亦不得不然者也，春秋兼此二义，惟公羊董何能发明，今为一语道破，亦实寻常易解，并无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不治公羊，则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即寻常之义，亦骇怪以为非常矣。
论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无惧
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以春秋之后，乱臣贼子不绝于世，然则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全无所惧，自春秋大义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义，在其胸中，皆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虽极凶悖之徒，亦有魂梦不安之隐，虽极巧辞饰说，以为涂人耳目之计，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说虽横，不足以蔽春秋之义，乱贼既惧当时义士，声罪致讨，又惧后世史官，据事直书，如王莽者，多方掩饰，穷极诈伪，以盖其篡弑者也，如曹丕司马炎者，妄禅让，褒封先代，篡而未敢弑者也，如萧衍者，已行篡弑，旋知愧憾，深悔为人所误者也，如朱温者，公行篡弑，犹畏人言，归罪于人以自解者也，他如王敦桓温谋篡多年，而至死不敢，曹操司马懿及身不篡，而留待子孙，凡此等固由人有天良，未尽泯灭，亦由春秋之义，深入人心，故或迟之久而后发，或迟之又久而卒不敢发，即或冒然一逞，犯天下之不韪，终不能坦怀而自安，如萧衍见吴均作史，书其助萧道成篡逆，遂怒而摈吴均，燕王棣使方孝孺草诏，孝孺大书燕贼篡位，遂怒而族灭孝孺，其怒也，即其惧也，盖虽不惧国法，而不能不惧公论也，或曰，桓温尝言不能流芳百世，亦当贻臭万年，彼自甘贻臭者，又岂能惧清议，曰，桓温虽有此言，亦止敢行废立，而未敢行篡弑，正由惧清议之故，且彼自知贻臭，，则已有清议在其心矣，安能晏然不一动乎，是非曲直，世之公理，独臣子于君父，不得计是非曲直，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春秋弑君三十六，而弑父者三，文二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κ，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贾，被弑三人，皆兼君父，许止进药而杀，非真弑者，而春秋以弑书，蔡侯淫而不父，祸由自取，楚子轻于废立，机泄致祸，春秋亦以弑书，盖君父虽有过愆，臣子无可解免，以此推之，臣子之于君父，不当论是非曲直，亦不当分别有道无道，臣子既犯弑逆之罪，即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虽其人有恩惠于民，有功劳于国，亦不当称道其小善，而纵舍其大恶，春秋时如齐之陈氏，未尝无恩惠于民，晋之赵盾，亦未尝无功劳于国，而经一概书弑，不使乱臣贼子，有所藉口，正如后世曹操刘之类，有功于国，有德于民，而论者不为末减也，至于但书弑君，而不书弑君为何人，盖由所据旧史，未有明文，圣人以为既无主名，自难擅自人罪，虽有传闻，未可据以增加，不若阙之为愈，此正罪疑惟轻，与不知盖阙之义，若弑君称君君无道之例，与春秋大义反对，必非圣人作经之旨，杜预奸言诬圣，先儒已加正，学者不当更扬其波，使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论春秋一字褒贬之义宅心恕而立法严
春秋大义，在讨乱贼，则春秋必褒忠义，经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三大夫皆书及，褒其皆殉君难，公羊传曰，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何贤乎仇牧，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何贤乎荀息，荀息可谓不食其言矣，春秋同一书法，公羊同一褒辞，足以发明大义，左氏序事之书，本不传义，故不加褒，亦不加贬，惟荀息引君子曰，斯言之玷，语今讥刺，此林黄中所以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增入也，杜预乃有书名罪之之例，释例曰，孔父为国政，则取怨于民，治其家，则无闺闱之教，身先见杀，祸遂及君，既无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贼，又死无忠事，晋之荀息期欲复言，本无大节，先儒皆随加善例，又为不安，孔疏曰，公羊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书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杀其大夫司马，传称握节以死，故书其官，又宋人杀其大夫，传以为无罪不书名，今孔父之死，传无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为名，言若齐侯禄父宋公兹父之等，锡瑞案大夫书名罪之之例，本不可信，且左氏明云孔父嘉为司马，是其名嘉甚明，古人名嘉字孔，郑公子嘉字子孔可证，父通甫，汉碑称孔甫宋甫可证，甫者，男子之美称，岂有以父与甫为名者乎，禄父兹父，非单名父，不称齐侯父宋公父也，颖达曲徇杜预，而毒詈其远祖，岂自忘其为孔氏子孙乎，杜孔之解春秋，如此等处，不谓之邪说不可也，陈澧谓孔疏缕数百言，尤所谓锻炼深文，不知孔颖达何以恶其先世孔父，至于如此，锡瑞案圣人之作春秋，其善善也长，其恶恶也短，有一定之褒贬，三大夫之书及，所谓一字之褒，弑君之臣，一概书弑，所谓一字之贬，圣人以为其人甘于殉君，即是大忠，虽有小过，如左氏所书孔父荀息之事，可不必究，其人忍于弑君，即是大恶，虽有小功，如左氏所书赵盾之事，亦不足道，盖宅心甚恕，而立法甚严也，春秋之法，弑君者于经不复见，以为其人本应伏诛，虽未伏诛，而削其名不再见经，即与已伏诛等，赵盾弑君所以复见者，以其罪在不讨贼，与亲弑者稍有分别，春秋之法，弑君贼不讨不书葬，以为君父之仇未报，不瞑目于地下，虽葬与不葬等，许止弑君未讨而君书葬，以其罪在误用药，与亲弑者稍有分别，是亦立法严而宅心恕也，欧阳修谓赵盾弑君，必不止不讨贼，许止弑君，必不止不尝药，以三传为皆不足信，不知如三传之说，于赵盾见忠臣之至，于许止见孝子之至，未尝不情真罪当，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未尝不词严义正，而欧阳修等必不信传，孙复曰，称国以弑者，国之人皆不赦也，然则有王者作，将比一国之人而诛之乎，虽欲严春秋诛乱贼之防，而未免过当矣。
论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左氏公羊好言占验皆非大义所关
胡安国进春秋传表曰，仲尼制春秋之义，见诸行事，垂训方来，虽祖述宪章，上循尧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创治，不袭虞夏商周之迹，盖洪水滔天，下民昏垫，与箫韶九成，百兽率舞，并载于虞书，大木斯拔，与嘉禾合颖，鄙我周邦，与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纪事之例，至春秋则凡庆瑞符，礼文常事，皆削而不书，而灾异之变，政事阙失，则悉书之以示后世，使鉴观天人之理，有恐惧肃之意，乃史传心之要典，于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积善成德，上下与天地同流，自家刑国，措之天下，则麟凤在郊，龟龙游沼，其道亦可驯致之也，故始于隐公，终于获麟，而以天道终焉，比于关雎之应，而能事毕矣，锡瑞案胡氏此论，深得春秋改制驯致太平之义，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圣人盖有深意存焉，绝笔获麟，公羊以为受命制作，有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之事，则是灾异，并非祥瑞，若以麟至为太平瑞应，比于麟趾之应关雎，则又别是一义，胡氏引此以责难于君，非前后矛盾也，困学纪闻曰，春秋三书孛，文十四年昭十七年，哀十三年，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史记天官书刘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见，则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齐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骞禳之，晏子曰，孛又将出，彗星之出，庸何惧乎，则孛之为变，甚于彗矣，星孛东方，哀十三年冬，在于越入吴之后，十三年夏，彗见西方，在卫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齐桓之将兴也，恒星不见，星如雨，晋文之将兴也，沙鹿崩，自是诸侯无王矣，晋三大夫之命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无君矣，故董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又曰，八世之后，庄二十二年，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阂元年，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文十三年，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旧也，新都之篡，以沙鹿崩为祥，释氏之炽，以恒星不见为证，盖有俑者矣，案此亦得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之旨，书灾异，所以示人儆惧，不书祥瑞，所以杜人觊觎，困学纪闻前说以为天人相应，此示人儆惧之意也，后说以为后人附益，此杜人觊觎之意也，左氏好言祥异占验，故范宁以为其失也巫，而如懿氏卜妻敬仲，毕筮仕于晋之类，又或出于附益，而非左氏之旧，公羊家与左氏异趣，而亦好言祥异占验，汉儒言占验者，齐学为盛，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皆齐学，公羊氏亦齐学，故董子书多说阴阳五行，何氏解诂说占验亦详，要，皆春秋之别传，与大义无关，犹洪范五行传与齐诗，非诗书大义所关也。
论获麟公羊与左氏说不同而皆可通郑君已疏通之
臧琳曰，杜元凯春秋左氏传序，春秋之作，左传及梁无明文，正义曰，据杜云左传及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以上何本同，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二句何本无，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二句何本同，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二句何本无，是有成文也，左传及梁，则无明文，案孔舒元未详何时人，儒林传及六论皆无之，隋志有公羊春秋传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据用，则为古本可知矣，锡瑞案臧氏据孔疏以证公羊逸文，能发人所未发，疑舒元即孔衍而未能决，不知舒元即孔衍之字，晋书儒林传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孙，中兴初补中书郎，出为广陵郡，亦见刘知几史通，见书论，衍虽晋人，其年辈在杜预后，杜所据用非必衍书，或杜所见公羊与衍所据本同，汉时公羊有严颜二家，何劭公据颜氏，故少数语，杜预孔衍盖据严氏，故多数语，郑君注礼笺诗，引公羊与何本不同，如作放，登来作登戾，野留作鄙留，祠兵作治兵，大瘠作大渍，已蹙作已戚，使之将作使之将兵，群公禀作群公慊，为周公主作为周公后，仡然从乎赵盾作疑然从于赵盾，考工记注引子家驹曰，天子僭天，何本无之，皆严氏春秋也，获麟有数说，异义，公羊说哀十四年获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异，左氏说麟是中央轩辕大角兽，孔子备备当为作字之误，春秋，礼修以致其子，故麟来为孔子瑞，陈钦说麟西方毛，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为口，故麟来，许慎谨案云，议郎尹更始刘更生等议，以为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今麟为周亡天下之异，则不得为瑞以应孔子，至玄之闻也，以下郑，洪范五事，二曰言，言作从，从作又，又治也，言于五行属金，孔子时周道衰亡，已有圣德无所施用，作春秋以见志，其言少从以为天下法，故应以金兽性仁之瑞，贱者获之，则知将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见，则于周将亡，事势然也，兴者为瑞，亡者为灾，其道则然，何吉凶不并，瑞灾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说密也，案如郑君之义，则公羊左氏可通，兴者为瑞，亡者为灾，所见明通，并无拘阂，据孔舒元引公羊传，麟至为孔子作春秋，与左氏家贾逵服虔颍容为孔子修春秋，文成致麟，麟感而至，见左传正义引，本无异义，惟杜预苟异先儒，以为感麟而作，则与左氏义违，又不取称吾道穷之文，则与公羊又异，杜预以为孔子春秋钞录旧文，全无关系，故为瑞为灾之说，皆彼所不取也。
论春秋本鲁史旧名墨子云百国春秋即百二十四宝书
孔颖达曰，春秋之名，经无所见，惟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封晋悼公云，羊舌习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郑樵曰，今汲冢琐语，亦有鲁春秋记鲁献公十七年事，诸如此类，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经笔削之春秋也，西东周六百年事，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诸如此类，皆鲁史记东迁已后事，已经夫子笔削之春秋也，自平王四十九年始，或谓春秋之名，取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谓一褒一贬，若春若秋，或谓春获麟，秋成书，公羊正义解获麟云，谓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预所谓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此说得之，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见史通，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吕不韦陆贾著书，皆曰春秋，盖当时时述作之流，于正史外，各记其书，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观其篇第，本无年月，与错举春秋以为所记之名则异矣，锡瑞案郑氏之说，多本刘知几史通，六家篇，刘氏云，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亦引国语左传之文，则春秋自是旧名，非夫子始创，或谓春获麟，秋成书，虽出公羊家说，而与传引不春秋之文不合，或谓赏刑褒贬，说亦近凿，当以杜预云错举四时为是，晏吕之书，非错举四时，而亦名春秋，当时百国春秋具存，其体例或亦有所本，百国春秋，即百二十四宝书，公羊疏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具有其文，问曰，若然，公羊之义，据百二十国宝书以作春秋，今经止有五十余国，通戎夷宿潞之属，仅有六十，何言百二十国乎，答曰，其初求也，实得百二十国宝书，但有极美可以训世，有极恶可以戎俗者取之，若不可为法者，则弃而不录，是故止得六十国也，苏轼春秋列国图说曰，春秋之国，见于经传者，总一百二十四国，鲁，晋，楚，齐，秦，吴，越，宋，卫，郑，陈，蔡，邾，曹，许，莒，杞，滕，薛，小邾，息，随虞，北燕，纪，巴，邓，成阝，徐，郐，芮，胡，南燕，州，梁，荀，贾，凡，祭，宿，禹阝，原，夔，舒，鸠，滑，郯，黄，罗，邢，魏，霍，郜，叟阝，瞒，向，Τ，阳，韩，舒，庸，焦，杨，夷，申，密，耿，麇，莱，弦，顿，沈，，谭，舒，云阝，白狄，赖，肥，鼓，戎，唐，潞，江，郧，权，道，柏，贰，轸，绞，蓼，六，遂，崇，戴，冀，蛮，温，厉，项，项氏，介，巢，卢，根，牟，无终，郝，姒，蓐，狄，房，鲜，卢，陆浑，桐，若阝，于，余邱，须句，颛臾，任，葛，萧，牟，专阝，极，章阝，蛮夷戎狄，不在其间，苏氏云，百二十四国，正合百二十国宝书之数，公羊疏但据经言，止得其半，苏氏兼据左氏传，乃得其全，于余邱章阝之类，公羊以为邑，左氏以为国故知苏扰左氏，惟苏氏计数，亦有疏失，云百二十四国，今数之止百二十一国，二虢及齐所迁之阳，楚所灭之庸，皆失数，传言毛聃雍邗应蒋茅胙，亦不列入，沈姒蓐黄在北，沈胡江黄在南，当有二沈二黄，止列其一，云蛮夷戎狄不在其间，又有叟阝瞒白狄肥鼓戎蛮潞狄无终鲜虞陆浑诸国，此皆夷蛮戎狄，未必有宝书，当去诸国，而以所漏列者补之，数虽稍赢，计其整数，亦与百二十国合也。
论汉志春秋古经即左氏经左氏经长于二传亦有当分别观之者
汉志春秋古经十二篇，班氏无注，钱大昕曰，谓左氏经也，汉儒传春秋者以左氏为古文，公羊梁为今文，称古经则共知其为左氏矣，左氏经传本各单行，故别有左氏传，汉志经十一卷班氏注云，公羊梁二家，沈钦韩曰，二家合闵公于庄公，故十一卷，彼师当缘闵公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耳，何休乃云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锡瑞案何氏说是也，沈专主左氏，故不以何为然，汉志左氏传三十卷，班氏注云，左邱明鲁太史，案说文叙曰，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论衡曰，左传三十篇，出恭王壁中，二说不同，班氏无明文，似不信此二说，汉志公羊传十一卷注云，公羊齐人，汉志梁传十一卷注云，梁子鲁人，不别出公二家之经，马端临云，公羊梁传，直以其所作传文，搀入正经，不曾别出，而左氏则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以为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是左氏作传之时，经文本自为一书，至元凯始以左氏传附之经文各年之后，是左氏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案汉熹平石经，公羊隐公一段，直载传文而无经文是公羊经传亦自别行，不如马氏之言，孔疏云，邱明作传与经别行，公羊梁莫不皆然，是公羊梁左氏之经传，皆自别行，左氏经传，至杜预始合之，公经传，不知何人始合之也，汉志所列古经，即是左氏之经，马氏不知，乃云春秋古经，虽汉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又云，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于是取其已合者复析之，命之曰古经，案三传与经皆别行，而后人合之，马氏乃以为汉人于三传中，取出经文，不知何据，马氏所云先儒，似指朱子所刻春秋经，李焘所定春秋古经而言，然不得谓之汉以来，其立说不分明，皆由不知汉志之古经即是左氏经也，四库提要曰，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经也，谨案左氏经长于二传，详见侯康春秋古经说，然则春秋经文，三传不同，如蔑昧眉阝微之类，专据左氏可也，而君氏尹氏之类，仍当分别观之。
论左氏不在七十子之列不得口受传指左传疏引严氏春秋不可信引刘向别录亦不可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邱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刘歆传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锡瑞案史公生于刘歆未出之前，其说最为近古，班氏生于左氏盛行之后，其说信而有徵，史公以邱明为鲁君子，别出于七十子之外，则左氏不在弟子之例，不传春秋可知，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而左氏特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左氏未得口授可知，班氏云，汉初学左氏者，惟传训故，则其初不传微言大义可知，云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由是备章句义理，则刘歆以前，未尝引传解经，亦无章句义理可知，据马班两家之说，则汉博士谓左邱明不传春秋，范升谓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邱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必是实事而非诬妄，左传疏据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邱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邱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案沈氏谓陈沈文阿，严氏春秋久成绝学，未必陈时尚存，汉博士治春秋者，惟严颜两家，严氏若有明文，博士无缘不知，如左氏传与春秋经相表里，何以有邱明不传春秋之言，刘歆博极群书，又何不引严氏春秋以博士，则沈引严氏春秋必伪，其不可信者一也，左传疏引刘向别录云，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钞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陆德明经典释文略同，盖皆本于别录，案左氏传授，史汉皆无明文，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而张苍贾谊张敞传，皆不云传左氏春秋，故范升以为师徒相传无其人，若如别录传授源流，若此彰灼，范升何得以此抵左氏，陈元又何不引以转抵范升，盖如释妄，谓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记，向若传授分明如此，汉书张苍贾谊及儒林传何故不书，则其伪可知也，是唐人已知之而明辨之矣。
论赵匡郑樵辨左氏非邱明左氏传文实有后人附益
刘歆以为左邱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始以作传之左氏，为论语之邱明，汉博士惟争左邱明不传春秋，而作传之邱明，与论语之邱明，是一是二，未尝深辨，其后桓谭班固以至啖助，皆同刘歆说，无异议，赵匡始辨之曰，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邱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诬谬实繁，若邱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邱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其书不传，叶梦得疑传及韩魏知伯赵襄子之事，郑樵六经奥论辨之尤力，曰，左氏终纪韩魏知伯之事，又举赵襄子之谥，若以为邱明，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邱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之后，邱明犹能著书，此左氏为六国人明验一也，左氏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及晋师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庶长之号，明验二也，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明验三也，左氏师承邹衍之说而称帝王子孙，案齐威王，时邹衍推五德终之运，明验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准堪舆，案韩魏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始于赵分曰大梁之语，明验五也，左氏云，左师殿将以公乘马而归，案三代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明验六也，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当作楚，此误，其为雄辨狙诈，真游说之士，捭阖之辞，明验七也，左氏之书，序晋楚事最详，如楚师犹拾渖等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八也，据此八节，可以知左氏非邱明，是为六国时人无可疑者，或问伊川曰，左氏是邱明否，曰，传无邱明字，不可考，真知言欤，朱子亦谓左传有纵横意思，不腊是秦时文字二条，盖本郑樵，锡瑞宁史记张守节正义云，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则以不腊为秦时文字，固未可据，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即子家子谓公以一乘入于鲁师之意，一乘仍是车乘，亦未可据为乘马之证，传及知伯或后人续增，不更庶长子类，或亦后人改窜，左氏一书，实有增窜之处，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刘炫孔颖达已明言先儒插此媚世，僖十五年传，上天降灾至唯君裁之四十一字，服杜及唐定本皆无，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王应麟曰，八世之后，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旧也，近儒姚鼐以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及季札闻歌，魏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传中盛称魏绛魏舒之类，为吴起附益以媚魏者，陈澧以左传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可见凡例未必尽是，而传文亦有后人所附益，刘逢禄以左氏凡例书法皆出刘歆，虽未见其必然，而左氏有后人附益之辞，唐宋人已有此疑矣。
论贾逵奏左氏义长于公羊以已所附益之义为左氏义言多诬妄
然汉书贾逵传，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レ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八九，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李贤注，左传宋人执郑祭仲曰，不立突将死，祭仲许之，遂出昭公而立厉公，杜预注云，祭仲之如宋，非会非聘，见诱被拘，废长立少，故书名罪之，公羊传曰，祭仲者何，郑之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其知权奈何，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左传纪季以阝入于齐，纪侯大去其国，贾逵以为纪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国，乃背兄归雠，书以讥之，公羊传曰，纪委者何，纪侯之弟也，何以不名，何贤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请后立庙以存姑姊妹，左传楚平王将杀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员曰，来，吾免而父，尚谓员曰，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子胥奔吴，遂以吴师入郢，卒复父雠，公羊传曰，父受诛，子复雠，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许子胥复仇，是不深父也，左传曰，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不可灭已，是以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公羊传冬黑肱以滥来奔，文何以无邾娄，通滥也，曷为通滥，贤者子孙宜有地，贤者孰谓，谓叔术也，何贤乎叔术，让国也，锡瑞案春秋大义在诛乱臣贼子，贾逵以义深君父为重，自是正论，而所举数事，则无一合者，公羊释经者也，经书祭仲纪季字而不名，故以为贤，书黑肱不加邾娄，故以为通滥，左氏纪事不释经者也，序祭仲事，与公羊略同，而未加断语，杜预乃执大夫书名之例，以祭仲书名为有罪，左氏明云祭封人仲足，又屡举郑祭足，是名足字仲甚明，岂有以伯仲叔季为名者乎，左氏曰，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则纪季入齐，是受兄命，亦与公羊略同，贾责以背兄归雠，左氏有此说乎，左氏序予胥亦未加断语，而斗辛有君讨臣谁敢雠之之言，忠孝不能两全，二人各行其是，若如贾逵之说，正可以左氏载斗辛语为不深父矣，公羊借子胥明复仇之义，谓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是泛言人子应复仇不应复仇之通义，子胥之父，以忠获罪，正不受诛应复仇者，公羊未尝不许子胥复仇，贾逵乃不引其上句举事合者，而引其下句不与事合者，妄断为不深父，不犹胥吏之舞文乎，叔术事左氏不载，可不必论，何休解诂序谓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贾逵春秋左氏长义二十卷，见于隋书经籍志者，今佚不存，其所レ三十事，亦不可考，而如所引祭仲纪季伍子胥事，皆不足为左氏深君父，公羊任权变之证，公羊于祭仲之外，未尝言权，逵乃以缘隙奋笔之私心，逞舞文弄法之谬论，欲抑公羊而莫能抑，欲伸左氏而莫能伸，乃必以为左氏义长，而此三事左氏止纪实，而未尝发义，不知其长者安在，逵以已所附益之义为左氏义，以难公羊，上欺其君，而下欺后世，东汉之治古学贵文章者，大率类此，惜李育何休，未能一一之。
论左氏传不解经杜孔已明言之刘逢禄考证尤详晰
晋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此确论也，袒左氏者，或不谓然，试以春秋经及左氏传证之，庄公二十六年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孔疏曰，此年传不解经，经传各自言事，伐戎日食，体例已举，或可经是直文，不须传说，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邱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彼经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说，言下以明上，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歆强以为传春秋，或缘经饰说，或缘左氏本文前后事，或兼采他书以实其年，如此年之文，或即用左氏文，而增春夏秋冬之时，遂不暇比附经文，更缀数语，要之皆出点窜，文采便陋，不足乱真也，然歆虽略解经文，颠倒左氏，二书犹不相合，汉志所列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是也，自贾逵以后，分经附传，又非刘歆之旧，而附益改窜之迹益明矣，锡瑞案刘氏以为刘歆改窜传文，虽未见其必然，而左氏传不解经，则杜孔极袒左氏者，亦不能为之辨，杜序明言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孔疏云，邱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是分年附传，实始于杜，非始贾逵，刘氏说犹未，刘氏考证，又举隐二年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全阙，所书皆附益也，十年六月戊申证曰，十年左氏文阙，桓公元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七年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九年冬曹太子来朝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巴子篇年月无考，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证曰，是年左氏文阙，虞叔篇年月无考，十一年证曰，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十二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楚伐绞篇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亦无考，十三年证曰，是年亦阙，伐罗篇亦与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四年证曰，是年文亦阙，十六年证曰，是年亦阙，十七年证曰，是年亦阙，十七年证曰，是年文盖阙，庄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证曰，文阙，二十七年证曰，比年左氏文阙，每于年终分析晋事，附益之迹甚明，盖左氏旧文之体，如春秋前则云惠之二十四度，获麟，以后则云悼之四年，本不必拘比附春秋年月，二十九年证曰，文阙，三十年证曰，是年亦阙，三十一年证曰，文阙，僖元年证曰，是年文阙，锡瑞案自幼读左氏传书不书之类，独详于隐公前数年，而其后甚略，疑其不应如此草草，及观刘氏考证左氏释经之文，阙于隐桓庄闵为尤甚，多取晋楚之事敷衍，似晋出晋乘楚杌，尤可疑者，杜孔皆谓经传各自言事，是虽经刘歆贾逵诸人，极力比附，终不能弥缝其迹，王接谓传不主为经发，确有所不见，以刘氏考证为左验，学者可以悄然无疑，刘逢禄曰，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左氏不任咎也，余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左氏之本真。近人有刘氏者，皆强说不足据。
论左氏传止可云载记之传刘安世已有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一之说
张杓曰，传有二义，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训诂之传，主于纪事，昔之传春秋者五家，邹氏无师，夹氏无书，今所传惟左公，公依经立传，经所不书，更不发义，故康成谓梁善于经，王接亦曰，公羊于文为俭，通经为长，此而例之训诂之传，犹或可也，若左氏之书，据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则曰左氏春秋而言传，据严彭祖引观周篇之文，则言为传与春秋相表里，而不言是释经，据卢氏植王氏接，则谓囊括古今，成一家之言，不主为经发，据高氏贺氏循，则并目之为史，是汉晋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为纪事之书，所谓载记之传是也，故汉左氏传与春秋分行，至杜元凯作集传，始割传附经，妄生义例，谓传或先经以纪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一似左氏此书，专为解经义者，独不思经止哀十六年，而传则终于二十七年，如依杜说，此十有一年之传，为先后何经，依错何经耶，甚矣其惑也，后儒不察，乃反依据杜本妄议左氏之书，唐权德与谓左氏有无经之传，失其根本，宋王谓左氏贪惑异说，于圣人微旨疏略明，何异孙谓左氏疏于义理，理不胜文，凡此狂言，皆杜氏以传附经，谓左氏专为释经而作，有以启之也，昔人谓三传作而春秋微，余亦谓杜注行而左传隐，锡瑞案史记云，左氏春秋，汉志云，左氏传，近人据博士说，左邱明不传春秋，以汉志称传为沿刘歆之误，此独分别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以左传为载记之传，其说亦通，南齐书陆澄传曰，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贾，则经有所阙，据此则服子慎知经传有别，故但释传而不释经，贾景伯则经传并释，杜从贾，不从服，故集解序不及服虔，其后服杜并行，卒主杜而废服，盖以杜解不经，服解无经之故，不知经传分行，实古法也，刘安世曰，公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未尝言之，若左传则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无者或自为传，故先儒以谓左氏或先经以起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然其说亦有时牵合，要之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后通矣，据此，则左氏经传，当各自为书，宋人已见及之，可为刘逢禄先路之导。
论杜预解左氏始别异先儒尽弃二传不得以杜预之说为孔子春秋之义
杜预春秋序曰，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邱明之传，于邱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梁，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邱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以去异端，盖邱明之志也，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颖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颖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疏曰，邱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邱明，公关梁，及毛公韩婴之为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外，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锡瑞案据杜孔之说，杜之集解，异于先儒者有数事，古者经自经，传自传，汉熹平石经，公羊有传无经是其证，杜乃分经附传，取便学者览，此异于先儒者一也，左氏本不解经，先儒多引公二传以释经义，汉儒家法，尚无臆说，杜乃尽弃二传，专以己意解传，并以己意解经，如以周公为旧例，孔子为新例是，此异于先儒者二也，郑注周礼，先引杜郑，韦注国语，明徵贾唐，言必称先，不敢掠美，杜乃空举刘贾许颍，而集解中不著其名，此异于先儒者三也，杜解不举所出，刘与许颍之说尽亡，贾服二家，尚存崖略，杜举四家而不及服，孔疏遂云服虔之徒，劣于此辈，其说非是，南北分立时代，江南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则服子慎当时有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之语，则服注盛行可知，据世说新语云，郑君作左氏传注未成，以与子慎，则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北方诸儒徐明传服注，传其业者，有张买奴马敬德邢峙诸人，卫冀隆申报难杜，刘炫作春秋述义，攻昧规过，以规杜氏，惟姚文安排斥服注，南方则崔灵恩申服难杜，虞僧诞又申杜难服以灵恩，秦道静亦申杜以卫冀隆，杜预玄孙坦与弟骥为青州刺史，故齐地多习杜义，盖服杜之争二百余年，至唐始专宗杜，杜作集解别异先儒，自成一家之学，唐作正义扫弃异说，如刘炫以申杜是，又专用杜氏一家之学，自是之后，治春秋者既非孔子之学，亦非左氏之学，又非贾服诸儒之学，止是杜预一家，正如元明以来，治春秋者止是胡安国一家，当时所谓经义实安国之传义，盖舍经求传，而春秋之义晦，舍传求注，而春秋之义更晦矣。
论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不当信刘歆杜预反以邪说诬春秋
春秋大义，炳如日星，而讨乱臣贼子之明文，仍茫昧不明者，邪说蔽之也，据孟子所言邪说暴行又作，孔子惧，作春秋，是孔子时已有邪说，邪说与暴行相表里，暴行即谓弑君弑父，邪说谓为弑君父者多方掩饰，解免其罪，大率以为君父无道，应遭弑逆之祸，而弑逆者罪可未灭，凡人欲弑君父，不能无所顾忌，有人倡为邪说，以为有辞可执，乃横行而全无所畏，更有人张大邪说，设为淫辞助攻，益肆行而相率郊尤，后世史书，于被弑之君，皆甚言其恶，如秦苻生史称好杀，刘裕灭后秦，得一老人亲见苻秦之事，云苻生并不好杀，苻坚纂国，史书诬之，刘知几史通云，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是也，金完颜亮史称淫恶，几非人类，由世宗得国后，令人以海陵恶事进呈者有赏，史称宋齐之主，亦极丑秽不堪，船山史论力辨其不足信，可见乱世无信史，而多助乱之邪说也，此等邪说，春秋时已有之，左氏一书，是其明据，传载韩厥称赵盾之忠，士鞅称栾书之德，弑君之贼，极口赞美，史墨云，君臣无常位，逐君之贼极力解免，而反罪其君，可见当时邪说诬民，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致有弑君三十六之事，孔子于此[B242]然伤之，以为欲治乱贼，必先关邪说，欲关邪说，不得不作春秋，此孟子所以极推作春秋之功也，左氏原本国史，据事直书，当时邪说不得不载，正赖左氏载之，孟子方春秋时有邪说，益信孔子作春秋辟邪说之功益彰，此左氏所以有功于春秋也，至于左氏凡例，未审出自何人，杜预以为周以，陆淳柳宗元已之，或以为孔子，更无所据，据孔疏云，先儒以为并出邱明，刘逢禄以为刘歆窜入，例与传文不合，实有可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一条，尤与春秋大义反对，杜预释例曲畅其说，以为君无道则应弑，而弑君者无罪，不知君实有道，何至被弑，君而被弑，无道可知，惟无道亦有分别，使如桀纣残贼，民欲与之借亡，汤武伐罪吊民，自不当罪其弑，若但童昏儿戏，非有桀纣之暴，如晋灵公郑灵公之类，权臣素有无君之心，因小隙而弑之，与汤武之伐罪吊民，全然不同，岂得藉口于君无道而弑者无罪乎，杜预于郑祝聃射王中肩一事，曲为郑伯回护，谓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焦循作左传补疏序曰，预为司马懿女婿，目见成济之事，射王中肩，即成济抽戈犯跸也，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锡瑞案预父恕与司马懿不合，幽死，预忘父仇而娶懿女，助司马氏篡魏，正与刘歆父向言刘氏王氏不并立，而歆助王莽篡汉相似，二人不忠不孝，正春秋所讨之乱贼，而左氏创通于刘歆，昌明于杜预，则左氏一书，必有为二人所乱者，故林黄中以君子曰为刘歆之言，刘逢禄以为歆窜入凡例，焦循以为预作集解，将为司马氏饰，孔子作春秋以辟邪说，后人乃反以邪说诬春秋，盖不特孔子之经，为所诬罔，即左氏之传，亦为所汨乱，致使学者以左氏为诟病，若歆与预乃左氏之罪人，岂得为左氏之功臣哉，读左工者于此等当分别观之，一以孔子之春秋大义断之可也。
论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读者宜加别白断以春秋之义
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作者意在兼收，读者宜加别白，或古今异事各有隐衷，或借儆其君，自有深意，或阿附权臣，实为邪说，未可一概论也，所谓古今异事，各自隐衷者，古者诸侯世爵，大夫世卿，卿命于天子，与诸侯同守社稷，故臣皆以社稷为重，如崔子弑齐君，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与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若合符节，孟子言诸侯社稷，则君属诸侯，说春秋义国君死社稷，国君亦属诸侯，或疑孟子之言为过，又疑晏子不死为无勇，皆未晚古义也，又如晋范文子鲁叔孙昭子，皆使祝宗祈死而卒，杜预以为因祷自裁，夫二子不惜一死自明，文子何不以死卫君，昭子何以死讨季氏而复君，而二子不为者，彼自祖宗以来，世有禄位，外虽忧国，内亦顾家，故宁亡其身，而不肯亡其家，文子之祈死也，恐与三同夷族也，昭子之祈死也，以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观于宋公孙寿辞司城，使其子意诸为之，谓去官则族无所庇，虽亡子，犹不亡族，可知春秋世卿，以族为重，非如后世大臣起自田间，其位既非受之祖宗，其死亦无关于家族，忠义奋发，可无内顾，此则古今异事，而古人之隐衷，不尽白于后世者也，所谓借儆其君，自有深意者，如卫侯出奔齐，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又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危言激论，令人悚然，借儆其君不嫌过当，孟子有土芥寇雠之言，有残贼一夫之戒，皆封齐王言之，或疑孟子之言未纯，盖不知为讽，师旷之意，犹孟子之意也，所谓阿附权臣，实为邪说者，如鲁昭公薨于乾侯，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封曰，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夫简子晋之权臣，正犹鲁之季氏，为史墨者当斥季氏之无君，戒简子之效尤，乃盛称季氏而反咎鲁君，且以君臣无常位为言，则真助乱之邪说矣，君尊臣卑，比于上天下泽，何得以雷乘乾与陵谷之变，为君臣无常位之比哉，师旷与史墨两说相似而实不同，一封君言，则不失为纳约自牖，一封臣言，则足以推波助澜，国史并记之，左氏兼存之，读者当分别观之，而是非自见，不当不分黑白，而概执为春秋之义也。
论左氏所谓礼多当时通行之礼非古礼杜预短丧之说实则左氏有以启之
朱大韶左氏短丧说曰，晋书杜预传议曰，周景王有后世之子丧，既葬，除丧而宴，叔向不讥其除丧，而讥其宴乐，则是既葬应除，而违谅ウ之节，按杜预短丧之说，固为名教罪人，实则左氏有以启之，诸传所载文元年晋襄公既祥，朝王于温，襄十五年十二月，晋悼公卒，十六年春，平公即位，改服修官，于曲沃，会于溴梁，晋侯与诸侯宴，使诸大夫舞，歌诗必类，传载其事，而无贬刺之文，昭十二年晋侯享诸侯，子产相郑伯，请免丧而后听命，晋人许之，礼也，六月葬郑简公，未葬而请免丧，则既葬即除丧矣，以此为礼，此杜预所藉口以诬世者也，襄九年五月穆姜薨，冬十二月同盟于咸，晋侯以公宴，问公年，曰，可以冠矣，季武子对曰，君冠，必以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寡君在行，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按杂记曰，以丧冠者，虽三年之丧可也，既冠于次，哭踊者三，乃出，此谓孤子当冠之年，因丧而冠，故曾子问曰，除丧不改冠乎，明不备礼，穆姜襄公祖母，承重三年，公年十二，未及冠，又因丧冠而用吉冠，此何礼也，文元年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也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襄元年邾子来朝，冬卫侯使公孙剽来聘，左氏并曰礼也，凡君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二年春王正月，葬简王昭十一年五月齐归薨，大于比蒲，非礼也，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祥，礼也，按聘礼，于聘君曰，宰入告具于君，朝服出门左南乡，于所聘之君曰，公皮弁迎宾于大门内，始即位必相聘，则两国之孤，并须释服即吉礼，经又曰，聘遭丧，入境则遂，不郊劳，不筵几，不礼宾，遭大夫世子之丧，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庙，其他如遭君丧，此已入竟而遭所聘君之丧，非因即位而聘，又曰，聘，句君若薨于后，入竟则遂，赴者未至，则哭于巷，衰于馆，赴者至则衰而出，云入竟则遂，若未入竟，则反奔丧矣，岂有君丧未期，而使大夫朝服出聘乎，丧三年不祭，不以纯凶接纯吉也，尝之礼尚不行而要结外援，舍其本而末是图，此何礼也，昭十年晋平公既葬，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见新君，叔向辞曰，大夫之事毕矣，而又命孤，孤斩焉在衰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大夫将若之何，皆无辞以封，引彼证此，自相乖刺，而郑箴膏肓曰，周礼邦交世相朝，左氏合古礼，按父子相继曰世，非谓三年之中必相朝，依礼，三年丧毕，当先朝天子，不得诬，周官丧服斩衰章一曰，君天王崩末葬，而诸侯自相朝，此何礼也，君母之丧服斩，盟礼非皮弁即朝服，以大为非礼，而以盟为礼，此何礼也，文二年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甥舅修婚姻，取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按公羊曰，三年之内不图昏，董子曰，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而箴膏肓曰，僖公母成风主昏，得权宜之礼，按礼为长子三年，无论成风，不当主昏，即主昏亦须礻覃后，凡事可以权，三年之重，无所谓权，郑此说所谓又从而为之辞，左氏习于衰世之故，以非礼为礼，不知春秋所书，皆直书其事，不待贬绝，而其恶自见者也，锡瑞案郑君云，左氏善于礼，实则左氏之所谓礼多春秋衰世之礼，不尽与古礼合，故左氏亦自有矛盾之处，以如大为非礼，载叔向辞诸大夫欲见新君，非不知吉凶不可并行，而于他处又以为礼，此矛盾之甚者，朱子曰，左氏说礼皆是周末衰乱不经之礼，无足取者，陈傅良谓礼也者，盖鲁史旧文，未必皆合于春秋，其说是也，郑异义谓诸侯岁聘间朝之属，说无所出，或以为文襄之制，则郑君亦知左氏之礼，不可尽据，而箴膏肓又强为饰说，至以丧娶为合权宜不亦谬乎，朱大韶左氏，可谓辞严义正，三年之丧，在春秋时已不通行，故滕人有鲁先君亦莫之行等语，左氏序事之书，据事直书，不加褒贬，自是史家通例，其所云礼，为当时通行之礼，亦不必为左氏深咎，惟文元年穆伯如齐始聘，文二年襄仲如齐纳币，襄元年邾子来朝之类，乃左氏自发之凡，杜预且以凡例皆出周公，是周公已制短丧之礼，且制丧娶之礼矣，此则万无可解，即袒左氏者，如沈钦韩等，亦无以申其说，必如刘逢禄以凡例为刘歆增窜，乃可以为左氏解也。文公丧娶，在三年外，惟纳采问名，犹在三年之中，故左氏不以为非，公羊受经子夏，子夏作丧服传，讲丧礼最严，故公羊云，三年之内不图昏，此公羊有师授，左氏无师授之一证，杜孔乃曲为左氏解，以为文公纳采，在为太子之时，此所谓又从为之辞，亦非左氏意也。
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必欲强合为一反致信传疑经
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圣经，可以独有千古，史记汉书，后世不废，岂得废左氏乎，且其书比史汉近古，三代故实，名臣言行，多赖以存，如纳鼎有谏，观社有谏，申名子之对，御孙别男女之贽，管仲辞上卿之飨，魏绛之述夏训虞箴，郯子之言纪官，子革之诵祈招，且有齐虞人之守官，鲁宗人之守礼，刘子所云天地之中，子产所云天地之经，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礼之善物，王应麟汉制考序，尝历举之，顾栋高陈澧皆引之，以为左氏之善矣，然左氏记载诚善，而于春秋之微言大义，实少发明，则陆淳春秋纂例，尝言之矣，或间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谠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曰，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旨，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入春秋乎，其当示于后代者，自可载于史书尔，今左氏之传见存，必欲耽玩文彩，记事迹者，览之可也，若欲通春秋者，即请观此传焉，锡瑞案陆氏自言其所作集传，不取左氏无经之传之义，治春秋者皆当知此义，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传，离之双美，合之两伤，经本不待传而明，故汉代春秋立学者，止有公羊，并无左氏，而春秋经未尝不明，其后左氏盛行，又专用杜预集解，学者遂执左氏之说，为春秋之义，且据杜氏之说，为左氏之义，而春秋可废矣，分别春秋左氏最明者，惟唐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识，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徵，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邱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此议载令狐澄大中遗事，孙光宪北梦琐言，陈商在唐代不以经学名，乃能分别夫子修经与诗书周易等列，邱明使史与史记汉书等列，以杜预参贯经传为非，是可谓卓识，其谓左传非扶助圣言，即汉博士云，邱明不传春秋之说也，非缘饰经旨，即晋王接云，左氏自是一家言，不主为经发之说也，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杜预孔颖达不知此意，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
论公羊左氏相攻最甚何郑二家分左右袒皆未尽得二传之旨
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以许慎作五经异义云，古者春秋左氏说，今者春秋公羊说是也，又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锡瑞案戴宏汉人，其言当可信据，左氏书先出，而不传口授之义，公羊书后出，而实得口授之传，此汉所以立公羊，而不立左氏也，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惟左氏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汉博士惟以尚书为备，亦未尝攻古文，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邱明不传春秋抵之，韩歆请立左氏，则范升以左氏不祖孔子抵之，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贾逵作长义四十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李育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作难左氏四十一事，何休与其师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郑康成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隗禧谓左氏为相斫书，不足学，钟繇谓左氏为大官，公羊为卖饼家，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此之甚者，盖他经虽义说不同，尚未大相反对，惟左氏与公羊，不止义例不合，即事实亦多不符，左氏以文宣为父子，昭定为兄弟，公羊以文宣为兄弟，昭定为父子，鲁十二公伦序，已大不同，左氏经作君氏卒，以为鲁之声子，公羊经作尹氏卒，以为周之世卿，所传之经，一字不同，而一以为妇人，一以为男子，乖异至此，岂可并立，平心而论，以左氏为相斫书则诋之大过，亦由治左氏者，专取莫敖采樵栾枝泄柴之类，有此致之，以左氏为大官，公羊为卖饼家，专以繁简详略言之，不关大义，郑众贾逵长义不传，贾所举左氏深于君父不可据，已见前，李育羊弼书亦不传，何休墨守，仅存一二，废疾得失互见，膏肓以左氏所载之文，为左氏之罪，未知国史据事直书之例，且论多琐细，惟兵谏娶数条，于大义有关，郑发墨守，亦仅存一二，起废疾，亦得失互见，针膏肓，多强说，以文公丧娶为权制，岂有丧娶可以从权者乎，后汉书于郑康成针膏肓下云，自是左氏大兴，盖郑君虽先习公羊，而意重古学，常轩左氏而轾公羊，重其学者意有偏重，遂至左氏孤行，自汉以后，治公羊者，如晋之王接王愆期，已不多见，北史儒林传云，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而其传载习公羊者，止有梁祚一人，且传又云，公羊梁多不措意，则以为河北行公羊，似非实录，唐志公羊疏无撰人名氏，崇文总目或云徐彦，郡齐读书志，引李献民说同，董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王应麟小学绀珠，谓公羊疏徐彦撰，宋志直云，徐彦公羊疏三十卷，严可均曰，不知何据，即徐彦亦不知何代人，东晋有徐彦与徐众同时，见通典九十五，又九十九有武昌太守徐彦，与征西桓温笺，而疏中引及刘宋庾蔚之，则非东晋人，今世皆云唐徐彦，尤无所据，盖涉徐彦伯而讹耳，疏先设问答，，与蔡邕月令章句相似，唐疏无比体例，所引书百二十许种，最晚者，郭璞庾蔚之，余皆先秦汉魏，开卷疏司空掾云，若今三府掾是也，齐梁陈隋唐，无此官制，惟北齐有之，则此疏北齐人撰也，洪颐煊姚范之说略同，王鸣盛以为即北史徐遵明，考其年代，似亦相近，惟据北史所载，遵明传郑易尚书三礼服氏春秋，未闻传何氏公羊，其弟子亦无治公羊学者，则谓彦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间，若以葬桓王一条，同于杨士勋梁疏，谓徐袭杨疏，当在杨后，又安知杨士勋非袭徐疏乎。
论春秋必有例刘逢禄许桂林释例大有功于公羊梁杜预释例亦有功于左氏特不当以凡例为周公所作
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乱，经解引此为夫子自道，是犹孟子两引孔子之语，皆圣人自发其作春秋之旨，最可凭信，古无例字，属辞比事即比例，汉书刑法志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后汉书陈宠传注，比，例也，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说，故自言属辞比事为春秋教，春秋文简义繁，若无比例以通贯之，必至人各异说，而大乱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乱，乱由于无比例，是后世说经之弊，夫子已预防之矣，何休公羊解诂序曰，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是胡毋生以公羊传著于竹帛，已为之作条例，董仲舒曰，春秋无达例，则董子时公羊春秋已有例可知，胡毋生条例，散见解诂，未有专书，何休文谥例，仅见于疏所引，公羊传条例，见于七录，今佚，刘逢禄作公羊何氏释例以发明之，其释时月日例，引子思赞春秋上律天时，以为春秋不待褒讥贬绝，以月日相示，而学之者湛思省悟，推阐甚精，梁时月日例更密于公羊，许桂林作梁释例以发明之，其有功于梁，与刘逢禄有功于公羊相等，范宁解梁亦有例，四库提要曰，自序有商略名例之句，疏称宁别有略例百余条，此本不载，然注中时有传例曰字，或士勋割裂其文，散入注疏中欤，陈澧曰，杨疏有称范氏略例者，有称范例者，有称范氏别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别为略例，故可称别例，杨疏所引二十余条，王仁圃汉魏遗书钞已钞出，据此则公羊梁二家说春秋者，皆有例矣，左氏之例，始于郑兴贾徽，其子郑众贾逵，各传家学，亦有条例，颍容已有释例在杜预之前，左氏传本无日月例，孔疏曰，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陈澧曰，此说可疑，岂有一书内唯二条有例者乎，且日食不书日，为官失之，其说通，大夫卒，公不与小敛，不书日，则不可通，孔巽轩云，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公岂得与小敛乎，此无可置辨矣，盖左传无日月例，后人附益者以公有之，故亦仿效而为此二条耳，锡瑞案二条为后人附益，固无可疑，即五十凡，亦未知出自何人，然郑贾颍已言例在前，则非杜预所创，特不当以旧例为周公所定耳。
论日月时正变例
胡安国曰，春秋之文，有事同而辞同者，后人因谓之例，有事同而辞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斯得之矣，案春秋正变例以日月时为最著明，正例日则变例时，正例时则变例日，而月在时日之间，公羊梁说已详晰，而后人犹疑之者，以解者繁杂，未有简明之说以括之也，今据春秋之例，讨贼侵伐常事与不以日月为例，春秋记事，大事记之详，如君夫人葬，薨，大夫卒，天王崩，外诸侯卒，大异宗朝灾祭事盟战，所关者大，重录之则详，故记其日，小事则从略，如来往如致朝聘会遇外盟外战，一切小事，皆例时，大事日，小事时，一定之例也，亦记事之体，应如是也，至于轻事而重之，则变时而日月焉，重事而轻之，则变日而月时焉，事以大小为准，例以时日为正，一望而知者也，而月在时日之中，为消息焉，凡月皆变例，大事例日，如盟例日，而桓盟皆不日而月，变也，柯之盟时者，变之至也，此日为正，月为变，时为尤变之例也，小事例时，如外诸侯葬例时，月为变，日为变之甚，此时为正，月为变，日为尤变之例也，又如朝时也，变之则月，尤变则日，用币时也，谨之则日，因其事之小，知其日月之为变，外诸侯卒例日，变之则月，尤变则时，因其事之大，知其月时之为变，凡变则有二等，以差功过浅深，故月皆变例，从时而日，从日而时，皆变之尤甚者，有条不紊，网目明白，先儒因有记时分早暮二例，遂遍推之，则正例有三等，无以进退，而于二主之间，又添一主，则正变不明，端委朦混，治丝而棼，故使人疑之也，浅人以为经承旧史，或时或月或日，皆无义例，则断烂朝报，可为确论矣。
论三传以后说春秋者亦多言例以为本无例者非是
洪兴祖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锡瑞案洪氏此说，比例正合，圣人作春秋，当时尝自定例与否，诚未可知，而学者观圣人之书，譬如观天，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各成义例，皆有可通，治历者因周天之数以为度，不得以为非天之度，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岂得以为非春秋之例乎，朱彝尊经义考论崔子方本例云，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曰牒例，郑众刘实也，曰谥例，何休也，曰释例，颍容杜预也，曰条例，荀爽刘陶崔恩也，曰经例，方范也，曰传例，范宁也，曰诡例，吴略也，曰略例，刘献之也，曰通例，韩陆希声胡安国毕良史也，曰统例，啖助丁副朱临也，曰纂例，陆淳李应龙戚崇增也，曰总例，韦表微成元孙明复周希孟叶梦得吴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说例，刘敞也，曰忘例，冯正符也，曰演例，刘熙也，曰义例，赵瞻陈知柔也，曰刊例，张思伯也，曰明例，王王日休敬铉也，曰新例，陈德宁也，曰门例，王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曰会例，胡箕也，曰断例，范氏也，曰异同例，李氏也，曰显微例，程迥也，曰类例，石公孺周敬孙也，曰序例，家铉翁也，曰括例，林尧叟也，曰义例，吴迂也，而梁简文帝齐晋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孙立节有例论，张大亨有例宗，刘渊有例义，刁氏有例序，绳之以例而义益纷纶矣，彦直崔子方字，谓圣人之书，总年以为体，举时以为名，著日月以为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盖其本，乃列一十六门，而皆以日月时例之，亦一家之言云尔，案诸家书多不传，未能考其得失，惟陆淳纂例，兼采三传，崔子方本例，多本公，能成一家之言，其后赵汸春秋属辞为最著，孔广森公羊通义本之，谓知春秋者惟赵汸一人，或谓赵汸崔子无三科九旨以统贯之，故其例此通而彼窒，左支而右绌，是二家之书，亦未尽善，盖日月例公已极详密，崔子方等更求详于公之外，又不尽用公之义，未免过于穿凿，然例虽未尽善，犹愈于全不言例者，全无例则必失乱矣，后人矫言例者支离破碎之过，谓春秋本无例，出后儒传会，郑樵谓例非春秋之法，为此说者，非独不明春秋之义，并不知著书作文之体例矣，凡修史皆有例，史记汉书自序，即其义例所在，后世修史，先定凡例，详略增损，分别合并，或著录，或不著录，必有一定之法，修州郡志亦然，即自著一部书，或注古人之书，其引用书传，编次子目，亦必有凡例，或自列于简端，即为人撰碑志墓铭，其述祖考子小官爵事实，亦有例，故有墓铭举例金石三例等书，惟日录笔记，随手纪纪载，乃无义例，再下则胥吏之档案，市井之簿录耳，圣人作经以教万世，乃谓其全先例义，则于档案簿录，比后儒之著书作文者，犹不逮焉，诚不知何说也。
论啖助说左氏具有特识说公得失参半公大义散配经文以传考之确有可徵
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三传得失议曰，古之解说，悉是口传，自汉以来，乃为章句，如本草皆后汉时郡国，而题以神农，山海经广说殷时，而云夏禹所记，自余书籍，比比甚多，是知三传之义，本皆口传，后之学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一出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其大略皆是左氏旧意，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又况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不以原情为说，欲令人推此以及余事，而作传之人不达此意，妄有附益，故多迂诞，又左氏本未释者，抑为之说，遂令邪正纷糅，学者迷宗也，公羊梁，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原注，传中犹称梁子曰，是其证也。故多乖谬，失其纲统，然其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钩深，但以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春不伦，或至矛盾，不近圣人夷旷之体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为褒贬，诚则然矣，其文亦有文异而义不异者，原注，详内以略外，因旧史之文之类是也。二传穿凿，悉以褒贬言之，是故繁碎甚于左氏，公羊梁，又不知有不告则不书之义，凡不书者皆以义说之，且列国至多，若盟会征伐丧纪，不告亦书，则一年之中，可盈数卷，况他国之事，不凭告命，从何得书，但书所告之事，定其善恶，以文褒贬耳，左氏言褒贬者又不过十数条，其余事同文异者，亦无他解，旧解皆言从告及旧史之文，若如此论，乃是夫子写鲁史，何名修春秋乎，予故谓二者之说俱不得中，锡瑞案啖氏春秋之学非专家，故所说有得有失，其说左氏具有特见，说公则得失参半，谓三传皆后学著竹帛，而以祖师之目题之，与公羊徐疏同，徐疏惟言公羊梁，啖氏并言左氏，亦以为门人乃著竹帛，且有附益，故啖氏兼取三传，而不尽信三传也，啖氏不云左氏非邱明，但云传非邱明自作，比赵匡之论，为更平允，谓公得子夏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所见尤精，既云二传传经，密于左氏，不得疑其繁碎，春秋之旨数千，圣人详示后人，无所谓不夷旷，若其矛盾穿凿，正由散配经文时致误，与左氏之徒，附益迂诞，正相等耳，公释经虽密，亦或有经无传，经所书者间无其说，不书者以义说之，实所罕见，啖氏知不告则不书，不知春秋即告者亦多不书，圣人笔削，大率笔者一而削者十，若从旧史赴告全录，则一年之中，亦可盈卷矣，以夫子写鲁史，何名修春秋，左氏家经承旧史，尤为明快，知啖氏云公大义散配经文之说是者，如君子大居正一条，公羊以之说宋宣，梁以之说鲁隐，是二家据春秋大居正之大义，散配经文，而参差不同之明证也，公羊传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未知其为齐与曹与，是公羊家据春秋讥世子之大义，散配经文，而未知其属齐世子，属曹世子，游移莫决之明证也，明乎此，而于传义之可疑者，不必强通，啖氏见及此，可谓卓识矣。
论啖赵陆不守家法未尝无扶微学之功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
三传专门之学，本不相通，而何休解诂序云，援引他经，失其句读，疏云，三传之理，不同多矣，群经之义，随经自合，而颜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经为义，犹贼党入门，主人错乱，故曰，失其句读，据此则汉之治公羊者，未尝不兼采三传也，杜预集解序云，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肤引公羊梁，足自乱，孔疏云，公羊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足以自错乱也，疏序又云，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之等各为诂训，然杂取公羊梁以释左氏，据此则汉之治左氏者，未尝不兼采三传也，范武子梁集解序，兼及左氏公羊，尤为显著，惟诸人兼采三传，仍是专主一家，间取二家之说，裨补其义，晋刘兆作春秋调人三万言，又为左氏传解，名曰全综，作公羊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似已合三传为一书，而其书不传，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翁，皆其著者，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刘敞春秋传，本啖赵陆之法，删改三传合为一传，陈澧纠其删改不当，如郑伯克段于鄢，录左传而改之云，大叔出奔，公追而杀诸鄢，既信公梁段之说，乃录左传而删改之，此孔冲远所谓方凿圆枘者，胡安国春秋传杂采三传，参以己意，朱子已其王不称天，以宰亘为冢宰，桓公不书秋冬，贬滕称子之类，其说有本于公者，有胡氏自为说，出公之外者，盖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如啖赵陆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传之外，陆淳啖助可以兼治，程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子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也，案吴氏极推三子得圣人之义，胜于汉儒之不合不公，盖自唐宋以后，春秋无复专门之学，故不知专门之善，而反以为非，后儒多归咎于昌黎三传束阁之言，见昌黎赠玉川子卢仝诗。诋啖赵陆不守家法，而据啖子，曰，今公羊梁二传殆绝，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则其时春秋之学不讲可知，唐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公羊梁殆绝，十六年杨为国子祭酒，奏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公羊梁殆将绝废，啖氏正当其时，于经学废坠之余，为举世不为之事，使公二传复明于世，虽不守家法，不得谓其无扶微学之功也。
论公传义左氏传事其事亦有不可据者不得以亲见国史而尽信之
自啖助斟酌三传，各取其长，云左氏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梁意深，公羊辞辨，宋人推衍其说，胡安国曰，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梁，叶梦得曰，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朱子曰，左氏是史学，公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会讲学，公考事甚疏，然义理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会见国史，吕大圭曰，左氏熟于事，公深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而公乃经生也，吴澄曰，载事则左氏详于公，释经则公精于左氏，锡瑞案诸说皆有所见，朱子之说尤晰，惟兼采三传，亦必有啖赵诸人之学识，方能别择，初学不守家法，必至茫无把握，而陷于春秋之失乱，公精于义，左氏详于事，诚如诸儒之说，春秋重义不重事，治春秋者当先求公之义，而以左氏之事证之，乃可互相发明，不至妄生疑难，即啖助云，因以求意，经文可知之说，若但考左氏之事，不明春秋之义，将并传之不可信者而亦信之，必至如杜预孔颖达诸人从传经，非圣无法，正犹齐人知有孟尝君，而不知有王，秦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矣，引左氏之事，以证春秋之义可也，据左氏之义，以为春秋之义不可也，左氏不传春秋，本无义例，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始有章句义理，杜预排斥二传，始专发左氏义，刘歆杜预之义明，而孔子春秋之义隐，左氏凡例书法君子曰，前人已多疑之，陆淳已弑君灭国薨赴以名之例矣，朱子曰，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左传是一个审利害之几，善避就底人，所以其书有贬死节等事，指孔父荀息诸人，左氏亦无贬诸人明文，惟论荀息有君子曰，其间议论有极不是处，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何议论，此是实事，史官据事直书，不碍，其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此段不如公羊说君子大居正，是儒者议论，案朱子说是也，且殇公立而被弑，所谓其子飨之安在，非但不明义理，并不合事实，左氏于叙事中搀入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如伯克段于鄢传文，太叔出奔共下，接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难之也云云，乃曰，遂置姜氏于城颍，遂字上无所承，文理鹘突，若删去书曰十句，但云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颍，则一气相承矣，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诸儒多云左氏亲见国史，事必不误，亦未尽然，姑举一二证之，如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杜解曰，暨与也，燕与齐平，前年冬齐伐燕间无异事，故不重言燕从可知，孔疏曰，此直言暨齐平，不知谁与齐平，梁传云，以外及内曰暨，谓此为鲁与齐平，贾逵何休亦以为鲁与齐平，许惠卿以为燕与齐平，服虔云，襄二十四年仲孙羯侵齐，二十五年崔杼伐我，自尔以来，齐鲁不相侵伐，且齐是大国，无为求与鲁平，此六年冬齐侯伐北燕，将纳简公，齐侯贪贿而与之平，故传言齐求之也，齐次于虢，燕人行成，其文相比，许君近之，案经例即燕与齐平，当书燕，鲁与诸侯平，皆言暨，下三月公如楚，叔孙如齐莅盟，公不在国，故齐无来者，据经言之，贾君为得，杜则从许说也，案疏举经例甚明，当从公，而左氏本年传，明云齐燕平之月，则左实以为燕与齐平，贾解左氏乃从公，孔疏云，贾逵杂采公，此其一证，许服杜则以左解左，然左实与书法不合，亲见圣人亲见国史者，何以有此误乎，左氏传卫宣公于夷姜，生急子，为之妻于齐而美，公妻之，生寿及朔，夫宣公庶母，必在即位之后，生子能妻，必十六七年，公妻之，生寿及朔，朔能谮兄，寿能代死，必又十六七年，而卫人立晋在隐四年，宣公卒在桓十三年，共止二十年，如何能及，若谓夷姜在即位前，桓公不应容其弟浊乱宫闱，石昔未必立此秽德彰间之公子，史记云，爱夫人夷姜，不云淫，则左氏未可信，洪迈谓十九年之间如何消破，此最为难晓也。晋献公齐姜，近人亦有疑之者，蘧伯玉延陵季子皆年近百，而服官帅师，事亦可疑，是左氏之事，亦不尽可信也，朱子曰，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亦不尽信左氏，公羊传惟季姬使郐子请己单伯淫子叔姬，叔术妻嫂，事有可疑，董子繁露于此数事皆无说，或以不关大义，或亦疑而不信，学者于此等处阙疑可也，解诂是章句，不得不解传，繁露说大义，故于此数条皆无说，学者亦不必强说。
论刘知几诋毁春秋并及孔子由误信杜预孔颖达不知从公以求圣经
说春秋者，唐刘知几为最谬，其作史通有惑经申左二篇，诋毁春秋，并诋孔子，曰，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与吴盟而皆不书，桓二年公及戎盟则书之，戎实豺狼，非我族类，夫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不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如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邾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并讳而不书，岂非烦碎之甚，锡瑞案刘氏但晓史法，不通经义，专据左氏，不读公，故不知春秋为尊亲讳，其书不书，皆有义例，非可以史法善恶必书绳之，左氏传云，孙宁出君，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夫子以为臣出君，不可训，故更之曰，卫侯ぅ出奔齐，以君自出为文，天王狩于河阳，其义亦然，左氏引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是隐讳之义，左氏亦知之，而续经云，齐陈恒执其君，于舒州，则与春秋不书孙宁出君之义相背，是左氏于春秋隐讳之旨，半明半昧，刘氏则全不知，夫吴为伯主，故耻不书，公及戎盟，本无庸讳，且及戎盟，隐桓二年凡两见，刘举桓而失隐，知其读春秋不熟矣，刘氏又曰，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反不讨贼，药不亲尝，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案刘氏此说，亦由不解隐讳之义，郑伯髡原如会，卒于操，公羊传明以为隐，以为弑，以为为中国讳，楚子卷齐侯阳生卒，公羊无说，左氏亦但于郑伯之卒云，以疟疾赴于诸侯，楚郏敖齐悼公，左氏以为弑，而不云以疾赴，刘云各以疾赴，不知何据，反不讨贼，本晋史之旧文，药不亲尝，由君子之听止，是二君之弑，初非夫子所加，夫子特因旧文书之，以著忠臣孝子之义，若齐郑楚三君，其国无董狐之直笔，国史本不书弑，夫子岂得信传闻之说，遽加人以弑逆之罪乎，至郑伯隐讳，又是一义，刘氏不明其义，而并为一谈，斯惑矣，鲁桓弑隐，但书公薨，刘氏以为董狐南史各怀直笔，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不知南董非崔赵之臣，故可直书，孔子是鲁臣，于其先君篡弑，不可直书，刘氏在唐，曾为史官，试问其于唐代之事，能直书无隐否，乃以此惑圣经，并疑孟子之言为乌有，固由读书粗书疏，持论犷悍，亦由误信杜预孔颖达，不知从公以求圣经也。
论刘知几据竹书以诋圣经其惑始于杜预唐之陆淳刘贶已正其失
且刘氏受惑之处非直此也，曰，案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纪其国也，则不然，何者，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又案晋自鲁闵公以前，未通于上国，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言之甚详，斯则闻见必书，无假相赴者也，盖当时国史，他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必阙，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乎，又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坟出记，皆与鲁史符同，至于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辞，此之烦省，皆与春秋不别，又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锡瑞案刘氏据左传而疑经，谓经全因旧史，已是大惑，又据竹书而疑经，谓经何以不改旧史，更滋其惑，而其惑实始于杜预，杜预春秋集解后序论汲冢书云，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策书之常也，文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书邾仪父未王后，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又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所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胡渭曰，竹书纪年文意简质，虽颇似春秋经，然此书乃战国魏哀王时人所作，往往称谥以记当时之事，如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明系春秋后人约左传之文，仿经例而为之，与身为国史，承告据实书者不同，杜氏后序则谓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不亦过乎，案胡氏此说足解杜氏之惑，即足解刘氏之惑，春秋传于子夏，子夏退老西河，为魏文侯师，魏人必有从之受春秋者，纪年作于魏哀王时，距孔子作春秋已百年，其书法明是仿春秋，杜氏乃疑古史书法本然，孔子春秋，是依仿此等书为之，而益坚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不思著书年代先后，具有明徵，但有后人袭前人，未有前人袭后人者，孔子作春秋，在百年前，魏人作纪年，在百年后，犹之史记在汉书前，三国志在后汉书前，若有谓史公袭班书，陈寿袭范书，人未有不哑然笑者，杜氏之惑，何异于是，陆淳春秋纂例尝言之矣，或曰，若左氏非受经于仲尼，则其书多与汲冢纪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刘惠卿名贶，著书云，纪年序诸侯列会，皆举其谥，知是后人追修，非当世正史也，至于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皆夫子褒贬之意，而竹书之文亦然，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别有春秋一卷，全录左氏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故知此书按春秋经传而为之也，刘之此论当矣，且经书纪子伯莒子盟于密，左氏经改为纪子帛，传释云，鲁故也，以为是纪大夫裂之字，缘为鲁结好，故褒而书字，同之内大夫，序在莒子上，此则鲁国褒贬之意，而竹书自是晋史，亦依此文而书，何哉，此是明验，其中有郑庄公杀公子圣，春秋作段，鲁桓公纪侯莒子盟于区蛇，如此等数事，又与公羊同，其称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此则魏惠成王时，史官约诸家书，追修此纪，理甚明矣，观其所记，多诡异鄙浅，殊无条例，不足凭据而定邪正也，案刘贶陆淳皆唐人，曾见纪年全书，其说可凭，陆年辈后于刘知几，其说正可刘，以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为夫子褒贬之特笔，远胜刘说以为出琐语晋春秋矣，陆通经学，刘不通经，故优劣判然也。
论春秋家左传家当分为二如刘知几说
刘知几说春秋虽谬，犹知春秋左传之分，共论史体六家，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前二家经也，后二家史也，中二家左传国语，则在经史之间，是刘知几犹知春秋家与左传家，体例不同，当分为二，不当合为一也，古经传皆别行，据汉书艺文志与左传序孔疏具有明证，熹平石经公羊春秋，有传无经，汉时专主公羊，故直以公羊为春秋，后世孤行左传，又直以左传为春秋，公羊字字解经，经传相附，以公羊为春秋可也，左氏本不解经，经传不相附，或有经无传，或有传无经，以左氏为春秋不可也，唐人作五经正义，春秋主左氏传，公羊梁虽在中经小经之列，而习此二经者殆绝，唐时如啖赵陆兼通三传者甚少，如陈商能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史者，更别无其人矣，宋人刊十三经注疏，公称公羊梁，左氏称春秋左传，明以春秋专属左氏，而屏公于春秋之外，夫以公之字字解经者，不以春秋属之，左氏之本不解经者，独以春秋属之，宜乎学者止知有左氏传，不知有春秋经，圣人之作经为万世法者，付之若存若亡之列，洪迈容齐续笔，有绍圣废春秋一条云，五声本于五行，而徵音废，四渎源于四方，而济水绝，周官六黄所以布治，而司空之书亡，是固出于无可奈何，非人力所能为也，乃若六经载道，而王安石欲废春秋，绍圣中章子厚作相，蔡卡执政，遂明下诏罢此经，诚万世之罪人也，如洪氏说，彼悍然废春秋者，罪诚大矣，然亦岂非唐宋以来不尊春秋，有以阶之厉乎，宋人以春秋专属左传，由于唐作正义但取左传，汉人以礼经专属仪礼，而唐作正义但取礼记，故后世以礼记取士，论者讥其舍经用传，礼记体大物博，虽有解仪礼数篇之义，而非尽解仪礼，不得全谓之传，若左氏明春秋之传，传又不与经合，而后世左氏孤行，舍经用传，较之舍仪礼而用礼记者，盖有甚焉，王应麟困学纪闻，先列春秋，继以左传公羊梁，分别尚晰，学者当知如此分别，则经传部居不紊，不得以春秋专属左氏，而竟以左氏冒春秋，后之治左氏者，能诠择经义，解说凡例，可附于春秋家，若专考长历地名人名事实，或参以议论者，止可入左氏家，以与圣经大义无关，止可谓之史学，不得谓之经学也。
论孔子作春秋增损改易之迹可寻非徒因仍旧史
陈寿祺曰，窃观孟子方孔子作春秋，作之云者，虽据旧史之文，必有增损改易之迹，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孔子书之曰，卫侯ぅ出奔齐，晋文公召王而朝之，孔之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卒曰孟子卒，孔子书孟子卒，而不书夫人吴，此其增损改易之验，见于经典者也，华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晋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鲁春秋记晋丧曰，弑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孔子于春秋皆无异辞，此循旧而不改之验也，太子独记子同生，而不及子赤子野襄公，则知此为春秋特笔，以起不能防闲，文姜之失，妾母独录惠公仲子僖公成风，而略于敬嬴定姒齐归，则知此亦春秋特笔，以著公妾立庙，称夫人之始，有年大有年，惟见桓三年及宣十六年，盖承屡之后，书以示宰，王臣书氏，惟见隐三年及昭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盖兆世卿之乱王室，书以示讥，则其他之删削者夥矣，外大夫奔书字，惟见文十四年宋子哀，盖褒其不失职，外大夫见杀书字，惟见桓二年孔父，盖美其死节，公子季友公弟叔称字，季子高子称子，所以嘉其贤，齐豹曰盗，三叛人名，所以斥其恶，公薨以不地见弑，夫人以尸归见杀，师以战见败，公夫人奔曰孙，内杀大夫曰刺，天王不言出，凡伯不言执，与王人盟不言公，皆春秋特笔也，是知圣人修改之迹，不可胜数，善善恶恶，义逾哀钺，然后是非由此明，功罪由此定，劝惩由此生，治乱由此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苟徒因仍旧史，不立褒贬，则诸侯之策，当时未始亡也，孔子何为作春秋，且使春秋直写鲁史之文，则孟子何以谓之作，则知我罪我安所徵，乱臣贼子安所惧，锡瑞案陈氏引春秋书法，兼采三传，求其增损改易之迹，可谓深切著明，即此足见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其说近是而实不是，孔子作春秋非可凭空结撰，其承旧史是应有之事，鲁史亦非能凭臆捏造，其承赴告亦是应有之事，左氏家说本非全然无理，特后人视之过泥，持之太坚，谓春秋止是钞录旧文，尚不如汉书之本史记，后汉书之袭三国志，新五代史唐书之因旧五代史唐书，犹有增损改易之功，则春秋一书，于鲁史为重台，于左传为疣赘，宋人废之，诚不过矣，而春秋经岂若是乎。
论宋五子说春秋有特见与孟子公羊合足正杜预后以后之陋见谬解
宋五子于春秋无专书，而说春秋皆有特见，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而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程子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共微辞隐义，时措咸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张子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制，惟孟子为能知之，朱子曰，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左氏，得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又曰，三家皆非视见孔子，左氏不必解是邱明，又曰，杜预每到不通处，不云传误云经误可怪，是何识见，锡瑞案春秋始误于杜预，而极谬于刘知几，当以宋五子之说正之，其说与孟子公羊之旨合，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非即素王改制之旨乎，曰，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非即为汉定道之旨乎，邵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书，非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之旨乎，曰功过不相掩，非即善善从长之旨乎，程子曰，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非即作春秋垂空言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之旨乎，引行夏之时四语为证，非即损益四代，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之旨乎，张子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岂得如杜预云周公已有春秋凡例乎，曰，乃仲尼所自作，岂得如杜预云孔子多钞鲁史旧文乎，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与门人讲说，即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旨之意，而史记以鲁君子左邱明，列七十子口受传旨之外，则邱明不得口受，不当如刘歆轻口说而重传记矣，曰，三家皆非亲见孔子，公皆子夏弟子，未必亲见孔子，而作传之邱明，与论语之邱明，是一是二，古无明文，不必如刘歆云邱明亲见圣人，荀崧云邱明造膝亲受矣，程子云，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尤道尽杜预以后诸儒之陋见谬解，春秋经世，庄子尝言之矣，其义在孟子云，天子之事，公羊云，素王改制，其大者在三科九旨，杜预以后，不明此义，其高者以为惩恶劝善，仅同良史直书，其下者以为录旧增新，不过钞胥校对，其失由于专据左氏，不治公，于孔子所以为后王立法，以驯致太平者，全未梦见，孟子所称为天下一治，功可继群圣者，亦不致思，宋五子非春秋专门，未心深求公二传，乃独能知微言大义，不惑于杜预诸人浅陋之见，由其学识超卓，亦由此心此理之同，与古人不谋而合也，程子曰，大义炳如日星，朱子已引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以证之，至于微辞奥义，时措咸宜，程朱以为难知者，学者能研求公二传，当知之矣。
论断烂朝报之说不必专罪王安石朱子疑胡传燕疑公故于春秋不能自信于心
因学纪闻引王介甫答韩求仁问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之也，废春秋非其意，又林希逸曰，尹和靖言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介甫之言也，锡瑞案此诸说可为安石平反，然春秋之义，具在三传，安石过为高论，以三传不足信，则春秋不废而废矣，以春秋经为难知，何不深求三传，至于断烂朝报，则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者，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一年之中，寥寥数事，信手抄录，并无义例，则是朝报而已，不信公家一字褒贬之义，日月名氏爵号有不具者，皆为阙文，万六千余字，而阙文百数十条，则是朝服之断烂者而已，如杜预孔颖达之说春秋，实是断烂朝报，并不为诬，若不谓然，则当罪杜孔，不当罪宋人矣，困学纪闻又引朱文公亦曰，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王应麟引王介甫尹和靖二条，继引朱文公说，盖谓朱子亦以春秋为难知，与王介甫意同，案朱子所谓春秋义例，窥其一二大者，如成宋乱宋灾故，既引以证程子所云大义，又云知如书会盟侵伐，不过见诸侯擅兴自肆耳，书郊，不过见鲁僭礼耳，至于三卜四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如不郊犹三望，是不必望而犹望也，如书仲遂卒犹绎，是不必绎而犹绎也，如此等义，自分明，此朱子所云窥其一二者，朱子学最笃实，故于春秋之义，但言其分明可据者，若其义稍隐，或不见经而但见传，则皆不敢信据，当时盛行胡传，朱子语录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不合，这件事圣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圣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岂有许多忉怛，案胡传议论苛碎，多出公之外朱子惩胡传之苛碎，遂并不信公一字褒贬之义，以为必于一字一辞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圣人只是直笔据见在而书，则仍惑于杜预孔颖达，而与孟子程子之说不合矣，朱子谓春秋自难理会，足见朱子矜慎，远胜强不知为知者，但亦有矜慎太过处，胡传不可尽信，而公近古则可信，能深考公羊之微言大义，参以梁之例，又参以左氏所载事实，亦不以得十之七八，朱子谓须是己之心，果与圣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断他所书之旨，则圣人往矣，安得复有圣人，以朱子之贤，犹不敢自信，安得复有自信，与圣人神交心契者，春秋一经，将沈霾终古矣，公羊疏引闵因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庄七年传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朱子病二书之不传，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夫二书不得见，学者无如何也，三传犹幸存，学者所当信也，亦何必矜慎太过，而不措一辞乎。
论据朱子之说足证春秋是经非史学春秋者当重义不重事
朱子曰，前辈做春秋义，言辞虽粗率，说得圣人大意出，如二程未出时，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他们说经，虽是甚有疏略处，观其推明治道，直是懔懔可畏，春秋本是严底文字，圣人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遂以二百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一字不敢胡乱下，又林问先生论春秋一经，本是正谊明道，权衡万世典刑之书，如朝聘会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为之详略，或书字，或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后之学春秋，多是较量齐鲁短长，自此以后，如宋襄晋悼等事，皆是论霸事业，不知当时为王道作耶，为霸者作耶，若是为霸者作，则此书岂足为义理之书，曰，大率本为王道正其纪纲，看以前春秋文字虽粗，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谊道理，尚可看，近来止说得伯业权谲底意思，更开眼不得，此义不可不知，锡瑞案，据朱子之说，可知学者当以春秋为经，不当以春秋为史，当重春秋之义，不当重春秋之事，谓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即借事明义也，谓一字不敢胡乱下，即一字褒贬也，谓书字书名，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亦即一字褒贬之旨，正谊明道，权衡万世，惟在春秋一经，若置经而求传，舍义而论事，则不过较量齐鲁之短长，宋襄晋悼之霸事而已，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是春秋所以承王者之迹，故孟子断之曰，天子之事，若夫鲁之旧史，止有其事，则齐桓晋文，而无其义，故孔子裁之以义曰，共义则丘窃取之矣，春秋是经不是史，重义不重事，妈孔子孟子之言，足以证之，左氏叙事详而释义略，仍如鲁史其事共文之旧，非但侈陈桓文，春秋虽褒桓文，实与而文不与，孟子深于春秋，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盖裁之以义，不当侈陈其事，并晋悼之霸，亦侈陈之，何劭公不许晋悼之霸，郑君以为乡曲之学，深可忿疾，不知桓文之事，犹无足道，何论晋悼，以郑君之学而所见如此，何怪后之学者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用啖助语，或且乐道阴谋诡计，如魏禧作左传经世，又纂左氏兵谋兵法，以张其，与春秋无义战之旨，全然相反，正朱子所谓止说得伯业权谲，更开眼不得者，试思春秋为王道作，岂专论伯事者哉，朱子云，以前文字虽粗，即指胡安定孙泰山诸人，胡书不传，孙氏尊王发微论虽近苛，尚能比附春秋之义，以共重义不重要，是经不是史，故文字虽粗，而与圣人之旨犹近也，后来止说伯业权谲，虽由其人识见卑陋，亦由专主左氏，不知有春秋经，而其流弊遂至于此，以其重事不重义，是史不是经，故议论猥多，而与圣人之旨愈远也，学春秋者，观朱子之论，可以审所去取矣。
论杜预专主左氏似乎春秋全无关系无用处不如啖赵陆胡说春秋尚有见解
凡书必有关系，有用处，然后人人尊信诵经，若无关系，无用处，虽间存于一二好古之士，而尊信诵习者鲜矣，汉人之尊春秋，在易诗书之上，一则以为诸经，止是孔子赞修，不如春秋为孔子手作，二则孔子赞修诸经之旨，未甚著明，不如孔子所作之春秋，微言大义，显然可见，三则诸经虽为后世立法，亦不如春秋素王改制之显，故为汉定道，多专属之春秋，且多引春秋以决时事，是汉人以春秋为有关系，有用处，人人尊信诵习，由专主公羊之故也，及左氏传出而一变，左氏自成一家之书，亦未尝与公羊抵牾，而偏护古文者，务张大其说，以异今文，自刘歆韩歆欲以左氏立学，为今文博士所排，仇隙愈深，反对愈甚，贾逵已将臆造之说，为左氏之说，以斥公羊，而解左氏，犹采公，至杜预出，乃尽弃二传，专执韩宣周礼在鲁一语，以左氏传五十凡例，尽属周公，孔子止是钞录成文，并非褒贬笔削，又安得有微言大义，与立法改制之旨，故如杜预所说，春秋一经，全无关系，亦无用处，由于力反先儒之说，不信汉儒之论，不顾孟子之文，以致圣人所作之经，沈废搁弃，良可浩欢，啖助在唐时，已云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玩其文采，如览史籍，不复知有春秋微旨，盖左氏传本是史籍，并无春秋微旨在内，止有事实文采可玩，自汉以后，六朝及唐皆好尚文辞，不重经术，故左氏传专行于世，春秋经义，委之榛芜，啖赵陆始兼采三传，不专主左氏，推明孔子褒贬之例，不以凡例属周公，虽未能上窥微言，而视杜预孔颖达，以春秋为录成文而无关系者，所见固已卓矣，宋儒通学啖赵遗风，至程子出，乃于孔子作春秋为后王立法之意，有所窥见，其春秋传自序曰，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后，论春秋者鲜知此义，惜其传作于晚年，略举大义，襄昭以后尤略书，止二卷，胡安国师程子，其作传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子之说为据，本晁陈二氏之说，其序曰，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已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锡瑞案胡氏以典庸礼命德讨罪，为天子之事，又云仲尼以为己任，足以发明春秋素王之义，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尤足证明春秋借事明义之旨，假鲁史以寓王法，即王于鲁也，拨乱世反之正，亦公羊之文也，胡氏尊孟子，故能信公羊，惜其传不能笃守公羊，故虽窥见微言，未尽原本古义，间涉穿凿，不惬人心，而视前儒以春秋为空言而无用处者，其见为更卓矣，近汉学家不取通学，啖赵陆胡皆致不满，窃谓诸家虽非专门，然犹知春秋有关系，有用处故其所著之书，体例虽杂，犹于春秋有关系，有用处，若专主左氏者，专执杜孔之说，并不知春秋有关系，有用处，则其所Ａ１５之书，考证虽详，亦于春秋无关系，无用处也。
论春秋一字褒贬不得指为阙文
郑樵曰，诸儒之说春秋，有以一字为褒贬者，有以为有贬无褒者，有以为褒贬俱无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者，意在于推尊圣人，其说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有贬无褒者，意在于列国之君臣也，其说出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故学者因而得是说出，谓春秋无褒贬者，意在于矫汉儒，其说出于竹书纪年所书，案此即刘知几之说，前已辨之，载郑弃其师齐人歼于遂之类，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虽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泥，泥一字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二字，皆挟剑戟风霜，圣人之意，不如是之劳顿也，泥于有贬无褒之说，则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书，圣人不如是之惨刻也，泥于无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为琐语小说，圣人又未尝无故而作经也，顾栋高曰，郑氏之言极是，圣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尝无褒贬，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贬耳。案此正同朱子之说。孟子明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如以为无褒贬，则是有文事而无义也，如此则但有鲁之春秋足矣，孔子更何用作春秋乎，近日有厌支离之说，而竟将春秋之褒贬抹去者，矫枉过正，亦非圣人之意，有以春秋为有笔无削者，是即无褒贬之说也，夫未修之春秋，即不可得见，而左氏之书具在，于襄公亲送葬楚子，昭公昏于吴，岂有不遣卿大夫往会吴楚葬之理，而终春秋吴楚之葬不书，此削之以示义也，襄公葬楚子不书，而于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见之，昭公昏于吴不书，而于哀十二年书孟子卒见之，此削之以示讳也，又如十二公之纳币逆夫人，鲁史皆书，而春秋于僖公襄公不书，此所谓合礼不书也，世子生皆书，而春秋止书子同生，此所谓常事不书也，此皆其显然可见者，如以为有笔无削，则春秋竟是一部钞胥，何足以为经世大典乎，锡瑞案以春秋为一字褒贬，公之古义也，以为有贬无褒，孙复之新说也，以为褒贬俱无，后世习左氏者之{卫足}言也，郑樵并三传皆不信，故于三说皆不取，其不取后二说是也，不取前一说非也，春秋一字之褒，一字之贬，两汉诸儒及晋范宁皆明言之，左氏孤行，学者不信公，于是春秋或日或不日，四时或具或不具，或州或国或氏或人或名或字或子之类，人皆不得其解，圣人岂故为是参差以贻后世疑惑乎，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非字字有褒贬之义，安得有数千之旨，若如杜预孔颖达说，其不具者，概为阙文，则断烂朝报之讥，诚不免矣，顾氏于春秋用功深，大事表一书，实出宋章冲程公说之上，惟其春秋之学，专主左氏，惑于杜孔之说，故以郑氏为是，其春秋阙文表于一字褒贬之处，皆以为偶阙，且谓此皆公倡之，而后来诸儒，如孔氏颖达啖氏助赵氏匡陆氏淳孙氏复刘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复大炽于宋之中叶者，盖亦有故焉，自诸儒攻击三传，王介甫遂目春秋为断烂朝报，不立学官，文定反之，矫枉过正，遂举圣经之断阙不全者，皆以为精义所存，复理公之故说，而吕氏东莱叶氏少蕴张氏无德诸儒，俱从之，由是春秋稍明于唐以后者，复晦昧于宋之南渡，岂非势之相激使然哉，夫蔑弃圣人之经，与过崇圣人之经，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圣人垂世立教之心，则一也，案顾氏之说非是，断烂朝报之说起而春秋废，正由说春秋者阙文太多之故，南宋诸儒力反其说，如胡文定者，其穿凿或出公之外，诚未免求之过深，然文定之深文不可信，而公之故说则可信，文定反断烂朝报之说，顾氏以为矫枉过正，顾氏反文定一字褒贬之说，以圣经为断阙不全，则仍是断烂朝报之说矣，独不为矫枉过正乎，春秋经惟夏五伯于阳，实是阙文，其余后世以为阙者，皆有说以处之，并非断阙不全，如文定之说，犹不失为过崇圣经，如顾氏之说，已不免于蔑弃圣经矣。黄泽曰，屈经申传者，杜预辈是也，屈传申经者，若胡文定诸公是也。
论经史分别甚明读经者不得以史法绳春秋修史者亦不当以春秋书法为史法
刘敞曰，传曰，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杜氏曰，掩恶扬善，义存君亲，皆当时臣子率意而隐，故无浅深之准，非也，传所云者，似言仲尼作春秋，改旧史，有所不书之意也，非当时史官以讳为礼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孙谓庄公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此曹之言，以为御孙，误，以御孙之说论之，君之不法，无所不书也，既无所不书，则是讳国恶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为之臣子，率意为君父讳，非也，臣子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亲，如此，国史为无有实事，皆虚美也，谓之史可乎，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产于石必也，而石不可谓之玉，披沙取金，金之取于沙必也，而沙不可谓之金，鲁国之史，贤人之记，沙之与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笔，金之与玉也，金石必待拣择追琢而后见，春秋亦待笔削改易而后成也，谓春秋之文，皆旧史所记，无用仲尼者，是谓金石不待拣择追琢而得，非春类矣，锡瑞案刘氏分别经史，义极精确，即以左氏传义，杜预经出旧史之非，尤足以关其口，春秋是为万世作经，为后人立法，圣人待笔，空前绝后，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书，前古未见，本张横渠说，则不得谓前有所承，后莫能继，则不得云后人可续，乃后之读经者，既不知圣人所作是经，而误以史法绳之，于是经义乱，如刘知几惑经申左之类。后之修史者，又不知非圣人不能作经，而误以史书拟之，于是史法亦乱，如沈既济之类，司马迁班固，世称良史，所著史记汉书，多得春秋之义，然其书不敢学一字褒贬，只是据事直书，扬雄准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而不敢拟春秋，王通始拟春秋作元经，论者以为宋阮逸伪作，盖隋以前犹知古义，唐宋以下，议论始繁，唐沈既济书中宗曰，帝在房陵，孙甫范祖禹用其说，以春秋公在乾侯为比，程迥之曰，春秋书王在畿内，曰居于狄泉，出王畿，曰出居于郑，诸侯在境内，曰公居于郓，出境，曰公在乾侯，唐鉴用春秋书法，中宗则宜曰帝居房陵，不宜曰在，案程氏之是矣，而未尽也，敬王与王子朝，虽有东王西王之称，士伯问介众而辞王子朝，则当时皆推戴敬王，襄王之出居郑，诸侯推戴，更无异说，是春秋书天王据实直书也，昭公出奔在外，鲁国未别立君，平子每岁贾马，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士鞅以为季孙事君如在国，齐晋诸国亦皆以君礼待之，景公曰，孰君而无称，是春秋书公，亦据实直书也，若唐中宗已废为庐陵王，武后自称则天皇帝，今书庐陵王曰帝，则唐有两帝矣，若夺则天之帝以与庐陵，则不据实直书，而变乱当时之事实，虽圣人有所不敢矣，乾侯晋地，故书在，与公在楚同义，房陵唐地，不当引以为比，唐鉴书帝在东宫，尤不可通，非止刘知几貌同心异之诮，钱大昕已辨之，欧阳修五代史朱子纲目，亦有此失，纲目书莽大夫扬雄死，钱大昕亦已辨之，王鸣盛论五代史曰，欧公手笔诚高，学春秋正是一病，春秋出圣人手笔，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引薛应宋元通鉴义例云，春秋诸侯而或书其名，大夫而或书其字，或生而书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论者以为夫子之褒贬，于是焉在也，夫春秋大义，炳如日星，而其微词变例，美恶不嫌同辞，有非浅近之所能推测者，后人修史，辄从而拟之，不失之迂妄，则失之鄙陋，又论孙甫唐史论断云，观其自序欲效春秋书法，以褒贬予夺示劝戒，幸其书亡若存，徒汨乱学者耳目，大抵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夺，读史者宜详考其事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宋人略通文义，便想著作传世，一涉史事，便欲法圣人笔削，此一时习气，王氏此说，切中作史者妄拟春秋之弊，皆由不知春秋是经不是史，经非可僭拟者也。黄泽曰，作史惟当直书为得体，夫子春秋，只借二百四十二年，以示大经大法于天下，故不可以史法观之。
论春秋权衡左氏及杜解多精确公则未得其旨
刘敞曰，前汉诸儒，不肯为左氏学者，为其是非谬于圣人也，故曰左氏不传春秋，此无疑矣，然为左氏者皆耻之，因共护曰，邱明受经于仲尼，此欲以自解免耳，其实非也，何以言之邪，仲尼之时，鲁国贤者无不从之游，独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经作传者，岂得不在弟子之籍哉，岂有受经传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观之，仲尼未尝授经于邱明，邱明未尝受经于仲尼也，然邱明所以作传者，乃若自用其意说经，以旧章凡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见成败耳，其褒贬之意，非邱明所尽也，以其不受经也，学者可勿思之哉，杜氏序曰，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此未尽也，苟唯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其余皆因而不改，则何贵于圣人之作春秋也，而传又何以云非圣人莫能修之乎，大凡左氏本不能尽得圣人春秋之意，故春秋所有义同文异者，皆没而不说，而杜氏患苦左传有不传春秋之名，因为作说云，此乃圣人即用旧史尔，观邱明之意，又不必然，按隐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经，颇亦殷勤，故克段于鄢传曰，不言出奔，难之也，不书城郎，非公命也，不书之例，一年之中凡七发，明是仲尼作经，大有所删改也，岂专用旧史者乎，又曰，大率左氏解经之蔽有三，从赴告，一也，用旧史，二也，经阙文，三也，按史虽待赴告而录，然其文非赴告之词也，春秋虽据旧史而作，然其义非旧史之文也，简牍虽有阙失，其史非圣人所遗出，如谓史之记从赴告而已，则乱臣贼子何由而惧，如谓春秋用旧史而已，则何贵于圣人之笔削也，且春秋书良霄入于郑，郑人杀良霄，栾盈入于晋，晋人杀栾盈，其文同也，至哀十四年，非仲尼所修矣，其记陈宗竖入于陈，陈人杀之，明史之所记，与仲尼之所修异矣，又仲尼所修，无记内邑叛者，哀十五年独记成叛，此亦史文不与仲尼相似，仲尼不专用史文验出，如谓经之阙文，皆圣人所遗者，苟传有所说而不与经同，尽可归过于经，何赖于传之解经哉，故春秋者，出于旧史者也，而春秋非旧史之文也，旧史者，出于赴告者也，而旧史非赴告之辞也，传者，出于经者也，而传非经之本也，今传与经远，是本末反矣，锡瑞案刘氏春秋权衡，为世所称，以愚观之，惟左氏传及杜预集解，说多精确，盖左氏传事不传义，本无所谓义例，杜氏传会，多不可据，故刘氏所多中肯，公二传，各有义例，非会通全经之旨，必至多所窒碍，诚能融会贯通，则人所见为窒碍者，皆有说以处此，枚乘曰，铢铢而积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专求字句，则多见窒碍，此所谓铢铢而积，寸寸而度也，会通全文，则少所窒碍，此所谓石称丈量，径而寡失也，春秋是孔子所作一部全书，其中又有非常异议，若不大通义例，粗究微言，则但能见浅而不能见深，凡所为三科九旨，一字褒贬，时月日例之类，皆以为横生枝节，妄立异端，不知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义正在此，不达乎此，则虽知经承旧史之谬，而不知圣人作经以教万世，其异于旧史者，究竟安在，经史之异，岂仅在一字一句间乎，刘氏博学精识，而春秋非专门，故虽知左氏杜预之非，而未晓公二传之是，其所多字句琐细，不关大义，其大义明著者，又或诳而不信，故权衡一书，左氏及杜预者多可取，驳二传者可取甚鲜，其合并三传为刘氏传，尤近童牛角马，郑伯克段一事，陈澧已驳其非。
论吕大圭以后世猜防之见疑古义宋儒说经多有此失
吕大圭曰，公羊论隐公之贵贱，而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夫谓子以母贵可也，谓母以子贵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长后世妾母陵僭之祸者，皆此言基之也，梁论世子蒯聩之事则曰，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启后世父子争夺之祸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赵鞅归于晋，公皆曰，其言归何，以地正国也，后之臣子，有据邑以叛，而以遂君侧之小人为辞者矣，公子结媵妇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之可也，后之人臣，有事异域，而以安社稷利国家自诿者矣，祭仲执而郑同，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则以为合于反经之权，后世盖有废置其君如奕棋者矣，圣人作经，本以明其理也，自传者学不知道，妄为之说，而是非易位，义利无别，其极于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为仇，为大臣而称兵以向阙，出境外而矫制以行事，国家易姓，而为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无所愧，君如武帝，臣如隽不疑，皆以春秋定国论，而不知其非也，此其为害甚者，不由于叙事失实之过哉，故尝以为三传要皆失实，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为说，而说之缪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举其二，而何休之缪为尤甚，元年春王正八，公羊不过曰君之始年尔，何休则曰，春秋纪新王受命于鲁，滕侯卒不日，不过曰滕微国而侯不嫌也，而休则曰，春秋王鲁，隐公以为始，黜周王鲁，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诬圣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称弟，母兄称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休从为之说曰，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于群公子也，使后世有亲厚于同母弟，而薄于父之枝叶者，未必不由斯言启之，公羊曰，立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此言固有据也，而何休乃为之说曰，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使后世有惑于质文之异，而嫡庶互争者，未必非斯语祸之，其释会戎之文则曰，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谓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释天王使来归之义则曰，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谓有不纯臣之义可乎，锡瑞案宋儒不信古义而好驳难，是一时风气，不足怪，其最不可训者，则误沿当时猜防疑忌之习，反以古训为助乱之阶，非止上诬古人，且恐下惑后世，胡安国春秋传，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于南宋初，切中时势，而解帅师之类，以权臣主兵为大戒，王夫之论之曰，王之尊，非唯喏趋伏之可尊，夷之攘，非一身两臂之可攘，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矣，王氏之驳胡传诚非苛论，宋惩黄袍加身之事，首夺将帅之权，子孙传为家法，贤者限于习俗，南宋之初，欲雪国耻，王赖师武臣力，乃诸将稍稍振起，秦桧夺其兵而杀之废之，胡氏与桧薰犹不同，而误加推荐，盖由于议论之偶合，而实因经义之不明，岳侯之死，虽未可以咎胡，而解经不精，以致误国，亦有不得辞其咎者，吕氏此论，多以后世之乱，归咎汉人，不知汉人但解经义，何能豫防后世之乱，奸人引古籍口，何所不至，曹丕自比舜禹，岂得以舜禹禅让为非，王莽自比周公，岂得以周公居摄为误，废君者自比伊尹，岂得疑伊尹为篡，反上者自比汤武，岂得疑汤武为弑乎，若以僭上陵尊，相夷为仇，归咎公，孔子作春秋时，已有弑君父者，亦公为之乎，黜周王鲁，变文从质，母弟称弟，母以子贵，亲亲立弟，尊尊立孙，公羊虽不皆有明文，董子当公羊初著竹帛之时，其书已有明文，吕氏但责何休，而不知其本于董子，是董子书并未得见，何足以言春秋义乎，来者勿拒，去者勿追，并无语弊，吕以为非，将来者拒之，去者追之乎，王者诸侯分土，有不纯臣之义，封建时本如是，岂可以一统时世并论乎，容斋随笔有二传误后世一条，以左氏大义灭亲公羊母以子贵并论，与吕氏所见同。
论黄泽赵汸说春秋有可取者而误信杜预仍明昧参半
黄泽曰，春秋以前，礼法未废，史所书者，不过君即位，君薨葬，逆夫人，夫人薨葬，大夫卒，有年无年，天时之变，郊庙之礼，诸侯卒葬，交聘会朝，大抵不过如此尔，无有伐国围城，入某国某邑等事也，其后礼法既坏，史法始淆乱，如隐公元年除书及邾宋盟，公子益师卒外，其余皆失礼之事，如不书即位，是先君失礼，为鲁乱之本，郑估克段，是兄不兄，弟不弟，天王归仲子之，则失礼显然，祭伯来则不称使，举一年如此，则二百四十二年可知，如此则夫子春秋安得不作，锡瑞案黄氏之说甚是，据此可见春秋凡例，必不出自周公，周公时天子当阳，诸侯用命，必不容有伐灭围入等事，故柳宗元陆淳皆有此疑，黄氏所见，与柳氏陆氏同，而说加详，然则韩宣之单辞，杜预之谬解，不当以汨乱春秋明矣，乃黄氏既知此义，又曰，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遗法，故韩宣子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书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此时未经夫子笔削，而韩宣子乃如此称赞者，见得鲁之史，与诸国迥然不同故也，案黄氏前后之说，大相矛盾，谓凡例本周公遗法，然则伐灭围入，周公之时已有之乎，鲁史与诸国迥然不同，然则孟子云，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又何说乎，此等皆由惑于杜预之说，先人为主，故虽于春秋有所窥见，而其说半明半昧，凡经学所以不明者，由为前人之说所压，不知前人与前人说各不同，有是有非，所当审择，其审择是非之法，当视前人之年代先后，与其人之贤否，如杜预解春秋，与孟子全然反对，以年代论，则孟子在五年余年之前，杜预在一百余年之后，以贤否论，则孟子为命世亚圣，杜预为党逆乱臣，其所说之是非，自不待辨而决，而自杜解孤行之后，学春秋者误守其说，尽反孟子之说以从之，黄氏于春秋，自谓功力至深，亦未能免此失，所以一知半解，间有所窥，而大义微言，终不能喻也，其徒赵汸说春秋，亦得失互见，大率本其师说。黄氏谓孔子非史官，何由得见国史，盖鲁之史官，以孔子是圣人，乃禀君命使其刊正，又谓公羊氏五世传春秋，左氏增年传文，亦当其子孙所续，故通谓之左氏传，二说皆有思想，而无所依据。
论赵汸说春秋策书笔削近是孔广森深取其书而亦不免有误
赵汸春秋集传序曰，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策书之例十有五，一曰，君举必书，非君命不书，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三曰，纳币逆夫人，夫人至，夫人归，皆书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丧不书，葬不用夫人礼则书卒，君见弑则讳而书薨，五曰，子生则书之，公子大夫在位书卒，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纳币，来逆，女归，娣妇，来媵，致女，卒葬，来归，皆书，为大夫妻，书来逆而已，七曰，时礼时田，苟过时越礼则书之，军赋改作逾制，亦书于策，此史氏之录乎内者也，八曰，诸侯事有命告则书，崩卒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九曰，虽伯主之役令，不及鲁，亦不书，十曰，凡诸侯之女行，惟王后书，诸侯，虽告不书，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则告，告则书，此史氏之录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王臣有事为诸侯，则以内辞书之，十三曰，大夫已命书名氏，未命书名，微者名氏不书，书其事而已，外微者书，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将尊师众称某帅师，君将不言帅师，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外灾告则书之，此史氏之通录乎内外者也，笔削之义有八，一曰存策书之大体，凡策书之大体，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薨葬，曰孙，曰夫人归，曰内女卒葬，曰来归，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盟会，曰出师，曰国受兵，曰祭祀狩，越礼军赋，改作逾制，外诸侯卒葬，曰两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类，其书于策者，皆不削也，二曰假笔前以行权，春秋拨乱经世，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书者笔之，不书者削之，其笔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异，公行不书致之类也，或略常以明变，释不朝正内女归宁之类也，或略彼以见此，以来归为义，则不书归，以出奔为义，则杀之不书之类也，或略是以著非，诸侯有罪及劝王复辟不书之类也，或略轻以明重，非有关于天下之故不悉书是也，三曰变文以示义，春秋虽有笔有削，而所书者皆从主人之辞，然有事同而文异者，有文同而事异者，则予夺无章，而是非不著，于是有变文之法焉，将使学者即其文之是非详略以求之，则可别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实之际，亦变文也，正必书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名氏，四夷大者称子，此春秋之名也，诸侯有王而伯者兴，中国无伯而夷狄横，大夫专兵而诸侯散，此春秋之实也，春秋之名实如此，可无辨乎，于是有去名以全实者，征伐在诸侯，则大夫将不称名氏，中国有伯，则楚君侵伐不称君，又有去名以责实者，诸侯无王，则正不书王，中国无伯，则诸侯不序君，大夫将略有恒称则称人，五曰谨华夷之辨，亦变文也，楚至东周强于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兴，以攘为功，然则自晋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国，俄而入陈围郑平宋，盟于蜀，盟于宋，会于申，甚至伐吴灭陈蔡，假讨贼之义，号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书楚事，无不一致其严者，而书吴越与徐，亦必与中国异辞，所以信大义于天下也，六曰特笔以正名，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然祸乱既极，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变文犹不足以尽义，而后圣人特笔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变文虽有损益，犹曰史氏恒辞，若特笔则辞旨卓异，非复史氏恒辞矣，七曰因日月以明类，上下内外之无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尽见，则又假日月之法区而别之，大抵以日为详，则以不日为略，以月为详，则以不月为略，其以日为恒，则以不日为变，以不日为恒，则以日为变，甚则以不月为异，其以月为恒，则以月为变，以不月为恒，则以月为变，甚则以日为异，将使属辞比事以求之，则笔削变文特笔，既各以类明，而日月又相为经纬，无微不显矣，八曰辞从主人，主人谓鲁君也，春秋本鲁史成书，夫子作经，唯以笔削见义，自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见，故曰辞从主人，此八者实制作之权衡也，锡瑞案赵氏分别策书笔削，语多近是，春秋属辞，本此立说，孔广森深取其书，惟其收学非专门，仍有未尽是者，如隐公不书即位以成公意，桓公书即位以如其意，公薨以不地见弑，公夫人出奔曰孙，凡此等皆春秋特笔，未必鲁史有此书法，赵氏以为存策书之大体，是犹惑于杜预之说又信其师黄泽臆撰孔子奉君命修国史之文，不知圣人口授微言，实是私修而非官书，不信古义，而臆造不经，故其所著集传属辞，仍不免有误也。
论王正月是周正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朱子已正之
春秋王正月，三传及三传之注，皆云周正建子之月，左氏传加一周字，云元年春王周正月，孔疏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不同，正是时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时王之正月也，左氏之增一字，可谓一字千金，孔疏解释详明，自宋以前，皆无异义，胡安国春秋传，始有夏时冠周月之说，云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朱子曰，某亲见文定家说，文定春秋说夫子以夏时冠周月，以周正纪事，谓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时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证得个行夏之时四年字，据今周礼有正月，有正义，则周实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谓行夏之时，只是为他不顺，欲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黄泽曰，近世士大夫，多辟春春秋用周正之说，以为时不可改，甚者至以为月亦不可改，如七八月之间旱，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赵岐释以周正，晦亦从赵岐，而近世说者以赵岐为非，则是并晦皆非之矣，此是本无所见，而妄生事端，以疑惑圣经，为害不细，前世士大夫学问，未见有如此者，锡瑞案春秋本鲁史旧文，鲁史奉周王正朔，王正月之为周正，无可疑者，孔子作春秋述时事，必不擅改周历，以致事实不明，春秋之书无冰皆在春，此周正也，若夏正则春无冰何足为异，又书冬十月陨霜杀菽，此周正也，若夏正则十月陨霜，何足为异，十月亦未必有菽，僖公三年自去冬十月不雨至春，书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至六月雨，若夏正则六月建未之月，历三时不雨，至六月不得耕种矣，惟六月为周正建已之月，得雨犹可耕种，故春秋是年不书旱，亦不书饥，传曰，不为灾也，此显有可据者，乃胡氏诸人，好逞异说，此宋人说经，所以多不可从，朱子不以胡传为然，此朱子在宋儒之中，所以为最笃实，乃其弟子蔡沈解尚书，以为商周不改月，不守师说，殊不可解，春秋为后王立法，汉儒以为素王改制，实有可据，而后人必不信，春秋虽为后王立法，不能擅改时王正朔，宋儒以为夏时冠周月，实不可据，而后人反信之，是末师而非往古，岂非颠倒之甚。
论三传皆专门之学学者宜专治一家又各有所从入
汉十四博士今文之学，今多不传，施孟梁邱京易，欧阳夏侯尚书，齐鲁韩诗，皆已亡佚，惟公羊春秋犹存，梁亦存全书，此天之未丧斯文也，而自左氏孤行，二传虽存若亡，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已云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幸而唐人虽以左氏列于五经，而公羊为中经，梁为小经，亦用之以取士，故士子习者虽少，见李元璀杨所奏，而书犹不至亡，啖赵陆兼采之以作纂例，宋人沿啖赵陆之派说春秋，多兼采公，故未至如韩诗之亡于北宋，惟宋尚通学，不主专门，合三传为一家，是合五金为一炉而冶之，合三牲鲁腊为一鼎而烹之也，春秋是一部全书，其义由孔子一手所定，比诗书易礼不同，学春秋必会通全经，非可枝枝节节而为之者，若一条从左氏，一条从公羊，一条从梁，一条从唐宋诸儒，虽古义略传，必不免于春秋失乱之弊，故春秋一经，尤重专门之学，国朝稽古，汉学中兴，孔广森作公羊通义，阮元称为孤家专学，然其书不守何氏义例，多采后儒之说，又不信黜周王鲁科旨，以新周比新郑，虽有华路蓝缕之功，不无买椟还珠之憾，惟何氏解诂与徐疏，简奥难读，陈立书又太繁，治公羊者可从通义先入，再观注疏，常州学派多主公羊，庄存与作春秋正辞，传之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诸人，凌曙作董子繁露注，其从陈立作公羊义疏，治公羊者，当观凌曙所注繁露，以求董子大义，乃刘逢禄所作释例，以求何氏条例，再鉴陈立义疏以求大备，斯不愧专门之学矣，许桂林作梁释例，柳兴恩作梁大义述，钟又作梁补注，亦成一家之言，梁不传三科九旨，本非公羊之比，惟其时月日例，与公羊大同小异，详略互见，可以补公羊所未及，治梁者，先观范解杨疏，及许桂林释时月日例，许书简而有法，如公子益师卒传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晋也，何休废疾，已引公子牙季孙意如何以书卒难之，郑君所释，亦不可通，许据左氏公不与小敛，谓不与小敛即是恶，乃得其解，柳兴钟文皆据梁谨始，谓隐公之让，为不能正始，柳兴恩至以乱臣贼子斥隐公，夫以让国之贤君，而斥为乱贼，则篡弑之桓公，将何以处之乎，春秋善善从长，必不如此深刻，梁恶桓而善隐，其义亦不如此之刻也，梁义例，多比附公羊，故治梁不如治公羊，治公羊乃可兼采梁，如梁桓二年传或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是比附公羊故宋而失其旨之证，成九年传不言战，以郑伯也，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是比附公羊为亲者讳而失其旨之证，春秋为亲者讳惟鲁，昭二十一年传，东者东国也，曰东，恶之而贬之也，是比附公羊讥二名而失其旨之证，若左氏不传春秋，亦有讥二名之说，云先名武庚，乍名禄父，则尤不知而强说者，治左氏者，先观杜解孔疏，再及李贻德贾服辑述，以参考古义，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综览事实，然亦只是左氏一家之学，于春秋之微言大义，无甚发明。
论俞正燮说春秋最谬乃不通经义不合史事疑误后学之妄言
近人说春秋者，俞正燮为最谬，其公羊传及注论曰，公羊传者，汉人所致用，所谓汉家自有法度，奈何言王道，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谓之经义，汉人便之，谓之通经致用，锡瑞案汉家自有制度，乃宣帝之言，宣帝好梁，非尊公羊者，通经致用，乃西汉今文之学，简明有用，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非止春秋一经，俞云公羊集酷使佞臣之言，酷吏似指张汤，佞臣似指公孙宏，史记酷吏列传曰，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不狱，欲传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又曰，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宏数称其美，又平准书曰，自公孙宏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据史记则宏汤希世用事，见公羊传有贬绝之义无将之诛，傅会之以行惨酷之法，要非公羊所能逆料，俞氏以为公羊罪案，则庄子云，儒以诗礼发冢，可以发冢归罪诗礼，王莽动周官，可以王莽归罪周官乎，公羊传由胡毋生著竹帛，公孙宏受学胡毋生，则公羊成书，必不在宏汤用事之后，据俞氏说，似作公羊传者集宏汤之言为之，年代不符，甚不可通，若酷吏佞臣不指宏汤，则胡毋生之前，酷吏佞臣为何人，更无可据，汉书董仲舒传曰，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后汉书应劭传曰，故胶西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三事，动以经对据，此则张汤用法尝询仲舒，《汉?艺文志》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久亡，《通典》、《六帖》、《御览》共载六事，引《春秋》义以断当时之狱，多以为某人罪不当坐，盖以汉法严酷，持议多归仁恕，与宏汤之惨刻异趣，《繁露?郊祀》封仲舒答张汤问凫鹜之类，亦不尽属刑法，则不能以张汤之法，归咎仲舒，尤不能归咎公羊矣。三科九旨，《繁露》书明言之。俞云，董仲舒未敢言而心好之，故陷吕步舒之狱，以俞氏之博，似并未见繁露，殊不可解，何休解诂曰，自王者言之，屈远世子在三公下，引礼丧服为证，何氏解礼即不当，亦无关春秋大义，俞以此为何氏罪案，谓以己得公府掾之故，论古人当平心静气，不当锻炼以入人罪，必欲深文锻炼，谓何氏因己为公府掾，故崇重三公，亦安知俞氏非因己为时相所扼，故卑抑三公乎，俞为董诰所扼，不得进士，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公羊家说与孟子合，若左氏家说经承旧史，无素王之法，则天子之事安在，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如其说，则君无道，而弑君之臣无罪，传文于殉君之礼父荀息，并无褒辞，而弑君之赵盾栾书，反加称许，且有君臣无常位之言，左氏据事直书初无成见，杜预张大其说，与春秋之义相反，是春秋成而乱臣贼子喜矣，如俞氏说，不亦可云左氏集乱臣贼子之言，谓之经义乎，俞乎曰，左氏，万世之书也，公羊传，汉廷儒臣通经致用干禄之书也，何休所说，汉末公府掾致用干禄之书也，请为更正之曰，公羊传，经学也，一字褒贬，孔子作春秋之义，本如是也，左氏传，史学也，据事直书，不立褒贬，虽不传春秋，而书不可废也，俞氏所说，乃不通经义，不合史事，疑误后学之妄言也。
论春秋明王道绌诈力故特褒宋襄而借以明仁义行师之义
尝读春秋而有感焉，春秋据乱，而作乱莫甚于战争，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今据公羊之传，推孟子之义，而知孟子之善说春秋也，春秋始于隐，隐二年无骇帅师入极，传曰，何以不氏，疾始灭也，然则后之灭人国者，皆春秋之所疾矣，四年莒人入杞，取牟娄，传曰，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然则后之取人邑者，皆春秋之所疾矣，桓七年焚咸邱，传曰，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然则后之以火攻者，皆春秋之所疾矣，春秋战例时，偏战日，诈战月，左氏凡例，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即诈战，皆陈曰战，即偏战，桓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犁，获莒，僖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文七年夏四月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秦人战于河曲，传皆以为偏战，是彼善于此者，犹愈于诈战也，宋楚战泓传曰，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也，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是宋襄战泓，为善之善者，故夫子特笔褒之，董子繁露王道俞序篇，史记宋世家赞，淮南泰族训，白虎通号篇，何氏梁废疾，皆褒宋襄，锡瑞案司马法曰，逐奔不过百步，从绥不过三舍，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明其义也，据此，则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禽二毛，本古军礼之遗，古礼不行，而老子有以奇用兵之言，谈兵者谓兵不厌诈，宋襄独行古礼，宜世皆迂之矣，梁左氏不以宋襄为是，狃于后世诈力之见，左氏书之，善在明典礼，详事实，而浅人武夫，但以为善言兵，故隗禧以左氏为相斫书，左氏述子鱼之言，訾宋襄者以为口实，不知宋世家亦载子鱼兵以胜为功之言，而史公作赞，必褒宋襄之礼让者，以春秋拨乱之旨，具在此也，当其时战祸亟矣，独有一宋襄公能明王道，绌诈力，故春秋特褒之，而借以明仁义行师之义，以为后之用兵者，能如宋襄之言，则战祸少纾，民命可保矣，春秋时，宋华元向戌皆主弭兵，其后墨翟宋以禁攻寝兵为务，似闻宋襄仁义之风而兴起者，左氏载子罕之言以斥向戌，似近正，然不得以弭兵为非，兵虽不能终弭，弭一日，缓一日之祸也，痛乎何劭公之言火攻也，曰，征伐之道，不过用兵，服则可以退，不服则不可以进，火之盛炎，水之盛冲，虽欲服罪，不可复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今之战事，专尚火攻，其暴而不仁，又百倍于东周之世，西人近讲公法，开弭兵会，似得墨子兼爱非攻之旨，若进之以春秋之义，明王道，绌诈力战祸庶少瘥乎。
belongs to SAFACU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