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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

大学衍义补-明-邱濬 3


卷一○八

  ▲谨详谳之议

  《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孔颖达曰:“此二句承上文典刑之言,总言用刑之罪过而有害,虽据状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当缓赦之,小则恕之、大则宥之;怙恃奸诈,欺罔时人,以此自终无心改悔,如此者当刑杀之,小者刑之、大者杀之。”

  臣按:《舜典》此二言,万世谳刑之权度也。盖无心失理为过,眚灾是也,人之有过误或不幸而入于罪者,谳之知其非故也,当五刑者则减而流,当鞭朴者则减而赎,知其无心而误犯也,非故也;有心失理为恶,怙终是也,人之有所恃而又再犯者,谳之知其非过也,当典刑者则坐以典刑,当鞭扑者则坐以鞭扑,知其有心而故犯也,非过也。世之谳刑者以圣经二言为权度,则谳狱道尽而所处无不当之罪,而人自以为不冤矣。

  《大禹谟》: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孔安国曰:“过误所犯虽大必宥,不忌故犯虽小必刑。刑疑从轻,赏轻从重,忠厚之至。宁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爱之道也。”

  臣按:“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此二言即《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也,后世谳疑狱者以《舜典》二言及《大禹谟》此六言为主以权度天下之疑狱,而又以“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一言恒存诸心焉,则天下无冤狱矣。夫所谓不可杀者不辜者尔,而其有辜者亦自不苟免也,盖以人有罪犯在乎可杀不可杀之间,杀之则若无罪,不杀则失常刑,皋陶立为此言,盖探大舜之心而代为之辞也。夫子删《书》,存之以示万世,使断疑狱者以此为予夺轻重之权度,虽曰一时之言,然万世之下人赖之以全其生者多矣,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者也,谁谓皋陶无后哉?

  《君陈》:王曰:“辟以止辟,乃辟。狃(习也)于奸宄,败常(典常)乱俗(风俗),三细不宥。”

  蔡沈曰:“刑期无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狃于奸宄与夫毁败典常、坏乱风俗,人犯此三者,虽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关者大也。”

  臣按:圣人之制为刑辟,非故用此以张其威、罔其民也,盖立为刑辟使人知所避而不犯,则无犯刑辟者矣,此所谓“辟以止辟”也。详谳之际,人之真有所犯者则必决然而不宥焉,其罪虽小不可不为之惩,不为之惩则必有仿而为者于其后矣。吁,惩之于细则大者不作,戒之于先则后者不继,惩一人以惧千万人,戒一事以遏千万事,圣人之虑远矣,圣人之心仁矣,彼以姑息为仁者,真不仁者也。

  《吕刑》: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

  蔡沈曰:“事在上刑而情适轻则服下刑,舜之宥过无大,《康诰》所谓‘大罪非终’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适重则服上刑,舜之刑故无小,《康诰》所谓‘小罪非眚’者是也。”

  臣按:穆王训刑,此二句远宗乎虞廷之典,近法乎武王之诰,非无征之言也。先儒以为罪莫大乎杀人,然所杀奴婢也,非适轻乎?罪莫轻于骂詈,然所詈父祖也,非适重乎?是故原情以定罪而不拘于一定之法。

  其刑上备,有并两刑。

  蔡沈曰:“‘其刑上备,有并两刑’者,言及其断狱之书当备情节,一人而犯两事,罪虽从重亦并两刑而上之,言谳狱者当备其辞也。”

  臣按:两刑,谓一人有两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听命于上,不敢专也。

  《周礼》: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一刺曰讯(问也)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耄同)、三赦曰蠢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杀。

  郑玄曰:“不识谓不审也,若今报仇,当报甲见乙误以为甲而杀之之类。过失谓举刃欲斫伐而误轶人之类。遗忘谓若间帷幕而忘有人在焉,以兵矢误投射之之类。幼弱、老耄,今律年未满八岁及八十以上非手杀人者,他皆不坐。蠢愚谓生而痴呆童昏者。”

  吴澂曰:“上服,情重者,墨劓及死刑是也;下服,情轻者,宫刑是也。”

  臣按:三刺之讯群臣、群吏、万民,即孟子所谓“左右、诸大夫、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之意也,讯于群臣、群吏、万民皆曰可杀,则罪有可杀之辟矣,而犹原之以三宥,恐其所以犯此者其不识乎,或过失、遗忘乎,三者皆无之,然犹审之以三赦,若其人果幼弱、老耄、蠢愚也,则又在所释焉。以此三法参酌民情而求其实,断制罪狱而折其中,情之重者服以上刑,轻者服以下刑,然后刑之杀之,则所刑者乃求其所以免不可得而后刑之,所杀者乃求其所以生不可得而后杀之,则刑与不刑、杀与不杀皆合乎中道矣。谳狱恒以是存心,则死者与我俱无憾,而朝廷无冤狱、天下无冤民矣。

  《王制》:附从轻,赦从重。

  孔颖达曰:“附从轻者,施刑之时,此人所犯之罪在轻重之间,可轻可重,则当求可轻之刑而附之罪,疑惟轻是也。赦从重者,所犯之罪本非意故为而入重罪,放赦之时从重罪之,上而赦之,《书》‘眚灾肆赦’是也。”

  臣按:犯罪者有重有轻,定罪者或附或赦,附入者当从其轻,赦出者当从其重。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方悫曰:“泛与泛爱之泛同。可信则断之以己,可疑则资之于众也。众疑赦之者,又不以偏爱而有所释,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则比于大辟以成其狱,察其罪之在小辟则比于小辟以成其狱。”

  臣按:疑狱与众共之,《吕刑》所谓“胥占”是也;众疑赦之,《吕刑》所谓“刑罚之疑有赦”是也。

  梁人有取后妻,后妻杀夫,其子又杀之。孔季彦过梁,梁相曰:“此子当以大逆论,礼继母如母,是杀母也。”季彦曰:“昔文姜杀鲁桓,《春秋》去其姜氏,传曰:‘绝不为亲,礼也。’绝不为亲,即凡人尔,且夫手杀重于知情,知情犹不得为亲,则此下手之时母名绝矣。方之古义,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不得以杀母而论为逆也。”梁相从其言。

  臣按:此事与汉武帝为太子时所论访年杀继母之狱同,武帝谓:“继母无状,手杀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其言与季彦同,季彦又谓“方之古义,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后世遇有狱如此比者,宜以为准。

  汉高帝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谓处断也),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

  臣按:此汉人谳狱之制。

  景帝中五年,诏:“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服也)者,辄谳之。”

  臣按:文致于法,谓原情定罪,本不至于死,而以律文傅致之也。傅致于法而于人心有不服者,则必谳之,使必服于人心而后加之以刑,否则从轻典焉。

  后元年,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疑狱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臣按:治狱者必先宽,此一语古帝王之存心也。

  武帝时,儿宽为廷尉史,以古法义决疑狱,张汤甚重之。时上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深刻吏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

  臣按:汉人去古未远,其断大狱犹必傅古义,不颛颛于律也。后世但知有律令尔,不复有言及古义者矣。宣帝置廷平,季秋后请谳,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

  臣按:宣帝于季秋后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盖知狱事乃死生之所系,不敢轻也。斋居则心清而虑专,烛理明而情伪易见。

  成帝时,淳于长坐大逆诛,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及长事发,丞相翟方进等议欲坐之,廷尉孔光驳议,以为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欲惩后犯法者也。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长自未知当罪大逆而乃始等弃去或更嫁,义已绝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有诏,光议是。

  臣按:妇人,从夫者也。在室之女当从父母,已醮之妇则当从夫家,况夫婢妾之属,事未发前已离主家,岂有从坐之理哉?孔光之议诚是也。

  哀帝时,丞相薛宣不持后母服,给事中申咸毁之,不得封侯,宣子况令杨明斫伤咸,事下有司议,御史中丞众等议奏曰:“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皆当弃市。”廷尉直驳议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他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非法意,不可施行。明当以贼伤人不直,况与谋者皆爵减(以其官爵减罪),完为城旦。”帝以问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以中丞议是。

  臣按:汉人有疑狱既下法官议,议上又以问公卿大臣,此疑狱所以卒无疑也,狱不疑则人不冤矣。

  章帝时,有兄弟共杀人者,帝以兄不训弟,故报(论也)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帝问郭躬,躬对曰:“法令有故误,章传令之谬,于是为误,误者于文则轻,当罚金。”帝曰:“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臣按:郭躬谓“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斯言也可以为谳狱者之格式。

  魏夷母丘俭族俭孙女适刘氏,当死,以孕系廷尉,司隶主簿程咸议曰:“女适人者,若已产育则成他家之母,于防不足以惩奸乱之原,于情则伤孝子之思,男不遇罪于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为在室之女可从父母之刑,既醮之妇则从夫家之戮。”朝廷从之,著于律令。

  臣按:有虞之世,罪人不孥,矧女之适异姓者乎?程咸之议,魏人著于律令,后世宜准以为法。

  晋元帝为左丞相时,熊远上书,以为:“军兴以来,处事不用律令,竞作新意,临事立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咨,非为政之体也。愚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也。”

  臣按:熊远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此可以为后世法官驳正谳疑者之法。又谓“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此言深明于君臣之义。盖人臣当官处事,凡有所见,自当敷陈上闻以须进止,不可任意直行,非但驳疑狱一事然也。

  唐制,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奏报。

  臣按:唐制,凡大理寺所不能决之疑狱,尚书省会众议定,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秘书省者文学侍从之臣所聚之处,欲其引古义质经史以证之,因一时之疑立百世之法,本一人之事为众人之则。臣请自今遇三法司有疑狱,会众详谳,有可为法者亦乞送翰林院纂集为帙,以示天下。

  贞观中,大理卿胡演进月囚帐,太宗曰:“其间有可矜者,岂宜以一律断?”因诏,凡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

  臣按:罪至大辟,罪之大者也,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今凭一吏之见,据一简之书,致一人于不可复生之地,安能保其皆当罪而无冤哉?太宗诏凡大辟罪不以一律断,而必令尚书、九卿同谳之,重人命也。

  太宗尝因录囚,见同州人房强以弟谋反当从坐,谓侍臣曰:“反逆有二,兴师动众一也,恶言犯法二也。轻重固异,而钧谓之反,连坐皆死,岂定法耶?”

  臣按:此言后世断反逆狱者宜以为准。

  太宗欲止奸,遣人以财物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上怒,将杀之,裴矩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于死,恐非道德齐礼之义。”上纳其言。

  臣按:太宗饵人以物而坐以赃罪,非人君以诚待人之道,然裴矩谏之而即纳其言,其亦异诸偏执不回者欤。

  太宗以为,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下,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乃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平议之。

  臣按:今制令文武大臣议死囚与此同,然当秋后会议之时,大臣一时会集,法司承行官吏虽即其犯由,当众先读然成案,或有文致具成文理,一时猝急,未易详究。乞为明制,每岁会议重囚,先期法司备将会议罪囚所犯事由及其招拟通行知会,中间若有可疑可矜者,详具明白,当众辨诘,联名以闻,如此,则会议不为虚应故事,而民之犯罪死者无冤矣。

  玄宗时,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十匹,上怒,令集众杀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曰:“景仙犯乞赃罪不至死,其曾祖寂缔构元勋,其家曾陷非辜诛夷,惟景仙独存,宜入议条,且一门绝祀,情或可矜,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诏不许。朝隐又奏曰:“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据法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若令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

  臣按:今律有枉法赃求,索赃受财虽同,其所以得财者则异,此罪所以有轻重也。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州民莫诚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准律以他物殴伤在辜内死者依杀人论,宗元上状桂管观察府,谓:“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怜,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

  臣按:部民犯法,情有可矜,为守令者不为之伸理则非所以为父母矣。宗元上状帅府,请轻莫诚之罪,亦刺史职分之所当为也。

  穆宗长庆中,羽林官骑康宪男买得年十四,以其父被力(能角抵有力之人)人张莅所拉气将绝,持木锸击其首,见血死,有司当以死刑,刑部员外郎孙革奏:“买得救父难,非暴击,《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春秋》之义原心定罪,今买得幼孝,宜在哀矜,伏冀下中书门下商量。”敕旨:“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

  臣按:论罪者必原情,原情二字实古今谳狱之要道也。

  敬宗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至死者,奏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议:“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论。

  臣按:刑以弼教论罪者,必当以教为主。

  五代晋天福中,刑部员外郎李象奏:“据刑法,盗贼未见本赃,推勘因而致死者,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减一等,又据断狱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数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邂逅谓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决尚许勿论,此云无故却令坐罪,事理相背,请今后推勘之时致死者,若实无故,请依邂逅勿论之义。”

  马端临曰:“有罪者拘滞囹圄,官不时科决而令其瘐死,此诚有国者之所宜矜闵。然既曰盗贼,则大者可杀,小者可刑,其推勘淹时而不即引伏者,皆大猾巨蠹也,邂逅致死而以故杀论,过矣。”

  臣按:人之至恶者盗贼也,大则害人之命,小则攫人之财,诚无足矜闵者,而古之制法律者推勘盗贼不见本赃而死者尚为故与无故之刑,非邂逅身死者必论焉。此无他,盗贼之名天下之至恶者也,一旦用以加诸其人,非真有实情显迹者不可也,欲知其实情显迹,必须穷其党与、索其赃仗焉。盖为劫盗必有党与,必持器仗、必得货财,货财物同也,器仗家家有也,党与人人可指也,今获盗焉并与其党与器械、货财而得之,其真耶伪耶,吾不得而知也,欲加人以恶名而致之于死地,乌可以轻易乎哉?是故不可以盛怒临之,俾之得以输其情也,不可以严刑加之,俾之得以久其生也,输其情则真伪可得而见,久其生则是非可因而知,是以验其党与必历审其家世、居止、性习之异,离合、聚散、图谋之由,验其赃仗,必详究其制造、物色、形状之殊,小大、新陈、利钝之实,某物因某而得,某人因某而来,某执某器械,某得某货财,所经由也何处,所证见也何人,既访诸其邻保,又质诸其亲属,及其追赃也必俾失主先具其所失之物,其形状如何、其色样如何,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新或陈,某物乃某工所制,某物从某人而得,所失之物与所得之赃较勘皆同,必须无一之参错互异,然后坐以罪焉,则我心尽而彼心服矣。仰惟我祖宗朝仪最为严肃,虽犯反逆大罪亦不当朝引见,惟于所获强盗则连赃仗引赴御前,非无意也,盖恐不逞之徒诬执平人以希升赏,使有冤者得以对天吁告,不至为人所隔绝也。呜呼,圣祖之心,天地之心也,为臣子者所当深体。

  宋太宗端拱中,广安军民安崇绪告其继母冯为父知逸所离,今冯夺父资产,欲与己子,大理定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张泚固执前断,遂下台省议,徐铉议谓崇绪词理虽繁,但当定其母冯曾离与不曾离。右仆射李昉等议曰:“崇绪为冯强占田业,亲母阿蒲衣食不充,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何辜而绝嗣,阿蒲无地而托身。臣等参详田业并合归崇绪,冯亦合与蒲同居,终身供侍,不得有阙,冯不得擅自货易庄田,并本家亲族亦不得来主崇绪家务。如是,则男虽庶子有父业可安,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亦不乏养。”诏从昉等议,泚等各罚一月俸。

  臣按:徐铉谓但当定其母冯曾离与不曾离,断此狱者当以此言为主,若是冯氏已离异则与安氏义绝,不当得其田业,况其所生之子乎?崇绪讼之宜也。若本不曾离异,则是崇绪以庶子而讼嫡母,当以死罪又何可疑?观崇绪讼冯占父资产,欲与己子,而李昉等亦谓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不乏养,不知所谓己子者果知逸所生乎,或前夫之子乎,抑知逸死后而阿冯再嫁所生乎?审是前子则固不当得安氏田业,若是再嫁有所生则冯于安氏决无可复归之理,允若兹则泚与昉所议皆未必为得,然则断是狱也奈何?曰若安知逸本不曾离阿冯而崇绪妄以为离,非但得罪于母,且得罪于父,以子告母,伦理何在?坐以死宜也。官司原情定罪,闵知逸之绝祀而崇绪为亲母乏养而诉嫡母,情非为己,亦有可矜,闻之于上,姑从轻减可也。

  仁宗天圣四年,诏曰:“朕念生齿之蕃,抵冒者众,法有高下,情有轻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岂称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勿得举驳。”其后虽法不应奏,吏当坐罪者,审刑院贴奏,率以恩释为例,名曰贴放。吏始无所牵制,谳者多得减死。

  臣按:罪而至于死,死则不可复生矣。法官明知其人之不应死而其所犯者罹于死之刑,遂加以死刑焉,是何也?拘于文而恐为有司举驳故也。仁宗此诏可为后世法。

  神宗熙宁初,登州有妇阿云,母服中嫁韦氏(一作“聘”),恶其夫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遵不服,请下两制详,诏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请再议,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诏曰“可”。法官齐恢等皆以公著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恢等益坚其说。明年二月,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判。”刑部刘述奏诏书未尽,封还中书,王安石时为参知政事,又奏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

  司马光曰:“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狱者君相之事也。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以礼观之,岂难决之狱哉?彼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争,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耶?今议论岁余而后成法,终为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徇其枝叶而忘其本根之致耶?”

  臣按:宋朝制刑有律有敕,阿云之狱既经大理审刑刑部,又经翰林、中书、枢密名臣如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公弼、文彦博、唐介,法官如刘述、吕诲、刘琦、钱鋋、齐恢、王师元、蔡冠卿议论纷纭,迄无定说,推原所自,皆是争律敕之文,谋与杀为一事为二事,有所因无所因而已。由是以观,国家制为刑书当有一定之制,其立文之初当须斟酌稳当,必不可以移易,然后著于简牍,使执其文而施之用者如持衡量然,轻重多寡不可因人而上下,斯为得矣。然则阿云之狱何以处之?曰司马氏固云分争辨讼,非礼不决,臣请决之以礼。夫夫妇三纲之一,天伦之大者,阿云既嫁与韦,则韦乃阿云之天也,天可背乎?使韦有恶逆之罪尚在所容隐,今徒以其貌之丑陋之故而欲谋杀之,其得罪于天而悖于礼也甚矣,且妻之于夫存其将之之心固不可,况又有伤之之迹乎?诸人之论未有及此者,司马氏始是刑部,其后有弃常典、悖三纲之说,然隐而未彰也,臣故推衍其义以断斯狱。

  元丰中,宣州民叶元以同居兄乱其妻而杀之,又杀兄子而强其父与嫂约契,不讼于官,邻里发其事,州以情理可悯为上请,审刑院奏欲贷其死,上曰:“罪人已前死,奸乱之事特出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虽为无知抵法冒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杀其兄,仍戕其侄,又罔其父,背逆天理,伤害人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

  臣按:刑者弼教之具,教以天理人伦为本,苟背逆天理、伤害人伦,则得罪于名教大矣,置之于死夫复何疑?神宗而为此言可谓至明也已矣。

  寿州民有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者,州司以不道缘坐其妻子,刑部驳之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是谋杀,不当坐其妻。”

  又,莆田民杨讼其子妇不孝,官为逮问,则妇之父为人殴死,杨亦与焉,坐狱未竟遇赦免,妇仍在其家,判官姚瑶以为,妇虽有父仇,然既仍为妇,则当尽妇礼,欲并科罪。摄守陈振孙谓:“父子天合,夫妇人合,人合者恩义有亏则已在法,诸离异皆许还合,独于义绝不许者,谓此类也。况两下相杀,尤义绝之大者乎?初问杨罪时合勒其妇休离,当离不离则是违法,且律文违律为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并同凡人。今此妇合比附此条,不合收坐。”

  臣按:刑以弼教,刑言其法,教言其理,一惟制之以义而已。义所不当然则入于法,义所当然则原于理,故法虽有明禁,然原其情而于理不悖,则当制之以义而不可泥于法焉。夫父子、夫妇皆人伦之大纲,然原其初,终是生身之恩重于伉俪之义。盖女子受命于父母后有夫,因夫而有舅姑,异姓所以相合者义也,义既绝矣,恩从而亡,无恩无义,人理安在哉?此法所以必原于理,而所以为理法之权者,义而已矣。

  哲宗元符中,刑部言:“祖宗以来,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绍圣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则是一岁之中偶失出罪死三人即抵重谴。夫失出,臣子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理官失出之责,使有司谳议之间,务令忠恕从之。”

  臣按:宋朝重深入之罪而失出者不罪焉,此《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意也。后世失入者坐以公罪,而失出者往往问以为赃,是以为刑官者宁失入而不敢失出,盖一犯赃罪则终身除名,犯公罪者可以湔除而无后患故也。

  高宗绍兴二十六年,诏申严州郡妄奏出入人死罪之禁,右正言凌哲上疏言:“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实居首焉。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致治。窃见诸路州军勘到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为可悯奏裁,无他,居官者无失入坐累之虞,为吏者有放意鬻狱之事,贷死愈众,杀人愈多,非辟以止辟之道也。欲望特降睿旨,应今后州军大辟,若情犯委实疑虑,方得具奏,若将别无疑虑情非可悯奏案,辄引例减贷以破正条,并许台官弹劾,严置宪典。”上览奏曰:“但恐诸路灭裂,实有疑虑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

  臣按:洪迈有言,州郡疑狱许奏谳,盖朝廷之仁恩,然不问所犯重轻及情理蠹害,一切纵之,则为坏法。虽然人心所见不同,而其所议拟之狱未必皆当,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苟非取裁于上焉能决断,必欲立为一定之法,不许轻易奏谳,则所失入者多矣。高宗曰“但恐诸路实有疑虑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仁者之言哉。

  孝宗乾道四年,臣僚言:“民命莫重于大辟,方锻炼时,何可尽察,独在聚录之际,官吏聚于一堂,引囚而读,示之死生之分,决于顷刻,而狱吏惮于平反,摘纸疾读,离绝其文,嘈其语,故为不可晓之音,造次而毕,呼囚书字,茫然引去,指日听刑,人命所干轻忽若此。臣请于聚录时,委长吏点无干碍吏人,先附囚口占,责状一通,覆视狱案,果无差殊,然后亦点无干碍吏人,依句宣读,务要详明,令囚通晓,庶几无辜者无憾,冤枉者获伸。”

  臣按:民之有罪固有明知而故犯者,然而愚呆不审而冒抵刑禁者亦往往有之,鞫问之际,彼既不能自直,聚录之顷而官司又不与之辨明,则含冤于地下矣。

  以上谨详谳之议
 

卷一○九

  ▲伸冤抑之情

  《周礼》:大司寇以肺石(赤石)达穷民,凡远近騑(无兄弟)独(无子孙)、老幼之欲有复(犹报也)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郑玄曰:“穷民,天民之穷而无告者。”

  王安石曰:“立三日然后听之,则又恶民之渎其上,则上瞆毛而不渫,虽诚无告,反不暇治矣。”

  臣按:先儒谓肺者气之府而外达乎皮毛,惸独、老幼,天民之穷无告者其微弱也犹国之皮毛焉,心之气靡不通之也,不通则疾病生焉,故用之达穷民,其有取于是乎?立于肺石三日者,审究考核得其情实,然后以其辞告于上,罪其长焉。先王之时,民之穷困无告者皆得达于上,牧长不敢遏,左右不能蔽,尽天下之独、老幼,无一人不得自言其情,又岂有无罪而罹于深文密网者哉?

  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文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赤石)达穷民焉。

  朱申曰:“嘉石设于左,平罢急之民,使之自强于善;肺石设于右,达穷困之民,使之申其情。”

  大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

  郑玄曰:“大寝,路寝也,其门外则内朝之中。穷,谓穷冤失职,以达于王。遽,传也。”

  王安石曰:“路鼓四面,示欲四方无所不达。大寝之门外,自外至者莫近焉,则欲其闻之速也。”

  臣按:吏治不能以皆善,民情未易以上达,是以成周盛时,思所以通幽隐之情、防壅隔之患,于是有肺石、路鼓之设焉。民之穷困者则俾之立肺石之上,使人人得而见焉,见之斯知其为穷矣;民之冤抑者则俾之击路门之鼓,使人人得而闻焉,闻之斯知其为冤矣。肺石设于外朝,大司寇掌之,而听之者朝士也,朝士见有立肺石者则以达司寇,司寇以复诸王;路鼓在寝门之外,大仆主之,而守之者御仆也,御仆闻有击鼓声者则以达大仆,大仆以闻诸王。瑀然其人立于朝着之间无不见者,朝士虽欲不达司寇、司寇虽欲不达诸王,不可也;填然其声鸣诸路寝之中无不闻者,仆御虽欲不闻大仆、大仆虽欲不闻天子,不能也。是以闾阎之幽悉达于殿陛之上,庶之贱咸通乎冕旒之前,民无穷而不达,士无冤而不伸,此和气所以畅达而天地以之而交,治道以之而泰也欤。

  汉明帝时,穷治楚王英谋逆狱者累年,系狱者数千人,其人多引列侯皆所未尝相见者,侍御史寒朗上书言其诬,帝曰:“即如是,何故引之?”对曰:“其人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怒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曰:“臣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及公卿相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冤,无敢为陛下言者。臣今所言,诚死无悔。”帝意解,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

  臣按:寒朗所言囚人多引贵显者冀以自明,及出之不如入,可无后责,与夫公卿相会口不言而归仰屋窃叹,非但汉时为然,而后世典狱之吏、执事之臣往往皆然,明主所宜深鉴也。

  唐高宗时,唐临为大理卿,帝常录系囚,前卿所处者多号呼称冤,临所处者独无言,高宗怪问其故,囚曰:“唐卿所处本自无冤。”高宗叹息良久,曰:“治狱者不当如是耶?”

  臣按:前代帝王皆躬自录囚,盖以人命至重故也,虽以高宗之昏制于悍后,犹不废此制。后世一惟法司是信,而有冤者无由得见上而诉之,此狱所以不清,冤气郁而和气为之感伤,有由然也。

  武后时,告密者诱人奴告主以求功赏,窦德妃父孝谌妻庞有奴妄为妖异,恐之,请夜祠祷解,奴因发其事,监察御史薛季昶诬奏以为德妃同祝诅庞氏,当斩其子。希瑊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有功上奏论之以为无罪,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付法司,法司处有功罪当绞,有功叹曰:“岂我独死,诸人皆不死邪?”既食熟寝,太后召有功,迎谓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由是庞氏得减死。

  臣按:武后虽称好杀,然独容徐有功,后世人主,其臣一拂其意即不知其善矣。有功谓“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可为人主断刑之鉴。又曰“岂我独死,诸人皆不死”,可为人臣陷人之戒。

  以上伸冤抑之情

  ▲慎眚灾之赦

  《易解》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程颐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为解也。赦释之,宥宽之。过失则赦之可也,罪恶而赦之则非义也,故宽之而已。君子观雷雨作解之象,体其发育则施恩仁,体其解散则行宽释也。”

  张子清曰:“雷雨交作则为解,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泽,威中有泽,刑狱之有赦宥也。有过者赦而不问,有罪者宥而从轻,此君子所以推广天地之仁心也。”

  臣按:“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盖言《易》卦之象如此尔,人君于人之有过者而赦之,有罪者而宥之,亦犹《易》之有是象也。然过有小大,过失之小者固不必问,若事虽过失而事体所关则大,如失火延烧陵庙、射箭误中亲长之类,其罪有不可释者,原其情则非故也,故因时赦其罪以宥之。宥如“流宥五刑”之宥也,所谓罪者过失而入于罪者耳。若夫大憝极恶之罪,杀人不死则死者何辜?攫财不罪则失者何苦?雷雨作解,岂为如是之人哉?

  《舜典》曰:眚灾肆赦。

  朱熹曰:“眚灾肆赦,言不幸而触罪者则肆而赦之,此法外意也。”

  臣按:此万世言赦罪者之始。夫帝舜之世,所谓赦者,盖因其所犯之罪或出于过误、或出于不幸,非其本心固欲为是事也,而适有如是之罪焉,非特不可以入常刑,则虽流宥金赎亦不可也,故直赦之。盖就一人一事而言耳,非若后世概为一札,并凡天下之罪人不问其过误、故犯一切除之也。

  《吕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

  孔颖达曰:“五刑之疑有赦,赦从罚也;五罚之疑有赦,赦从过也,过则赦之矣。”蔡沈曰:“疑于刑则质于罚也,疑于罚则质于过而宥免之也。”

  臣按:此所谓有赦者,赦其有疑者耳,非若后世不问有疑无疑一概蠲除之也。

  《周礼》:司刺,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臣按:赦有二者之义,程子谓赦释之宥,惟宽之而已,盖就其所犯之人品,原其所犯之情实而赦之宥之也,其与后世所颁之赦异矣。《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啖助曰:“肆者放也,眚者过也。”

  胡安国曰:“肆眚者,荡涤瑕垢之称也。《舜典》曰‘眚灾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过宥罪’,《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未闻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则废天讨、亏国典、纵有罪、虐无辜,恶人幸以免矣。后世有姑息为政,数行恩宥,惠奸轨、贼良民,而其弊益滋,盖流于此故。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为政于蜀,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讥失刑也。”

  臣按:后世大赦天下,其原盖出于此。夫鲁所肆者一国之中,而谓之眚则其所赦者过失焉耳,眚而谓之大,意者鲁国向有所肆,皆小眚也,今则并其大者而肆之,然于罪恶犹未赦也,圣人书之以垂戒万世,以此为防。后世赦文乃至遍赦天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大小咸赦除之,甚至十恶之罪、常赦所不原者亦或赦焉,惠奸宄、贼良民,怙终得志,善良喑哑,失天讨之公,纵人欲之私,皆《春秋》之罪人也。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无一赦。赦者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人之仇仇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无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盗贼不胜则良人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烦,故赦者奔马之委辔也。”

  马端临曰:“唐虞三代之所谓赦者,或以其情可矜,或以其事可疑,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议之列,然后赦之,盖临时随事而为之斟酌,所谓议事以制者也。至后世乃有大赦之法,不问情之浅深、罪之轻重,凡所犯在赦前,则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诘,于是遂为偏枯之物、长奸之门。今观管仲所言,及《史记》所载陶朱公救子之事,则知春秋战国之时已有大赦之法矣。”

  秦二世初即位,大赦天下。

  臣按:赦之为言,始见于《虞书》,然所肆赦者眚灾而已,未尝泛及于有罪者焉。《管子》之书虽云赦者小利而大害,然仅行于其国中,未遍及于天下。赦而加之以大,始见于史,后世遂以为故事,一遇国家有变革喜庆之事,则形于王言,颁之天下,不问情之故误、罪之当否,一切施以旷荡之恩。呜呼,是何三代之后,君子常不幸而小人常多幸哉?

  汉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匡胤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僻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昏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按:西汉之世赦令最频数,高帝在位十九年凡九赦,盖汉初得天下,人之染秦俗者深,事之袭秦弊者久,不可不赦,赦之所以与民更始也。文帝在位者二十三年凡四赦,文帝承吕后之后,盖亦有不得已焉者。若夫景帝之十六年而五赦,武帝五十五年而十八赦,昭帝十三年而七赦,宣帝二十五年而十赦,成帝二十六年而九赦,哀帝六年而四赦,大约计之未有过三年而不赦者,数赦如此,何其为良民计也,恒不足而为奸民地也,恒有余哉?

  光武建武二十年,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惟愿陛下慎无赦而已。”

  臣按:吴汉,武将也,犹欲其君以慎无赦,赦不可以轻而数也明矣。

  章帝元和二年,以祀明堂大赦天下,系囚在赦前减罪一等,勿笞,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郭躬奏曰:“圣恩所以减死使戍边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毋虑万人,又自赦以来捕得甚众,而诏令不及,皆当重论。伏惟恩宥,死罪以下并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臣以为赦前犯罪死而系在赦后者,可皆勿笞,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边。”帝善之,即下诏赦焉。

  臣按:赦固非国家之美事,然死罪既赦而独不及亡命,不可也。盖自古所以起祸乱者多犯罪亡命之徒也,朝廷一持以法而无所贷,彼固无辞而甘心焉,苟施旷荡之恩而彼独不与焉,能无觖望乎?郭躬之虑可谓远矣。

  王符曰:“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谨饬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疆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陷而能至阙庭自明,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十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犯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愤,而反一概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赃而过门,孝子见仇而不得讨,遭盗者睹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物,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大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还囹圄。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赦以解散之’,此不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

  臣按:此王符《述赦论》也,观此则赦之无益于治可见矣。

  荀悦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群盗并起,加以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如此之比,宜为赦矣。”

  臣按:当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则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当危疑之时,赦不可无,无则反侧不安而祸乱不解,荀氏谓赦为权时之宜,而后世乃以之为常典,何哉?

  汉帝禅延熙六年立后,大赦,孟光责费諲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轨之恶。”諲谢之。初,丞相亮为相十四年才两赦,时有言公大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陈寿曰:“诸葛亮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胡寅曰:“赦之无益于治道也,前贤言之多矣,而终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于其间有吉庆、克捷、祥瑞、祈祷之事则又颁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后世之制,是何也?始受命则赦,改年号则赦,获珍禽奇兽则赦,河水清则赦,刻章玺则赦,立皇后则赦,建太子则赦,生皇孙则赦,平叛乱则赦,开境土则赦,遇灾异则赦,有疾病则赦,郊祀天地则赦,行大典礼则赦,或三年一赦,或比岁一赦,或一岁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负者蠲之,有滞者通之,或得以荫补子孙,或得以封爵祖考,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则赦希而实,昏乱之世则赦数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尽去也,数者则意在邀福而归诸己也,实者有罪必除、有负必蠲也,文者虽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泽也。”

  臣按:赦之为言释其罪之谓也,后世之赦乃以蠲逋负、举隐逸、荫子孙、封祖考,甚至立法制、行禁令皆于赦令行焉,失古人眚灾肆赦、赦过宥罪之意矣。臣愚以为,赦令之颁,宥罪之外,蠲逋减税、省刑已责、弛工罢役、宽征招亡,凡宽民惠下之道因赦而行可也,非此属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凡夫赦文之初作,条件之初拟也,必须会集执政大臣各拟所司合行条贯,从公计议,必于律例无碍,必于事体无违,必于人情不拂,断然必可行,的然必无弊,如蠲逋也,其物必可除后决不至于复追,如宽征也,其事必可已后决不至于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解而两通,其前后必不至言而相戾,既处置其事宜,复讲解其文理,明白切当,然后著于赦文,行于天下,则上之所颁者无虚文,下之所沾者皆实惠矣。

  南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裴子野曰:“郊祀天地,修岁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

  唐太宗尝谓侍臣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静,礼义兴行,数赦即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当须慎赦。”

  臣按:三代以下称贤君者必曰唐太宗,太宗之于赦也,其慎也如此,则赦无益于治道也明矣。

  宣宗大中元年,以旱故,命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大理卿马植奏称:“卢商等务行宽宥,凡抵极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赃及故杀,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含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卫旱,讨邢而雨降,是则诛罪录奸或合天意,雪冤决滞乃副圣心也。”

  臣按:五代晋天福中,张允进《驳赦论》曰:“以水旱降德音,宥过放囚,冀感天心以救灾,非也。假有二人讼,遇赦则有罪者幸免,无罪者衔冤,冤气升闻,乃所以致灾,非弭灾也。天道福善祸淫,若以赦为恶之人而变灾为福,是则天助恶人也。”观于此言,则赦无益于救灾明矣。

  五代时,温韬发唐诸陵,唐庄宗时入朝,赐姓名曰李绍冲,韬多赍金帛赂刘夫人及权贵,旬日遣还,郭宗韬曰:“温韬发唐山陵殆遍,其罪与朱温相埒耳,何得复居方镇,天下义士谓我何?”庄宗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诛,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将何处?必于未赦之前,揆情法、审轻重而区别之,使预赦者无可诛之罪,被刑者无可恕之人,则一举而两得矣。”

  臣按:事几多端,变故不一,人之所为所犯,赦文所条具者,岂能一一该尽之哉?然闾阎之幽、郡邑之远,事出于一时,或有反常殊异者,上之人固无由周知而豫料之,若夫干纪乱常之事,关于人伦,入于大恶,昭昭于天下耳目者,岂应用事秉笔之人无一人知哉?如温韬发诸帝陵以窃取宝玉,虽妇人走卒亦或知之,若是者宜于群臣计议诏条之前,明举某人某事决不可赦,豫有以处之,使吾诏条颁布天下,有司奉行之无有妨碍,不至犯万世之义、失一时之信,则得之矣。

  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景祐中言者以为:“三王岁祀圜丘,未尝辄赦,自唐兵兴以后,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愿罢三岁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或谓未可尽废,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过误者引而赦之,州县须诏到仿此。”

  臣按:人君为天之子,奉天之祀则当体天之心,以惠天之民,天之民不得已而误入于罪,赦之可也,不幸而为人所害焉,为天子者不能恭行天讨,使天之民冤苦莫伸,岂天意所欲哉?盖赦之初设为眚灾也,后世相承既久,不能复古,然旷荡之恩如雷雨之施,不时而作,使人莫可测知可也。宋人为之常制而有定时,则人可揣摩,以需其期,非独刑法不足以致人惧,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

  仁宗嘉祐中,学士张方平言:“中外官多发人积年罪状,数按人赦前事及奏劾事,辄请不以赦原减,快一时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自今有类此者以故违制书坐之。”御史吕诲亦以为言,乃下诏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过失,外视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暧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按赦前事,殆非慎命令、重刑罚,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讯之。”

  臣按:无事而赦,固非国家美事,有事而赦而又不能守,使失信于人,尤非国家善治也。盖国宝于民,民宝于信,上之出令一有不信于民,异时再有所言则民不信之矣,是以善为治者必不轻于出令,命既出矣而必守之以信,非但欲其令之必行,盖欲其事之可继也。

  元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哑而饮恨。

  臣按:赦宥出于上,识治体者犹以为非,元人信胡僧之言,每作佛事辄纵罪囚,以希福报,恩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人不感帝之恩而感乎僧,是以每遇将作佛事之先有罪在系者辄赂僧以求免,遂使凶顽席僧势以稔恶,善良抱冤屈而莫诉。异端所为无足责也,中国之治乌可尤而效之哉?

  以上慎眚灾之赦
 
卷一一○

  ▲明复仇之义

  《周礼》: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谓相与为仇仇)而谐(谐犹调也)和之,凡过(谓无本意也)而杀伤人者,以民成(平也)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凡有斗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

  郑玄曰:“一说,以乡里之民共和解之。”

  吴澂曰:“为亲复仇者人之私情,蔽囚致刑者君之公法,使天下无公法则已,如有公法则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徒掌教,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唯欲斯民之和协也,如其不从教,则不睦之刑从而加焉,在所不赦也,而其官属乃掌万民之难使之相避,是使天下之人得以肆其私情而人君之公法不复可行于世,与大司徒之教相反,如必曰从人之私情,则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辟诸海外亦未为得,盍亦使之弗共戴天而后可也。”又曰:“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勿令仇,仇之则死。果如是,殆将使天下以力相陵,交相屠戮,往来报复,无有已时,圣王令典决不若此之缪。”

  臣按:调人之和难,盖谓过而杀伤人者也,如律文所谓误杀、戏杀、过失杀之类,以其本无意而杀人而或致其人于死事,虽可恶而情则可矜。然死者不可复生,孝子、弟弟、忠臣、义士其于父兄、师主之死不以其天年,彼虽无故杀之心,而其父兄、师主实因之而死,其心有不能忘者,然其人或在十议之辟及有益于斯世,原其所犯罪不至死,是以先王立调人之官以和其难,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郑氏谓“过,无本意也。成,平也。以乡里之民共和之”,盖以谓报仇天下之公义,宥过圣人之微权,若施之以法则伤孝子之心,姑避之于他,少舒报者之愤。先王治世不专以法,法之中有情,不专以仁,仁之中有义如此。夫我圣祖作为教民榜文,颁示闾里,有曰:“民间除犯十恶及强盗杀人外,其有犯奸盗诈伪人命,本乡本里内自能含忍省事,不愿告官系累受苦,被告伏罪,亦免致身遭刑祸,止于老人处决断者听。”呜呼,圣祖之意,其与《周礼》调人“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者不约而同也。

  朝士,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

  郑玄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谓同国之相辟者将报之,必先言之于士。”

  臣按:所谓士者非谓朝士也,凡书于乡士、县士、方士皆是也,既书于士而上于朝士而掌之。

  典礼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吕大钧曰:“杀人者死,古今之达刑也。杀之而义则无罪,故令勿仇,调人之职是也;杀而不义则杀者当死,宜告于有司杀之,士师之职是也。二者皆无事乎复仇也,然复仇之文杂见于经传,考其所以,必其人势盛,缓则不能执,故遇则杀之,不暇告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能复父仇,仰无以视乎皇天矣,报之之意誓不与仇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

  马希孟曰:“先王以恩论情,以情合义,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义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游也,其为仇则一,而所以报之者不同。或弗共戴天,将死之而耻与之俱生也;或不反兵,将执杀之而为之备也;或不同国,将远之而恶其比也。呜呼,圣人不能使世之无仇,亦不能使之释仇而不报,惟称其情义而已矣。若夫《公羊》论九世之仇则失于太过,而所报非所敌矣。汉之时孝子见仇而不敢复,则失于太严,而孝弟之情无所伸矣。”

  游桂曰:“圣人之治天下,于暴乱之人以公法治之,苟制之于公法而不足,则由于私义而制之,是以暴乱者无所逃罪,而人安其生。夫所谓仇皆王诛所不及,公法有时而失之者,圣人因礼而为之法,曰某仇也是其子与弗共戴天者也,某仇也是其兄弟所必报而不反兵者也,某仇也是其交游之所不同国者也。三仇皆以杀人而言,人之子弟、交游皆得报而杀之,弗共戴天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国则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游矣。自秦以来私仇皆不许报复,下之私相残死而无告者不知其几何,子报仇而以其狱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处之,至唐而陈子昂、韩愈、柳宗元之议起,陈之议报父仇者诛之而旌其闾,柳固已辟之,虽辟之而初无一定之论,韩之言曰:‘子报父母仇,以其狱上尚书省,使百官集议闻奏。’此说粗为得之,然亦不能明先王之,故复仇之事苟欲从古,则其所以为天下之道举必如三代而后可,三代之时皇极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于法而私义得以参乎其间,今欲依古许人复仇,则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备,不许复仇则伤孝子顺弟、贤人义士之心。”

  顾元常曰:“治平盛世,井井有纲纪,安有私相报仇之事?然事变万端,岂可以一律论,如父母出于道忽被强寇劫盗杀害,其子岂容,但已在旁必力斗与之俱死,不在旁必寻探杀之而后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纵彼在穷荒绝域,亦必欲寻杀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与共戴天也。然仇亦非一端,又看轻重如何,如父母因事被人挤陷,为人子者亦当平心自反,不可专以报复为心;或被人挟王命以矫杀,虽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动摇,又当为之饮恨而不容以必报为心也。凡此之类皆宜随事斟酌,傥不顾事之曲直、势之可否,各挟复仇之义以相构害,则是刑戮之民大乱之道也。”

  《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定公四年)

  何休曰:“不受诛,罪不当诛也。若父受诛,子复仇,则复讨其子,一往一来曰推刃,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其子,复将恐害已而杀之。”韩愈曰:“诛者,上施于下之辞。”

  臣按:《公羊》因论伍子胥报仇而言此,盖谓列国争杀报复之事非王法也。人君诛其臣民无报复之理,若有司假法以致人于死,则当赴诉于君以正其罪,亦不当私自报之。

  唐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武后欲赦死,右拾遗陈子昂上疏曰:“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戈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贰,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臣闻刑所以止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及于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也。臣谓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请编之令,永为国典。”

  柳宗元曰:“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旌其可诛兹谓僭,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世,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不可为典。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而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无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以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囚人之胸,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宪宗时,富平人梁悦父为秦果所杀,悦杀仇诣县请罪,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

  韩愈曰:“子复父仇,见于《春秋》《礼记》,又见《周官》及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行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也。”

  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巂州都督张审素人有告其罪者,诏监察御史杨汪按之,告者复告审素与总管董元礼谋反,元礼以兵围汪胁使雪审素罪,既而吏共斩元礼,汪得出,遂当审素实反,斩之,没其家。时审素子蛙、琇俱幼,坐流岭表,寻逃归,手杀汪于都城,系表于斧,言父冤状,为有司所得。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宜贷死,裴耀卿、李林甫等陈不可,帝亦谓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

  胡寅曰:“复仇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君之仇视父。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杨汪受命往按,遂以反闻,审素坐斩,此汪之罪也。蛙与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报之,其失在不讼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张九龄欲宥之,岂非为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设法之意固欲止杀,然子志不伸,岂所以为教?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是有见于杀人者死而无见于复仇之义也。杨汪非理杀张审素,而蛙琇杀汪,事适均等,但以非司冠而擅杀当之,仍矜其志,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杀之,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不亦颇乎?”

  臣按:复仇之义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虽若变,然变而不失正,斯为常矣。以五行之理论之,如金生水,金为火所克,水必报之,水生木,水为土所克,木必报之,木、火、土三行皆然。人禀五行以有生,有以生之必有以报之,人之所生者必报其所由生,是以相保爱、相护卫,不敢相戕杀,非但畏公法亦畏私义,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此人所以与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乐也。然人世有无穷之变,王法有不到之处,天理有未定之时,或相杀焉杀之不以其罪,泯之不存其迹,急之不容其缓。是故所杀之人其父也,其子曰父生我者也,而人杀之,是无我也,我何以生为?必杀之以报我所生;所杀之人其兄若弟也,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而人杀之,是蔑我也,必杀之以报我同生,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兄若弟不为报,吾谓之何;所杀之人其交好游从也,其交好游从者曰若与我交好游从,彼非不知也,而杀之,是藐我也,必杀之以报我所知,我不报之,人设杀我而我交好游从不为报,吾谓之何。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为死,则彼不逞之徒、不仁之辈不敢起杀人之念,盖虑其人之有子若孙、有兄若弟、若交好、若游从,将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赴诉于有司,声冤于鼓石也。然而王法虽公,刑官虽明,然无诉告者则其冤又不能以上达,此圣人制其法于礼,使凡为人子、为人兄若弟,有父母兄弟之仇则必赴诉于官,不幸而无子孙兄弟,则其所交游者虽非血属,亦得以为之伸理焉,苟诉于公而公不为之报,或其势远而力弱,事急而情切,一时不能达诸公,奋其义而报之,则亦公义之所许也。礼所谓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国,盖谓为人子、为人兄若弟、为人交游恒各以是存诸心,必报吾父、必报吾兄若弟、必报吾交游,不然,吾不与杀吾父者同戴此天,杀吾兄弟者吾遇之必不反兵,杀吾交游者吾与之必不同居此国,甚言必杀之以报所仇,不但已也。解礼者乃专以为私报所仇,狭矣,礼盖兼公私言也,不能报以公必报以私,断断乎其必然,此先王以立礼之意也。三代之时,皇极建而公道明,非士师无擅杀之吏,非天命无枉死之人,非独无不报之仇,而亦无仇可报也。然先王以好生为德,恒恐一人之不得其生,而或有以戕其生者,故既本天地相生之理,制刑罚之常以弼教,又因五行相克之理,明报复之义以垂训,使人人知杀人之亲交者必死,杀己之亲交者必报,而皆不敢相戕害以丧其生,相容忍以忘其死,此古昔盛时所以人无冤声、天无盭气而世无祸乱之作也。自秦汉以来,此义不明,一切以法律持世,惟知上之有法而不知下之有义,所谓复仇之义世不复讲,至于有唐陈子昂、韩愈、柳宗元始因适有报复父仇者而各言所见,要之皆是也,而未尽焉。谨按《周官》朝士“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所谓报仇仇者非谓为人子若弟者亲手剚刃于所仇之人,凡具其不当死之故与所杀之由达于官者,皆是欲报其仇仇也。既书其情犯而告于官,而其所仇者或隐蔽、或逋逃、或负固,而报仇之人能肆杀之以报其所亲之仇,则无罪焉。盖人君立法将以生人,无罪者固不许人之枉杀,有罪者亦不容人之擅杀,所以明天讨而安人生也。苟杀人者人亦杀以报之,曰吾报吾所亲交之仇也,不分其理之可否、事之故误,互相报复,无有已时,又乌用国法为哉?孟子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人”,明不为士师则不可以杀人也。朝廷当明为之法,曰:“凡有父兄亲属为人所杀者,除误杀、戏杀、过失杀外,若以故及非理致死者,亲属邻保即为之护持其子若孙及凡应报复之人,赴官告诉,如无亲属,其邻里交游皆许之,府县有碍赴藩臬,藩臬有碍赴阙庭,径赴者不在越诉之限。若官司徇私畏势,迁延岁月,不拘系其人而为之伸理,其报复之人奋气报杀所仇者,所在即以上闻,特敕理官鞫审。若其被杀者委有冤状而所司不拘其人、不具其狱,即根究经由官司,坐以赃罪除名,而报仇者不与焉;若所司方行拘逮而或有他故以致迁延,即坐杀者以擅杀有罪者之罪而不致死焉。若不告官,不出是日而报杀者,官司鞫审,杀当其罪者不坐;若出是日之外,不告官而擅杀者,即坐其亲属、邻保以知情故纵之罪,而其报复之人所杀之仇果系可杀,则谳以情有可矜,坐其罪而免其死。若官吏假王法以制人于死,律有常条,不许私自报复,必须明白赴诉,若屡诉不伸而杀之者,则以上闻,委任大臣鞫审。如果被杀者有冤而所司不为伸理,则免报仇者死而流放之,如胡氏之所以处张蛙者,而重坐经由官司之罪;若被杀之人不能无罪,但不至于死,则又在随事情而权其轻重焉。”如此,则于经于律两无违悖,人知仇之必报而不敢相杀害以全其生,知法之有禁而不敢辄专杀以犯于法,则天下无难处之事,国家无难断之狱,人世无不报之仇,地下无枉死之鬼矣。

  宋高宗绍兴末,盗发王公哀母冢,有司释之,公哀手杀盗,事闻,兄佐为吏部员外郎,乞纳官以赎公哀之罪,诏令给、舍议,杨椿等谓:“发冢开棺者,事当绞,公哀始获盗不敢杀而归之官,狱成而吏出之,使扬扬出入闾巷与齐民齿,则地下之辱沉痛郁结,终莫之伸,为人子者尚当自比于人。公哀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罪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诏公哀降一官,依旧供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

  臣按:戕人之尸与其身,虽有死生之异,孝子爱亲之心则不以死生而异也。王公哀诉发冢之盗于官,官不为之理而杀之,盖所杀者发冢应死之盗,所报者不共戴天之仇,朝廷坐有司之罪,是也,而降公哀一官,岂所以为训乎?夫公哀不闻之官而擅杀之,罪之可也,今既闻之官,而官出之,则故纵失刑,罪有所归矣。

  以上明复仇之义
 

卷一一一

  ▲简典狱之官

  《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

  郑玄曰:“猾,乱也。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士,理官也。”

  臣按:此万世命官掌刑之始。盖帝世兵刑合而为一,所谓“蛮夷猾夏”,三代以后则属之兵官而刑官所掌者寇贼奸宄而已,而后世群行攻劫之寇则亦以属兵焉。

  《周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

  吕祖谦曰:“奸慝隐而难知,故谓之诘。推鞫穷诘而求其情也;暴乱显而易见,直刑之而已。”

  蔡沈曰:“秋官卿主寇贼法禁,诘奸慝,刑强暴作乱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

  臣按:司寇,六卿之一,在虞廷谓之士师,在周谓之司寇,在汉谓之廷尉,唐宋以来刑部尚书侍郎是也。

  《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国名)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

  蔡沈曰:“此周公因言慎罚而以苏公敬狱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书以为后世司狱之式也。《左传》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苏忿生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狱,培植基本以长我王国,令于此取法而有谨焉,则能以轻重条列用其中罚而无过差之患矣。”

  陈栎曰:“苏公所以为司寇在乎敬,后人之法苏公在乎慎,能慎则能敬矣,固为后之司狱者虑,尤为后之君用人以司狱者虑,能如苏公者则用,否则斥。”

  臣按:苏公一狱官也,敬其所由之狱,谓其能使天下无冤狱可矣,而周公乃谓之能长我王国,且使太史书之以为后世司狱之法,然则治天下岂无他道而必以刑狱培植国家之基本乎?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之效及于天下非百年而不洽,不仁之效一日行之则有一日之害、一年行之则有一年之害,盖不终朝而已遍于寰区矣。所以为此者,固出于其君之心,而所以广君之虐于天下者则其臣为之也,观诸秦隋以来可见已。人君不仁之政固非一事,然皆假刑以行之,假刑以立威尤不仁之政之大者也。周公告成王以立政用人之事,而末举苏公敬狱为言,且欲以为式于天下后世,然不谓之治狱而谓之敬狱,而又欲后人取法而有慎焉。所谓敬、所谓慎,敬则存于心者不敢忽,慎则见于事者不敢肆,虽则以告太史而实以之而告于王也,使为狱官者能用敬慎以治狱,而用狱官者又能择敬慎之人而用之,则凡所以治狱者无非仁而不仁之事则有所不行矣,所行无非仁是能重民命矣,能重民命则足以延国命矣,民命之有永乃天命之所由永也。

  《君陈》:王曰:“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

  蔡沈曰:“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为生杀,惟当审其轻重之中也。”

  陈经曰:“君之喜怒无常情,法之轻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从君可也,非从君,乃从理也;君言苟未是,则从理可也,从理乃所以从君也。”

  臣按:成王以是告君陈,即周公告成王以文王罔兼庶狱及不误于庶狱之意也。后世人主惟恐其臣之不徇己,有不徇己者或怒或斥,其视成王之告君陈惟恐其臣之或徇乎己,其人之贤不肖何如也?是固其得于家庭之传、辅弼之训,然其天质之美亦于是乎见之,后世人主所当取法者也。

  《吕刑》:王曰:“典狱非讫(尽也)于威(权势也),惟讫于富(贿赂也)。敬忌,罔有择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蔡沈曰:“当时典狱之官非惟得尽法于权势之家,亦惟得尽法于贿赂之人,言不为威屈、不为利诱也。敬忌之至,无有择言在身,大公至正,纯乎天德,无毫发不可举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则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对天之辞,盖推典狱用刑之极功而至于与天为一者如此。”

  吕祖谦曰:“典狱不得行其公者,非为威胁则为利诱,欲威不能屈、富不得淫,惟在敬忌,无择言在身而已。”又曰:“典狱之官,民之死生系焉,须是无一毫私意,所言无非公理,方可分付以民之死生。天德所谓至公无私之德,到自作元命地位,命是命令,所制刑之命皆是元善不可复加之命方可。后世多以典狱为法家,贱士民之死生寄于不学无知之人,和气不召,乖气常有,所以不能措天下之治。盖掌刑之官代天行罚,天讨有罪,天所以整齐天下之民,元不是自家事,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敬五刑是专敬天理,三德是或当用正直、或当用刚克、或当用柔克各得其当。若不敬天命,为害所逼、为利所诱,用刑必差,须是置祸福于度外,专敬天命,刑无不得其当,则民有所措手足,此所以培养根本,故三代得天下以仁。”

  臣按:刑狱之事实关于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而不徇乎人欲之私,权势不能移,财利不能动,如此,用刑者无愧于心,受刑者允当其罪,吾之心合天之心矣。然非在我者一于敬而不敢忽、一于忌而不敢肆,行之于身皆可言之于口、无一事而不可对人言者不能也,允若兹,则吾之所存者合乎天心,而吾之所得者纯乎天德矣。彼其生死寿夭之命乃天所以制斯人者,今我德与天一,则制生人之命在我矣。夫天高高而在上,所以制人之命者也,典狱者虽在于下而其所典之职亦以制人之命焉,岂非配享在下乎?典狱之职所系之重如此,膺天命而制生灵之命者可不择其人以用之乎?要之,狱所以不公者,外为权势之嘱托、内为财利之贿赂故也。然典狱之官所以不讫于威富者,其根本则又在于上之人焉。上之人诚严申明祖宗之法,使有罪者不以贿免戒,饬左右之人使掌法者得以执奏,而所用以居是官者,又必得夫存心敬畏秉性刚直之人用之,则法不至于私滥、人不死于非命,人心允合于天心,逆气不伤于和气乎。吁,臣之所为乃承君之所命,臣之所以作民之命由君作臣之命也,臣德克享于天则君德可知也。或曰典狱用刑,人臣事也,蔡氏谓推其极至于与天为一,何哉?天者公而已矣,天以至公之道付之君,君以天讨之公付之臣,臣能奉公与天无间,是即君之所以无间于天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唯作天牧?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附也),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

  蔡沈曰:“司政、典狱,诸侯也,为诸侯主刑狱,而言非尔诸侯为天牧养斯民乎?为天牧民则今尔何所监惩?所当监者非伯夷乎?所当惩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启迪斯民,舍皋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论也。苗民不察于狱辞之所丽,又不择吉人,俾观于五刑之中,惟是贵者以威乱政、富者以货夺法。”

  臣按:刑者天所以讨有罪,讨有罪所以安无罪之民也。司政、典狱并言者,以诸侯受天子之命以为一方之主,既司夫民政复典夫刑狱也。政所以安民生,狱所以治民罪,皆奉天子之命以牧养其民,然天子之命即天命也,天子之民即天民也,安民生固所以全其天命,治民罪亦所以全其天命也。有罪者治之则不敢复为恶,而无罪之民皆得遂其生而全其天矣。

  王曰:“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至也)命。今尔罔不由慰日勤,尔罔或戒不勤。”

  蔡沈曰:“此告同姓诸侯也。参错讯鞫,极天下之劳者,莫若狱,苟有毫发怠心则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尔所用以自慰者无不以日勤,故职举而刑当也。尔罔或戒不勤者,刑罚之用,一成而不可变者也,苟顷刻之不勤则刑罚失中,虽深戒之而已施者亦无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岂可以或戒也哉?”

  臣按:三代之世,封建之法行,故穆王所戒者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其同姓诸侯也。盖天下有天下之刑,一国有一国之刑,天下之刑则天下之有罪者系累于其狱,一国之刑则一国之有罪者禁锢于其狱,人非一人也,五木具其身,百忧婴其心,度一日有如三秋者矣,而为邦国之君典刑狱之政,置其身于安逸之地,忘其人在困厄之中,则有不得其死者矣,吾何惜夫顷刻之劳而不尽吾心焉,而使斯人无罪而就死地哉?一息或怠而致数人之死命,后虽悔之亦无及矣,吾心何由而安哉?此所以用之慰者必以日勤,然后职举而刑当也。

  非佞折狱,惟良折狱。

  蔡沈曰:“佞,口才也。非口才辩给之人可以折狱,惟温良长者、视民如伤者能折狱,而无不在中也。”

  林之奇曰:“佞人御人以口给,如周亚夫诣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谓佞折狱也。”

  臣按:折狱之官,人命所系,是以自古典狱之官必用易直仁厚之长者以任之,盖以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和颜悦色以询之犹恐畏威惧刑而不敢尽其情,况御之以口给乎?

  王曰:“呜呼,敬之哉。官(典狱之官)伯(诸侯)族(同族)姓(异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蔡沈曰:“此总告之也。朕之于刑言且多惧,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实任责,作配在下可也。”

  臣按:先儒谓官伯,官之长。前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则狱官乃配天者也。人君知狱官可以配天则于命是官也必不敢轻,人臣知狱官可以配天则于居是官也必能自重。穆王于前既曰“念之哉”,念之云者即帝舜恤之之意也;又曰“敬之哉”,敬之云者即帝舜钦之之意也。穆王之作此书虽曰耄荒,然帝王心法之传千载犹可想见,此《吕刑》之书所以见取于孔子也欤。

  《周礼》:刑官之属,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师下大夫四人,乡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郑玄曰:“乡士主六乡之狱。”贾公彦曰:“刑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

  臣按:大司寇一人,即今刑部尚书;小司寇二人,即今左右侍郎。乡士以下,郑注谓主六乡之狱,即今十三司分掌各道刑狱是也,自唐以来分为六部而刑部分四属,曰宪部、曰比部、曰司门部、曰都官部。国初因之,至洪武二十三年始改为十三部,后又加以贵州、交焄为十四,其后弃交焄惟存十三部焉,盖有合于《周官》刑官之属乡士掌六乡之狱之制,可见前圣、后圣之心,其揆一也。

  小司寇之职,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郑玄曰:“登中,上其所断狱讼之数。”贾公彦曰:“群士谓乡士、遂士以下。”

  臣按:登中于天府,说者谓狱讼之中言事实之书也,必登于天府者,以刑所以致天讨,故登于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书而有谨于用之意。臣窃以为,所谓中者,意者取其所计弊狱讼之得其中者上于天府,使藏之以为法比,后有罪犯有合于是者则援引以为质也,如此,庶于文法为顺。

  乡士掌国中(遂士掌四郊,县士掌野),各掌其乡之民数(遂士掌其遂之民数,县士掌其县之民数)而纠戒之(遂士、县士亦各纠其戒令),听其狱讼,察其辞,辩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于朝(遂士、县士皆同,惟旬,遂士二旬、县士三旬)。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附也)其法以议狱讼。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肆(陈尸)之三日(遂士则协日就郊而刑杀,县士则协刑杀,各就其县,余并同)。若欲免之,则王会其期(遂士则王命三公会其期,县士则王命六卿会其期)。

  吴澂曰:“掌国中谓国中至百里郊也,凡六乡之狱皆在国中。要之者,谓为其罪法之要辞。受中,谓受狱讼之成也。协日刑杀,谓可刑杀之日也。肆之,谓陈尸。期,谓王欲赦之人则乡士职听于朝,司寇听之之日则王以时亲往议之也。”

  臣按:刑官而以士名,则自虞廷已然,其在朝者谓之士师,布列于外者,在六乡谓之乡士、在六遂谓之遂士、在各县谓之县士,各掌其民之数,其所以纠戒令、听狱讼、察虚实、辩曲直、异死刑而为其要辞以职事而听于朝,而司寇听之,三士皆同也,而其日数则不同焉,乡士则旬日也、遂士则二旬也、县士则三旬也。及夫断其狱、弊其讼于朝,群士与司刑之官皆在焉,各以其所犯罪附之于法,合众所丽之法而参议之,士师乃受其成狱,协之于可杀之日,始加以刑杀,而陈其尸者三日,三士皆同也,惟所肆之处则不同焉,乡则市朝也、遂则于其遂也、县则于其县也。若其人之罪有可矜而可疑,王欲免之,六乡则王自会于司寇而自为之期,六遂则王命三公会其期,各县则王命六乡会其期。三士之地不同而皆掌民数,其纠戒令、听狱讼则同也,而皆谓之士焉。夫谓之士者理官也,士居四民之先而列五爵之一,列官分职不皆谓之士而理官独谓之士者,盖以此官民命所系、天讨所寓,国家所以得失民心皆在于此,故非明义理、备道德、通经学者不可以居之,自虞廷以皋陶为士,而周人自秋官卿以下内外掌刑之官皆以士名,盖以示后世,使知刑官之重而不可杂以他流也。本朝定制,风宪官不以吏员为之,深得虞、周之意。

  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捕属廷尉。释之奏犯跸当罚金,上怒,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重之,是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下廷尉治,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谓依律而断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殽土,陛下且何以加其罪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杨氏曰:“释之论犯跸,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时上使人诛之则已,是则开人主妄杀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则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论之,安得越法而擅诛乎?”

  臣按:张释之为廷尉,文帝欲当犯跸者以罪而释之罚金,文帝欲当盗高庙玉环者以族,释之当以弃市,可谓能守职执法而以道事君者矣,其视张汤视上意所欲罪释而为之出入者,不啻鸾凤之与鹰鹯矣。虽然,释之敢言固难,而文帝之能从尤难,后世为法官者固当以释之为法,而文帝之从谏如流,而不饰非拒谏,以私怒刑人,尤人主之盛德也,万世人主所当师焉。

  宣帝本始四年,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起也)邪(当重而轻,使有罪者起邪心),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臣按:汉既有廷尉而又立廷平,后世以大理寺平允法司刑狱,其原盖出于此。本朝设大理寺卿一人、少卿寺丞各二人,又分其属为左右二寺,设正副评事,凡刑部、都察院所问罪狱必俟平允然后法司定罪,若罪名不当,驳回再问。

  魏明帝时,卫觊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

  胡寅曰:“怀天下者当以仁,理天下者当以义,律令者聊以记刑名之数耳,岂所恃以为治也?惟明于经训者乃能用法,徒贵习法之熟而无保国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也。夫业儒之侮经者尚多有之,况习法而不知仁义之道,其侮法将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于胥吏哉?自后世观魏之所以存,岂系于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岂系于律令之烦省乎?卫觊之言,非经邦之令猷也。”

  臣按:卫觊欲立律博士,是欲以国家弼教辅治之大典付之不通经之吏胥也,胡氏非之诚是矣。夫吏胥之不通经,固不可以掌律令,然于律之名例条贯犹其所习也,而后世乃至以狱事付之武夫嬖幸,则并法比之不知焉,则是设为刑狱以立威制人,非以弼教辅治也,固非圣人制刑之意,亦岂天讨有罪之公哉?

  唐太宗初即位,盛开选举,或有诈为资荫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诈伪事泄,大理少卿戴胄断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欲杀之,既而不可而置之于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臣按:胄谓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其失正与张释之同,其所谓“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而言者一时喜怒之所发,陛下发一朝之忿而欲杀之,既而不可而置之于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则名言也。太宗不徒不怒之,而且奖之,真好治纳谏之主也,后主宜法焉。臣尝因是而论之,国家之法固不可以不守,而人君之言亦不可以失信,言一失信后虽有言人莫之信矣,然而欲存人君之信而于祖宗之法则有妨焉,如之何则可?曰为人上者当熟思审处而后发于言,前有所违,后难于继,断然不出诸口也,为人臣者则当遏绝之于发言之初,不待其形见于事为之著,如此,则是能致其君于无过之地矣。

  贞观初,诏殿中侍御史崔仁师覆按青州谋反狱,仁师止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释之。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足下平反者众,人情谁不贪生,恐见徒侣得免,未肯甘心。”仁师曰:“凡治狱当以仁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而不为伸邪?万一暗短误有所中,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

  臣按:崔仁师谓“治狱以仁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而不为伸”,后世治狱者往往自规免己之罪,不复顾人之死生,皆仁师之罪人也。

  太宗时,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览焉,问曰:“其间罪亦有情可矜容者,皆以律断?”对曰:“原情定罪,非臣下所敢。”上谓侍臣曰:“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匪欲害人,利欲售棺故尔。今法司覆理一狱,必求深劾,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圭奏曰:“但选良善平恕、断狱允当者赏之,即奸伪自息。”上善之。

  臣按:欲得狱平允,王圭欲选良善平恕、断狱允当者赏之,臣窃以为断狱之吏固欲选良善平恕者,然其本则在人君焉。人君苟存好生之心,钦哉钦哉,惟刑之恤,虽不赏之,彼亦不敢深刻矣。

  太宗尝与侍臣论狱,魏徵曰:“炀帝时尝有盗发,稍涉疑似悉令斩之,凡二十余人,大理丞张元济怪其多,试寻其状,内五人尝为盗,余皆平民,竟不敢执奏,尽杀之。”太宗曰:“此岂惟炀帝无道,其臣亦不尽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戒之。”

  臣按:太宗无事时与群臣论狱,魏徵论及隋炀之无道杀人,而太宗责臣之不忠,且曰:“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噫,隋之君臣如此所以亡,唐之君臣如此所以兴,后世人主不可不知也。

  武后时,万年主簿徐坚上疏以为:“《书》有五听之道,令著三覆之奏,比有敕,推按反者得实即行斩决,人命至重,死不再生,万一怀枉,吞声赤族,岂不痛哉?此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绝此处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简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

  臣按:徐坚谓推按反者即行斩决,不足肃奸逆而明典刑,而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非独于反狱一事为然,凡人君用人纠察人过咎,委任之专而信任之不疑,皆有此弊。

  武后时,刺史李行裒为酷吏所陷,秋官郎中徐有功固争不能得,侍郎周兴奏有功故出反囚,当斩。太后虽不许,亦免其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复起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县庖厨,势使之然也。陛下以臣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远近闻者相贺。

  臣按:有功当酷吏告密罗织之秋,独能以平恕为心,,可谓特立不倚者矣。武后虽女主,然亦知雅重其人,当死而生之,既废而起之,固辞而受之,可见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尝泯,特人臣立志不坚,见理不明,过于徇人而切于为己耳。后世人主一废其人即不复用、不复问往事之如何,顾反出一女主下哉。

  武后时,法官竞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臣按:当武后酷吏淫虐之时,而徐有功、杜景俭独存仁恕,是知人心之天理,虽以暴虐之君,无不有之,但掌刑之臣不能执正守法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始用儒士为司理判官。

  臣按:州郡设官理刑亦犹周官乡士、县士之比,然谓之士者,以刑狱人命所系,不可专委之吏胥。士读书知义理,不徒能守法,而又能于法外推情察理,而不忍致人无罪而就死地,名重于利,吏胥虽曰深于法比,然后能知法也,而不知有法外意,苟狱文具而罪责不及已足矣,而人之冤否不恤也。宋太宗始用士人为司理判官,其有合成周之制欤。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详覆官六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公遣鞫狱吏。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并以京朝官充,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狱,辞日上必临遣谕旨曰“无滋蔓,无留滞”,或赐以装钱,还必召见,问以所推事状,著为定令。

  臣按:宋于法司常员之外,专置官以阅天下所上案牍,及推勘大狱,临遣必谕旨优赐,竣事又召见请问,人君留心狱事如此,奉命以推治者其有不尽心者乎?

  二年,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命常参官主之,凡官内州府十日一具囚帐供报,有疑狱未决者即驰传往视之,州郡敢积稽留大狱久而不解及以偏辞按谳情不得实并官吏用情者,悉以闻。

  臣按:后世于藩方设官司刑本此。在宋为提点刑狱司,在元为肃政廉访司,本朝于藩方各置提刑按察司,凡十有三处。

  是年始制审刑院于禁中,兼置详议官六员,凡狱具上奏先由审刑院印讫以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详议,申覆裁决讫以付中书省,当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闻,如命论决。

  臣按:宋制即有刑部、大理寺,而又立审刑院于禁中,事虽详审,然不无重复。本朝有狱事先由刑部、都察院鞫问,然后送大理寺,有不允者驳回再问,既允然后问,闻奏取旨,事体归一,可为万世彝典。

  真宗景德四年,复置诸路提点刑狱官。先是,帝出笔记六事,其一曰勤恤民隐,所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沴。先帝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刑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引对于长春殿遣之。

  臣按:宋太宗始置诸路提点刑狱,既而罢之,至是复置。本朝置提刑按察司,其职虽纠察一道官吏,不专于刑,然以提刑入衔则固重在此也。

  神宗熙宁七年,置律学设,教授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先是置刑法科其考试,关防如诸科法。

  司马光曰:“律令格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又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才、厚风俗也。”

  臣按:自隋人作律以八字为义例,遂致文深而义晦,甚失古人使人易晓难犯之意。今后律文宜详备其事、浅易其文,凡其罪名轻重、决杖多寡,皆须明白详载,不厌简帙之繁,不惜文辞之复,使检阅之间粲然于目、灼然在心,不必深于文墨者然后晓之,凡有目者粗知文义无不晓然也。如此,何用说官教训立法,考试设科取用为哉?惟用士人之通经术、知道谊者为之,遇有刑狱按律处罪,律所不载及有可疑者引经断狱,取裁于上可也。

  以上简典狱之官
卷一一二

  ▲存钦恤之心

  《舜典》: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孔颖达曰:“此经二句,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陈典刑之义以敕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罚之事最须忧念之哉。忧念此刑恐有滥失,欲使得中也。”

  朱熹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宽恤之义,某之意不然,若作宽恤,如被杀者不令偿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说,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谨,如断者不可续,乃矜恤之恤耳。”

  又曰:“今之法家多惑于报应祸福之说,故多出人罪以求福报,夫使无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释,是乃所以为恶耳,何福报之有?《书》所谓钦恤云者,正以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也。今之法官惑于钦恤之说,以为当出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当杀者莫不多为可出之涂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则大率减等,当斩者配、当配者徒、当徒者杖、当杖者笞,是乃卖弄条贯侮法而受赇者耳,何钦恤之有?”

  臣按:帝舜之心无所不用其敬,而于刑尤加敬焉,故不徒曰钦而又曰哉者,赞叹之不已也,不止一言而再言之,所以明敬之不可不敬,以致其丁宁反复之意也。是敬也,盖自帝尧钦明中来,帝舜居尧之位、体尧之心,于凡天下之事、天下之民,无有不敬谨者矣。若夫刑者,帝尧所付之,民不幸而入其中,肢体将于是乎残、性命将于是乎殒,于此尤在所当敬谨者焉。是以敬而又敬,惓惓不已,惟刑之忧念耳。谓之惟者,颛颛乎此而不及乎他,切切乎此而无或间也。恤字蔡传无解,朱子谓恤不是宽恤,然朱子之前孔氏《正义》已解为忧念,可谓得帝舜之心于千载之下也夫。

  汉孝文帝禁网疏阔,选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太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措同)之风焉。

  臣按:文帝用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太省,几至刑措。噫,文帝用一张释之而几致于刑措,三代以下称仁厚之君必归焉,《中庸》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盖必有禁网疏阔之君,然后其臣敢以其罪之疑者而予民,故曰有是君则有是臣。

  宣帝地节四年,诏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

  臣按:汉世人君,宣帝最为苛急,然犹下此诏,且谓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者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以为殿最。噫,居宫殿之中而思囹圄之苦,处清闲之地而念困厄之人,人君宅心如是,上天岂不祐之哉?汉去古不远,所行多仁政,然当是时赵、盖、韩、杨之不得其死,人皆归咎于帝之苛急,及观是年及元康四年念耆老之诏,则帝之心可知矣。有君如此,而于定国不能扩充其善心而引之当道,岂不可惜哉。

  明帝时,楚王英以谋逆死,穷治楚狱累年,坐徙者甚众。寒朗言其冤,帝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时天旱即大雨,马后亦以为言,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降宥。

  臣按:史言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夫人君为治贵于用得其人,臣之能即君之能也,政不必自己出也。明帝善刑理不足贵也,然能幽枉必达,及闻楚狱之冤夜起彷徨,则先王不忍人之仁也,是则可贵耳。人君苟存明帝夜起彷徨之心以恤刑狱,虽不必自善刑理,而能委任得人而不为左右之所蒙蔽,则幽枉无不达矣。

  章帝元和三年,诏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请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

  臣按:一人犯罪禁至三属不得仕宦王朝,固非圣世罪人不孥之意,宋徽宗时有党人子孙不许内仕之禁,其视章帝此诏有愧矣。

  唐制,凡囚已刑,无亲属者将作给棺瘗于京城七里外,圹有砖铭,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臣按:此亦唐人仁恕之政。

  太宗亲录囚徒,纵死罪三百九十人归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来,乃赦之。

  欧阳修曰:“信义加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太宗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责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自归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以知为恩德之致尔,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其来归而赦之事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胡寅曰:“罪既至死无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间宁无杀人偿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杀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况既得一年之期,必尝相约以如期而集则可免死,太宗悦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颇也,然不敢违逸而皆至,情则可矜矣,要之,始者纵之过也。”

  臣按:刑者天讨有罪之具,人君承天以行刑,无罪者固不可刑,有罪者亦不敢纵也。人君不循天理而以己意操纵乎人,亦犹人臣不奉国法而以己意操纵乎囚也,可乎哉?人臣如此,君必诛之无赦,臣畏国法必不敢如此,人君以己意纵罪人,而又以己意舍之,独不畏天乎?

  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脏皆近背,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棰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至死?”乃诏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太宗诏罪人毋鞭背,其心仁矣,非独见其有宽刑之仁,而实可验其有爱民之心,随所触而即感,然不徒感之而又能推广之以致之民也,其致刑措而庶几于三代也宜哉。后世称宋人以仁厚立国,然唐既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犹有杖脊之法何也,岂太祖、太宗不闻唐太宗此言,而当时辅弼谏诤之臣亦无以此言进者欤?我朝定令,凡笞杖人于臀腿受刑之处,非此则为酷刑,仁恩之及于人人也博矣。

  太宗以大理丞张蕴古奏罪不以实斩之,既而大悔,诏死罪虽令即决,皆三覆奏。久之,谓群臣曰:“死者不可复生,近有府史取赇不多,朕杀之,是思之不审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肉,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务合礼撤乐减膳之意。”

  臣按:张蕴古奏请不以实,其情有故误,设使其故犹当权其轻重而加以刑,况蕴古曾上《大宝箴》,其言切至有益于君身治道,斯人而能为斯言,犹将十世宥之,乃以轻罪而坐重刑,太宗虽悔之无益也。虽然,人君不贵无过而贵能改过,太宗能因此以生悔心,不徒悔之于已往而又戒之于将来,充而广之以遍于天下后世,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太宗有焉。

  太宗时,有失入者不加罪,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止矣。”太宗悦从之,自是断狱平允。

  臣按: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此就人君言之耳,为刑官者执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岂容视上人宽急而为之轻重哉?然中人之性畏罪而求全,不能人人执德不回、守法不挠,是以为人上者常存宽恤之仁而守祖宗之法,毋露其好恶之几,以示人而使之得以观望也。

  玄宗开元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胡寅曰:“以文观之,四海九州之大,一岁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几于刑措矣,以实论之,玄宗以奢汰逸乐教有邦,则狱讼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无乃慕刑措之名,饰太平之盛,有当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惨舒,一视上之好恶,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下从之,故《诗》云‘牖民孔易’。苟欲刑措不用,虽囹圄常空可也,然讼狱曲直不得其分,奸猾逋诛、蠹害脱死而平人冤抑者众矣。故善为治者必去华而务实,则不为人所罔也。”

  开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鸟雀不栖,今有雀巢其树,百官以为几致刑措,上表称贺。

  马端临曰:“是时李林甫方用事,崇奖奸邪,屏斥忠直,御史周子谅以弹牛西客杖死殿庐,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以失宠被谗,无罪同日赐死,皆是年事也。其为滥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鹊巢为刑措之祥,何耶?”

  臣按:人君之为治贵乎有其实耳,名不患其无也,名实如形与影,有形则影随之,无形而强欲为之影,万无此理也。玄宗之世,刑部为此奏,承玄宗好名之意,欲以欺天下后世耳。然而数百年之后,马氏尚为此论,则当世之臣民目睹其实者其能欺之乎?是盖慕刑措不用之名而为此举,其后李林甫为相又奏野无遗贤,皆无其实而欲强为之名者也,卒之名不可得而贻讥于天下后世,胡氏华实之论,万世人主所当服膺者也。

  宪宗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赈饥,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不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中国乃专任刑法,吉甫之言过矣。”帝以为然,司空于頔亦讽帝用刑,尝谓宰相曰:“頔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刑者所以辅政弼教,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用以辅政之所不行、弼教之所不及耳,非专恃此以为治也。宪宗然李绛之言,非于頔之请,其知帝王治道之要者欤。

  宋太祖开宝六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无辜,尝读《虞书》,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盖有意于刑措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云。

  臣按:宋太祖读《虞书》而知近世宪网之密,亦犹唐太宗读《明堂图》而除杖背之刑也,人主读书每每得之于心而见于施行,如此,则帝王之盛德可以企及,唐虞之德化亦可以卒复矣。此二君者皆可以为万世帝王读书之法。

  太宗在御,尝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每能烛隐微,尝亲录系囚至日旰,近臣或谏劳苦过甚,帝曰:“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挠,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因谓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飞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自达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辄亲录系囚,多所原减,诸道则遣官按决,率以为常,后世遵行不废。

  臣按:太宗谓若以尊极自居,下情不能自达,非但刑狱一事为然也。高宗绍兴四年,诏特旨处死情法不当者,许大理寺奏审。

  臣按:人君立法司以断庶狱人之有罪,一断以祖宗成法,无自处死之理,王言一出,臣下奉承之不暇,明知其非而不敢言者多矣,高宗此诏可为世法。

  以上存钦恤之心
 
卷一一三

  ▲戒滥纵之失

  《周书吕刑》曰: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附也),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蔡沈曰:“苗民不察于狱辞之所丽,又不择吉人俾观于五刑之中,惟是贵者以威乱政、富者以货夺法,断制五刑,乱虐无罪,上帝不蠲贷而降罚于苗,苗民无所辞其罚而遂殄灭之也。”

  陈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宁成、严延年、王温舒、周兴、来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上帝不蠲而绝厥世,古今一律也。”

  臣按:刑罚之所以不中者非讫于威则讫于富,讫于威所以徇人之势,讫于富所以阜己之财,用是以断制刑狱,虐乱无辜之人,民怨于下,天怒于上,卒之所依之势不可怙,所得之财不能保,而并与己之所有者而丧之,遂使自受姓以来之宗祀亦殄灭而无遗类焉。呜呼,《吕刑》此言岂非万世典狱者之永鉴哉。

  狱货非宝,惟府(聚也)辜功,报以庶尤。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善也)政在于天下。

  蔡沈曰:“狱货,鬻狱而得货也。府,聚也。辜功,犹云罪状也。报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祸之命尔。”

  吴澂曰:“非天不中而偏罚之,盖以人之为人,在于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于死,天岂容之哉?若天之罚不如此其极,则犹吏将无所畏,恣于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无复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臣按:狱之于人乃性命之所关系,顾不以公而以私,不以理而以欲,以人之性命而成吾之私家,其与杀越人于货其心一也。盍思曰人之生也乃天之所命,吾以货而杀人,是逆天命也,天岂容我哉?以货杀人且不可,况又假天之讨有罪者以杀无罪?是重得罪于天矣。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突之子毛及偃从公子重耳在秦)。”对曰:“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

  臣按:刑以弼教,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权其轻重以为取舍焉。苟在上者理有不明,而惟欲之徇,至用刑诛以快其志,则凡所恶者大者可诛、小者可论而人无容足措手之地矣。下拂乎人心,上逆于天道,人虽无如我,何其如天何?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卫鞅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始皇并吞六国,毁先王之法,减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摽文墨,昼断狱,夜理书,目程决事,日悬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臣按:秦不师古,专用刑法,以致民不聊生而天下溃叛,后世所当以为鉴戒者也。

  汉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高后除之。孝文元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

  臣按:古者五刑极于大辟,死一身之外无余刑也,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罪及于妻子同产,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无罪也,况一族乎?父之族同一气脉之相传且犹不可,又况于母族、妻族乎?是人家以一女子适人之故,而累及其一家一族无辜而至于绝宗殒祀,若推其类而至于义之尽,则生女可以不举矣。使家家皆惩之而不举,则人类不几于绝乎?所谓妖言之令,尤为无可凭据,言出于人之口而入于人之耳,甚无形迹也,徒以一人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况其家族乎?有国者恐其摇民惑众,或至奸宄之生、祸乱之作,必明立禁条,须必见于手书著于简牍,成夫文理,质证对验,明白无疑,然后坐之,不然且将有如贾生之论秦者矣。生之言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非徒不能禁乱,且因以生乱而至于亡矣。”汉承秦后而一切禁之,其享国至四百余年,宜哉。

  武帝即位之后,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下,张汤以峻文决理,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汤奏颜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是后有腹诽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胡寅曰:“昏主奸臣未有不恶嫉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张汤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诽谤之木以求谤言,故士传言、庶人谤,既许之谤则有口者皆得尽其情矣。周厉王虽监谤,亦见其时言路之不隘也,监之而后隘矣。秦禁偶语则两人不得相与言矣,其后又有妖言令,则一人而为国家深计者亦不得独献言矣。虽然,是犹或发之于口、或笔之于书,得一据证,反是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诽之法不亦异哉?自尧舜大圣犹以知人为难,知人之道必自听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观其言,明试以功,又考其事,庶乎尽之而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用形显而罪之。呜呼,异哉!人心难测甚于知天,腹之所藏何从而验,今指孝子曰尔欲弑父,指忠臣曰尔欲弑君,指廉人曰尔欲为穿窬,指义士曰尔欲为盗贼,尔虽不言不为吾知,尔之心也。然则凡所嫉恶者孰不可杀矣,立法如此,与商纣剖比干观七窍也几希,使贤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义不得以自伸,反贻暗昧之诛,喑呜而死,皆汤启之也。汤祸贼不足道,其报亦不旋踵,独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大夫自是谄谀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谄谀也,况立法以诏之乎。”

  臣按:腹诽之法胡氏论之可谓切至矣,张汤今年杀颜异,明年即自杀,天道好还,彰彰如此,为人臣以事君,何用杀人以求自安其位耶?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道路不通,乃使樊昆等衣绣衣持节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余人,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不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胡寅曰:“所为立君者为人群而争也,不务德化而以力从事,是与之争也。夫民服之则驯,治之则骇,与之争则奋然竞起矣。虽大无道之君恶民叛己,临以严刑如草者,钱枿耰锄相寻于地上,亦未有能尽杀四海之人者,何则?寡不胜众也。汉监不远,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养民,以政御众不若以德抚众,抚以德、养以善,居上而宽,如天覆然,何至于为盗哉?”

  臣按:圣人制刑以求无刑,立辟以求止辟,武帝时以盗贼滋起,作为沈命法,非独不能止盗,反由是而盗贼滋多,且又因之而致官吏之相为掩蔽而盗贼益甚,是一举而二失焉,由是而驯致大乱不难也。《吕刑》云“民之乱罔不中”,是则治民之道无有过于中者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中则无过无不及,可以常用而无弊,不过而严亦不及而宽,过而严则民有不堪而相率为伪以避罪,不及而宽则民无所畏而群聚竞起以犯罪。

  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奸轨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合,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不晓其用意也),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弄法而受财若市买之交易),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例也),议者咸冤伤之。

  臣按:武帝以百姓贫耗,穷民犯法,乃使酷吏条定法令,推求其罪以网罗之。呜呼,盍亦反求民之所以犯法之由乎?史固曰“征发烦数,百姓贫耗”,民之所以穷而至于犯法者有由也,始也既用桑羊、孔仅以征发烦数而致民于法狱,终也又用张汤、赵禹以律令烦苛而陷民于死地,武帝何不仁之甚哉?然则欲民之不犯法,其道何繇?曰《管子》有言“仓禀实,知礼节”,必也制节谨度,薄税敛,宽力役,使其家给人足,则民不穷而人不犯于有司矣。

  宣帝时,廷尉史路温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终有曰:“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虽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

  臣按:温舒之疏真氏已载于前书,且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煆炼而周纳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何则?成炼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云‘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十余言其于胥吏惨刻之情、狱犴冤枉之状可谓尽矣,然观其疏,始言秦之时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盛服先王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虚美薰心,实祸蔽塞,乃秦之所以亡;继言胥吏惨刻,狱犴冤枉;及其终也,又以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结之。大意谓秦之所以亡由刑狱惨刻,刑狱惨刻由言路不开,言路所以不开者由以正言遏过者为诽谤妖言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诏立廷平,然当时杨恽之死,正坐南山芜秽,县官不足为尽力之言,于定国为廷尉,乃奏以为妖恶言,大逆无道,则是温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为言耳。胡氏谓人君行事不当于人心,天下得而议之,岂有戮一夫、钳一喙而能沮弭之哉?宣帝于是乎失君道矣。噫,人君之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国,一旦苟有革心犹足以善其后,惟杀谏者则无不亡之理,观诸汉、唐末世之君可见矣,有国家者尚鉴之哉。

  章帝时,陈宠上疏曰:“陛下即位,数诏群僚宏崇晏晏,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篣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今宜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帝纳宠言,诏有司绝钻钻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余事,定着于令。

  臣按:文致,谓其人无罪,文饰致其法中也。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览等令牢修上书,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部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帝怒,下郡国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之,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杜密、陈翔、范滂之徒二百余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蕃上书极谏,帝怒,策免之,自后无敢复言者。窦武、霍谞复以为言,帝意稍解,乃诏党人二百余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及灵帝即位,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侯览怨张俭尤甚,乃命朱并上书,告俭等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时上年十四,问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对曰:“欲为不轨。”上曰:“不轨者何?”对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党人死者百余人,妻子皆徙边,连引收考布遍天下,宗戚并皆残灭,郡县为之残破。

  马端临曰:“党锢之狱,出于宦官之恶直丑正,然欲加之罪则必从而为之辞,帝之问曹节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耶’,善哉问也。帝时方童幼未知,奸佞容悦之可亲,忠贤鲠直之可恶,故发此问,至对以‘谋不轨,危社稷’,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诛诤臣、戮直士,若龙逄、比干之俦,皆以谏诤于朝而婴祸,而窃议于野者则未尝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张汤始有腹诽之律,皆处以死罪。今观党锢诸贤所坐,即偶语腹诽之罪,而曹节、王甫所为,盖袭斯、汤之故智也,至于根连株逮,坐死者不可胜计,虽曰主昏政乱,凶珰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来矣。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传曰‘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信哉。”

  臣按: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臣以为治狱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最大者则诽谤妖言之禁焉。吕后时虽除去其禁,然温舒上疏于宣帝,始终以诽谤为言,则是虽除之实则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孙习见以为当然,左右凶邪遂袭用之以除异己之人,其祸乃至更代累世而犹炽,卒之善良受祸,国祚随之。后之有天下者,其他刑狱虽若惨刻,然失人心、促国脉趣于亟亡者皆莫甚于诽谤妖言之令也。古语云杀谏臣者其国必亡,然杀谏臣犹有定名,不谏者未必杀也,惟用诽谤妖言坐人之罪,则不分在朝在野、有官无官,一切诛之以钳天下之口,其国之亡也,又何疑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蹠之诛,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臣按: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一家,而且及其母族妻族焉,崔挺兹言其仁人之言哉。秦仅再世,而博陵之崔世为北朝大族,至于唐犹盛,不可谓天无意也。

  初,魏元丕与陆睿、李冲、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诛,赐冲、烈诏曰:“睿反逆,违誓在彼,不关朕也,然犹不忘前言,听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

  司马光曰:“杀生予夺,人君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制虽有八议,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宥则宥,可刑则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魏于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于死地也。”

  臣按:人君为治大要在仁义,所以持仁义者信也。不当死而死之非仁,当死而不死之非义,既许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失此三者,何以为国?

  梁武帝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狱为意,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于主家,有司不敢搜捕,帝深知其弊而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臣按:大禹泣囚,怜民之愚也;梁武泣囚,侥己之福也。洒泪虽同而处心则异,怜愚而泣,终置之于法,所以戒其后,使之化愚为智、变恶为良;侥福而泣,虽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奸恶日起,卒致白昼杀人、公行摽掠,本欲侥福于己,而反有以致祸于人,所谓求福不得而祸已随之者也。佛教之不足凭信如此,后世人主其鉴之哉。

  隋文帝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内外,小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于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令斩之。高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处,殿廷非决罚之地,帝不纳,又为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不从,竟于殿廷行决。帝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臣之不谏者。

  臣按:智者行其所无事,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文帝既以任智而获大位,故凡事皆以所谓智者处之,欲人莫测吾之所为而知所畏惧,将以得其情而摄其心也。呜呼,圣人所谓智者岂若是耶?彼盖自智其智,非吾圣人之智也。智与仁勇为天下之三达德,缺一不可也,而其所以然者则本于诚焉,诚以用智则所谓行其所无事也。噫,隋文用其奸谋诡诈以为智,天之未定则因之以奸天位,天之既定则因之以灭宗祀,后世人君有任私智者,尚文帝之鉴哉。

  文帝尚惨急而奸回不止,定盗一钱弃市法,闻见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共窃一瓜,即时行决。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耶,但为枉人米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盗取一钱弃市之法。

  臣按: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之于轻重,少者不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衡一以无心待之,随其多少、大小而权之也。盗一钱者则坐以死,盗万钱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教天下之为盗者不为盗则已,如必为盗则为其大而毋为其小,宁取其多而不取其少,岂所谓辟以止辟者耶?

  唐武后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谨,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擢胡人索元礼为游击将军,令按制狱,元礼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周兴、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私蓄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索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及凤凰晒开、驴驹拔橛、仙人献果等名,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

  胡寅曰:“自古酷刑未有甚于武后之时,其技与其具皆非人理,盖出于佛氏所说地狱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说自南北朝澜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狱者,佛之言在册,知之者少,至阎立本图《地狱变相》形于绘画则人之得见,而惨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溥,佛本以善言之谓治鬼罪于幽阴间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若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臣按:先王制刑本以制民使之不敢为恶,后世为恶者乃以刑为行恶之具,其惨酷有如武后时酷吏之所为者,盍思曰吾人也,彼亦人也,人以是加我,我能堪之乎?天道好还,吾害人以保己之富贵,人虽不奈我何,其如天道何?吾虽尊贵,彼虽卑贱,同一知识蠢动也,我与彼均禀性赋形于天地间,天生我亦犹生彼也,不畏于人,独不畏于天乎?

  武后长寿元年,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狄仁杰等谋反。先是,俊臣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及仁杰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即承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仁杰令其子上冤状,武后览之以问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未尝褫其巾带,寝处安甚。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于西,使綝视之,俊臣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使綝奏之。乐思晦男数岁,没入司农,上变,得召见,武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见仁杰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于拷掠矣。”武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

  臣按:路温舒言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棰楚刑具之轻者也,人之肌肤尚有所不堪者,况用非法之重刑乎?后世人主观武后时来俊臣治狄仁杰谋反之狱,及详乐思晦幼男之言,与仁杰召见之对,则酷吏害人之情状、罪人承罪之因由,灼然见矣。

  武后谓侍臣曰:“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中间疑有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耶?”姚元崇对曰:“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后悦,曰:“烝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赐元崇钱千缗。

  臣按:武后虽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尝无也,虽以一时酷吏逢其恶用淫刑以逞,彼虽昧于其初,然事久而天理定,事过而善心生,卒亦未尝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无不坐诛,而当时宰臣顺成之者亦咎其陷己于淫刑焉。后世人主观仁杰之对及元崇此言,凡有大狱必须自引所犯者于前,躬自诘问而毋为所蔽,为刑官者毋逢君之恶,为大臣者必匡君之失,毋使他日其君之悔悟而诛戮之及、咎怨之归也。

  武后时,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刻之吏以深刻为功,凿空争能,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折胁签爪,悬发熏耳,刻害支体,糜烂狱中,号曰‘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即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胜楚毒自诬耳。愿陛下察之,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

  臣按:人主所深恶者反叛也,而小人之欲求富贵者往往假是诬人以求爵赏,人主不之察而听之,其致人于死地辄至十百,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绝人之宗祀,其为仁政之累、和气之盭也大矣。遇有斯狱必须隔别而问,证佐既明,必须得其反具,引赴御前,躬为诘问,许其面辩,不付其狱于所执之人,必察其详于外廷之讯。如此,则奸状无不明,刑狱无不当矣。

  玄宗天宝初,李林甫为相,起大狱以诬陷异己者,宠任吉温、罗希奭为御史,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煆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

  臣按:国家置为刑狱,有一定之名,有一定之所,祖宗成法,子孙当遵守之不敢有加焉可也。汉唐以来,乃有诏狱之名,及有起大狱者,是于常宪之外而更为之异名,以罗人于死地,所以张奸臣之威,失天下之心,皆由乎此。后世人臣有请于祖宗常狱之外别起狱者,必奸邪也,人主宜痛斥之。

  肃宗时,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上以其善用炮,免死,以白衣于陕郡效力。贾至上疏曰:“《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若纵去荣,可谓生渐矣。议者谓陕郡初复,非其人不可守,然则他无去荣者,何以能亦坚守乎?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诛死,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实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复何以止之?若止舍去荣而诛其余者,则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今惜一去荣之材而不杀,必杀十如去荣之材者,不亦其伤益多乎?夫去荣逆乱之人也,焉有逆于此而顺于彼,乱于富平而治于陕郡,悖于县君而不悖于大君欤?”下其事令百官议,韦见素等议以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而小人得擅杀,是臣下之权过于人主也。去荣既杀人不死,则军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谓无忧,所在暴横,为郡县者不亦难乎?陛下为天下主,爱无亲疏,得一去荣而失万姓,何利之有?于律,杀本县令列于十恶,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道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夫国以法理,军以法胜,有恩无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岂非无法乎?今陕郡虽要,不急于法也,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况陕郡乎?无法则陕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荣末技,陕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无,家国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上竟舍之。

  臣按:肃宗之于一王去荣杀县令而不正其罪,贾至既言之,韦见素等又言之,谆复明切如此,而肃宗竟不悟焉,其后卒至法令废弛,士卒桀骜,终唐室而不振,其原未必不出诸此也。

  懿宗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杀医官韩宗卲等二十余人,收捕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平章事刘瞻言以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轸圣慈,宗卲等诊疗之时,惟求疾愈,备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竟成蹉跌。原其情状,亦可哀矜,而械系老幼三百余人,道路嗟叹,奈何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谤。愿少回圣虑,宽释系者。”上览疏不悦。

  臣按:古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杀医者二十余人,而收捕亲族至三百余人,知痛吾女之死而人之死独不可痛哉?彼二十人者皆有父母子女,吾爱吾女而彼之父母子女亦爱其父与子,人有贵贱而痛戚之情则一也,吾女之死非其故,若出于误亦在所宥,况医所能生者不死者尔,数之尽者,医岂能延哉?刘瞻之言痛切而懿宗不悟,非独不仁,盖不智也。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吴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绝人之世也。今则宦官之家竞求他子,剿绝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于刀锯因而夭死者多矣。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无疾与罪乎?臣闻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唐太宗定制无得逾百员,且以祖宗近事较之,祖宗时宦官凡几何人,今凡几何人?臣愚以谓胎卵伤而凤凰不至,宦官多而继嗣未育,伏望浚发德音,详为条,禁进献宦官一切权罢,擅宫童幼置以重法。若然,则天心必应,圣嗣必广,召福祥安宗庙之策,莫先于此。”

  臣按:五刑之中宫刑最重,四刑惟残人之肌体,宫刑则绝人之种类,故虽死辟之大不若宫刑之惨,大辟虽曰身首异处,然止于一身一时,而宫刑则上阏先传、下绝后继,非止一人一世焉。今世无古宫刑,亦无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宫以为嗣之例,祖宗以来,凡人侍掖庭者多取军旅中不得已所系累之幼稚,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
 

卷一一四

  △严武备

  ▲总论威武之道(上)

  《易师》之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程颐曰:“《师》为卦,坤上坎下。以二体言之,地中有水为众聚之象;以二卦之义言之,内险外顺,险道而以顺,行师之义也;以爻言之,一阳而为众阴之主,统众之象也,《比》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师》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下,将帅之象也。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为众聚之象,故为师也。君子观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众也。”

  朱熹曰:“师,兵众也。下坎上坤,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养民则可以得众矣。”

  臣按:先儒谓古者兵农合一,居则为比闾族党之民,役则为卒伍军旅之众,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时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众即此民也,容之则保爱而不伤,畜之则聚处而不散,有以容之故无事之时得以生养而自遂,有以畜之则有事之时易于召集以相卫。国家之有众亦犹土地之有险也,地有险则人莫敢逾,国有兵则人不敢犯,然兵虽险而用之又必以顺焉,不顺不动也。

  《序卦》曰: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颐曰:“人之类必相亲辅然后能安,故既有众则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师》也。”

  吕祖谦曰:“《师》以二为主,二将帅也,以一阳而为众阴之所听命者;《比》以五为主,以一阳而为众阴之所亲辅者也。《比》所以次《师》者,言众虽听命于将帅,而心当亲辅于君也。”

  《杂卦》曰:《比》乐《师》忧。苏轼曰:“有亲则乐,动众则忧。”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众故乐,居下而任众故忧。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乐也;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师之忧也。”

  臣按:《师》之为卦,万世论行师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间,凡军旅之用,所谓出师、驻师、将兵、将将,与夫奉辞伐罪、旋师班赏,无所不有。先儒谓虽后世兵书之繁,不如《师》卦六爻之略,且所论者王者之师,比后世权谋之书奇正甚远。为天下者制师以立武,立武以卫国,卫国以安民,乌可舍此而他求哉?

  《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颐曰:“富者众之所归,惟财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执谦顺以接于下,众所归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邻也。邻,近也。不富而得人之亲也,为人君而持谦顺,天下所归心也。然君道不可专尚谦柔,必须威武相济,然后能怀服天下,故利行侵伐也。威德并著,然后尽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征不服者征其文德,谦逊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奔驰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谦之过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者也,故为不富而能以其邻之象,盖从之者众矣。犹有未服者,则利以征之,而于它事亦无不利。”

  杨万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尔。舜征苗,不得已也。汉武征匈奴,岂不得已乎?”

  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则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辄兴师以侵伐之,则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且谦柔和顺,而下之人乃负固不服,桀骜不驯,其不正甚矣,上之人专尚文德而不奋威武以正之,则流于姑息,失之宽纵,乃谦之过,非谦之益也,又岂所谓称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师。

  程颐曰:“豫顺而动也,豫之义所利在于建侯行师。夫建侯树屏所以共安天下,诸侯和顺则万民悦服,兵师之兴,众心和悦则顺从而有功,故豫悦之道利于建侯行师也。又上动而下顺,诸侯从王师,众顺令之象,君万邦聚大众,非和悦不能使之服从也。”

  朱熹曰:“豫,和乐也。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又曰:“建侯行师,顺动之大者。”

  臣按: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兴师而民心不悦,则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师、仁义之举也。是以人君举事既揆之己,复询之众,众心和悦然后从而顺之,苟有不悦必中止焉,宁失势于他人,不失心于己众。

  《酺》之彖曰:酺,扬于王庭,孚(言信之在中诚已也)号(命众之辞)有厉(危也);告自邑(私邑也),不利即(从也)戎(尚武也);利有攸往。

  程颐曰:“小人方盛之时,君子之道未胜,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故含晦俟时渐、图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当显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恶,故云‘扬于王庭’也。君子之道虽长盛,而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备则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惧之心则无患也。圣人设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谓不宜尚壮武也。”

  朱熹曰:“酺,决也。阳决阴也,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厉,不可安肆,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则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辞。”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程颐曰:“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谓“不利即戎”与“莫夜有戎”相应,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兴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当专尚威力以胜小人,盖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则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适以败天下之事尔,此圣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则所谓君子胜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养之以善而横逆自若也,则含晦俟时,以冀其机之可乘,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诚信以孚众心,申号令以竦众听,相与同心以除害,协力以敌忾,兢兢焉常存危厉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业业焉益尽自治之道,不恃己强而事威武也,内怀乎兢惕,外严乎备戒,虽有仓卒莫夜之戎,亦无所忧矣。夫然后以堂堂之陈、正正之旗,举无敌之师而加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决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则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圣人于《》之卦而丁宁深切如此,其为君子谋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颐曰:“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君子观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备于不虞。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故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大率既聚则多故矣,故观萃象而戒也。除,谓简治也,去弊恶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朱熹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谓。”又曰:“大凡物聚众盛处必有争,故当预为之备,如人少处必无争,才人多少间便自有争,所以当预为之防也。”

  丘富国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用兵乱也,去兵亦乱也。君子当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销锋镝、唐末之议销兵则非谓之除戎器。汉武席文景富庶之极,至穷兵黩武以事四夷,又岂戒不虞之义乎?”

  臣按:民生于世犹泽在地中,泽润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泽而不溢,相与含容而不觉其为多也。泽一出乎地上则日积月累,其出也无穷尽,其流也无归宿,则必有奔放溃决之虞矣。譬之民焉,当夫国初民少之际,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迁,惜身而保类,驯致承平之后,生齿日繁,种类日多,地狭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给,于是起而相争相夺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圣王随其时而为之制,既为之足食以顺其生,又为之足兵以防其变。所谓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独以戎器言,盖兵与农皆出于民,农所以别于兵者,以所执之器异也,执耒耜痔钱镈者则谓之农,手戈矛擐甲胄者则谓之兵,其实皆民也,言器则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盖事久则必弊,除其旧而新之则宿弊为之一新,人聚则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则泮涣有所拘束,夫然则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窃惟我圣祖承元政废弛之后,民俗凋弊之余,大振威武以立国,内而畿甸、外而边方,设立卫所,每卫五所,每所千军,错峙郡邑之中以为民生之卫,盖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后戒其不虞也,圣祖思患豫防之心远矣。今承平百余年,生齿之繁比国初几千倍蓰,而兵戎之众反不及什二三焉,岂《大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义哉?伏惟圣明留心武事,明敕所司,通将洪武年间原设卫所军士队伍并见在数目以闻,下执政大臣,俾其详究军伍前后所以多寡之数,必欲复祖宗之旧,其道何繇,或别有它策,具疏备陈,然后集议,除其旧而新之,收其散而聚之,断断乎必有益于国、必无损于民然后行之,庶几合乎《大易》《萃》卦之象以为国家制治保邦千万年长久之计,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朱熹曰:“圣人之德,无一尘之累,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又曰:“武虽是杀人的事,圣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杀也。”

  臣按:神武不杀四字虽圣人以赞《易》卦之用,然武而谓之神,神武而谓之不杀,神武而不杀之一言,是诚圣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阴阳生杀之机妙,仁义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来也,运其神妙之机而测度之于几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敛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阴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则变化而莫测,运用而无方,仁厚而不伤,广大而无间,是即帝尧广运之武、成汤天锡之勇也。伏惟圣人在上,体《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杀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运神智,仗道义以施德威,以不杀而为杀也,则圣武布昭于天下,则其所谓乃武者不独并称于乃文,而且与乃圣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荡荡乎,与帝尧之德同一广运矣。

  《虞书》:益曰:“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广者大而无外,运者行之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

  臣按:益赞尧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广运不徒曰广运而继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谓之乃者,以见帝德之所以广运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为圣神文武者乃以时而出之也。本神圣以为文武,此圣人之文所以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为神武而不杀也欤。

  《商书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著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

  蔡沈曰:“圣武犹《易》所谓神武而不杀者,汤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宽,故天下之民信而怀之也。”

  臣按:先儒谓不徒武而谓之圣武,以见其出于德义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圣武之实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怀之,此圣武之效也。

  《诗商颂长发》之七章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遏同)。苞有三蘖(旁生萌蘖,谓韦顾、昆吾也),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顾、昆吾皆桀之党)。

  朱嘉曰:“武王,汤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讨也。言汤既受命,载旆秉钺以征不义,桀与三蘖皆不能遂其恶,而天下截然归商矣。初伐韦,次伐顾,次伐昆吾,乃伐桀,当时用师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谓载旆秉钺,不敢不虔,所谓临事而惧也。夫成汤以天锡勇智之资,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犹虔敬如此,况无成汤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韦、顾、昆吾之敌,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惧哉?

  《殷武》之首章曰:挞(疾貌)彼殷武,奋伐荆楚。鹔(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汤孙,谓高宗。旧说以此为祀高宗之乐,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

  李雩曰:“楚为夷狄之国,世乱则先叛,世治则后服,商室中微,往往为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善曰:“自古中兴之君未有不以武德胜者,盖继衰乱之后,内之则法度之既弛、纪纲之既坏,外之则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胜之,则安能举王纲于已坠、合人心于已离、拨乱而复反于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无愧于为汤之孙矣。”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难者也,然诗人颂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为汤之绪,以见高宗所以用武远伐暴乱者,不过承其先世余烈,以孙而成祖之功绪而已,然则后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绪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谓文王(设为天命文王之辞),无然(不可如此)畔(离也)援(攀援),无然歆(欲之动也)羡(爱慕),诞先登于岸(道之极至处)。密人(密须氏,吉姓之国)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国名)徂(往也)共(阮国之地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师),以按(遏也)徂旅(密师之往共者),以笃于周祜(福也),以对(答也)于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熹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则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济。文王无是二者,故独能先知先觉以造道之极至,盖天实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违其命,而擅兴师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则赫怒整兵而往,遏其众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盖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尝有所畔援歆羡也,此文王征伐之始。”

  王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羡,不得其欲而怒,则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与民同怒而异乎人之私怒也。”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无所畔援歆羡,是怒而得其中,中而中其节,是之谓和。圣人一心中和之极,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当怒而不可不怒者焉,无所偏倚无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汉武之穷兵黩武,是怒所不当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祸延于子孙。呜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谓文王,予(设为上帝之自称)怀(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不大声以(犹与也)色,不长夏以革(未详)。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法也)。帝谓文王,询尔仇方(仇国),同尔兄弟(与国也),以尔钩援(钩梯也),与尔临(临车也)冲,以伐崇(国名)墉(城也)。

  司马迁曰:“崇侯虎谮西伯于纣,纣囚西伯于泚里,其后赦西伯,赐之弓矢鈇钺,得专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归三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聪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吕氏谓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无迹,与天同体而已,虽兴兵以伐崇,莫非顺帝之则而非我也。”

  严粲曰:“崇侯谮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报私怨者,然虎倡纣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讨罪,何容心哉?盖由其心纯乎天理,故喜怒皆与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临冲闲闲(徐缓也),崇墉言言(高大也)。执讯连连(属续状),攸馘(割耳也)安安(不轻暴也)。是类(祭上帝)是祃(祭始造军法者),是致(致其至)是附(使之来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强盛貌),崇墉仡仡(强壮貌)。是伐是肆(纵兵也)是绝是忽(灭也)。四方以无拂(戾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缓攻徐战,告祀群神,以致附来者而四方无不畏服。及终不服则纵兵以灭之,而四方无不顺从也。夫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谓文王之师也。”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终于崇,天下遂无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师,诗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缓攻、徐战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之意。朱子所以解释之者明白详悉,后世帝王伐叛讨罪所当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声》之一章曰:文王有声,魌(发语辞)骏(大也)有声。魌求厥宁,魌观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即崇国之地)。文王烝哉。

  孔颖达曰:“武功非独伐崇而已,所伐邗、耆、密须、昆夷之属皆是也,别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后,故特言之,为作邑张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朱熹曰:“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声也,甚大乎其有声也。盖以求天下之安宁而观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所以大有声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过求天下安宁而观其功底于成耳。盖以既为人君则当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讨其罪,使之不敢厉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无所居,故又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贪功以立威也,非广地以附众也,尽吾为君之道以无负上天付托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言众也)。矢(陈也)于牧野,惟予侯(维也)兴。上帝临女,无贰(疑也)尔(指武王)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纣之时,纣众会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陈于牧野,则维我之师为有兴起之势耳。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盖知天命之必然而赞其决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设言以见众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诗可见武王之伐纣,盖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临督之者矣,此众所以劝之无二其心也。盖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临,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则是人心不归,人心不归则是上帝不临矣,上帝不临则其心不能无疑,其心既疑则虽有师徒之众、将帅之贤,亦岂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兴师动众,恒反求诸心曰上帝临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则帝命在是矣,夫然后决然为之而不疑,不然则然而不敢少安也。

  《诗序》:《酌》,告成大武也。曰:于(叹辞)铄(盛也)王师,遵(循也)养时晦。时纯熙(光矣)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谓一戎衣也)。我龙(宠也)受之,闇闇(武貌)王之造(为也)。载(则也)用有嗣,实维尔公(事也)允(信也)师。

  朱熹曰:“此颂武王之诗。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后人于是宠而受此闇闇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尔。”

  臣按:先儒谓此诗颂武王之武功,言其初虽有甚盛之师,而退自循养,与时皆晦,不见其有迹,直至其时之至既纯光矣,然后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为武王之武也。后王于是宠而受此闇闇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可也。不先时而动,不后时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鲁颂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武貌)虎臣,在泮献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问(讯囚也)如皋陶,在泮献囚(所虏获者)。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于学,及其反也释奠于学,而以讯馘告,故诗人因鲁侯之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遏也)彼东南(谓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吴(音话)不扬(肃也)。不告于讠凶(讼也),在泮献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健貌),束矢(五十为束)其搜(矢疾声)。戎车孔博(广大),徒御无斁(竞劝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违令也)。式固尔犹(谋也),淮夷卒获。

  司马光曰:“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

  臣按:朱熹谓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无所考,故不质其为僖公之诗,而且以克淮夷为颂祷之辞,则是诗所谓献馘、献囚、献功者,则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虽未必有,但味其辞,克而谓之既,既者已然之辞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鲁尝从齐桓会于咸,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尝从齐桓会于淮,为淮夷之病殽。当是时,主会在齐而僖公从焉,作颂者以公亦尝与齐之会,故掠齐之美者以颂鲁欤?其事之有无固不可必,臣载之于此,以见受成献馘之礼皆在于学,非但礼有是言,而古之人实尝行之,非虚语也。

  以上总论威武之道(上)
 

卷一一五

  ▲總論威武之道(中)

  《曲禮》曰: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吳澂曰:“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臨蒞官府各有職掌,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禮,是以有威嚴而其法行。”

  臣按: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於軍伍之法尤當以威嚴為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於禮,則所謂威者矯亢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繯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令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春秋》書“鄭人伐衛”,入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書伐推而詳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以見用兵之事,其事類名稱有不一如此者。興師以討人之罪者,必先審其大小遠近、強弱虛實以定其名,然後隨其勢、因其機而決其謀,則收其萬全之效矣。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裏,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複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魯國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複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係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臣按:胡氏謂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宜以魯為鑒。魯一國也,尚不可失兵權,而況天下之大者乎?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殺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幹蔡,討其弑父與君之罪而在宮在官者鹹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僥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書此以見人君欲興師以除奸亂,必審機宜時勢以伺間待時,仗大義,正言以聲罪致討而不用詭謀詐力,以僥幸取勝。胡氏所謂後世誅討亂臣者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僥幸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此數語者可以為世之人君誅亂臣、安反側者之鑒戒。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與陣同),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範寧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為?師眾素嚴,不須耀軍列陳,上兵伐謀,何乃至陳?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避實攻虛,故無死者。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也。”

  臣按:古之聖王製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為國一以德禮而不專恃於兵,未嚐無兵也而不用之於師旅,雖用師旅之眾而不布於行陳,雖有行陳之法而不施於戰鬥,戰鬥有其備,遇敵可以不死,然卒不戰也,死亡以其道,雖死可以不亡,然卒不死也。說者以一言為事而各援古人之事以實之,臣不取焉。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臣按: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伐叛討二、存亡繼絕之禮。所謂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之三數言者,誠得聖人製事待人之要,而所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者,其為慮周而謀遠,尤可為世法者也。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征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隱公十一年)。

  杜預曰:“不征辭,謂言語相恨,當明征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鬥。”

  臣按:韙之為言是也。人之興師以伐人者,皆見他人有不是之處耳,反求諸己,吾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苟有犯於不是者,則亟止焉,所謂是者理而已矣。順理為是,逆理為非,如此,是惟不動眾,動則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天討。

  桓公十一年,鬥廉曰:“師克在和,不在眾。”臣按:所謂和者,即《孟子》“地利不如人和”之和。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間(猶與也)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遍,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臣按:曹劌對魯莊公之言,既得用兵之本,複得用兵之法,所謂小惠之未偏、小信之未孚皆不可以戰,惟察獄以其情是為盡心之忠,如是而後可戰,可謂得戰之本矣。若夫三鼓則氣竭,懼其有伏必其轍亂旗靡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法矣。其答鄉人之問而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是誠天下後世之通患也。噫,食人之祿而不能謀人之事,其人固可鄙矣,所以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不亦可鄙之甚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曈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孔穎達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雲戰所畜也。士曈既言其目,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臣按: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恒以民心為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複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於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林堯叟曰:“因壘而降,壘,石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

  臣按:必德無闕而後可以伐人,世主有欲興師以伐人者,盍姑內自省曰吾之德有闕否乎?若猶有闕,方當修省之不暇,幸人之不我伐也,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蘇軾曰:“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呂祖謙曰:“說者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瞆者之誤評宮角,遂欲並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師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嚐有毫發貸其所寬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

  臣按:宋襄公之敗,《公羊》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其言雖過,然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也,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取敗耳。是故善學聖人者當師其心,其心謂何?仁義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跡,不必拘拘然以步驟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杜預曰:“責公不以禮治之而用伐。”

  臣按:左氏論征伐率以禮為言,可見惟禮可以已亂,苟伐人之國而不以禮,則是以亂平亂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剿(勞也)民,焉用之。楚歸而動(謂動兵伐鄭),不後(未為後時)。”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罪也)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孔穎達曰:“既言觀釁而動,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製征伐者為有罪者耳,不為是六事不易行征伐也。”

  臣按: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曆說楚不易六事以充之。然是六者,德刑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六者為治之要也。為國而有六者不可變易,則在我者有不可敵之具,而在人者無以敵我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指楚莊王)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屍以為京觀(積屍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武之一德)戢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眾(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二年)

  臣按: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本,蓋古語也。使凡天下之興兵動眾者皆必本於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焉,非此七者不舉,則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師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雲霓矣。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臣按: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衛國家,此二者國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與祥同)、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厚也)龐(大也),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謂不施惠)而外絕其好(謂不建利),瀆齊盟(謂不祀神)而食話言(謂不守物),奸時以動(謂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至也),其誰致死?”

  孔穎達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雲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戰,若器用然也。”

  臣按:春秋之時,先王禮義之澤猶存,故論兵者猶知以德義為言,後世則舍德義而惟論兵甲士馬之多寡強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為戰則不同也。此無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不同。

  範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十六年)

  臣按:範文子此言即《孟子》“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之意也。蓋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懼,有所懼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則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林堯叟曰:“宋向戍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賞,宋君欲賞之邑,以示子罕。子罕謂凡諸侯之與小國,晉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有所畏懼而後大小上下慈愛而和順,慈愛和順而後國家賴以安靖,以聽大國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縱易生,驕縱則禍亂必至,禍亂則滅亡隨之,此小大所以至滅亡也。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之民並舉而用之,五者不可闕一,兵是五材之金,豈可去哉?古人設兵其來已久,所以威服不遵軌法之徒而昭明國家文德之盛,湯武吊民伐罪以兵威而興,桀紂身弑國亡以兵威而廢,蓋明君善於用兵則以之而興、以之而存,術之善也,昏主不善用兵則以之而廢、以之而亡,術之不善也,所以然者,皆由用兵而致,而向戍求去兵以安諸侯,不亦誣罔之甚乎?”

  臣按:國有六典而不可無兵,猶天有五材而不可以無金也。蓋立國有文必有武,施治有賞必有罰,徒有文而無武則威不立而國勢弱,有賞而無罰則法不行而人心縱。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地名),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遊(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出獻公(在襄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預曰:“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穎達曰:“宋殺子遊、齊殺無知,乃是賴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己,不得使下邑製國都,故大城為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

  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實為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製小,由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語》有曰:“公製城邑若體牲焉,有首領股肱,以至於拇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虻雍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為詳盡,謀人國而慮及遠者,尚其圖之。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台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嚐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棄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禦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地土之廣狹、車徒之多寡、士卒之強弱、甲兵之利鈍,惟以君之所修所為者以占其勝負焉。然則有國家者,所以強兵之要,孰有先於修為者哉?治兵者次之。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臣按:景伯言民保於城,城保於德,所謂德者信與仁而已。國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為心,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又安有爭鬥侵奪之患哉?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明也)德不觀(示也)兵。夫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玩則無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勉也)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大也)其財求(不障壅也)而利其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兵也)於商牧(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痛也)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修誌意以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文德)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乃無廢先王之訓乎。”

  王(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覿(見也),文不可匿(隱也),覿武無烈,匿文不昭。”

  胡安國曰:“古者覿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

  臣按: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觀兵,有不服者必先布威讓之令,陳文告之辭,而又不至焉,亦惟增修其德而已,不勤兵於遠也。所以然者,豈非文不可覿、武不可匿,不當尚武隱文乎?

  衛靈公問陳(軍師行伍之列)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禮器)之事則嚐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尹焞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複有誌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張栻曰:“春秋之時,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敘、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誌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葉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誌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

  黃幹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穀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嚐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

  臣按:文武非二道,益之讚堯曰“乃武乃文”,孔子道全德備,固無所不能,亦豈有不知也哉?而曰“未學”,蓋以戰國之世相尚以武而不尚文,列國君臣知有軍旅而不知有俎豆,況其所謂武者以權謀譎詐相尚,窮兵耗財而毒及於生民,輕敵寡謀而禍延其宗社,故因衛君之問陳而答之以未學,蓋不待學,亦不屑學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朱熹曰:“先王之製,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張栻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在下莫敢幹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

  臣按:先儒謂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九伐之法掌之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幹也。周室之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魯之三家以雍徹而八佾舞於季氏之庭,其禮樂之權已失,是以列國紛爭,幹戈日以相尋,訖無寧歲,天下無道至是極矣。聖人言此以示訓於萬世,使居人上者恒以道自居,謹身正法,必使權綱在己而威福不至於下移,則禮樂征伐鹹自己出而為有道之世矣。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中)
 
卷一一六

  ▲总论威武之道(下)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治也)耨(耘也),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杖也)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朱熹曰:“百里,小国也,然能行仁政则天下之民归之矣。省刑罚、薄税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君行仁政则民得尽力于农亩,而又有暇日以修礼义,是以尊君亲上而乐于效死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亲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乐归于我,则谁与我为敌哉?仁者无敌,盖古语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阔,故勉使勿疑也。”

  孔文子曰:“惠王之志在于报怨,孟子之论在于救民,所谓惟天吏则可以伐之,盖孟子之本意。”

  臣按:惠王之问孟子,意欲强兵以报怨,孟子乃教之以施仁政于民,以为天下莫敌之策。徐观其策,不过使民深耕易耨、孝弟忠信则可以制梃而挞秦楚之兵,夫车徒之众、兵刃之利不足以当秦楚之强,乃欲制梃以挞之,岂不大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哉?然观战国之时其国有六,其后皆亡于秦,固以秦之强而有坚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不过起于折竿斩木之匹夫,当是时也,天下一家、万国一君,岂无坚甲利兵哉?然而无救于秦之亡,由是观之,坚甲利兵虽可以张国威于一时,而孝弟忠信终可以结民心于悠久也,孰谓孟子之言迂阔哉?

  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怒目而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怒貌)斯怒,爰(于也)整其旅(众也),以遏(止也)徂(往也)莒(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以笃(厚也)周祜(福也),以对(答也)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遏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谓作乱也)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熹曰:“小勇血气所为,大勇义理所发。《诗》,《大雅皇矣》篇,此文王之大勇也;《书》,《周书泰誓》之篇也,言武王亦大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为,则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乱而拯己于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

  又曰:“此章言人君能惩小忿则能恤小事,大以交邻国能养大勇,则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张栻曰:“小勇者血气之怒也,大勇者礼义之怒也。血气之怒不可有,礼义之怒不可无,知此则可以见性情之正而识天理、人欲之分矣。”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也,怒与喜对,圣人之情发皆中节,其喜也则为庆赏,天下莫不仰其泽,其怒也则为刑戮,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侵阮徂共,二国之人涂炭极矣,文王一怒而二国之人得其安;商辛横行于天下,天下之人荼毒甚矣,武王一怒而天下之人除其害,是则当世之民惟恐吾君之不怒也。若夫汉武帝之出师塞北,隋炀帝之渡海征辽,元世祖之兴师日本,斯民生于元狩、太初之间,大业至元之世者,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后世人君尚知所鉴戒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朱熹曰:“按《史记》,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而国大乱,齐因伐之,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遂大胜燕。运,转也。言齐若更为暴虐,则民将转而望救于他人矣。”

  赵岐曰:“征伐之道当顺民心,民心悦则天意得矣。”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商书仲虺之诰》,下同)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言何为不先来伐我)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虹也)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动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待也)我后(君也),后来其苏(复生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救也)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絷缚也)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宝玉之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老人)倪(小儿),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尚也)可及止(及其未发而止之也)也。”

  朱熹曰:“千里畏人,指齐王也。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为暴也。此言汤之所以七十里而为政于天下也,齐之取燕,若能如汤之征葛则燕人悦之,而齐可为政于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为残虐,则无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

  吕大临曰:“奉行天命谓之天吏。废兴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从,若汤武是也。”

  臣按:燕、齐皆列国也,燕虽不道,齐非天子而擅兴师以伐之,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当然者,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说也。况燕之与齐,地丑德齐,无甚相远,然燕之君不当以先君之位而予诸人,而其臣亦不当受其君之位而不辞,是时周室微弱,不能执九伐之权,燕齐接壤而邻国有变乱为之救正,亦不为过。然是时燕民无罪而为乱者在子哙、子之,齐人既胜燕之后,即当如孟子所言,速出令而返其民之老小,置其国之宝器,诛其君臣之作乱者,然后谋于燕之世臣耆旧,别立君而去,其于燕之土地、人民无所利之,如此,则是为邻国定乱非取而有之也。齐王虽非天吏,然存兴灭继绝之心、诛乱安人之意,亦庶几乎汤武之师矣。先儒谓汤十一征不是全灭其国取之,则是蹊田而夺之牛,齐王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则是灭绝其国矣,安能逆止诸侯之兵哉?此孟子为齐人画为区处取燕之策,可以为后世用兵定乱之法。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外城),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甲也)非不坚利也,米粟(谷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朱熹曰:“天时,谓时日支干、孤虚旺相之属也。地利,险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环,围也。言四面攻围,旷日持久,必有值天时之善者。委,弃也。言不得民心,民不为守也。域,界限也。言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张栻曰:“得道者顺乎理而已,举措顺理则人心悦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极。夫多助之效至于天下顺之,其王也孰能御之?失道则违拂人心,心之所暌,虽亲亦疏也,不亦孤且殆哉?虽有高城深池,谁与为守?”

  臣按:孟子言天时、地利、人和三言者,万世用兵之要也,然就其中权其轻重而言,则天不如地、地不如人,用兵以争天下而不得人心之和,虽得天时、地利,犹无得也。先儒谓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得人心在得道,本乎道以得人心,则地利之险有人以为之守,天时之善有人以为之乘,先王之守国家用天下,本末具举,如此,则固以得道得人心为本,而亦不废天时、地利之末也。夫用兵者固欲夫三者之兼举,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者,又非临时可致者也,则又在乎平日省刑罚、薄税敛,教之以孝弟忠信,行先王之政以恤其民,如此,则无敌于天下而为天吏矣,则虽地利不固而天时未顺,亦足以自守矣,况兼得天时、地利也哉?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此《春秋》所以无义战也。”

  孟子曰:“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舂杵)也。”

  朱熹曰:“《武成》言武王伐纣,纣之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则其不可信者,然《书》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非谓武王杀之也。孟子之设是言惧后世之惑,且长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朱熹曰:“制行伍曰陈,交兵曰战。民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来正己之国也。”

  张栻曰:“不志于仁而徒欲以功力取胜,则天下孰非吾敌?胜与负均为残民而逆行耳。”

  许谦曰:“孟子之时,皆尚攻战,能者为贤臣,而孟子乃以为大罪。盖国君苟能行仁政以爱其民,使之饱暖安佚,则下民亲戴其上矣,其他国之民受虐于君者心必归于此,人既乐归于我,我以亲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则其民岂肯与我为敌哉?”

  臣按: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一章言春秋之时无义战之兵,二章言武王仁义之师无血流漂杵之事,三章言汤武仁义之师必不用我善为战之人。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非道,非道早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将以害我,故曰其事好还。用师之地,农不得耕,则荆棘生焉;用兵之后,伤天地之和气,则必有凶年之灾。”

  臣按:人臣之佐君,当以道胜天下,使天下之臣庶皆出于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胜而惟以兵强焉,则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胜者必遇其敌,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矧兵戈一兴,农业必废,杀戮既盛,天和必伤,在地则生荆棘,在天则召水旱,在人则致疾疫,兵虽不可用,亦不能不用,是以善于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决其所行也。所以除残暴、戡祸乱,不果则民害不除而无有已时,如是用兵,斯之谓善,非用以之取强于天下也,用之取强则非善矣。然所谓果者,若矜伐自骄,得已而不已,恃强以陵人,则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骄、勿强,不得已焉,恒于果敢之中而存抑谨之意,如是,则吾之兵不至于过壮而老矣。盖兵直为壮,曲为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壮则老。苟用兵而矜伐骄强,可以已而不已,则必过壮而老矣,如此,则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以道佐主则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乐之,乐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臣按:佳之为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为佳美,是乃世间一种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为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无不恶之,乃人亦或有以为佳美不恶之者,无乃反以兵为佳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无为,惟以道德为乐,不以兵戎为佳,岂肯处其身于不祥之地而杀人以为乐哉?后世人主如以用兵为佳、杀人为乐,本欲求以得志于天下,卒之殒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又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臣按:老氏此三言所谓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与圣人之道无以异也。以奇用兵,说者谓奇为诈术,臣窃以为不然,盖所谓奇者,若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乘机设覆,非所谓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

  臣按:为士者必以文事,而武自名非以善士矣。战所以行天讨,非以泄己怒也,以怒为战,非善战矣。与人战而胜焉非善胜也,不与敌战而敌服,斯乃为善胜矣。用人而为之下,不以己长胜物,不以己有陵物,则于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争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臣按:老氏所谓用兵有言,谓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动而惟应人,是为不敢为主而为客;我之进也固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虽至于尺亦不计焉。行然后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遇敌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敌而若无敌;执持必以兵,吾所执者兵而若无兵,若是者盖以不争为德也。然争固不可,而轻敌亦不可,是故行兵之祸,轻敌为最大,轻敌而忽之,不以为哀而反以为喜,则吾所以为国之宝,几何而不为所丧乎?故两敌之国,抗兵以相加,其一自哀者常胜,哀者不以用兵为喜,恒戚戚然悲念也。惟其不喜于用兵,其志恒有哀矜之意,惟恐或至失误以丧吾所恃之宝也,则宝常为我所有矣。宝者何?国宝于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异乎以兵为佳者矣。不以兵为佳而以为哀,非不得已不用焉,则必不至于败衄而丧吾之所宝者矣。

  《荀子》曰: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下不爱民则兵弱,己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与帅同)不能则兵弱。

  臣按:国之强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观之,是故上隆礼则兵强矣,下爱民则兵强矣,己诺而能信则兵强矣,庆赏以其渐则兵强矣,将率能其任则兵强矣。观人之国者不必观乎其卒伍,观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则其强弱可知也已。

  临武君(盖楚将,不知其姓名)与孙卿议兵于赵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六微,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力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恍忽也)悠闇(远视)莫之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孙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力也;所行,攻夺变诈者,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暴露)亶(读为袒,露袒谓上下不相覆)者也、君臣之间滑(乱也)然有离德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挠(搅也)沸(汤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

  臣按:荀卿此言反本之论也。所谓兵要在附民,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若权谋势力以行诈,施之于其敌犹有工拙,若遇仁义之主,民亲附而将用命,何所用哉?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王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孙卿曰:“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

  臣按:荀卿此言可见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轻举,所以为仁义之师,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测,所过者化融而无迹,此其所以为王道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小补塞间隙之可比,又岂非因小忿、争小利者所可同年语哉?

  《三略》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又曰: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坠,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惧而不敢失道。

  臣按:《三略》之书,或谓为太公之书,然其中所引《军谶》及所谓英雄侵盗县官等语,皆非三代以前之言,然汉光武尝引其言以为诏,则此书之传亦已远矣。其中可取者鲜,然此数言者庶几不悖于圣贤之旨,故录之,不以人而废言也。

  《司马法》曰: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忘;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陈师道曰:“齐威王使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附以先齐大司马田穰苴之说,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夫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国之政典也;所谓《穰苴兵法》,太史迁之所论,今博士弟子之所诵说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国、正百官、均万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废其典、下失其职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诸侯,典之用舍兴坏系焉。迁徒见七国楚汉之战以诈胜而身固未尝行道也,遂以仁义为虚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谓不学矣。谨按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则亦非齐之全书也,然其书曰‘礼与法表里,文与武左右’,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又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难哉?”

  臣按:宋人辑兵法择其切要者为七书,而《司马法》比诸家为优,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数言其尤也。

  《尉缭子》曰: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又曰: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夫禁必以武而成,赏以文而成。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弱、力攻守也。

  臣按:先儒谓《尉缭子》虽未能纯王政,亦可谓窥本统矣,而此数言庶几古人仁义之师可取也,至其他篇以杀垂教,弃而不用可也。

  《史记》: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舅犯而齐用王子(子成父),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闇于大较(法也),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驷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摄伏,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臣按:司马迁载此于《律书》,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战国善战之士,次及桀、纣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陈武之言终焉。盖欲世主偃兵息民、绥和通使,使民气欢洽,阴阳协和,以为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谓孙武辈申明军约,身宠君尊以为荣,则犹战国之气习也。夫帝王用兵,出于不得已以除民害耳,岂所以为身荣哉?若夫所谓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权之一字,诚用兵可否之决也。臣以为权于轻重以事言之,不若权于是非则以理决之之为得也。

  汉高祖时,陆贾时时前说《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

  臣按: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贾称之,其言仅八字,古今为治,所以立国本、成国治、延国祚诚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遗一乎?

  陆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

  臣按:陆贾此言虽一时为陈平画计以谋诸吕,然而国家有变,未有将相乖异而能安定者,此则百世之所同也。

  汉宣帝时,魏相上书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按:魏相论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闻之为言,盖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为宣帝告也。后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敌、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于兹五者果何当欤?必合于义而王、应而胜,然后不得已而兴师动众,苟或有类于所谓忿、贪、骄者则亟止之,而不使其沦于败破灭之地,则所行者下顺人心、上合天道而无敌于天下矣。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最阙者,不过曰无兵也、无将也、无财用也、无御戎之策也、无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忧其末,而臣谓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谓三大弊?一曰不谨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废坏于下。”

  臣按:欧阳修当仁宗时上此疏,其言虽为宋而发,然而天下后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诚能谨号令之颁、明赏罚之施、责功实之效,则兵将财用不患其无,任用有其臣、御戎有其策矣,内修外攘,百事具举,威武岂有不振也哉?

  韩琦言于仁宗曰:“今献策陈边事者,不过欲朝廷选择将帅、训习士卒、修利戈甲、营葺城隍、广畜资粮,以待黠羌之可胜,此为安边捍寇之切务,然而凡人之虑皆能及之。臣窃以谓此特外忧而已,虽汉唐全盛之时,岂能使四夷常自窜伏而保不为盗哉?若乃纲纪不立、忠佞不分、赏罚不明、号令不信、浮费靡节、横赐无常、务宴安之逸游、纵宫庭之奢靡、受女谒之干请,容近昵之侥幸,此臣所谓内患也。且四夷内窥中国,必观衅而后动,故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内患既平外忧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叶不盛者也。”

  臣按:为治之大纲曰文与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备,犹天之有阳而无阴、地之有柔而无刚、人之有仁而无义也。是以自古帝王虽以文德为治,而所以济其文而使之久安长治者,未尝不资于武事焉。然武之为用,不以用之为功而以不用为大故,武之为文以止戈为义也,是以国家常以武备与文教并行,先事而为之备,无事而为之防,所以遏祸乱于将萌、卫治安于长久,不待乎临事而始为之、有事而后备之也,不然,则无及矣。臣故历考经史所载威武之事备载之,而举韩琦先治内患之说终焉。昔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谓自治之策,立纪纲、分忠佞、明赏罚、慎号令、节浮费、罢横赐、省逸游、禁奢靡、绝干请、抑侥幸,能行此数者则内无患矣,内既无患则威武之本立矣,虽有外患,庸何忧哉?

  已上总论威武之道(下)
 

卷一一七

  ▲军伍之制

  《周礼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功力之事),以比追(逐寇)胥(伺盗捕贼),以令贡赋(施政令以贡赋之事)。

  郑玄曰:“用,谓使民事之也。伍、两、卒、旅、师、军皆众之名,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因农事而定军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义足相救,服容相别,音声相识。”

  臣按:此即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旅,五旅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之制。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有夫有妇为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饶也),唯田与追胥竭(尽也)作(行也)。

  贾公彦曰:“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者,一家兄弟虽多,除一人为正卒,正卒之外其余皆为羡卒。唯田与追胥竭作,非直正卒一人,其羡卒尽行也。”

  吴澂曰:“以田赋出军,古法也,今则难行,何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乡之中,近止数十里,远则数百里,其行速而期近,故丁夫无畏惮,室家无怨恩。秦汉以来,万里长戍,民之惮行如往弃市,于斯之时,乃假《周官》之说以抽民丁,甚可悲也。今兵农既分,制虽非古,然兵受廪给,不耕而食,虽劳而不怨;民出赋税,免于征行,虽贫而不劳。若夫募兵之法,悬以重赏,使自应募而又使之二十备戎行、五十免军役,斯尽善矣,此斟酌之得宜。”

  臣按:成周因田赋而出军,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遍知其人丁之多寡,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强弱能任其事与否,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惟用其一人为正卒,其余为羡卒也。用其正卒一人,合四家编次为一伍,积累而上,阶级相承以为伍、两、卒、旅、军、师之制,因地剂而起则人无贫窘,非任事不用则士无疲懦。此制一定,遇有征伐则起之以为军旅,当教阅则作之使趋田役,遇有盗贼则比之使与追捕,遇夫闲暇则令之使出贡赋,盖有事则随时起调,无事则依旧输纳,每正卒之外皆有余丁以为之副贰,随阙而随补。军伍无有空也,多用则多起,分数无不足也。先儒谓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非无兵也,用之则布满于行陈,不用则收敛而归之田里,此万世无弊之军政也。后世舍无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古制一失,永不可复,可慨也夫。

  大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吕祖谦曰:“一军之制,为人万二千五百,损一人则不足,增一人则有余。大国之三军也,地方百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三军也;次国之二军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二军也;小国一军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一军也。地有限则人有限,人有限则军有限,虽欲僭侈其人,亦窘于无人而不得骋矣。王纲上举,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强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军有常军,虽欲如晋之僭,岂可得哉?”

  吴澂曰:“伍一比也,两一闾也,卒一旅也,旅一党也,师一州也,军一乡也,家所出一人,将、帅、长、司马其师史者也。成周寓兵于农,方其无事为农,则万二千五百家而为一乡,乡大夫卿一人,及其有事以为兵,则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军将皆命卿,即乡大夫之卿也。”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于大司徒,征行则属之大司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则皆前日之农也,士不待迁皆吾民,将不改置即吾吏,居则联其家而为比、闾、旅、党,出则联其人以为伍、两、卒、旅,六乡之官皆折冲御侮之人,六乡之人皆敌忾伏节之士,有事则驱之于行陈,事已则归之于田里,父死而子继,无招收之繁而数不阙,自耕而自食,无廪给之费而食自饱,兵无屯戍之劳,将无握兵之患。先王之时,所以守则固、战则克,内足卫中国、外足威四夷,岂非制军之得其道欤?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国曰:“作丘甲,益兵也。为齐难作丘甲,益兵备敌重困农民,非为国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

  刘敞曰:“鲁不务德而务广,力不务益义而务益,兵以王者之制论之,则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诸侯不得擅赋税其民,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为准,必乱之道也,是以圣人禁之。”

  臣按:先儒谓兵制之变始坏于齐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继坏于晋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长勺之战,桓公自谓带甲十万、车五千乘,叔向亦谓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则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循袭效尤,鲁遂作丘甲,厥后楚为乘广、魏为武士、秦为戎卒,古制亡矣,兵农遂分,更历千载,永不可复。《春秋》作丘甲之书,其垂戒后世,意深切矣。

  班固《汉志》曰: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税为田租)有赋(赋谓发赋敛之财),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薛氏(失其名)曰:“周制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六军七万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总计六十四万井之田为五百一十二万家,家之一夫为五百一十二万夫,以此夫众而供万乘之赋,是为七家而赋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给军,则王畿之内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赋,故有乘马之法,后世骑战不复用车,姑备其制于此。说者谓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时,百年之中兵不三四举,是以其兵虽设而其人老死而不试者多矣。然先王立法周而虑患远,固未尝好战,亦未尝忘战,制为立武足兵之法,凡七家而给一兵,七征而役一次,先儒谓先王忠厚之至,更劳均逸,不欲穷兵之力也有如此夫。

  《国语》:齐桓公任管仲作内政以寓军令,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同)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福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匹也),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视,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犹横也)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也。”

  苏轼曰:“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管仲欲以岁月服天下,故变古司马法而为是简略速胜之兵。”

  李觏曰:“管仲相桓公,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忧,福祸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目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然则军之法固尝试之矣。”

  臣按:管仲内政谓得此士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天下大国莫能敌。后世之兵动以十百万计,而往往不能成功而反以取败,此无他,所以什伍之者无定制,所以教养之者无成法,所以通融而使之相保卫者无常心,此其所以虽多而不得其用也。内政之作,犹有三代乡兵之遗意,后有作者于兵农既分之后,略放其意而制其兵,是亦可以足兵矣。

  《汉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祓曰:“汉之兵制莫详于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是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官调诸民,犹古者井田之遗意,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

  林駉曰:“汉制,南军卫宫,卫尉主之;北军护京,中尉主之。南军则有郎卫、兵卫之别,如三署诸郎、羽林、期门则皆郎卫也;如卫士令丞、诸屯卫侯则皆兵卫也。是卫也,非南军守宫之卫乎?北军则有调兵、募兵之分,如三辅兵卒,则是调兵而卫,如八校、胡骑则是募兵而卫,是卫也非北军护京之卫乎?此汉人南北军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见于《周官》者可考也。自迁、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数言者附见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谓兵乃刑之大者,如《虞书》“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掌于皋陶之刑之意。虽然帝世纯用德化而汉以战争得天下,岂其伦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无所于考,可慨也。抑考古制,王前朝后市而王宫在南,故汉卫宫之兵在城内者为南,宫城之军既谓之南则京城之军谓之北,所以别也。本朝设锦衣旗手等十二卫亲军指挥使司,即汉南军卫宫之意;立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即汉北军卫京之意。

  汉调兵之制,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二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陈;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迭为之,一月一更,为更卒也。

  如淳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践更者以钱雇直代行者也,过更者亦以钱雇直,不行者输之县官以给代者也。”臣按:以上汉一代军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广骑,广骑又废为方镇之兵,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

  臣按:唐一代军制大略具于此。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为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车骑府统之,六年废十二军,既而复之,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太宗贞观十年,总置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

  杜牧曰:“为国者不能无兵也,居外则叛,韩、黥、七国、禄山、仆固是也;居内则篡,卓、莽、曹、马以下是也。使外不叛、内不篡,兵不离伍,无自焚之患,将保颈领,无烹狗之谕。古今已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

  欧阳修曰:“古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兴亡治乱未始不以德,而自战国、秦汉以来,鲜不以兵,夫兵岂非重事哉?然其因时制变,以苟趋利便,至于无所不为,而考其法制虽可用于一时,而不足施于后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之制颇有足称焉。盖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坏而不复,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农,其居处教养、蓄财待事、动作休息皆有节目,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

  臣按:史谓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源也。呜呼,太宗远矣,而子孙不能守,唐遂因以衰而至于亡,后之世主其于祖宗之法固不可轻改,而于兵尤当加慎重焉。

  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二十万,号“长从宿卫”,明年更号曰“广骑”。

  臣按:欧阳修谓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盖以唐之子孙骄弱,不能谨守高祖、太宗之法,屡变其制,驯致于天子弱而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以为措置之势使然。呜呼,兹岂独势之使哉,盖亦人谋之不臧也。

  德宗与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兴废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渐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为之。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诱戍卒以缯帛寄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戍卒还者十无一二,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张说募长征兵谓之广骑,李林甫为相,又奏募人为兵,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自生,至今为梗。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

  臣按:李泌此言可见府兵之善,三代以后所仅见者也。盖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所顾惜者,然后不敢恣肆,有所系累者然后不肯弃舍,凡民皆然而兵尤甚。自井田之法废而兵农遂分而不可复合,惟唐府兵之制稍近于古,然行之未久而遂废,李泌当上陵下替之时,思欲复之,然终不能复,可慨也夫。

  穆宗之初立也,两河略定,萧俯、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销兵,请密诏天下兵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皆临时召募乌合之众。

  臣按:安不忘危,天下不可一日无兵备,宁备而无用,不可欲用而无人,此国家之大戒也。

  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炼,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又有蕃兵,其法始于国初,且籍塞下,团结以为藩篱之兵,其后分队伍,给旗帜,缮营堡,备器械,一律以乡兵之制。

  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班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而无所施于其间。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剌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神宗更制,联比其民以为保甲,崇宁、大观间增额日广而乏精锐。建炎南渡,收兵卒、招群盗,其初兵不满万,光、宁以后募兵虽众而土宇日蹙。

  臣按:宋一代军制具于此。臣尝因汉、唐、宋之军制而论之,汉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鉴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师,然亦多因其旧,本朝虽接元之后,而未尝因元之旧,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简略,不可为法故也。我祖宗得国之初,在内设锦衣等上十二卫以卫宫禁,设留守等四十八卫以卫京城。上十二卫为亲军指挥使司,番上宿卫,无所隶属,而京城之卫分属五军都督府,遇有征行则调发之。今天下都指挥使司凡十六处而为行都司者四,近又于湖广添一行司为五焉,内外卫凡若干处,其所设军士俱有定数,大率以五千六百名为一卫,一千一百十二名为一千户所,一百一十二名为一百户所,卫分军数或有多寡,而千百户所统则一,每一百户内总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领钤束以成队伍,此则本朝军伍之制也。窃考历代兵制,前后多有变更加减,惟今日立制一定,百世不易,盖前代之制多因胜国之旧,或临时制宜,或因时救弊,往往皆出有司之处置、臣子之建请,惟我圣祖久历戎行,洞烛古今之利病,断自宸衷,制为画一之法,可以经久,遵行万世无弊。故自开国至今百有余年矣,圣子神孙恪守成规,以为宗社不拔之基,其间固有军伍悬空之处、将领积多之患,惟在设法填补调停之则尽善矣。

  苏轼应诏作策,别其一曰定军制:“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于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郡国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知农,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余所,而屯于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谷,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于京师而天下亦不至于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于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于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于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恐其不给,其弊皆起于不耕之兵聚于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于郡县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于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是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且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于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而不竭,馈运之卒安得而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

  臣按:苏轼此策于汉、唐、宋军制之得失了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论之,宋之禁军不如汉之践更,汉之践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复,必欲复古之渐以壮国势、以省国费,皆莫若唐府兵之尽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变者,何也?盖府兵之制,无事则番上宿卫京师,有事则调发出征四远,虽曰寓兵于农,暇则耕稼,然军府杂郡县之中,士卒混编民之内,其他徭役科征未能尽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废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时,非法征求分外驱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终不能以无弊也。设使当时知其弊之所在,补其罅、举其偏而振其所废坠,虽至今存可也。惟今圣朝建国幽燕直隶八府之地,盖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谓山东、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鸷,多材力、重许可、耐辛苦、敦五种、本兵矢,他不能荡者,复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唐自天宝末失此地,其后罄天下之力以经营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有敢窥者。必欲使生人无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是兵杀人无有已也。”由牧此言观之,则今日京畿之形胜、物力,天下莫敌焉可知已。彼区区叛将以逆犯顺,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师,况居万乘之尊、有万方之众而又据形势之便者哉?文皇建都于此余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备不无少弛,往时一卫以五千六百名为率,今一卫有仅及其半者,甚则什无二三焉,朝廷非不时加整饬,岁遣御史分部清句,而法司亦往往谪有罪者戍边,然终不能复国初之旧。臣愚过为远虑,窃恐自兹以后日甚一日,失今不图,恐后愈难于今矣。请于国家常制之外,于京畿之中别为寓兵之法,用唐人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变其常制,不识可乎,请试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顺天、保定、真定、河间、永平五府实居辇毂之下,所辖十七州八十九县,若见丁尽以为兵,可得四五十万,使今日京辅之间有此劲兵,则国势自尊、国威自壮,视彼列屯坐食之众、游手豢养之徒盖有间矣,万一臣言有可采者,请敕大臣集议,若于旧制无碍、治体有益、民情不拂,即委有心计知治体之臣专主其事,讲求利害,的然有利而无害,然后见之施行。每县因其原设里社制为队伍,一以所居就产为定,里社丁户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数,每一里百户分为二队,队五十名,立二总甲(视军卫总旗),每队分为五小甲,甲十名(视军卫小旗),又合十队为一都甲(视军卫千百户)而属之州县,州县属之府,其十年轮当之,里甲咸仍旧焉。凡民差役如皂隶、柴夫等类,科派如岁办、和买等类,一切蠲除之,岁惟养焉、纳粮二事,他赋役皆无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旧例,其兵籍每岁季秋一造籍,不以户而以丁,丁以二为一,单丁则合诸他,每丁自备军装器械如军伍制,有司岁时阅视,有不如度及顿坏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尪羸笃废者除其名,秋粮量减其额,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粮不调运,岁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谓顺天等五府)之兵分属五军,州县各为教场,月一点操之,每府又辟平衍地为一大教场,孟冬农隙,兵部奏遣该府都督一员带领将率于此召集民兵,依京场操练,分命御史监督之而纠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马政,工部遣官阅兵器,事竣各具实开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调(又见“京辅之屯”条)。所谓养马之政,计村庄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马厩,不及数者合诸其邻,每三丁备一种马(俗所谓骡马),并力养之,昼则分牧,夜则合饲,择其中有物力材干之人立为群长,每春种时督其民计丁种粟取秆、种豆取料,至秋成时按亩以收,预为仓场,积草料于近厩之地,以为牧养之费,民无地者官给之,凡境中原额草场为势家奏取为庄田者一切查理还官,分给于民,非但养马兼蓄驴骡以为驾车运递之用,孳生之马有壮健者,印烙毕即俵散壮丁,俾其骑操,官时点视,有疲损者罪其人。如此,则国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马矣(详见“牧马之政”条)。或曰五郡切近京师,应内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罢免,从何措注?请下各部查勘,顺天等五府每岁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计该费若干,然后行下户部,计算天下秋粮、夏税、盐钞、坑冶、课程等项名色之数,岁入凡几何,旧积凡几何,经费之外、预备之余,酌量多寡足以备用无阙,其有羡余者别为收贮,以为此五郡雇役之直、买物之费。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为计工定直,出此钱雇闲民以代之当(此即宋人雇役法,但宋人取钱于民,今取于官,凡雇民役必先使之当过,然后逐月予直,如当过正月于二月朔日予之);凡此五郡每岁各办物料,官为先事计算,出此钱随时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宽民力以足兵备,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实用,官吏不多科扰民矣。然则国计仅足不能有余,则如之何?曰设法措置,随时通融,损有余以补之,捐不急以足之,大约计顺天一府一岁所费不过用二十万,其余每府不过十万或五七万耳,土宇之广、民物之众,国家岁入夏秋税粮见今二千六百二十三万余,其他盐粮、课钞亦不下千万之数,捐此五六十万之赀以宽今日畿甸之民,以复古人府兵之制,以壮国势,以张国威,内以固京师、外以慑夷狄,其于国计亦无大损。或曰昔宋韩琦剌民兵于陕西,亦谓得唐府兵法,而司马光六上章以为不便,其后不十年果以之运粮戍边大为民害,皆如光所言,窃恐既籍民为兵之后,而州县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为此议,惟仍州县之旧,而不属之军卫,所谓点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频数也,农隙教战,朝委将帅,惟于冬月一行,必与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粮不调运,惟于三时农事之隙开通沟洫、筑堤引水以备旱涝,或修筑京城以为急切之备,或干运京储以实近边之阙,除此之外不许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况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优闲,如出汤火以就清爽之地,上感国恩沦肌彻髓,其欢欣鼓舞、铭刻思报为何如哉?此法傥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以省费,内可以壮中国之势、外可以慑外夷之心,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随时制宜、补偏起废,又有待于他日之良臣贤辅焉。

  以上军伍之制

卷一一八

  ▲宫禁之卫

  《周书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长)、常任(任事公卿)、准人(守法有司)、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

  蔡沈曰:“掌服器者曰缀衣,执射御者曰虎贲,皆任用之所当谨者。周公于是叹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忧恤者鲜矣。言五等官职之美,而知忧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蔡氏谓掌服器者曰缀衣、执射御者曰虎贲,盖侍御仆从中近臣之长也。周公戒成王,乃以之与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并称为官职之美,而叹夫知忧其得人为鲜,何也?先儒谓职重者有安危之寄,职亲者有习染之移,其系天下之本一也。由是观之,人君之左右,非但辅弼、侍从之臣不可不得其人,则虽扈从、侍卫之人亦皆不可不得其人也,一不得人则知治体、赞王化者必深以为忧焉。

  《周礼天官》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四时也)比(校也)宫中之官府(谓官府之在宫者)次(次所以待直宿)舍(舍所以待休沐)之众寡,为之版以待,夕击柝(以两木为机以警夜)而比之。国有故,则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内而时禁,稽其功绪,纠其德行,几(察也)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与其奇邪之民,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祭祀之事)跸宫中庙中则执烛。

  吴澂曰:“宫正,宫中长也。戒令纠禁者,戒其怠忽,纠其缓散,令之使有为,禁之使勿为也。宫正时比之法者,为之版以待,则籍其名之多少,夕击柝而比则计其人之在否,国有祭祀、兵戎、丧纪之故则其比亦然。王宫有内外,内外严密不可不辨,启闭之际以时而禁,然后为之稽其功之见于绪者,纠其德之见于行者,几其人之出入,均其人之稍食,或有奇邪淫怠之人则斥而去之,然后会其人使之什伍相联,则勉于道艺而教成矣。”又曰:“季春、季秋,火星出入之时,以木铎警众,使修夫火政。跸,止人清道之具。出称警,入言跸,跸止行者,宫正则执烛以为明。”

  又曰:“宫庭内事固非执政大臣所当与,而属之天官何耶?自古国家危亡之患,多生于房闼,否则生于阉寺,夏商之亡、汉唐之衰,其祸以此。夫妇人女子与夫刑余之人,敢肆其奸以败人之国者,以其无所制而得以逞其不轨之心,一旦祸变,孰得而剪除之哉?如汉之窦武、何进,唐之李训、郑注、元载之徒是也。果丽于冢宰,则小大受制于执政大臣,常有所忌惮而不敢肆其恶,诚可以销患于未萌也。”

  臣按:澂又言:“周自文王以来,王政先内治,当时侍卫、仆从罔匪正人,虽缀衣虎贲趣马之微,亦惟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临之,宫壸朝廷均为一体,非若后世之疏外廷而亲内竖也。夫宫正则属于冢宰,所以兼制内廷之私人而又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纠禁行乎其间,养成君德。”如此,王业岂有不盛也哉?

  宫伯(亦长也)掌王宫之士(卫士也)庶子(国子之倅)凡在版(名籍)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廪禄)叙(才等),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职事,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

  郑玄曰:“王宫之士,卿大夫之适子,庶子其支庶也。八次、八舍,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于徼候便也。”

  王安石曰:“士庶子非王族则功臣之世,则贤者之类,王以自近而卫焉。故君臣国家安危一体,休戚一心,上下亲而内外察也。”

  吕祖谦曰:“古者执戈戟以宿卫王宫皆士大夫之职,无事而奉燕私,则从容养德有膏泽之润;有事而司御侮,则坚明守义无腹心之虞。下至秦汉,陛楯执戟尚余一二,此制既废,人主接士大夫者仅有视朝数刻,而周庐陛枑或环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于复古者当深绎也。”

  臣按:周制,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则是王朝宿卫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祖宗以来,用功臣子弟以为勋卫,盖亦此意。臣窃以为,今日宜广此意,凡公、侯、驸马、伯及凡有功德于国家者之子若孙,皆授此职,使之番上宿卫,如此,则不徒宿直宫禁得肺腑之臣,而勋戚子孙亦得俸禄之养,盖一举而两得焉。

  阍人(主晨昏之启闭者)掌守王宫之中门(雉门)之禁,丧服凶器不入宫,潜服贼器不入宫,奇服怪民不入宫。凡内人(王内之臣)、公器(公家之器)、宾客(诸侯之臣为宾客者)、无帅(导其出入者)则几(察也)其出入,以时启闭,凡外内命夫命妇出入则为之辟(辟开左右行者)。掌埽门庭,大祭祀丧纪之事,设门燎,跸宫门庙门,凡宾客亦如之。

  贾公彦曰:“内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宫中者;外命夫,卿、士、大夫在朝者;外命妇,总卿大夫之妻也;内命妇,三夫人以下也。”

  王安石曰:“潜服,则衷甲之类。贼器,器之可以贼人者。奇服,非法服也。怪民,怪行者也。”

  臣按:成周以宦者掌门禁,其严也如此。我朝禁僧道非朝见由前门,不许入皇城门,及无牌面并凶服异服、有持寸铁者皆不许入禁门,亦周人意也。

  《夏官》:虎贲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王出所止宿处)则守王闲(陛楯也),王在国则守王宫(为周卫也),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车(丧车)而哭。适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征事(征役之事),则奉书以使于四方。

  郑玄曰:“不言徒而曰虎士者,徒之选勇力者,王出将虎贲士居前后。”

  臣按:此虎贲之名见于《周书立政》,盖天子之亲兵也。今制,锦衣以下十二卫亲军指挥使司不属五军都督府,所隶专以扈从、宿卫为职,即此也。

  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左八人、右八人,车止则持轮。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趋,丧纪则衰葛执戈盾,军旅则介(甲胄之属)而趋。

  王安石曰:“王吉服则亦吉服,王凶服则亦凶服,王戎服则亦戎服。”

  吴澂曰:“旅者,主膂力而卫王者。夹王车者,下士十六人分居左右,而中士为之帅。服而趋,亦谓夹王车也。”

  臣按:勇而疾走曰虎贲,又愤怒也。《周官》既有虎贲,又有旅贲,旅贲者主膂力而言,亦犹今制,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将军、力士也。《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赐晋文公虎贲三百人。

  臣按:先儒谓虎贲八百人乃天子亲兵也,六军之外,禁卫惟此而已。王不出则虎贲不出,及其弊也以之从军旅、赐诸侯,非旧法也。由是观之,则虎贲士非天子不得用,受者固非,赐之者尤非也。

  汉京师有南北军,南军卫尉主之。

  易祓曰:“郎卫、兵卫均为宿卫之职,而郎中令、卫尉所掌皆宫门内外之事。武帝更秦郎中令为光禄勋,《前表》光禄勋掌宫门户,卫尉掌宫殿门,又殿外门舍属卫尉,殿内门舍属光禄勋,其职实有相关者,特有内外之别耳。此正《周官》所谓宫正、宫伯之职,当时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经、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尚书奏赋军功良家子充之,其后又以期门、羽林皆属焉,是皆亲近天子之宫。”

  臣按:古者环卫有二等,汉有卫郎、卫兵,是郎《周官》宫正、宫伯之职,宫伯则领贵游子弟,而宫正则领宫徒役事者也。武帝时置期门、羽林。

  臣按:史言武帝微行,与侍中等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先儒谓汉期门千人,秩比郎,亦周人虎贲之遗意,盖王出与王出也。

  后汉,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五官中郎将、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户,出充车骑。左右仆谢主虎贲郎习射,左右陛长主直虎贲朝会在殿中,虎贲中郎、侍郎、郎中、节从皆。羽林中郎将、羽林郎皆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补。

  林駉曰:“东汉以来,举五官郎将、羽林、虎贲以职属,大夫、议郎、谒者、仆射以文属,分属之后,政令不行于其间,而又光禄大夫不在宿直,议郎不与执戟,惟不在宿直、执戟之列,则凡为禁卫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尽为诸黄门之庐耳。故宦官内典门户,外与政事,及何进诛宦者,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我奈何禁之与士人共对事乎?’则知士人不为郎中久矣。后尽除宦者,选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庐,即此可见。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黄门,其祸流至是也。”

  臣按:汉初宿直皆以士人为之,其后不用士人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内外大权悉归之,以为一代之祸。说者归咎于光武之不任三公,诚是也。夫自古国家危亡之祸,皆出于房闼宦寺之中,何也?妇人女子与夫刑余之人所以敢肆其奸者,以其处夫人君肘腋之间,幽隐深邃而人不得以制之也。诚能如周人以内宰、小臣、阍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职皆属之大宰,以受其节制焉,则彼虽欲逞其不轨之心,亦且有所忌惮而不敢为矣。矧夫后世,宿直执戟之臣实有兵权以寓其间,苟无有以制之者而使之得以自肆,岂不贻国家之祸哉?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禁军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从禁军,太宗时置百骑,武后时改为千骑,睿宗时增至万骑,肃宗时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后有左右神策军。

  十六卫曰左右卫、曰左右骁卫、曰左右武卫、曰左右威卫、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领军、曰左右监门、曰左右千牛,每卫有上将军、有大将军、有将军,自左右至领军并掌宫禁宿卫,金吾掌宫中、京城巡警,监门掌诸门禁卫,千牛掌侍卫。

  林駉曰:“唐之十六卫已备汉人南北军之制,汉以卫尉护南军、以金吾巡北军,今十六卫已有金吾将军掌京城巡警,是北军已寓其间,观白乐天羽林将军之制,所谓国家设十六卫犹汉之有南北军,其知之矣。”又曰:“自六军禁卫皆用市人,其选始轻,禄山、吐蕃之变,神策禁军外入赴难,国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势益横,北衙既横之后,外庭诸臣莫之谁何,萧复言之而不见听,高元裕谏之而不及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预禁军,专归宦者,为患至是也。”

  臣按:本朝十二卫即唐人十六卫之遗制,凡诸卫之亲军皆以番直宿卫,执戈戟严巡儆监门禁,而锦衣所掌者乃卤簿、仪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旗纛、金鼓之物,诸卫皆统军卒,而锦衣独领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贲、旅贲也,诸军皆世卒而府军独签幼军,即汉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设亲军也仅十有二,后又稍有加焉,诸卫正倅一惟其世,独锦衣之任则不以世而以能,盖天子御座则夹陛而立,天子御辇则扶辕以行,出警而入跸,承旨而传宣,皆在所司也,矧又诏狱,所寄人之死生系焉,是尤不可不慎择其人也。

  太宗时,诏右卫大将军李大亮兼右卫率,又兼工部尚书,身两职,宿卫两宫,每番直常假寐,帝劳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臣按:本朝宿卫虽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耳,而无有所谓腹心股肱之臣,请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则既有虎贲锐士宿卫王宫,又有勋德世臣总司禁旅,九重之上、六宫之中得以安寝无虞矣。

  肃宗乾元元年,李辅国用事,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别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设护卫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他将帅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时,段秀实见禁兵寡弱,不足备非常,上疏曰:“天子万乘,诸侯千、大夫百,盖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强干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虏,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数削少,后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兽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废则孤豚、特犬悉能为敌,愿少留意。”

  臣按:秀实此疏百兽畏虎之譬最切,人主所当玩绎焉。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卫兵也,殿前、侍卫二司总之,其最亲近扈从者号诸班直,其次总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骐骥院,余皆以守京师、备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驻、屯泊则就粮也。太祖鉴前代之失,萃精锐于京师,虽曰增损旧制,其规模宏远矣。

  太祖乾德三年,令天下长吏择本道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

  林駉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于梁之乾化,宋因其名,置亲从官数千人,入内内侍省都知与副同主判之;殿前始于周之显德,宋循其旧,有马军、步军,独殿前得统之。是故皇城一司,于内庭宿卫无不预者,而独宿直诸班禁卫无所统摄,至亲从之官复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专出于宦者之手;殿前一司虽统摄诸班禁卫,而皇城一司亦判然不相关,亦汉南北军相统之意也。”

  臣按:宋人禁军不独内卫京师,而往往使之屯泊于外,失其所以命名之义矣。盖太祖惩唐末以来援镇兵强之患,故聚精锐于京师,时出之以守国,盖欲以内而制外也。其谋虽深而其势则不顺,史臣谓其规模宏远,臣不敢以为然也。夫立国规模在笃近而举远,居重以驭轻,使天下之大,四面环绕以为吾屏蔽也,既为禁兵,岂可远出而卫郡县,使之就粮于外,禁士独往乎,抑亦挈家以行也?呜呼,宋人制军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说者谓其声容盛而武备弱也,观于此尤信。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宫,左正言王陶言:“《周礼》阍人掌宫门之禁,时其启闭,寺人掌女宫之令,纠其出入,以谨严周卫,杜绝非常。故汉光武出猎,夜还,上东门候郅恽拒关不纳,光武从中东门入,明日赏郅恽而贬中东门候。魏武之子临淄侯植开司马门昼出,魏武怒,公共汽车令坐死。然则公主夜归,未辨真伪,辄便通奏开门纳之直彻禁中,略无讥防,其所历皇城、宫殿内外监门使,臣请并送勘劾,诏公主宅都监、入内供奉官等九人并远小处监当。”

  六年,同知谏院司马光言:“式律,夜开宫殿门及城门者皆须有墨敕、鱼符,其受敕人具录所开门并出入人帐于中书门下,自监门卫大将军以下俱诣合覆奏,御注听郎请合符门钥,监门官司先严门仗,所开之门内外并立队燃炬火,对勘符合,然后开之,符虽合不勘而开,若勘符不合而为开及不承敕而擅开闭出入者,其刑名轻者徒流、重者处绞。伏望陛下深虑安危,防微杜渐,自今宫殿门城门并须依时开闭,非急切大事勿复夜开,必不得已须至夜开者,即必亲降手敕加以御宝,受敕之人仍写出入人帐,委宿卫当上之官众共验敕文真的,然后覆奏,候再见御批,方请门钥,与监门官亲自监开,依帐点阅人数,放令出入,即时下锁,进纳门钥。”

  臣按:宋王陶、司马光所言二事,可见古人严谨宫门之禁。我圣祖于此一事尤加严切,所以防微杜渐之意无所不至,每夜将军上宿,遇有一瓦石之队、一虫鸟之落,诘旦早朝即令给事中引赴御前奏知,矧可夜开城门以出入哉?伏望申明祖宗之法,严谨门禁,一切外人不许阑入,以敦圣朝之家教,以立礼义之大防,非但以备奸宄杜祸乱而已也。

  至和元年,有幞被入直内藏剑者,御史马遵言:“律于御用舟船饮食之类,有不如法皆不称误,所以许世子止躬不尝药,《春秋》加以大恶之名,唐长孙无忌入朝不解刀,校尉被诛死之议,所责者重、所虑者深。法令于皇城门禁尤为谨严,今麦昭吉幞被入直,中有剑器,历诸门抵便殿曾无捡察,略不觉悟,若奸盗包藏而为之,何由而露哉?今昭吉虽已具狱,而诸门监官、守卒乞于常法之外重行用谨大防,庶弭来患。”

  徽宗时左正言任伯雨言:“风闻内苑作工匠盗所结真珠事败,有旨更不得治监官,医官院人力怀刃为盗捕获,有旨不复推经由门户,中外闻之莫不抚髀而叹、顿足寒心,皆谓陛下误以此为小事。窃以监官之设,本为监临主守,司门之设本为讥察出入,今珠玑至贵之物失之数万,匹夫挟刃入数重门如涉无人之境,皆非小事,乃一切赦之,后来更有犯者,不赦之则罪同罚异,人人皆怨,又赦之则事事废法,纪纲遂坏,虽有监官、司阍,将何用也?且宫禁之门法最严密,盖圣人防虑几微,谨备不测,以严卫一人,若左右恃恩废弛,积日累月,事体陵迟,忽有不测之虞,谁复知所职守,陛下岂不为宗庙社稷自重乎?”

  臣按:祖宗于门禁出入其法最严,每四孟享太庙,夜间出钥于门隙,早朝亦于御前奏知,各门监守门官及各卫官军遇有出入者,必须有牌面方许其入,迨其出也必搜检之,其入也不许携寸铁,其出也不许带一物也,况敢有幞被藏剑、盗出真珠之事哉?祖宗所以防微杜渐,为圣子神孙计者,其严其密如此,继体守成者勿徇一时之欲,勿听小人之言,奖将卒之守法,受台谏之进言,如此,则永无意外之变,而宗社奠安矣,臣不胜惓惓。

  胡安国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虽用文德,必有亲兵专掌宿卫。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贲与常伯同戒于王,欲知其恤,虎贲者犹今侍卫诸军也;康王新立,太保俾齐侯吕酺以虎贲百人逆于南门,吕酺者太公望之子,自诸侯入典亲兵,犹今殿前马步军都帅也。勋德世臣总司禁旅,虎贲锐士宿卫王宫,其为国家虑深远矣,今谋国者不思复古,亲兵寡弱,宿卫卑少,岂尊君强本、消患豫防之计也?”

  臣按:禁旅之帅必用勋旧之胄,三代之制也。

  以上宫禁之卫
 

卷一一九

  ▲京辅之屯

  《禹贡》:五百里甸服。

  蔡沈曰:“甸服,畿内之地也。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臣按:传谓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则是方千里矣。

  《汉志》:周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

  章氏(失其名)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远郊百里,郊为乡,六乡百里,通十为同,同为百里者十,提封九万井、九十万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属三万六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一为五十万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为三十五万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赋一乘,积六乡为千乘,而余率七家赋一兵,积六乡为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国皆如乡之法,畿方千里,为千里者十,如乡之除为三百五十万四千夫,赋车千乘、卒七十五万人。为六军者十此通畿之师也,大司徒递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则终身无过一再给公上事,盖先王忠厚之志,更劳均逸,不欲穷民之力也。古者畿内之兵不出,所以重内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诸侯入耳,或遣上公帅王赋,亦不过元戎十乘以先启行也。”

  臣按:古者兵出于农,天子之兵出于六军,六军之兵出于六乡,其出而为士、卒、旅、军、师者即其居而为比、闾、党、旅、州、乡者也。甸服千里之间,其所赋之兵而所出之税自足以给之,无劳远餫,内足以卫王室,而外足以镇压天下之大、四夷之远,非若后世签军于远方则人不土著而易于消耗,列军以长屯则人无别业而难于供亿。后世有志于三代之盛者,壮根本、安国家以为千万世不拔之基者,尚有考于斯。

  汉《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师,武帝更名执金吾。

  易祓曰:“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于郡国,北军以护京城而乃调之三辅,抑何轻重远近之不伦欤?盖郡国去京师为甚远,民情无所适莫而缓急为可恃,故以之卫宫城;三辅距京师为甚迩,民情有闾里坟墓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故以之护京城,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

  臣按:史谓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门内之兵,军而谓之北,对南言也。南军卫宫取之郡国,北军卫京取之三辅,说者有防微杜渐之意,臣窃以为卫京之兵取之近辅极是,臣于“军旅之制”条已节约汉唐遗意,妄为朝廷处置矣。若夫卫宫而取郡国之兵,恐未为得策,夫以疏外之兵、无乡土亲属之顾恋,而使之番上执戟以卫王宫,无事则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无外顾之心乎?我朝宿卫之兵用世将以统士卒,其虑深而远矣。

  汉《百官表》: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中尉。

  易祓曰:“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夫中尉乃天子北军之统帅,而其属乃左右京辅都尉等,其所调亦左右京辅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风,右即冯翊,京即京兆,谓之三辅,三辅之委寄固重于郡国矣,而所领兵事则非郡国之比。盖汉太守谓之郡将,兼领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职,在王国则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辅则异是矣,夹辅京国,错列畿甸,其势为甚逼则兵权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属郡卒而特属中尉之北军,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黄霸尹京兆,发骑士诣北军,以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连贬秩,则知左右京辅兵卒皆番上北军而属中尉也。”

  臣按:此所谓都尉乃京辅之都尉也,与主南军都尉者不同。

  唐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析关中为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为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六年,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余,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太宗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其隶于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余以隶东宫六率。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当给马者官予其直市之。

  林駉曰:“汉之畿兵始为番上,至其后也番上变为长屯,长屯变而远征,而畿兵之制坏矣。唐之畿兵始为府卫,至其后也府卫变为长从,长从变为禁军,而畿兵之制坏矣。此汉、唐内兵三变之由也。”

  臣按:三代以下之兵制,惟唐府兵最为近古,臣既略仿其制一、制二具于“军伍之制”条下,而此复详其制如此,以见京畿之屯莫良于府兵也。然一代有一代之制,祖宗所行者子孙不可轻改,要必不违时王之制,不拂斯民之情,而又不失古人之意,然后议之者无罪,而行之者可久而无弊也。仰惟国家建国于燕兵强马健之地,诚不以臣卑而愚而弃其言,则杜牧所谓天下之大命者端在于此矣,况唐人行之至百年而中变,而吾之为此乃于百年之后始创行之,而凡其平日军卫之屯守、有司之管领一切如旧,而于其间减去徭役、征科,乃民心之所愿欲者也。伏惟圣明留神审察,所以为圣子神孙立万年不拔之基者,未必不在兹焉。

  宋徽宗熙宁四年,于京畿四面置辅郡,以颖昌为南辅,以襄邑县建名辅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诏四辅屏翰京师,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万人为额。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于四近之地立为辅郡,所以为京师屏翰也。汉以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唐亦以华州、同州、凤翔为辅,而宋初未遑建立,至于徽宗时亦于畿郡立为四辅焉,每辅则屯兵二万人为额。我朝建国江南,于凤阳屯重兵,凡京师军皆散于江北、滁和等处为屯田,虽不名辅而俨然有蕃屏之意。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统,遂建都于此,其初犹以行在为名而立一行部以总之,其后遍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门如旧制,凡京卫之兵皆分其半以来,并起江南富民以实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则是万万年不拔之基永定于此矣,然而畿甸之间犹未有辅郡,盖有待也。臣按,汉、唐、宋之辅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则以形胜要害为固,盖汉、唐都长安,宋都汴梁,皆去边地辽远,非若我朝都燕,则自以都城为北边捍蔽,北最近而东次之、西又次之而南为最远焉。请如汉、唐、宋故事立为辅郡,以宣府为北辅因其旧而加以蕃守之军,俾守国之北门;其东也以永平为辅,以守松亭一带关隘及扼辽在要害;其西也以易州为辅,或真定,以守紫荆一带关隘;其南则以临清为辅,坐镇闸河而总扼河南、山东之冲;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两京之咽喉。每处屯重兵一二万,量其轻重缓急以多寡其数,罢两直隶、河南、山东上京操备班军,因近屯守以为京师之屏蔽,遇京师有事则调发焉。夫自古为国者必固外以蔽内,居重以驭轻,譬则人之家居必有藩篱、墙壁,然后堂室坚固,内呼而外应,若设关捩然,有所动于中而四面之机毕应之,然后盗之利吾财者不敢轻侵犯焉。近年以来,起调两直隶、河南、山东军赴京上班操备,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旧班未回,城池虽设而队伍空缺者有之,幸而无事则已,万一有不逞之徒乘虚为乱,将何以支持之?倘立为辅郡,因近屯守,则军士遂室家之愿而生息日蕃,国家省转输之劳而调发易集,边方足备御之具而关隘有守,如此,则都城巩固、宗社尊安矣。万一臣言可采,见之施行,其于国计不为无补。

  以上京辅之屯

  ▲郡国之守

  周制,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臣按:封建以前之国,即秦汉以来之郡,名制虽异而其实则同。

  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湿卤也)、城池邑居、园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即秦汉以来之一县,千乘之国即秦汉以来之一郡。

  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为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连帅州牧之设,盖以小大相维,阶级相承,所以合其散而统其异也。汉、唐、宋郡国虽皆有兵,然散而无统,惟本朝制兵府州,若县要害之处皆立卫所,而又于总会之处立为都指挥使司以统之焉,盖有得于周人连帅、州牧之遗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汉兴踵秦,置材官于郡国。

  易祓曰:“汉不特置材官而已,《汉官仪》曰:‘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盖三者之兵各随其地之所宜也。”

  列郡、王国、侯国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本守典武职甲兵,其在王国者则内史比郡守中尉、北都尉,侯国亦有相秩氏,天子令长其郡国之兵,必有虎符而后可发。

  臣按:昔人谓侯国之兵既属之郡,而王国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皆所以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也。我朝于亲藩皆设护卫,然惟给其使令而不许其调遣,遇国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渐以尊京师之意同符汉世。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军府,析关中为十二道,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校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关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六十二,河东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东道置府十,陇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剑南道置府十,岭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号。

  臣按:此唐朝府兵之制,非但京畿有之,而天下十道凡州郡莫不皆有也。

  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而谓其兵为方镇。

  臣按:节度使之兵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天宝以后王室日卑,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陈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十余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镇起而唐之威令不复行矣,假使唐之君臣恒存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不变,岂有是哉?史臣谓方镇之兵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无尺地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以至亡灭。噫,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毋轻变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以成尾大不掉之患哉。

  宋制,军有禁军、有厢军、有乡军。国初尽选骁勇部送阙下以补禁卫,余留本城厢军者,诸州之镇兵也,各隶其州之本城,专以给役,内总于侍卫司;乡军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丰以后皆升同禁军,兵虽以禁名,其实皆非禁旅也。

  凡诸州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马军、步军亦如之。马步军诸指挥各有使、副,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厢军头、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置都监监押以领之,岁时简练焉。下州及军监但有牢城兵,则军校之职随宜裁制。

  陈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但以逸民户也,所以劳苦其身、违离其妻子,使习于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于本营,盖劳之则易使、散之则易养,此艺祖神谋也。三司禁旅就粮州郡,亦不得常坐食于京师。自列郡各置禁军,于是严差出占破之令而壮城(元丰于厢军内差壮城兵)作院,各置指挥,于是在军禁旅无就粮者,禁军在城防托而厢军亦升为禁军,不复戍役矣。养兵之费偏天下,虏人犯阙无能发一矢者,以不守祖宗旧章也。”

  开宝八年,发渭州平原、藩源二县民治城壕,因立为保毅军弓箭手分镇戍寨,能自置马者免役,逃死以亲属代。

  陈傅良曰:“此所谓义兵也。艺祖有志于民兵矣,咸平五年始置营升为禁军,其后浸有点差之令,韩琦为相,刺陕西义勇,司马光六上疏争之不听,已而新法行,遂罢强壮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内骚然,要之皆以刺配为军,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复也。”

  臣按:前代州兵皆无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选自户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团结,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随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废或置,不惟无常制,亦无常数。惟我国家自平定之初则立为卫所,以护卫州县,卫必五所,所必千军,而又分藩列阃以总制之而有都卫之设,其后也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文武并用,军民相安百有余年,其视汉、唐、宋之制可谓大备矣。然承平日久,兵备不能无弛,军伍不能无缺,旧例遇有缺伍,卫所差旗军于其原籍径行句补,其流之弊乃至所句至者反少于所遗之人,得不偿失,于是用言者计每岁分遣御史清句,然亦徒有其名,无益于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句之数以为黜陟,然亦徒害平民,无益军政。臣尝考历代之制,皆是草创之初,军伍数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滥之失,惟我朝则是先多而后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时而随事制置,惟我圣祖则斟酌古今,立为一代之制,使子孙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为军伍也,内地多是抽丁垛集,边方多是有罪谪戍,岁月既久,奸弊日滋,或改换姓名,或变乱版籍,或潜行析户,或自私分居,彼此相隐,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难清,挨究无迹,其间丁尽户绝者固亦有之,而正户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无也。为今之计,乞敕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司卫所俱要造册,开具本卫若所原设额数若干、见今实在若干、缺伍若干,不问存亡,备细开造,具其籍贯及充军缘由,仍行户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县亦要造册,开具各州县军户若干、见在充当者若干、挨无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对以见其实在之数,其卫所见在食粮者若干、缺伍不补者若干,兵部类以奏闻,会文武大臣集议,所缺必设何法然后得军伍足数以复国初之旧,必须不怫民情而致其生怨,不为民害而激其生变,讲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后见之施行。如此,则佥论之中必有良法善计,不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旧,而坏者又为之新制,则其用不穷矣,今日之军伍可谓旧而坏矣,失今而不为之制,吾恐日甚一日,积而至于无余,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仓卒之际,其将噬脐无及矣。国家大事莫大于戎,国步之安危所系,运祚之修短所关,诚不可不加之意也。彼为具臣者不为远虑,其意只欲苟具目前,以贻其责于后人,盖以官非世有故也,若夫圣明之主承列圣之鸿业以传之万万世之圣子神孙,乌可不为之远虑哉?唐人有言,凡此蔡功惟断,乃成彼淮蔡之土宇一州耳,固不可无断,矧此丕丕之基、万方之广、亿万年之久,其所以轸当宁之深念,法乾造之雄断者,又当何如哉?臣不胜惓惓。

  仁宗庆历元年,张方平言:“民之所以惧籍为兵者,不唯锋刃矢石之难,且重去其乡土,终身于亲爱宗族永相隔绝也。今若番休递戍,终是不离本乡,冀望边事渐宁,即息肩安业。昔太宗籍两河之人以为乡兵,子孙识者亦悼其失业,盖不若因两河强壮使之捍边,壮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库帛、不食廪粟,边不缺戍,民不去农,何在乎蓄之营堡而后为官军也?”又曰:“强壮弓手各在郡县,未去农业,若朝廷用汉代更之术,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战,递为防戍,则是农不去业、兵不乏备,不因帑廪之积,常得丁壮之人,今既籍为正兵,处之连营,则其衣食财用终身仰给县官矣。”

  臣按:民之不愿为兵,诚有如方平所言者,而今世北方之人犹有乐为之者,而南方之人解以补伍有如弃市,然今天下卫所兵伍已失大半,必欲如立国之初签民为军,必致生变,苟因循不已则日甚一日,则恐所失者不止大半而已也。比年以来,遇有儆急,签点民丁贴助官军,守备其乡邑,已有成规,民之耳目既已惯熟,是亦备御一良法也。今后无事之时不须点集,倘遇荒歉灾变,必不得已然后起集,必须依旧以民壮为名,名之以民则民心不疑,不许巧立名称,另外差役远方调发,稍觉无事即便休息,决不可失信于民,敢有因而科敛差占事已不休者,坐以风宪犯赃之罪,合于上司及分巡官不为觉察者,罪亦如之。

  真宗景德三年,镇戎军曹璋言:“有边民应募为弓弩手者,请给以闲田,蠲其徭役,有儆参以为正兵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诏人给田一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匹。

  臣按:今州县军户多有丁尽户绝者,其人居宅田产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卖者外,行清军御史会同布政司及府州县官挨究归官,有愿代其役者即给以本军绝户之田,若是边军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户部通行天下,凡没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后者,不分有无承佃,尽数刷出,照宋朝之例给民为军,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庆历二年,籍河北强壮拣为义勇,尽钞民丁增广其数,河东亦拣刺如河北法。其后议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以时讲习,无待储廪,得古者寓兵于农之意,惜其束于列郡,遗其大用,止以为城守之备,诚令守臣分领,以时阅习,寇至则翔集赴援。朝下其议,河北帅臣李昭亮等议曰:“昔唐泽潞留后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选其一,农隙则分曹角射,岁终都试以示赏罚,三年皆善射,举部下得劲卒二万,既无廪食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称昭义步兵冠于诸军。此则近代之显效,而或者为民兵秪可城守,难备战陈,诚非通论,姑令在所点集训练,三二年间武艺稍精渐习行陈,遇有警得将如抱真者统驭,制其陈队,示以赏罚,何战敌不可哉?”

  臣按:此前代点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东安抚使富弼言:“臣顷因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者至十余万,臣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遂募其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今止用厢军俸廪而得禁军之用,可使效死战斗而无骄横难制之患,此当世大利也。”诏分置青、莱、菑、徐、沂、密、淮阳七州。

  臣按:此前代因饥荒募民为兵之明效,臣谨载其事宜于“固邦本恤民之患”条下。

  哲宗元祐八年,知定州苏轼言:“河朔无事,军政少弛,将骄卒隋,缓急恐不可用,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变。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严赏罚,加意拊循,辄复用庞籍旧奏团结弓箭社法约束,稍加增损,别立条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劝惩。”

  陈傅良曰:“条约弓箭社如庞籍、苏轼,则人情不扰而边备修矣,此今日所当讲也。”

  臣按:庞籍所奏条约之法无可考,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间各有弓箭社及射猎人,习惯便利,与夷人无异”,盖因其俗而加以束约而为之法也。窃惟司马光于英宗时言太宗之时兵数不及当今十分之一,则是国初兵一而今十也,今日去太祖时不啻如治平之去建隆、开宝也,而我之内外兵数不及国初之什三四。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于冗,而储蓄不足以供,而我今日则惟恐其少而至于弱,警急无以为用;在宋之所以多者以其兵无定制,可以日增而召募刺配之纷,如我之所以少者,以其兵有定数不可以加,而逃亡死绝之无已。况今承平日久,百事废弛,譬则人之身,中年以后血气渐衰,肢体困惫,病虽未至于革而其势则骎骎将至矣,此正居安思危之日,思患豫防之时也,因事之势、察民之情、随时之宜以绵我国家灵长之祚,端有待于今日也。先儒有言,水未至也而虚为之防,水虽不至亦无所害,谓水不足忧,而不为之防,一旦水至则防无所及矣。今日天下之事最难处者莫此为难,臣日夜思之未得其要,故于“郡国之守”之下,既略序汉、唐、宋之事而备载曹玮以下数事,以为明时告,其中或有宜于今者,斟酌而用之,庶几有所补云。

  胡安国言于钦宗曰:“自古及今,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昔东汉季年,王室多故,刘焉建议以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刘表出襄阳、袁绍得冀、曹操取兖,争相割据,自此不复有王室矣。夫五大在边,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欲乞于所置帅司,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之事,每岁终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严,即各帅所属守将逐急应援,如此,则既有拥卫王室之势,又无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国乞选择重臣付以在外兵权,以统属郡,以辅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时,陈俊卿为相,奏请:“应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为义民,授之弓弩,教以战陈,农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争之地,待敌至而决战,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为掎角,以壮声势。”又言曰:“国家养兵甚费,募兵甚难,惟有此策可守边面、可壮军势,而乐因循惮改作之人皆以扰民为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无小扰?但守臣得人公心体国者,自不至大扰矣。”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则是民既出赋税以养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谓之不扰不可也。此等之议,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以上论郡国之守
 

卷一二○

  ▲本兵之柄

  《舜典》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

  董琮曰:“或言帝者之世详于化而略于政,王者之世详于政而略于化,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而礼乐分为二,成周礼乐之官合为一而兵刑分为二,故此蛮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臣按:帝舜命皋陶作士,刑官也,而以蛮夷猾夏为言,是则后世兵官所掌之事也,岂不以兵乃刑罚之大者乎?班固作《汉书》,志刑罚而不志兵,乃杂兵于刑罚之中言之,所谓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由来者尚矣。自黄帝有涿鹿之战,颛顼有共工工之陈,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固有以见于此也。由是观之,有虞九官之命,惟言刑而不言兵,而兵在其中矣。

  《胤征》曰:惟仲康(太康之弟)肇位四海,胤侯(胤国之侯)命掌六师。

  蔡沈曰:“命掌六师,命为大司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师,次年始有征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盖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时已能收其兵权,故羲和之征犹能自天子出也。”

  林之奇曰:“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师以收其兵权,如汉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之类。”

  臣按:唐虞之世,兵政兼于刑官,未有专司兵政者,至是仲康始命胤侯掌六师,然则兵司之设其在有夏之世欤。前代掌兵之官无定制,五代以来虽设枢密院,然皆以文臣充,惟我圣祖开国之初首建大都督府与中书省并,其后废中书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为五军,设左右都督、都督、同知、佥事各二员,其有以公、侯、伯任府事者,官与爵并入衔,其后止书其衔曰掌某府事某侯若伯,非旧制也。

  《周官》曰: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

  吕祖谦曰:“自夏命胤侯掌六师,举政典以誓,则邦政掌于司马旧矣。国之大事何莫非政,独戎政谓之政,何也?天下无事寓兵于农,然后赋役百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从出也,天下有事,举兵讨乱,邦之存亡安危系焉,其为政之大固不待论矣,此戎政所以独谓之政也。统六师而谓之平邦国,则王者用师之本旨,特欲平邦国之不平者耳。”

  臣按:此条已载“正百官”下,然此复载之者,威武之道必本于兵,兵政之大者实掌于此官。窃惟唐虞之世设为九官,而独无所谓兵官者,盖是时风气初开,人心纯朴,虽有蛮夷猾夏、盗贼奸宄,特小小为害而已,然犹未至如后世之昌炽毒害,故止命刑官掌之,遇有征讨随时命官,故三苗逆命则以命掌邦土之司空,未尝特设官以掌兵政专征伐也。及得三苗,不过分比之,而其首恶亦止于窜逐之而已,非若后世犁庭扫穴而诛绝之也。夏之时始有掌六师、举政典之官,周分六典而司马居其一,为治之事无非政者,而独以统六师、平邦国为政典,则时之所尚者在兵,而政之为政莫急于兵可见矣。噫,于此可以观世变矣,然在周之世,兵犹出于农,秦汉以来兵农遂分,不可复合,世变愈趋而愈下,为治者当随时以制宜,则今日本兵柄之大臣,尤不可不得其人,自非兼资文武、通达古今,有思患豫防之心,有随机应变之智,不足以当司马之任,毋徒循资取以充位,以贻误国之祸也。

  《周礼》:惟王建国,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

  郑玄曰:“象夏所立之官。马者武也,言为武者也。夏整齐万物,天子立司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诸侯、正天下。”

  吕祖谦曰:“统六师而谓之平邦国,则王者用师之本旨,特欲平邦国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济贪忿而夸武功也,所谓天讨也。”

  臣按:《周礼》六官之设,皆所以佐王以治邦国也,于天官曰均、地官曰扰、春官曰和、秋官曰刑而于夏官则曰平焉。《大学》之道,其大用归于平天下,谓之平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也。夫平天下固欲其均齐方正,使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然有不皆然者,必有以参错乖戾侵犯之者也,有以参错乖戾侵犯之则不平矣,故凡设官分职所以均之、扰之、和之、刑之者,皆所以平之也,其间有均之、扰之、和之、刑之而犹有不平焉者,然后属之于司马焉。先儒谓马者武也,五官所掌者皆文事,文事有所不及,于是乎治之以武焉。司马所掌者邦政,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外服之诸侯、边方之夷狄,有所不正而有以悖吾之治教、干吾之刑宪,则声其罪以正之,正其不正,所以平其不平也。

  大司马卿一人,小司马中大夫二人,军司马下大夫四人,舆司马上士八人,行司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郑玄曰:“舆,众也。行,谓军行列也。晋作六军而有三行,取名于此。”

  贾公彦曰:“此夏官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与诸官异者,以大司马总六军,故独多也。”

  臣按:《周礼》五官之卿,所谓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之外,而其官联未有以徒、寇为名者,而夏官大司马、小司马外,又有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与夫都司马、家司马焉,意者大司马与其贰掌邦政以平邦国,在天子之左右,总其大纲以佐天子,所谓国司马、公司马者也,若其用以主军赋者则谓之军,主车马者则谓之舆,主征行者则谓之行,曰两、曰都、曰家则各司其两及都、家者,其职任有大小,而其所掌之军赋皆同,非若他官所掌者各异其事,此其所以不嫌于同名也欤。

  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乘陵也)弱犯寡则眚(削其四旁)之,贼贤害民则伐(声其罪以讨之)之,暴内(内暴其国)陵外(外陵诸侯)则坛(置之空地)之,野荒民散则削(削其地)之,负固(恃其险阻)不服则侵(兵加其地)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逐也)弑其君则残之,犯令(违弃上命)陵政(陵蔑王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臣按:先儒谓先王之时,其所封建以为诸侯者莫非贤也,邦国之君又安有罪恶如九伐之法所正者乎?盖先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为九伐之法,其法虽具,岂尝试之哉?设之使知惧而已。是以当时之列爵分土者,咸知九伐之法其严如此,世禄承袭者保其富厚而无苟且之意,修职述守者务善其礼不为进取之计,故信义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风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

  大司马,及师,大合军以行禁令,以救无辜、伐有罪。若大师(谓王自出征伐)则掌其戒令,莅(临也)大卜(卜出军吉凶),帅执事莅衅(杀牲以血涂之)主(谓迁庙之主)及军器。及致,建太常(太常之旗),比(校也)军众,诛后至者。及战,巡陈视事而赏罚。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听军声者)、右秉钺(致杀伐者)以先恺(兵乐曰恺)乐献于社,若师不功(无功)则厌(厌,冠丧服也)而奉主车。

  郑玄曰:“师,所谓王巡守若会同,司马起师合军以从,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贾公彦曰:“大师,王亲御六军,故司马用王之太常致众,若王不亲,则司马自用大旗致之。司马当战对陈之时巡军陈,视其战功之事,知其有功无功而行赏罚也。”

  臣按:王者之师非救无辜、伐有罪不轻出,盖仁者爱人,故恶人之害人,义者循理,故恶人之悖理。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奉一人以为君,所以安我也,必欲人人止其所、事事合乎理,然后君人之道尽,是以人之无罪而为人所害、人之有罪而逆理以行,为人上者必命将以救之伐之,若或人之众、势之大而臣下力有不及,然后亲出师以救之伐之焉。

  小司马之职,掌凡小祭祀、会同、飨射、师田、丧纪,掌其事如大司马之法。郑玄曰:“此下脱灭,汉兴求之不得。”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

  王次点曰:“三代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仪礼》吉、凶、军、宾、嘉达于天下,而军礼独藏于司马,号司马法。若国有师田之事,县师始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小司马之职掌不悉书,而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皆不备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观兵盖如此。”

  臣按:先儒谓《周礼》六官之中惟小司马一官职掌不悉备,而军、舆、行三司马又徒有其官名而阙其职掌,其令贡赋则为之丘、甸、县、鄙之名而以四起其数,其会卒伍则为之伍、两、军、师之名而以五起其数,其调车徒则立通、成、终、同之名而以十起其数,同此民而易其名、异其数,何其不惮烦也?夫军旅一事也,习战谓之田,军政谓之礼,大阅谓之教,设其财于九式,离其书于《仪礼》,特阙其兵马之职,屡易其军伍之名,变化出入,使民不知,盖先王以为明民以凶器危事适以成其乖争之习,所以为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为虑微也。我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马之数亦此意也,近世乃有团营之设,何居?

  《诗六月》之三章曰:有严(威也)有翼(敬也),共(与供同)武之服(事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国。朱熹曰:“言将帅皆严敬以共武事也。”

  臣按:先儒谓兵事莫尚于严,莫先于敬,为将必严,不严则军心不齐,为帅必敬,不敬则军事不整。严敬二字乃用师之要,夫惟将帅皆严皆敬,以共武事,此王国之所以定也。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法也)。

  朱熹曰:“吉甫,尹吉甫,此时大将也。非文无以附众,非武无以威敌,能文能武,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谢枋得曰:“汉唐而下,缙绅介胄分为两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说,不知三代将帅必文武全才,可以为万邦之法则者也。”

  臣按:所谓文者附众安民之谓,非辞章藻绘也;武者戡定祸乱之谓,非膂力技能也。有抚御之才足以附众,有制胜之术足以威敌,国家得如是之人以为将帅,尚何国威之不振而外侮之敢肆哉?夫然非但可以为一时之用,凡其所以建立设施,端可以示法于四方而贻范于来世矣。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

  胡安国曰:“按左氏舍中军,卑公室也。初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三军作舍皆自三家,公不与焉,公室益卑而鲁公之兵权悉归于季氏矣。兵权有国之司命,三纲兵政之本原,书其作舍而公孙于齐、薨于干侯,定公无正,必至之理也。”

  臣按:三军之制,国家兵权所系,承之天子,传之祖宗者也。今鲁国之军,其作其舍皆由臣下,而为其君者无与焉,国非其国矣。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尚防微杜渐,毋使兵权为人所持哉。

  魏置五兵尚书,五兵谓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臣按:后世设尚书掌兵政始此。

  唐制,兵部尚书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之政。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凡将出征,告庙授斧钺,军不从令,大将专决,还日具上其罪。凡发兵,降敕书于尚书,尚书下文符,放十人、发十马,军器出入皆不待敕,卫士番直发一人以上必覆奏。诸蕃首领至则威仪郊导。

  臣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专掌兵戎之政,其属有四,宋以来因之,然皆为宰相之属。至我朝罢中书省及枢密院,而兵部始得以专达于上,盖专前代枢府之权,而尚书兵部之政仍如故。

  《宋志》:枢密院佐天子执兵政,凡边防军旅之常务,与三省分班禀奏,事干国体则宰相执政官合奏。

  林駉曰:“枢府之官自唐始,名肇于开元,官设于永泰,权重于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详。以东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其官有使、有副使、有佥书、有同佥书、有知院、有同知院事。”

  臣按:程颐言枢密乃虚设一大事,既三省同议,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书之职。说者谓密院与中书对立,止如参知政事与宰相分班知印,未害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佥书,又有所谓直学士、都承旨、检详、编修,其属皆与宰属等,兵民本一而强分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浩繁,所谓虚设一大事也。我朝革去枢府而专以兵政归兵部,官简而职专,事权归一而体统不紊,百年以来戎政举而武备修,有以也夫。

  仁宗至和中年,知谏院范镇言:“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欲乞使中书、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

  臣按:今制与宋异,宋以三司主财、枢密主兵,今制兵部主兵而财赋钱粮则户部所掌也,兵以御寇制乱,固不可一日无者,而兵之所以为兵者,士必食粟、马必食刍,亦岂可一日无哉?是故户、兵二部必相通融以为政,掌兵者遇有调发军马必先行文户部,会计边储之有无,储蓄既备然后师旅出焉,如是,则足食足兵而军威无有不振、武备无有不修者矣。

  神宗熙宁中,监察御史里行蔡承禧言:“近命赵为安南招讨使,李宪为之副,外议皆云不自二府。”又曰:“宪所陈请多不经由二府,径批圣语下招讨使。夫王言之出,尤在谨微,其初少不留神,其后遂为故事,乐便疾于一时,忘几微于后日,一启其渐寝难改,更况于边庭休戚至重,且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系休戚者也,至烦莫如边镇,至重莫若将臣,而二府有不预焉,则大臣之能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处矣,既不敢安其处,则同心同德之义亏矣。大臣之罢软者必曰势位已极矣,上已为之而又以力争,则获专权之咎也;大臣之不胜其任者必曰此出于圣旨,我何预哉?是与其能者为自疑之端,不才者为容身之地,积此以往,岂国家之利耶?臣欲事无巨细,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如二府之论或有异同,陛下总揽其成,断其可否而后行,庶尽帝王容下之美,大臣无诿上之咎。”

  臣按:命将,国家之大事,必责成于本兵柄之大臣,使之广询博访,必得其人果可当大事者然后用之,人君于凡百司众职犹不可任其己意、用其私人,矧出师命将,人之生死所系、国之安危所关,而可以轻用其人乎?夫用其人且不可,而又惟其言之是信,而使之得假上语以行之,尤不可也。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将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可专制,此所以无兵变也。”

  臣按:我朝革去枢密院,设五军都督府分掌军旅,则兵权散主而无自专之患,而凡宋元以来枢密之任一归于兵部焉,所谓上下相维,文武相制,处置之善,行之万世而无弊者也。

  以上本兵之柄
 
  ▲器械之利(上)

  《易系辞》: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朱熹曰:“睽乖然后威以服之。”

  吴澂曰:“弧,木弓也。兵器不一,弓矢所及者远,为长兵。威天下者,示有儆备而使之畏也。”

  臣按:人君为治所以威天下者武也,而武之为用以器为威,而其所以为器不一也,《易》之制器尚象而独以威天下之器而归之弧矢之利,何哉?盖男子生而有悬弧之义,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也,防微威远之具莫先焉。且兵戎之器所及者不过丈尺之间,惟弓矢则有百步之威,锋不待交而威已先至,折其势于未至,挫其锐于尚远,兵戎之利诚莫有先之者也。窃惟今日队伍之制以长短兵相夹持以为威,盖我朝战胜中国而得天下,其法利于守而不利于战,可以战中国而不可战夷狄,是何也?短兵无长用、长兵无短用故也。臣愚以为,凡今日队伍之法,宜如科举取士式,每军各执一器,如士之专一经而各经皆兼习四书,其枪刀之类乃其本经,弓矢则其四书也。孟子曰“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中非力而能,乃由巧所致,巧者得于心而应之于手,是盖可学而能也。学斯巧,巧斯中,一人学射教成十人,十人教百人,百人教千人,千人教万人,则是全队之中无非善射之士,敌在远则用弓矢之利,敌在近则用刀枪之锋,国家有十万善射之兵,内可以制盗贼、外可以制夷狄,祸乱不作而国势尊矣。

  《说卦》:离为火,为甲胄,为戈兵。张栻曰:“甲胄外坚所以象离之画,戈兵上锐所以象离之性。”

  臣按:天下之物无一而不本于阴阳者,甲胄、戈兵虽曰战陈之用,然皆有所本焉。战陈之用甲胄服于身,惟恐人之伤己,戈兵施于人,惟恐己之不伤人,其用虽有仁暴之殊,而皆取象于离明之火也。先儒谓离有甲胃戈兵之象,而《周官》司马之职列于夏官,夏者离之时也。

  《书禹贡》:荆州,厥贡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箘簵飗、楛。

  蔡沈曰:“杶木似樗而可为弓干。砮者,中矢镞之用。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为矢。”

  臣按:《鲁语》“肃慎贡楛矢、石砮”,注:“砮,镞也。盖肃慎氏之矢以楛木为笴、以石为镞也。”由是以观,则木亦可以为笴,不但竹也;石亦可以为镞,不但铁也。

  《说命》曰:惟甲胄起戎。朱熹曰:“甲胄本所以御戎,而出谋不当则反足以起戎。”蔡沈曰:“甲胄所以卫身也,轻动则有起戎之忧。”

  臣按:五兵皆伤人之器也,惟甲胄乃卫人之服焉,孟子曰“函人惟恐伤人”,则是甲胄之用在人为仁欤。

  《费誓》曰:鄯(缝完也)乃甲胄,敽(系之也)乃干(盾也),无敢不吊(音的,精至也)。备(具也)乃弓矢,锻(淬也)乃戈矛,砺(磨也)乃锋刃,无敢不善。

  孔颖达曰:“少康子杼作甲。兜鍪,首铠也,经典皆言甲胄,秦汉以来始有铠。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汉以来用铁,铠鍪字皆从金,盖用铁为之也。谓穿彻之,甲绳有断绝,当使理穿治之。楯纷如绶而小,系纷于楯以为饰。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数备足。五十矢为束,临战则用五十矢为束。凡金为兵器,皆须锻砺,有刃之兵非但戈矛,其文互相通也。”

  蔡沈曰:“甲胄所以卫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敌。先自卫而后攻人,亦其序也。”《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兵器,凡王之献兵器受而藏之。朱申曰:“兵则兑之戈、和之弓之类。”

  内府掌受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币(谓诸侯所贽)献(谓诸侯贡物)之兵器入焉。

  臣按:此天官玉府既掌王之兵器,内府又受良兵兵器入焉,则是兵器之府备于天官矣,而秋官又曰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盖玉府、内府所藏兵器之府也,职金入金锡于槁人,为兵器之府也。谓之为者,制作之谓也。

  《夏官》: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郑玄曰:“甲,金之铠也。”

  臣按:先儒谓《书》之《费誓》言“谷乃甲胄敽乃干,无敢不吊”,而后言“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盖甲胄与干所以自保,弓矢与矛所以讨敌,先自保而后讨敌,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后言兵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及其受兵输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丧五兵,军事建车之五兵,会同亦如之。

  吴澂曰:“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盾者,干橹之属有五等。辨其物则其用各有所宜,辨其等则其制有长短、大小也。兵输谓师旋而纳兵器也,用兵谓出给卫守也。祭祀授兵,授以朱干玉戚也。五兵,谓陈明器之五兵。车之五兵即前之五兵也,若步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

  吕祖谦曰:“古者藏兵于庙,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庙,归而饮至,以见不敢轻举之意,如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亦此意,如郑庄公将伐许授兵于大宫、鲁公治兵、楚武王授师孑之类,此见春秋之初其制尚存。”

  臣按:辨其物者,常利其器以待用也;与其等者,常类其聚以待授也。司戈盾(官名)掌戈盾之物而颁之。郑玄曰:“戈今之句孑戟也。”

  王昭禹曰:“掌戈盾之物而颁之,谓祭祀、军旅、会同之时颁之以给用也。”

  臣按:古者甸出革车一乘,凡甲、戈、盾、弓矢与夫旗物、鼓铎之属悉备焉,乡遂之官以时简其兵器,及有调发则各具之而行,官府不与知也。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所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卿、大夫从军旅、会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兵亦如之,是卿、大夫毕事则归之也,若民兵则自藏之民间耳。秦人销锋镝,元人禁汉人持弓矢,其与周人藏兵于农,意大不侔矣。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与其出入。中春献弓弩,中秋献矢。

  朱申曰:“六弓,谓王弓、弧弓、夹弓、庾弓、唐弓、大弓也。四弩,谓夹、庾、唐、大也。八矢,谓枉矢、絜矢、杀矢、鍭矢、矰矢、茀矢、恒矢、庳矢也。法,谓曲直、长短之数也。名以命之,物以色之,守之则有人,藏之则有府,出则颁之,入则授之。{服},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弓弩成之于阳气方和之时,故仲春献之;矢与{服}成之于阴气将坚之时,故仲秋献之。”

  臣按:先儒谓中春阳气方和之时,故献弓弩;中秋阴气方坚之时,故献矢祇。盖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先王以道制器,不违乎时之序、物之理,与造化同其功矣。是以器之成也既完且美,而天下之利用于是乎出矣。

  槁人掌受财于职金以赍其工,弓六物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服}亦如之。春献素,秋献成,书其等以飨工。乘其事,试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诛赏,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缮人。

  郑玄曰:“箭干谓之槁,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谓之槁人。”

  吴澂曰:“赍其工者,给市财用之直也。弓六物,其斗力强约分为上下中三等,人各有所宜。弩四物、矢八物皆分三等,盛矢之{服}亦如之。弓、弩、矢、{服}春作而秋成,故春献其胎素,及秋方献其成,书其工拙之等,降以制其享食之厚簿也。乘其事,谓计其事之成功也。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谓考之而善则上其食,尤善则又赏之,其否反此。”

  臣按:秋官职金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可见周之弓、弩、矢、祇皆造于官,其费用之工本皆受于职金,不取于民也。及其献成则书其工拙等第,为酒食以劳之,不徒劳之,而又试之,试之而良则上其禄,甚则赏之,不良则下其禄,甚则诛之,既考其功,乃入之于司弓矢以待颁赐、入之于缮人以供王用也。

  《秋官》:职金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

  郑玄曰:“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给治兵及工直也。”贾公彦曰:“入兵器之府,言为者攻金之工须造作也。”

  臣按:槁人掌受财于职金以赍其工,此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则入槁人也。若夫受士之金罚、货罚于司兵者,所谓金罚者赎罪之金也,货罚者司关所谓“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是也。夫兵器之作当属于兵工而此属于刑官者,盖明犯法之人所当罚之金货以为制造兵器之用故也。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揭之,入于司兵。

  郑玄曰:“任器、货贿,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时伤杀人所用兵器、盗贼赃加责没入官也。”

  贾公彦曰:“入于司兵者,其任器多是金刀,所盗财货虽非金刃亦入司兵,给治兵刃之用。”

  臣按:此可见古者造兵器不取于民而取之于盗贼之任器、赃物,后世举而行之,是亦宽民力、足兵用之一助也。

  《考工记》曰:函(包容)人为甲。犀甲七属(谓上旅、下旅相属之数),兕甲(兕皮为之)六属,合甲五属。犀(犀皮为之)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削革里肉取其表合之)甲寿三百年。凡为甲,必先为容(请服者之形容),然后制(裁制)革(皮也)权(知其轻重)其上(腰以上)旅(札叶也,一叶为一札)与其下(腰以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长为之围(谓围之一匝)。凡甲,锻(锻革也)不挚(谓至熟)则不坚,已敝(谓革太熟)则挠(曲也)。凡察革之道,视其钻空,欲其惋(小孔貌)也;视其里,欲其易(无败蔑)也;视其朕(谓革至),欲其直也;櫜(衣藏甲)之,欲其约也;举而视之,欲其丰也;衣之,欲其无齘(谓如齿断)也。视其钻空而惋则革坚也,视其里而易则材更也,视其朕而直则制善也,櫜之而约则周也,举之而丰则明(光耀也)也,衣之无齘则变(随人身之变利)也。

  臣按:戎事以甲胄为主,古之言兵者多以甲胄为先,盖甲所以卫身,身必得其卫然后可以制人,苟无甲焉,则一身且无所包容矣,故制甲者古谓之函人焉。属为上旅、下旅之中,皆有札续之数,一叶为一札,上古以革为甲,坚者札长故其属少,革之次者其札短故其属多,此其所以有七属、六属、五属之异也。革坚者历久而后敝,物之久而敝如人久而死,故甲亦以寿言。先为容者,欲制为甲必因人之形长短小大而为之容,使其服之而相称,不过之而有余,不不及而不足也,既因人之身而为容,然后以之制革则无赘亏之患。上旅,腰以上为衣也;下旅,腰以下为裳也。权以知其轻重,使上下等而若一,则无偏重之患。以其长为之围,从横欲周其身而已。挚之言至也凡甲必锻革为之,不挚则锻之不熟,不熟则革不坚,不坚则易坏,锻之太熟则革过耎而易曲也。若夫察视之际,其钻孔以受线缝小而不宽缓,则其革坚实而难坏可知矣;其革之里和易而不败秽,则其材历久而难敝可知矣;其革之制条直而不挠曲,则其制作之善不于是而可知乎;櫜而藏则约束而易收,举而视之丰厚而宽大,衣之于身则方正周全而无参错不齐之患,周旋而无不齐、举动而无不便,则是甲也虽极天下之铦锋利镝皆莫能伤之矣。孟子称函人为仁术,臣亦窃以谓甲胄为仁器也,盖五兵皆主于杀伤,而甲胄独专于蔽卫,谓之为仁不亦宜乎?古人于一甲之制而详悉周全如此,其慎重于战陈之际可知矣。后世之甲多用铜铁而少用革札,盖日趋简便也,金质重而易于涩绣,若用革为甲而制之、视之诚如函人之详且周焉,则其轻而坚,视铜铁之重而易于绽裂,岂不优哉?

  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

  凡为弓,冬折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胶、丝、漆也),寒奠(读为定)体,冰析灂(漆灂也)。冬折干则易,春液角则合(读为合),夏治筋则不烦(乱也)秋合三材则合(坚密也),寒奠体则张不流(犹移也),冰析灂则审(犹定也)环,春被弦则一年之事(谓期年乃可用)。

  郑玄曰:“取干以冬,取角以秋,丝漆以夏。”

  王昭禹曰:“弓所以及远者其力在干,弓所以疾发者其势在角,角干资筋以为坚韧,以射则中深。三者得胶然后相合以为和,结而固之在丝,饰而坚之在漆。六材虽取以其时,苟其质不美则不足相资以为用,故得此六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也。夫材美工巧,不得天时则不可心为良,故弓有六材而治之各以其时也,是故干欲坚而正固,故冬折之,于干坚之时而折之则其势和易也;角欲和而温柔,故春液之,于角和之时而渍液之则其气浃洽也;筋欲散而解缓,故夏治之,于筋散之时而治之则其理不烦乱也;胶、漆、丝三者欲其成就而充实,故秋合之,于成材之时而合之则其质不相离而相合也。至冬寒时胶坚,纳之檠中,檠弓匣也,以定其往来之体,故体已完,张之不复有流移也。又于大寒冰坚时下于檠中,析其漆灂后复纳之,则漆灂欲其不动故也。其漆之灂已环则审定,后不复鼓动也,被弦于春,俟一期之久而后可用。”

  臣按:《考工记》于弓人一事,取材既各以其时,而凡折干、液角、合胶与筋用漆与丝,又莫不各有其法焉。呜呼,古者于一器之小而委曲详尽也如此,此其器所以无不良,而用无不效、功无不成也欤。况五兵之用,用之以威天下者,惟弧矢之利为大,上而天文,戈、戟、殳、矛皆无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悬于穹苍之上,《易》之制器尚象,五兵之中独言弧矢,是兵莫大于弓矢也。臣于前既言凡军伍人欲各执夫一器而皆兼夫弓矢,盖以人之始生必悬弧矢,此男子生而所有事也。有事之大者莫大于军旅,敌王之忾以卫国家,委质之义、尽忠之节诚莫大焉。必有所事于此,然后尽其为男子之事也。虽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事皆然,况战陈乃国家安危、人命生死所系者乎,尤不可不利其器也。今制弓矢,造自州县,然地势燥湿异气、人力巧拙异能、官吏勤怠异心,往往备物以塞责,取之不以其时,造之不得其法,造完而进于内帑,苟具其数,不求其良,积以岁月,质损而体变,一旦有事出以为用,多用不堪,因而误事也多矣。臣请自今以后,凡造弓州县,计其岁所当造之数,俾其具物料、工费解官,朝委有巧计臣僚专督制造,仍行下出产弓材之处,俾其取材必以时、择材必以良,而司工者又必依傍古法,顺天之时、随物之性、用人之能,如此,则弓无不良矣。虽然,人力有不齐,弓矢亦不可一例而造,必以斗石为量,用漆书其上,自二石以下至于六斗凡数等,仍行教阅将官,于凡军士皆较量其力之所胜著为石斗之数,散弓之日按名、如其数给之,如此,则不徒费民财而所造之弓皆有实用,器良而与人力相称,所向无有不成功者矣。

  矢人为矢。鍭矢参分(谓三分之)、茀矢(“茀”当作“杀”)参分,一在前、二在后,兵矢、田矢五分(谓分之为五),二在前、三在后;杀(当作“茀”)矢七分(分之为七)、三在前、四在后。参分其长而杀其一,五分其长而羽其一。以其笴(矢干)厚为之羽深,水之以辨(犹正也)其阴阳(浮之于水以浮沈辨之也),夹其阴阳以设其比(箭括抵弦处),夹(夹之使轻重均)其比以设其羽,参分其羽以设其刃(刃若羽三分之一),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刃长寸、围寸,铤(谓箭之足入橐中者)十之,重三垸(量名)。前弱则梱(低也)后弱则翔(回顾),中弱则纡(曲也),中强则扬(飞也)。羽丰则迟,羽杀则趮(旁掉也)。是故夹(以指夹矢)而摇(动也)之以视其丰杀之节也,挠(搦其干也)之以视其鸿(鸿即强也)杀之称也。凡相(择也)笴,欲生(谓无瑕蠹)而抟(谓图也),同抟欲重(同抟欲其材之重)同重节欲疏(同重欲其节之疏),同疏欲(同疏欲其缜栗而坚)。

  吴澂曰:“鍭矢三分,言参订之而平者,前有铁重也。茀矢,‘茀’当为‘杀’。一在前,谓箭槁中铁茎居参分,杀一之前也。兵矢,谓枉矢、絜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谓矰矢,二在前、三在后,铁差短小也。杀矢,‘杀’当为‘茀’。三在前、四在后,铁又差短小也。杀其一者,谓矢槁长三尺,杀其前一尺令趣镞也。羽其一者,羽者六寸也。笴读为槁,谓矢干也。阴沈而阳浮,夹其阴阳者,弓矢比在槁两旁,弩矢比在上下。设羽于四角也,参分其羽以设其刃,谓刃二寸也。‘前弱则梱’以下,言干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也。”

  臣按:古人之为矢其慎重周密如此,此所以射无不中也。五兵之用,弓矢为长,弓良而矢不合度,虽其人巧力俱全而亦不能以命中矣。观《考工记》于矢人为矢,则可见古人之学无所不该,而小物之不遗也如此,此三代盛时文事武备后世皆所不能及也。大抵矢之为矢,不出乎干羽二者而已,干之强弱则欲适其中,羽之丰杀则欲适其节,前弱则矢行而低,后弱则矢行而旋,中弱则矢行而曲,中强则矢行而起,此强弱之失中也;羽太多则矢重,其行必失于缓,羽太少则矢轻,其行必失于急,此丰杀之失节也。欲视其丰杀之节,宜以指夹矢而摇之,以约其轻重;欲视其鸿(强也)杀之称,宜以指挠其干而曲之,以审其强弱。其制矢既有其量,其视矢又有其法,此其器所以无不良而用之所以无不宜也。

  桃氏为剑。腊(谓两刃)广二寸有半寸,两从半之。以其腊广为之茎围,长倍之。

  贾公彦曰:“腊谓两刃,两面各有刃也。剑脊中高,两面趋锷,锷即锋也。茎(纳于夹中者)在夹(人所握处为夹)中者,围二寸半、长五寸。”

  臣按:《释名》:“剑者,捡也,所以防检非常。”是盖防身之器,项羽学之以为一人之敌者也。司剑之官而谓之桃氏,剑所以御暴除恶,以桃之为桃能辟除不祥故也。

  庐人为庐器。戈(二刃)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殳(如杖无刃)长寻(八尺)有四尺,车戟(三刃)常(倍寻曰常),酋(酋之为言就也)矛(句兵)常有四尺,夷(夷之为言伤也)矛三寻。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故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行地不远,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

  吴澂曰:“兵无过三其身者,人长八尺,与寻齐,进退之度三寻,用兵力之极也。而无已,犹曰不徒止言其大长也。夫兵莫短于戈、殳,故攻国者用之;莫长于矛、戟,故守国者用之,大要欲便于人也。”

  臣按:戈、戟皆剌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殳,击兵也,如杖而无刃。矛,句兵也,上锐而旁句。酋矛、夷矛,特因长短而取名尔。矛用以句则宜,长于戟然后有及,故酋矛长二丈、夷矛长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夷矛以长为主而就之,故曰酋矛;夷言伤也,以夷矛极长,句则有及而伤物为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考古之兵器见于《周礼》者,司兵注“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说者谓此车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焉。五兵之外,有剑、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于刺而殳用以击、矛用以句。其矛之谓夷者,意即《诗小戎》之庌矛也,其形三隅,如今之虎义,然则又不专以句,而亦用以刺也。方车战之时,敌远则用弓矢,稍近则以矛句之,句之至则施击以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剑,此三代以前之兵用也。后世无车战,惟用骑与步,其制兵之法亦惟以步为主。今制五十军为一队,有枪、有刀、有弓矢、有盾而无古之所谓戈、戟、殳、矛与弩者,弩仅见用于广右之徭綍,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即古人之矛遗制也。臣惟我圣祖之得天下,其经营惟在于中国,故其制兵亦惟以中国为法。然而承平之后,中国无事,故为民害者往往在于外患,边陲之地多险阻崎岖,而吾之队伍不可以尽施,且吾器械长短相制,卒然遇敌,长兵无短用、短兵无长用,故士卒虽多而得用仅半。请命臣僚之兼通文武者讲求其故,加用弩与矛二器以为兵用,而仍下湖广二藩选其精于二技者津遣赴官,俾其教习。若夫殳之为殳,略如今俗所谓木棍者,然宜依古制更备此一器,以击虏马之足,盖亦不减宋人用麻札刀也。考古之殳长丈二而无刃,礼书作八觚形,盖八棱也。古人用于车上,故宜长,今用于步军手执以击马足,宜与人相称;古作八棱,今宜于人手所执处为圆形,而于其半至末为四棱或加铁于棱中云。

  鹥人,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贾公彦曰:“弧旌者,弧弓也,旌旗上有弓所以张糸参幅。枉矢者,就旌旗张栻弓上亦画枉焉,以象弧星也。”

  臣按:《天文志》云“觜絪下一星曰天矢,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郑氏所谓枉矢,取名变星,飞行有光,今之飞矛是也,或谓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结火以射敌,考史,陈球守零陵,制为飞矛者,其形之大如矛欤。今火药有火箭,若仿汉人飞矛之法而傅以今之火药,使之射远而流行,是亦惊敌之一具也。

  以上器械之利(上)
 
卷一二二

  ▲器械之利(下)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由(与胄同)带剑,嬴(负担)三日之粮。如淳曰:“上身一、髀禅一、胫缴一,凡三属。”

  臣按:魏之武卒操弩负矢而置戈其上,是盖长短之兵兼用也。

  《司马法》曰: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又曰:弓矢御(句),殳矛守(句),戈戟助(句)。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见物与侔,是谓两之。

  臣按:所谓“兵不杂则不利”与夫“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古今制队伍、用兵器,其法不出此数言。

  《六韬》曰:陷坚陈、败强敌,以大黄、参连弩,飞凫、电景矢自副。

  注曰:“飞凫,赤茎白羽,以铁为首;电影,青茎白羽,以铜为首。”

  臣按:《周礼》六射之目,其二曰参连。参连云者,谓前放一矢,后放三矢,连续而去也。考《吴越春秋》有云“夫射之道,从分望敌,合以参连”,《后汉书》亦云“弩射以参连为奇”。夫古人自八岁入小学已学射艺,而教以参连之法,自幼及长习熟其事,故仕而为将、不仕而为卒,无不能射者。今世古法尽废,有能射疏及远者已为奇矣,若夫参连之法,少有知者,诚能以古参连法教士卒,使当矢石之间一射而连放三矢,则是一人而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广以二千骑当胡骑四万之围,所谓大黄即《六韬》所谓大黄、参连乎?

  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

  臣按:此汉以后赋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间王弟上郡库令良为王,注谓“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则前此边郡各有库、库有令以掌兵器,旧矣。然《地理志》于南阳郡宛下注“有工官、铁官”,则不独边郡有武库,而内地亦有之矣。

  高祖时,萧何治未央宫,立武库以藏兵器。

  臣按:《汉志》中尉属中有武库令,则是时既立武库以藏兵器,而设令以司之,属之中尉。其后光武置武库令主兵器,则以属执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之属成,则传金吾入武库。魏晋一遵其制,盖始于此也。

  《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更名执金吾。属官有武库令丞,中尉属官有武库令,少府属官有若卢、考工室令丞。臣按:《汉书》注:“若卢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时,毋将隆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边吏职在御寇,赐武库兵。”

  林駉曰:“周之兵器在民,汉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以兵农为一之时,汉之在官以兵农已分之后。”

  臣按:汉自郡国至于京师皆有武备,在郡国则有库兵,或置工官,库兵以算赋为之,而工官与铁官同置于产铁之郡;在京师则有武库令,掌于中郡而天子又有若卢、考工室以藏兵器,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库则以大司农钱为之也。汉制财用有二,供天子杂用以少府之钱,若大司农钱非军国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为军国之备,故亦用大司农钱欤。

  晁错言于文帝曰:“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匈奴之军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

  臣按:自昔谈兵者皆以弩为中国之长技,故汉兵器以弩为尚,将军有强弩、积弩之名,而其用人亦有材官、蹶张之目。平城之围,陈平请强弩傅两矢外向,夏侯婴徐行,弩皆因满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强弩临江而守,卜式亦愿与临菑习弩者请行死之,与夫弓弩持满、抱弩负渼(盛弩箭祇)见于周亚夫、韩延寿之传。自古用弩以取胜,见于史传者不可胜纪,今世则惟用弓矢,而所谓弩者,队伍之间不复用矣,意者有神机火枪之用以代之,故不复置欤?然以臣观之,二者皆不可偏废也。敌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枪而又复用古人之弩,则是敌之长兵一而我之长兵三,以一制三,敌骑欲来冲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毙之于百步之外矣。

  武帝元狩二年,李广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矢下如雨,汉矢且尽,广令持满毋发,而广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

  服虔曰:“黄肩弩也,晋灼曰:‘黄肩即黄间也,大黄其大者也。’”《汉志》有《远望连弩射法具》十五篇。

  臣按:古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张弩、二角弓弩、三木单弩、四大木单弩、五竹竿弩、六大竹竿弩、七伏远弩。擘张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骑兵所用;木单、竹竿、伏远等,其力益大,所及渐远。今世官兵全不用弩,而四夷亦未闻有用者,惟广右徭綍用之,然其弩不可施于骑,殆古所谓擘张者欤?《炙毂子》曰“夷牟制角弩,马上用之”,则是角弓弩乃可用于骑者,今不得其制,然朝家万一用之,天下之大,安知其无人以意会而为之者欤?

  《李陵传》:发连弩射单于。张晏曰:“三十绻共一臂。”《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皆出其意。

  臣按:《魏氏春秋》云:“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夫弩而谓之连,则非一弩也,意必数者相连,谓之损益者,前盖有此弩,至亮而有所损益于其间耳。考史,魏司马懿征公孙渊,军至辽东,为发石连弩射城中;唐李元谅节度陇西,筑连弩台;卢耽节度四川,为大旝连弩,南诏惮之,则古人攻战以连弩取胜者多矣。今连弩之制不可考,说者谓古时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逾连弩,十矢谓之群鸦,一矢谓之飞枪,通呼为摧山弩,即孔明所谓元戎也。今具其法如此,万一有巧思者出,因其名而想其意度,以复古人之制,是亦攻守之一助也。

  虞诩为武都守,令军中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并兵急攻,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胜。

  臣按:五兵之利莫利于弓弩,而自汉以来而弩之取胜者比弓为多。虞诩守武都,遇有急攻,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用之以弩,而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此即俗所谓攒射也。宜申谕军中习为攒射法,临战之际,寇中有骁勇出掠陈者,攒矢而射之,蔑不中矣。

  陈球守零陵,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千步。臣按:此大木弓后世无有,可依其法制之以为守城寨之具。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蒲城,耿恭为戊己校尉,以毒药傅矢,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创者必有异。”虏中矢者视创皆沸,大惊,匈奴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臣按:今唐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弦而倒,谓之毛胡卢。元末因用其人为兵,立毛胡卢万户府,耿恭所用毒药傅矢盖此类也。又闻广西徭綍所用弩矢皆傅以药,中人濡缕即死,比唐邓者尤毒,宜取其方付边城以为毒箭,是亦御敌之一技也。说者多谓西北地寒而药性不行,恐不可用,然耿恭用之金蒲城,岂非冱寒之地耶?

  唐初,置军器监,后并入少府监。开元初,以军器使为监领,领弩、甲二坊。臣按:此唐人造军器之所。

  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胄、戎具皆藏于库,有所征行则给之,番上宿卫者给弓矢、横刀而已。

  臣按:此唐人府兵所执之器械也。我朝制兵,每一百户辖百军,分为二队,每队铳手五名、刀牌手十名、弓箭手十五名、枪手二十名。臣愚以为,今每队之中短兵太多、长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则长短兼用也。或曰国家承平于今百年,内外慑伏,何用变更?为臣非敢变乱成法也,亦惟循而用之,特于定制队伍中执短兵者加以长兵、执长兵者加以短兵尔,于旧制固无所更变也。

  玄宗开元中,择宿卫勇者为番头习弩射,又有羽林军飞骑亦习弩。凡伏远弩自能弛张,纵矢三百步。

  臣按:昔人谓弩者中国之劲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黄连、百竹、八担、双弓之号,绞车、擘张、马弩之差,后世亦有参弓、合蝉、手射、小黄,皆其遗法。盖射坚及远,争险守隘,怒声劲势,遏冲制突者,非弩不克。

  马燧为河南节度,使造甲必为长短三等,称其所衣,便于进趋。臣按:马燧所造之甲可以为后世法则。宋太祖开宝二年,冯义升、岳义方上火箭法,试之,赐束帛。

  真宗咸平元年,马军都头石归宋进木羽弩箭,以木为为翎,长尺余,入铠甲则去而箭留,牢不可拔。五年,石普言能发火球、火箭。

  臣按:古所谓火攻者,因风纵火也,而无有今世所谓火药者。宋太祖时始有火箭,真宗时始有火球之名,然或假木箭以发,未知是今之火药否也。今之火药用硝石、硫黄、柳炭为之,硝之名见于《本草》,汉张仲景方论中已用为剂,则是汉时已有矣,然陶隐居、日华子及宋《图经衍义》等注未尝言其可为兵用也;硫黄自舶上来,唐以前海岛诸夷未通中国,则唐以前无此也。自古中国所谓炮者,机石也,用机运石而飞之致远尔。近世以火药实铜铁器中,亦谓之炮,又谓之铳,铳字韵书无之,盖俗字也,其以纸为之者俗谓之爆,爆者如以火烧竹而有声如竹爆然也。今炮之制,用铜或铁为具如筒状,中实以药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线,用火发之,其石子之所及者,无问人物皆糜烂,然惟用之攻与守也,战则资其声以为号令焉。近有神机火枪者,用铁为矢镞,以火发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声闻而矢即至矣。永乐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尤巧,命内臣如其法监造,在内命大将总神机营,在边命内官监神机枪,盖慎之也。历考史册皆所不载,不知此药始于何时、昉于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后始自西域,与俗所谓烟火者同至中国欤?天祚国家,锡以自古所无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之号,可以通斥候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呜呼,神矣哉!自有此器以来,中国所以得志于四夷者往往借此,然用久而人玩,敌人习知其故,或出其巧智以为之避就者,亦不能无也,何也?盖士卒执此枪而用之也,人持一具,临时自实以药,一发之后仓卒无以继之,敌知其然,凡临战陈必伏其身,俟我火发声闻之后,即冲突而来。请自今以后,凡火枪手必五人为伍,就其中择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专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为实药,番递以进,专俾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应机迁就,则发无不中者矣,其视一发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无准者有间矣。又宜用纸为爆,其声与火枪等者,每发一枪必连放三五纸爆,或前或后,以混乱之,使敌不知所避,如此,则其用不测无敌于天下矣。书生不经战陈,以意消息而为此说,乞下曾经战陈者议其可否以闻。

  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诸将攻讨李继迁,以方略授诸将,先阅兵崇政殿,引陈著为攻击之状、刺射之法,且令多设强弩,及贼布陈,万弩齐发,贼无所施其技,矢才一发,贼皆散走,凡十六战而抵其巢穴。

  臣按:此前代用弩取胜之效。

  真宗景德元年,幸澶州,王师成列,李继隆等伏劲弩分据要害,周文质部下以连弩射杀达兰。

  臣按:宋澶渊之役所以退敌而成和者,达兰一矢之功也。由是观之,则弩之为用,其于守尤不可无焉。城寨之守,环之万弩,张其机而驾以矢,动辄发焉,其视炮铳必待点火、弓矢必待开张,其用为速矣。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诸路州军分造器械,工作之际已劳民力,辇用般送又苦道途,然而铁刃不刚、筋胶不固,长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务充数而速了,不计所用之不堪,经历官司又无检责,此有器械之虚名而无器械之实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执钝折不堪之器,百战百败,理在不疑,临事而悔,何可及乎?”

  臣按:修此言切中官府造作之弊,今世管工监造兵器者,得无有近似之者乎?宜严加戒饬,庶不虚费民财、物料、工力、官俸而无益于兵用也。

  熙宁中,内副都知张若水进神臂弓。初,民李宏献此弓,其实弩也,以檿为身,檀为槊,铁瞪枪头,铜为马面牙,麻解索札丝为弦,弩身通长三尺二寸,两弭各长九寸二分,两闪各长一尺一寸七分,巴长四寸,通长四尺五寸八分,弦长二尺五寸,箭木羽长数寸。时于玉津园校验,射二百四十余步,穿榆木没长,有司并箭奏御,诏依式制造。

  大观中,吴择仁奏神臂弓,实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笔谓“射远攻坚,所向无前,可谓利器,使敌人习而能之,非中国利”,令民间不得习制。

  臣按:自古弓弩之制,其最善者汉称大黄、唐称伏远,宋之神臂克敌其最也。其制略见于史,谨录于此,使后世留心边事者,或因其名而得其遗法,想像而造之,以为中国之长技,是亦御边卫民之一助也。

  神宗时,有臣僚上言曰:“方今外御两边之患,内虞盗贼之变,而天下岁课弓弩甲胄之类,入充武库之积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以为武备者。臣尝观诸州作院,有兵匠乏少而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具而已矣,武库吏亦惟计其多寡之数藏之,未有贵其实用者,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为政如此,而欲抗威决胜,外慑夷狄之强犷,内沮奸凶之窃发,未见其可。臣私计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敛数州之作而聚以为一处,每监择知工事之臣使专于其职,且募天下之良工散为匠师,而朝廷内置工官以总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赏罚之,则人人务胜,不加责而皆精矣。”

  臣按:此王雱所上之疏,其言虽为宋神宗时发,然今日亦可依此而行焉。

  又,熙宁六年置军器监,凡产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军器监利害者听诣监陈述,于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是岁又置内弓箭南库,而军器监奏遣使以利器颁诸路作为式。

  臣按:设官以造军器,是诚严武备之要务,我祖宗以来以其事属之工部,凡军器专设军器局、军装设针工局、鞍辔设鞍辔局掌管,时常整点,若有缺少,随即行下本局计料委官监督,定立工程如法,造完进纳内帑,内帑遇有关支奏闻支给,其外藩府州县呈禀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完支拨,若各处有司岁造之数,起解到部辨验,堪中送库交收,有不堪者坐监造者以罪。其所边军器,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焄弓,枪有二等曰鱼肚枪、曰芦叶枪,刀之制有马军雁翎刀、步军腰刀、将军刀凡三等,又有马军叉、黑漆锴子箭、红油团牌等器械,若夫甲胄则有水磨头盔、水磨镴子、护项头盔、红漆齐腰甲、水磨齐腰钢甲、水磨柳叶钢甲、水银摩挲长身甲并枪马赤甲之类,此皆国初所造之制,其后内兵仗局各以巧计加添新样者又不止是。臣考汉之史臣称颂宣帝综核名实,至谓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虽有司之事,然亦上系朝廷之政,盖有是君则有是臣,有是臣则有是政治,政治之大者不徒在文事,而亦有武功焉。文事有一物之或遗则是其文之未明,武功有一器之或亏则是其武之未备,是故经武之有五兵,犹修文之有六籍也,六籍未明固是文之缺典,五兵未具岂非武之失策乎?汉宣帝于技巧工匠犹且留心,况此兵戎之器,所以修武备、立战功,以卫国家、安生灵,而保国祚于亿万年者哉?

  宋高宗绍兴中,诏有司造克敌弓,弓乃韩世忠所献者。命殿前司阅习,诏能贯甲逾三石弓、施二十矢者进秩一等,帝谓宰执曰:“此弓最为强劲,虽被重甲亦须洞彻,若得万人习熟,何可当也?”其后杨存中以为克敌弓虽劲,而士病蹶张之难,乃增损旧制,造马黄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发三矢矣。

  臣按:观其所谓施二十矢及病蹶张之难之语,则克敌虽以弓名,其实弩也。窃惟自古论兵者莫不以弩为中国长技,臣故备载之以贻后世。

  元西域人伊斯玛音善造炮,世祖时与阿尔威丹同至京师,从攻襄阳未下,伊斯玛音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吕文焕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陈于南岸,拥舟师迎战,元人于北岸陈炮以击之,舟悉沉没,后每战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炮以攻破襄阳,世因目曰襄阳炮。考唐史,李光弼作驳飞巨石,一发辄毙二十余人,疑即此炮。盖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伊斯玛音仿而为之也。自有此驳,用以攻城城无不破,用以击舟舟无不沈,今民间多有知其制度者,宜行天下俾民间有传其式样者,许具其图本赴官投献给赏,有私藏习制者罪之,而赏其首者,仍将其式样给与边将收藏,非警急不许辄造,亦犹宋徽宗禁民不许习制神臂弓然。

  以上器械之利(下)
 
卷一二三

  ▲牧马之政(上)

  《易说卦》:乾为天,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

  胡一桂曰:“乾为天而贯四时,纯阳而健为马,在春为良、夏为老、秋为瘠、冬为驳。干取象无所不包,不可与诸卦例论。”

  吴澂曰:“马加良、老、瘠、驳四字,以见纯阳无阴异于震坎阴阳相杂之马也。良谓纯阳,健之最善者也;老谓老阳,健之最久者也;瘠谓多骨少肉,健之最坚强者也;驳马锯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

  震为雷,其于马也为善鸣、为足、为作足、为的颡。

  蔡渊曰:“阳动于下故为雷,气始亨故于马为善鸣,阳在下故又为足、为作足,阴在上故为的颡。的,白也,而颡在上也,《诗》所谓‘白颠’,传所谓‘的颅’是也。”

  坎为水,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

  徐几曰:“三画之卦,上画为马颡,下画为马足,其中画阳故为美脊、为亟心,上柔故又为下首,下柔故又为薄蹄、为曳。”

  臣按:《易》之为书以明阴阳,其取诸物也无所不有,而于马独详焉。孔子于《坤》既以利牝马之贞以取象,而于《大畜》又取干之象以称马。盖以天地间动物莫健如龙而马次之,龙非可畜之兽而世不常有,就地用论之,健而不息者皆莫如马也,故于《大畜》之马则谓之良,良者禀纯阳之气而有刚健之才者也,其间坤之牝者虽曰其阴之质,而其所以为性者则从一而不变,亦有健德存焉。良以马之健者属干,而牝则属坤,坤者干之对,言马于坤,明其为干之配也。是以《杂卦》之中,八卦所取之物惟一二见,独于马凡三取之,于物惟取其一体,至于马则其质之良、齿之老、形之瘠、色之异、性之偏,无所不具,以见马之为物,于畜类中最健而且大,人世所不可无,而有天下国家者必畜之以为治具者也。

  《周书》:司马掌邦政。蔡沈曰:“军政莫急于马,故以司马名官。”

  臣按:周六官其五者之卿皆以人为名,而独于夏官卿以马名焉者,盖以见国之大事虽在于戎,而戎之大用则在于马,所谓五官者皆主于文事,而此一官独用于武备。武备之说所以平诸侯、正天下,无马则无以驾车辂而以为礼,无马则无以整戎行而以即戎,邦政有所不行矣。

  周人因井田而制军赋,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十六井也,有马一匹;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一同百里,提封万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

  林駉曰:“马政之说,古今凡几变,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岁取马四匹之类,平时则官给刍牧,有警则民供调发,然而在天子之都、诸侯之国、士大夫之家未尝不自畜马,此盖在官养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礼》以天子十有二闲,先儒论数谓不过三千余匹,卫文公承夷狄所灭,新造之后,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论之,卫以诸侯之国,又当残乱之余,其他固不及论,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马之数?盖所谓天子十有二闲是养之于官者,卫之騋牝三千,举官民通数而言之也。”

  臣按:今之中国即古之中国,万古此天地则万古此山川,万古此山川则万古此人物。成周之世于天子畿内千里之地而可以得马四万匹,诸侯国三百十六里之地可以得马四千匹,大夫家采地百里之地而可以得马四百匹,今而一郡之地视古者一国、一邑之地视古者一家,成周盛时不闻其乏马之用,而马之在民者亦未闻其为害,后世则不然,岂今古土地生牧相辽绝哉?虽然,不特成周盛时为然也,若夫古之卫地即今怀庆、彰德、大名、滑、濮等郡之境,鲁地即今兖州、宁海、高密等处之境,卫乃有牝之者至于三千,牡而小者不计焉,鲁乃有牡之纯者至于十六色,牝而驳者不与焉,孔子曰“其人存则其政举”,又曰“为政在人”,则是马政之兴举实在乎人,今无其人耳,岂其地之牧畜宜于古而不宜于今也?

  《诗鄘风定之方中》序曰:美卫文公也。其卒章曰:灵(善也)雨既零(落也),命彼倌人(主驾者也),星(见星)言夙驾,说(舍止)于桑田。匪直也人,秉(操也)心塞(实也)渊(深也)騋牝三千。

  朱熹曰:“马七尺以上为騋。言方春时雨既降而农桑之务作,文公于是命主驾者晨起驾车,亟往而劳劝之。然非独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诚实而渊深也,盖其所畜之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于三千之众矣。盖人操心诚实而渊深则无所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记》曰‘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今言騋牝之众如此,则生息之蕃可见,而卫国之富亦可知矣。”

  又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臣按:苏轼有言:“富强之业必深厚者为之,非轻扬浅露者之所能致也。”谢枋得亦言:“秉心也实,故事事朴实,不尚高虚之谈;秉必也渊,故事事深长,不为浅近之计。富国强兵岂谈高虚务浅近者之所能办哉?”是知为国者固欲其富强,然而富强之业实繇乎人,必得人以尽地力则富可致,必得人以蕃畜产则强可期,然地生物虽各有所宜而无不生物之地,惟畜产则地有宜有不宜焉,是以古人问国之富数马以对,而设官以掌邦政者舍人而以马名其官,则富强尤在于兹也可知已。是故有文公诚实渊深之心,乃能致牝马三千之盛,王安石创为保马之法,国家未必得马之用,而生民先受马之害,此无他,其心不诚而虑不远也。与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王毛仲、张万岁而用之哉?二人者高谈虽不足,而犹忠实而近厚也。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维戊,既伯既祷。

  孔颖达曰:“伯者长也,马之祖也。《夏官》校人‘春祭马祖、天驷’,龙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常祭在春,将用马力则又备礼祷之。”

  朱熹曰:“戊,刚日也。伯,马祖也,谓天驷,房星之神也。言田猎将用马力,故以吉日祭马祖而祷之。”

  臣按:晋《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本朝每岁春秋遣太仆寺官祭马神,而于州县皆立马神庙,本诸此。

  《鲁颂》:《駉》,颂僖公也。其首章曰:駉駉(腹纮肥张貌)牡马,在冏(林外曰冏)之野。薄言駉者,有驈(黑骊白跨)有皇(黄白曰皇),有骊(纯黑)有黄(黄而微赤),以车彭彭(盛貌),思无疆(深广无穷),思马斯臧(善也)。其二章曰:駉駉牡马,在之野。薄言駉者,有驒(苍白杂色)有駓(黄白杂色)有辛(赤黄)有骐(青黑),以车伾伾(有力也)。思无期,思马斯才(材也)。其三章曰:駉駉牡马,在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青骊磷曰驒,今连钱),有骆(白马黑鬛)有骝(赤身黑鬛)有雒(黑身白鬛)以车绎绎(不绝貌)“。思无斁(厌也)思马斯作(奋起也)。其四章曰:駉駉牡马,在之野。薄言駉者,有骃(阴白杂毛)有騢(彤白杂毛),有驔(毫在骭而白)”有鱼(二目白似鱼),以车祛祛(强健也)。思无邪,思马斯徂(行也)。

  朱熹曰:“此诗言僖公牧马之盛,繇其立心之远,故美之曰思无疆,则思马斯臧矣。卫文公秉心塞渊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吕大临曰:“僖公修政以诚心行之,故言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与《卫风》‘秉心塞渊,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贤君诚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独牧马而已。”

  臣按:先儒谓诗人美文公之马则言其而牝者有三千匹之众多,美僖公之马则言其芃而牡者有十六种之毛色,盖各极其盛而言,皆以见其国之殷富也。盖马有牝牡而形质有高下、腹干有肥瘠,马之牝者取其形质必高而大,使所育者皆骐骥之种;马之牡者取其腹干必肥而张,使所驾者皆骠骑之良。卫之马,诗人咏其牝之;鲁之马,诗人颂其牡之芃。意者,说于桑田者不分牝牡,举牝最高者以见其余之皆然,牧于野者特取其牡而牝不与焉,各随其毛色而分别之,以见其成群如此也。虽然,牧马者将以资军马之用,固必以牡为贵,然非其牝之良,则亦不能以致其马之强而盛也,卫诗之特言牝而不及牡,岂无意哉?

  《周礼》:马质(质,平也,主买马平其价直)掌质马,马量三物(量其材质之高下而知其价),一曰戎马(供武事马)、二曰田马(供田猎马)、三曰驽马(下材而供冗事者),皆有物贾(材有美恶,价有高下),纲恶马(驾不驯者以索维之,禁其奔踶)。凡受马于有司者(谓校人之属,受马谓国事当用马者),书其齿毛与其贾(书其年齿、毛色及价直),马死则旬之内更(受马在十日之内死者偿之。更,偿也),旬之外入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马死者,割其马耳入官,见其实死,就以其皮肉筋骨来偿,不计价),其外否(十日之外则不偿,虽皮肉不取)。马及行,则以任齐其行(若马之行则以所任载之轻重、道里之远近别识之,以齐其劳逸而后行)。若有马讼则听之(有争马之讼则听其曲直),禁原蚕者(原,再也。一年不许两次养蚕)。

  郑玄曰:“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值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禁再蚕者为伤马欤。”

  臣按:周人之马买于民间,故立官以为马质。质之为言平也,专以质平马之价直。盖马之材质有高下、气力有强弱、年齿有老壮、毛色有纯驳,故其价直不无多少之异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焉者以供戎事之用,次焉者以供田猎之用,下焉者以供冗杂之用。马生于民间而用之于公,上不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概取之也,空取之则民不复私畜矣,概取之则民不加刍秣矣,是以三代盛时其于马也,于民常赋之外有余畜者,则官以价直易之焉,养之闲厩之中以备不时之用,卒有国事,民之无马者则于是领给焉。其给之也,必书其马之年齿、毛色与原所买之价,使民受之者有定色则不敢以驽易良、有常齿则不敢以老易壮、有原价则不敢以贱易贵。所受马在十日内死者则责其陪偿,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皮耳,恐其诈伪也;在十日之外死者,则予之民而官不取矣。后世兵民既分,马养之民而收之于官,然后散之于军,官府无复有质买之政,而马之死者一切责军之偿,在官者未必实得马之用,而军民俱受其弊矣。近时马政亦有科钱买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良,而给之于军,遇有倒死陪偿如故,而西北之边苦之尤甚,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偿者。吁,可叹也已。臣请自今以后朝廷酌为中制,定为马价,马之价公私交易皆不许过二十缗,违者马与价俱入官,牙行之人坐以违制罪。说者若谓物之不齐物之情,大屦小屦同价,孰肯为其大者?臣窃谓天生之物与人为之物不同,马之良乃天所生,人力不与焉,官府既为定价,则民间有马者不过求多直而皆市之官矣,惟其市之官所得有限,他市则可多得,以此官之所易者未必得良也。若夫马之倒死,不责之偿则彼蔑视其马而死者愈多,若责之偿则士卒贫窘何由得钱?臣愚以为,待其死而责其偿,不若先其生而为之备,凡有受马者请如周制,书其年齿、毛色及其原价,而又量其材质之高下、肥瘠并书之册,其马有死者,诚瘠且老则不责其偿,若其马实壮肥而齿未老,驯致瘦损而死者,则责其同伍者合力偿之,同伍有先首及其督责之实状则免其人,而惟责偿所受者,与夫其马因公事而死、及其人本善调息而马忽然不意暴死者皆不在偿数,此外又立为马病及瘦损豫告医治之法,其马实病而死非由人致,医证明白亦不偿。

  校人(马官之长)掌王马之政(谓差择乘养之数),辨六马之属,种马一物、戎马一物、齐马一物、道马一物、田马一物、驽马一物。凡颁良马而养乘之,乘马(四匹曰乘)一师四圉(养马曰圉);三乘为皂(马十二匹),皂一趣马(下士一人主之);三皂为系(马三十六匹),系一驭夫(中士一人主之);六系为厩(马二百十六匹),厩一仆夫(上士一人主之);六厩成校(六马各一厩,共成一校,马千二百九十六匹),校有左右(一校分左右)。驽马三良马之数(六马其五皆良,惟驽马物独三倍良马之数也)。

  郑玄曰:“校人者,马官之长。校之为言校也,主马者必仍校视之。”

  吴澂曰:“良马,谓五路之马皆良善者也。六厩成校,六马各一厩,共成一校,校有左右,则良马一种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种合二千一百六十匹,然后王马大备也。”

  臣按:校人之职,郑氏解校为比校之校,或者又谓用木相交为圈槛以制禽兽之出入谓之校,因谓主马者为校人。观校人所掌者,始于乘积而为皂、为系、为厩,而成于校,或者之解未必非也。六马之属,注谓“玉路驾种马,戎路驾戎马,金路驾齐马,象路驾道马,田路驾田马,驽马给宫中之役”,臣窃以为不然。谨考马质量马三物,一曰戎马即此戎马也,二曰田马即此田马也,三曰驽马即此驽马也,其所谓齐马者以驾齐车者也,齐车云者先儒以为王自整齐之车,所谓道马者以驾道车者也,道车云者先儒以为王行道德之车,意者,马之足力齐者则择以为一类而谓之齐、马之范驱驰者则择以为一类而谓之道欤?且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六者之马皆谓之物,先儒谓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谓物也,辨其物使之皆以类而相从,可为育种者为一类、可供戎事者为一类、毛足齐一者为一类、善于驰走者为一类、可供田猎者为一类、材下而供杂役者为一类,校人用其材质高下毛色纯驳辨之各为一类而共有六类焉,况所掌者王马之政,谓之政则非但分类以驾车一事可知也。六马之用以种马为先,后世乘舆惟牡是用,汉人乘牝者为世所摈,况以驾天子之辂乎?郑氏解种马谓马之上善似母者,贾公彦谓马亦有似父者,主母而言也,臣窃以谓古人质朴,所谓种马者安知非谓牝哉?吴澂谓马之至良可为种者,丘葵亦谓马之善育者,所谓为种、善育,非牝而何?夫用以乘惟取其质之良、色之纯而力足以任者尔,又何牝牡之拘哉?盖马之性牡者多有不驯,而牝则多驯焉,故用之以驾天子之辂,虑其或有奔踶而致倾轶耳。后世马惟用牡,所以驾乘而征战者未尝用牝,而其所谓牡者又往往去其势而绝其生道,马之所以不藩硕者,坐此故也。盍观卫诗所谓“騋牝三千”,言牝不言牡可见矣。臣请今日除战马外,凡公私所乘之马皆许以牝,有牡者官以价售之以为内厩及官府营伍边方之用,如此,则习以成风,人皆仿效,非惟官得其用而私亦得其利,而国家马致修举,生息日多,武备日盛,而中原之民不受保马之害矣。

  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家四闲,马二种。凡马,特(牡马)居四之一。

  郑玄曰:“此降杀之差也。凡马,每厩一闲,诸侯有齐马、道马、田马,大夫有田马各一闲,其弩马则皆分为三焉。”

  贾公彦曰:“天子十二闲,分为左右,每马各分为两厩;诸侯与大夫每马直一厩,不分左右。”

  吴澂曰:“闲犹阑也,以木距门防马者也。六厩成校,校有左右,故十二闲也。特居四之一,特,牡马也,三牝一牡,欲其生之众也。”

  臣按:成周之世,其马之牧于官者牝牡皆具,而牡居四之一,则是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矣。后世在官之马惟有牡而无牝,而民间所畜者虽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孳牧所以不蕃而马政所以不举、武备所以不修者,坐此故也。譬则人焉,惟育男而不育女,而欲户口蕃息,难矣。臣愿朝廷复古昔王马之政,特敕有司修举废典,凡马之在官、在民者皆必牝多于牡,则刍豆不徒费而国马日以蕃息矣。

  春,祭马祖,执(拘也)驹(马二岁曰驹);夏,祭先牧(始养马者),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善也)仆;冬,祭马步(神为马灾害者),献马(见成马于王),(简习)驭夫(驭车者)。

  郑玄曰:“马祖,天驷也,房为龙马。执驹无令近母,春通淫之时,驹弱血气未定,为其乘四,恐伤之也。先牧,谓始养马者。夏通淫之后,攻其特,为其蹄啮不可乘用,故騬之。马社,始乘马者。臧仆,谓简练驭者令皆善也。”

  臣按:周人于马不惟养于人,而又祷之于神,盖国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政在马,然马之为物所以遂其性者,虽系乎人之养,而有人力之所不及者,非神以相之,安能得其孳育多而膘息壮哉?此成周所以有四时之祭,而其祭也又各因其祭而有所攻执简习焉。不徒责之人而又求之神,不专恃乎神而又任乎人,古之帝王合天人而一之,非但以之治人,虽畜类之贱亦无不然,此治古之政后世所以不能及也。今国家每岁春秋太仆寺有马神之祭,而各州县皆立马神庙,亦周人意也,但所谓执驹、攻特、臧仆、讲驭夫之政尚缺焉,诚随其时举其祭,因其祭而行其政,则马得其养、国赖其用矣。或曰春之执驹、秋之臧仆、冬之讲驭夫,无非马政也,而独于夏之攻特谓之颁何也?盖特之为言牡也,攻之为言治也,郑司农所谓沴之是也,韵书“騬,犗也(俗谓之骟)”。马之驹者春则拘执之使其体全而不伤其血气,马之特者夏则攻治之使其性驯而不至于蹄啮,是以所牧之马神全而力健、性驯而质良,然后简择其饲养之人,练习其驾驭之卒,此所以独谓之颁也。意者六马之中惟种与驽有牝,曰戎、曰田、曰道皆所攻之特欤,不然,所谓特居四之一者,牝多而牡少,其牝之多如此,将置之何所也?

  趣马(趣,养马者)掌赞正良马而齐其饮食、简其六节,掌驾说(音税)之颁,辨四时之居治以听驭夫。

  吴澂曰:“简其六节,谓差择良马以为六等也。驾以行,说以止,有劳逸之节,故叙而颁之也。居谓牧膰所处之宜,治谓执驹攻特之属。”

  臣按:此可见古人养马适饥渴之宜、顺劳逸之节、辨寒温之时。先儒谓辨四时之居者,二月之后盛阳处外则在牧而有膰,八月之后阳在地中则在厩而有闲也。

  巫马下士二人、医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贾(主买卖者)二人、徒二十人。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助也)医而药攻马疾,受财(以资医马之费)于校人。马死则使其贾粥(卖也)之,入其布(泉也,泉即钱也)于校人。

  贾公彦曰:“巫知马祟,医知马病,故连类在此。”

  吴澂曰:“巫马,知马祖、先牧、马社、马步之神者,马疾若有犯焉则知之,是以使与医同职。乘治之者,谓驱马以知其疾之所在而治之也。”

  臣按:先儒谓巫所以通鬼神,医所以寄生死,非但于人为然,而于畜类亦莫不然也。《周官》设巫马之官,专掌疾马而乘治之,乘治云者,盖以马之疾难知,必驱步之以发其疾,而后验而疗之也。其职虽主于乘治,然以其药而攻马之疾者则有医四人焉,巫马不过祷之神以相助之而已,非专主于巫祷也。本朝设马神庙,太仆寺及州县皆设兽医,盖得周人意也。近世有《安骥集》等书,专主马病,乞下大医院校正刻板颁布有司,俾专其业者讲而用之,则马无有不得其死者矣。

  牧师掌牧地,皆有厉禁而颁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赞焚莱。

  郑玄曰:“颁之者,授圉者以牧地。孟春焚牧地,以除陈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以阴阳交合之时合马之牝牡也。”

  贾公彦曰:“言厉禁者,谓可牧马之处,亦使其地之民遮护禁止,不得使人辄牧牛马。”

  臣按:古人养马处处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场也,可耕则授之于农,不可耕者则留以养马,盖耕垦之地草莱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养马,养马所以备武事,备武事所以安边方、壮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谓农事弗扰则马政自修,故诗人称马政必归之农,《鲁颂》美僖公亦曰务农重谷,牧于野,岂不以农政既修则马政自举乎?我祖宗于畿甸之间、民耕之外,辄择有水草处以为草场,近日尽为权贵所有,民间之马无地可牧,请一切复之,立为厉禁政令,异日欲行周人牧师之政,举而措之云耳。

  以上论牧马之政(上)
 
  ▲牧马之政(中)

  庾人掌十有二闲之政教以阜马(句)、佚特(句)、教駣(句)、攻驹(句),及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句),及执驹(句)、散马耳(句)、圉马(句),正校人员选(句)。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

  郑玄曰:“阜,盛壮也。佚特者,用之不使甚劳,安其血气也。三岁曰駣,始教乘习之也。二岁曰驹,攻騬之也。散马耳,以竹栝押马耳,其头动摇则括中物,后遂串习,不复惊也。正员选者,选择可备员者平之也。”

  臣按:此九者,马之政教也。

  圉师掌教圉人养马。春,除蓐、衅厩、始牧;夏庌(庑也)马;冬,献马。

  臣按:古人之养马必顺其四时,冬之寒也则藉之以蓐,春之暖也则除去之,然又恐其所居之厩积粪秽之久而或足以致马疾,故杀牲以血涂之而后以居焉。冬之寒也则燠之以厩,夏之炎也则凉之以膰,其养也殆无异于人,则其马安得而不壮盛哉?

  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以役圉师。

  臣按:刍以食马,牧以放马,皆所以养之也。《周官》设官以掌王马之政,不惟有政而又有教、有养马,政以正之、教以导之而养以安之也,养之则生息多而壮健,教之则性习驯而调和,是故马质、校人掌其政者也,趣马、巫马、牧师、圉师、圉人则以养之,而庾人则又所以教之者焉。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平声)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

  陈澔曰:“春阳既盛,物皆产育,故合其累系之牛、腾跃之马而游纵之,使牡者就牝者于刍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养其中牺牲之用者及马之驹、牛之犊皆书其数者,以备稽校多寡也。”

  臣按:先儒谓游牝则牡虽在牧不得游也,盖嗜欲不制则虽有龙牡犹将耗矣,游虽牛马之真性,若牡则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皂栈,亦岂可少哉?于此可见先王于牛马固欲遂其生育之性,而亦不使之得以纵其欲而损其真,如此,则牝者生育多而不失其时,牡者气力全而咸得其用,是亦至诚圣人尽物之性之一事也。

  仲夏之月,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

  陈澔曰:“季春游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群。拘絷腾跃之驹者,止其踶啮也。班马政,布养马之政令也。”

  方悫曰:“马政者,若《周官》趣马之简其节、巫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属、庾人之掌其闲,以至圉师之所教、圉人之所养,莫不有政焉,故班之也。班则制而分之之谓欤?”

  臣按:《月令》仲夏之月班马政则其政以养为主,季秋之月班马政则其政以御为主,养之欲得其蕃息,御之欲得其调习,各因其时而班其政令,各有其宜焉。

  季秋之月,班马政,命仆(戎仆也)及七驺咸驾,载旌(羽曰旌)(龟蛇曰),授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即夏楚也)北面誓之。

  郑玄曰:“马政谓齐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七驺,谓趣马主为诸官驾说(音税)者也。”

  孔颖达曰:“七驺者,天子马有六种,种别有驺,则六驺也又有总主之人,并六驺为七。既班马政,乃命戎仆及七驺等皆以马驾车,又载旌旗既毕,授此七戎之车,以其尊卑等级正其行列,设于军门屏之外东西厢,以为行陈。”

  臣按:《月令》虽吕氏所作,然其所载者皆先王之故典。季秋之月班马政而命戎仆驾车载旌以设行陈,盖以操习天子之六种马也。先王之练兵不惟习其人而又习其马,不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职。吁,三代之兵人与马相习,三代之政文与武兼用,此所以兵威所及而功无不成,而武不至黩也欤。

  魏武侯问吴起曰:“凡畜卒骑,岂有方乎?”起对曰:“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鬛,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臣按:古人调养战马之法无出此矣,畜战马者所宜用心观玩。

  秦之先有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之祀。”

  臣按:人性各有所能,因其能而用之,鲜有不济。周穆王因非子善养马而使之主马于汧渭之间,而马大蕃息,是知为政在人,惟在乎人君之善任使也。

  汉制,太仆掌舆马,属官有太厩、未央、家马三令,又车府、路、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駼、承华五监长丞。

  臣按:太仆,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仆,而专命以司马政则始于汉焉。本朝初于南京设太仆寺专掌马政,及于北平、山西、陕西、辽东各设行太仆寺以司一方之马政,其后建都于北,革去北平行寺,又设太仆寺以总司天下马政。

  汉初,铸纻钱,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釭(与醇同)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文帝二年,诏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又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景帝时,造苑马以广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孝武时,众庶街巷有马,仟伯(即阡陌)之间成群,乘孛牝者摈而不得会聚。

  武帝于口赋钱人增三钱,以补车骑马。建元元年,罢苑马以赐贫民。

  元朔五年以后,大将军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后与霍去病两将军之出塞,塞阅官马及私马凡十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

  元鼎元年,令民畜边县(得畜牧于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明年,车骑乏马,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着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壮马天下亭,亭有畜字马,岁课息。

  征和中,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修复马令。宣帝五凤二年,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

  林駉曰:“汉初稍复古制,劝民养马,有一匹者复卒三人,盖居闲则免三人之算,有事则当三人之卒,此内郡之制也。至于边塞,则纵民畜牧而官不禁,乌氏居塞则致马数千群,桥桃居塞则致马千匹。于时内郡之盛则众庶有马、阡陌成群,边郡之盛则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单于入塞,见马布野而与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马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既数出师,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马,则内郡庶民之有马者欲望复卒难矣;又令民得畜边者,从官假马母而归其息什一,则边郡之欲蓄牧者难矣;又匿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马而腰斩者,有以民或匿马,马不具而长安令几坐死者。故内郡不足则藉民马以补车骑,边郡不足则发酒泉驴驼负出玉门关,轮台之悔,始修马令,此汉牧于民而用于官之制也。”

  臣按:林芃之言西汉之马政始末,盛衰之故备于此矣。

  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其官领以太仆,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马习上。

  臣按:监牧之制始于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闲,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总十有二闲,为二厩,一曰祥麟、二曰凤苑,以系饲之,其后禁中又增置飞龙厩。

  臣按:此唐一代天子御马之制。所谓飞龙厩,即今御马监也。

  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余为下监,监皆有左右,因地为之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于陇右。

  臣按:唐人牧马置八坊四十八监,其牧地在岐、豳、泾、宁间,即今陕西凤翔府及西安之泆州、平凉之泾州、庆阳之宁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为刍秣者,其地止于一千二百三十顷,而用其地出以饲七十万六千匹马,而马之直至以一缣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闲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顷而已,本朝于此地立行太仆寺一及苑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马之所辖者凡三十监,监皆有马。然监之立百年于兹矣,而其马之蕃盛略不及唐人之一二,岂无其故欤?臣考唐制,始曰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其后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监也,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间善水草腴田皆肄之,由此以观,则其所牧之地又若不专在岐、豳、泾、宁也,盖跨数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为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马蕃盛至七十万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齐民耕种纳租之地,一旦夺之以为耕牧刍秣之所,其势有不可者,然当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纳租乎,何养马如此之多也?乞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度秦陇以求夫可以放牧之地,必不夺之民,必不亏于官,然后行唐人监牧之政,万一有可行者,其于马政不为无助。

  后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监牧,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诸牧监使,后又有群牧都使、有闲厩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东使九,其后益置八监于盐州、三监于岚州。

  臣按:监牧有使,自仪凤中李思文始。

  玄宗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酬一游击将军。臣按:此后世以官爵易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领内外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左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议者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林駉曰:“唐府兵之制,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每匹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周不任战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府供之,此给钱以市也。至府兵渐坏,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之马,此给马以用也。大抵唐之马政皆给于官,民无与焉,始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伐之余,鸠括残骑,仅得牝牡二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肇自贞观讫于麟德,四十年间至七十万余匹,于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垂拱以后,马耗大半,开元始命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牧养有法,云锦成群,此唐牧马于官而给于民之制也。”

  臣按:议者谓秦汉以来唐之马最盛,原其所以盛者,盖以监牧之置得其地,而监牧之官得其人,而牧养之有其法也。唐都关中,其地宜马,我朝都燕冀,亦是良马所生之地,然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岂与其地与其人欤?盖袭用宋人保马之法,牧马于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而政则未尝举焉。必欲举其政,请下户部查究永乐以来牧马草场为官民所耕佃者,尽以还官,及所在闲田未经开垦者,亦俾报官,遣官经量,创为牧马之所,而俾谙练民事臣僚讲求其利害以闻,必上有益于国、下无害于民,真有利而无害,然后立为一代经久之制,以为国家安民足兵之良法。

  宋之马政,凡御马之等三,给用之等十有五,群号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种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规,则太祖初置左右飞龙二院以二使领之,后改为天厩坊,又改为骐骥院,以天驷监隶焉。真宗置估马司,凡市马,掌辨其良弩、平其直以分给诸监。三年,置群牧使。景德二年,改诸州牧龙坊悉为监,在外之监十有四。置群牧制置使及群牧使副、都监、判官,厩牧之政皆出于群牧司,自骐骥院而下皆听命焉。诸州有牧监,知州、通判兼领之。

  林駉曰:“宋朝马政蓄于监牧者曰官马,散于编户者曰户马,市于边郡者曰戎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军上《十牧草地图》,上虑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检视,画其疆界。又从赵守伦之请,于诸州牧龙坊畜牝马万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费刍秣,生驹可资军用,自是诸牧马颇蕃息。

  臣按:马以资军用,诚国家之急务,然用军欲何为哉?卫民而已。本欲卫民,未有事乃先害民可乎?宋太宗虑牧马侵民田,遣使检视,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夫天下土地何者而非国家之有,在民犹在官也,而在官者则非民有矣。其疆界之彼此诚不可不为画定也,疆界不定则官田日广、民田日削,马虽蕃而民日耗,而用马以谁卫哉?

  国子博士李觉言于太宗曰:“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制敌以骑兵为急,议者以为,欲国之多马,在乎啖戎以利而市其马,然市马之费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转徙,驰逐水草,腾驹游牝,顺其物性,所以蕃滋其马,至于中国絷之维之,饲以枯槁,离析牝牡,制其生性,玄黄虺裛因而减耗,宜然矣。古皆因田赋出马,马皆生于中国,不闻市之于戎,今所市戎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来资给赐予复在数外,是贵市于外夷而贱弃于中国,非理之得也。今宜减市马之半直赐畜驹之将卒增为月给,俟其后纳马则止焉,是则货不出国而马有滋也。大率牝马二万而驹收其半,亦可岁获万匹,况夫牝又生驹,十数年间马必倍矣。昔猗顿穷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间其息无算,况以天下之马而生息乎?”

  臣按:觉疏引猗顿畜牸之事,尤为切于事情,由是以观牧马之政以畜牝为先,牝得其养则生育多矣,积以岁年,牝又生牝、驹又生驹,不出十年,马大蕃息矣。觉又言中国之马食枯刍、处华厩,故多生息而无耗,今官散马于编民户丁,分日而饲,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芜杂,处之以污秽,而欲其生息之蕃多、体力之壮健、性习之调伏,难矣。

  仁宗庆历中,知谏院余靖言:“谨按《诗》《书》以来,中国养马蕃息故事,不独出于戎狄也。秦之先曰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养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犬丘今之兴平、汧渭今之秦陇州界也;卫文公居河之湄以建国,而诗人歌之曰‘騋牝三千’,不言牡而言牝,则牝为蕃息之本也,卫则今之卫州也;诗人又颂鲁僖公能遵伯禽之业,亦云‘駉駉牡马’,鲁今属兖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马之所生,今镇、定、并、代其地也;汉之太原有家马厩,一厩万匹,又楼烦、胡北皆出名马,即今之并、岚、石、隰界也;唐以沙苑最为宜马,即今之同州也,开元中置七坊四十八监,半在秦、陇、绥、银,则知古来牧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于地。臣切见今之同州及太原以东,相、卫、邢、洺皆有马监,其余州军牧地七百余所,乞于群牧使、副、都监、判官等内差一员往监牧旧地,相度水草丰茂去处,选择孳生堪牧养马,专差人员牧于四远,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务令蕃息,别立赏罚以明劝沮,庶几数年之后,马畜蕃盛。”

  臣按:我朝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国所谓宜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叶以后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宁夏之地,其后也并中原而失之,然是时未尝去兵而用兵也未尝乏马。今天下无事,所谓马政者特以为操习豫备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马为忧,掌国计者切切以扰民为虑,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袭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噫,无事之时且尔,一旦事出仓卒,又将何以济哉?臣闻天下无难处之事,君子怀先事之忧,当闲暇之时而豫为之处置,稽之于古,验之于今,广询访于众谋,不拘泥于陈迹,其间必有一不亏官不损民之良法,行之有利而无害者出焉。

  宋祁言于仁宗曰:“天下久平,马益少,臣请多用步兵。夫哄然聚、忽然散,云奔飙驰,钞后掠前,此马之良也;强弩巨梃,长枪利刀,什什相联,伍伍相缝,大呼薄战,此步之良也。臣料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然则不待马而步可用矣。臣请损马而益步,故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我惟用步所长,契丹马多无所用之。”

  臣按:中国之马不如敌马之良,非徒无其良而孳生之多亦不及也。今天下无事之秋,欲为武备,内疲齐民,外苦边卒,皆以马之故。马之弊极矣而讫无善政,宋祁谓“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马而步可用,请损马益步,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祁之言盖有得于周人薄伐之意,其策诚莫有过焉者也。臣请于西北沿边一带凡屯戍之所,率以守疆界为重,扼要害为主,惟限敌使不得入,不必穷追,惟制敌使不敢越,不必深入,十兵之中步八而骑二,骑以为奇而驱驰必精健之足,步以为正而什伍皆健斗之卒,如此,则马虽不多而皆得其用,内可以宽保户之孳生,外可以免骑士之倍备。

  英宗治平中,欧阳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于楼烦。今则没入蕃界,惟河东岚、石之间山荒甚多,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水甘草软,最宜牧养,乃唐楼烦监地,臣往年出使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其地率多闲旷,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又京西唐、汝之间荒地亦广,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审度,兴制监牧。”

  臣按:今日马政,两京畿及山东、河南牧之于民,山西、陕西、辽东牧之于官,在官者有名而无实,在民者有损而无益。国家承平逾百年于兹矣,正居安思危之日、修政举废之时,乞下本兵柄大臣,推求祖宗立法养马之意,寺监之养必循名而责实,民间之畜必无损而有益,立为通融之法,两京畿及山东、河南于民养之外择地以立监牧,山西、陕西、辽东于官养之外设法以为俵散,制畜养之规,修厩牧之所,勘牧地之数,广收市之利,分支免之等,宽追陪之限,如此,则名称其实,有益而无损矣。

  神宗熙宁中,王安石因曾孝宽言“庆历中尝诏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备非时官买,乞参考申行之”,而户马法始此。

  文彦博言:“汉唐之盛,苑监实繁,祖宗以来,修举甚至七八十年,搜补取用,源源不绝。近时议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详利害,乃欲赋牧地与农民敛其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责其孳息,即不知所赋之地肥瘠皆可耕乎?所敛租赋丰凶皆可得乎?复不知户配一马,絷之维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则后将可继乎?”

  臣按:彦博兹言虽言当时户马之弊,殆有若为今日设也。但宋时户马是散官马于民,今日乃令民自买马养耳;宋时赋牧地与民,今日乃民自用其地所出以养耳。其中所谓“维之絷之皆可蕃息乎”之一言,尤为有见。盖马所以蕃息者以其群聚之相资,腾游之有道,今小民一家各絷一马,而欲其生息固难矣,况求其皆良乎?

  以上论牧马之政(中)
 
卷一二五

  ▲牧马之政(下)

  保甲养马者,自熙宁五年始。先是,中书省枢密院议其事于上前,文彦博、吴充言:“国马宜不可阙,今法马死者责偿,恐非民愿。”王安石以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户,决非出于驱迫,持论益坚。帝诏开封府界保甲愿牧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六年,曾布等承诏上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与。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毋过五千匹。袭逐道路外,乘越二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补偿者。保户马毙,保户独偿之;社户马毙,社户半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于是保甲养马行于诸路矣。

  马端临曰:“熙宁五年所行者户马也,元丰七年所行者保马也,皆是以官马责之于民,令其字养。户马则是蠲其科赋,保马则是蠲其征役。”

  臣按:此宋熙宁保马之法,大类今日两京畿、河南、山东编户养马之法,但宋人保甲养马自愿者听及以官马给之,且免其体量草束及折变缘纳钱,今日则论丁养马,丁及数者与之,不及数者足诸他户,不问其愿与否也,粮草、户役、征输如故。况宋人所谓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则科赋征役非止一端,而又于郡邑正佐之外加设以官,里社之外别立群长,民以一身而当二役,既为人而差,复为马而役,既供刍粮以给公家之用,复备刍秣以为官马之养,其害比宋为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产以饲养马匹,官得其用,虽曰有损于民而实有益于官,今所养之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无,驱逐数十里固已困惫矣,况用以出塞御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养马之令,生必报数、死必责偿,一马之毙未偿而一马又毙,前岁之生未俵而嗣岁又生,生者岁增而供给愈难,死者日继而陪偿无已,民何以为生乎?今日两京畿、河南、山东之弊政莫此为甚,朝廷建国于北,借此数郡以为根本,而当无事之时首先困之而不为之拯恤,可乎?知治体忧深思远者,所当为之轸念也。伏惟圣明明见万里之外,仁同一视之中,况此根本重地,不出二三千里之外者乎?万乞留神听察,则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哲宗嗣位,议者争言保马之不便,乃下诏以两路保马分配诸军,余数发赴太仆寺,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元祐初,议兴复废监,于是诏陕西、河东相视所当置监,又下河北、陕西按行河、渭、并、晋之间牧田以闻,时已罢保甲、教骑兵而还户马于民,右司谏王岩叟言:“兵所恃在马,而能蕃息者牧监也。昔废监之初,识者皆知十年之后天下当乏马,已不待十年其弊已见,此甚非国之利也。乞收还户马,复置监如故,监牧事委之转运官而不专置使。今郓州之东平,北京之大名、元城,卫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阳,鞁州之广平监以及于瀛、定之间栅塞草地疆画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犹在,稍加招集,措置可定,而人免纳钱之害,国收牧马之利,岂非计之得哉?”

  臣按:古今牧马之制,在官、在民二者而已,宋人始制牧监以牧马,是牧之于官,至其中世改以为户马保甲马之法,则是牧之于民也。牧之于官虽不能无害而犹得马之用,牧之于民非独有害而又不得马之用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为户马之制,文彦博言于神宗不见用,至元丰时其弊一如彦博所言,神宗乃叹曰:“朕于是有愧于文彦博矣。”虽然,神宗虽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罢之而复废监,百姓如释重负而出于水火之中。今日养马之政不幸驯致于熙宁之弊,诚能如元祐之改辕易辙,则此数郡之民感戴圣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买马司于原渭州、德顺军而增为招市之令,后开熙河则更于熙河置买马司而以秦州买马司隶焉,又置熙河路买马坊、六岷州通远军等场。熙宁七年,诏知成都府秦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未几罢之。元丰中,复命吕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转运司经制边郡之可市马者。

  林駉曰:“监牧之置,圉师以蓄之,校人以视之,秣饲以时,部辖有方,则以渥洼之种耳,否则贵市于夷狄而贱弃于中国,此李觉之所以虑也。”

  臣按:自唐以来,中国马不足往往与戎狄互市,然多费财用而实无益于用。宋南渡以后,失中原宜马之地,而所资以为战骑者求于西南夷,盖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马之地皆为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养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无马乎?患无其人耳。

  神宗元丰四年,郭茂恂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物帛市谷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易马兼用金帛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者事实相须,请如诏。”奏可,仍诏以雅州名山茶为易马用,至是蕃马至者愈众。六年,买马司复置,兼茶事。七年,更诏以买马隶经制熙河财用司,经制司罢乃复故。自李杞建议始于提举茶司兼买马,其后二职分合不一。

  林駉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亦济用之良策也。”

  臣按:唐、宋以茶易马,多是交互市于境外之夷,我朝于四川置茶马司一、陕西置茶马司四,以茶易马,设官掌之,盖取之我羁縻之土民,非若前代出境外而与蕃戎交易也。

  高宗时,广西进出格马,上曰:“此几似代北所生,广西亦有此马,则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论春秋列国不相通,所用之马皆取于中国而已,申公巫臣使吴与其射御教吴乘车,则是虽吴亦自有马,今必于产马之地而求之,则马政不修故也。

  臣按:宋南渡以后,凡中国宜马之地皆为金有,然而张、韩、刘、岳之出战亦未闻其乏马。

  建炎末,广西提举峒丁李棫始请市战马赴行在。绍兴初,隶经略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罗殿、自杞、大理诸蛮。其后又废买马司,以帅臣领其事。然诸蕃本自无马,盖又市之南诏,南诏今大理国也。

  洪迈曰:“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因读五代旧史,唐明宗问范延光内外马数,对曰:‘三万六千匹。’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兵之不至也。’延光对曰:‘国家养马太多,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民何负哉?’明宗出于蕃戎,犹能以爱民为念。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然所畜止于此。今盖数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阳,正临中州,尚以骑士为无所施,今虽纯用步卒,亦未为失计也。”

  臣按:古今马政,汉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给于民,至于宋朝始则牧之在官、后则蓄之于民,又其后则市之于戎狄。惟我朝则兼用前代之制,在内地则散之于民,即宋人户马之令也;在边地则牧之于官,即唐人监牧之制也;而于川陕又有茶马之设,岂非宋人之市于夷者乎?请以今日国马之政言之,在内有御马监掌天子十二闲之政,以供乘舆之用,凡立仗而驾辂者皆于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则有郑村等草场,其饲秣之卒则有腾骧等四卫。国初都金陵,设太仆寺于滁州,其后定都于北,又设太仆寺于京师,凡两淮及江南马政则属于南,其顺天等府暨山东、河南马政则属于北。其后又用言者,每府州若县添设佐贰官一员专管马政,在外设行太仆寺于山西、陕西、辽东凡三处,苑马寺亦三处,陕西、甘肃各辖六监二十四苑,辽东仅一监二苑焉。内地则民牧以给京师之用,外地则官牧以给边方之用,又于四川、陕西立茶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马,亦用以为边也。本朝国马之制大略如此,承平百年无大征伐,遇有征行随用随足,虽不至于大乏绝,然求其如前代之云锦成群则未焉。所谓官牧者,是盖唐人之四十八监、宋人之十八监之遗制也,然唐宋行之于内地,而今日则用之于边方焉。其蕃育生息虽不能尽如国初之盛,然惟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于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举其废弛之政,则祖宗之良法善政固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讲求本朝故事及参究唐、宋之典,以济今日之所不及,遣知马政者勘实牧地,其有旧有而今为人所侵欺埋没者咸复其旧,或有山林原隰可以开垦以为牧地者开垦之,或附近州县有空闲地可以增置监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则为之勾补,厩膰有未备者则为之修葺,所畜之马若牡多而牝少则为之添牝,孳生之牝其种有不良则为之求良,游牝去特必顺其时,腾放调养各有其法,俵散关换咸定其规,皆一一讲求其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立为一定之法,使之永远遵守,岁时遣官巡视,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必慎择其官而优宽士卒,必务臻实效而不为虚文,如此,则边圉得马之用矣。若夫所谓民牧者,是盖宋王安石新法之遗绪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文彦博极言其不可而不见听,其后大为民害,神宗有见愧彦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误,而亟罢之,是以在当时虽为民害犹未至于甚也,今日之弊,臣已详之于前矣,而所以为之处置者亦已具于“制军伍”之条之下焉。然所处置者特议以行于畿甸五郡耳,万一可以通行,请下兵部及两太仆寺查算天下马数,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县若干,及查各府州县原先有无草场及没官空闲田地并可以为草场、马厩者,假如某县旧额民若干里、户若干、丁若干,某县原额马若干匹、群长若干人,既具其数,遣官亲临州县勘实以闻,然后因其已然之法而立为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额,必不拂乎民情,务使官得其用而民无其害,然后行之。请即一县言之,其县旧有里五十、群长千人、马千匹,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择其乡村相依附处,或十村、五村为一大厩,村落相去远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为一小厩,每厩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为厩长,年老者一人为厩老,无力不能养马者数人为厩卒,每厩各设马房、仓囷及长槽、大镬,每岁春耕之候厩长遍谕马户,每领马一匹者种秆禾若干亩、料豆若干亩,履亩验之,有不种者闻官责罚,毋使失时,无田者许其分耕于多田之家,或出钱以租耕,收获之际,厩长及老计亩而收之仓囷之中,秆草料豆以饲马而豆之萁即以为煮豆之用,按日而出之,岁终具数以闻于官,若其马种即以在官之数充之,若其种非良许其售而换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偿之马五分蠲其三,征其二以市马种,凡马始生则书其月日、别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晓马事者定为养马之式,镂板以示之,凡一岁游牝、腾驹、去特皆有其时,越其时者有罪,凡一日龁草、饲料、饮水皆有其节,违其节者有罚,其房膰必冬暖而夏凉,其牧养必早放而晡收,凡可以为马之利者无不为,凡可以为马之害者无不去,如此,则牧养有其道,其视各家人自为养者大不同矣。旧例,凡群头管领骒马一百匹为一群,每年孳生驹一百匹,不及数者坐以罪,请酌为中制,每骒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逾数者除以补他年欠阙之数,今年不足明年补之,其有种马倒死者即以驹足其数,本厩生牝多,许他厩闻官以牡来易,每厩兼畜驴骡,以马为准,牝马二十畜牡驴一、牝驴四,所生或驴或骡具数报官,官为造车,遇有搬运官物许于各厩起倩,无事之日本厩马户借用者听,按日计佣,收以为秣饲之用,每季本县管马官一行巡视,府官则岁一行,太仆寺官因事而行无定时,凡其马之壮老肥瘠逐月开具点视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刍豆有不及数、驰走有不如式皆为修葺、处置,违者治以置,是就民养之中而微寓以官牧之意,上不失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宽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马政之不失。大略如此,虽然其间之委曲纤悉又在临时之因事制宜、补偏救弊也,若夫俵散、关换之法具有成规,官军领马骑操,遇有倒死责以追偿,是固足以为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马之给于官军者多系饿损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给草料多不以时,或马有不时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损数目并不准除,然一军之产不满十百而一马之直多逾数千,倾家之所有不足以偿,甚至卖三子不足以偿一马,兴言及此,可伤也。请自今以后,给马与军必具其年齿、毛色、体质,或肥或瘠、或有疾或无疾,明具于帐,如齿逾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偿,惟以皮尾入官,若虽少壮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众所共知者亦在不偿之数(详见前卷马质条下),申明旧制,凡马军皆要攒槽共喂,如居隔远,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攒喂,半夜以后本管头目亲行点视,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数者罪之,其关领草料则严为立法,不许变卖及将换易他物,买者、换者罪同,凡马倒死必责同伍互偿,若同伍之人知其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弃纵不理雇倩与人、削减草料者,预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偿,如此,则人人爱惜其马,有不惜者人共责之而预得以调治之,则马无横死而人免陪偿矣,是非独以足乎马而亦有以宽乎军也。虽然,此内地官军骑操之马尔,至于边方之马所系尤大,与其得驽马而乘之以御敌,又不若不乘之之为愈也。盖骑战非中国所长,而中国之马比胡马为劣,以非长之技而骑下劣之马以角敌人之所长,非计之得也,请自今给马于军士,非良不与,而所与者必良,与之骑操而不倚之饲秣,宜于边城中择空闲地为厩,置长槽或十或五,随其广狭,不为定数,不分卫所队伍,因其近便而为饲养之所,选其老弱之卒、不堪战陈者专一喂养,置大囤以贮草,支大镬以煮料,每日遣官点视,晡时则检其所储,夜半则视其所饲,操练之日军士持鞍就彼鞁骑,无事之时轮番收放,逐名调习,或有瘦损疾病告官调治,如此,则马得所养而无损失之患,军得其用而免陪偿之苦矣。或曰今边城非一处,处处皆屯重兵,所骑之马安能皆得其良?窃考五代时,唐明宗与范延光所言者,李克用以马上立国制胜,所畜不过七千,今东起自辽东、西尽岷洮,其间历宣府、大同、延绥、兴庆、甘肃之境,边城万里,其马不翅数十倍矣,然牧马之数虽多,未尝以之临敌出陈,往往老死皂枥之间而责吾士卒之陪偿,人不幸而生于边界,天苦寒而地硗燥,物不生殖而人无蓄积,天下之人莫苦焉,既资其出力以为国防寇,又责其出财以为官偿马,以每岁所赐予之衣粮犹不足以偿其递年倒死之马匹,况望饱暖其妻子哉?则是无事之时无故以是不战之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离心,盖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师以万全为胜,中国之所以取胜于夷狄者以人不以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战。臣愚以为,自今以后边境一以高城深池为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径,来则拒之,去则不追,凡其制兵卒以步兵为正,以骑兵为奇,大率步十而骑二,步军一万骑兵二千,马非壮健不以给军,军非骁勇不以为骑,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来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则步兵无非良而马亦易于办矣。或者若谓马者兵之大用,兵非马决不能以制胜。吁,此论战兵非所以论兵之守也。所谓守者,我静而彼动,我逸而彼劳,我大而彼小,我众而彼寡,彼用其所长,我舍我之短而用我之长以制之焉,则彼进不得战而退可以回,自然屈服于我矣。臣愚无知识,辄敢肆其胸臆而妄为异议,伏望天地大量,悯其区区一念忧边爱民之诚。

  以上论牧马之政(下)
 
卷一二六

  ▲简阅之教(上)

  《周礼》: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田之礼,简众也。郑玄曰:“军礼之别有五,同谓威其不服僭差者。”

  王昭禹曰:“坐作、进退不讲则不知,刺伐擒纵不习则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阅,此所以简其能也。”

  臣按:礼有六礼,军其一也。军礼有五,王安石谓以用其命为主、以合其志为终,臣窃以为有大师之礼以用其众、有大均之礼以恤其终,然无大田之礼以简择之,则亦无以别其材力之强弱、技艺之能否、心志之离合而致之用焉,故必有大田之礼以简其能然后知其力而任之而以兴大役、合其志而一之而以建大封,是知五礼皆不可无而大田之礼尤为其切要者也。

  大司马,中(音仲)春教振旅(谓振整其众),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平其列以为陈),如战之陈(音阵),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

  吴澂曰:“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先王因四时之田以教民战而春曰振旅者,取兵入之义以收其众而使之就农也。以旗致民,谓植旗而期民于其下也。铎、镯、铙皆似磬而大小异,铎其至大者,铎以通鼓,镯以节鼓,铙以止鼓。”

  臣按:兵者守国之备,苟非素教之,一旦驱之以临敌,是弃之而已。然兵凶战危,以杀戮为事,不可以人试,于是因蒐狩而习之,因祭以行猎,用兽以试术,使其目熟于旌旗、耳熟于号令,或坐以待,或作以起,进而之前,退而之后,疾而趋走,徐而缓行,分疏而散开,急数而屡进,皆于是时闻鼓而兴、听金而止,一旦用其所以田猎者而施之行陈,用其所以杀兽者而施之敌人,不至仓皇失措、纷乱无统也。

  中夏教茇舍(箪止之也),如振旅之陈,群吏撰(数择之也)车(兵车)徒(步卒),读书(述事为书)契(合验为契),辨号名之用,帅(谓军将以下)以门名,县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乡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军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

  吴澂曰:“茇舍,草止之也,军有草止之法防寇敌也。读书契,以簿书校录军实也。”

  丘葵曰:“帅,六军之帅也。门,所居之门。公邑间田谓之县,小都谓之鄙,大夫谓之家,乡谓六乡,野谓六遂。茇舍之教乃寨法,专以辨军之夜事,盖休兵偃师之时,宿火而寝,目固无见,衔枚而处,耳固无闻也,将以鼓铎而声之则所闻必乱,将以旗物而挥之则所见必昧,于是专以号名为尚,而号名又必外假者,所以防奸细及间谍等事。”

  臣按:所谓撰车徒、读书契,如今人按簿籍以点名也。观其所谓辨军之夜事,可见古人教战不徒教其昼且教其夜,不徒教其行兵而又教其止息,此所以举无废事而兵无败陈也欤。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王载大常(日月为常),诸侯载(交龙为旗),军吏载旗(熊虎为旗),师都(谓孤卿之位)载亶(通帛为亶),乡遂载物(杂帛为物),郊野载(龟蛇为),百官载(乌隼为壒),各书其事与其号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狝田,如蒐田之法。

  吴澂曰:“于中秋言治兵者,礼,春、夏不兴师,秋乃出兵之时也。陈旗物所以作战也,辨其用者,有所将者有所画,无所将者无所画。”

  臣按:夏秋之教皆曰如振旅之陈,又曰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田如蒐之法,可见四时教阅之法皆同,各随时举其重者而言,互文以见义也。后世有欲用古法以教阅者,宜详考而兼用之。

  中冬教大阅(大阅兵而习战),前期(先大阅之期),群吏(谓乡师以下)戒众庶修战法,虞人(山泽之虞)莱所田之野为表(除去田草立表)。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第一表也)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致之大司马),质明(天正明)弊(仆也)旗,诛后至者(仆旗而后至者诛之)。乃陈(陈列)车(兵车)徒(步卒),如战之陈,皆坐(使坐听誓),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植所仆者),车徒皆作(起也),鼓行鸣镯,车徒皆行,及表(第二表)乃止,三鼓摝(掩其口而振之)铎,群吏弊旗(又仆其旗)车徒皆坐,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鸣镯,车骤(聚足而进)徒趋,及表(第三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车驰(决围而去)徒走(速也),及表(第四表)乃止,鼓戒三阕(鼓以三为节),车三发,徒三刺,乃鼓退,鸣铙且却,及表(退至第一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吴澂曰:“仲冬农暇,故教大阅以简车马、习战陈,尤详于三时。莱所田之野,谓芟除田野以便驰驱也。表,所以正行列者,于百步而立一表,三表则三百步,又五十步为一表,则四表总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广当容三军,其步数随军多少可矣。建旗后表之中,谓第四表之中央也。质明弊旗,谓期众之至须早,故明以仆旗,后至者诛,皆坐以当听誓也。陈前,谓南面乡表也。中军,谓中军将也。令鼓者,鼓以作士气也。鼓人,师帅、旅帅也。司马谓两司马,振铎以作众也。及表乃止,谓自后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摝铎摝者,掩铎之口而振之,所以止行息气也。又二鼓而车骤徒趋,及表乃止,谓自第二表前第至第三表也。又三鼓而车驰徒走,及表乃止,谓自第三表前至四表也。鼓戒,谓戒攻敌也。每鼓一阕则车一转、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敌服矣。鸣铙且却,谓军退则卒长鸣铙以和众鼓。及表乃止,谓自前表至后表而止也。”

  臣按:《周礼》四时皆教阅而名各不同,春曰振旅,振之为言收也,以冬方大阅,春则农务方殷,故收其众也;夏气炎燠,万物告成,故以茇止为名而教之以夜战之事;秋气肃杀,故以治兵为教而教之以昼战之法;冬则农事已隙则通以三时之教而并举焉,故谓之大阅也。国家大事在戎,而国之安危、下之生死所系,当承平之时而习战陈之法,异时有事驱之以临战陈、冒锋镝,将可以全胜,卒可以全生,而国亦由之以全安焉。然所以教之者,欲其有所辨也,辨之于豫则兵知将意欲有所谋为,不待言语告诏,晓然自喻于耳目之间,耳目有所见闻则心运于中而手足应于外,凡士卒坐作、进退、迟速、开合之数皆将意之所欲为者也。如此,是惟不战,战无不胜矣。《周礼》振旅所辨者在鼓、铎、镯、铙,茇舍所辨者在号名,治兵所辨者在旗物,至于大阅则兼辨夫是三者焉。三者行师布陈缺一不可,三时则各专习其一,冬阅则兼用其三,专之欲其精熟,合之欲其贯通,是知先王教战之法虽多端,而其要不外乎辨而已矣。夫战非一人可为,亦非一日可了,人多则难齐,必欲齐之,不能人人以戒之,不可事事以教之,故有金鼓之声,声有不同则事亦随异,有旗物之节,节有异形则事亦随别,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临期而示之,必不能尽记也;日多则难防,必欲防之,昼有昼之事,夜有夜之事,昼则为旗物之号,使之视龙、虎、鸟、龟之像而知所向,夜则为名号之别,使之闻门名、县鄙之名而契于心,苟非早有以辨之,乃至临期而示之,必不能遽晓也。夫三时各辨一物,则习之熟而谕之深矣,苟非合三者而并阅焉,又安能通融而尽其用哉?此岁终所以必有大阅之教也。惟今朝廷教战之法,月凡三次,操练非严寒、盛暑不息,比周人之教阅止于四时尤为数矣,但所以立为之法者未必详尽,而所以奉行之者多不尽心,臣愿特敕有司集会文武大臣典司政本及知兵法者,斟酌古今事宜,立为定制,颁之将领,俾其按此教习,每岁仲冬车驾亲临大阅之而施赏罚之典焉,如此,则列屯坐食者皆精兵,而用之天下无敌矣。

  《诗序》:《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

  朱熹曰:“先王之田,因此见车马之盛、纪律之严,所以为中兴之势者在此,其所谓田者异乎寻常之田矣。”

  臣按:古人多因田猎以讲武事,其所以为田者非荒于禽也。是时周室中微,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北伐南征以成中兴之功,《诗序》所谓“复文武之境土”者此也,东都之会久缺,田猎之礼不讲,于是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因田猎以选车徒,盖借蒐狩以讲武事,以益严其内修外攘之治焉耳,非专为禽也。

  《吉日》,美宣王田也。朱熹曰:“此亦宣王之诗。”

  吕祖谦曰:“《车攻》《吉日》所以为复古者何也?盖蒐狩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可以见军实之盛焉,可以见师律之严焉,可以见上下之情焉,可以见综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业者,此亦足以观矣。”

  臣按:先儒谓宣王所以复文武功业者,固不止于二诗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诗而观之,则其车马徒御之所出可见王赋之复也,旌旄车旆之备、决拾弓矢之精可见军实之盛也,选徒则嚣嚣、徒御则不惊,行者有闻而无声,又可见师律之严也,会同有绎而助我举{此手}(积禽也),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见上下之情也,将用马力而既伯既祷,颁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见其综细之周密,盖一事之间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则其余可知矣。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胡安国曰:“戎祀国之大事,狩所以讲大事也,用兵以训军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庙所以示之孝而顺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狝,中冬教大阅遂以狩。然不时则伤农、不地则害物,田狩之地如郑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违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则将闻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谨乎。”

  臣按:先王之田,因猎以讲武事,所谓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时,不伤乎农,不害乎物,所以习驰驱之节、试击射之艺,盖非所谓外作禽荒从兽无厌者也。我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囿之类,每岁仲冬以后,车驾亲临校猎,即古人遗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阅。

  何休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比年简徒谓之蒐,三年简车谓之大阅,五年大简车徒谓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程颐曰:“为国之道,武备不可废,必于农隙讲肄,保民守国之道也。无事而为之妄动也,有警而为之则教之不素,岂所以保其国乎?”

  臣按:大阅之礼,天子之礼也,而鲁以诸侯行之,故《春秋》书以见其僭礼,行之诸侯则为僭,行之天子则保民守国之道也。后世虽有教阅之事而其礼不备,在汉、唐亦间有行者,乞敕礼官会本兵柄者考究《周官》及汉、唐以来典故,著为大阅之礼,除逐月将帅自行教战外,每岁仲冬请车驾幸教场行大阅礼,以考校将领及军士技能,以赏罚升黜之,使天下四夷闻之知圣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如此,不敢萌非分作乱之心。

  《穀梁传》曰: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艾兰(香草)以为防(田之大限),置旃(旌旗之名)以为辕门(车以其辕表门也),以葛(或作“褐”)覆质(质,椹也,以褐覆其椹)以为{木}(门中闑也),流旁握(谓两车彗头各去门边空握四寸),御幰(挂也)者不得入,车轨尘(谓车不得入门,车轨之尘不出辙),马候蹄(发足相应),揜禽旅(揜取众禽),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能中,过防弗逐,不从奔之道也,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是亦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

  臣按:古者因蒐狩以习用武事,非徒以习战以行礼也,非徒以尚勇力以表仁义也。假艾兰之草以为防,置通帛之旃以为门,以毛布覆门闑恐伤其马足也,车之入门则碍之以车轴,以验其能御也,车辙之尘则欲其不远,马行之蹄则欲其相应,禽之群队则欲其不遗,若是者非御者不失其驰不能也。御者不失其驰则射者关弓命中矣,兽之过防者不许逐是则战之不逐奔走也,兽之面伤者不许献是则战之不杀迎降也,兽之不成者不许献是则战之不戮幼稚也。田虽以得禽为上,而战则以能射为先,故于颁禽之际又以射为去取焉。古昔盛时因蒐狩以习用武事,是以三军之众耳目之所濡染、手足之所运动,见闻贯熟,心意流通,一旦临于战陈之间,进退取舍咸中其节,是以军旅所至无不成功,由教阅之有素也。

  《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杜预曰:“蒐,索择取不孕者;苗,为苗除害也;狝,杀也,以杀为名,顺秋气也;狩,围守也,冬物毕成,获则取之无所择也。四时讲武,三年而大习,出曰治兵谓始治其事,入曰振旅谓礼毕整容而还也,归而饮于庙,以数车徒、器械及所获也。”

  林尧叟曰:“昭文章,昭,著也,君大夫士车服、旌旗各有文章。明贵贱,谓田猎之制,贵者先杀,所以明君、大夫、士、庶人之贵贱。辨等列,谓辨上下之等第行列,坐作、进退皆是也。顺少长,出则少者在前,趋敌之义;还则少者在后,殿师之义,皆所谓顺也。”

  臣按:成周之世,田猎之礼每年而四举,三年而大举,出而谓之治兵,入而谓之振旅,归而饮至于庙以数军实,然不谓之治田而谓之治兵,不谓之田实而谓之军实,以见蒐、苗、狝、狩之行虽曰以田,实以习战也。若其所谓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而总结之曰习威仪,则又以见凡其所昭所明、所辨所顺,无非以肄习武事之威仪,使其有威而可畏,有仪而可象焉。后世田猎之礼惟以从禽纵欲为乐而已,无复古人讲武之制,所谓教阅者徒应故事而射之所施、戈之所击、刃之所刺皆无所受之地,所演者皆虚文而无实用也。

  僖公二十七年,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周王也),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明也)其用(未明见用之信)。”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以货物易资财)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明定其辞不贰价也),公曰:“可已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恭敬之心)。”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主爵秩之官)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谷)、释宋围(明年楚子使子玉去宋),一战而霸(明年战于城濮),文之教也(由晋侯以文德教民)。

  臣按:晋文公欲用其民以战,而子犯以民未知义与信与礼,故未可用也。文公于是示之义、示之信、示之礼,然后用之,故一战而能成伯功,盖有合乎孔子答樊迟之问,所谓上之所好,礼、义、信之三事也。然圣人所谓好者,中心好之,自然有以致民之敬服用情,而文公则欲民之用而故为是以示之,此王伯所以分也。虽然,文公伯者,尔其用民也尚必有以服其心而后用之焉,后世则驱之而已矣,苟遂吾之所欲,遑恤民之从违。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地名),且抚其民,分贫(贫乏者分与之)振穷(穷用者救振之),长孤幼(孤而幼者长育之),养老疾(老而贫者赡养之),收介特(单身者收录之),救(恤也)灾(天灾)患(人患),宥(宽也)孤寡,赦罪(重罪)戾(轻戾),诘奸慝,举淹滞(有才德而淹滞),礼新(羁旅方新者)叙旧,(勋故)禄勋(有功)合亲(九族之亲),任良物(事也)官(量能授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如然丹)。好(结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孔颖达曰:“兵者战器之名,战必令人执兵,即名人以为兵也。简兵,谓料简其强弱,集而简之,且慰抚其人民也。分贫振穷以下,皆抚民之事也。”

  臣按:简兵而且抚其民,盖民者兵之所自出也,为民而设兵,兵备而民失其所,孰与养其兵哉?本朝于边地命大臣守备而兼巡抚之任,即此意也。《王制》: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

  郑玄曰:“有发,谓有军师发卒。”

  孔颖达曰:“国有军旅以发士卒,是司马之事,王则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车及衣甲之仪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众又主教,故与司马相参也。”

  臣按:先儒谓司徒教士则使司马论其材,故出任之为比长、乡大夫、伍长、军将,其材无不宜;司马治军则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为比闾族党州乡、伍两卒旅军帅,其事无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

  郑玄曰:“教于田猎,因田猎之礼教民以战法也。五戎,谓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臣按:先儒谓教田猎继以习五戎,与《车攻》因田猎而选车徒同意,上言教下言习者,我教之故彼习之也。戎器必以五,以兵法五人为伍故也。田猎所以得利,军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于利,所恶莫甚于死,以所恶寓所欲而习焉,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马秋狝教治兵,其以是欤。

  以上论简阅之教(上)
 
卷一二七

  ▲简阅之教(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就也)戎(兵也)矣。”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务农讲武之法,民知亲其上、死其长,故可以即戎。”

  臣按:先儒谓善人有忠爱恻怛之心,而其教人又尽本末兼该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务农亦本也,讲武之法,末也,本末兼该且必七年而仅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呜呼,夫以忠良易直之善人而教夫孝弟忠信之良民,然必七年之久而后可以即戎,未至七年犹未可也,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后世召募乌合之众以御必死之盗贼、衽金革之戎夷,其败也宜哉,其克有济者亦幸而已矣。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朱熹曰:“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

  张栻曰:“所谓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长幼之义,使皆有亲其上、死其长之心,而又教之以节制如司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驱之战,是弃之死地而已矣。”

  臣按:圣人所谓教民者,非但教其武技,必先教以文事也,必使斯民知尊君亲上之义,然后使之执干戈、擐甲胄、习弓矢以敌王所忾而卫社稷,如此,则心专于内而坚、气奋乎外而果,有不战,战则无敌矣。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

  朱熹曰:“教民者,教之礼义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长上也。用之,使之战也。”

  辅广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敌忾御侮,临陈之际皆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矣,不然,则是陷之于死地也,故谓之殃民,在尧舜之仁政,岂容之哉?”

  臣按:孔孟百世文教之宗,而言及武事切切以教为言,由是观之,非独文有教而武亦有教也,名虽二而教则一,要归于明民之性、全民之生而已。然必民性明而后其生可全,苟不教民而用之,孔子谓为弃其民,孟子谓为殃其民,为上人者平日不知所以教民,乃一旦驱之以临锋镝,则虽不加之以斥逐、施之以刑戮,其实与弃之、殃之也何异?呜呼,为民父母不能生养之、福祐之而弃之、殃之,矧又所争者乃以土地名称之细故,是则孟子所谓民贼者也,尧舜之世岂容如是之人哉?如是之人尧舜之世尚不之容,矧居尧舜之位、临尧舜之民者,乃欲自为尧舜之世所不容之人之所为哉?

  汉制,常以九月都试太守、都尉、令长,丞相会都试课,殿最。

  东汉制,立秋之日自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路,白马朱鬛,躬执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驷送陵庙,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武官肄兵习战陈之仪,斩牲之礼名曰刘,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陈,名曰乘之。

  臣按:汉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陈进退,名曰乘之,而东汉所肄者乃六十四陈,盖六十四陈即八陈演之为八八六十四也。所谓纁刘,即武帝时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之媵也。媵音刘,刘杀也,盖欲习战陈之法,先斩牲以为礼也。

  灵帝中平五年,诏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毕,帝躬擐甲胄介马,行陈三匝而还。

  盖勋曰:“先王耀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以昭果毅,秪黩武耳。”

  唐制,仲冬之月讲武于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请讲武,兵部承诏,遂命将帅简军士,除地为场,四出立五表,又别巉地于北厢南向为车驾停观之处。前三日,尚舍奉御设大次及御座于巉所,建旗为和门如方色,都巉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威仪悉备,大将以下各有统帅,大将被甲乘马,教战队之法。凡教为陈,少者在前、长者在后,其还则反之,长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钲鼓,刀楯在前行,持槊者次之,弓箭为后行,旗卧即跪、旗举即起,声鼓即进、鸣金即止。讲武之日,皇帝乘革辂至巉所,兵部尚书介胄乘马奉引,入自都巉北和门,至大次,在位者皆再拜,谒者引诸州使人、鸿胪引蕃客立于大次,四方观者立于都巉,骑士仗外四周,然后讲武。吹大角三通,中军将各以鞞令鼓,二军俱击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大将立于旗鼓之东、西面,诸军将立于其南、北面,以听大将誓,左右三军各长史二人振铎,分循以警众,诸果毅各以誓词告其所部,遂声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从皆行,及表击钲,骑从乃止,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骤徒趋,及表乃止。东军一鼓举青旗为直陈,西军亦鼓举白旗为方陈以应之,次南军亦鼓举赤旗为锐陈,东军亦鼓举黑旗为曲陈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黄旗为圜陈,西军亦鼓而举青旗为直陈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白旗为方陈,东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陈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黑旗为曲陈,西军亦鼓而举黄旗为圜陈以应之。凡军先举者为客,后举者为主,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陈以应之,每变陈,二军各选刀楯士五十人挑战,第一第二挑战迭为勇怯之状,第三挑战为敌均之势,第四第五挑战为胜败之形,每将变陈,先鼓而为直陈,然后变从余陈之法。五陈毕,两军俱为直陈,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声鼓,举旗,士众皆起,骑驰徒走,左右军俱至中表相拟击而还,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复其初。侍中跪奏,请观骑军,骑军皆如步军之法,每军各八骑挑战,五陈毕,大击鼓而前,盘马相拟击而罢,遂投旅,侍中奏礼毕,乃还。

  臣按:教阅之法备于《周礼》,在春夏有振旅、茇舍之制,在秋冬有治兵、大阅之制,中春振旅王执路鼓,中秋治兵王载太常,盖一岁四时之教,天子再临焉。文武无二道,六礼之中军居其一,我国家凡百礼制皆循古典,独于军礼所谓简众讲武者缺焉,岁时虽有教阅,然止是命将肄习坐作进退之节而车驾不亲临焉。请下礼官讲究《周礼》及汉、唐、宋遗制,本《开元礼》仪注而增损之,以为一代讲武之礼,每岁冬月一行焉,以复古礼以讲武事,以作士气以备一代之制。

  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槊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槊解幡,三通,旗槊举,左右校击鼓,二校之人合噪而进。右校击钲,队少却,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钲,少却,右校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钲,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钲,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弓匣刃,二通,旗槊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军教阅之法。

  玄宗先天二年十月,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列大陈于长川,坐作进退以金鼓之声节之,帝亲擐戎服,持大枪立于陈前。以亏失军容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纛下,将斩之,宰臣跪于马前谏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虽违军令,不可加刑。”乃舍之,流新州。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以草军仪有失,斩之。众以元帅及礼官得罪,诸节度颇亦失序,惟左军节度薛纳及解琬军不动,上令轻骑召纳等,至军门不得入,礼毕,特加慰劳。

  开元八年八月,敕:“四方虽安不可忘战,故《周礼》以军禁纠邦国,以蒐狩习戎旅,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宜差使于两京及诸州简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皆放番役差科,惟令团伍教练,辨其旗物,简其车徒,习攻取进退之方,陈威仪贵贱之等,俾少长有礼,疾徐有节,将以伐叛怀服、保大定功,协于师贞,以弘武备。”

  臣按:唐玄宗嗣位未久,即行讲武,其后又诏两京诸州简选教练,其不忘武备有如此者。

  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讲武于近郊,六军之容甚盛。帝每御讲武殿亲临教阅,其法刻木为箭镞,裹以毡罽,命强者两两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梃为马楇,施诸韦槊,俾驰骑相击,取其尤胜者各分等级以迁隶之,自是师旅皆精锐。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诏筑讲武堂于西郊。九月,大阅,上与从官登而观焉。是冬,又观飞山兵射连弩、发机石于台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于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强平射者为上等,艰于引满者别为一等,其诸浅软者又为一等,各量其材力而迁隶之。至道元年,又阅禁旅,有挽强至一石五斗,连三十发而有余力,又令骑兵、步兵各数百东西列陈,挽强彀弩,视其进退发矢如一、容止中节,上曰:“此殿庭间数百人耳,犹兵威可观,况堂堂之陈、数万成列者乎?”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间,故知武事不可弛而为讲校如此。

  太宗选军中勇士教以剑舞,皆能掷剑凌空,绕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赐宴,乃出以示之,凡数百辈袒裼鼓噪,挺刃而入,各献其技,霜锋雪锷飞跃满空。及亲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剑舞前导,观者神耸。

  臣按:秦人以讲武为角抵之戏,则太宗此举不为无所本也。是虽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慑伏外夷,使彼知我中国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能,不敢自恃其猛鸷而轻我中国也。后世所谓角抵之戏日巧一日,其间有妙捷如神者,非积以岁月之久、演试之勤,不能造其极如此也,习成之后止以资人笑乐,顾于训练军伍之法苟应故事,有同儿戏,是以真为假而以假为真也。今日操练军士,诚使驰马击刺者皆能如优人之角抵,每遇外夷朝贡燕享之际,出以示之,使彼目眩而神耸,是亦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一计。

  真宗咸平二年,大阅诸军,诏有司择地于含晖门外之东武村为广场,凭高为台,台上设屋、构行宫。其夜三鼓,殿前侍卫马步诸军分出诸门,诘旦,帝乘马从官并戎服至行宫,诸军陈于台前,左右相向,步骑交属,亘二十里,诸班卫士翼从于后。有司奏成列,帝升台东向御戎帐,召从臣坐观之,殿前都指挥使执五方旗以节进退,又于两陈中起候台相望,使人执旗如台上之数以相应。初举黄旗,诸军旅拜,举赤旗则骑进,举青旗则步进,每旗动则鼓骇士噪,声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举白旗,诸军复再拜,呼万岁,有司奏陈坚而整,士勇而厉,欲再举,诏止之,遂举黑旗以振旅。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阅诸军陈法,言者谓:“诸军止教坐作进退,虽整肃可观,然临敌难用,请自今遣官阅陈毕,令解镫以弩弓射,营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阅习。”诏行之陕西、河东、河北路。是岁,诏教士不衽金甲,缓急不足以应敌,自今诸军各予铠甲十、马甲五,令迭披带,又命诸军班听习杂武技,勿辄禁止。

  臣按:议者谓诸军止教坐作进退,虽整肃可观,临敌难用,可谓切中教阅之弊。夫战必用兵而五兵皆莫利于弓矢,故操练以弓矢为大用,请凡军士各执一器如枪刀之类,然皆必兼以弓矢焉,是则长短之兵各具于一人矣,每月三操之际而以一日专习长兵,校其能否高下以为赏罚,必全军皆善射之人,则可以无敌于天下矣。又人情由难及易易,由轻入重难,今之操兵者往往不擐甲而轻衣,而所执之兵又用轻物代之,一日遇敌骤加以厚甲、重器,必至于颠踬矣,此亦操兵者之所当知。

  种世衡知环州,课吏民射,有过失射中则释其罪,有辞某事、请某事辄因中否而予夺之,人人自厉,皆精于射,自是数年敌不近环境。

  仁宗时,赋近畿户出马备边,民以为病,沈括言:“北地多马而人习骑战,犹中国之工强弩也。今舍我之长技,强所不能,何以取胜?又边人习兵惟以挽强定最,而未必贯革,谓宜以射远入坚为法。”

  吴玠论所以制胜金人之策,谓:“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吾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则其冲突固不能相及。”

  臣按:自古以弓弩为中国之长技,古之名将所以守边御敌者往往以是取胜,载之史册可考也。沈括谓“舍我之长技,强所不能,何以取胜”,吴玠谓“常以长技洞重甲于数百步外,使其冲突不能相及”,观二人言,则知中国技之所长者诚在于射,然非教之有素而激劝之有方,则亦不能使之射远入坚而洞重甲也,请以常时教阅之外,许边将用种世衡课吏民射法,于过失之轻者、差役之冗者以射中否为赏罚操纵,则人人自励,皆精于射而中国之兵无敌于天下矣。

  张方平言于仁宗曰:“臣闻太祖训齐诸军,法制甚严,军人不得衣皂,岂有红紫之服?葱韭不得入营门,岂知鱼肉之味?每请月粮时,营在城西者即于城东支,营在城东者即于城西给之,须令自负以劳役之。今则异矣,臣尝入朝,见诸军帅从卒一例新紫罗衫、红罗把肚、白绫蒨、丝鞋、青纱帽,拖长绅带,鲜华烂然,计其所受廪给不足一身之费,若有妻子争得不饥寒?此军情所以易动也。”

  臣按:军情所以易动者由其无恒心也,何也?盖上之所以给予之者有限而下之所以用度者不赀,用度不赀则衣食不给,衣食不给则无恒心矣,用无恒心之人以待不可测之变,欲保其临事不变,难矣。宋太祖起自戎伍,熟知军情,所以训齐之者其严如此,然不得衣红紫可也,而亦不许衣皂及葱韭不得入营门则甚矣,无故不许群饮可也。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数年以来,点兵不绝,然有点兵之虚名而无得兵之实数,新集之兵所在教习,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将领之才,所教者无旗鼓之节,往来州县,愁叹嗷嗷,既多多病小怯之人,又无训齐精练之法,此有教兵之虚名而无训兵之实艺也。”

  臣按:修此言切中时弊。

  神宗元丰三年,诏枢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又官号、物名、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今枢密院检详官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

  朱熹曰:“陈者定也,八陈图中有奇正,前面虽未整,猝然遇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又曰:“大凡有兵须有陈,不成有许多兵马相战斗只滚作一团排作一行,必须左右前后部伍行陈各有条理方得。”

  臣按:行军不可无陈,而陈法必有据依,自昔以来所传者虽多,然皆以八陈图为得其法。说者谓八陈始于黄帝用之以破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陈图于鱼腹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桓温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此即九军陈法,隋韩擒虎得其法以授李靖,靖为六花陈以变九军之法。大抵八陈即九军,九军者六陈也,宋蔡元定为《八陈图说》,朱子谓其分开方图陈法不相混杂,亦有取,而又尝与之论陈法,元定曰:“譬如一个十分雄壮人与一个四五分人厮打,雄壮的只有力,四五分的却识相打法,对副雄壮的更不费力,只指点将去,这见得八陈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由此言观之,则训练之间不可不知古人陈法也明矣。

  哲宗元祐元年,司谏苏辙言:“诸道禁军日夜按习武艺,将兵皆蚤晚两教,新募之士或终日不得休息。今平居无事,朝夕虐之以教阅,使无遗力以治生事,衣食殚尽,憔悴无聊,缓急安得其死?请使禁军除新募未习之兵,其余止一教。”朝请郎任公裕言:“军中诵习新法,愚懵者颇以为苦,夫射志于中而击刺格斗期于胜,岂必尽能如法?”

  臣按:军士之所以善战,非但熟于技亦必养其力,非但养其力亦必得其心,苟于无事之时未战而先失其心、耗其力,一旦驱之以御敌,心不在焉而气力不足以继之,彼虽熟于技而精于艺,而不为吾用用之而不尽其心,亦安能成功哉?本朝之制,每月三操而于极寒极暑之候皆停焉,其为法也可谓得中矣。

  苏辙进策于其君,有所谓安万民者,其别曰教战守;有所谓训兵旅者,其别曰倡勇敢。教战守之策曰:“生民之患在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消耗,钝毛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天下固不免于用兵,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陈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与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孰与夫一旦之危哉?”

  臣按:苏氏之策,欲无事之时士大夫皆尚武勇、习兵法,教庶人之在官者以行陈之节、役民之司盗者以击刺之术,岁终试之,较其胜负以为赏罚,一旦有事,免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臣窃以谓,今天下州郡,凡要害处皆设卫,所以养列屯坐食之官军以为民卫,民既出赋税以衣食之,而又使之执干戈以从事乎军旅,则民有辞矣,然则今日官军之外,民兵不可用欤?曰有事之秋,祸变有必至之理,彼此同之,于此教而用之非但为国,亦以为民也,彼又将何辞乎?不得已什伍之以协助官军,事已即休可也。

  苏轼倡勇敢之策曰:“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天子无皆勇之将而将军无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弓矢相及、剑盾相交,胜负之势未有所决,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谚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苟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难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难能也,以难得之人行难能之事,此必有难报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将,将军必有所私之士,视其勇者而阴厚之,人之有异材者虽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异,自异而上不异之,则缓急不可望其为倡,故凡缓急而肯为倡者,必其上之所异也。”

  臣按:苏轼此言真得夫激劝用人之道,但其所谓视其勇者而阴厚之,阴之为言,岂王道荡荡、光明正大之谓哉?臣窃以为其言虽不能无偏,而其策则为甚善,请如宋人厢禁军之制,分军为二等,择其一等强壮精锐者以为正军,以备征战之用,其次者以为副军,以应工作之役。军士每月支粮一石,其正军全支,副军每名减其二斗,有役则否,积其减下之数以为赏费。军士有材力过人试合式者定为赏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为上、五矢以上者为中则赏之,三四矢者为平不赏,不及二矢者有罚,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斗,其他技能以此为准。用苏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赏以倡之,得赏者既以自负,惟恐一旦不得赏,不徒失利而且为人所訾而益致其操习之功,彼不得赏者遇有缓急则责之曰“尔平日受厚赏,今日正尔报效之秋”,虽欲随众退避,不可得已。如是,则军士之中有才者为上所用,有勇者为上所私,缓急之际必有为众人之倡者矣。

  胡寅言于高宗曰:“减汰其疲老病弱,升择其壮健骁勇,分屯在所,置营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选众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阶级之制以变其骄恣悍悖之习,然后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进战获酋人则厚赏,死则恤其妻孥,退溃则诛其身,降敌则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贷者乃治军之实也,无所别择一切安养姑息之,惟恐一夫变色不悦,幸无事则曰大幸矣,教习击刺有如聚戏,纪律荡然,虽其将帅不敢自保者,为治军之虚文也。”

  臣按:寅所言治军虚实非但一时事也,人君以诚为治,凡事皆然,而于治军旅尤不可务虚文而不崇实效。

  孝宗淳熙十四年,枢密同知赵雄奏:“昨日大阅,车甲鲜明,纪律严整,十万之众一一少壮。”上曰:“前此虞允文行拣汰之法,其初谤议纷然,今诸军皆无老弱,乃见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众口难一,惟圣明不惑乃能集事。”

  臣按:人君惟不惑于群议乃能成事,况军旅之事尤难于逆料遥度,往往有意外之变、报复之祸,人臣非真有为国之心者不敢建议,自非上人持志之坚、见理之的、临事之断,而不为群议所移动者鲜矣。赵雄谓“造事之初众口难一,惟圣明不惑乃能集事”,岂但拣汰一事然哉?

  以上论简阅之教(下)
 
卷一二八

  ▲將帥之任(上之上)

  《易師》之辭曰:師,貞,丈人吉,無咎。

  程頤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眾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眾,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眾,乃以眾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眾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眾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朱熹曰:“《師》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

  呂祖謙曰:“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二以一陽為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為《坎》矣,將帥臨敵而上無君之應,豈非天下之至險乎?”

  臣按:先儒謂用師之道利於得正,則不正不利可知矣;丈人則吉,而不任老成之人則凶可知矣。然師既以正動而又任夫老成之人,然非在上之人為之主宰,則亦不能以成功也。

  《師》: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頤曰:“《師》卦惟九二一陽為眾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製其事者也。居下而專製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製之,在師專製而得中道,故吉而無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複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人臣之道,於事無所敢專,惟閫外之事則專製之,雖製之在己,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郭忠孝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

  丘富國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屬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

  臣按:人臣無專製之義,故受閫外之寄者有剛中之德,而又適時中之宜,然後可也,然必有王者之錫命,至於再至於三焉。承天寵之優,布懷綏之德,如後世所謂便宜行事者,然後專之也,不然,非吉善之道也。故為臣受命必協乎中道,為君命將必錫以寵命,則臣無專擅之過,而君無中製之失,而師無有不利、功無有不成者矣。

  六三,師或輿屍,凶。象曰:“師或輿屍”,大無功也。

  程頤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眾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屍,眾主也。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無功,所以致凶也。”

  楊時曰:“師之或以眾屍之也,眾屍之稟命不一而無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乘眾陰,輿屍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輿屍之凶可知。”

  楊萬裏曰:“河曲之師,趙盾為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為將而令出先縠,後世複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臣按:朱氏《本義》解輿屍為師徒撓敗輿屍而歸,足以為犯非其分者之戒。今從程氏傳,以屍輿為眾主者,以為人君倚任將帥之法。

  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屍,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屍”,使不當也。

  程頤曰:“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眾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子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複使其餘者眾屍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朱熹曰:“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人君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屍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臣按:人君使其臣以統師馭眾,固不可以不審,尤不可以不專。不審則使非其人,或至於喪師而辱國;得其人而任之不專,則事無統攝,或彼或此而不歸於一,是亦覆敗之所由也。使一人焉以為三軍之司命,人命之生死、疆場之得喪、國家之安危皆係於斯,苟使之而不當,使之當矣而又使人參之,皆足以致凶而取禍,人君之使人固不可以不謹,而況於任將授師乎?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廣大貌),檀車(檀木為車)煌煌(鮮明貌),駟厓(騮馬白腹)彭彭(強盛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作“亮”,佐助也)彼武王,肆(縱兵也)伐大商。會朝(會戰之旦)清明。

  朱熹曰:“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此章言武王師眾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臣按: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者必以太公為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鷹揚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如鷙禽之擊群小雛然,所至披靡,夫豈有當之者哉?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也。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順流貌)。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匪安匪舒,淮夷來鋪(陳也)。其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貌)。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幸也)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輔廣曰:“其誌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臣按:先儒謂讀此詩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為心,而召公受命以出征,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宣王之心何心也?心乎寧天下也。何則?天下之所以不寧者,以爭心之未息也,爭心未息則見利則奪、見便則乘,此王國所以靡定也。王國靡定,則強之攫而弱之食,王之心曷由而寧乎?必欲王心寧,必須王國之定,必欲王國之定,必得滔滔、洸洸之武夫而經營四方,以告成於王,則四方平而王國庶幾乎其定矣。宣王之用召穆公,穆公能體其欲寧天下之心而為之經營,此王之心所以載寧也歟。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即皇父之官),南仲(此時大將)大祖(始祖),大師(皇父之兼官)皇父。整我(為宣王之自我)六師,以修我戎(兵器)。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二章曰:王謂尹氏(吉甫),命程伯休父(周大夫)。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三農之事)就緒。

  朱熹曰:“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既命皇父而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楊時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狁、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易未濟》六五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

  臣按:古者六軍之製,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為之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詩》《書》、禮、樂夙講於家庭,功勳閥閱允孚於內外,耳目之見聞有素,技藝之傳習有常,一旦用之,必安詳閑雅、老成持重,不失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製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誌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製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

  高閱曰:“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況已知其不賢而強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

  吳澂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鬥之事,乃使其臣將兵於外,久而弗得歸,致其眾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

  臣按:高氏之言用將之道,吳氏之言用兵之道,胡氏所謂三策則馭將之道也。人主惟不知其臣之不賢而以為賢,故使之,知其不賢而使之者蓋鮮矣,知其不賢而使之者,必其久掌兵權不可猝去,故不得已而使之,往往置嫌疑於心而假以兵權,一旦事機彰露而馴致於不可駕馭亦有之矣,非但棄其師而已也。《春秋》書鄭棄其師,不但責其君,兼責其臣,後世有國家與夫輔人之國家者,其尚以《春秋》為法而謹其微。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公)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複治兵於蒍(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謂卿、大夫之致仕者)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補所失)?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蘇軾曰:“蒍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烝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眾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臣按:用兵之道不可以無剛,剛而有禮則其所以為剛者得其中矣,徒有其剛而無禮則是強愎自用而已,豈所謂剛者乎?子玉之為人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以之一乘且不可,況三百乘之多哉?是知禮也者,治三軍之本也。子玉為人,以一少年之矰賈知之,而子文不之知、楚子不之知,是則知人誠難也,而知將為尤難,然則終無可知之理乎?曰有。觀其持身以禮、治家以禮,而治兵也又能以禮,以一禮為三軍之約束,譬則束茅葦焉,數以億萬計而束之以一繩,整然齊矣。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治兵)於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烝郤縠將中軍。(二十七年)

  臣按:文武非二道也,為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皋陶讚堯,稱其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為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為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所以然者,《詩》《書》、禮、樂,文德之教也,必有文德以為武事之本,則其武乃止戈之武也。苟專以能戰鬥、曉方略以為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人)厲兵(言其器),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殘下)慢(慢上),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方愨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傑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

  臣按:《月令》者,記一年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也。是以孟秋之月,盛德在金,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又於所選士之中簡擇其傑俊者以練習之,以待不時之用。然既練習之矣,若夫有事之時則又於傑俊之中而任其有功者,蓋兵凶戰危,人之性命係焉,國之安危關焉,必須嚐經戰陳而屢著功濆者然後用之,而用之又必專焉。謂之專者,付之以閫外之寄,權必歸於一人,事不從於中製也。然《月令》以此為孟秋之令,豈每歲至此而皆出師遠征哉?蓋著為此令,無事之時豫於此月而詔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有事之時必待此月而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詰暴慢。所以然者,明好惡之所在,使四方萬國鹹知天子之所好者仁以恤下,暴而肆虐者則惡之;所好者忠以敬上,慢而無禮者則惡之。好惡既明,人心順服,無敢暴下慢上而為不義者也,有不義者天子必命將帥征之,每歲於是月而一申明焉,孰敢違王好惡而幹天之誅哉?

  《荀子》:孝成王(趙君)、臨武君(楚將)請問為將,孫卿(即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謀),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製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術),慶賞刑罰欲必以信(二術),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術),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術),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伍參猶錯雜也,五術),遇敵決戰必道(言也,又行也)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權),無怠勝而忘敗(二權),無威內而輕外(三權),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權),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吝賞,五權),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一至),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二至),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三至),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謂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覆敗之禍)。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臾不敬也)。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臣按:荀卿論為將之道至矣盡矣,所謂可殺而不可欺百姓,敬謀、敬事、敬吏、敬眾、敬敵,而總以一言曰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卿之此言蓋有得於洙泗之餘論,而與孫、吳所著之書專以權謀詐力者不可同年語矣。至若所謂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斯三如者,為將行兵而能恒以此一敬存於心,念念在茲,事事在茲,而又以是三如者,凡戰、凡行、凡有功皆如斯言,則永遠無覆敗之患,而可以方行於天下矣。

  以上論將帥之任(上之上)
 
卷一二九

  ▲将帅之任(上之下)

  《庄子》曰: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不肖人得矣。

  臣按:此九征者庄周以为孔子之言,引之以为泛观人之法,而《六韬》之论选将亦以八征为太公之言。所谓八征者,问之以言以观其详,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谍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使之以财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告之以难以观其勇,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其言与周盖相出入,虽非太公、孔子之言,然人君选将参以二家之说而验之,则其人之贤、不肖亦可得而仿佛矣。

  《尉缭子》曰: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无私于一人,故万物至而制之,万物至而命之。

  臣按:理官者,掌刑狱之官也。夫掌刑狱之官必无一毫之私以制人之死命,然后可以为理官,为将之道亦犹是也。

  又曰: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故人主重将。夫将,提鼓挥枹(音桴),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奈何无重将也。

  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

  臣按:天下之道二,吉与凶反、顺与逆反、生与死反。所谓吉、顺、生,人之所欲也;凶、逆、死,人之所恶也。于人所恶之事非不得已,乌可以用之哉?是故国不得已而后至于用兵,士不得已而后至于将兵,可一而不可再,可暂而不可常,所谓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岂真无哉?甚言国之用将不可有制于中,而士之为将亦不可有所制于外耳。

  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吴起临战,左右进剑,起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

  臣按:将者三军之司命、国家之辅佐也,岂一剑之任哉?以一剑为任,史所谓剑客也。

  《六韬》曰: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

  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臣按:古今论治者皆知相为国之辅而不知将亦国之辅也,盖国之有将相如人之有两手、鸟之有两翼,阙一不可,相得其人则国体正而安,将得其人则国势强而固。是故治忽在乎文,文之所以备,相之辅也;强弱由乎武,武之所以周,将之辅也。

  《三略》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

  臣按: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人君择将当以无用之先详审征验,然后用之,既用之后,付以便宜之权,俾其随机制胜可也。苟进退皆从内制,非独将之功不成,而君之心亦劳矣。

  《孙子》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

  臣按:辅之为言夹车之木也,车非辅则无蔽,国非将则无威。然为将者必才智全而无欠阙,谋猷密而无罅隙,然后其国强焉,不然,中有空而不全、外有间而可入则威不立,威不立则势不振,势不振则日流于衰弱矣。

  汉高祖为汉王时,初得韩信,欲以为大将,呼信拜之,萧何曰:“王素酺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臣按:古者豪杰之士,上之人必待之以殊礼,然后肯尽忠竭力以为我用,苟待之以常调,则彼亦以常人自居,虽有奇才异能,曷以自见哉?

  汉王使郦食其往说魏王豹且召之,豹不听,汉王问食其:“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

  臣按:古人之遣将必问敌之将何人,先料彼之将与己之将相当否,然后遣之,因其所任则可以逆计其胜负,不待临战陈而后决也。

  文帝前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晁错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按:错言“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林林者皆民也,民之禀赋有强有弱、有智有愚、有勇有怯,编集为兵,精而择之、教而练之、作而起之,则皆良兵而可以取胜矣,然非求于林林之众而用其纠纠之良,虽有其人而不能以自奋,虽多亦奚以为哉?是故必得一二之良,然后可以成千万之胜。然千万人之中群居而混处,未易以识之也,然欲识而拔之,其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废,是故管仲射钩,齐桓任之以伯,孟明三败,秦穆赦之以胜,穰苴拔于寒微,吴起用于羁旅,乐毅之疏贱,孙武之瓦合,韩信之怯懦,黥布之徒隶,卫青人奴,去病假子,孔明不亲戎服,杜预不便鞍马,邓艾以参军平蜀,李靖用于罪累,李杰收于降附,是岂以形貌、阀阅计其间哉?

  错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按:错谓器械利、卒可用、将知兵、君择将四者为兵之至要,臣愚以为,四要之中而君择将一者尤为四要中之至要者焉。盖将得其人,则士卒用命而器械无有不精利者矣,夫以有能之将统用命之卒、用精利之器,则兵威振、国势强而四夷服矣。

  光武敕冯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无为郡县所若。”

  臣按:光武所谓“征伐非必掠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斯言也天地父母之心也。夫人君兴师旅以征伐,所以除盗而安民也,然盗岂自外至哉?即民之为也,平定安集则民去盗而复为民矣。为将者必掠而屠之以张威立功,盗则除矣,而民亦从而损焉。光武之为此言,真知帝王用兵之旨也哉。

  献帝时,夏侯渊战虽数胜,魏王操常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若但任勇,一匹夫敌耳。”

  臣按:为将之道不过乎智勇二者而已,勇以决其行,智以运其用,盖当夫受命决战之时,无敌于前、无君于后,奋发而刚强,固是勇也,然而必有怯弱之时焉,则是智而已矣。

  诸葛亮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

  戴溪曰:“所谓制者何?纪律是也。兵有纪律则主帅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齐,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左右前后如手足背腹之相为用,以守则固,以攻则取,以战则克,舍此虽太公莫之能行矣。”

  臣按:兵贵有制,将贵有能,兵之制否在乎将之能否,是以君之择将必求其能,不能者决不可用焉。武侯之言,甚言兵之不可无制耳,非谓将之可以无能也,将既无能,又焉用彼哉?由是观之,选将之道在乎用其能而已,盖人各有能,因其能而用之,彼能扩其所能以充其所不能,使皆能焉,而又尽合众人之能以为一己之能,用此有能之将而统夫有制之兵,进退、分合、左右以之无敌于天下矣。

  宋文帝与徐湛之等议伐魏,沈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

  戴溪曰:“兵家之用,情状万变,自非素所更尝,虽使良、平处之,亦未能灼见其利害而逆断其成败。古者创业中兴之君,天下虽已平定,必有老成宿将相与图回庙堂,彼于用兵皆身所涉历,不但耳闻目见而已,故谋必中机会而动必收成功。迨至后世承平,武事废弛,而天子左右前后率多不出都城坐取卿相之人,往往耳未尝闻金鼓、目未尝见旌旗,兵之利害、成败何从知之?边陲卒有警急而资其发纵指示,是犹访织于奴、问耕于婢,岂不颠倒错乱而失其所措哉?”

  臣按:国家不可无老臣,而于将臣尤不可无,不可以其老而忽之也。古语有之,“智如禹、汤,不如更尝”,又曰“百闻不如一见”,老将更尝军士多矣,虽其辩论计虑未必竦动众人而出其表,然其所言论皆其所更尝,非无征者。故赵充国既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尝与参兵谋、问筹策,其后段会宗为乌孙所围,亦召陈汤问之,得此意也。

  元魏明帝孝昌中,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为:“师出有功在于将帅得其人,窃以比年将帅多宠贵子孙,衔杯跃马,志逸气浮,轩眉攘腕,以攻战自许,及临大敌,忧怖交怀,雄图锐气一朝顿尽,乃令羸弱在前以当寇,强壮居后以卫身,兼复器械不精、进止无节以当负险之众、敌数战之虏,欲其不败,岂可得哉?夫德可以感义夫、恩可以劝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赏罚善恶,先遣辩士晓以祸福,如其不悛以顺讨逆,如此,则何异厉萧斧以伐朝菌、鼓洪炉而燎毛发哉。”

  臣按:思令此疏虽言当世之弊,然后世世将之弊,惟取其官与世,不复问其人果可以将否。侥幸无事徒以备员,彼騃鲁不自知,苟快目前,不顾后患,固不足责矣,而有国家者承祖宗百战之余,所得之境土而付之呆童、庸竖,一旦有事,彼岂能支之哉?

  唐太宗时,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杰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太宗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惟置李世杰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

  臣按:秦筑长城以备虏,延长数万里、役死百万人,太宗以一人而当千万里之冲而卫千万人之命,其过于长城远矣。

  唐太宗谓李靖曰:“当今将帅惟李杰、道宗、薛万彻,孰堪大用?”靖对曰:“陛下常言,杰、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耳。”

  臣按:王者用兵贵乎有节制,彼幸而胜亦幸而不败,皆非有成算者也,是故有节制以不败、有成算以取胜,是谓万全之师。

  陆贽言于德宗曰:“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戎帅禀命则不威,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干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夫然,故军败则死众,战胜则策勋,不用刑而师律贞,不劳虑而武功立,其于委任之体岂不博大,责成之利岂不精核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艰、成大业者,由此道也。其或疑于委任,以制断由己为大权;昧于责成,以指麾顺旨为良将。锋镝交于原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违令则失顺,从令则失宜,失顺则挫君之严,失宜则败君之众,用舍相碍,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讥,下无死绥之志,其于分画之道岂不两伤,经纶之术岂不都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长乱繁刑、丧师蹙国者,由此道也。兹道得失,兵家大枢,当今事宜所系尤切,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敦以付授之义,固以亲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其余细故悉勿开言,所赐诏书务从简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诚,言见重则君道尊,托以诚则人心感,尊则不严而众服感,则不令而事成,其势当令智者骋谋、勇者奋力,小大咸极其分,贤愚各适其怀,将自效忠,兵自乐战,与夫迫于驱制不得已而从之者,志气何啻百倍哉?”

  臣按:贽所谓“敦以付授之义,固以亲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权,待以殊常之赏,其余细故悉勿开言”,此可以为人主委任将臣之法,至谓所赐诏书务从简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诚,此可以为人主赐诏将臣之法,凡代王言者不可不知也。末言“君上之权特异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于顺物情,其契在于通时变”,此数语者非但用以制军驭将,凡处天下事皆所当然。

  贽又言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驱驾扰驯惟在所驭,朝称凶悖夕谓忠纯,始为寇仇终作卿相,知陈平无行而不弃,忿韩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析理获全,雍齿以积恨先赏(四者皆汉高祖所用),此汉祖所以恢帝业也;置射钩之贼而任其才(齐桓用管仲),释斩袪之怨以免于难(晋文公用寺人被),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则当事之要,虽罪恶不得不容;适时之宜,虽仇仇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则是改过不足以补愆,自新不足以赎罪,凡今将吏岂能尽无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况阻命之辈、胁从之流,自知负恩,安敢归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君陈》曰‘无忿疾于顽’。”

  臣按:自古圣贤有改过之说,而用人者亦曰使功不如使过,况乎用兵戎之士而又当有事之秋,尤不当责以全而求其疵也。

  宋苏洵曰:“议者常曰将与相均,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国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有征伐无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轻,相贤邪则群有司皆贤,而将亦贤矣,将贤邪相虽不贤,将不可易也,故曰‘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臣按:将相二者皆国家之大臣,天下安危治乱所系者也,洵谓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此攻战之将也,战必胜、攻必取,如此之将必待临事而后见其能,此诚不得与相侔,若夫折冲精神之将,侍夫环卫而奸盗自清,处夫朝廷而边鄙自靖,虽无攻战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将而如此,其功岂下于相哉?

  苏轼曰:“今之论者以为,武举方略之类适足以开侥幸之门,而天下之实才然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过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虚名而不较之以实,至其弊也又举而废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复以兵术进,亦已过矣,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力,独见之于战耳。战不可得而试也,是故见之于治兵,子玉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蒍贾观之以为刚而无礼,知其必败;孙武始见试以妇人而犹足以取信于阖闾,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骄而难令、勇悍而不知战,此真足以观天下之才也。武举方略之类以来之,新兵以试之,观其颜色和易则足以见其气,约束坚明则足以见其威,坐作进退各得其所则足以见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故曰先之以无益之虚名而较之以可见之实,庶乎可得而用也。”

  臣按:轼谓“欲观将帅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真有见之言也。夫试之以空言,角之以一技,诚未见其必然也,惟试之以一官,使之临众而莅事则才否见矣,才则用之,否则否。

  苏辙曰:“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则必有此害,天下之无全利,是圣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圣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变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岂不大利于世,惟其利已尽而不知变,是以其害随之而生,故我宋太祖太宗以为不可以长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时之安,为将者去其兵权,为兵者使不知将,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计,其意以为足以变五代豪将之风,而非以为后世之可长用也。故臣以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与人,欲先捐兵以与人则先事于择将,择将而得之,苟诚知其忠,虽捐天下以与之而无忧,而况数万之兵哉?”

  臣按:天下事无全利亦无全害,择其利多而无害者为之斯可矣,然所谓利者非便于己私之谓也,使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宜而无祸害是也,是以君子贵乎讲学以明理,公心以处事。

  辙又曰:“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其视弃财如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彩,夫百饼之茶、数束之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过于熟户,苟有借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尝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尝患于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

  臣按:辙此言曲尽用将之道,朝廷用将而能假之以权、丰之以财而不绳之以文法小故,则将得以尽其用矣。宋太祖起自戎行,盖躬自为将者也,故知为将之道,一旦居人上用所以将兵者以将将,此所以将尽其才而国赖其用也欤。(以上总论将帅)

  以上论将帅之任(上之下)
 
卷一三○

  ▲将帅之任(中)

  《左传》:襄公三年,晋侯(悼也)之弟扬干乱行(乱行陈之次)于曲梁(晋地),魏绛戮其仆,公必杀魏绛。魏绛至,授仆人书,公读其书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使臣为此司马之官)。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君合(会盟)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

  臣按:此见魏绛能执法以肃军礼,而晋悼能容臣之执法以佐邦治。

  汉高祖尝从容与韩信言诸将能将兵多少,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臣按:将兵者一夫之能,将将者万乘之智,君之于将犹将之于兵也,人君必能将将,然后将效其力,将必能将兵然后兵尽其技,将能将兵而君又能将其将,则任用得人而所向无不成功矣。苟为不然,君之于将也,惟因其职而用之而无驾驭之方,是之为遣将而非所以将将也;将之于兵也,惟以其势而驱之而无节制之法,是之谓出兵而非所所以将兵也。驾驭之道奈何?杜甫诗曰“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高祖之驭韩信可谓驾驭英雄矣,然非高祖之宽仁大度,性明达而好谋能听,知人善任使,则亦不能以驾驭之也。较之《易》所谓“神武不杀”,虽不及,然亦无庶几乎。

  光武征河北,祭遵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陈副谏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贳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贾复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命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相见甚欢。

  臣按:昔人谓光武善将将,关辅之役不取诸将之健斗而独遣冯异,荆州之事以吴汉之不习舟师而独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略而明于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权、结之以心。观贾复病伤而恤其妻子,祭遵杀舍中儿而戒饬诸将,及贾复之于寇恂有部将诛戮之耻,则又为之致礼极欢以消其怒,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遂戮力同心以济天下之难,其御将亦多术矣。

  光武时,冯异专制关中,后人有章言其威权至重,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谢罪,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臣按:人君之于臣最不可用智数,而于武将尤不可,盖君臣上下当以诚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贰之心而怀机蓄智以相待,则君臣有不终者矣。光武于冯异,可以为万世人君推诚待下之法。

  唐德宗时,以朱乱幸奉天,见其反迹渐露,李怀光以千里赴难不得朝,颇恚恨,屯兵不出战,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杨惠元三节度与之联屯,晟惧为所并,乃移屯,陆贽上状言:“太上消慝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祸难垂成,委而不谋,何以宁乱?今因李晟愿行,便遣合军同往,托言晟兵素少,虑为贼所邀,借此两军迭为掎角,仍先谕旨密使促装,诏书至营即日进路,怀光意虽不欲然亦计无所施,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军御将,所贵见情,离合疾徐各有宜适,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得其要、契其时,然后举无败谋,措无危势。”

  臣按:当是时李晟既徙屯东渭桥,后数日李怀光果并李建徽、杨惠元兵,惠元死之,贽之料敌可谓明矣。然贽所言非但可以施之于当时,其所以制军驭将之策、离合疾徐之势,所谓得其要、契其时者,百世之下皆所当知者也。

  陆贽言于德宗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才不为用,兵不足恃与无兵同,将不为用与无将同,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养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自昔祸乱之兴何尝不由于此。”

  臣按:自古立国者必文武并用、将相兼任,然言相臣者不言驭,而驭之为言乃独加之将兵之武臣,盖将之为将以武用为事,以强毅为任,非人君有以驾驭之不能得其用也。虽然,此特霸主驭臣之术耳,岂仁君待纯臣之道哉?夫古之所谓将臣者,非求之于文臣之外,用之以总庶政则谓之相,用之以统军旅则谓之将,人君待之当如一,诚心以信之,直道以临之,任之云耳,何名为驭哉?

  贽又曰:“遇敌而所守不固,陈谋而其效靡成,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既相执证,理合辩明,朝廷每为含糊,未尝躬究曲直,措理者吞声而靡所,诬善者罔上而不惭,驭将若斯,可谓课责亏度矣。课责亏度,措置乖方,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战陈莫前,虏每越境,横行若涉无人之地,递相推倚,无敢谁何,虚张贼势,上闻则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察,惟务征发益师,无裨备御之功,重增供亿之弊。”

  臣按:朝廷举事当如青天白日,一事不可放过,而于制驭将帅尤不可含糊隐忍,是故万人之中而一卒被虏若无损也,千里之地而一障被劫若无伤也,然渐不可长,微所当防,功过不可不明,是非不可不审。是非审而功过明,如是,则万里之远如在几席之前,万夫之多悉在洞察之下,措理者得以伸其蕴,诬罔者不能行其私,将见将无不竭其才、卒无不尽其力矣。

  宋太祖尝命有司为鞁州防御使郭进治第,凡听堂悉用<同瓦>瓦,有司言惟亲王公主始得用此,上曰:“郭进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无北顾忧,我视进岂减儿女邪?”上宠异将帅多类此,故能得其死力云。

  臣按:宋祖视将帅不减其儿女,大哉言乎!帝王无间之仁也。夫君以子道待其臣,臣不以父道事其君,君以家属蓄其臣,臣不以家事视其国,非人也。

  太祖时,内臣有逮事后唐者,上问曰:“庄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何也?”对曰:“庄宗好畋猎,务姑息将士,每出次近郊,禁兵卫卒必控马首告儿郎辈寒冷,望与救接,庄宗即随其所欲给之,盖威令不行,赏赉无节也。”上抚髀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取得天下,不能用军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驭,诚为儿戏。联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苟犯吾法,惟有剑耳。”

  臣按:人君之与将臣,待之不可不诚,驭之不可不严,太祖盖得之矣。

  太祖以姚内斌为庆州刺史,谓近臣曰:“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能禀朕意,则必忧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苟财用丰盈必能集事,朕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也。”

  臣按:后世人主得用将之术者首称宋祖,观其谓财用丰盈必能集事,虽减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所惜。真知所轻重缓急,可以为百世帝王用将之法矣。

  太祖时,郭进御军严,部下整肃,上时遣戍卒必谕之曰:“汝辈当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尝有军校诣阙诉进不法事,上谓近臣曰:“所诉事多非实,盖进御下严甚,此人有过,畏惧而诬妄之耳。”即命执以与进,令自诛之。进方奉表谢,会北汉入寇,进谓其人曰:“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汝能掩杀此寇,则荐汝于朝廷。”军校果立功而还。

  臣按:人君用将而能用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则号令行而事无不集矣。后世人主往往许将臣以军法从事,及其下有来诉其用法过度者,却又责之,则为将者不知所守而为其下者无所畏矣。然则奈何?曰有来诉者执以还之,他日别敕以戒之可也。

  乾德二年,王师征蜀。十二月,京师大雪,帝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帅冲犯霜霰,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使驰驿赍赐王全斌,且谕旨诸将不得遍及,全斌拜赐感泣。

  臣按:宋太祖因深宫之寒而思边塞之苦,臣下闻此安得不感叹而思尽其忠节哉?后世人主耳目所及犹不知恤,视此可以触类而兴思矣。

  太祖闻西川行营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者,亟召至阙斩于都市。初,近臣营救颇切,上曰:“兴师吊伐,妇人何罪?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

  臣按:王者兴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去其不仁,所以广吾仁也,而为将领者不体上之仁而恣其暴虐,岂仁者之师哉?

  太祖命曹彬伐江南,始行,许彬以为使相,及还,语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为使相品位极矣,肯复力战耶?且徐徐更为我取太原。”因赐钱五十万,彬至家,见布钱满室,乃叹曰:“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何必使相也。”上爱惜爵位,不妄与人类此。

  吕中曰:“人言汉高祖善将将者,以不吝爵赏故也,然当天下未定而信、越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会不至,则不免裂数千里地以封之,此高祖有杀诸将之心矣。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宁赐以数十万钱而靳一使相,盖品位已极则他日有功何以处之,此终太祖之世而无叛将也。”

  臣按:人君之于爵赏虽有一定之规,而不可无意外之虑,盖国之爵禄有限而人之功庸无穷,吾于一事之功而遽爵之极品之位,后又有功,将何以加之哉?此后世功臣所以往往积功至于无可赏之地而罹他患也。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还,有罪责,降全斌为崇义留后。开宝末,车驾幸洛阳郊祀,召全斌侍祀,以为武宁军节度,谓之曰:“朕以江左未平,虑征南诸将不遵纪律,故抑卿数年,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还卿节钺。”仍赐银器万两、帛万匹、钱千万。

  富弼曰:“王全斌有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诸国未平,恐将帅恃功为过,故抑全斌以立国法,及事宁之后追赏前功,此真得驾驭英雄之术也。”

  臣按:说者谓宋太祖之于王全斌得帝王驾驭英雄之术,然幸而全斌十年不死而宋祖江左即平,设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则全斌之罪终不白而太祖之心终不明矣。大抵人君为事,其处心也当如青天白日,其处事也当如震雷时雨。

  苏洵作《衡论》,其《御将》篇有曰:人君御臣相易而将难,将有二,有贤将、有才将,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汉之卫、霍、赵充国,唐之李靖、李杰,贤将也;汉之韩信、黥布、彭越,唐之薛万彻、侯君集、盛彦师,才将也。贤将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难御,则是不肖者而后可也。结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丰饮食,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所以御才将者也。将之才有小大,杰然于庸将之中者才小者也,杰然于才将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当观其才之小大而为制御之术以称其志。

  臣按:苏氏论将有贤才二者,是已,至于御贤将之术以信、御才将之术以智,所谓智者结以重恩、示以赤心,而极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呜呼,智与信皆五常之德也,不逆诈、不亿不信,是则所谓信也,而能先觉,岂非智乎?恩之所施心之所示,皆本乎当然之礼而出乎自然之情,非故以是而结之示之也。盖所谓贤才之品虽异而信智之理不殊,于信智之中而又有仁有义有礼焉,仁以保爱之、义以节制之、礼以优待之,是则所谓天之道、君之德、国之政也,术云乎哉?

  洵又曰: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将相厉威武以振其堕,彼其思天下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将帅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

  臣按:暐谓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将帅厉威武以振其堕,得古人威怀天下之术。(以上言驾驭)

  汉兴,六郡良家子给选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谓关西出将即此地。西方属金,金主肃杀,人生其地者多壮勇耐寒苦,自古以武勇奋者多在于斯。虽然,此论其常耳,若夫天地生才,无往而不有,此又不可专以地气拘也。

  北魏孝明时,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窥边,山陵危迫,奏请重将镇之选,修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北缘边州郡官不择人,惟论资级,或值贪污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嘱,皆无防寇之心,惟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场,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自今以后,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材,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人随时赏罚。”

  臣按:袁翻所议滥举将领之弊,非但在当时然也,其欲朝臣王公各举所知,必选其材,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赏罚举主之人。臣窃以为,其人有功并赏其举主,即汉高祖因陈平而赏魏无知也,此固可以激劝荐贤为国之人,若夫兵家胜败无常,事固有出于意料之外者,若其人果怯懦而谓之勇、果昏愚而谓之智,则坐以滥举之罚彼固无辞矣,若夫事有出于不得已,有非人力所能与焉者,宜加研审核实,不宜一概以连坐坐之也。不然,则彼过为身谋者不复为国举贤矣。

  唐武举起于武后之世。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

  马端临曰:“唐《选举志》言武举选用法不足道,故不复书。然郭子仪大勋盛德,身佩安危,自武举异等中出,是岂可概言不足道耶?”

  唐武选兵部主之,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

  臣按:唐人选武将不但于武臣,而亦于文吏中求焉,今宜立为定制,凡文吏能应武选者优等擢用之,比其原资超三级,不如此,则人不肯应,何则?文吏少而重,武职多而轻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项复扰边,宣宗欲择可为邠宁帅者而难其人,从容与翰林学士毕諴论事,諴援古据今,具陈方略,上悦曰:“吾方择帅,不意颇牧近在禁庭,卿其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

  臣按:将才古称难得,然以臣观之,非其才之难得,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非独上之人难于知人,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盖世之求将者必求其智与勇,如有所用必先有所试可也,然试之以勇可以得其膂力而不能得其刚决,试之以智可以得其谋论而不能得其精审,是故匹夫之猛未必可以当大敌,警敏之见未必可以洞先机,此人君之求将所以贵乎先事而预求多方而广蓄也。

  宋太祖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李沆曰:“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志于治矣。”

  臣按:太祖此言即吴大帝劝鲁肃读书之意,为将而不明义理、不通古今,虽能成功不过粗材而已,是故古之名将无不知书者,但不循行数墨、寻章摘句如儒生之为耳。

  宋有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制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时始亲试武举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庆历六年,策武举,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

  臣按:武事与文艺异,固不可以言语文事求也,然于无事之时欲求战陈军旅之士,不以言语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大抵求士以资世用,贵乎得识义理、知机变之人,无间文武皆然也,试之以武举欲其知威武战争之意尔,彼诚识义理、知机变,一旦临事料敌、出奇应变,举诸此而措之耳。论文科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人,豪杰之士由是而出尔,臣于武举亦云。

  真宗谓辅臣曰:“将帅才难,今文武中固亦有人,盖不经战陈无由知之,虽天下无事,然兵不可去、战不可忘,古之道也。”马知节曰:“将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顾临事机变如何耳。”

  臣按:真宗谓“将帅才难,文武中固亦有之,不经战陈无由知之”,然战不可试,苏轼谓试之于治兵,盖得之矣。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边上将帅尝患少人,国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岂天地生人厚于古而薄于今哉?盖选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诸军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军臣僚递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至衰老,伏乞专督管军臣僚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各举一名,不分将校长行,试以武艺,或观其胆略出众,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如将来颇立战功,则明赏举主,或屡败军事,亦当连坐。”

  臣按:就军伍阶级中求将,拔其优、量其才、循其序而用之,则事半而功倍矣。此可以为平世选将之法,然遇有非常之变,则又在乎变通焉。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古语曰‘将相无种’,故或出于奴仆,或出于军卒,或出于盗贼,惟能不次而用之,乃为名将耳。国家求将之意虽劳,选将之路太狭,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则英雄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试将才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山林奇杰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贫贱而薄之,不过与一主簿借职,使其怏怏而去,则古之屠钓贩牛之杰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无人可用,宁用龙钟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议者不知取将之无术,但云当今之无将。臣愿陛下革去旧弊,奋然精求,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限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人臣亦将有非常之效报国。”

  臣按:修谓“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人君之选将才,因人所举荐及有功当升赏者,恒以此三言为权度,则得之矣。

  修又言曰:“伏见唐及五代至于国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陈,其间名将多出军卒,只于军中自可求将。凡求将之法,先取近下禁军至厢军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级,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团为一队而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队将,合十队将而又教之,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为裨将,合十裨将而又教之,又于其中择有识见知变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为大将,此一人之技勇乃万人之选,又于其中择有智谋者以辅之,臣所谓只于军中自可求将者此也。”

  臣按:修之此策行之今日亦为良便。盖祖宗以来,军伍之制阶级部分已定,难遽更改,诚能就队伍中较其人之技精而能勇者,以次比较等而上之,试以军职,与原系管军官员相兼任用,待其智勇著见及有显功者不次擢用。如此,亦足以得人而用之,不必他求而有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应制科者必乐为贤良方正,耻为将帅边寄之名,盖令人重文雅而轻武节也,又考试者欲使难其对,必求艰奥琐碎之事为问,故令所习不专为有用之学,武举者蹶张、驰射,侪于卒伍,固不敢望得异士。臣请近臣及藩镇大臣于文武官中各举明兵法、有威果、习练武略、堪任将帅者一二人,仍请不限品秩、不责罪过,限品秩则下位有才者遗矣,责罪过则负谴有才者亦遗矣。既而召置阙下,量与迁擢,随其品位任于边塞重难之地,使其磨励,且以观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则取之有处,遣之不疑,与夫临事而命、命而不果敻相远也。”

  臣按:富弼请举将帅不限品秩、不责罪过,盖限品秩则卑贱者不与而世多遗才矣,责罪过则诖误者永弃而世无全人矣,凡求才以用世皆不可,况求将才以即戎乎?

  弼又言曰:“宜于太公庙建置武学,许文武官与白身岁得入,补聚自古兵书置于学中,纵其讨习,勿复禁止。夫习武者读太公、孙吴、穰苴之术,亦犹儒者治五经,亦令杂读史传,博知古今胜败之势,以辅佐兵术,兵术既精,史传既博,然后中年一考校、三年大比,当杂用兵术、史传之策,才者出试之,不才者尚许在学。”

  臣按:自古文武无二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未有文而不武、武而不文,非所以为武也。然此三代之学也,后世事事不如古,生于世者皆今之人,而所为之事必欲古之复,是务虚名而无实效,武学之设虽非古,然聚武胄于一室之中,专为一事之学,子夏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韩愈谓事业有专攻,亦未必无益也。

  苏洵言于宋仁宗曰:“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国家用兵之时购方略、设武举,使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虽有超世之才而惜升斗之禄,臣恐天下有以窥朝廷也。今之任为将帅,卒有急难而可使者谁也?陛下之老将,曩之所谓战胜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为可复武举而为之新制以革其旧弊,且昔之所谓武举者盖疏矣,其以弓马得者不过挽强引重市井之粗材,而以策试中者亦皆记录章句区区无用之学,又其取人太多,天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众,而待之又甚轻,其第下者不免于隶役,故其所得皆贪污无行之徒,豪杰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贡士之岁,使两制各举其所闻,有司试其可者,而陛下亲策之,权略之外便于弓马,可以出入险阻、勇而有谋者不过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试以守边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举,陛下欲得将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岂无一二?斯亦足以济矣。”

  臣按: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然安不常安也,一事有龃龉、一人有杌裛,安即转而危矣。人君当国家无事之时,贤才汇进之际,恒思于心,曰今日幸无事,人才足给,使令用之理政务、莅黎庶,固有人矣,卒有急难,今之将帅可以折冲千里,固疆圉、息祸乱者谁欤?汲汲以求之,切切以思之,孜孜以访之,试以繁难,宽其约束,养其威望,储之以备一旦仓卒之用,此最今日之急务也。

  神宗熙宁五年,始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入学给食,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陈队者量给兵伍,在学三年,具艺业,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以兵部郎中韩缜判武学,赐食本钱万缗,生员以百人为额。

  臣按:富弼于仁宗时已讲立武学,至是神宗始立学,后世于儒学之外别立武学始此。

  张舜民言於哲宗曰:“自古守边选将未必专以攻战为事,要在精神折冲而已,如必欲战而取胜,则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兴叹,侧席而为忧。在赵则强秦不敢加兵,在汉则鲜卑不敢南牧者,此岂皆战之功?其闻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闻望精神有以服人,岂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养乃可至此。今敌人未殄疆场,楼骚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传云‘内无良将,外有敌国’,此秦之君臣犹以为忧,况以天下之大者乎?窃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杶干栝柏何时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云,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惟其先几有备之实,故能免仓卒不及之患。”

  臣按:舜民言将之为用不必专以攻战为事,要在精神折冲而已,斯人也岂易得哉?自非平日有以培植之,浇灌之,壅其根而条其枝,去其翳而除其蔽,期之以大而不计其小,安能成就之使至于斯哉?国家得如是者三二人焉,则奸雄之心自折,夷寇之谋自销矣。

  高宗时,校书郎汪澈因转对言:“立国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当求于无事之时。陛下亲政以来,除召四出,滞者奋、屈者伸,然武臣中未闻有荐者,望诏帅臣监司于本路大小使臣举智谋可充将帅、勇鸷可率士卒者,其侍促台谏官如有所知亦许论荐。”

  臣按:国家之储才如人家之蓄器物,闲时求而收之,急时出而用之,则无缺绝之患矣。人才有文武二途,文才随取而随用,取即有之,惟武才不常用,然亦不常有也,须多方以求之,诸路以来之,积之于无用之地,以俟夫一时之需,然后儆急不至于乏人用也。

  孝宗隆兴元年,御试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观唐之郭子仪以武举异等,初补右卫长史,历振远、横塞、天德军使。祖宗时试中武艺人并赴陕西任使,或除京东捉贼,或三路沿边,试其效用,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请宜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浅深,授以军职,使之习练边事,谙晓军旅,实选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试,始依文举给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赐武举及第,余并赐武举出身。

  臣按:开武举以试将才,亦犹设文科以取儒士也,科目以试士,得其文而未必得其行,然因言以求其心、究其学识,亦可仿佛其一二焉,武科之于将才,何莫不然?宋太祖谓科目进士不敢望拔十得五,得一二人足矣,臣于武举谓亦然。

  朱熹言于孝宗曰:“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奏为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其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剌如此,则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气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

  臣按:债帅之说起于晚唐,至宋南渡后亦有之,方国家隆盛、人主公明之时无此等事也。熹之此疏说出当时营求以为将帅之弊,委曲亲切,如躬临其事,亲见其人,然人君用将当加审察,曰吾今日之用将帅得无亦有此弊乎?幸勿以其案牍具备、等级推先而即信以为实然也。(以上言选用)

  以上论将帅之任(中)

卷一三一

  ▲将帅之任(下)

  《六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将军帅师应之。”将既受命,乃命太史卜,斋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斧钺。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君亲操钺持首,授将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柄,授其将其刃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众必尽死力。”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君许之,乃辞而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若驰骛,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吏迁上赏,百姓欢悦,将无咎殃。

  唐太宗谓李靖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惟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

  臣按:《六韬》之书所谓避正殿,乃秦汉以后事,决非武王与太公问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将之仪又非后人杜撰得出者,盖古有此礼也。后世此礼不行久矣,虽以唐太宗欲行参定,而李靖犹以为出师而行、告庙任将而许便宜,无以异于致斋、推毂,不须参定,况其他乎?夫出师命将所以戡定祸乱、安定国家,付人以斩杀之权,俾其司三军之命,夫岂细事,而轻易苟简,略无礼仪,何以激劝士心、增重将权而使之出死力以成武功哉?古今异宜,不能尽制,请命礼官斟酌古制,参之时宜,定为一代出师遣将之礼。

  汉文帝谓冯唐曰:“吾居代时,闻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独不得颇、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之不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对曰:“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得尽其智能。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三日一椎牛,自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遣之。由此言之,陛下虽有颇、牧不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臣按:文帝叹不得颇、牧之为将,而冯唐对以帝得之而不能用,且举古人遣将之礼及李牧守边之事以为言,末以魏尚事实之,此非但当时之弊,而后世拘文法以绳边将,其弊至今犹然。明主之任将帅,专其委任,责其成功,惟以兵政修举、寇盗息灭为效,不必区区于簿书文法之拘可也。

  唐陆贽言于德宗曰:“凡欲选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以所授之方,语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陈规模,须某色甲兵、藉某人参佐、要若干士马、用若干资粮、某处置营、某时成绩,始终要领悉俾经纶,于是观其计谋、校其声实。若谓材无足取、言不可行则当退之于初,不宜贻虑于其后也;若谓志气足任、方略可施则当要之于终,不宜掣肘于其间也。夫如是,则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选材,端拱于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核其否臧、行其赏罚,受其赏者不以为滥,当其罚者无得而辞,付受之柄既专,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将帅者,君亲推毂而命之曰‘自阃以外将军裁之’,又赐勣钺示令专断,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诚为机宜不可以远决,号令不可以两从,未有委任不专而望其克敌成功者也。”

  臣按:古今选任将帅之方,贽此疏尽之矣,后之人主所当遵行者也。

  贽又曰:“自顷边军去就裁断多出宸衷,选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轻其任以弱其心,虽有所惩亦有所失,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亦听命,爽于军情亦听命,乖于事宜亦听命,若所置将帅必取于承顺无违,则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难,则不可也。夫两强相接,两军相持,事机之来间不容息,蓄谋而俟犹恐失之,临时始谋固已疏矣,况乎千里之远、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欲其事无遗策,虽圣者亦有所不能焉。设使谋虑能周,其如权变无及,戎虏驰突迅如风飙,驿书上闻旬月方报,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敌,分镇者以无诏不敢出师,逗遛之间寇已奔逼,托于救援未至,各且闭垒自全,牧马屯牛鞠为椎剽,啬夫樵妇罄作俘囚,虽诏诸镇发兵,惟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丧败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而成千,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其罪累,陛下又以为大权由己,不究事情,用师若斯,可谓机失于遥制矣。”

  臣按:贽之此奏备述用师遥制之失,古今一律也。其中所谓虽有所惩亦有所失,将帅既幸于总制在朝,不忧其罪累,陛下又以大权由己,不究事情,切中古今事情。至若所谓惟以虚声应援,互相瞻顾,莫敢遮邀,贼既纵掠退归,此乃陈功告捷,其丧败则减百而为一,其捃获则张百以成千,此又边防陈功告捷之通弊也。

  宪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等使,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近岁始以中使为监军,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乎?”

  臣按:晋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谋于寺人勃鞮,以畀赵衰,说者谓守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失政之端由是滋矣。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貂以败,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呜呼,晋文公谋守原之人于勃鞮,知治体者犹以为羞当时陷后代,况亲用其人以统军旅、任阃寄乎?有志于帝王之治者,宜触类以自省。

  元和十一年,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时诸将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至是大败不可掩,始上闻,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于是独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罢兵者稍息矣。

  臣按:韩愈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断之”一言,诚人君制事之本也,苟其事合于天理之正、协于人谋之公而又刚断以主之于中,则天下无难为之事,人主无不成之功矣。史言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此衰世将帅蒙蔽之常态,非独唐之征淮西也,有国家者不可不知。

  穆宗时,招义监军刘承偕恃恩陵轹节度使刘悟,阴与磁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讽军士作乱杀汶,围承偕欲杀之,幕僚贾直言入责悟,免承偕囚之府舍,穆宗召悟送承偕诣京师,悟不时奉诏,穆宗问裴度宜如何处置,度对曰:“承偕在昭义骄纵不法,臣尽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应下半纸诏书具陈承偕骄纵之罪,令悟集将士斩之,则藩镇之臣孰不思为陛下效死?”穆宗俯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为养子,卿更思其次。”度请流之。

  臣按:刘承偕以骄纵激变刘悟,为彼所囚,裴度请罪之是也,而乃令刘悟集众斩之,欲以此收藩镇心,如此固可以得藩镇之心,无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窃以谓,承偕果有罪,朝廷当下诏数其罪恶,俾刘悟遣人送诣京师,明正其罪,如此,则得之矣。虽然,承偕,太后之养子也,诛之则伤母后意,奈何?曰帝举承偕罪恶反复为太后言之,曰不诛之恐激成祸乱,为宗社忧,言之至再至三,必从之而后已。

  武宗会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韩全义以来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三者每军各有宦者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陈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却辄引旗先走,陈从而溃。德裕乃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策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监使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二枢密皆以为然,白武宗行之。自御回鹘至泽潞罢兵皆守此制,自非中书进诏意,更无他诏自中出者,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

  臣按:德裕谓将帅出征屡败,其弊有三,岂但当时之弊哉?德裕此举善矣,然非二枢密与之同心,不能去此蔽而成此功,二枢密使亦宦臣也,乃能徇理而不徇乎私,为国而不为其党,吁,贤矣哉!

  大中九年,浙东军乱,逐观察使李讷,贬讷为朗州刺史,监军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诏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监军。

  唐末时,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师者亦置中使监陈,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诸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遣羸弱者就战,故每战多败。

  臣按:既用为将帅而又以中使监之者,疑之也,中使将帅同为臣子,何用分疑信于其间哉?夫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监军以中使,适使之挠将权、坏军政而懈士卒之心,未必有益也。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与诸将入辞,上谓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且以匣剑授彬曰:“副将而下,不用命者斩之。”

  臣按:王者之师代天以行道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道者谁欤?将帅也。将帅不能肃其下,则有仁而不能施,有义而不能振,号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祖命曹彬之辞及其授剑之意,可见其仁义之兼尽矣。

  太祖垂意将帅,分命李汉超等控御西北,其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所部州县管榷之利悉与之,恣其回图,贸易免所过征税,许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每来朝必召对命坐,赐以饮食,赐赉殊异遣还。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之世无西北之忧,诸叛以次削平,武功盖世,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臣按:昔人谓太祖之置将也,隆之以恩,厚之以诚,富之以财,小其名而崇其势,略其细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责其成。夫宠之以非常之恩则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则其志固,富之以非常之惠则其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以至小其名而不挠权,则位卑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骋,略其过则才能奋,久其任则事体熟,自古用将之方不易于是,而宋祖能用之,此其所以养士少而蓄材多、操术简而收功博也欤。

  太宗太平兴国中,以杨业为云州观察使知代州事,业自雁门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主将屯边者多疾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业。

  富弼曰:“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及还见其君,所收谤书三箧,方知将帅立功不难,但人君信任为难尔。将帅专阃外权,擅行威福,人岂无嫉之者?嫉之则谤自生,既有谤言闻之于君,君惑之则疑其将,将被疑,未有能立功者,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少有不惑谤言者,其明不及魏国之君也。杨业本河东降将,太宗得之信任不疑,每纳谤书一一付业,使边将安心以立事,其过魏国之君矣。”

  臣按:太宗之于杨业可谓合古人用将之道矣,虽然,将得其人如此可矣,苟非其人,岂不益长恶哉?是以君子贵明理而先觉。

  太宗与寇准言及将帅,上曰:“将帅材略固不求其备,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节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劳尽甄,下情必达,下情必达则无猜贰之,嫌微劳尽甄则无觖望之衅,所以各务忠孝而固禄位,悖乱不得而萌也。”

  臣按:太宗谓微劳尽甄、下情必达,此二言者用将之要道也,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达为主,下情不能上达,虽大功巨庸亦或为人所蔽,况微劳乎?

  孙何言于真宗曰:“谨按《史记》,汉高祖将定三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军部管诸将;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跪推毂;北齐命将,出征则太卜诣庙灼龟,授鼓旗于庙,皇帝陈法驾服衮冕,拜于太庙,遍告讫,降就中阶引上将,操钺授柄,将军既执斧钺,对曰‘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制。臣即授令,有旗鼓斧钺之命而无一言之命于臣’,皇帝曰‘苟利社稷,将军以之’,将军就载斧钺而出,皇帝推毂度门,曰‘从此以外将军制之也’。臣伏见近边将授任赴镇之际,但授尺一之诏,前所谓筑坛告庙之礼皆阙而未建,良可惜也。”

  臣按:后世命将之礼久废,我文皇帝遣成国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圣驾幸龙江祃祭而亲谕能等,其仪注之详,具载于有司可考也,可为圣子神孙万世之法。

  仁宗时,狄青自请击侬智高,韩绛言武人不可独任,上以问庞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为所制,号令不专,不如不遣。”乃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若孙沔、余靖分路邀击,亦各听沔等指挥。

  臣按:古者命将付以阃外之寄,固无俟乎文臣以为之副贰,然后世人心不古,为将者多用不知书之人,义多而仁少,勇有余而智或不足,用武人而参之以文,行义而本之以仁,用智略以资其武艺,似不为过。

  张方平言于仁宗曰:“将帅之任,仍宜久于其职,祖宗任李汉超、郭进、贺惟宗等,远或二十年,近犹八九年,假之事权,略其细故,不为间言轻有移易,又不与高官,常令志有所未满,不怠于为善也。今则不然,武臣指边郡谓之边任,借之为发身之地,历边任者曾无寸劳薄效,不数年径至横行,而又移换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军员士伍未及识、吏民士俗未及谙,已复去矣。愿陛下鉴祖宗故事,重爵赏以待功劳,责久任以观能效。”

  臣按:方平言太祖久任将帅,最可为后世法。夫汉唐以来,人主称善用将者首称宋太祖,虽汉高祖有所不及,盖汉祖能御将而宋太祖则善任将也。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将以宴犒士卒为先,所以然者,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李牧备匈奴,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赵充国御羌戎,亦日飨军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敌,人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也。又闻曹彬征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饷猪羊肉数千斤以给战士。”

  臣按:将士御敌,将以其性命为国家卫民守土,苟当出战之时,而为将帅者徒以法令驱之而无犒劳之礼,何以感激其心而使之竭力尽命乎?昔之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其报,而亦有以一蹯不及而致其怨者,饮食之物虽微而人之感激甚速,非徒区区餔啜之故也,田况之言岂无征之空言哉?

  刘敞言于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将也,必为之设介贰参佐,非独司纪纲、广谋策而已,亦所以谨大事、备不然也。今拥数万人之众,连四路之广,节制万里,吉凶所系,而自行车临之、孤拱独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无所仗托、莫相维持,非计之全也。朝廷以狄青宣抚荆湖经制盗贼而议不制副,臣以为不便。”

  臣按:人君之任将固不可以不专,而亦不可以独专也。盖人资性不同,才智有限,一人之见不如二人之周,此命将所以必为之设参佐也,然此非独以辅其所不及,亦所以遏其所不敢焉。人之所以敢于为非者,无人以制之也,有同心之人则潜消其非心,有异议之人则遏绝其恶念。

  神宗元丰中,内臣李宪奏置保障以为驻兵讨贼之地,朝廷用李舜举言罢深入攻取之策,舜举退诣执政,执政王圭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二臣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

  臣按:李舜举之言盖有所激而云,未必其本心也,但所谓内臣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岂可当将帅之任,则天下之名言也。内臣而能为此言,岂但贤于其类而已哉?

  王岩叟言於哲宗曰:“朝廷进退大帅,固当重谨,不可轻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于爱憎喜怒之私意而欺罔公议,岂不损主上之明、误国家之事?果若可疑,自当令本路监司公共体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今言者往往蔽其所长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暴之,则其爱憎之情自已可见,夫有显效则不录而阴言则亟行,四方闻之,又谁为陛下尽心者?既以人之一言易元帅,元帅将人人畏惮,此曹有不自保之忧,此曹将人人侵侮其帅,有骄横之势,此风浸长,非朝廷美事。”

  臣按:汉文帝时,季布为河东守,尝召至京师,留邸一月而罢,布曰:“臣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誉召臣,以一人毁罢臣,臣恐天下闻之,有以窥陛下浅深也。”夫文帝之于季布,君臣之情通,有言犹可以达,后世上下悬绝,殿陛之间如在万里,况边将真在万里者哉?人君进退将臣,当以岩叟此言为鉴。

  胡寅言于高宗曰:“将帅之才智必能谋、勇必能战、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后待以恩、御以威、结以诚信,有功必赏,有罪必刑者,乃任将之实也。庸驽不材,本无智勇,见敌辄溃,与之亲厚等威不立,赐予过度官职逾涯,将以收其心适足致其慢,听其妄诞张大之语,望其朴实用命之功者,此任将之虚文也。”

  臣按:寅进此疏凡七策,其三曰务实效去虚文,其目亦有七,此其七目之一也。夫事有实有虚,务其实则有其功,骛乎虚则无其效,非但用将一事然也。(以上言委任)

  以上论将帅之任(下)
 
卷一三二

  ▲出师之律

  《易师》之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程颐曰:“能使众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众心服从而归正,正道止于是也。二以刚处中,刚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为正,应信任之专也,虽行险道而以顺动。所谓义兵,王者之师也。夫师旅之兴,无不伤财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从之者,以其义动也。”

  朱熹曰:“此以卦体释师贞之义,以谓能左右之也。一阳在下之中而五阴皆为所以也,能以众正则王者之师矣。刚中谓九二,应谓六五,应之行险谓行危道,顺谓顺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师旅之兴不无害于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从之也。”

  臣按:王者之兵,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故惟能以众正而后可以王也。盖兵凶战危,所谓险道也,非正不兴师,非顺不用众,是谓王者之师。然而不免有杀戮之惨、供需之费,兵戎所至毒害随之,故兴师动众如用毒药以攻病,非真有沈痼之疾症、瘕之癖,决不可轻用也。毒之一言,《易》之垂戒深矣。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颐曰:“在邦国兴师而言合义理,则是以律法也。谓以禁乱诛暴而动,苟动不以义则虽善亦凶道也。善谓克胜,凶谓殃民害义也。在行师而言律,谓号令节制,行师之道以号令节制为本,所以统制于众不以律,则虽善亦凶,使虽胜捷犹凶道也。制师无法幸而不败且胜者,时有之矣,圣人之所戒也,盖师出当以律,失律则凶,虽幸而胜亦凶道也。”朱熹曰:“律,法也。否臧,谓不善也。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当谨始而守法也。”

  李过曰:“《甘誓》攻左攻右、御非其马之正,《牧誓》五步六步七步、五伐六伐七伐皆不可乱,《周官》司马法坐作进退皆有常节,鲁侯抚师牛马臣妾戒以勿逐,以其乱部分,后不可以为师也。”

  臣按:律有二义,有出师之律,有行师之律。出师之律当以正以义,行师之律当有号令有节制。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颐曰:“师之进以强勇也,知不能进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进退以所当也,故无咎。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师之常也。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论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胜而班师以退,愈于覆败远矣,可进而退乃为咎也。行师之道,因时施宜,故左次未必为失,《易》之发此义以示后世,其仁深矣。”

  臣按:圣人作《易》,恐人以退为怯,故明当退而退,退而无所失,虽无功亦无咎也。后世一切以文法从事而有行师逗遛之罚,坐于庙堂之中逆料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成而不计其势之可否。臣窃以为,帝王之师当出万全,有行师左次者当计其得失成败,而不论其进退迟速可也。

  《虞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往也)征。”禹乃会(征会也)群后,誓(戒也)于师曰:“济济(和整众盛之貌)有众,咸听朕命。蠢(动也,无知之貌)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朱熹曰:“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禹会诸侯之师而戒誓以征讨之意,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于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败坏常德,用舍颠倒,民怨天怒,故我以尔众士奉帝之辞,罚苗之罪,尔众士庶几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众之辞也。”

  臣按:此人君征蛮夷誓众之始。先儒谓舜时薄海内外皆迪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尝窜之,三苗之民又尝分之,至此而尤弗率,故征之。盖征之为言正也,必其人有不正之罪,然后人君奉天道以正之,苟在我者有不正则亦无辞以正彼矣。观禹誓师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则三苗之君其所为不正甚矣。帝舜奉天命以为华夷主,坐视其不正而不有以正之,则非天意、失君道矣,故命禹以往征之焉。大抵人君一身率天下以正道,使天下之人若内若外无间华夷,惟吾正道之是循是遵,苟有一人之弗循王道,则必命其臣以正之,使之咸归于正道之中,人君于是奉君之辞而声其不正之罪以致伐焉。然人非一人,人各一心,而趋向之不同、膂力之不齐,故又必誓之戒之,欲其同心同力,庶几其功勋之有成也。盖心不一则敌忾之志不专,力不一则击刺之勇不决,又安能以成功哉?

  《甘誓》(誓师于甘故以甘誓名):大战于甘(地名),乃召六卿(六卿之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暴殄之也)侮(轻忽之也)五行,怠弃(不用正朔)三正(子丑寅),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车左)不攻(治也)于左,汝不恭命;右(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杀也)于社,予则孥戮汝。”

  蔡沈曰:“誓与禹征苗之誓同义,言其讨叛伐罪之意,严其坐作进退之节,所以一众志而起其怠也。有扈,夏同姓之国,《史记》曰‘启立,有扈不服,遂灭之’。有扈氏暴殄天物,轻忽不敬,废弃正朔,虐下背上,获罪于天,天用剿绝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罚而已。左,车左;右,车右也。古者车战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击刺,御者居中以主马之驰驱也。御非其马之正,犹王良所谓诡遇也。盖左右不治其事与御非其马之正,皆足以致败,故各指其人以责其事,而欲其各尽其职而不敢忽也。礼,天子亲征必载其迁庙之主与其社主以行,以示赏戮之不敢专也。祖左阳也,故赏于祖;社右阴也,故戮于社。孥戮言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将并汝妻子而戮之。战,危事也,不重其法则无以整肃其众而使赴功也。”

  臣按:先儒谓《甘誓》一篇仅八十字,而其间六军之制、车乘之法、邦国赏刑之典、誓师之辞靡不明备。盖古人之学,精粗本末不废,启虽承禹传道之后,而干戈行陈之事亦曾从家学素讲明来。臣窃以此篇合禹征苗之辞而观之,启所以数有扈之罪者无以异于禹之于苗也,然誓之中皆必以天为言,禹之于苗谓天降之咎,今启于有扈亦谓天用剿绝其命,可见古之帝王所以兴师问罪,皆因其得罪于天而奉天讨以正之也。苗惟昏迷不恭所以来徂征之师,有扈之侮慢怠弃即苗之不恭也,禹奉辞于帝以征苗,启恭行天罚以征有扈,夫征者正也,人之不恭故正之,苟在己有不恭与夫左右从事之人不恭命焉,则己不正矣,又何以正人哉?故一篇之中拳拳以恭为言,用命而赏,赏其恭也,不用命而戮,戮其不恭也,赏与戮不敢自专必行之于祖与社,皆所以致其恭者也。恭者敬之别名,乃帝王相传之心法,启之恭即禹之祗,承禹之祗承即舜之恭己,尧之钦明也,事有常变而恭敬之心则无往而不存焉。大哉恭乎,其行师之本乎。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予有众,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始也)扰(乱也)天纪,遐(远也)弃厥司(所司之事)。今予以尔有众,奉将(行也)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名山)冈(山瘠也),玉石俱焚。天吏逸(过也)德,烈于猛火。歼厥渠(大也)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

  蔡沈曰:“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师。畔官则乱其所治之职,离次则舍其所居之位。天纪,即《洪范》所谓岁月日星辰历数是也。又言火炎昆冈,不辨玉石之美恶而焚之,苟为天吏而有过逸之德,不择人之善恶而戮之,其害有甚于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诛首恶之魁而已,胁从之党则罔治之,旧染污习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威者严明之谓,爱者姑息之谓,记曰‘军旅主威’,盖军法不可以不严,严明胜则信其事之必济,姑息胜则信其功之无成。誓师之末而复嗟叹,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惧而用命也。”

  臣按:蔡氏谓天子讨而不伐,诸侯罚而不讨。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讨罪之权;胤侯之征羲和,得诸侯敌忾之义。其辞直其义明,非若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其辞曲、其义迂也。臣窃以谓篇中所谓“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可以为万世滥杀不分者之戒;“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可以为万世诛恶宥善者之法;“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可以为万世行师姑息者之戒。

  《汤誓》:王曰(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称):“格(至也)尔众,庶悉听朕言。”又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赐与也)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臣按:誓者临众发命,述其所以兴师之辞,用之以作士气、一人心,自禹征苗有誓之后,启征有扈则有誓,胤侯征义和则有誓,至是汤之伐桀亦有誓焉。先儒谓禹之征苗也,曰“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至启则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至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可以观世变矣。

  《泰誓》:王曰(追称之):“嗟,我友邦(亲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我御事(治事者)庶士(众士也),明听誓。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祭社名)于罼土(大社),以尔有众底(致也)天之罚。”

  蔡沈曰:“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听之审也。言予小子告于天神地祗,以尔有众致天之罚于商也。《王制》曰‘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受命文考即造乎祢也,《王制》以神尊卑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以伐纣之举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禀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臣按:《泰誓》所谓“友邦冢君御事庶士,明听誓”,以征伐之意告诸人也;“受命文考,类上帝,宜冢土”,以征伐之意告于神也。人君举事必上承天意,下顺人心,誓于臣民而无疑,质之神明而无愧,然后兴师动众,是为王者之师不然徒以土地之故、意气之间,恃强以陵弱,倚众以暴寡,言于人则强为之辞,告于神则曲为之祷,是以人命而摅其贪残忿怒之心,人必不直之而神亦不之祐矣。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仇。尔众士其尚迪(蹈也)果毅,以登(成也)乃辟。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

  蔡沈曰:“天有至显之理,其义类甚明,至显之理即典常之理也。植德则务其滋长、去恶则务绝根本两句古语,喻众恶之本在所当去,故我小子大以尔众士而殄绝歼灭汝之世仇也。杀敌为果,致果为毅,尔众士其庶几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则有厚赏,非特一爵一级而已。不迪果毅则有显戮,谓之显戮则必肆诸市朝以示众庶。”

  臣按:人君出师以作士气、一众心者,不过赏罚二者而已,启誓师于甘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而武王伐商其所以申命有众亦曰“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是即《甘誓》之意也。然《甘誓》以用命不用命为言,《泰誓》则以迪不迪为言,盖惟用命则能迪果毅以有功赏,不用命则不能迪果毅以致显戮,其言互相发也。

  《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过也)于六步(进趋)七步乃止齐(齐整)焉,夫子勖(勉也)哉;不愆于四伐(击刺)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

  蔡沈曰:“今日之战不过六步七步乃止而齐,此告之以坐作进退之法,所以戒其轻进也;少不下四五、多不过六七乃止而齐,此告之以攻杀击刺之法,所以戒其贪杀也。上言夫子勖哉,此言勖哉夫子者,反复成文,以致其丁宁劝勉之意。”

  吕祖谦曰:“大司马之法,伍两卒旅各有其长,使止齐之者,使其部伍之长各自止其止,各自齐其齐,故当战时井然有序,不失纪律,三军如一人。”

  臣按:后世战法之见于经者始于此。先儒谓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列陈进战之时,所以坐作进退者足也,足以行止于六七步焉所以戒其轻进也;所以攻杀击刺者手也,手之伐止于六七伐焉,所以戒其贪杀也。盖王者之师,声罪致讨,理直而气壮,不虑其不勇,惟虑其过于勇耳。武王之誓师不劝其进而戒之止,而其所以止者皆必要其整肃齐一焉,此王者之师所以不急于成功,而亦不至于败北,其与后世之师进之惟恐不速、杀之惟恐不多,一败即至于溃散也异矣。

  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貔(执夷也),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迎也)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蔡沈曰:“欲将士如四兽之猛而奋击于商郊也。能奔来降者,勿迎击之。以劳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杀降也。弗勖,谓不勉于前三者。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诰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

  臣按:先儒谓用兵以制节为尚、以武勇为主,武王虑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虑其过于勇而妄杀,故以杀降为戒。其篇终所谓弗勖者,即申前所言之三勖哉也,一勖其勿轻进,再勖其勿贪杀,三勖其尚武勇而勿杀降。出师临战而能勉于此三者,是则所谓节制之兵也,是惟不战,战则必胜,虽不胜亦不败矣。武王于此丁宁反复,呼其人而致其勉,然犹恐其听信之不专也,故其终也又示以有戮之戒。盖军士主严,不严则号令不立也。呜呼,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欤。

  《武成》: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骏(连也)奔走,执豆(木豆)笾(竹豆)。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庙,周祖庙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庙,近而邦甸、远而候卫皆骏奔走执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庙,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远、由亲而尊也。”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礼。先祖后郊者,郑氏谓其自近始,蔡氏以为由亲而尊。臣窃以谓,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庙,故又三日然后以所以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盖武王成文考之志而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岂以远近为先后哉?

  底(至也)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无作神羞。”

  蔡沈曰:“后土,社也。《周礼》大祝云‘王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孔氏曰:‘名山为华,大川谓河。’曰者,举武王告神之语。有道,指其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师代天致罚,非其人得罪于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轻易以动众也。其始也必以其人所积之恶、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军旅所至之地、所经过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兴师及彼不可不讨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反诸身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顺于人,决不敢轻举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己必正而后可以正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言之人且不可,况神乎?神所不可闻者,人决不可为也,一己为之且不可,况役使千万人而为之乎?

  《诗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宣王自我)戎(兵器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国。

  朱熹曰:“宣王自将以伐淮北之夷,诗人作此以美之。”

  其四章曰: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鼓而进之)厥虎臣,阚(奋怒貌)如虓(虎之自怒)虎。铺(布也)敦(厚也)淮濆,仍(就也)执丑虏。截(不可犯之貌)彼淮浦,王师之所。

  辅广曰:“言王师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臣按:先儒谓此言王师至徐,布陈而制胜也。

  其五章曰:王旅啴啴(众盛貌),如飞如翰(羽也),如江如汉,如山之苞(本也),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大也)征徐国。

  朱熹曰:“如飞如翰,疾也;如江如汉,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绵绵,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

  臣按:先儒此极言王师之无敌如此。

  其卒章曰:王犹(道也)允(信也)塞(实也),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朝也)。徐方不回(违也),王曰还归(班师而归)。

  臣按:诗篇之名多以章首二字,惟此篇则以“常武”为名,一篇之诗凡六章、章八句,并无所谓“常武”二字也,以此名篇,盖特立名义。《序》所谓因常德以立武事,是以始言敬戒,终言允塞,是则所谓立常德也。其间所谓整六师、奋厥武、进虎臣、执丑虏、疾而栗、众而盛,其静也则不可动,其强也则不可御,绵绵然而相续,翼翼然而整肃,有不可测度之神、有不可胜当之勇。乃一举而致徐方之来同,同者上下内外咸服而无二心也;由一方而致四方之来庭,庭者四夷八蛮朝会而无间也。若是者虽曰奋武立功人君之常德,然至于四方来庭,则亦非常之武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文公)献楚俘于王(周襄王),驷介(马被甲者)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相也)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助以玉帛)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九命作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赤色)弓一、彤矢百、玈(黑色)弓矢千、(黑黍)鬯(香草)一卣(中尊)、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远也)王慝。”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臣按:此古人献俘策命之礼见于《春秋》者。

  晋侯城濮之战,振旅(振整行列)恺(乐歌也)以入于晋,献俘(献所俘获)授(数也)馘(所截耳),饮至(饮酒告至于庙),大赏(大行赏),征会(召诸侯为会)讨贰(讨有贰心者),杀舟之侨(济河先归者)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谓上文杀颠颉爇负羁、祁瞒奸命及舟之侨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二十八年)

  臣按:此虽《春秋》时事,而亦可见三代振旅凯还之遗制。定公四年,卫祝佗子鱼曰:“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

  杜预曰:“师出,先事祓祷于社谓之宜社,于是乎杀牲以血涂鼓鼙为衅鼓。”

  臣按:古礼,天子亲征,祝必奉庙主、社主从军而行,有功则赏于庙主前,不用命则戮于社主前,示不专也。

  《论语》: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朱熹曰:“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子路见孔子独美颜渊,自负其勇,意夫子若行三军必与己同。暴虎,徒搏;冯河,徒涉。惧谓敬其事,成谓成其谋。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师之要实不外此。”又曰:“三军要勇,行三军者要谋,既好谋然须要成事。人固有好谋而事有不成者,却亦不济事,好谋而成,既谋了须是果决去做,教成若徒谋而不成,何益于事?所谓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临事而惧,是临那事时又须审一审,盖闲时已是思量,都是了都晓得了,到临事时又更审一审。”

  黄干曰:“临事而敬惧则有持重谨畏之心,好谋而图成则有用悉万全之计,敬其事而无忽心、无惰气,临事必能戒惧非懦怯而恐惧也。成其谋则不妄动、不亟取,于事必有一定之谋,既成而不愆于素,自无侥幸速成之弊也。无非抑其血气之勇,而教之以义理之勇焉。”

  臣按: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二言者,万世行军制胜之要法也。后世兵书所谓四部七书、千言万语,其方法筹策虽非一途之可尽、一端之能毕,然其大要皆不外乎吾夫子此二言焉。

  汉武帝时,李广与程不识俱以将兵有名当时,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幕府省约文书,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虽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司马光曰:“《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言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才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何则?其继者难也,况与之并时而为将乎?夫小人之情,乐于安肆而昧于近祸,彼既以程不识为烦扰而乐于从广,且将仇其上而不服,然则简易之害非徒广军无以禁虏之仓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严终,为将者亦严而已矣。然则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臣按:程、李二将出师之是非,司马光断之当矣,后世行师者要当以程不识为法而以李广为戒。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志不斗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败、少者常胜,王寻以百万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苻坚以百万之兵遇东晋二三万人而败,是多者败而少者胜也;曹操以三十万青州兵大败于吕布,退而归许,复以二万人破袁绍十二万人,是用兵多则败少则胜之明验也。况于夷狄,尤难以力争,只可以计取,李靖破突厥于定襄用三千人,其后破颉利于阴山亦不过一万,盖兵不在多,能以计取尔。故善用兵者以少为多,不善者虽多而愈少也。为今计者,添兵则耗国,减兵则破贼,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不精,又有老弱虚数,则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当七八万人之用,加又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臣愿陛下赫然奋威,敕厉诸将,精加训练,去其老弱,七八十万中可得五十万数,古人用兵以一当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当十,则五十万精兵可当五百万兵之用,所谓善用兵者以少为多,古人少而常胜者以此也。”

  臣按:先儒谓世之为将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万难用矣。前代以六十万胜楚,以四十万胜秦,惟王翦、项籍二人而多多益办者,惟韩信能之,自余兵至三十万未有得志者,若赵括、王寻、苻坚之类,其众愈多,其败愈毒,然犹有可诿者,曰将不善也。曹操可谓善将矣,乃以水军六十万败于乌林,是时战舰相接故为敌人所烧,大众屯聚故疫死者几半,岂非兵多为之累乎?夫以汉祖之才不过能将十万众,则军六十万当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将之,高祖岂易得哉?由是观之,则兵多适足为累尔,况国家之粟帛有限,生民之膏血有涯,修武备者惟在慎选将帅,严立阶级,因其见有之人补其不足之数,无事则简阅之、训练之、沙汰之,使人人皆可用而无一人之不中用,有事则约束之、戒敕之、申令之,使事事皆合法而无一事之不如法,纵不能如古人之兵以一而当十,然一人有一人之用,用一人是一人,用千百人如一人,既不虚吾之粮赏以致耗费,又不阂吾之号令以致废格,所御乃所识,所战皆所教,情意易以流通,恩威易以周遍,少而愈精,多而益办,无敌于天下矣。

  以上论出师之律
  ▲战陈之法(上)

  《吕刑》: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以鸱为义,其波煽始大)。”

  司马迁曰:“神农世衰,诸侯侵伐,蚩尤最强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杀之。”

  蔡沈曰:“言鸿荒之世,浑厚敦厖,蚩尤始开暴乱之端,驱扇熏炙,延及平民,无不为寇为贼。鸱义者以鸱张跋扈为义,矫虔者矫诈虔刘也。”臣按:此后世战争之始。

  《书序》: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蔡沈曰:“戎车,驰车也。古者驰车一乘则革车一乘,驰车,战车;革车,辎车,载器械财货衣装者也。二车谓之两,三百两,三万人也。”

  陈栎曰:“一虎贲必长百人,一乘车总用百人,以车数合虎贲数盖三万人也。”

  臣按: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礼记》《孟子》皆有此言。古者战陈士卒必与车乘相丽,所谓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自百夫长以上皆乘车,非车外又有虎贲之士也。

  《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启(开也)行(道也)。戎车既安,如轾如轩。

  韩婴曰:“车有大戎十乘,谓车缦轮、马被甲,衡轭之上尽有剑戟,名曰陷军之车。”

  朱熹曰:“戎,戎车也,军之前锋也。轾,车之覆而前也;轩,车之却而后也。”

  《秦风小戎》曰:小戎(兵车)筼(浅也)收(轸也),五(五束也)楘(历录然文章之貌)梁辀(上曲,钩衡者),游环(靷环也)胁驱(亦以皮为之),阴(揜轨也)靷(以皮二条为之)鋈续(消白金以沃灌靷环,作环以相接续),文茵(车中所坐虎皮褥)畅(长也)毂,驾我骐(骐文)?(马左足白)。

  朱熹曰:“凡车之制,广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载者为大车则轸深八尺,兵车则轸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车;《秦风》之小戎,诸侯之车,二车皆所谓兵车用以战者也。

  《周礼》:巾车(车官之长),革路(挽之以革而漆之)龙勒(以龙文饰马勒),条(读为条)缨五就(其樊缨以条丝饰之而为五匝),建大白(殷之旗名)以即戎。

  臣按:巾车之职王之五辂,曰革路,兵车也。

  车仆掌戎路之萃(犹副也)、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苹(犹屏也)车之萃、轻车之萃。

  郑玄曰:“此五者皆兵车,所谓五戎也。戎路,王在军所乘也;广车,横乘之车也;阙车,所谓布阙之车也;苹犹屏也,所用对敌自蔽隐之车也;轻车,所用驰敌致师之车也。”

  臣按:巾车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车战之法,每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战,左右者挟辕,常相更番,后又二十五人为一队,去车二十五步,所谓炊家子,守衣装、厮养、樵汲者也,行则以车为卫,居则以车为营,一车一间,又有倅车以备不测焉。盖车战之法为不可败之计,有倅车以为之副贰,万一或败,不至仓皇无备也。

  《考工记》:车有六等之数,车轸(舆后横木)四尺,谓之一等;戈柲(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著戈于车斜倚也),崇(高也)于轸四尺,谓之二等;人长八尺,崇于戈四尺,谓之三等;殳长寻(八尺曰寻)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谓之四等;戟常(倍寻曰常),崇于殳四尺,谓之五等;酋(近也)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谓之六等,车谓之六等之数。

  郑玄曰:“此所谓兵车也,殳长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车?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远则弓矢射之,近则矛句之,句之矣然后殳击之、戈戟刺之,《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车旁,不言弓矢者,乘车之人佩之也。

  《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步兵)我车,惧其侵轶(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试也)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郑大夫)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死也),戎师大奔。

  孔颖达曰:“前后及中三处受敌者,前谓第一伏,逆其前也;后谓祝聃与后伏,逐其后也;中谓第二伏,击其中也。衷戎帅者,谓戎师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战,栾武子(晋大夫)曰:“楚军之戎分为二广(音旷),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

  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舍也),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右;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十二年)

  杜预曰:“十五乘为一广,《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亦用旧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

  孔颖达曰:“右广鸡鸣初驾,数及日中则左广受而代之,以至于昏,此昼日事也。其内官亲近上者为次序以当其夜,若今宿直递持更也。”

  臣按:李靖谓:“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尔。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成公七年,楚巫臣使于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

  陈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则险野遣挥贸刀阓饔谌耍滓胺?不用人而主于车。车之于战,动则足以冲突,止则足以营卫,将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赍,《诗》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则车之为利大。昔周伐郑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桓邲之战,楚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楚巫臣使于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考之《周礼》,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司马法》二十五人为两,百人为卒,卒两则人也,偏则车也。杜预十五乘为大偏,九乘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则周鱼丽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广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后伍,伍从其偏也,卒偏之两,两从其偏也,先其车足以当敌,后其人足以待变,则古者战车之法略可知也。”

  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山戎)及群狄于大原,崇(聚也)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有厄(险也),以什(更以十人)共车,必克,因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步陈),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即两伍专参偏也)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

  李靖曰:“荀吴用车法尔,虽舍车而法在其中。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十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骑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盖未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马端临曰:“兵虽曰凶器,然古之以车战,其坐作进退整暇有法,未尝掩人之不备而以奇取胜也。故韩厥遇齐侯则奉觞加璧,却至遇楚子则免胄趋风,可以死则为子犨之请矢,可以无死则为庾公之叩轮,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虽春秋伯国之君臣,其志在于争城争地,然于敌之人,初不迫于险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国则云合鸟散,轻进易退,于是乎车之雍容不足以当其徒之慓疾,遂至舍车而用徒,然彼长于徒、我长于车,舍吾之长技而与之搏,是以兵予敌也,故必设覆以诱之,未陈而薄之,然后可以取胜,而车战之法废矣。秦汉以后之用兵,其战胜攻取者大概皆如郑之御戎、晋之败狄耳,何尝有堂堂正正之举乎?”

  臣按:车战之法,中国与中国人战之法也,何也?彼此皆用车战而相遇于平原旷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陈、正正之旗。若夫中国与夷狄战,其地则险阻也,其人则步与骑也,吾之车之布也不成列,其动也不能行,是坐以待困也,幸而不败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胜,不亦难哉。自车法不行之后,后世之用车者如卫青、李陵之类,皆不过用以赍载而已也,不然则用以御虏之冲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胜也。且三代之世分为列国,故常有疆场之事,以中国与中国战则车固在所用也,若夫罢侯置守之后,四海一家,不幸而盗贼窃发,制之于早易与耳,所以养兵卒以备征伐者,大抵为四夷,当用我所长以格之御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谓车战之法实无所用之,政不必慕复古之名而为此不急之务也。或曰用之出境,以越险隘攻夷狄,车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国之地,何不可之有?臣谓车战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平,物有所柅,非独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车,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万人之众穿地以为长沟,沟之上积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则吾之轮有所柅、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

  汉夏侯婴破李由军于雍丘,以兵车趣战,疾破之。

  武帝时,卫青军出塞击匈奴,以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

  李陵击匈奴,与单于相值,围陵军,陵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引士出营外为陈连战。

  马端临曰:“车战之制,汉尚用之,然详考其辞,则是以车载糗粮器械,止则环以为营耳。所谓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矣。”

  晋马隆击鲜卑,树机能以众数万据险拒之,隆以山狭隘,乃作偏箱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遂平凉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拒前,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古者车制用四马驾之,每车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不利于战,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远,行易地则易而险路则难,体制重而转动为艰,一车之费动至千百,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独用之战陈为难,则虽行之大陆通逵亦有所杌裛者矣。惟晋马隆所谓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所谓鹿角车营者,以车为营而人居其中,架枪刀于车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虽不可考,然自古车皆有两箱而此车独以偏箱名,则其偏为一箱可以意推矣,盖大箱者大车也,一箱者小车也,惟其车之小,故可行于狭隘之地而且战且前焉。臣观今世有独轮车,民间用以般运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为战具,然其制亦为两箱,偏载则倾欹,推行颇迟滞。臣家岭南,尝经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车独轮无箱,若因其制而改以为战车,一可以战,二可以前拒,三可以为营,四可以冲突,五可以载军装,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费不多,千钱以下可具一车,中途有损,不用匠而可修,逢险阻则舁以行,遇急难则弃而去,大率一车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执兵仗以辅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装皆载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则以人舁物而以车载人,夜则环列以为营,可免士卒夜夜立栅挑堑之扰。其车之式具于分注,乞下有司计议,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制造,就令队伍中二十五人为五车,其于成法无有变更,其于行军不为无助(其车之式,用两木围九寸、长九尺者为辕,辕之首斜弯而起中以受轴,为独轮,其轮径二尺有五寸,以板为之而不设辐,中为死毂,又于施轮处前后五六寸许两辕上各加一横木,前二后三,又于后横木近轮处斫为二孔,用二小弯木条置其孔中,引而屈之如弓状,绳缚其端于前横木上,有所载则以绳系于其上,又于轮之后两辕下用木为足,与轴等其后,横木上施软蓐以为坐席,席之下两足间施竹箪以盛食器,军中刁斗用毕亦载其中。其辕首交合处其高准马胸〔用人手取之为准〕,铸铁为利器如耕犁样,冒于交辕之首,临战用以当敌之马胸也。去辕首尺许又横施一铁条,长尺三四寸许,上列齿以架刀枪,两辕之旁其前后各为铁镮四〔左右各二〕,前系铁锁,后系铁钩,联车为营之际,前镮相去稍远,则用锁系之于镮,后辕紧相挨傍,则以铁钩搭其镮,彼此相维以为固,又于后镮之次左右各加以一大镮,驻车时用刀或枪贯镮中而立焉,彼两军交锋之际则列于前以拒马以代鹿角,敌来冲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执刀枪以夹持之,趋前以当其马胸。又用木或革为折叠牌立于车上以蔽推车者,大抵其车不用雕饰,其不可施斧斫处只用麻绳缚扎,每车上各具刀、斧、斫各一及板木、绳钉之类,以备急用)。

  唐大历中,马燧为河中节度使,造战车冒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以载兵,止则为陈,或塞险厄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犀利。

  臣按史,马燧此车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黄河九曲者也,范仲淹亦尝以此车请造于朝。

  宋真宗咸平中,吴淑上疏请复古车战之法,谓:“夫人平居犹必谨藩篱、固关键以备不虞,何况当敌人之战陈、御突骑之轻慓而无蔽护哉?夫人之被甲铠所以蔽护其身也,而战之用车亦一乘之甲铠也,夫鳞介之虫,肌肉在内、鳞介在外,所以自蔽,岂可使肌肉居外而鳞介反在内乎?夫用车以战亦一乘之鳞介也,故可以行止为营陈,贼至则敛兵附车以拒之,贼退则乘胜出兵以击之,用奇掩袭,见可以进,故出借此为所归之地,入则以此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所依据,不惧敌骑之陵突也。”

  臣按:淑之车制,取常用车接其衡尼,驾以牛,布为方陈,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于险阻恐未易行也。其后至和中有郭固车战法,嘉祐中有章询陈脚兵车,治平中有黄怀信万全车,后李纲又上车制图,王大智造霆电击车,然而卒不见于用,用者亦未闻有战胜之效,有则史书之矣。宋失西北二边之险而以平原旷野为边,尚未闻以车战取胜,况今日之边皆临崇山峻岭、浮沙积石也哉?其车之大者决不可用也,无轻信人言,耗民财、费工力以为无益之事。

  李纲言:“步不足以胜骑,而骑不足以胜车,请以车制颁于京东西路,使制造而教习之。”因绘图进呈,其法用统制官张行中所创两竿双轮,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捍矢石,下设铁裙以卫人足,长兵御人,短兵御马,傍施铁索,行则步以为陈,止则联以为营,每车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发矢,余执军器夹车之两傍,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为辎重及卫兵,余当车八十乘,即布方陈,则四面各二十乘而辎重处其中,诸将皆以为可用。

  臣按:李纲建此议盖在金人侵汴之时也,所谓京东西路在今山东、河南、湖北之境,盖此等兵车止可用于平原旷野,而边塞之间、险阻之地恐未必皆宜。

  魏胜创为如意战车,上为兽面木牌,大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辎重器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垒,人马不能近,遇敌又可以御箭镞,列陈则如意车在外,以旗蔽障,弩车当陈门,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斫,一矢能射数人,发三矢可数百步,炮车在陈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两陈相近则陈间发弓弩箭炮,近陈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陈则出骑兵两向掩击,拔陈追袭,少却入陈间稍憩,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

  臣按:兵车乃古者常战之具,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彼此同一其制焉。后世则人自为之制,随其时势用其智巧而创为之,不拘拘于古法,然善用之者则亦可以取胜。魏胜所制之车,其制今不可考,然大率有三,曰如意战车、曰弩车、曰炮车,今不必尽如其制,诚能推求其故而以意消息之合三者以为一,制为人推之车,数人之力可将者,树牌垂毡、列枪驾炮,每两必须蔽数十人,略如胜所制者,每边城制三五百两,岁遇农作之时运置田所障蔽,官军俾得耕获,战以为陈,居以为营,收获以为载,不为无益。(以上车法)

  《通典》:黄帝制陈法。

  李靖曰:“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间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浑浑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也。”

  独孤及曰:“黄帝受命之始,顺杀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握机制胜,作为陈图。夫八宫之位正则数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陈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轴布于内,风云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势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游车以按其后,列弛张则一广失,举掎角则四奇皆出。”

  臣按:陈法说者谓其为黄帝所作,亦犹世人谓医书出于轩岐,虽未必然,而历代名医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陈之作未必是黄帝所作,然后世之善用兵者如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战陈,或建之为图,或笔之于书,可考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陈者定也,八陈图中有奇正,前面虽未整,猝然遇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蔡元定曰:“譬如一十分雄壮之人与一四五分力人厮打,雄壮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识相打法,对副雄壮之人更不费力,只指点将去,可见八陈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观朱、蔡二子之言,则陈法与争战不为无益矣,故载之。

  《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立旗期民于其下),平列陈如战之陈。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中秋教治安,如振旅之陈。

  臣按:司马中春教振旅如战之陈,盖必国之所用以战者,其布列方位、弥缝偏伍、分合坐作、进退疾徐皆有一定之号令方法,故于仲春之日教民以振旅,其所演习者一皆如临战对敌之时也,故曰如战之陈。至于夏之茇舍、秋之治兵,又一皆如春之振旅焉。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教之于闲暇者此法也,用之于临敌者亦此法也。

  《曲礼》:前有水则载(音戴)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鸱属),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

  郑玄曰:“戴,谓举于旌首以警众也。礼,君行师从,前驱举此则士众知,所有、所举各以其类象。”

  孔颖达曰:“王行宜警备,善恶必先知之,又军陈卒伍行则并衔枚,无喧声,若有非常不能传道,且人众广远,难可周遍,故前有变异则举类示之,左传曰‘前茅虑无’是也。青旌,谓画为青雀于旌上,举示之,军士望见则知前值水也。鸢鸣则风生,风生则尘埃,起故前有尘埃则画鸱于旌首而戴之,不言旌从可知也。雁行列与军骑相似,故前有车骑则画鸿于旌首而戴之。虎威猛,兵众之象,若前有兵众则举虎皮于竿首。挚兽,猛而能挚,谓虎狼之属,貔貅是一兽,亦有威猛,若前有猛兽则举此貔貅,皆欲使众见以为防也。”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骏骑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执其一,前有林木则举青旗,烟火举赤旗,虏寇举白旗,陂泽举黑旗,丘陵举黄旗,虽不拘拘于古而得古人前茅虑无之意,且简以易知,行军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

  郑玄曰:“以四兽为军队,象天也。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急犹坚也,缮读曰劲。又画招摇星于旌旗上,以坚劲军中之威怒。”

  孔颖达曰:“此明军行象天而作陈法也。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招摇,北斗第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则四方之宿不差。军行法之既张四兽于四方,而摽招摇于中,上以指正四方,故军旅士卒起居举动坚劲奋怒,象天之行也。”

  臣按:先儒谓军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别其方色,所以用众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讨而已,故随四方之色绘四方之宿,而各寓以其所象,而摽北斗于其中,以见奉天致讨之义。

  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郑玄曰:“度谓伐与步数。局,步分也。”

  孔颖达曰:“左右有局者,军中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滥也。各司其局者,军行须监领,各有所司部分也。”

  臣按: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凡行军之法皆不外乎此,无度无局则不成军矣。

  《左传》:桓公五年,王(周恒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

  杜预曰:“《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其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陈法。”

  李靖曰:“按《春秋》,鱼丽陈先偏后伍,此则车徒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唯务奇胜,非拒御而已。”

  臣按:杜氏所谓车战二十五乘为偏,《司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为伍,《周礼》司马之文也,战陈之法见于经传者始此。

  桓公八年,楚子伐随,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

  苏洵曰:“管仲谓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呜呼,不从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强敌也。范蠡曰‘凡陈之道,益左以为牡,设右以为牝’,春秋时楚伐随,季梁教随侯攻其右无攻其左,以左乃楚王之所在,强兵在焉,盖一陈之间必有牝牡左右,要当以吾强攻其弱尔。”

  唐太宗曰:“吾自兴兵习观行陈形势,每战视敌强其左,吾亦强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犯吾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后之庸将既不能处其强弱以败,而又曰‘吾兵有老弱杂其间,非举军精锐,以故不能胜’,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无,无之是无以耗敌之强兵而全吾之锐锋,败可俟矣。故智者轻弃吾弱而使敌轻用其强,忘其小丧而志于大得,夫固要其终而已。”

  臣按:强弱兵家之常势,胜败兵家之常事,惟在要其终而已矣。

  宣公十有二年,蒍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在军之右者挟辕为战备),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前茅虑无(茅,明也,在前者明为思虑其所无之事),中权(中军制权)后劲(后以劲兵为殿),百官象物而动(象其物类无妄动也),军政不戒而备。

  杜预曰:“在军之右者挟辕为战备,在左者追求草蓐为宿备,盖楚陈以辕为主也。虑无,如今军人前有斥候伏,皆持以绛及白为幡,备虑有无也。”

  孔颖达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为思虑所无之事,恐卒有非常,当预告军中兵众,使知而为之备也。”庄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以伐随。

  杜预曰:“尸,陈也;荆亦楚也,更为楚陈兵之法。子,戟也,楚始于此参用戟为陈。”

  臣按:随武子所谓荆尸而举,则是荆尸之法创于庄公,至宣公时又举行之也。夫楚子以诸侯之国处荆蛮之地,其行师有纪律如此,士会所以谓之能用兵而不可敌也,况有天下之大,奉天讨以行天诛,孰能御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晋师至救宋,与华氏战于赭丘(宋地),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杜预曰:“郑翩,华氏党。鹳、鹅皆陈名。”

  臣按:荆尸,楚之陈名;鱼丽,郑之陈名;鹳鹅,即物以为名,其布置之形状殆或类之与。

  以上论战陈之法(上)
 

卷一三四

  ▲战陈之法(下)

  《通典》:司马穰苴曰:“五人为伍,十伍为队,一军凡二百五十队,余奇为握奇,故一军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队七十有五,以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尺得四里,以中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垒内有地三顷,余百八十步,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辎积皆中垒。外余八千七百五十人,队百七十五,分为八陈,六陈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陈各减一人以为陈之部署,举一军则千军可知。”

  苏轼曰:“《司马法》曰:‘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百五十,取三焉而为奇,其余七以为正,四奇四正而八陈生焉。’夫以万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陈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齐者,是以多为之曲折以尽其数,以极其变,钩联蟠屈各有条理。”

  臣按:凡兵者有四正四奇,皆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是曰八陈,故以正合为奇胜也。大抵穰苴之法即古司马之法,其队伍营垒、坐作进退之度皆有所本,世谓之穰苴陈法,陈法者所以训齐士卒使其上下如一,前后左右、进退周旋如身之运臂、臂之使指,无不如意也。

  《孙子》曰: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广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散也。

  李靖曰:“臣修其术,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师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

  吴起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士。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趣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臣按说者,孙吴兵法主于权谲,非王者之师,然其计谋虽有诡诈,而其行军布陈之法则多有可取。蜀诸葛亮推演八陈图,咸得其要。

  杜牧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今夔州诸葛武侯以石纵横八行为方陈,奇正之出皆生于此,奇亦为正之正,正亦为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环无穷也。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用六数,今盩厔司竹园乃有旧垒,司马懿以四十万步骑不敢决战,皆知其能也。”

  朱熹曰:“陈图自古有之,《周官》所谓如战之陈,盖是此法。《握机》文虽未必风后所作,然由来须远。武侯立石于江边,乃是水之回洑处,所以水不能漂荡,其择地之善、立基之坚如此,此其所以为善用兵也。”

  臣按:亮至南中生致孟获,使观于营陈之间,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获曰“公天威也”;司马懿按行营垒,叹曰“天下奇材”,由是观之,武侯所置之陈诚非偶然也。至今鱼复平沙上垒石八为行,相去二丈,凡六十四厓,晋桓玄见之,谓为常山蛇势,说者谓玄妄言耳。呜呼,“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至人心已悟,后世徒妄说”,苏氏之言有自哉。

  唐太宗问李靖曰:“卿所制六花陈法出何术乎?”靖对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陈法也。大陈包小陈,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圜,,是成六花,俗所号耳。”太宗曰:“内圜外方,何谓也?”靖曰:“方生于正,圜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圜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应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陈为六,武侯之旧法焉。”

  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陈何义也?”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尔。八陈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陈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凡军不素习此五者,安可临敌乎?”

  朱熹曰:“八陈之法,每军皆有用处,天冲、地轴、龙飞、虎翼,蛇、鸟、风、云之数各为一陈,有专于战斗者,有专于冲突者,又有缠绕之者。”

  又曰:“古来许多陈法,遇征战亦未必用得,所以张巡用兵未尝仿古兵法,不过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盖未论临机应变方略不同,只如地圆则须布圆陈,地方则须布方陈,亦岂容概论也?”

  臣按:史称靖舅韩擒虎每与论兵,辄叹曰:“可与语孙吴,非斯人而谁?”其后仕唐为大将,平萧铣于江陵,获辅公槊于丹阳,禽颉利,平吐谷浑,太宗谓古韩、白、卫、霍无以加,则是靖自用其法有实效矣。说者谓靖与太宗问对之书乃宋阮逸假托而作,考宋仁宗命王震校正武经已有其书,岂其然哉?

  宋仁宗曰:“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于涿鹿,诸葛亮造八陈图于鱼复平沙之上,垒石为八行,此即九军陈法也。后至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遭久乱,将帅通达其法者颇多,故造六花陈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陈即九军,九军者方陈也;六花陈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盖陈以圆为体,方陈者内圆而外方,圆陈则内外俱圆矣。故以方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之陈大体也。六军者,左右虞候军各一军,为二虞候军;左右厢各二军,为四厢军,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陈者加前后二军,共为九军。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营曰陈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则曰营,行则曰陈,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陈为奇也。”

  臣按:自古出师必有营有陈,止而无营则无以自守,行而无陈则无以制敌。《周礼》大司马四时之教,中春振旅,执鼓、铎、镯、铙以教坐作、进退、徐疾、疏数之节;中秋治兵,所载旗物若太常旗、昚、、壒之属;中冬大阅,所以立表陈车徒,坐作、驰行,三时之教皆所以习为陈法也。若夫中夏之茇舍,谓之茇舍者,茇如召伯所茇之茇,茇之为言草止也,其所以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名,而凡门名县鄙各以其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军之施事,盖三时之教教以行陈之法也,夏时之教教以止营之法也。周之制不可详,惟今世兵家所传陈法,虽未必如武侯、卫公之旧,然亦未尝无所本者也。夫时势不同,面势不一,地之险易既有所限,卒之多寡复有不齐,而又敌有强弱、智愚、勇怯之不同,有不可一概而论者,所谓陈法未必皆一一可用,如古人所云者也。然用之虽在乎应机,然习之则在乎有素,譬之学奕然,局面虽不可豫料,而行动机变则不可不预知也。知之固未必尽皆可行,然非熟之于目、得之于手,则亦岂能应之以心哉?臣请命知兵事大臣将古人陈法详加审定,隐括以为图,条陈以为说,使人人易晓,然后诏武臣俾其按图布陈,使六军之士皆习熟于耳目见闻之间,晓了于心口意虑之际,一旦有事,大将有所谋为处置,上得所依循,下知所指示,而行之不难矣。

  宋吴昵立垒陈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陈如之。凡陈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陈成而骑退,谓之叠陈。

  朱熹曰:“大要临陈在番休递上,分一军为数替,将战则食第一替人,既饱遣之入陈,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将困,即调发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则士常饱健而不至于困乏。张柔直守南剑退范汝为用此法,方汝为之来寇也,柔直起乡兵与之战,令城中杀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饭,分乡兵为数替,以入陈之先后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余,遂胜汝为。又刘信叔顺昌之胜,大概亦是如此,时极暑,探报人至,云敌骑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顷问甲热乎,曰:‘热矣。’‘可着手乎?’曰:‘热甚,不可着手矣。’时城中军亦不多,信叔尝有宿戒,遇战则分为数替,于是下令军中依次饮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药,往者归者皆饮之,故能大败敌人。盖方我甲士甲热不堪着手,则敌骑被甲来者其热可知,又未免有困馁之患,于此击之,是以胜也。”

  臣按:朱子所论张觷、刘锜所以破敌者,皆是更休之法,昵之叠陈法亦是更代,但昵是俟其伤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为定法,预分其人为班次而更休之也,然昵以鼓为节,则敌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计,宜于未战之先,某队以某人为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如之,别为暗号,使其潜自更替之,为无患也。吴昵谓其叠陈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见兵法《尉缭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据而云然。(以上陈法)

  《史记》:武王即位九年,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

  马融曰:“苍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师之始。考《齐世家》,太公会舟楫于盟津,则舟师自武王时已有之,盖以济河也。其后春秋时孟明济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暂以济尔,非若吴楚之人用之则专以战焉。昔人谓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江海为平道,是其所长,吴人以舟师伐楚,又越军、吴军舟战于江,伍子胥对阖闾以船军之教,比陆军之法,大翼者当陆军之车,小翼者当轻车,突冒者当冲车,楼船者当行楼车,走舸者当轻走骠骑。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楫之具,谓之钩拒,退而钩之,进则拒之。又以历代史考之,舟师可以进战之处,东南之师趋三齐者自淮入泗而止,刘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趋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温伐燕至枋头是也,舍舟登陆尚得半利;趋关中者自河而入,径至长安,王镇恶以蒙冲小舰至渭桥是也,水陆并进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师进者也。若夫舟师可以守之处,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峡者不得下,此王浚伐吴、杨素伐陈之路也;据武昌之要,使自汉水者不得进,此何尚之所谓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险使自合肥者不得渡,盖韩擒虎尝因以灭陈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胎者不得至,盖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进,此皆以舟师守者也。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

  昭公十七年,吴伐楚战于长岸,大败吴师而获其乘舟余皇(或作艎,舟名)。臣按:此南国用舟师见于史者始此。哀公十年,吴徐承(吴大夫)帅舟师,将自海入齐。

  臣按:此战用海舟之始。吴之海道通齐,盖自春秋时已然矣。

  汉武帝时,朱买臣言:“东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乃拜买臣为会稽太守,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岁余,买臣受诏,与韩说俱击破东越。

  臣按:西汉会稽郡治在今苏州,则吴之海舟可通闽久矣。臣尝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观秦运负海粟以给北边,及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道入齐,汉武伐东越亦自会稽以舟师入闽,则燕可至齐、齐可至吴、吴可至闽,盖自秦以前则已通行矣。然吴既可至闽,闽之至广尤易易然,臣于“制国用”条尝请复元人海运,今日诚能用军三四万人、舟三五千艘,由海道漕运因而教以水战,则东可以制朝鲜,南可以制交阯。噫,当元盛时而知为此备,则张士诚、方国珍岂敢称乱哉?惜乎当时惟以运粮而不习水战。

  武帝时有楼船,有戈船,有下濑,有横海。江、淮、青、齐皆有楼船军,击南粤、救东瓯则用江淮、会稽楼船,灭朝鲜则用齐楼船,又开昆明池以习水战。

  臣按:汉人之造舟以为战具,于凡边江海之处皆为楼船。臣窃以为,船谓之楼,其质必大,所费盖不赀也,有事而造之则缓不及事,无事而造之则贮之无用之地,岁久而自弊,弊而又造,则劳民费财多矣。臣请凡为运舟者必备战具,无事则用以漕,有事则用以战,岂不一举而两得哉?今沿海卫所造为备倭船只,岁岁督造而无一日之用,劳费无已,况操海舟与河舟不同,军不素练,一旦驱之登舟以战,彼方眩晕呕吐之不暇,又岂能御敌哉?况其舟中器具朽腐,仓卒岂能猝办,贼舟多而我舟少,其不能敌之决矣。臣请革罢此舟,备倭官军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遗孙权书,欲治水军与之会猎于吴,张昭等曰:“操得荆州水军,蒙冲斗舰浮以沿江,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周瑜曰:“操舍鞍马,仗舟楫,远涉江湖,不习水土,禽操宜在今日。”瑜与先主进,与曹操遇于赤壁。瑜部将黄盖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预备走舸系于其尾。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烟焰涨天。瑜等率轻锐继其后,雷鼓大进,曹操军败退。

  臣按:此古人焚敌舟之法。

  晋武帝谋伐吴,诏王浚修舟舰,乃作大船连舫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上得驰马往来,又画筜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无有。吴为铁锁横截江险,又作铁椎暗置江中,浚知状,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椎辄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断,于是顺风鼓棹,径造三山。

  臣按:王浚造巨舟沿长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今长江故在,舟行往来者虽百斛之舟尚有胶于浅者,今晋舟如许之大,转动为难,要非良法也。

  晋有指南舟。

  臣按:今番舶于舵楼之下亦置盘针,盖凡舟皆用盘针于舟中以定方向,非专设为一舟也。

  宋太祖开宝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发江陵,水陆并进,克池州,败唐兵于铜陵,遂次采石矶。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举进士不第,遂谋归宋,乃渔钓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载丝绳维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寻诣汴上书,言江南可取状,请造浮梁以济师,宋主然之,遣内侍往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以大舰载大竹自荆渚而下,命丁匠营之,三日桥成。议者以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听。师南下,以若水为向导,既克池州,即用为知州。若水请试舟于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师因之济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樊若水献量江为梁之策,而江面遂不可守,大抵据江为国者必得上流,敌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无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于江,除大海外凡据水以为险者,我若得其上流,皆可潜遣人量其广狭以为浮筏,蔑不济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乌珠入寇,韩世忠与相持于黄天荡。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将战,世忠预命工锻铁相连为长绠,贯一大钩,以授士之骁捷者,平旦敌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绠则曳一舟而入,敌竟不得济。乌珠既为世忠所厄,欲自建康谋北归,不得去,或教以芦场地凿大渠二十余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冶城西南隅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趋建康,世忠尾击败之,敌终不得济。乃揭榜募人献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于舟中载土以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浚桨,俟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蒻蓬,则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飞,天霁无风,海舟皆不能动,以火箭射海舟蒻蓬,世忠军乱,焚溺而死者不可胜数。世忠与余军至瓜步弃舟而陆,奔还镇江。

  臣按:或人之教乌珠御宋人大舟之法,今仿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绍兴五年,岳飞破杨太(一名幺)于洞庭。太时与刘豫通,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童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木壅塞车轮,碍不得行,急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太计穷赴水死。

  臣按:舟之大者非风不行,而行风必以帆,帆之制非蒻叶与竹筏则布为之,以火箭射之无不焚者,然则如之何而可?曰杨幺之舟以轮激水,虽无风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师其意仿而制之,则虽无风不用帆亦可行矣。(以上舟师)

  以上论战陈之法(下)
 

卷一三五

  ▲察军之情

  《诗邶风击鼓》之首章曰击鼓其镗(击鼓声),踊跃(坐作击刺之状)用兵(戈戟之属)。土(土功)国(国中)城漕(卫邑名),我独南行。

  朱熹曰:“《春秋》隐公四年,宋、卫、陈、蔡伐郑,正州吁自立之时,卫人从军者自言其所为,因言卫国之民或役土功于国,或筑城于漕,而我独南行,有锋(兵端)镝(矢锋)死亡之忧,危苦尤甚也。”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役土功于国者此民也,筑城于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陈与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于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则必先其所急,后其所缓,未闻众役并兴,罢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谓忍矣,其卒至于败亡也宜哉。”吁,国风之诗皆出于闾巷之言,先王命官采民诗以观民风,民之言见于诗,为治者诚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与聚,所恶勿施,王天下之大本在此矣,况征伐大事,又乌可咈民之情而必从己狸驹?

  《王风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妇人目其夫之辞)于役,不知其期,昌至哉?鸡栖于埘(凿墙而栖曰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朱熹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赋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还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鸡则栖于埘矣,日则夕矣,牛羊则下来矣,是则畜产出入尚有旦暮之节,而行役君子乃无休息之时,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臣按:谢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预言归期也;卉木萋萋,劳还率而详言归期也。四牡之使,宁几何时,劳之曰我心伤悲,吉甫在镐,不过千里,劳之曰我行永久,吾观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劳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体群臣也。本于推己及物之恕,发而为序情闵劳之仁,岂有无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暂时之役、近地之行犹不可以无期,矧以中土之人而为边鄙之戍,沙漠冱寒之塞、炎蒸瘴厉之乡,一籍边关,永无可归之期,则人之愁怨无聊也可知矣。居人上者恒念及此,其去也有常时,其归也有定限,知其苦而闵其情,加以恩而厚其赏,则彼虽艰苦万状,亦所甘心矣。唐末之祸起于庞勋桂林之戍不更,后世人主尚鉴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菜名)采薇,薇亦作(生出地也)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晚也)止。靡(无也)室靡家,狁(北狄)之故。不遑(暇也)启(跪也)居,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杨柳(蒲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雪甚貌)。行道迟迟(长远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详见真氏前书)。

  朱熹曰:“此遣戍役之诗,以其出戍之时采薇以食而念归期之远也,故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兴。曰采薇采薇,则薇亦作止矣,曰归曰归,则岁亦莫止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启居者,非上之人故为是以苦我也,直以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盖叙其勤苦悲伤之情而又风以义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则人怀敌忾之心矣。’”

  又曰:“卒章又设为役人预自道其归时之事,以见其勤劳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极道其劳苦忧伤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则虽劳而不怨,虽忧而能励矣。’范氏曰:‘予于《采薇》见先王以人道使人,后世则牛羊而已。’”

  臣按:《采薇》之诗,真氏已载其全篇于“格物致知之要”下“察民情”条,其言谓此戍者之情郁结于中不能以自诉者,文王乃先其未发,歌咏以劳之,如其身之疾疚焉者,而臣于此不复详载,惟摘取其首末二章而备详程、朱之言。程氏所谓“毒民不由其上则人怀敌忾之心”,“上察民情则虽劳而不怨,虽忧而能励”,斯二言也真得斯民之情,在上者诚知军旅为毒民之具,凡有兴举皆为乎民,非不得已而不为,及其役之也又能深察其情,知其劳苦之状,恤其饥寒之苦,怜其室家之离,旷念其生业之废坠,有所用心则为上所知,有所效力则不为人所掩,如此,则彼虽劳也而忘其为劳,虽忧也而忘其为忧,而一于敌君王之忾而功无不成矣。

  《诗序》:《苕之华》,大夫闵时也。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其首章曰:苕(陵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朱熹曰:“诗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虽荣不久,故以为比而自言其心之忧伤也。”

  《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兵革不息,视民如禽兽,君子忧之,故作是诗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二章曰: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无妻曰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朱熹曰:“周室将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诗。言何草而不黄,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将(亦行也),以经营于四方也哉。”

  李樗曰:“文王之民无不得其所矣,而犹视之如伤,此周之所以兴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视民如禽兽,此周之所以亡也。兴亡之鉴,岂远乎哉?”

  谢枋得曰:“《东山》《采薇》《出车》《杕杜》诸诗序情闵劳皆,以室家之望者为说,同为天民,血气嗜欲岂有异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马耳,故曰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臣按:先儒谓《苕之华》言国家之衰微时,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运穷矣。《何草不黄》言士民役使之烦数,征行之劳苦,上之人视之与禽兽无异,人事极矣,周室至是无可为矣,此《黍离》所以降为国风也。噫,人君当四方无虞之时,九重清燕之时,试以二诗与先儒所论者而讽味焉,其尚日思所以爱惜民力而培养元气,凡有兴师动众,揆之于天道人情、物理事势,苟可以已者无不已之,非甚至于不得已无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马待其民,必毋使天运至此而穷,人事至此而极,如二诗所云者,天下岂有乱亡之祸哉?

  《桑柔》,芮伯刺厉王也。其二章曰:四牡谷谷,旐有翩。乱生不夷(平也),靡国不泯(灭也)。民靡有黎(黑也),具(俱也)祸以烬(灰烬)。於乎有哀,国步(运也)斯频(急蹙也)。

  朱熹曰:“厉王之乱,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见其车马旌旗而厌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辞也。”辅广曰:“王者岂能无所征役,但出于不得已,则民将悦而从之,以忘其劳。今也使人见其车马旌旗而厌苦,若是则民不可得而用矣,乱生不夷,乱日生而无平定之期也,无国不灭,无民不烬,则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则哀其国家运祚之急蹙也。”

  其三章曰:国步蔑(灭也)资(咨也),天不我将(养也)。靡所止疑(定也),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争也)。谁生厉(怨也)阶,至今为梗(病也)。

  朱熹曰:“言国将危亡,天不我养,居无所定,徂无所往,然非君子之有争心也,谁实为此祸阶使至今为病乎?盖曰祸有根原,其所从来也远矣。”

  辅广曰:“居无所定则无以自安也,徂无所往则无以避患也,凡为君子则其心无所争耳,然不知谁为此厉阶而使至今为病乎?”

  其四章曰:忧心殷殷,念我土(乡也)宇(居也)。我生不辰(时也),逢天僤(厚也)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见也)痻(病也),孔棘(急也)我圉(边也)。

  辅广曰:“土宇谓乡里与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东。前三章虽皆是征役者怨辞,然二章则言乱生不已而要其祸乱之终,三章则言行止无定而原其祸乱之始,四章则言多矣我之见病也,急矣我之在边也,情益切而辞益哀矣。”

  臣按:《桑柔》之诗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乱离而厌苦自伤之辞,人君当承平无事之时而讽之于口、察之于心,必先有以调息而消弭之,使其厉阶不生,国步不频,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于多矣其见病也,急矣其在边也。则夫横目而黎首者见其车马之盛、旌旗之美,则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頞以相哀相怨矣。

  汉高祖四年,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八年,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臣按:复谓除其赋役也。

  光武建武元年,从蓟还范阳,命收葬吏士。

  臣按:高、光皆起自兵间,目见军士之劳苦,故其于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于地下,则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于犬马之死犹必葬之以帷,盖况兵士有功于我乎。

  唐陆贽言于德宗曰:“旷岁持久,师老费财,加算不止于舟车,征卒殆穷于闽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闾,送父别夫,号呼道路,杼轴已甚,兴发已殚,而将帅犹曰财不足、兵不多。”又曰:“兴师四方,无远不暨,父子诀别,夫妇分离,一人征行,十室资奉,居者有馈送之苦,行者有锋刃之忧,去留骚然而闾里不宁矣。”

  贽又言曰:“古之善选置者,必量其性习,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而又类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后使之乐其居、定其志,奋其气势、结其恩情,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靡督课而人自为用,弛禁防而众自不携,故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其术无他,便于人情而已矣。今则散征士卒,分戍边陲,更代往来以为守备,是则不量性习,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强其所不欲,求广其数而不考其用,将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为羽卫之仪而无益备御之实也,何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惊沙惨目,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觇,日有剽害之虑,永无休暇之娱,地恶人勤,于斯为甚,自非生于其域、习于其风,幼而睹焉、长而安焉,不见乐土而不迁焉,则罕能宁其居而狎其敌也。”

  又曰:“今者穷边之地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之余,终年勤苦之剧,角其所能则练习,度其所处则孤危,考其服役则劳,察其临敌则勇,然衣粮所给,惟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而关东戍卒岁月践更,不安危城,不习戎备,怯于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粮所颁,厚逾数等,丰约相形,隔绝斯甚。”

  臣按:陆贽之言灼见人情事弊,而于征行之劳扰、边塞之苦楚、人情之哀怨、军伍之事宜,忽忽如昨日事,如身亲履其地而目亲见其人辛苦劳顿、悲啼怨恨,阽于死亡,欲求须臾之生而不可得也,其所以为之处置者,则又如亲见其人、亲理其事,必如此而后可,不如此则决然有不可者,非泛泛然而虚为之言也。后世圣君贤辅,凡贽所言,皆当恒写一通置之座隅,使边塞寒苦之状、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动于心。

  宋太祖建隆元年,给攻城役夫死者人绢三匹,复三年。三年,又诏瘗征蜀战死士卒,被伤者给缯帛。

  臣按:创业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虽曰天命,然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时将士与我百战以争天下,致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传于子孙,世世享其富贵而无穷,其一时攀鳞附翼之人,幸而生者固与我共享之矣,而其子孙亦与有焉,若夫不幸而死者,则是徒以一命而膏草野,何为也哉?此古之帝王所以既用人之力,必恤人之身,非徒恤其生而必恤其死也。继世之君坐享富贵者,尚体祖考之心,而毋忘其富贵之所自哉。

  张方平言于仁宗曰:“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梃刃之下、宛转于刀几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

  臣按:此苏轼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兵以广地而雪愤者,观此亦可以惕然于心矣。

  或言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而孙吴之徒必曰与士卒同甘苦而后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后报也,朱熹曰:“巡三军拊(抚也)而勉(慰也)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纩,绵也。言悦以忘寒,此语出《左传》),此意也少不得。”

  臣按:孔子曰“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解者曰体者设以身处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夫人君之于士卒,虽曰势分悬绝,然其好恶则初无以异,人君诚能设以其九重之身而处夫四塞之地,而察其好恶之情,切切然形之于言,孜孜然念之于心,恒使万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间,边塞之境恒在殿陛之下,有情而无不达,有功而无不知,有屈而无不伸,则凡为吾御边而敌忾者,岂有不尽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谓古人之兵当如子弟之卫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义固当如是也,若夫居人上者不能体情以尽下,而惟责下之尽义,非所谓以人望人也。朱子所谓“巡而拊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此意也少不得”,非但为将者少不得也,而为君者亦岂可少哉?

  以上论察军之情
 

卷一三六

  ▲遏盗之机(上)

  《周礼》:士师之职,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寇)胥(搏盗贼)之事,以施刑罚庆赏。郑玄曰:“乡合者,乡所合也。”

  贾公彦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内政寄军令之类。五家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为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焉。”

  臣按:先儒谓联比其居,什伍其人,乡官之事也,而士师掌之,比追逐偦,伺盗贼之事。可见成周盛时,虽称极治而圣人为民防患之心无所不及,故乡各有所司,而士师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闾合闾以联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联其人。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联比闾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于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搏盗贼,昼则追逐之,夜则偦伺之,废事者则士师施之以刑罚,有功者则士师施之以庆赏,后世于里巷设为火铺、更夫,使之互相觉察以防盗贼,其原盖兆于此。

  士师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四曰犯邦令、五曰挢邦令、六曰为邦盗、七曰为邦朋、八曰为邦诬。

  郑玄曰:“邦汋者,斟酌盗取国家密事。邦贼,为逆乱。邦谍,为异国反间者。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挢邦令,称诈以有为者。为邦盗,窃取国之宝藏者。”

  王昭禹曰:“为邦朋,为私党以乱民也。为邦诬,造讹言以惑众也。”

  臣按:八者而谓之成,成者国法之成事品式也。朝廷为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事皆谓之邦者,以见此乃国家之大事,所以系安危治乱者,非但乡党州闾之事也。八者之中,邦汋、邦谍是交通外国之事,犯令、挢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盗不过窃取国货而已,其间最是为邦朋者聚党以乱民,为邦诬者讹言以惑众,为邦贼者构逆以称乱,三者乃国家之大恶,生灵之祸本,有天下国家者所当预惩宿戒者也。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师掌之而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所以杜其几微、遏其萌蘖者,岂不豫哉?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揭之,入于司兵。

  郑玄曰:“任器货贿,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时杀伤人所用兵器、盗贼赃加责没入也。”吴澂曰:“贾而揭之,定其所直之价而识之也。”

  臣按:司厉一官专主追征贼赃。

  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犹校也)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庐之属)井树,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与柝同)之,有相翔者诛之。

  郑玄曰:“庐,客行道所舍。达,谓巡行通之,使不陷绝也。宿息,庐之属,宾客所宿及昼止者也。井共饮食,树为蕃蔽。相翔犹昌翔,观伺者也。聚之,聚击以宿卫之也。有奸人相翔于宾客之侧则诛之,不得令寇盗宾客。”

  臣按:《周礼》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馆,候馆有积”所以待宾客师役,使命之往来既已掌于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庐氏又职往来,按比而肃其守卫焉。由是观之,可见古昔盛时所以防盗者无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来,实所以示国威之严肃也。昔周定王使单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陈以聘楚,道茀不可行而知陈之不能守其国,矧惟堂堂乎大朝,威名远慑于万里之外,九夷八蛮无不归仰顾于畿甸之间、国门之外,盗贼时时窃发公行以劫掠行旅,斯声也岂可闻于遐外乎?当道者以此为小事,故不以闻,盖不知《周官》设野庐氏之意、单襄公讥陈人之语也(臣请严敕捕盗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内有盗贼劫掠者,其应捕及统督者不获盗,皆革其冠服,俾以必获为期,三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师地大而人众,俗杂五方,难于辨识,与其督责于其后,孰若豫备于其先,请于都城之外分为数路,每路约量远近立一望楼,每楼于常操军拨马军十名、步军十五名,五日一番,轮守楼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盗贼,楼上军即擂鼓举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楼下军具器械逐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严刑督责而盗自无矣。若夫冬月河冰之后,于都城外设东西二营,委军官一员督领马军各一二百名,有大车运载者许其豫投辞告知,会集众军,必五车然后偕行,每车差马军三名护送,其军人刍料之具就俾僦车者给之,仍先行合经由军卫,如自良乡至涿州、涿州至河间、河间至德州、临清、济宁以至于徐州,此数处该班官军十月以后暂免赴操,俾委官督领马军以次递送至交换处,遇有回车,仍令顺护以回,如此,则道途无壅塞之患,商宦无畏途之忧,四方之人经历艰险,至于近郊,举首仰望九重宫殿于红云紫雾之中,即有登仙之乐矣)。

  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郑玄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

  王安石曰:“御晨行者,御使须明而行。禁宵行者,禁之使止也。”

  臣按:此所谓夜禁也。今制一更三点禁人行,五更三点放人行,即此意。

  修闾氏掌比国中(城内)宿(谓宿卫)互者与其国粥(养也,谓羡卒)而比其追(逐寇)胥(读为偦)者而赏罚之,禁径逾者与以兵革趋行者与驰骋于国中者。邦有故则令守其闾互,唯执节者不几(察也)。

  郑玄曰:“禁径逾者、兵革趋行者、驰骋于国中者,皆为其惑众也。”

  贾公彦曰:“邦有故,谓有寇戎、大丧札,皆恐有奸非,则令各守闾巷门,有执节公使者不几察也。”

  刘彝曰:“掌比国中宿互柝者,谓检国中夜士之守宿也。互谓行马以断夜行者也,谓击柝以守门闾而传更者也。国之羡卒使之什伍以追偦擒捕寇贼,获多者赏之,否则罚之。”

  臣按:成周之世所以防奸盗者,畿内则有野庐氏,城内则有修闾氏,是以都城内外奸无所容,闾里之间斩然以齐,门巷之列肃然以宁,虽有不逞之奸,无由而起,猝遇非常之变,有以制服之而不至于猖肆也。修闾氏掌比国中宿互谷者,国中,王城之中也,比合什伍宿卫于王城之中,以为追逐偦伺之备,各于闾巷之间设为互以断行,即今鹿角之类,设为谷以传更,即今木柝之属,夜行有禁则入息者不趋于晦冥之时,更漏分明则向晦者皆知夫早晚之候。盖寇盗之兴皆于夜静人息之时,而官府特于闾巷之间存此数辈,俾其不寐以为奸盗之防,此古昔盛时非独海宇之内无有大奸大寇,而于闾里门巷之中虽胠箧穴墉之小盗亦无有也。呜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于微小哉?惟其绝之于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滋长而至于大且著也(国初于南京设为四十八卫,每卫各有营,营两际各为门,本卫官军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为易,又于五城各设兵马司,设立弓手专以巡徼京城内外,即《周官》修闾氏之职也,又于各坊里巷立为火铺支更守夜,其与修闾氏所谓互谷追偦者无以异焉。盖卫有所定居,则呼召之军易集,巡徼有攸司,则追偦之责有归,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师盖袭胜国之旧,街坊里巷参错不齐而卫所散处,而士卒之名隶尺籍者聚散无常,甚者野处在数十里之外,幸而承平无事,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变,出于仓猝之间,急欲有所召集,岂不难哉?臣愚欲于无事之先而豫为有事之备,请复祖宗南京旧制,虽然时异势殊,当守成之后而为创始之谋诚未易也,无已请用祖宗之意,以为今日之备可乎。夫南京之卫四十八,今京卫七十有余,其卫署随处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军士虽系籍卫中食粮,至其操练以待调发则分在各营,必欲使每卫各为一处,联比其居,决有不能者,今名籍在卫所、队伍在将领而其所居之地方则各属兵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众,聚四海之人,杂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烟众盛,奸宄实繁,一城之大仅设五司,官僚十数员,兵卒百十辈,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万人家,力有所不周,势有所不及,臣请每城量地广狭远近,添设行兵马司数处,每处添设副指挥一员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闻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楼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击鼓而火铺则击柝以相应,由近及远,不许杂乱,又于该辖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像见操官军在地方住者,不分赁寄及上班者,皆俾报名附册,就于本坊见居军官中推举其管操者一员,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挥,无则把总指挥为众信服者,奏闻以为地方总领,每季一造册,册成各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总领官,每季行兵马司率领本坊见居官军起赴总领官私居参见,每年四见,此外不许擅自起倩。旧例,每兵马司岁委御史一员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随地方广狭添差分管,遇有儆急,兵部下兵马司行御史督该司起集该方官军,赴总领处听用,如此,则仓卒事起有备无患,虽非祖宗设立军营初制,然于其间处置得宜,运用有方,则亦其遗意之仿佛也。又京城内外自来街坊因袭前代旧名,俚俗不雅,混乱无别,宜令各该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分界画图,别立新名,每处立一大铺,分统小铺,每小铺设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点起守至四更三点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铺更夫倍之,大铺之立,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边,对立木橦二,四尺以下,悬铁索三以截断行路,二更一点以后即横糸互以绝往来,至四更三点方开,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处俱为栅门,一更三点即锁断,五更一点方开,各行司为印烙牌数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丧紧急等事,许先赴行司告领牌面,遇夜照放,无牌而阑出及擅开者坐以罪。每大铺置大铜锣一面,小铺各置某小者一面,遇有盗窃即声锣相应,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铺,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铺,大约京城直南北大街不过数处,假如崇文门自门至四楼为一节,又自此抵城下为一节,每节夜拨马军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轮五骑往来巡逻,其余仿此,其九门城垣之下以城为限,每城拨军之数亦如之,其巡逻之军,五军大营每日于见操官军内轮差。如此,则人家有盗贼之警而更铺得以阑拒,而贼不得以出入,国家有仓猝之变而军士易于召集,而贼不得以纵横,此虽琐末之事,而所关系实大,为国远虑者可不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一见焉,昔者周幽王举火以戏诸侯,则是三代之时不独边境置立烽火,而宫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国家运气隆盛,德泽深厚,所谓亿万年盘石之宗泰山而四维之者也,万无意外之事,然杞人忧天,天岂有坠理而杞人忧之,忧之诚愚也,然不失为爱天之深,臣愚请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猝有不测之事,即于琼岛上立之,悬红灯为号,其事缓急以灯多少为符,预以遍告诸总戎大臣,俾知其故,又于九门上各立高竿以悬红灯,定多少之数以示缓急之别,遍告诸军以为进止分散之令。如此,则不烦三令五申而六军万姓可不言而谕、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虑)。

  《论语》: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朱熹曰:“言子不贪欲,则虽赏民使之为盗,民亦知耻而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朱熹曰:“为政者民所视效,何以杀为?欲善则民善矣。”尹焞曰:“杀之为言,岂为人上之语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而况于杀乎?”

  臣按:宋范祖禹上疏于其君,首引鲁《论》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问之语,而继之曰:“臣始读此二章书,盖尝疑之,以为圣人之言主于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观唐太宗初即位,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役繁,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观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圣人之言不欺,后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区区之鲁国,季康子为相,孔子犹劝之以不欲所以止盗,况天子之为天下乎?伏见熙宁臣僚有奏请别立盗贼重法者,自行法以来二十余年,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愈多耳。古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有邪僻之民然后齐之以刑,岂有不治其本专禁其末哉?”祖禹所谓本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纯朴是已,然先以节俭、示以纯朴,非无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节俭纯朴以为治,则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则民皆化于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自不为矣。

  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苏辙曰:“古之圣人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而谁与为乱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赵之人,八十年之间百战以奉贼臣,竭力致死、不顾败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为忠臣义士之所当然,当此之时,燕赵士唯无义也,故举其忠诚专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顺,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故夫燕赵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臣按:苏辙谓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谁与为乱哉?臣窃以为,乱与盗皆起于血气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盗之起始于里闾,积而至于为大盗则乱天下矣。是以古之圣王必制民恒产,使其仰事俯育之有余,教以礼义,使其知尊君亲上之当务,则其心志有所养而不敢肆其欲,血气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则里社之间偷窃之盗且不作矣,虽欲为乱,何所资而起乎?

  秦二世时,发闾左戍渔阳者九百人屯大泽乡,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斩。胜广因天下愁怨,乃杀将尉,令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众皆从之。乃为坛而盟,称大楚,攻大泽乡,拔之。比至陈,卒数万人。入据之,遂自立为王。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之。使从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怒下之吏,后至者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也。”乃悦。

  臣按:盗贼之起,盖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来所以劳民力、苦民心、费民财、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无以为生,举手动足何者非杀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寻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广、胜之徒所以造乱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后,天下愁怨之时,虽施之以仁恩惠政,犹恐不能补救,况又自蔽其耳目哉?盗已众矣而犹称无盗,臣下有言盗者反怒之,不当怒而怒,当忧而不忧,天下安得不乱哉?

  汉武帝天汉中,东方盗贼滋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杀二千石,掠卤乡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琨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所至得擅斩二千石以下,诛杀甚众,一郡多至万余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臣按:立法以除盗贼,不可以不严,亦不可以过于严,不严则有司不肯用心除贼,遂至养成大祸,过于严则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驯致大乱,二者皆非中道也。盗贼之起,必推求其致盗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穷所以至于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为,以民待民而不以盗待民,如是而民为盗犹自若也,然后以盗待之。大抵民之所以为盗之故,不在朝廷则在官吏,又不然则是奸民之乘间生事也,国家不幸而有盗贼之起,则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祸起于朝廷则反己自责、去其弊政,起于官吏则根究所自而诛逐其人,若但出于奸民则必急剿绝之,痛惩以警众,使毋至于滋蔓也,如此处之,庶几得中道乎。

  宣帝时,渤海岁饥,盗贼并起,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拜渤海太守,召见问何以治盗贼,对曰:“海濒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加赐黄金赠遣。乘传至渤海界郡,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罢逐捕吏,诸持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遂自行车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镰也)汋,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遂乃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慰安牧养焉。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各以口率种树蓄养,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狱讼止息,至是入为水衡都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盗起,选能治者,丞相以龚遂应诏,可谓得人矣。以今观之,虽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举,则帝无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亲行诘问,假之以文法,宠之以厚赐,此遂所以尽心效力,使郡之盗贼悉平而皆为良民也。于此一事可见宣帝留心民瘼,虽以一遐远之郡、二千石之吏犹拳拳如此,盖欲无负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传序,而亦不虚受臣民之供奉爱戴也。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张敞官。数月,京师吏民懈弛,枹鼓数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贼,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盗贼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无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以当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无固在乎其人,而其名望则系人君优假以养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之臣,天下之人闻之有素,一旦有繁剧难处之事,委以任之则事半而功倍矣。盗贼虽曰小人,然非有智术者亦不能以聚众也,所以敢于犯天诛而为灭族之举者,非不知王法之严也,自恃其能,而谓人皆不己若也,而一闻有智术出其右者,其气自馁,而从之者亦泮然解散矣,宣帝起张敞而用之盖此意也。

  以上论遏盗之机(上)
 
  ▲遏盗之机(中)

  灵帝时,巨鹿张角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遣弟子游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莫不毕应,填塞道路,郡县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杨赐上言:“宜敕州县简别流民,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刘陶复上疏申赐前议,帝殊不为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官署)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以中常侍(内官也)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于是先收元义车裂,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角等知事已露,驰敕四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帜,所在燔劫,长吏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

  臣按:黄巾之起,始于张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转相诳诱,远至十余年,多至数十万,天下九州从之者八州,内而宫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卫,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谋,其原皆起于符水咒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师尤多,不徒不禁绝之,而又为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清要之职,则又不独下之人为所惑而已也。呜呼,先王之世左道惑众者必诛,政恐其惑世而驯致于大乱也,有志于防乱者可不戒之于微哉?

  灵帝以黄巾日盛,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中常侍吕强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与角合谋为变滋大。请先诛左右贪浊,大赦党人,料简牧守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时宦官赵忠、张让等贵宠第宅拟宫室,及封谞、徐奉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角通。”

  臣按:张角之乱积十余年,而人从之者几遍天下,则虽内官在天子左右亦与之通谋,无一人敢言者,何也?盖一时贤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谋为不轨而禁锢之,是以举世之人莫不缄口结舌也,吕强谓不赦党人将与角合谋,此盖以危言激帝尔,党人岂为乱者哉?是知为治之急务莫急于通人言,人言不通,虽以天下之大皆从一贼而无一人之敢言,黄巾之乱若非其党之自言则灵帝终不知也。呜呼,后世人主宜以为鉴。

  黄巾余党贼帅韩忠复据宛拒朱俊,俊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俊自将精卒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及退保小城乞降。诸将欲听之,俊曰:“兵固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纳降无以劝善而更开逆意,使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

  臣按:处事者当知天下之大义,朱俊谓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逆,故不纳其降以纵敌长寇,以为形同而势异。呜呼,此岂但形势哉?大义亦不过如此也。

  交阯多珍货,前后刺史多无清行,故吏民怨叛,执刺史。选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苏洵曰:“天下之势远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忧未若远之可忧之深也。今广南、川峡例以为远,而朝廷稍有所优异者不复官之于此,矧其地控制南夷氐蛮,最为要害,土之所产又极富伙,明珠、大贝、纨锦、布帛皆极精好,水载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赋取日重,科敛日烦,罢弊之民不任,官吏复有规求于其间,淳化中,李顺窃发于蜀,州郡数十望风奔溃,近者侬智高乱广南,乘胜取九城如反掌。国家设城池、养士卒、蓄器械、储米粟以为战守备,而凶竖一起,若涉无人之境者,吏不肖也。”

  臣按:天下之地势虽有内外远近,而圣人一视以同仁,初无内外远近之异焉。观贾琮之治状、苏洵之议论,晓然知远方之民所以易动者,非民之性习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盖远方州县得一良令如得胜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胜兵三万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胜兵三十万人,方其相安无事之时,一方数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县得二三十辈之贤守长则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穷起而为盗为乱,非得数十万人马钱粮未易以平之也。呜呼,当道之大臣掌铨选者,何苦不为国计,不为地方计,而专为仕者之计,不权其轻重缓急,而拘拘于远近内外之较哉?非独不智,盖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为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要,由是盗发无不禽获。其后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臣按:李崇建楼置鼓防盗之法,今亦可行,然可于盗发之时行之,平时不用亦可。

  孝明时,盗贼日滋,征讨不息,国用耗竭,豫征六年租调犹不足,乃罢百官所给酒肉,又税入市者人一钱,及邸店皆有税,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为:“夷夏之民相聚为乱,岂有余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时早加慰抚,宜分郡县为三等,清官吏选补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载黜陟,有称职者补在京名官,如不历守令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强暴自息矣。”

  臣按:北魏之时以盗贼滋发之故,征讨不息,遂至国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敛之法,议者归其罪于守令不得其人,诚是也。今宜为之法,曰州县境中有盗群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获,亲民官革去冠带,捕贼一年不获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递减其罪,获盗之数十获其三,即与准免。

  隋炀帝谋讨高丽,诏山东置府令养马以供军役,又发民夫运米塞下,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值数百钱,所运米或粗恶,令民籴以偿之,又发鹿车夫六十二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不足充糇粮,至镇无可输,皆惧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渔,百姓穷困,于是始相聚为群盗。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于是平原刘霸道、漳南窦建德、鄃人张金称、蓚人高士达皆聚众为乱,自是所在群盗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

  臣按:《周书》有之,“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所谓虐之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无已、劳役之无已、科敛之无已,有一于此皆足以致乱,为人上者盍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祚荫而而有今日,贵贱不同而好生恶死则同、好逸恶劳则同、好取恶予则同,设使吾身处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尽取吾之财使吾父母冻馁,必欲竭尽吾之力使我亲属离亡,吾堪此否乎?一旦叛我起而为乱,而吾之位得安乎、身得乐乎?不安不乐,则吾不能以不操心纵假势力以平之,则所损亦多矣,况未必能平乎?古语有言,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则为天子,失乎民心则为独夫,得民心之道无他,惜民财爱民力而已,民之财恒自足,民之力恒有余,则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寿国脉之第一事也。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初约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屡求代还。徐泗观察使崔彦曾性严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军帑空虚,不能发兵,请令更留戍一年,戍卒闻之怒,都虞候许佶等作乱,推粮料判官庞勋为主,劫库兵北还,所过剽掠,州县莫能御。诏遣中使赦其罪,部送归徐。各以私财造甲兵旗帜,招集亡命,众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货财募兵得数千人,自称兵马留后,寻陷徐州城,城中愿从者万余人,勋又募人为兵,人利于剽掠,皆断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由是贼众日滋,官军数不利,遂破鱼台等县,又陷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勋又分遣其将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沭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诸寨,乘胜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商货。既而诸道兵大集于宋州,勋始惧,应募者益少,勋乃驱人为兵,敛富室及商旅财,十取七八,杀崔彦曾,自称天册将军。勋自九年七月作乱,至明年八月始为官军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财,故省费节用,恐穷竭而召祸也。民无信不立,故明约慎令,恐欺诈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为崔彦曾失信而已,彦曾所以失信者,为军帑空虚而已,自宣宗末年诸镇相继逐帅而叛,言事者以谓藩镇减削衣粮以充贡献之所致,况懿宗穷奢极侈,所费不赀,则敛财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调度仅足自给,一有变故无以应之,如徐州是也,然则俭与信,岂非为国之急务乎?”

  臣按:唐末之乱始此。宋祁曰:“《易》云‘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虏,而不知患生于无备。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后世人主宜鉴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于今日,省费节用以足国之用,明约慎令以孚人之心,而毋驯致于唐人桂林之乱也哉。”

  僖宗时,政在臣下,南衙(宰相)北司(宦官)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明年宛朐人黄巢亦聚众数千应仙芝,巢少与仙芝俱以贩私盐为事,巢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

  范祖禹曰:“自古贼盗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唐之季世,政出阉尹,不惟赋敛割剥,复贩鬻百物,尽夺民利,故有私盐之盗,使民无衣食之资,欲不亡其可得乎?”

  臣按: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为民,其秀而黠者为士,所业不同而各求以资所生者则同也。是以国家盛时,仕路通而聚敛之政不行,士有士之业、民有民之产,有以自生,故视死为重,不敢轻其生,恐或致于死地也,故盗贼不兴、祸乱不作。当唐之世,使黄巢一举而第进士,或于进士科外别有进身之途,则巢不贩私盐矣。使盐而无禁,则巢必终身业之盐,虽有禁而无大罪,巢必不改业而为盗矣。使当时民生有恒业,官司无厚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资,巢虽为盗,不过为椎埋劫掠之雄尔,岂能旬月之间众至数万而横行于天下,逐天子而犯宫阙乎?是故明圣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尽利以遗民。

  广明元年,黄巢陷东都,留守刘允章帅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闾里晏然。张承范等将神策弩手发京师,神策军士皆长安富家子,赂宦官窜名军籍,厚得廪赐,但华衣怒(鞭之以发其怒而疾驰也)马,凭势使气,未尝更战陈,闻当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贫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范等至潼关,搜菁中得村民百许,使运石汲水为守御之备,与齐克让军皆绝粮,士莫有斗志,巢至,举声大呼,声振河华,士卒饥甚,遂烧营而溃。贼自潼关入长安,称齐帝,改元金统。

  臣按:黄巢入潼关时,唐之兵粮皆无有也。呜呼,尚何以为国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众至数十万,而堂堂朝廷乃至寇临国门,曾无数百可以御敌之兵,曾无数月可以给军之饷,不知平日举朝之间,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干何事,舟车所以日辇月运者其物安在虽曰承平日久,储备废弛,然自仙芝乱起至是亦七期矣,帝虽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无一人言及之,一时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门,纵不为国计,独不为身家计乎?盍思曰贼若入关,我用何人御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安能御寇?纵使有人,又于何处得军饷乎?贼至潼关无备,必长驱入京师,天子必出走,我一人随行而家属将置于何所乎?呜呼,后世人主观史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谨身节用、信任君子而疏斥嬖近,毋使国家一旦驯致于此无可奈何之地,则永无祸患而常享安乐矣。

  中和三年,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多遣人历县镇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过资阳镇,独无所求,镇将谢宏让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盗中,捕盗使杨迁诱宏让出首而执以送使,云讨击禽获以求功,敬瑄不之问杀之,备极惨酷,见者冤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避杖亡命,杨迁复诱之,能方出,闻宏让之冤,遂大骂杨迁去而发愤为盗,驱良民不从者举家杀之,逾月众至万人,立部伍,署职役,横行邛雅二州间,攻陷城邑,所过涂地。先是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

  臣按:盗寇之生发固有民穷而为之者,亦有官吏将激发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时,窦俨上疏:“请令盗贼自相纠告,以其所告资产之半赏之,或亲戚为之首则论其徒侣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则盗不能聚矣。又新郑乡村团为义营,各立将佐,一户为盗累其一村,一户被盗累其一将,每有盗发则鸣鼓举火,丁壮云集,盗少民多,无能脱者,由是邻县充斥而一境独清,请令他县皆效之,亦止盗之一术也。”

  臣按:窦俨所言新郑义营之法,可与北魏时李崇村置鼓楼合而为一,诚然则乡村之盗无所容矣。及其所谓盗贼自相纠告给赏之法,诚行则贼党互相疑贰,不能久聚。昔崔安潜出库钱千五百缗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盗不能独为,必有侣,同侣者告捕,释其罪,赏同平人,未几有捕盗而至者,盗不服曰汝与我同为盗十七年,赃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与汝同死耳。安潜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来,则彼应死汝受赏矣。汝既为所先,复何所辞?立命给捕者钱,使盗视之,然后剐盗于市并灭其家。于是诸盗与其侣互相疑,无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虽善,然用官钱可以暂而不可以久,不若俨就以所告资产之半给之为可常也。今后若有盗为同侣所执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潜此语折之。

  以上论遏盗之机(中)
 
卷一三八

  ▲遏盗之机(下)

  宋太祖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乱。初,蜀亡,其府库之积悉输汴京,自后任事者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贾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众为乱,且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争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杀县令,旁邑响应。王小波中流矢死,其党推小波妻弟李顺为帅,寇掠州县,众至数十万,僭称大蜀王。诏以张咏知益州,得便宜从事,时宦官王继恩及上官正等总兵讨贼,渐有成功,顿师不进,专务饮博剽掠,余寇匿山谷,恃险结集,势复张大,州县多陷。咏至,以言激正等,勉其亲行,仍盛为供具饯之,酒酣,举爵属军校曰:“尔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由是决行深入,大致克捷。时寇掠之际,民多胁从,咏移文谕以恩信,使各归田里,且曰:“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吾化贼为民,不亦可乎?”真宗咸平元年,广武叛卒刘刃啸聚数千辈,逐都巡检使,略汉、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乱,奉王均为帅。均僭号大蜀,改元化顺,陷汉州。

  吕中曰:“李顺之党方息而刘刃兴,刘刃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乱邪?盖蜀民勇悍,又狃于僭伪之久,故易诱以乱耳。然安李顺之党者张咏也,平刘刃之乱者亦张咏也,代以牛冕则王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张咏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无西顾忧’,此为蜀择咏,非为咏择蜀也。”

  臣按:苏洵尝拟为张方平之言,谓:“民无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变,于是待之以待盗贼之意,而绳之以绳盗贼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于是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赖之身而弃于盗贼,故每每大乱。夫约之以礼、驱之以法,惟蜀人为易,至于急之而生变,虽齐、鲁亦然,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齐、鲁之人待其身。”洵之言虽若假设,然亦实有此理也。盖秉彝好德之性、好善恶恶之心,人人有之,谁肯甘于为非为恶哉?由乎上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习知其然,故亦自弃其身于非人理之地而不自惜耳。呜呼,为人上者寄斯民于守牧,乌可专委柱后惠文、冠峨峨武弁者哉?

  仁宗庆历中,贝州宣毅卒王则据城反。则涿州人,初以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为小校,贝、冀俗尚妖幻,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谶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出世”,则之与母诀也,尝刺“福”字于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争信事之。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与连德、齐诸州,约以正旦断澶州浮梁作乱,会其党潘方净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事觉被执,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张得一方与官属谒天庆观,则率其徒劫库兵,执得一囚之,杀通判董元亨等。则僭称东平郡王,建国曰安阳,事闻,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慰使平之。

  臣按:盗贼之窃发,往往以妖术惑众,伏读律文有曰:“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民人,为首者绞,为从者流。”其法可谓严矣。圣祖制法之初,其为虑一何远也,然欲禁绝其源,当自京师首善地始,宜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凡京城内外有假鬼神降神书符以救病报事为民者,即令街方火甲具名报官究治驱遣之,其当禁治而不禁治与容而为之者,治以重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异书者皆许赴官受直,三月之后不首者,他人首发重罪之,是亦治朝遏乱之一术也。

  欧阳修言:“近日盗贼纵横,若不早图,恐贻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

  臣按:除盗之法最不可缓,缓则贼势日大、徒侣日多,往往贻他日之悔。修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其首务也,得一良吏如龚遂之治渤海、虞诩之治朝歌,盗不难除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访得多有凶险之徒,始初读书即欲应举,及其长立所学不成,虽稍能文,不近举业,仕进无路,心常怏怏,颇读史传粗知兴亡,以至讨寻兵书,习学武艺,因此张大胸胆,遂生权谋,每遇灾祥便有窃议自负,所图甚大,蔑视州县,既不应举,又不别营进身,往往晦名诡姓,潜迹遁形,乃与其徒密相结扇。此辈散在民间实多,纵无成谋亦能始祸,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谋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采访,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泽遗逸荐于朝廷,随其所能,量加恩命。”

  苏轼言于仁宗曰:“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臣愿特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别开仕进之门,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愿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荐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

  轼又代淮南转运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扬雄有言,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而班固亦论剧孟、郭解之流皆有绝异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是知人言善恶本无常性,若御得其道则向之奸猾尽是忠良,故许子将谓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韩、彭不遇汉高,与盗贼何异?臣窃尝为朝廷计,以为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汉武帝尝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所至以军兴从事,斩二千石以下,可谓急矣,而盗贼不为少衰者,其党固不可尽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则盗贼自消,而豪杰之士可得而使,请以唐事明之。自天宝以后,河北诸镇相继为乱,虽宪宗英武亦不能平,观其主帅皆卒伍庸才,而能于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乱乐祸之人、背公死党之士相与出而辅之也。臣愿陛下精选青郓两帅、京东西职司及徐、沂、兖、单、潍、密、淄、齐、鲁、濮知州,谕以此意,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权谋,或通知术数而晓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类,皆召而劝奖,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闻于朝,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若获真盗大奸,随即录用,若只是寻常劫贼,即累其人数酬以一官,使此辈歆艳其利以为进身之资,但能拔擢数人,则一路自然竞劝。贡举之外别设此科,则向之遗才皆为我用,纵有奸雄啸聚,亦是无徒。”

  秦观曰:“自古盗之所以兴,皆出于仍岁水旱、赋敛横出、徭役数发,故愚民为盗,弄兵于山海险阻之间,以为假息之计,所可深虑者,其间有豪俊而已,何则?人之豪俊犹马之有骥、犬之有卢,虽上观下获,一日千里而纵蹄龊之变,亦可畏也。昔周亚夫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也。’天下骚动,大将得之隐如一敌国,云唐纵朱克融北还卢龙,未几军乱,遂复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间,系吴楚之成败、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盗贼之间而有豪俊,岂不为可深虑也哉?臣以为销亡大盗之术,莫大乎笼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为我笼取,则彼卒材鼠辈虽有千百为群,不足以置齿牙之间矣。国家取人之制,其选高者惟制策、进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纵横之间无不可者、椎鲁少文独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杰皆文武纵横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鲁少文之人则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进士所得之外,不能无遗材也。”

  臣按:富、苏二臣所见略同,盖盗贼窃发,古今代有,彼其纷纷攘攘之徒为人所劫制者,心无定志,为利而动,既可以诱胁而来,亦可以哄吓而去,无足虑者,所虑者粗知文义识古今者尔,其言足以动众、智足以设谋,其纵横诡秘、机略变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有以平时收拾之,使其有所顾藉而不肯为非,即不幸一旦有事,则彼在中国则为盗贼主谋,彼出外境则为夷狄效力,其为祸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祖宗用人,于科目、岁贡之外别有贤良方正、才识兼茂、经明行修诸科,下至富户老人亦在所用之列,盖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尽所用而无遗也。近日用事者乃尽去之,而颛颛用科、贡二途,甚非祖宗意也。臣愚愿复旧制诸科,以收拾天下遗才,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习举业者有他才能艺术可称,皆许荐闻,随所能而试之,量授一职,其大江以北人才朴鲁,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书者,其中有知边情谙武事及膂力技能过人者,亦许以名闻,量用以为都司卫所幕官,或补任或添注、或于武职中试职,其中才能出众者果有显效,则不次用之以为将帅、以为方面,异日为国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赖其用也。夫然,则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无出位之思,国家之所用者无遗才而无意外之虑,黄巢必不贩私盐,张荣必不为阡能草书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张元、吴昊必不为夏人之用,黄师宓必不主侬氏之谋,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神宗曰:“今来累有群贼白日入城,开军资甲仗等库,劫取衣甲物帛,散与贼党,州中兵士不满三十人,州官散走,贼徒恣行劫杀,殊无畏惮,官司势不能制御。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凌侮,此后更有大盗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召募徒众,必且将至千万人以与朝廷相抗,贼徒大劫财物,散施无涯,则贫民乐随矣,恣行劫杀使人震恐,则大小胁从矣,朝廷赏必有限,罚必有条,不得如贼之使人乐随而胁从也,若诸处观望,奸雄相应而起,贼满天下则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乱,臣夙夜思虑,实为寒心。”

  赵瞻言于英宗曰:“伏见群盗杀害辅郡之官吏,系囚叛起京畿之狱,此皆前古祸乱之萌,朝廷腹心之虑,为最急务,而政府惟不过发关移为督责之状,州郡亦不过备游徼为期会之迹而已,文书一报,但用习常苟求按问,未有为国家穷渊薮积奸之原、塞万一不测之计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则盗贼屏息,今联官数十员而不能禁者,何哉?盖昔之责人以实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盗一发,符牒四走,则曰吾有文书下一路矣,帅府则曰吾有文书下郡矣,按具则吾无责也,郡则曰吾有文书下巡逻令尉矣,关白即吾无责也,令尉则曰吾有文书下坊里保伍矣,期会即吾无责也,此其由来,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盗之起,必劫刑狱,必掠公库,必杀官吏,自古祸乱之起皆始于此,驯而至于其极,四海涂炭,宗社丘墟,皆起于一州一县之积也,有国家者思患而豫防之,岂容缓哉?昔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遣之,盗悦径去,不为盗。事闻,富弼欲诛仲约,范仲淹欲宥之。臣窃以为,弼之欲诛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请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邮有城池士卒而仲约不御之而使之越过其境,固有罪矣,若无城郭可为屏蔽、无士卒可以拒敌而又无邻境可以救援,与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计而援之,不犹愈于坐致一郡之生灵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于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夫受人牛羊为之牧而不为之闲校,使为盗所窃,则牧者不能无罪也,责其不能为闲校之罪则可,今盗来而彼能以计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则过矣,臣谓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者此也。虽然,城池之不设、兵卒之无额,岂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庙堂之尊亦当分其责焉。臣请自今以后,凡天下府州县无城池当要害处,即议与筑城置军,其不可置军处则令巡抚方面及守令计议,或用民力或用官钱,赁工以次第为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杂差,编为丁壮夫甲,量为额数守之,其余州县地狭而民少不可为城守者,亦量与丁夫为守,凡其所有仓库、钱粮、甲仗俱寄郡库,犯罪重囚俱监郡狱,有城池处如此,则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军有御备之具,异时为寇所攻劫,罪有所归,而彼亦无辞矣。是虽一州一县之事,积而累之,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为国家远虑者所宜深致意焉。

  苏轼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而东京之地所以漕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因为陛下画所以待贼之策。及移守徐州,览山川之形势,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系也。臣观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而延敌,材官驺发,突骑云从,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麦,一熟而饱数岁,其城三面阻水,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独其南可通车马,而戏马台在焉,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战守之具以为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剽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非止为盗而已。汉高祖沛人也,项羽宿迁人也,刘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砀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间,其人以此自负,凶桀之气积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才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讨,岂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冲,其形势、风俗、物产苏轼言尽之矣,虽然,汉唐都关中,此地在当时为远郡,宋都汴梁,此地在当时为陪辅,其在今日则在南北两京之间,运道所必经之地,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兹以北上,南出数百里则为帝乡兴王之地,祖宗陵寝所在,关系非但汉唐宋时比也。臣于“京辅屯兵”条下请于此处立为大镇,命大将一员统领江淮上班官军于此守镇,一以守护漕运,一以屏蔽皇陵,而于一方之盗贼亦藉是以镇遏之,则两京有通融之势,万里无隔绝之患,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军青溪民方腊世居县堨村,托左道以惑众。县境帮源诸峒山谷幽险,腊有漆园,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时朱勔领应奉局于苏,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以诛勔为名起作乱。自号圣公,建年号,置官吏将帅,凡破六州五十二县,戕平民二百万。凡得官吏,必断脔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警奏至京师,方聚兵以图北伐,王黼匿不以闻,于是凶焰日炽,附者盖众,东南大震。帝得疏始大惊,乃罢北伐之议,而以童贯为宣抚使、谭正为两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讨之。贯至吴,见民困花石之扰,众言“贼不亟平,坐此耳”,贯即承诏罢之,吴民大悦。

  臣按:盗贼之起,非假众力,不能以独为也,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见,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死,夫岂易哉?盖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则怒不可解,不如此则欲不得遂,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于死之中,将以泄其不平之气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腊之反,见官吏既杀之,备极惨毒,盖平日受其害,欲报复之无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己私以害民,而受其惨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众例,心实有所不忍,不得已而逭一时之责以为之者,其罪亦当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势不同而理同,呜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顺帝至正六年,两淮盐运使宋文瓒言:“江阴通泰为江之门户,而镇江真州次之,国初设万户府以镇其地,今戍将非人,致贼舰往来无常,集庆花山贼凡三十六人,官军万数不能进讨,反为所败,后竟假手盐徒,虽能成功,岂不贻笑远近?宜亟选智勇以图后功。”

  臣按:自古盗贼为民害者莫如盐徒,盖厚利所在,人之所趋,不顾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尽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御之,此所以我众虽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关系甚大,夫国家之于盐课,盖众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无皆不系于国之重轻,其害之有无而国之治乱安危实系焉,是故远而有唐一代之祸莫大于黄巢,近而前元一代之祸莫大于张士诚,巢与士诚皆盐徒也。为国家远虑者,尚预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辙而使之至于无可奈何。

  八年,台州民方国珍为乱,聚众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博特穆尔讨之。十二年,复叛,杀台布哈,寻命纳琳讨之。十三年,从特呼特穆尔请,授国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国珍复降,以为海道漕运万户。未几,以为江浙行省参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说误之也,何则?人君所以立国者以其有纪纲也,所以振纪纲者以其有赏罚也,赏必加于善、刑必施诸恶,使天下之人知所劝惩焉,则治本立矣。方国珍者,当天下无事之时,一旦敢为乱首,以为天下先,为元人计,宜痛诛剿之以惩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听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赏善之具以劝恶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纷然相仿效、相诱胁,事幸成或得以为王为伯,不成亦不失州县之官,用是盗贼蜂起,而元因是亡矣。虽然,岂但元哉?宋人有诗云“仕途捷径无过贼,将相奇谋只是招”,则其来远矣。然则国家不得已而当此时有此寇,何以处之乎?弭祸乱者必折其萌,国家无事之时,齐民无故首兴祸乱,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绝其萌,使毋致于蔓衍,决不可用招安之策也。万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恶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党有能自首及缚其人来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赏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严首乱之诛,的然不轻恕,则祸乱之原塞矣。

  元末盗贼蜂起,有司不能制,及发丁夫开河,民心益愁怨思乱,栾城人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党刘福通等同起兵,以红巾为号。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颍州,据朱皋,攻罗山等县,陷汝、宁、光、息等府州,众至十万。

  臣按:承平之时,国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耗、军伍空缺,稍欲编民为兵,恐其嗟怨或生他变,不独本兵者不敢主此议,而建议者亦不敢启此言,夫何盗贼一起,旬月之间即成千万,是何公为之甚难而私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请试思之。

  以上论遏盗之机(下)。臣按:自古论盗贼者多矣,惟宋秦观之言最为切中机要,谨备录之以为后世之鉴。观之言曰:“治平之世,内无大臣擅权之患,外无诸侯不服之忧,其所事乎兵者,敌国盗贼而已。敌国之害,士大夫讲之详、论之熟矣,至于盗贼之变,则未尝有言之者,夫岂智之不及哉?其意以为不足恤也。天下之祸常生于不足恤,昔秦既称帝,以为六国已亡,海内无复足虑,为秦患者独匈奴耳,于是使蒙恬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而陈胜、吴广之乱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间,由此言之,盗贼未尝无也。夫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何则?敌国之兵甲马如云,矢石如雨,牛羊橐驼转输不绝,其人便习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边也,利速战以折其气。盗贼则不然,险阻是凭,钞夺是资,亡命是聚,胜则乌合,非有法制相縻,败则兽遁,非有恩信相结,然揭竿持梃,郡县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而速战以折其气,勿迫以携其心,盖非速战以折其气则缓而势纵,非勿迫以携其心则急而变生。今夫虎之为物,啸则风生,怒则百兽震恐,其气暴悍,可杀而不可辱,故捕虎之术,必先设机阱,旁置网罟,撞以利戟,射以强弓,鸣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无虎矣,至蛇与鼠则不然,虽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风生之勇,其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然不可以骤而取者,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术必环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则尺棰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盗贼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盗贼与驭敌国之述异也。虽然,盗贼者平之非难,绝之为难,平而不绝,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盖招降与穷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穷治,凡盗贼之起必有枭桀而难制者,追讨之官素无奇略,不知计之所弭,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彼奸恶之民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则曰与其俯首下气以甘饥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荣,由是言之,是乃诱民以为乱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却顾简节而疏目,则往往穷支党而治之、迫胁之,民见彼污者必不免也,则将曰与其婴锢金木,束手而就毙,孰若逃遁山海,脱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驱民以为乱也,故曰祸莫深于穷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与威也,仁及有罪则伤惠,戮及不辜则损威,威惠两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尧舜所不能也。《夏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盖渠魁尽杀而罔赦则足以夺奸雄之气,胁从污染不治而许其自新则足以安反侧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涂而投必死之地哉?”呜呼,自古建平盗已乱之策,莫有过于秦观之论者,其论三篇,后篇即苏轼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国家为治,诚能轻徭薄赋、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即与赈济,自无盗贼之生发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时,即速与剪除,不容少缓,若其气势既成,必须委曲计虑,不可有轻之之心。臣自出仕以来,尝三见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军轻之,反为所败,资以器械甲兵,其势遂张大,殆其后也,复调官军惩前日之败,往往持重坚守,彼遂堕吾计中,一举而灭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则?盖盗贼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动其恶党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卫所之官军素怯,城池之守备不固”,辄与之克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既而至期皆不应焉,则众见彼言之无验、谋之无效,而知其事之决无成,自然解体而散矣。由是观之,秦观所谓平盗贼与驭敌国之术异,验于臣之所见尤信。
 
卷一三九

  ▲赏功之格(上)

  《易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受)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程颐曰:“上,师之终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赏有功也,开国封之为诸侯也,承家以为卿、大夫也,小人者虽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师旅之兴,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赏之以金帛禄位可也,不可使有国家而为政也。小人平时易致骄盈,况挟其功乎?汉之英(英布)、彭(彭越)所以亡也,圣人之深虑远戒也。夫大君持恩赏之柄,以正军旅之功,师之终也,虽赏其功,小人则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乱邦,小人恃功而乱邦者,古有之矣。”

  朱熹曰:“师之终、顺之极,论功行赏之时也。坤为土,故有开国承家之象,然小人则虽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优以金帛可也,象所谓必乱邦,圣人之戒深矣。”

  又曰:“开国承家一句,是公共所得底,未分别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则是勿更用他,与之谋议经画耳。汉光武能用此义,自定天下之后一例论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则邓禹、耿弇、贾复数人,他不与焉。”

  丘富国曰:“初言师之出,上言师之还,至此则功成凯奏之时也,大君必有赏功之命,开国,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赏之命乃所以正诸将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诡道,而贩缯屠狗之人孰不愿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又曰小人勿用,何邪?盖以小人有功固当例以赏之,若使之参预国家之谋议,则挟功以逞,必生僭窃乱邦之祸,故于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乱邦也,其意严矣。”

  臣按:人臣有功于国家,功之大者则分土以封之,次者则列爵以授之,与之以土田、锡之以爵位,因其功而予之赏,固不可分别之也,然于其中有德学才识者则付之以官守职任,使得以展其才而尽其用,若夫资禀庸下、局量褊浅与夫心术偏邪者,则使之奉朝请居闲散,有土地以世食其禄,有职名以世延其赏,非但不使之得以害吾之政,亦所以保全之使不失其禄也。程传谓赏之以金帛禄位,而《本义》则谓不使之得有爵土而但优以金帛,臣窃以为小人难养,而不令人知所以自反,彼见同功一体之人皆有爵土而己独无焉,安能使其无怏怏之心哉?当如程氏言与之禄位,如朱氏言优以金帛,但俾食邑而不临民,给禄而不莅职,如此,则得正功之典,而亦无乱邦之祸矣。

  《离》: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程颐曰:“九以阳居上,在《离》之终,刚明之极者也。明则能照,刚则能断,王者宜用如是刚明以辨天下之邪恶,而行其征伐,则有嘉美之功也。”又曰:“去天下之恶,若尽究其渐染诖误,则何可胜诛,所伤残亦甚矣,故但当折取其魁首,所执获者非其丑类则无残暴之咎也。”

  臣按:程传以“有嘉”属上句,朱子以“有嘉折首”为句,考《汉书》刘向上疏引此爻辞以明成汤之功,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亦以“有嘉折首”为句,盖嘉,善也、美也,人臣奉君命以出征,有歼厥渠魁之功,故有以嘉美之也。盖战功莫大于获其渠魁,其于首恶之渠魁既折而馘之,非徒取其胁从之丑类以备数塞责而已,其为功大矣,岂不可嘉尚之乎?盖所折者所当折者也,何咎之有?彼不能折其首而徒取其类,则有非所歼而歼者矣,岂得无过咎哉?王用将以出征,而将能用王命以折寇之首以正邦,既有可嘉之功,必有嘉功之实,此王者于出征有功者所以有爵赏之报也欤。

  《诗序》:《彤弓》,天子锡有功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朱弓)召(弛貌)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与也)之。钟鼓既设,一朝飨(大饮宾曰飨)之。

  朱熹曰:“此天子燕有功诸侯而锡以弓矢之乐歌也。”

  吕祖谦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献,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轻与人也。中心贶之,言其诚也,中心实欲贶之,非繇外也。一朝飨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宝藏之弓,一朝举以畀人,未尝有迟留顾惜意也。后之视府藏为己私分,至有以武库兵赐弄臣者(汉哀帝发武库兵送董贤),则与受言藏之者异矣;赏赐非出于利诱则迫于事势,至有朝赐铁券而暮屠戮者,则与中心贶之者异矣;屯膏吝赏,功臣解体,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则与一朝飨之者异矣。”

  臣按:古者诸侯有四夷之功,王赐之弓矢,又为歌《彤弓》之诗,以明报功宴乐。先儒谓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则不敢轻,及其推诚以锡有功之人则不敢惜,王者于赏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则必有轻视之心而人亦亵之矣,终而不出于诚心又吝而不果则人虽得之亦不以为恩矣,故未有功之时则藏之也不敢轻,既有功之时则诚心与之而无所惜,王者赏功之大权当如是矣。噫,一弓之微,古人犹重之如此,况先王之爵禄,天所以命有德者哉?其不可轻予无功之人也可知矣。

  《周礼》:司勋(掌功赏之官)掌六卿赏地之法以等(差也)其功,王功曰勋(辅成王业),国功曰功(保全国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劳(勤劳),治功曰力(强有力者),战功曰多(多算)。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太常(日月为常),祭于太烝(冬祭曰烝),司勋诏之。大功,司勋藏其贰(副本),掌赏地之政令,凡赏无常(功之大小不可预知),轻重氏(视同)功(功大者重其赏,功小者轻其赏)。凡颁(授也)赏地,参之一食(三分计税,王食其一,功臣食其二),唯加田无国正(既赏以田,又加赐之,免其征税)。

  王昭禹曰:“先王于有功之臣,铭书于王之太常,使与日月同其光,识之于不忘也;祭于太烝,使与先王同其荣,报之而致厚也。”

  臣按:司勋所掌之六功,不止于战也,乃以属于司马,何也?盖军赏不逾时,与之速则人心劝,报之缓则人心疑,属之他官则司存散隔,文告回复,徒有壅蔽之害、增减之弊,不足以激昂人心也。然其战功所行者其事有难有易,所遇者其敌有坚有脆,故其行赏也,又必审察考验,以视其勤劳、功力与夫谋算之大小、多少、难易以为之轻重、高下焉。

  《春秋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

  杜预曰:“爵,饮酒器也。既饮置爵则书勋劳于策,言速纪有功也。”

  臣按:军赏不逾月,欲民速睹为善之利,故饮至之礼,方置其爵即书其勋劳于策,书之上所以激劝有功臣子,兴起趋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帅师伐陈,遂取焦、夷城顿而还,子文以为之功,使为令尹,叔伯曰:“子若国何?”对曰:“吾以靖国也。夫有大功而无贵仕,其人能靖者与有几?”

  臣按:《易》谓“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恐其徇私而不靖也。然既用之以效其力而成夫功矣,而又弃绝之焉,自非明理守道之君子不能不觖望也,是以君子作事用人,必谨其始,苟失之于初,则必善为之处置,委曲以成全之,以厌其素望,遏其非心,如此,则功臣保全而国家安靖矣。

  晋文公与荆人战于城濮,公问于咎犯,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于信,服战之君不足于诈,诈之而已矣。”又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干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后无报。”遂与荆军战,大败之。及赏,先雍季而后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百世之权也,寡人既行之矣。”

  臣按:晋文公为五伯之盛,伯者虽曰尚功利,然文公之施赏不徒赏其功利之人,而必先赏其道义之士。盖去古未远,圣人之泽犹存,至秦以后则不复有此论矣。

  战国韩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颦有为而颦,笑有为而笑,今袴岂特颦笑哉?”

  臣按:人君之爵赏所以为臣下所重者,以人君能自重之也,得之以重而人亦以重视之,得之以轻而人亦以轻视之。昭侯一国之君,以一敝惣之微犹不轻以予人,况爵禄乎?有天下之大者,乌可轻以先王之爵禄而滥予乎人哉?

  《司马法》曰:凡战,定爵位,著功罪。

  臣按:《司马法》虽作于战国,然多成周之遗制也,盖于定功行赏之时具其功状,有功者以罪减功,有罪者以功折罪。又曰: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

  臣按:赏贵乎速,速则人心悦慕而兴起,况乎军功之赏,尤不可迟,迟则事已而人心怠矣。盖赏之为赏,非徒以报其人已然之功,实用之以起后人奋发之志。后世遇有当赏,文移核实,动经岁月,甚至有其人已死而后得赏者。呜呼,其弊也久矣。夫赏有两端,曰官曰财而已,功之小者赏之以财,功之大者赏之以官,赏以财随事而给可也,赏以官,官非人臣所得专者,然古有承制封拜之比,遇有出师命将,许以便宜行事者,宜给以官券如古告身之类,中空其名,遇有功者随其大小填注以授之,俾执以照,盖许之以名而未予之以实也,必待奏闻命下而后实授焉。如此,则立功之人既有所怀感,而未立功者亦知所兴发矣。

  《三略》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又曰: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

  臣按:将领士卒皆国家之臣子,平日食君之食、衣君之衣,凡仰事俯育者皆君之赐也,一旦有事,少效微劳而又欲希其赏赐,可乎?虽然,此就臣子之义而言尔,若夫人君之用人则不可无赏赉之仁。

  秦卫鞅说孝公变法,斩一首赐爵一级。

  臣按:后世计首级以定军功始于此。呜呼,生天地间而灵于物者人也,人与人同类相生以相爱,相死以相卫,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伪滋,人与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杀人以为功,是岂人道当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时已有战争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杀戮之甚如后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级,后世袭用之,以为当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后世忍心贪功之人,乃至诬平民截死尸以为功次,皆秦作俑之遗祸也。臣尝谓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难得其尽善而无余弊,何也?盖兴师动众,人至多也,临陈对敌,机无穷也,不杀则不足以退敌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于杀人也,是故论功者恒以杀敌之多少以为功庸之差等,古昔盛时固已献馘于学宫,载之《诗》《礼》者可考也,非但秦也,盖至秦乃益盛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于武功告成之日一例升赏,然而勇者怯者同赏,孰肯效死而争先?若依旧以首级为功,方其战酣乘胜之际,其势有进而无退,既斩敌首,何暇转而持之,非独为人所有而敌亦或得以制其命矣。二者皆非万全无弊之法,然则果何如而可?臣窃以为,自古国家所以赏功者爵与财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贵,财以利而致富,是名与利、富与贵乃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为功赏之具,盖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体者人之所甚爱,人能舍其所甚爱甚惜之性命身体以为我操兵戈以御敌,卫生灵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于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货财、官爵以报之焉,报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将来之志,非但为其人,盖为乎国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缓有急、有易有难,不可以一例观也,不可以一例观亦不可以一例报,然而战陈之时、急迫之际、纷乱之中,安能一一得其轻重、多寡之实而权度之不差哉?将使人临陈而监之欤,则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将使人随众而纪之欤,则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则将待其功成而通第之欤,则是非真赝又将何所据而分辨。臣窃以为,古人有言,惟公生明,公则己不为私,明则人不能欺,在己者既不为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敢欺己矣,国家当有事命将之时,必于廷臣中择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执者以为纪功之官,使其随时制宜,权其缓急难易以定其功次,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证,一有疑似难明纷争不一者,即与移文考核结正,必须详实归一,然后明白开具榜于通衢,如科试揭晓然者,有不公者许其指名开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赃者计赃论,无赃者削去其功次,如此,虽未尽善,亦庶几乎。大凡天下万事,莫外于一实,惟实则人心无不悦服,更乞朝廷下文武大臣,将出军赏功资次立为定式,俾其遵守,原在军伍长行及出榜召募者则一例造册,其有内外臣僚子弟临时方行自投报效者则具名开奏取旨,盖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为国出力,盖藉父兄势力乘机欲得进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为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将帅遇有征差辄将子弟、亲识奏请从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辈,其实不曾临陈,往往叙作军功,不次升赏,夫以出师取胜,非一人智力所能独成,其临陈奋勇者固为有功,然左右将领为之参谋运智以助其所不及、协力干济以辅期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无者,乌可全谓其无功哉?但不可以斩馘论耳。为今之计,宜多立名件,如斩将搴旗、奋勇当先之类,各于本类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效之实绩,若是随从之人明书曰某人随从、某官参谋运智,或协力干济有功,合准作首级几功,不许混报斩首功次,如此,则事得其实而士卒效力者不起争愤之心矣。又有陈亡士卒,以其既死,无人开报,遂至泯灭,今后但有临陈战亡者,必须同伍开报,不报者有罪,死者一功当生者二功,其有不曾临陈而亡者,虽无御敌之功,亦为王事而死,亦须同伍开报,量加优赉其子孙。

  汉高帝六年,始剖符封诸功臣为彻侯,萧何封酂侯,所食邑独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毕已受封,诏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谒者关内侯鄂千秋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耳。上与楚相距五岁,失军亡众,跳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又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无曹参等数百,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善。”于是乃赐萧何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多,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千秋所食邑,封为安平侯。

  臣按:以高祖初得天下,论功行赏以定功臣位次,而以萧何为首,群臣不服,故帝以猎为譬。斯言也,非但可以定创业之功臣,凡后世有出师取胜而还,其功次亦当以是为法。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二子赏、建俱侍中,与上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及赏嗣侯佩两绶,上谓霍将军曰:“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邪?”对曰:“赏自嗣父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对曰:“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臣按:朝廷设为武爵专以报功,非有军功不可得也,如此,则天下之人有欲得之者皆争先奋勇以求之矣,苟可以他途而得则,人皆起其速化之心,以趋易进之路,孰肯捐躯舍命以求其所难者哉?

  元帝时,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发兵,与都护甘廷寿袭击匈奴郅支单于于康居,斩之传首至京,悬于槁街。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侥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刘向上疏辨其功,于是诏公卿议封焉。议者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衡、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帝取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于是杜钦上疏,追讼冯奉世前破莎车功,帝以先帝时事,不复录。

  荀悦曰:“诚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繇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胡寅曰:“甘延寿、陈汤、奉世矫制以成功一也,萧望之、匡衡以为不可封者,《春秋》讥遂事之法也,刘向以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悦之论,功则有大小矣,矫有大小乎哉?如甘、陈之材气,别加任使而厚报之未晚也。”

  张耒曰:“夫所恶夫赏矫制而开后患者,谓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阴山之北,凡几单于?自汉击匈奴,独一陈汤得单于耳,若裂地封汤而著之令,曰‘有能矫制斩单于如汤者无罪’而封汤侯,吾意汉虽欲再赏一人焉,虽数十年未有继也,何遽有邀功生事之忧哉?”

  陈瓘曰:“莎车之事,望之据所见而言,若衡于郅支则不能无阿石显之嫌。”

  臣按:《春秋》书遂事,公羊以为生事之词而胡氏以为继事之辞,又曰专事之辞,盖人臣行事无不禀命于君,出境而遇事之系国家安危者专之可也,夷狄处化外,古之帝王固以术羁縻之而不与之较,苟乘其败亡而取之,虽奉天子命亦非是也。盖王者体天以行事,彼未尝犯吾境、戕吾民,而吾以私怨小愤,因其败乱而乘之,非天立君之意矣。君之行事必承天意,臣之行事必奉君命,君命不出于天,臣固不可行也,况臣不奉君命而所行不合于天也哉?陈汤郅支之事,说者不一,揆之天理、协之时事,彼诚于吾之国体有损,于吾之生民有害,反之于心吾理无一之不是而彼皆非,质之于事吾辞无一之不直而彼皆曲,汤等杀之虽有矫制之罪,亦有安边之功,则如胡氏所云,别加任使而厚报,如此不启后来之边衅,而亦得以收其才智之用于他日焉。张耒之议,岂可闻于外夷,独不虑彼亦将悖而入乎?陈瓘谓衡阿石显,固中其病,然国家处事、人臣建议,顾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易其正议,乌用避嫌为哉?但朝廷之上议功封爵,而使房闼之人与焉,其时可知也,其士夫可耻也。

  成帝时,诏有司访求汉初功臣之后,久未省录,杜邺说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齐之祀与周并传,子继弟及,历载不堕,岂无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赖焉。近汉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而百余年间而袭封者尽非所以示后劝化也,虽难尽继,宜从尤功。”上纳其言,封萧何六世孙喜为侯。

  臣按:我圣祖开国之初,功臣封公者六人、封侯者十有五人,其后列侯又有进封为公者,今其子孙存者盖寡,其在前朝以罪废者固难复其爵位,惟今从享太庙及列祀功臣庙者,宜如成帝访求汉初功臣之后,举其尤功录用后人,俾不绝其祀,亦所以示后劝功也。

  光武建武十三年,吴汉平蜀还,于是大飨将士,功臣增邑更封者凡三百六十五人,定封邓禹为密侯,食四县;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侯,食六县,余各有差;已没者益封其子孙,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邓禹、贾复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帝思念欲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遂罢左右将军官,耿弇等亦上大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特进奉朝请。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大官无余,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

  李靖对太宗曰:“光武虽藉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羽,寇、邓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张栻曰:“光武天资虽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时从诸生讲儒学,谨行义,故天下既定则知兵之不可不戢,闭玉关以谢西域,安定南北以为单于久远之计,处置功臣全其始终,此皆思虑缜密,要自儒学中来。”

  臣按:自秦汉以来,得待功臣之体者莫如光武。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间民田银、苏伯反,扇动幽冀,五官将曹丕遣将军贾信讨之,应时克灭。故事,破贼文书以一为十,国渊上首级皆如其实数,操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耸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操大悦。

  臣按:天下所最难清者报军功之数也,史谓故事破贼文书以一为十,盖自汉以来则然矣,岂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则下所为而上不知也,魏人之弊则假其虚数以威敌耳,盖是时天下分裂各相为敌故也,今则天下一家矣,非列国相矜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以上赏功之格(上)
 
卷一四○

  ▲赏功之格(下)

  晋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鉴坐击吴军虚张首级,诏曰:“鉴备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为诈,义得尔乎!遣归乡里,终身不得复用。”

  臣按:虚张首级,此古今之通弊也,然后世人主能如晋武帝以义责其纪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终身除名,虽有功能亦不复用,则下人皆知所警矣。

  武帝平吴,王浚入建业受吴主降,明日王浑乃济江,以浚不待己,意甚愧忿,将攻浚,浚送吴主与浑,繇是事得解。浑表浚违诏不受节度,浑子济尚公主,宗党强盛,有司请槛车征浚,帝弗许,但以诏书责之。浚上书曰:“臣前被诏书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浑在北岸,遣书邀臣,水军风发,无缘回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欲令明日还围石头,又索诸军人名定见。臣以为皓已来降,无缘空围石头,又兵人定见,亦非当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弃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顾嫌避咎则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浚至京师,有司奏浚违诏,大不敬,请付廷尉,不许。浑、浚争功不已,命廷尉刘颂校其事,以浑为上功、浚为中功,帝以颂折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乃诏增浑邑八千户,进爵为公;以浚为辅国大将军,封县侯。时人咸以浚功重报轻,为之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讼之,帝乃迁镇国大将军。

  臣按:浑、浚争功,朝廷当俱下廷尉,一以诏书月日为断,其受节度之诏何日达浑所,浑下节度之符何日达浚所,若诏到浑军已旬日而不遣人达于浚,浚得符已旬日而不于浑,军受节制,则浑、浚二人各有当坐之罪;若浚军犹未抵石头,吴主犹未出降而浚得浑符而不少待,则惟罪浚可也,然亦当以功而折罪;若夫浑符实未到,及到之时而吴主已降,则浑有迟滞之罪,非浚不受诏旨;设浑受诏而即发其符,符未到而浚受吴主降矣,则彼此皆无罪也。校其月日以定其功罪,则两人者皆无辞矣,惜乎无人以此而告诸武帝也,武帝知罪刘颂之折法失理,而于所请征浚以槛车付廷尉顾乃置之不问,何也?无亦以浑子尚主,宗党强盛而庇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状而明白布诸朝廷,使天下晓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顾不韪欤。

  北魏孝文时,定州刺史陆睿等谋反,有司奏新兴公丕应从坐,孝文以丕尝受诏许以不死,听免死为民。初,丕及睿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诛,孝文赐冲、烈诏曰:“睿之反逆既异余犯,虽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犹听自死,免其孥戮。丕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故此别示,想无致怪,谋反之外皎如白日。”司马光曰:“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轻重视情,宽猛随时,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悖。及魏不然,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使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

  臣按:命德、讨罪皆天也,人君当奉天意,不可违天理,而擅予夺。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诸己,有罪无罪惟其人。后世往往许臣下以不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载杂犯者尔,事关宗社,得罪于天于祖宗者则否。”

  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于是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贲作乱,杀张彝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其余不复穷治,大赦以安之,识者知魏之将乱矣。高欢至洛阳,叹曰:“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如此,事可知矣。”

  臣按:文武无二道,彼此不可相无,而建议者乃欲折抑武人,固非大公至正之道。然所言之非,则受抑者明言之以斥其非,以听朝命可也,而元魏宿卫之士乃至焚言者居而杀其人,朝廷之上乃不痛加惩治,何以为国哉?用是建议之臣,事有涉武人者,一切为之避讳,不敢明白建置,盖惧祸之及也,盖此叔季之世、衰乱之时。若夫明盛之代,所宜明立典宪,敢有蹈魏人覆辙者,坐其典领之官及主使之人,不徒如魏之女主有所隐忍,以启奸雄轻蔑之心,则祸乱无从而兴矣。

  唐太宗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等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功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

  臣按:唐太宗之论房、杜,亦如汉高之论萧何,然汉之功臣以何为首,而唐功臣之首则长孙无忌也,无忌之功不见于史,岂非以除建成事为大功欤?夫开国承家,论功行封,当先社稷而后己私,顾以夺嫡之功而加诸建业之首,岂大公之道乎?李神通惟论房、杜而不较无忌,意者有所回护而不敢言欤。

  太宗时,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夜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臣按:太宗此言非但以论功行赏,大凡用人皆当然。

  肃宗至德元载,帝谓李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以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对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繇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为子孙之远图,向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上曰:“善。”

  臣按:人君之颁爵禄于臣下,固为国家用人之计,亦不可不为其人之虑,其人年方少壮而功已高、位已崇,一旦再有功庸,吾将何官以报之?不报之则其人怨望而无以振起乎人心,报之则官位已极无容再加,使其人贤欤固无虑也,苟非其人,或有以起其非分之望,不然,无可赏之功而或挟之以震主,繇此其兆,不可不知也。

  玄宗开元四年,宋璟为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受郎将。

  臣按:宋璟之不赏郝灵荃,与萧望之、匡衡意同。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进瓜果者,上欲与散试官,陆贽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国之大柄也,惟功勋才德所宜处之,非此二途不在赏典,恒宜谨惜,理不可轻,起端虽微,流弊必大。所献瓜果量以钱帛为赐,馈献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试官以酬所献,则彼突铦锋而竭筋力者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彼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

  臣按:德宗欲以散试官赏献瓜果之人,固为非宜,然犹肯以下问于侍从之臣,故陆贽得以进谏,其视夫任情直行,不复询访于人者,德宗犹为贤乎已。夫散试之官无俸禄之资、无摄管之柄、无见敬之贵、无免役之优,惟假空名以笼浮俗,犹不可以与人,况有俸禄之给、名位之荣,不徒身享之而子孙又世袭之者,不以军功而可轻以予人哉?

  贽又言于德宗曰:“赏以懋庸,名以彰行,赏乖其庸则忠实之效废,名浮于行则渎冒之弊兴,一足以挠国权,一足以乱风俗,授受之际,岂容易哉?顷以驻跸奉天,迫于患难,竟攘凶逆,实赖武人,遂旌定难之勋、特赐功臣之目,名颇符实,事亦会时,所沾虽多,谁曰非允,至如宫闱近侍班列具臣,虽奔走恪居,各循厥职,而驱除剪伐谅匪所任,臣忝缙绅之列,又当受赐之科,窃自校量,犹知不可,而况于介胄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谓陛下溺爱近习,故徇其苟得之情,泛讯群司以分其私昵之谤,怨不在大,衅皆自微,必将阻战士激厉之心、结勋臣愤恨之气,所悦者寡,所愠者多,所与者虚名,所失者实事。且名者众之所评也,是曰公器,亦为争端,当功而奖尚恐未孚,奖又非功,固宜见诮,傥有节效尤著,理当褒崇,实典甚多,何必在此?”

  臣按:人君行赏皆不可以不公,而于军功尤当公而不可一毫之私,何者?盖战伐之功,以将士之性命易敌人之性命而得之也,将士捐躯舍死以立功,而嬖幸富豪之徒乃以货贿私昵而得之,则彼立功者曰“我以性命而得之,彼以货贿私昵而得之,上之视我性命轻矣”,况又真有功而不得者乎?彼将曰“我之性命反不如货贿私昵也”,上之所为如此,后将何以用人乎?

  贽又言曰:“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劝以懋有庸,惩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也,犹绳墨之于曲直、权衡之揣重轻、輗軏之所以行车、衔勒之所以服马也。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奸妄宠荣而忠实摈抑,夫如是,聪明可炫,律度无章,则用与不用,其弊一也。自顷权移于下,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有恶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褒贬既阙而不行,称毁复纷然相乱,人虽欲善,谁为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体体也。”

  臣按:赏罚国家之大柄,所谓纪纲是也。为国不可无赏罚,至于出军命将,所以置人于死地,及其成功而其赏罚尤不可不明焉。盖明今日之赏虽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实所以为来日用人举事之地也。

  贽又曰:“谨按命秩之载于甲令者,有职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勋官焉,有爵号焉。虽以类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务而授俸者,唯系于职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贤德,此所谓施实利而寓之虚名者也;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以叙崇贵以甄功劳,此所谓假虚名以佐其实利者也。虚实交相养故人不渎,赏轻重互相制故国不废权,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散、爵号,虽则授无费禄,受不占员,然而突铦锋、排患难者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勤效者以是酬之,其为用也,可谓重矣。”

  臣按:陆贽此疏可见有唐一代赏功之格,所谓爵号者如今公、侯、伯之类,所谓职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之类,所谓勋者如今柱国、骑都尉之类,所谓散官者如今光禄大夫、骠骑将军之类,在唐则分为四类,而今日则惟三类焉。盖在今之勋阶、散官随职事而有,非若唐别以授人也,我朝异姓无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无子男,岁锡以禄而无唐、宋食邑之虚名。盖自汉以后以古爵封功臣所仅见也。其职事之官皆以阶级相承,无不掌务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次为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则以军功得官而子孙承袭者也,世世不绝,自指挥使以下至于镇抚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则终其本身而不得世袭,在内则五军都督、锦衣卫指挥,在外则都指挥及试官是也。贽谓轻重互相制而国不失权,我祖宗盖得此意矣,其报臣之功则赏延于世,因人之能则用尽其才,有唐人之实而无其虚焉。呜呼,三代以来所未有也,伏愿圣子神孙念祖宗天下得之不易,惜祖宗之官爵,保祖宗之功臣,追崇其所已然以报其功,振作其所未然以激其志,非军功不授以武职,非异才不试以流官,使天下之人得之为难,则我国家一旦有事,人人欲得我之官爵以为子孙计,则得之者尽职以保其家,未得者竭力以求吾禄,如此,则维持之者既固,奋起者又继之,则凡吾心之所向无不如意,事之所举无不成功,宗社之安如泰山,而四维立矣。伏惟圣神留意,毋轻以赏功之典以为施恩之具,而轻以授之嬖幸、技艺之流,则天下国家不胜大幸。

  唐自天宝末安禄山反,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身但给空名告身,临时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事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复以官爵收散率。繇是官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仅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

  臣按:陆贽谓:“天宝季年,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天下荡然,纪纲如紊,安、史乘衅,遂乱中原,遣戍岁增,策勋曰广,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银青杂遝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薰莸无辨,泾渭不分,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繇是观之,则有唐一代赏功之格其得失可见矣。大抵朝廷方创业之初,慎惜官爵不轻以予人,故官爵重而人得以为荣,及其末世,不知祖宗立法之深意,往往轻以与人,是以人人可得,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异能,故人视之蔑如也。自古用官爵以赏功,其轻贱之弊未有如唐之甚者也,史臣书之于册,足以为万世戒,有国者尚其鉴之慎之,毋蹈其故辙。

  穆宗长庆二年,初,上在东宫,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故即位务优假将卒,以求安息,诏:“神策六军及南牙常参武官具繇历、功绩,牒送中书,量加奖擢。其诸道大将久次及有功者悉奏闻,与除官。应天下诸军,各委本道据守旧额,不得辄有减省。”于是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积,士大夫皆扼腕叹息。

  臣按:自古创业之君立为法制以遗子孙,未有不尽善尽美者,但事久而弊生,弊积之久而弊中又有弊焉,古今同一律也。唐穆宗承唐积弊之后,务优假将卒以求安息,乃诏神策六军及诸武官并诸道大将俾其内外各具事功,无故而加以奖擢,补官升朝,盖欲饵之使不生事也。呜呼,爵赏所以待有功令,无功而加以爵赏,一旦有功,何以酬之乎?穆宗所为如此,宜乎唐之不复振也。

  五代唐庄宗许伶人欲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逾年,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之矣,使吾惭见之。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遂以为刺史,时亲军有从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臣按:陆贽有言,爵位惟功勋功德所宜处之,苟非四者,虽公卿之世、华夏之胄,犹不可轻亵,况优伶乎?庄宗之不以令终,国祚不永,有以夫。

  宋真宗时,庞籍言:“纲纪者其要在赏罚,恩赏贵乎审当,法令贵乎齐一。伏见近年恩及侥幸,而典宪稍纵,夫赏所以劝功也,无功之人坐获殊宠,后有临敌效命立勋行陈者,将何赏以塞其望乎?顾陛下爱惜爵禄,无及侥幸,以待立功之臣;申严宪法,无使纵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务也。”

  臣按:庞籍欲真宗爱惜爵禄,无及侥幸,以待立功之臣;申严宪法,无使纵弛,以威不恪之臣。以为此最切务,臣于今日亦云然。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用人之术不过赏罚,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虽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时,王令斌破蜀而归,功不细矣,犯法一贬十年不问,是时方讨江南,故黜全斌与诸将立法。太祖神武英断,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昨关西用兵四年矣,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则诸将谁肯立功矣?裨将畏懦逗遛者皆当斩罪,或罚贬而寻迁,或不贬而依旧,军中皆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所谓赏不足劝、威无所惧,赏罚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臣按:修所言军中见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是知国家于将领有功者固所当赏,而有罪者亦不可以不罚,赏必足劝,罚必足惧,然后可以用人。

  高宗时,邓肃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明,谁肯自劝?欲专立功赏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阵,若功状已明而赏不行,或功同而赏有轻重先后,并置之法。”

  臣按:自古最难得明实者军功也,原其所以不明之故,繇于主帅之不得其人,一委之吏胥之手,出入轻重任其所为,此将士所以不服而愤怨也。邓肃乞立功赏一司专主其事,然功赏之司但能考其功状耳,未必得其虚的也。臣愚以为,凡出师必择朝臣公明有风力者一人付以属吏,俾其专掌功赏,随军纪功,遇有功次即于军中核实详定焉。

  高宗时,给事中金安节驳皇城司滥赏曰:“凡外之将帅效命边庭,亦必有功而后加爵,岂可以侥幸一时微劳而反过于亲临行阵、出入万死一生者乎?今刘允升干办皇城任满,比之立军功者劳逸异矣,遽以一官转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满遂将转节度使乎?窃恐行之则将士解体,望爱惜名器,以待勋劳。”从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亲临行陈者然后为军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虽有年劳,当别甄叙。我朝立锦衣卫以掌宿卫官职之设,虽与列卫同,而其官则用其能而不用其世,盖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类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涂不得与焉,其选可谓重而严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幸、技艺进者,失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艺之流旧制当属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杂流,俾专司其业,岂不名称其实哉?顾乃以赏功之官以为恩赐之具,彼得之而人讥之,固不足以为荣,彼何足惜,遂使国家失赏功之常典,而凡亲临行阵出万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体,其失岂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袭,可乎?彼技艺之流有异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岂亦有异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异能且不可,况实无异能;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其子孙乎?

  高宗论诸军使臣猥多,岁增俸廪,因曰:“大将奏功,率以所爱偏裨多转官资,而出战士卒往往不及,不惟无以劝有功,兼亦蠹国。朕尝谓行赏当先自下,行罚当先自上。”赵鼎曰:“圣虑高远,岂诸将所及。”

  臣按:宋高宗谓“大将奏功率以所爱偏裨多转官资而出战士卒往往不及”,此弊匪但宋人有之,唐人之诗亦云“死是军人死,功是将军功”,其弊之来也久矣。居人上者而能思虑及此,遇有纪录功次者必加详审,毋俾将领专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异时复兴师旅,凡在戎行者皆奋其勇而不患上之人不已知矣。

  以上赏功之格。臣按:祖宗立为武职专以赏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孙,世其职而不迁,不计满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继,兄亡而弟及,官职简而阶级明,非若宋人遥授迁转,无定职且无定员也。今制,十军立一小旗,五十军一总旗,两总旗一百户,十百户一千户,千户有正有副,千户以上有指挥,指挥有司,有同知有佥事,此皆世袭之官也,至于都指挥、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挥之制,此则擢其有才能者为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祖宗之制可谓尽善尽美,后世虽有作者不可及已,奈何积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积者未销,后之来者日至,遂至军少而官多,所任者一人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禄,欲国计不屈,难矣。伏惟我太祖高皇帝于洪武二十九年大赉天下致仕武臣,论之曰“同立艰难,致有今日,顾朕子孙保无穷之天下,则尔子孙亦享无穷之爵禄”,一何仁之至也;太宗文皇帝于永乐二年,因法司言征讨官有系狱者,请论功定罪,谕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则赏,有过则刑,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不以私废公”,一何义之尽也。仁之至所以报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禄之奉,以衍其家庆;义之尽所以励其节,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禄。大哉皇言,万世所当服膺者也。然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义兼至如此,而又著之于法律以维持警饬之,使吾仁义之泽百世如一日焉。伏读律文,有曰“凡内外大小军民衙门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纪录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数重轻以凭黜陟”,又曰“若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附过收赎,杖罪解见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叙者降充总旗,该徒流者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呜呼,太祖定律之意,即太宗垂戒之言也,诚能本太祖立律之文、用太宗垂戒之意,则武臣益知所惧,无有不尽忠守法者矣。然人之材质不能相同,其间固不能无不忠不谨者焉,因其人之所犯而用国法以递降之,消之以渐,日减月削,去者去而来者来,今之来者即所以补乎昔之去者焉,则人与官互相称矣,尚何军少官多之患哉?臣于此又有见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注云:“父子相继为一世,四世而缌服之穷也,六世则亲属竭矣。”夫以大贤君子,功业见乎一世,德泽被乎天下,其没世之后四世而后子孙尚废其祀,况彼一介武夫,乘时崛起,因人而成事,随众以建功,未必真有出奇制胜之智、搴旗斩将之勇、定难拓土之功,锡之以官爵,食之以俸禄,终其身已为多矣,况及其子若孙乎,况无子及孙者又及其旁支别派乎?且开国大臣封国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余封伯及继封者又不下数十人,今存者无几,大功多废,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泽不宄而小功之泽反延哉?今文武官犯入私罪律条久废,骤而用之,可骇物听,臣请敕兵部查内府贴黄,将洪武、永乐、宣德年间以来官职从军升授缘繇,及行内外卫所并各官原籍与旧任去处,通行造册,开具在任见在亲属若干、原籍户口若干、旧任遗下家属若干,要见其人是始初从军者的派子孙与否,明白详实,备具以闻,彼此对照无差,然后将前项军官分为三等,一曰奉天启运,二曰奉天征讨,其他立功边庭及随大将平寇者居其次三焉。启运、征讨之功,已经五世之后,若不系从军人的派者,革去职任,其子孙附籍所在世世优免杂差;五世之后仍系从军的派子孙者,遇有公私过犯,依律递降,不在赦原之数,无犯者照旧;其不系启运、征讨及各处立功者,三世之后子孙不系的派者革职,的派子孙三世之后有犯者递降,三世之后又有加功者不革,否则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后例该革任者,若其间有一世以王事及再加功者,又从此人起计其世数,以上皆优免其子孙。如此,则礼与律皆协,人知所劝勉而官不至于冗滥矣。臣愚见如此,非敢犯众怒而辄兴异议,以取张仲瑀之祸,念此乃国家大事,不于无事之时而预有以为之调停,一旦驯致于无可奈何之地,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伏望明主闵其愚而察其心,毋使若高观者得以起异议而生邪心。
 

卷一四一

  ▲经武之要(上)

  《易》: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卦)。《书》: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大禹谟》)。歼厥渠魁,胁从罔治(《胤征》)。

  臣按:以上三条解见前。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胤征》)。

  李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则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谋于始也。”臣按:靖言虽非经意,然亦有理。

  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伤也)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仲虺之诰》)。

  蔡沈曰:“诸侯之贤德者佑之辅之,忠良者显之遂之,所以善善也;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乱者取之,亡者伤之,所以恶恶也。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辅显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国乃其昌矣。”

  林之奇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佑辅显遂为善者必为人所助也,兼攻取侮为不善者必为人所侵也,圣人因其常理以应世,有亡之道则推而亡之,有存之道则辅而固之。”

  臣按:昧者乱者攻之取之可也,若有不幸而衰弱而或驯致于丧亡,乃兼之侮之,岂天道哉,岂圣人之心哉?意所谓弱者亡者乃不为不善所致而非为善而不幸也,故下文曰“殖有礼,覆昏暴”,盖所以至于弱而亡者,昏而暴者也,故因而覆亡之,是则上天之道也,故曰“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泰誓》)。

  蔡沈曰:“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于身也。义,宜也,制事达时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义,意古者兵志之词,武王举以明伐商之克。”

  林之奇曰:“凡胜负之理,力同则有德者胜,德同则废义者胜。度德,校善恶也;度义,校胜负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同上)。孔安国曰:“言天除恶树善与民同。”

  臣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呜呼,为人上者慎毋咈民之所欲哉!吾咈民之欲则民不欲吾为之主矣,民不欲吾为之主则必将以欲吾者欲他人矣。民心既有所欲,天意惟民之从,为人上者奈何弗畏且敬哉?

  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牧誓》)。

  蔡沈曰:“武王因古人之言,谓抚我则我之君也,虐我则我之仇也。”

  臣按:人君常诵此二言,出入起居恒存诸心,口诵而心惟之则必兢兢焉,在民之上恒如朽索之驭六马矣。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同上)。

  蔡沈曰:“务,专力也。植德则务其滋长,去恶则务绝根本,两句意亦古语也。”《礼记》:军旅思险,隐情以虞(《少仪》)。

  程颐曰:“军行舍止,行繇之处必思为险阻之防,又当隐密己情以虞度人之情计也。”

  辅广曰:“行军之道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为上。思险谓临事而惧,虑败不虑胜也。隐情以虞谓好谋而成,且兵事露则不神也。”武车不式,介者不拜。

  郑玄曰:“兵车不以容礼下人也,军中之拜肃拜。”子曰:“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仲尼闲居》)

  胡安国曰:“三纲,军政之本。古者春浚、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而所主者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则皆纳民于轨物,而非驰射击刺之末矣。”

  《春秋公羊传》: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庄十九年)臣按:此言虽主于聘,然亦可推之以用于出师。

  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无以立乎天下。(宣二十年)臣按:此语《左传》亦引之。《穀梁传》: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隐三年及桓十八年)

  臣按:此三言《穀梁传》凡两见,虽为会而言,然亦可以用之于师旅。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音田)服。(隐五年)陆德明曰:“不填服者,来服者不复填厌之。”

  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僖二十二年)古者虽有文事,必有武备。(襄二十五年)怀恶而讨,虽死不服。(昭四年)君不为匹夫兴师。(定四年)

  《左传》:众仲曰:“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并隐四年)

  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隐五年)

  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隐九年)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隐十年)

  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

  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明征其辞以审曲直)、不察有罪,犯五不韪(是也)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并隐十一年)

  凡公行,告于宗庙,反(回也)行,饮至(到也)舍(置也)爵(酒器)策勋(书勋劳于策),礼也。(桓二年)师克在和,不在众。(桓十一年)

  疆场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桓十七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庄三年)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并庄十年)得一夫而失一国,与恶而弃好,非谋也。(庄十二年)

  夫礼乐慈爱,战所畜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后可用也。(庄二十七年)辅车(辅,颊;牙,车)相依,唇亡齿寒。(僖公五年)

  臣按:公羊、穀梁二子皆载“唇亡齿寒”之语,而《左传》加“辅车相依”一句。

  谚有之,曰:“心则不竞,何惮于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病也。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并僖七年)弊重而言甘,诱我也。(僖十年)

  古者大事必乘其产(谓马),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重怒难任,背天不祥。

  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并僖十五年)盍姑内省德乎无阙而后动。(僖十九年)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僖二十年)

  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无谓邾小,蜂虿有毒。(并僖二十二年)君命无贰,古之制也。除君之恶,惟力是视。(僖二十四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

  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并僖二十五年)

  《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

  臣按:凡《左传》所引《军志》之说,必古有是书,今亡矣。夫幸其言犹有一二之存,用兵者可以为法。师直为庄,曲为老。(并僖二十八年又宣十二年)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僖三十年)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僖三十二年)

  轻则寡谋,无礼则脱(易也),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敌不可纵,纵敌患生。又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并僖三十三年)诸侯敌王所忾(恨怒)而献其功。(文四年)

  敌惠敌怨,不在后嗣。(文六年)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兵作于内而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并文七年)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

  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并文十二年)

  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又曰:君子之不虐幼贱,畏乎天也。(文十五年)我能往寇亦能往。(文十六年)

  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宣四年)杜预曰:“责公不先以礼治之而行伐。”

  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人之牛,罚已重矣。(宣十一年)

  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叛则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

  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非文夫)也。

  宁我薄人,无人薄我,《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臣按:此武之七德。

  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绵也,并宣十二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宣十五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四年)

  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又曰:善钧从众。(成六年)

  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并成十六年)“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

  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御奸以德,御轨以刑。(并成十七年)”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襄三年)谋之多族(家也),民之多违,事滋无成。(襄八年)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襄十一年)

  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掎其足也),与晋踣(僵也)之。(襄十四年)臣按:掎角之言出诸此。兵不戢必取其族。(襄二十四年)

  杜预曰:“族,类也。取其族,还自害也。”久将垫隘(虑雨水),隘乃禽也,不如速战。(襄二十五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

  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并襄二十七年)

  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字。(昭四年)五大(谓五官)不在边,五细。(谓五官之属)不在庭。

  杜预曰:“言五官之长,专盛过节则不居边,细弱不胜任亦不可居朝廷。”末大必折,尾大必掉。(并昭十一年)

  《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昭二十一年)威克其爱,虽小必济。(昭二十三年)乘乱不祥。(昭二十七年)

  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肄(劳也)以罢(与疲同)之,多方以误之。(昭二十年)

  唐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不让则不和,不和则不可以远征。(定五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定十年)

  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哀元年)背大国不信,伐小国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哀七年)

  臣按:《左传》中论战伐之语颇多,其间多是引其所闻及古志,往往切于用兵之实,前代名将若关羽、岳飞辈皆喜观《左传》,有繇然也。臣故掇其要语载之,以为经武之要,使后世知三代以前兵法犹有存者如此,非但后世颛颛然用权谋变诈也。

  《国语》:兵戢(聚也)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黩也),玩则无震(惧也)。

  伐木不自其本必复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复流,灭祸不自其塞必复乱。

  夫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外寇知其衅而归图焉,已自拔其本矣。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

  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论语》:子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臣按:万世经武之要,不出乎圣人此二语。子曰:“不以教民战,是谓弃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尉缭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谨人事而已矣。

  《荀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不必其成功)。

  圣人有诛而无战,城守不攻,兵革不击,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师不越时。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仁义之兵行于天下,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战如所,行如战,有功如幸。《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祸莫大于轻敌。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管子》曰:攻坚者瑕,攻瑕则瑕者坚。《庄子》曰:圣人以必不必,故多功;众以不必必,故无功。

  《扬子》曰: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

  《淮南子》曰:良将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止如丘山,动如一体。五指之更弹不若拳手之一恎,万人之更进不如一人之独至。

  臣按:经传诸子言及武事者仅此,以后采兵书。

  《司马法》曰: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缓不过三舍(此以明礼),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此以明仁),成列而鼓(此以明信),争义不争利(此以明义),又能舍服(此以明勇),知终知始(此以明智)。

  臣按:此所谓礼、仁、信、义、勇、智之六德也,盖五常之中而加以勇。五常者教也,而合之以勇,故曰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从命为上上赏,犯命为上上戮。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

  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睹为不善之害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凡陈,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

  物既章,目乃明;虑既定,心乃强。凡战之道,既作其气,因发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辞。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

  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轻胜。

  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舍谨兵甲,行谨行列,战谨进止。

  凡战,非陈之难,使人可陈难;非使可陈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

  凡民,以仁救,以义战,以智决,以勇斗,以信专,以利劝,以功胜。(以上《司马法》)

  臣按:此皆《司马法》中之要语也,宋人集兵书为七以教习武者,此其一也。七书之中,惟此得古盛时之遗意,何者?以其不专尚权谋也。此书乃齐威王时使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之说于其中,然今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意者今世所传上中下三卷,《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五篇者乃穰苴所说,而所谓古者司马之法则亡焉矣,今其存者特其附说耳。太史公谓其闳阔深远,虽三代征伐不能竟其义,意其谓全书也。今其全书不可复见,而三篇之中,其要语者仅仅若此,故摘而出之著于篇。

  《三略》曰: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柔能制强。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廉此四者而制其宜。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

  臣按:汉光武引此语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而此止作一句曰“柔能制强”,盖有阙文也,况此下文继之以柔、强、弱,四者与汉诏同,其间阙“刚弱能制”四字无疑也,宜如汉诏补之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斯二语也,非但以之自况,亦当用此以备敌也。

  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

  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纯刚纯强,其国必亡。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

  臣按:尊礼重禄则士之报礼重,盖用人而重之以禄,非欲以是致其死也,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事君之义当然也。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劝以义则士死之。

  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

  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

  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

  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畏。

  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

  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

  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

  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闲,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将谋泄则军无势,外窥内则祸不制,财入营则众奸会。

  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

  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仙相讪,是谓乱源。(以上《上略》)

  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

  无使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以上《中略》)臣按:此所谓仁者,盖慈顺而无执守之谓,非孔孟之所谓仁也。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

  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

  臣按:此等言语,皆非战国以后人所能道,汉光武尝引此语为诏以报臧宫,继之曰:“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若光武者,可谓善读书矣。读书而能用之,斯为善读,不然徒资口耳而无实用,所谓虽多亦奚以为者也。

  废一善则一善衰,赏一恶则众恶归,善者得其祐,恶者受其诛,则国安而众善至。

  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圣人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

  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以上《下略》)

  臣按:《三略》,《后汉书》注谓此即张良于下邳圯所见老人出一编书者也,今虽不可知其然否,然光武时已引其言以为诏,即以《黄石公记》为言,其非魏晋以后人假托可知也。其言皆本道义而不用阴谋秘计,《上略》所引古语皆曰《军谶》,《中略》皆曰《军势》,《下略》无所引,盖上、中二略惟演古人之语意,而《下略》则已自为言也欤?且其言曰《三略》为衰世作,意谓盛世用德不用兵,兵者衰世之所用也。时世衰而战争起,诚能择其言之粹美者而用之,非独可以用之于兵,推而广之,则兵亦可以繇是而不用,而归于德化之世矣。

  以上经武之要(上)
 

卷一四二

  ▲经武之要(下)

  《六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

  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

  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将不宿戒则三军失其备。臣按:将不宿戒则三军失其备,此一语凡为将者尤所当知者也。

  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臣按:《六韬》者设为武王与太公问答,其辞多鄙俚,中引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决非太公语也。晁说之谓其为兵家权谋之书,陈埴谓为后世依托,得之矣。惟叶适谓:“自《龙韬》以后四十三篇条画变故、豫设方御,皆为兵者所当讲习。《孙子》之论至深而不可测,此四十三篇繁悉备举,似为《孙子》义疏也。然其中所言九征,《庄子》亦有之,其作此书者取庄言而附益之耳。”适谓岂《庄子》不知其非伪,岂其然哉?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探也)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谓顺天时而制征讨)。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部曲,队伍曲折)、制(金鼓、旌旗节制)、官(偏一校列官司)、道(所必经由道路)、主(主管之人)、用(合用之事)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岳飞曰:“用兵之术,仁、智、信、勇、严阙一不可。”

  戴溪曰:“《孙子》之书十三篇,其说备矣,其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可以为春秋诸侯之将而不可以为三代王者之佐,然后世之人苟达《孙子》权谋之用,而以仁义存心庶其贤乎?”

  臣按:后世专以权谋用兵始于《孙子》,凡其所以舍正而凿奇、背义而依诈者,固无足取也,篇首此数言者虽不尽纯然用兵之法,亦有国家及本兵柄、司人命者所当知者也。择其法制之善者而用之,其言与意之不善者则略焉,是亦为将之一助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臣按: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谓之庙算。

  千里馈粮,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臣按:孙武生战国时,所著书主于列国相争,故欲速战,恐诸侯之乘其弊而起,若夫天下一家,四海一国,中国与外夷战、朝廷与盗贼战,当主赵充国之言为当。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知胜有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用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又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熟能穷之。

  苏辙曰:“古之善战必以两击之,既为之正又为之奇,故我之受敌者一而敌之受我者二,我一而敌二则我佚而敌劳,以佚击劳,故曰三军之众可以使之必受敌而无败。自唐季以来古之战法遗散而不讲,今世用兵之将置陈而不知奇正,夫置陈而不知奇正犹作乐而不用五声、饪食而不用五味,宫竭而商不继,甘穷而酸不辅,一变而尽矣,不可复用也。”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知山川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徉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臣按:此二语者非但用兵御敌所当然,则虽承平无事之时,所以防微备患于事几未形之先,皆所当然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臣按:武经之书以《孙子》为首,盖以行兵之法,惟《孙子》为最精,诸家皆莫及也。考西汉《艺文志》乃谓《孙武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谓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考之《史记》,司马氏两称孙子十三篇,且其文辞完全,而贯穿非笔削者也,其为孙武全书无疑。杜牧注:“其书大略谓其用仁义使机权。”呜呼,机权与仁义岂相为用哉?夫自先王法制废坏之后,世之趋时好者争着为书,如《司马法》《三略》《六韬》之类,犹知笃礼信、尚训齐,虽不纯于理道,然犹不尽悖之也,武书一切以变诈奇诡为说,世争趋之,说者乃有“盘之走丸,丸不出盘”之喻,若然,则用兵者必主于变诈奇诡而所为桓文之节制、汤武之仁义皆非耶?虽然,君子不以人废言,择其善者而从之,阳货至不仁而孟子取其“为富不仁”之语,此学孔孟者择善之法也,臣故就其中择其可以为师律之助者缀之于篇。

  《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战胜易,守胜难。

  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

  臣按:吴起所谓可击者,虽主于击敌,然凡御敌者亦须因之以自反,恐我亦有可击之形,敌人因此而击我而豫为之备也。

  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进,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

  臣按:此即所谓父子之兵,桓文节制不过如此,信乎投之所在而天下莫当矣。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必死则生,幸生则死。

  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

  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不烦。

  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无不前死。

  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刀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一人投命,足惧千夫。

  臣按:世之论兵法者曰孙吴,高氏谓二子共说,盖截然不相侔也。起之书几乎正,武之书一于奇;起之书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武则一切战国驰骋战争夺谋逞诈之术耳。虽然,据其书,言虽若有可取者,及以史考其行事,则猜忌暴刻、寡恩鲜德之人,何人与言相戾如此哉?二子譬则二妓,然所歌之辞虽有雅郑,其为妓则一也,听者取其音可也,其为人姑勿论。

  《尉缭子》曰:兵胜于朝廷,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陈而胜者将胜也。

  臣按:人臣奉君命以出师,将胜即主胜也,而为此言者,惩君之好胜者,欲其息兵耳。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击而怒,清不可事以财。臣按:所谓不制者,甚言将在军当有执守,不可受制耳。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

  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

  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劝励。

  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

  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

  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权。

  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

  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虽刑赏不足信也。

  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故争必当待之,息必当备之。

  臣按《汉志》,《尉缭子》二十九篇,今逸五篇,首章称“梁惠王问”及第二篇引吴起言,盖战国时魏人云。其卒章有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则威加四海”,其言如此,其术可知,今择其言之善者录出于此。

  《李卫公问对》:李靖曰:“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

  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则国之辅也。

  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苟行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

  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臣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说者多谓其为宋人阮逸假托,虽苏轼、朱熹皆以为然,马氏《通考》则据宋国史谓“宋神宗熙宁中,明诏枢密院与王震等校正分类解释,令可行”,以为非逸之作。然神宗诏止云李靖兵法杂见《通典》,不言其为《问对》,或又别有一书欤?臣尝考,宋元丰中以《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颁之武学,令习之,号七书,至今袭而用焉。武臣之胄世守之,如儒家之于六经。然臣抑尝因是而通论之,汉《艺文志》:“兵家者流盖出古司马之职,主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着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穴}论次兵书为四种,曰权谋、曰形势、曰阴阳、曰技巧。”是则兵之为书在古者亦云多矣,后世皆不复存,今所传者仅七书焉耳。说者谓其类多假托之书,真赝相半,然以今观之,非但真赝相半,而其得失亦相半也。去其非而存其是,有之终胜于无,能取其长皆可用也。呜呼,孔子谓以不教民战是谓弃其民,而臣亦谓将不学而与敌战是谓弃其身,将弃其身一人耳,君不知兵而使将统兵,岂独弃其臣与民?盖弃其国也。然则保国之要在文与武,有天下国家者,其于文经武艺乌可偏废乎哉?

  孙膑曰:“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救斗者不搏擀,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赵屠曰:“道远险狭,譬之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

  娄敬曰:“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不能全胜。”李左车曰:“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晁错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

  帝王之道,出于万全。

  韩安国曰:“用兵者以饱待饥,正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田禄伯曰:“步兵利险,车骑利平地。”王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赵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同)度。”

  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穷寇不可迫,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兵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福生于内,不可不谨。

  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不胜。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

  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光武曰:“常胜之家难以虑敌。”光武诏征邓禹还,曰:“毋与穷寇争锋。”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虞诩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节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皇甫嵩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

  诸葛亮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胜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

  马谡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邓艾曰:“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农者胜之本也。”陆抗曰:“德均则众者胜寡,力侔则安者制危。”蒋济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

  谯周曰:“射幸数跌(差也),不如审发,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廖化曰:“智不出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

  羊祜曰:“兵势好合恶离,疆场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裴诜曰:“蝮蛇螫手,壮士断腕,蛇已螫头,头可断乎?”

  韦睿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韦孝宽曰:“不因际会,难以成功。”

  邢峦曰:“先为万全之计,然后图功,得之则大利,不得则自全。”

  李靖曰:“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驱胁以来,藉以拒敌,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

  张巡曰:“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将相识,人自为战,不亦可乎?陈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臣按:自古名将不用古兵法者三人,汉霍去病、唐张巡、宋岳飞而已,皆能立功当时,垂名后世,然则兵法果不可用耶?曰兵法譬则奕者之谱也,谱设为之法尔,用之以应变制胜则在乎人,兵法亦犹是焉。呜呼,世之艺术岂但兵哉?儒者之于六艺亦莫不然,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法度可以言传,妙法必由心悟。

  杜甫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臣按:此杜甫《出塞》诗语也。“射人先射马”一言,虽诗人吟咏之语,然制胜之要法也,御边者不可不知。陆贽曰:“兵贵拙速,不尚巧迟。速则乘机,迟则生变。”

  急者宜备之以严,缓者宜图之以计。

  当离者合之则召乱,当合者离之则寡功,当疾而徐则失机,当徐而疾则漏策。有功见知,人必悦劝。将贵专谋,兵以奇胜。

  病同者虽胡越而相湣,忧同者不邀结而自亲。

  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事而不失其称则成,立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

  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武欲胜其敌,必先练其兵。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谋有奇诡而不徇众情,进退死生,惟将所命。抚之以惠则感而不骄,临之以威则肃而不怨。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

  军法无贵贱之差,实无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心志而尽其力。将欲定边,先宜积谷。陈贯曰:“争地之利,先居则佚,后起则劳。”范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

  又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宋祁曰:“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苏轼曰:“善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

  邹浩曰:“兵家之事,未战则以决胜为难,既胜则以持胜为难。”

  岳飞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胡寅曰:“善覆者靡不胜,遇覆者靡不败。”吴昵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

  余端礼曰:“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袭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程颐曰:“兵法,远交近攻,须是审行此道。”行兵须不失家计(游兵夹持)。

  兵陈须先立定家计,然后以游骑旋旋量力,分外面与敌人合,此便是合内外之道。韩信多多益办,只是分数明。两军相向,必择地可攻处攻之,右实则攻左,左实则攻右。

  朱熹曰:“厮杀别无法,只是能使人舍死向前而已。”

  臣按:谚云“一夫舍死,万夫莫当”,若为将者以节制行兵,而在行列者人人皆舍死向前,天下无坚敌矣。

  又曰:“厮杀无巧妙,两军相拄,一边立得脚住不退者便赢,立不住退者便输,须是死中求生方胜也。”兵之胜负全在勇怯。

  用兵之要,敌势急则自家当委曲以缠绕之,敌势缓则自家当劲直以冲突之。

  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拳音绻,攘臂绳,今之罥袖手圈也。言解斗者当善解之,不可牵引绻绳也。批亢捣虚。亢音刚,喉咙也。言与人斗者,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见其能胜也。

  臣按:程、朱道学大儒,其于兵事亦皆通晓而常言之,可见儒道无所不该而文武无二道也。

  以上经武之要(下)
 

卷一四三

  △驭夷狄

  ▲内外之限(上)

  《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乱也)夏,寇(劫人)贼(杀人)奸(在外)宄(在内),汝作士(理官)。”

  朱熹曰:“夏,明而大也。”又曰:“蛮夷猾夏,不专指有苖,但官为此而设。”董鼎曰:“虞时兵刑之官合为一,此蛮夷猾夏亦以命皋陶。”

  臣按:有虞之世,皋陶为士。士,理官也,所掌者刑狱之事而首以蛮夷猾夏为言,且蛮夷处边鄙之外,负险阻以为固,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驯,非用甲兵不可也,岂区区刑法所能制哉,而舜命皋陶以为士而首以是责焉,而后及于寇贼奸宄,何也?盖人君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后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蛮夷,其小在寇贼,必使蛮夷寇贼不敢害吾良善之民,则内外安靖而吾政化之所施者无所梗矣。虽然,内者外之本也,内无其衅然后外患不生,掌刑之官得其人则禁诘有常刑、制伏有良法、界限有定所,潜消于未然之先,遏绝于方萌之始,不待其猖肆而后施之以甲兵也,此圣人之微意欤。

  《禹贡》: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度也)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蔡沈曰:“谓之绥者,渐远王畿而取抚安之义,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绥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内外之间,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圣人所以严华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绥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禹贡》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绥服、曰要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外而要、荒二服,而绥服居乎其中,则介乎华夷之间也。就此一服而言,其地凡五百里,内三百里以揆文教,由此而至于王城千里之内,声明文物之所萃,故于此揆其文之教必灿然明备,度之而皆同也,由此而极于荒服千里之外,障塞险阻之所限,故于此奋其武之卫,必居然振作,修之而不弛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沈曰:“要服,去王畿已远,其文法略于中国,谓之要者取要约之义,特羁縻之而已,绥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蔡沈曰:“荒服去王畿益远,而经略之者视要服为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谓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放罪人之地,蔡与流皆所以处罪人而罪有轻重,故地有远近之别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为二等也。”

  臣按:先儒谓《禹贡》五服,甸、侯、绥为中国,要、荒已为外国,圣人之治详内略外,观五服名义可见,治中国则法度宜详治以必治也,治外国则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观至于五千见德化之远及,观要、荒二服见法度之不泛,及圣人不务广地而勤远略也如此,后世为治者往往昧于轻重缓急之辨,固有详于内而忽于外者,亦有专事外而不恤其内者,又有内与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虽然,此非特世主处事之偏,亦由其祖宗立法之失也,载观虞夏之世,立为五服之制,内二服以治乎内,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则兼治乎内与外焉,既有以为内治之具,又有以为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卫,兵卫之外以蔡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规一定而可长守,所以为子孙生民计也远矣。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蔡沈曰:“地有远近,故言有浅深也。上言五服之制,此言声教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无穷也。”

  臣按:中国之地南北东,东西为远,故《禹贡》言圣人声教之所及于东曰渐、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则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见圣人向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远,不可为之限量也,东渐于海,海之外地尽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犹有地焉。渐如水之渐渍底于海者也,被则如天之无不覆被,天所覆被处圣人之化皆可至也,振举于此而远者闻焉是之谓声,轨范于此而远者效焉是之谓教,其风声教化虽曰无远不及,然亦惟止于海而已。虽然,其所以渐、被、暨及风闻之声、神化之教,使之闻而慕之、振而动之而已,未尝体国经野、设官分职而以内治治之也。

  《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郑樵曰:“《禹贡》有五服,职方有九服,五服、九服之制不同,详考制度无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数之;职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两面而数之也。”又曰:“周之王畿有乡、遂、稍、县、都即禹之甸服纳总秸、祇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贡》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贡》奋武卫之地,周之卫服即《禹贡》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贡》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贡》三百里蛮之地,周之镇服即《禹贡》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贡》九州之外地也。”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蛮、夷邈然处于侯、甸、采、卫之外,其为当世制也严矣,其为后世虑也远矣。又考贾公彦谓蕃之义以其最在外为藩篱,故以蕃为称,后世通谓外国为蕃,盖本诸此。

  《春秋》:隐公二年,公会戎于潜。

  臣按:汉以南单于款五原塞,赐姓为藩臣,其后刘渊、刘聪大为晋室患;唐至中叶以安禄山守范阳,其后尽以蕃将易汉将,河朔之祸直至唐亡。呜呼,春秋以列国之诸侯一与会于坛坫之间,犹谨其微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杂于编民之内,甚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将领之职,列宿卫而专边阃,何不思之甚哉?虽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一视以同仁,然仁之中不可以无义,信之中不可以无智,不可苟徇于目前,必须远虑于身后,处之必欲尽其道,安之必各止其所,非独以全吾安彼之心,亦使彼得以全其所以报吾之义焉。盖彼以穷困而归我,我不受之义者不为也,既受之矣,因其俗而制之,顺其势而安之,使其卫吾边境可也。予之以爵位而不极其所欲,赐之以金帛而不徇其所求,任之以偏裨而不付以独柄,如此,则彼得以自安而吾无后患矣。然此所以处新附者耳,若夫久附易世者,必须以渐而为之,因事而处之,不使之群而居也,不使之专其位也,不使之联其职也,不使之统其类也,不使之临乎边也,不使之治其国也,所聚之处一郡不许过百,所居之市一县不许过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许过二,如此消之以其渐,为之因其机,处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觉则久久自然潜消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费誓》篇首言“徂兹淮夷,徐戎并兴”,而孔颖达谓此戎盖帝王所羁縻居九州之内,所谓淮夷、徐戎非若后世化外之戎夷,盖亦徐淮之间近边之地,自昔有一种不闲礼义之人耳。

  庄公三十年,齐人伐山戎。杜预曰:“山戎,北狄。”

  胡安国曰:“齐人者齐侯也,其称人,讥伐戎也。夫北戎病燕,职贡不至,桓公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越千里之险为燕辟地,可谓能修方伯、连帅之职,何以讥之乎?桓不务德,勤兵远伐,不正王法,以讥其罪,则将开后世之君劳中国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贵远略,困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胜言者,故特贬而称人,以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

  庄公三十有一年,齐侯来献戎捷。

  左丘明曰:“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

  胡安国曰:“军获曰捷,献者下奉上之辞。齐伐山戎,以其所得躬来夸示,书来献者,抑之也。后世宰臣有不赏边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臣按:以中国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以其捷来献,岂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越境出疆以启边衅,除戎之功小,擅师之罪大,渐不可长,不可以功而掩罪也,《春秋》谨微之意深矣。

  僖公三十二年,卫人及狄盟。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茅戎。

  程颐曰:“王师于诸侯不言败,诸侯不可敌王也;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

  陆淳曰:“王者之于天下也,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其有不庭之臣则告谕之、训诲之,如又不至则增修其德而问其罪,故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今王师与茅戎为敌,此取败之道,非戎所能败也,故以自败为文,所以深讥王也。”

  臣按:程氏谓王师于茅戎不言战,茅戎不能抗王也,然不谓之不可而谓之不能,可见王者所以尊严而为天下之所畏服者,其不专在于师旅也,必有所以制伏胜人之本而人自有不能敌者焉。然则有天下者,其可不知所以自反而自强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晋。

  胡安国曰:“晋常与白狄伐秦,秦亦与白狄伐晋,其称人,贬辞也。武王伐商,誓师牧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皆与焉,除天下之残贼,出民于水火之中,虽蛮夷戎狄以义驱之可也,若其同恶相济,贻患于后焉,不亦甚乎!”

  哀公十有三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胡安国曰:“吴人主会,其先晋纪赏也,吴亻替王矣,其称子,正名也。定公以来,晋失霸业,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势倾上国,自称周室于己为长,而黄池之会书法如此者,盖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胜天则事有在我者矣,故《春秋》拨乱反正之书,不可以废焉者也。”

  于越入吴。

  胡安国曰:“吴自柏举以来,凭陵中国,黄池之会遂及夏盟,可谓疆矣,而《春秋》继书于越入吴,所谓因事属辞,垂戒后世,而见深切着明之义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还,夫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矣,吴尝破越,遂有轻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骄齐之志,既胜齐师,复与晋人争长,自谓莫之敌也,而越已入其国都矣,吴争远国而越灭之,越又不监而楚灭之,楚又不监而秦灭之,秦又不监而汉灭之,老氏、曾子其言岂欺也哉?”

  《礼记》: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

  陈澔曰:“九州之外不过子、男之国,朝见之时摈辞惟曰子,虽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数,其爵亦不过子,故云虽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虽大国,而其爵则称子也。”

  臣按:吴之爵本伯爵也,《春秋》书吴不书曰伯而书曰子,盖不以本爵与之也。礼所谓四夷虽大皆曰子,考于《春秋》尤信。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

  应镛曰:“此独言东海者,东海在中国封疆之内,而西、南、北则夷徼之外也。南以江与衡山为限,百越未尽开也。河举东西南北者,河流萦带周绕,虽流沙分际亦与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而下东南展而西北缩,先王盛时四方各有不尽之地,不劳中国以事外也。”

  方悫曰:“不足谓之近,有余谓之遥。”

  臣按:二帝三王之盛,其所治之地四方相距亦不甚远,考成周之故疆而质以后世之职方可见也。洛阳为王城而陆浑戎密迩乎其境,其东之莱、牟、介、莒皆夷地,淮南为群舒,秦为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吴、越、闽、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时中国所有者宋、晋、齐、鲁、卫、郑通不过今数十郡地耳,周之盛时犹然,则夏、商以前可知已。说者谓自秦以上西北袤而东南蹙,秦以下东南展而西北缩,臣窃以为今日地势东南已极于海,至矣尽矣,更无不尽之处,惟西与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于海耳,然皆限以重山叠嶂,大荒绝漠,地气既恶,人性复犷,非复所居之处,有与无不足为中国轻重焉,惟明主瓦砾视之可也。

  《春秋左氏传》: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孔颖达曰:“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

  僖公二十三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吕祖谦曰:“物之相召者捷于风雨,地夷而人华者公刘之治豳也,以华召华,不旋踵而有,文武之兴;王地华而人夷者晋帝之纳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虏。物物相召,未尝不以其类也,中天下而画壤者是为伊洛,伊洛之民虽居声明文物之地,意之所向已在于大荒绝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气动气,安得不为陆浑之迁哉。呜呼,辛有可谓知几矣。”

  臣按:天下之事莫不起于几微,几微之际,先王之所谨也,故识微之君子因微而知著、由迩而察远。昭公二十二年,沈尹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臣按:天子以天下为家,内而中国其堂奥也,外而封疆其垣藩也,垣藩之外则外国矣。是故天子布德行政,以内和其人民而外固其封守,此所以中国奠安而外侮不侵也。

  以上内外之限(上)
 
卷一四四

  ▲内外之限(下)

  《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无也)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衣衿)矣。朱熹曰:“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

  臣按:孔子于他章尝小管仲之器,而于此则大其功,盖以其事功言也。朱子谓汉高祖、唐太宗未可谓之仁人,然战国至暴秦其祸极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残虐尤甚,太宗出而扫除以致贞观之治,此二君者岂非仁者之功邪?管仲之功亦犹是也。

  孟子曰:“周公兼(并之也)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

  又曰:“《诗》(《鲁颂宫》之篇)曰:‘戎狄是膺(击也),荆(楚本号)舒(近楚国)是惩,则莫我敢承(当也)。’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

  朱熹曰:“按今此诗为僖公之颂,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断章取义也。”

  臣按:《宫》之诗乃鲁僖公时颂,而孟子两引之皆以周公为言,前曰“周公方且膺之”,后又曰“是周公所膺也”,朱子谓其断章取义,是固然矣。然断章而取其义,泛言之可也,而孟子乃明白两指周公而言,意者鲁乃周公之后,故颂僖公者因其尝率车千乘、徒三万从齐伐楚,故述其始封之祖兼夷狄之功以美之。其下文继以俾尔昌炽寿富之祝,所谓尔者对祖之言,托为周公之言也,及味其两是字及莫敢承之语,盖已然必有之辞,非祝颂期望之意,孟子去圣人时未远,其或他有所据欤?

  汉高祖四年,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颜师古曰:“貉在东北方,三韩之属。”臣按:此中国借兵外国之始。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天下之势方倒县(平声),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上也,今匈奴侮慢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匈奴征令主上共贡,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

  胡寅曰:“《易》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贾谊所谓天子天下首者,其有见于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首不出乎庶物则与物等夷,则无以相长,而争夺离析之祸起,尚何咸宁之可冀?又况首顾居下,足反居上,乱常逆理,势若倒悬,偷安目前而不虞后患者哉?”

  臣按:谊以汉事匈奴,为天下之势方倒悬莫之能解,为国无人。当文帝之世,开国功臣名将固有存者而谊谓无人,然谊所言如此,则谊必有解县之术。谊又谓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之令,今不猎猛兽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音伸),可为流涕。斯言也,其所以解天下之倒县者在此乎?虽然,谊少年而未经事,前所流涕者得《易》《春秋》之旨,其理万世而不易,后所流涕者谓行其计则可以系单于之颈,举其众以惟上之命,不知帝若用谊,其计之行者果何如也?末云德可远施,威可远加,直数百里外而威令不信,毋乃亦欲施德而加威乎?德与威所以施而加之者,其事必有本末,其行必有次第,惜乎谊言之不详也,使文帝览其言而有问焉,谊必将有所陈说,择而用之,安知其无少补乎?

  班固曰:“《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逐水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故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与縻同)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外国之常道也。”

  臣按:班固谓圣王之于外国不与约誓,则后世之之通和者非矣;不就攻伐,则后世穷兵出塞者非矣。然则如之何则可?固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斯二言者所谓治戎之上策也。若夫使曲在彼之一言,则又真得圣人正义明道之心,躬自厚而薄责人之道也。

  固又曰:“西域诸国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圣人远览古今,因时之宜,羁縻不绝,辞而未许,虽大禹之叙西戎、周公之让白雉、太宗之却走马,亦何以尚兹。”

  臣按: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为盛德,殊不知德在华夏文明之地,而与彼之荒落不毛之区无预焉,固所谓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盛德在我无取于彼,真知言哉。

  范晔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势,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夫岂识微者之为乎?”

  晋武帝时,郭钦上疏曰:“北部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部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彼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徒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内外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武帝不纳。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永初叛乱,夷夏俱敝,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之人户为仇仇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骁勇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正始中,母丘俭讨句骊,徙其余种于荥阳,户落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此等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遣还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于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

  臣按:郭钦之疏、江统之论,晋人心腹之病也,而不能用之,其后刘、石迭起,率如所料,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场者几二百年。呜呼,后之人主为国家远虑者,其尚为子孙计,豫有以杜绝而消弭之哉。

  惠帝时,成都王颖表匈奴左贤王刘渊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使将兵,以其子聪为积弩将军,其右贤王刘宣谓其族人曰:“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自余王侯降门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左贤王英武迈世,天苟不欲生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矣。”乃相与推渊为大单于,使其党诣邺告之,渊白颖请归会葬,颖弗许,及王浚及东嬴公腾起,渊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十余万,恐非士卒及近郡士众所能御也,请还说五部以赴难。”颖悦,拜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渊至右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有众五万,寻称汉王,又四年称皇帝。

  唐太宗时,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万口,诏群臣议区处之宜。朝士多言北狄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永空塞北之地。中书侍郎颜师古请皆置之河北,分立酋长,领其部落,则永无患矣。礼部侍郎李百药以为,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今宜因其离散,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不相臣属,国分则弱而易制,势敌则难相吞灭,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国,仍请于定襄置都督府为其节度,此安边之长策也。夏州都督窦静以为,置之中国有损无益,莫若因其破亡之余,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温彦博请准汉建武故事,置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捍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为,突厥世为寇盗,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尽杀,宜纵之使还故土。彦博曰:“王者之于万物,天覆地载靡有所遗,今突厥穷来归我,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若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数年之后悉为吾民,选其酋长使入宿卫,畏威怀德,何后患之有?”太宗卒用彦博策,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厥故所统之地置四川都督府以统其众,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臣按:唐太宗朝群臣承诏议处突厥降者部落,朝士多言欲处之河南兖豫之间,颜师古欲置之河北,温彦博欲准汉建武故事,李百药欲各即本部署为君长,与窦静之议略同,惟魏徵之议思患豫防之道,太宗散处其民于诸州,用其酋长以为宿卫,数年果有结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诏突厥在诸州者并令渡河反其旧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几致狼狈”之叹。由是以观,为人臣者不可不明《春秋》之义,而议事者当援古以证今,昭昭然明矣。

  武后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思德元珍、孙万荣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废弛,及还并为边害,薛登谏曰:“戎夏不杂,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时朝谒,已事则归,三王之法也,汉魏以来,革袭衣冠,筑室京师,不令归国,较其利害,三王是而汉魏非,拒边长而质子短。伏见突厥、吐蕃、契丹因往入侍,并被奖遇官,戎狄步黉门,窥图史成败,熟山川险易,国家虽有冠带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后。昔申公奔晋,使子狐庸为吴行人,教吴战陈,使之叛楚;汉迁五部匈奴于汾晋,卒以刘、石作难。窃计秦并天下及刘项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顿之盛,乘中国之虚,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长碛卤,谓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既安所习,是以无窥中国心,不乐汉故也。刘渊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内地,明习汉法,鄙单于之陋,窃帝王之称,使其未尝内徙,不过劫边人缯彩曲糵,归阴山而已。臣谓愿充侍子可一切禁绝,则夷人保疆,边邑无争矣。”

  臣按:昔之忠臣,为国远虑者无所不至,薛登斯言是亦思患而豫防之者也。

  唐自贞观以来,任蕃将者如阿史那社{人小}、契何力皆以忠力奋然,犹不为上将,皆大臣总制之,故上有余权以制于下。

  臣按:自古创业之君经事多而虑患远,其所创制立法皆有深意,后世子孙所当遵守者也。唐玄宗不守太宗之法,专用蕃将,遂成变乱。呜呼,可不戒哉!

  天宝六载,李林甫为相,欲杜边帅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上悦其言,始用安禄山,至是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

  范祖禹曰:“明皇蔽于吞灭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计,人君苟不能以义制欲,迷而不复,何所不至哉?”

  臣按:李林甫欲为专宠固位之谋,杜边将入相之路,奏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而欲用胡人,夫文臣固怯矢石矣,而岂无武臣乎?当世如王忠嗣等流辈固非文臣也,盍用之乎?使玄宗而虑及此,则林甫之奸计不行矣。当贞观时,魏徵为太宗处置突厥,乃为国家远虑于数百年之后,而林甫区区乃为一身之谋于年岁之间,君子、小人用心不同如此,而国家安危治乱之所由分也,为人君者可不谨于择相哉?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使副将何千年入奏,请以蕃将二十二人代汉将,韦见素谓杨国忠曰:“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入见,上迎谓曰:“卿等疑禄山邪?”见素因极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请不可许。上不悦,竟从禄山之请。他日,国忠、见素言于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禄山之谋,若除禄山平章事,召诣阙,以贾循、吕知诲、杨光翙分领范阳、平卢、河东节度则势自分矣。”上从之,已草制而不发,更遣中使辅璆琳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璆琳受禄山厚赂,还盛言禄山无二心,上谓国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朕自保之,卿等无忧也。”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系世类,蕃将之中如汉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谓无人,然而为治之道当循其常、从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废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异其地,地有不同则其生智习性自然殊别,及其混处之久则不知不觉而合为一矣,方当无事之秋,聚居而托处,联络而亲比,日染月化,遂认并州为故乡者多矣,彼其感恩思报之心、忠君亲上之念固未尝无,非惟无异梦,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风尘之警、疆场之变,我之势方强、气方壮、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异志,不幸而我弱彼强、我负彼胜,则彼将持两端观成败以为去留,此等之事不能无也,其甚者若汉之中行说、宋之郭药师,岂非后世之永鉴哉?然唐之蕃将如执失思力出自突厥、契何力生于铁勒,他如史大奈、李谨行、泉男生、李多祚之伦皆能知义而鸷挺不迁,为《唐史》所称,其尤著勋名者则有如浑瑊、阿跌光颜者焉,岂可以非华而不用哉?仰惟我祖宗朝,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锡之以封爵,膺之以显任,惟于五府诸卫之长、诸边总戎之任则有所限制,而不得以专,盖有合于唐人不用蕃将为上将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非独使上之人无所疑于后,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终也,岂非万世之良法乎?圣子神孙所当遵而行之,万世而不可轻变者也。

  以上内外之限(下)
 
  ▲慎德怀远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养民之官)曰:“食哉惟时,柔(宽而抚之)远能(扰而习之)迩,惇(厚也)德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难(拒绝也)任人(包藏凶恶之人),蛮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处之各得其宜,则不特中国顺治,虽蛮夷之国亦相率而服从矣。”

  孙觉曰:“夫以尧舜之时,圣贤相会,宜有长策成算以厌伏四夷,然其言专以难任人为本,盖任人处内则主听眩,主听眩则任使不明、忠邪杂进,虽有知勇安所施?任人放远则智者竭其智、勇者献其力,夫如是,则何蛮夷之足虑哉?”

  《大禹谟》:益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朱熹曰:“九州之外,世一见曰王。帝于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惧,无怠于心,无荒于事,则治道益隆,四夷之远莫不归往矣。”

  臣按:上文所谓“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不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是即“无怠无荒”之实也。夫人君儆戒于宫闱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国都之内,何预于四夷哉?然而一念不谨,万事为之废弛,一言有失,四方为之传播,是故自古镇服外国之道不在于边鄙而在于朝廷,虽以舜大圣人而伯益犹以怠荒为戒,良以一人无怠荒之失则四夷有归往之诚,外无边患则内有善治而吾君享安富尊荣之乐矣。吁,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犹切切儆戒如此,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一,乃欲生事四夷,而为其臣者不敢辄出一言谏正,或者又从而从臾之,其臣可谓不忠矣,而其君亦岂智者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佐也)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至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至諴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还也)师振(整也)旅,帝乃诞(大也)敷文德(文命德教),舞干(盾也)羽于两阶(宾主之阶),七旬有苗格(至也)。

  朱熹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师临之阅月,苗民犹不听服也,是时益盖从禹出征,以苗负固恃强,未可威服,故赞佐于禹以为惟德可以动天,其感通之妙无远不致,盖欲禹还兵而增修其德也。满损谦益,即《易》所谓天道亏盈而益谦也。诚感物曰諴,益又推极至诚之道,以为神明亦且感格,而况于苗民乎?言班师七旬而有苗来格也。史臣以禹班师而归,弛其威武,专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适当其时,故作史者因即其实以形容有虞之德。”

  陈栎曰:“益之赞禹,谓天道之远而德可动,神明之幽而诚可感,苗亦人耳,岂有德之盛、诚之至而不可动者?当不烦兵而自服也。”

  臣按:益之赞禹,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者,若就战伐言之,小国若能制节谨度,不敢纵逸,则必得大国宾礼之益,不然,负其强固,侮慢自贤,则大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谋动干戈,所损大矣。大国若能包含遍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国宾贡之益,不然,恃其众大,非礼侵陵,则小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肆其蜂虿之毒,岂得无损哉?若是者即《易》所谓亏盈而益谦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体天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则上下各得其所而兵戈不兴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西方蛮夷国名)底贡厥獒(犬高四尺),大保(召公奭也)乃作《旅獒》,用训于王。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服,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蛮,多之称也。武王克商之后,威德广被九州之外,蛮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盖蛮夷来王则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于开四夷,斥大境土。”

  臣按:德而谓之慎者,盖必兢兢业业不敢有须臾放肆者也。慎德而必归之明王者,盖人心虚灵不昧,乃能知所谨,彼昏迷蔽塞者乌知所慎哉?德昏而不谨,则虽宫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或有以致其怨,京辇之下百官庶姓之众,或有以激其怒,况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远而能得其来宾哉?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既明矣而尤不可以不慎也。故明明德于天下者,当何如而用功?《大学》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鲁颂》曰:翩彼飞鸮(恶声之鸟),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实),怀我好音。憬(觉悟也)彼淮夷,来献其琛(宝也),元(大也)龟(尺二寸)象齿,大赂(遗也)南金。

  曹居贞曰:“传曰‘桑黮甘甜,鸱鸮革响’,是知鸮食桑黮则其音变而美也。泮林有黮,鸮来食之,归我好音,则淮夷被泮宫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臣按:《泮水》之诗,说者以为鲁侯与群臣燕饮泮宫而作。所谓淮夷之服,盖无此事,诗人颂祷愿望耳,虽然,学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则义理明,义理明则人心固,人心固则士气作,士气作则彼蠢然冥顽者亦将惕然感动,幡然归顺矣。

  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耇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王。

  臣按:越裳重译来朝,可见周之德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则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可见周之德格乎天矣。

  《国语》: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先王之训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谴责)不贡,告(以文辞告晓之)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戎之二君)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示也)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危也)顿(败也)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言其立性淳朴),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纯专固守而身不移),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无故兴万里之师,所费不知几何,而所得者仅四狼、四鹿而已。呜呼,损亿兆之财,弃千万人之命,所得不偿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轻我中国,不复朝贡,则并其先世以来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损又不但财而已。

  《论语》:子曰:“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朱熹曰:“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内治修然后远人服,有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亦不当勤兵于远。”

  臣按:所谓文德者,德即《虞书》“惟德动天”之德,文即《禹贡》“揆文教”之文也。文德与武功对,所谓文德之修即内治之有条理者是也。

  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求和亲,不许。臧宫、马武上疏曰:“虏今人畜度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平声)在陛下,岂宜固守文德而隳其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平声)购赏,谕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匈奴之灭不过数年。”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启中兴之运,悼斯民之涂炭,亲拯救而抚摩之,初遣冯异入关,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还定安集之耳。复遣岑彭击蜀,告以每一发兵发动皓白,常欲置隗嚣、公孙述于度外。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务休息群黎而巩固汉业,其肯遵高祖颠沛之畏涂、蹈武帝虚耗之覆辙而舍近谋远,争胜负于夷狄乎?故二将抗章比伐,诏引黄石公刚强柔弱之说而报之,帝王之道然也。”

  臣按:光武此诏所谓“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又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与夫人不自保而欲远事边外、传闻之事恒多失实,凡此皆药石之格言,无间古今皆所同然也。后世人主有欲勤兵于远者,尚其鉴诸。

  以上慎德怀远之道

  ▲译言宾待之礼

  《周礼》: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治其委积、馆舍、饮食。

  郑玄曰:“怀,来也。远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谕德延誉以来之。”

  王昭禹曰:“致方贡则远方所贡之物,若‘西旅底贡厥獒’是也;致远物则致远方所献之物,所谓‘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是也。远方之有贡,犹六服之贡,则世一见,各以其所贡之宝为挚是也;远方有所献之物,犹六服诸侯之献国珍是也。送逆之,送往而逆来以为之礼也。达之以节,达民以旌节,达贡物以玺节也。治其委积,所以备其用也;治其馆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饮食,所以顺其嗜好也。”

  臣按:成周设官以待外夷之来朝贡者,达之以节则其往来关津道路之间无有留难淹滞之阻,即今给驿卷也;治其委积、馆舍、饮食则其日用居止、饩廪、刍秣而无饥寒困乏之忧,即今之馆驿廪给及有司馈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怀远人也,名官而谓之怀方氏,岂无意也?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谓蕃国之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宾相之。

  郑玄曰:“通外国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摈相之,从来至去皆为相而诏侑其礼仪也。”

  朱申曰:“八蛮、四夷、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国遣使来朝贡,不晓中国言语,故象胥传王言而开谕解说之,如此,则远人之心和而不乖、亲而不疏也。若蕃国之君,世一见之,其礼不同于中国,象胥则教之使协于礼,其言不通于中国则传其言辞,出则送之,入则逆之,礼节以相接,币帛以致享,辞令以相与。接宾曰摈,赞礼曰相。”

  臣按:外国之人其拜揖、进退、拜伏之礼不同于中国,象胥掌教之以中国之仪,用协于礼也,夫上有所言则象胥为之传导而开谕晓说之,然后从而译其言以达之于上焉。今制鸿胪寺设通事官,即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

  郑玄曰:“九州之外,蕃服也。无朝贡之岁,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来耳,各以其所贵宝为挚,则蕃国之君无执玉瑞矣,所贵者若犬戎献白狼、白鹿是也。”

  《礼记》: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郑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也。”

  方悫曰:“以言语之不通也则必达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则必通其欲,必欲达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译则不可,故先王设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风俗之异于此,象言能仿象风俗之异于彼,鞮则欲别其服饰之异,译则欲辨其言语之异,《周官》通谓之象胥,而世俗通谓之译也。”

  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其后回回、女直、蒙古、缅甸其国人之黠慧者各因其国俗而自为一种字书,其来朝贡及其陈说、辨诉、求索各用其国书,必加翻译然后知其意向之所在。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我文皇帝始设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鞑、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缅甸、曰百夷,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蕃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联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盖重其选也。盖此一事似缓而实急,似轻而实重,一旦外夷有事上书来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谓,或知之而未尽,则我所以应之者岂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远情,而或至启边衅者亦有之矣,我文皇帝专设官以司之,其虑远哉。

  《明堂位》: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

  孔颖达曰:“按职方云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数不同者,文异尔。九州之外,夷狄为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即位及其君嗣立皆来朝也。”

  陆佃曰:“九采之国,所谓要服、荒服欤。四塞,即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也。”

  陈澔曰:“夷蛮戎狄各从其方之门而以右为尊,独南面东上者不然,方氏以为南面疑于君,故与北面者同其上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臣按:此古者蕃国君长来朝入门立班之制。

  《中庸》: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八曰柔远人也。又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

  朱熹曰:“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来则丰其委积以迎之。”又曰:“远人来至去时有节以授之,过所在为照,如汉之出入关者用繻,唐谓之给过所者是也。”

  臣按:《周礼》秋官环人所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送逆及疆是则为之授节以送之也;地官遗人所掌邦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是则丰其委积以迎之也。旧注以柔远人为蕃国,朱注始以为无忘宾旅,盖以九经之次列于怀诸侯之上,以远先近非其序也。窃意成周盛时,环人、遗人之所掌在于道路之间,非特为中国设也,则虽夷狄之经行者亦为之送迎焉,况九经之名,其八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谓之人,意者凡远去其家乡而出于道途、以朝京阙者皆给之欤?

  《汉志》:典客,秦官,掌归义蛮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

  臣按:此秦汉以来设官主掌蛮夷之始。所谓大行令,即《周礼》行人之职,译官即《王制》所谓寄、译之类也。考史,昭帝用苏武为典属国,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载,臣以为汉大鸿胪即今鸿胪寺卿,译官即今通事之职,典属国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欤?

  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单于朝贺,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羁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万世之长策也。”天子采之,诏曰:“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谒赞称臣而不名。”

  荀悦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之议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

  臣按:胡安国谓荀氏为此说,其知内外之旨,明于驭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诸蕃朝见之事。殊俗入贡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蕃州都督、刺史视品给以衣冠裤褶,初至及辞设会参曰设食。

  臣按:外夷而来朝给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志》但谓之会而不以宴名,盖不备燕享之礼也,然惟主之以礼部之属,而未尝专命大臣,后世乃或有用武将待之者,臣窃以为非宜。盖礼仪非武臣所宜预,将乃吾国之爪牙,止可使敌闻其名,不可使敌识其面,设或有貌不扬如裴度者,中虽有智,彼恶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将相,关系亦不小也。吁,武将且不可,况内侍乎?昔童贯初使辽也,辽人以为宋无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启其轻蔑之心,此前代之明鉴也。

  鸿胪寺领典客、司仪二署,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诸蕃封命则执册而往,凡献物皆各执以见,驼马则陈于朝堂,不足进者州县留之。其属有典客署令,掌四夷归化朝贡,酋渠首领朝见者给廪食,病则遣医给汤药,丧则给以所须,还蕃赐物则佐其受领,教拜谢之节。

  臣按: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贡者,既有宴赐资给,其不幸而病及丧者亦有给赐焉。

  宋设鸿胪寺,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

  臣按:唐、宋俱有诸蕃封册之礼。

  四夷君长来朝,先遣使迎劳于候馆。次日,奉见于乾元殿,设黄麾仗及宫悬大乐典仪,设君长位于悬南道西,北阿,又设其诸官位于后。所司引其国君,服其国服,至明德门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即御位,典仪赞拜,国君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劳,皆再拜稽首,复位次。引其国诸官以次入就位,拜如仪。其赐宴与受诸国使表及币,皆有仪,具载《开宝通礼》。元丰八年,夏使来,诏夏国使见辞仪制依嘉祐八年,见于皇仪殿门外,辞诣垂拱殿。

  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蛮夷。

  臣按:采人外夷朝见皆于别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辞见者亦有次第,盖朝廷之于外夷不能无厚薄,同时待之而各异其礼,固非一视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启其忿忿不平之心也。

  唐太宗贞观四年,高昌王曲文泰入朝,西域诸国皆因文泰请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谏曰:“昔光武不听西域送侍子、置都护,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前者文泰之来,缘道供亿甚苦,若诸国皆来,将不胜其弊,姑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宾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时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臣按:人君行事当务实不可徇虚名,蛮夷慕义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贪中国货物而假以朝贡为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轻重之宜,既不为所欺绐,而又不失其礼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学士院言:“诸蕃初入贡者,请令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远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保明闻奏,庶待遇之礼不致失当。”

  臣按:诸蕃初入贡者,前此未有体例,因其所言而制为礼节,欺无失矣。

  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休屠王帅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敝中国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间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臣按:此以外夷来降罢敝中国,虽与朝贡者不同,然后世外夷入贡经过郡县,为生民扰害,亦往往有类此者。汲黯论匈奴来降,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臣窃以为外夷朝贡而不为之节制,则是慕虚名而受实害也,况后世人心不古,非独中国为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来者,慕华向义之心固不能无,然亦多有贪中国之货物而欲以转货他国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为之制,随其地远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所遣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听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及元丰着令西南五姓蕃每年许一贡,期限不及者不许,如此,,则朝廷既得怀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罢敝于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人每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也。今来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册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下礼部看详。谨按《汉书》,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与。诏从之。臣窃以为,东平王骨肉至亲,特以备位藩臣,犹不得赐,而况海外之裔夷乎?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

  臣按:今四夷之好书籍者,惟安南与朝鲜,朝鲜恭顺朝廷,岁时觐聘,礼节无失,所经过郡县无多而货买止于京师,安南入贡虽疏,然经行道路几至万里,沿途随处得以市买,且宋朝书籍版本俱在国子监,今书籍处处有之。请自今外夷有来朝贡者,非有旨不得与交易,而于书籍一事尤宜严禁,彼欲得之许具数以闻,下翰林院看详可否,然后与之。

  以上译言宾待之礼
 
卷一四六

  ▲征讨绥和之义(上)

  《周易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程颐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济而远伐暴乱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若骋威武、忿不服、贪土地,则残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见其劳惫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后克,戒不可轻动之意。”郑汝谐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犹三年而后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启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舍内治而幸边功者,皆小人启之也。”

  臣按:先儒谓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高宗,商中兴之君,虽不至于圣亦不可不谓之贤君也,其所伐之鬼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兴师以吊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虽久用而处之者有道,不至于罢敝中国,师虽远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于别生他变。后世以帝王之师为吊伐之举者,必须事出乎万全,非万全不可举也,是故于未济之初,审几而缓进,于既济之后,择人而任用。

  《虞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臣按:此万世中国帝王征讨蛮夷之始。盖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谓之苗,苗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观,可见唐虞之世非独政教与后世不同,其征伐亦与后世不同也。何也?后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轶我边境、戕贼我生灵,以故兴师讨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众,则惟数有苗之罪。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责其行已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责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弃不保,责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责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未尝有一言而及国家疆埸之事,呜呼,此所以为帝王之师也欤。

  《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栖栖(皇皇不安之貌),戎车(兵车)既饬(整也)。四牧冘(强貌),载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狁孔(甚也)炽(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没,周室渐衰,八世而狁见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作诗以序其事如此。《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

  谢枋得曰:“戎车曰既饬,则车马、器械、士卒、马牛无一物不整齐矣四牧曰冘,则无一马不精强矣。曰载是常服,则无一衣一裳不经点检矣。”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天下有大变,诸侯有能讨之者,许之先发而后闻,其急如此。今狁内侵,不得已而应之,虽六月出师而人不以为暴者,知其过之不在于君上,盖以为所以劳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其第四章曰: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获(地名)。侵镐(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泾阳(言其深入为寇)。织(帜同)文鸟章(鸟隼之章),白旆(继)央央(鲜明貌)。元戎(戎车)十乘,以先启(开也)行(道也,启行犹言发程)。

  朱熹曰:“言狁不自量度,深入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选锋锐进,声其罪而致讨焉。直而壮,律而臧,有所不战,战必胜矣。”王安石曰:“元戎十乘,所谓选锋也。兵法,兵无选锋曰北。”

  臣按:《易》曰“师出以律,否臧凶”,《左传》“师直为壮,曲为老”,所以然者,惟其辞直,故其气壮,惟其用之以律,故每事而尽善。今宣王兴六月之师,因狁深入我地,不得已而应之,其辞直矣,其辞既直,是以声罪致讨而我三军莫不怀敌忾之心,其气安得而不壮哉?辞直而气壮,而又选诸队伍之中,简其锋锐之士,使之开先启行,其旗鲜明、兵甲犀利,无一事之不尽善,此其所以为王者之师,彼区区丑虏,恶足以当我之锋哉?

  其五章曰:戎车既安,如轾(车之覆而前也)如轩(车之却而后也)。四牡既佶(壮健貌),既佶且闲。薄伐狁,至于太原(地名)。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穷追也。”

  臣按:《汉书》严尤曰:“宣帝时狁内侵,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虻虫之螫,驱之而已。‘薄伐狁,至于太原’,叛则伐之,服则舍之,不穷追远讨也。”由是观之,可见先王之治以吾边境为限,越境而入者则治之,不及吾境者则不治焉。

  《诗序》:《采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采芑(苦菜),于彼新田(二岁曰新田),于此菑(田一岁)亩。方叔莅(临也)止,其车三千,师(众也)干(扞也)之试(肄习)。方叔率(总率之)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顺序貌)。路车(戎路)有奭(赤貌),簟茀(以竹簟为车蔽)鱼服,钩膺(马娄领有钩而在膺有樊有缨也)鞗(辔也)革(辔首也)。

  朱熹曰:“方叔,宣王卿士,受命为将者也。其车三千,法当用三十万众,然此亦极其盛而言,未必实有此数也。宣王之时,蛮荆皆叛王命,方叔南征,军行采芑而食,故赋其事以起兴。曰薄言采芑则于彼新田、于此菑亩矣,方叔莅止则其车三千、师干之试矣,又遂言其车马之美,以见军容之盛也。”

  其卒章曰:蠢(动而无知之貌)尔蛮(荆州之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大也)老,克壮其猷(谋也)。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众也),啴啴焞焞(盛也),如霆(疾雷)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

  朱熹曰:“言方叔虽老而谋则壮也,方叔盖尝与于北伐之功者,是以蛮荆闻其名而皆来畏服也。”

  臣按:南蛮、北狄最为中国患,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师矣,北狄之寇见于经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时北有狁之征,《六月》之师是也;南有蛮荆之伐,《采芑》之诗是也。说者谓二诗皆班师时作,《六月》之辞迫,《采芑》之辞缓;《六月》以计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虽然时世不同,盛衰亦异,南与北殊俗,古与今殊时,强与弱殊势,所谓计与威不可以偏废,又在用之何如耳。苟北伐而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而有壮猷之方叔,上之人用得其人而又委任之专,则成功不难矣。

  《诗序》:《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其首章曰:江汉浮浮(水盛貌),武夫滔滔(顺流貌)。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陈也)。

  朱熹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铺陈师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此章总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来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其二章曰:江汉汤汤,武夫洸洸(武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幸也)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辅广曰:“四方既平,则王国庶可平定,所谓柔远能迩也。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又见宣王以天下为心,一有争阋则心之不安也。读此章,见宣王能以天下之心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为心也。”

  臣按:周室至厉王出居于彘,国势中微矣,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则命吉甫,南征蛮荆则命方叔,至于讨淮南之夷则又得召虎焉。召公既自疾其驱,而一时从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既而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止曰王国庶定而已。庶之云者,昔人谓幸其仅然,非以是为美也。此无他,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兴师以遏绝乱略焉耳,非以快吾所大欲也。

  汉宣帝时,先零羌杨玉叛,时赵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丙吉问谁可将者,对曰:“亡逾于老臣者。”上问:“当度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遥也)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

  臣按:充国谓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此真老将谙练之言。彼不出国门而任己意,以节制千里之外,固有幸而中者矣,要之不可为法也。

  赵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乃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旁,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狭中无虏,乃引兵进,召诸校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塞也)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充国常以远斥堠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

  臣按:充国谓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此有国者驭敌之法。充国行兵,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此可以为将兵者持重之法。

  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击(口坚反)、幵(音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冬复击之,虏必震坏。”天子下其书,充国以为:“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虏必商(计度)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非至计也。先零首为畔逆,它种劫略,故臣愚策,欲捐、幵暗昧之过,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臣按:天子之师所以诛有罪,罪有大小则诛有先后,先零首为畔逆而、幵特劫略耳,劫略夷人之常,它种皆然,不但、幵也,未尝加兵于畔逆之先零而先加兵于暗昧之、幵,虽能制其命,不足以服其心,况未必能乎。充国自谓其议为全师保胜安邦之策,非但可用于一时,真可以为万世帝王以全取胜之法也。

  宣帝拜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嘉纳其策,以书敕让充国曰:“今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至冬虏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折裂)?(寒创),宁有利哉?今诏武贤等以七月击、幵,将军其引兵并进。”充国上书曰:“陛下前幸赐书,欲不诛以解其谋,臣故遣幵豪雕库宣天子至德,、幵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为寇,羌未有所犯,乃释有罪诛无辜,起一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羌欲为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欲畔,故与、幵解仇结约,常欲先赴、幵之急以坚其约,今虏马肥食足,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羌,坚其约,合其党,迫胁诸小种,虏兵渐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先诛先零则、幵之属不烦兵而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及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

  臣按:充国引兵法曰“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彼欲为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待劳,取胜之道也”。此数言者,真万世守边保圉之格言良法,今日所当遵行也。

  宣帝诏武贤与充国合击先零,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其子瑀使客谏之,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遂上屯田奏曰:“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臣愿罢骑兵留步兵分屯要害处,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各千,就草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谨上田处及器用簿。”上报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百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稠也)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计也。”

  臣按:充国所谓帝王之师以全取胜,此一言者万世中国保治安邦之格言。国家当全胜之时,猝有兵革之变,一以是言为主,毋侥幸于一战以中贼之计、张贼之威,必持重而不轻动,必详虑而不苟进,非在我者有必不可胜之资而在彼者有必可胜之算,断然不轻发也。

  赵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伍,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嘉纳之。其后充国乞骸骨,罢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议,常与参兵谋、问筹策焉。

  张栻曰:“汉将臣当以赵充国为最。凡将之病患于用而不详也,充国盖更军事多矣,及闻西羌之事则不敢以遽,而曰‘兵难遥度,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盖思虑之深、经历之多,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将之病在于急近切也,充国则图其万全,陈屯田十二利,持久而为不可动之计,其规模与孔明渭上之师何以异哉?将之病在果于杀而不恤百姓也,充国任阃外之寄而为国家根本之虑,要使百姓安、边疆固而西戎坐销焉,此殆三代之将,非战国以来摧锋折敌者所可班也。反复究其规模,味其风旨,远大周密,拔出伦辈,其在宣帝时且不独为贤将,殆可相也,使其为相,必能为国家图回制度,为后世虑,安养百姓,为邦本计,如魏相辈当在其下风耳。”

  戴溪曰:“世有所谓智将,有所谓勇将,有所谓常胜之兵,有所谓幸胜之兵,四者不可同日而语也。图事揆策,因时制胜,以深谋远虑为先,惟全国全军是务,此智将也;跃马抚剑,穷讨殊斗,贪前利而不恤后害,急近功而不暇远略,此勇将也;以律而出,见利而动,十则围而五则攻,避其锐而乘其弊,此常胜之兵也;勃兴于草野闾巷之中,再鼓于奔北败衄之后,垂亡而复存,转祸以为福,此幸胜之兵也。勇将能效搏执之力,智将能取指纵之功,幸胜之兵可成事于一时,常胜之兵可为法于万世。充国以智将而用常胜之兵,先计而后战,常曰‘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又曰‘兵所以明德除害也,举德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谨’,又曰‘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又曰‘兵以计为本,故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又曰‘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凡上书至于论列再四,其言深切可为万世法,与夫不度彼己、不计成败,残兵以逞侥幸功名者,岂不相万万邪?”

  臣按:自古论兵者多矣,惟赵充国最得帝王全胜之要道焉,万世持盈守成之君所当师法者也。盖创业之君与守成之君不同,故其用兵亦不同焉,何也?创业之君尺地一民皆非己有,其所纠集者皆一时乌合之众,兵虽众而人心不坚,军资有限而馈饷或至于不继,故乘势急战以求决胜,若夫守成之君则不然,上承祖宗之业,内抚人民之众,以众而临寡,以大而制小,以有余而应不足,其于寇盗,除去其害尔,非有所利之也,况其所啸聚者皆吾之民,克之虽可喜而亦可悲,胜之未必得福而败或足以致祸,在我所系者重,故其发之也不可以轻,故非万全决胜必不为也。自世尚孙吴之法,谓兵贵神速,往往以逗遛为将之罪,殊不知帝王之师与敌国战争不同,彼言各有当耳。惟充国以深远之谋,用常胜之兵,所谓帝王之兵以全取胜,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胜之要道,万世所当师法者也。张栻谓汉将当以赵充国为最,呜呼,岂但汉之将哉,臣窃以为古今论帝王之师者一充国而已,何止最于将而已哉!

  班固曰:“久矣,匈奴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谟之臣曷常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

  臣按:班固谓汉之诸臣论驭匈奴者不过两科,和亲与征伐而已,然两科之中又各有两科焉,修文而和亲之上也,卑下而承事之则失之弱矣,威服而臣畜之上也,黩武而征伐之则失之暴矣,然此皆视彼以为屈伸强弱,非帝王慎德威怀之道也。是故凡为天下国家者必内无虞廷怠荒之失,外有《周官》九伐之师,合内外而一之,斯其为帝王驭远之术欤。(以上言征讨)

  以上征讨绥和之义(上)
 
卷一四七

  ▲征讨绥和之义(下)

  《左传》:襄公四年,晋悼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魏绛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草也)居(狄人逐水草而居),贵货易(轻也)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习也)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坏也),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

  臣按:此后世和戎之始。

  襄公十一年,郑人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列也)及其枿磬、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诸侯,诸侯无慝,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

  臣按:魏绛所和之戎,戎而入居中国者也,而后世所和之戎则是化外之人,处荒漠不毛之地者也。

  汉高祖八年,匈奴数苦北边,帝患之,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与疲同)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弑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陛下诚以适长公主妻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岁时问遗,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可无战以渐臣也。”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司马光曰:“刘敬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帝王之御外国,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昏姻也。”

  臣按:齐景公,一列国之诸侯也,畏吴之强,不得已而以女女(去)吴。吴,泰伯之后,周之同姓,固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犹且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广、甲兵之强、人士之众,乃至无策以御外侮而与之通昏姻。呜呼,景公不得已而为之,高帝则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创业之君任百战之将驭戎,岂无他策而必割所爱以遗所恶哉?盖高帝因刘敬之言,刘敬本魏绛之说,后遂祖之以为驭戎上策。夫以闱门窈窕之姿为殊族异乡之配,田舍翁溺所爱者尚不忍也,孰谓英雄之主如汉高祖、唐太宗者乃忍为之哉?盖其慕割爱为民之名而不明内外之分、人伦之理故也。

  文帝遣陆贾使南越,赐其王佗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遥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为变,赖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与无同)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恶,终今以来,通使如故。”贾至南越,佗恐,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

  胡寅曰:“贤哉,文帝之不欺也,实言之于德无损而听者心说而诚服矣。或者夸大其辞,侈耀其事,假于符谶,托于怪神,欲以慑厌肃众而不知虚诞之可愧也。《易》曰:‘谦尊而光卑,不可逾。’文帝有焉。”

  臣按:天下道理最大且真者诚而已,是诚也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洞金石、孚禽鱼,南越亦人也,孰谓不可以诚感乎?诚之谓言,真实无妄之谓也。真则无伪,实则无虚,无妄则诚矣。观汉文帝赐尉佗书,自言其为侧室子,而又言高后自临事,诸吕为变,非但言其身之所自出,而国家不幸之变故亦并及之,千载之下读之,犹使人心悦而诚服,况同时之人,素不知其故者,一旦得而闻之,宁能不感动其心乎?后世帝王,惟我圣祖开国之初所降诏书与文帝不约而同,一则曰朕本淮右小民,二则曰朕本淮右布衣,其言不一而足,《中庸》谓“惟天下至诚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区区小丑,固在其化育之中矣。

  文帝时,贾谊上疏曰:“匈奴侮嫚侵掠,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

  颜师古曰:“爱人之壮,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此三表也。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仓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

  臣按:或问朱子曰:“五饵之说何如?”曰:“伊川言宋朝正用此术,契丹分明是被金帛买住了,彼分明是遭饵,但恐金帛尽则复来。”观此说,则昔人谓谊为迂,谊岂迂者哉?盖用兵则利在臣下,不用兵而和则利归其主,此所以乐从也。宋富弼说契丹以岁币,亦是此意,虽然金帛出于民,国家既竭民力以养兵,而又使出财以为赂,金帛有时而竭,而彼之贪饕无已,一旦无以应其求,则兵端起矣,宋人之于契丹、女真可见也已。此君子作事,所以贵乎谋始而必思为可继也邪。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王恢,燕人,习胡事,曰:“匈奴和亲,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韩安国曰:“匈奴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今行数千里与之争利,则人马疲乏,虏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许之。

  臣按:匈奴求和亲,割所爱而与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与之,则是待之不以诚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兴兵击之,则曲在我、直在彼,可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则正辞以拒之,曰中国女子不习外国水土而又多病,况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质不定,或反因之以成衅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礼义之为久长也。如此复之,非独善为之辞,理亦当如是也。

  宣帝时,议者多曰匈奴为害日久,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诏问御史大夫,萧望之对曰:“《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服孝子,谊足以动诸侯。前单于慕化乡善,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不幸为贼臣所杀,今而伐之,是乘乱而幸灾也,彼必奔走远遁。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上从其议。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奉献,罢归,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杀,终不敢还”。使者以闻,下公卿议。议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钦以为:“汉兴,匈奴数为边害,故设金爵之赏以待降者。今单于称臣朝贺,无有二心,接之宜异于往时,今既享既享其聘贡之质,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贪一夫之得而失一国之心,拥有罪之臣而绝慕义之君也。。假令单于初立,欲委身中国,未知利害,使之诈降以卜吉凶,受之亏德沮善,令单于自疏,不亲边吏;或者设为反间,欲因而生隙,受之适合其策,使得归曲而责直,此诚边境安危之原、师旅动静之首,不可不详也。不如不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诈谖之谋,怀附亲之心,便。”

  臣按:谷永、杜钦此议得帝王诚信之道,后世边夷来贡而降,有与此事相同者,宜准此以为法。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俱献见。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闻孝宣帝敕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却敌折冲,应对失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能助南,则亦未宜绝北,羁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报答之辞,令必有所适。”

  臣按:孔子言:“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之为贤。”班彪之处北匈奴,盖有得于先觉之道者矣,其所立稿草委曲明尽,可为后世代言者法。

  班固曰:“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时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欲复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厚利结之于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辗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以异于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母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于长城而羽檄不行于中国,不亦便于天下乎?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当孝武时,虽征伐克复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哉?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置质,空约和亲,是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夫边境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备御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于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几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夫规事建议,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也。”

  臣按:班固引董仲舒之言和亲,谓其不图万世之利而俞恃一时之事,断之曰仲舒之言漏。信乎其漏也,仲舒此言盖与贾生五饵之说略同,其言与之厚利和亲,后世亦有用之以饵祸息争者矣,然而无益焉。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纳岁币,徒费民财,损国威,其后效果何如也?后之人尚鉴之哉。

  魏毋丘俭为安定太守,将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将教羌胡妄有所请求,因欲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事兴。”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曰:“吾预知当尔,盖经事多耳。”

  臣按:曹操谓羌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此诚练达事体之语也,盖中国之与外域疆域殊隔,无事时正不必屑屑相与通往来也,非甚不得已,决不可以通使,必不得已,须择其人,不得其人,宁受其责而不轻启其途,是何也?善人之难得也。彼不善之小人,昧于大体,惟顾目前,理之可行与否事之可继与否皆不暇计,往往顺适敌情以为身利,假上旨以许予,教敌人以请求,启其所未知,逄其所欲,为允其所不可必得,既而不副其意,因而启衅端、开边隙者,皆此辈为之也。然其中固有怵于利害,苟逭一时者,而亦有反假敌势以为身荣利,如范陵者。曹公为此言,自谓其经事多,岂不信哉?万一国家不得已与外国通使,须审择其人,必知礼义、有气节、通古今、识事体者,然后遣之,不可专用武弁而必兼之文士,不可专任边吏而必主之廷臣。

  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尽帅其众奔成都,李德裕遣兵据其城,具奏其状,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皆请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未能损其势,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彼若来责曰何事失信,养马蔚茹川,上平凉阪,万骑缀回中,怒气直辞,不三日至咸阳桥,此时西南数千里外得百维州,何所用之?徒弃诚信,有害无利,此匹夫所不为,况天子乎?”上以为然,诏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谋等悉归之吐蕃,吐蕃诛之于境上,极其惨酷。至武宗朝,德裕为相,言:“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人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尽没,惟此独存,吐蕃以计陷之,号曰无忧城,从此得以并力西边,凭陵近甸。韦皋欲经略河、湟,须此城为始,急攻数年,卒不可克。臣到西蜀,空壁来归,南蛮震慑,山西八国皆愿内属,可减八处镇兵,坐收千余里旧地,且维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犹围鲁州,岂顾盟约?当时不与臣者,望风疾臣,诏臣执送悉怛谋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陈论,乞垂矜舍,答诏严切,竟令执还,将吏对臣无不陨涕,蕃帅即以此人戮于境上,绝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奖忠魂,各加褒赠。”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

  司马光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舍,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人犹耻之,况天子乎?譬如邻人有牛逸而入于家,或劝其兄归之,或劝其弟攘之,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且致讼’,劝攘者曰‘彼尝攘吾羊矣,何义之拘。牛,大畜也,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可见矣。”

  胡寅曰:“司马公之言过矣,使维州本非唐地,既与之和,弃而不取,姑守信约可耳。本唐之地为吐蕃所侵,乃欲守区区之信,举险要而弃之,可乎?僧孺所谓三日至咸阳,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实也。夫夺吾之地而约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谓之信也。取我故地,乃义所当为,司马公不以义断之而以利害为言,又斥德裕为利、僧孺为义,是皆无所据矣。故以维州归吐蕃,弃祖宗土宇,缚送悉怛谋,沮归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计也。下维州遣兵据之,洗数十年之耻,追奖悉怛谋,赠以官秩,德裕以大义谋国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臣按:维州悉怛谋之事,司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裕,其所论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请就其未然者而为之处置焉。夫德裕初得悉怛谋之通款,即密以其事闻之,朝廷且致书宰执,俟报下而行焉,报可则行,不可则姑已之,以待机会之来,如此,则不失归附之心而贻之祸患,且亦不起边衅矣。不然,若其人既归其地,已为吾所据,业已如此,不待其请即明言告谕之,归其地而不予其人,则彼感吾恩信而归附之人亦不遭惨毒矣。由是观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于急功名,僧孺之失在于报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则急功名者犹为彼善于此也。呜呼,假国家之事以行其私,其于私计得矣,如公义何?

  范仲淹议和守攻备四策,其和策曰:“元昊未尝挫衄而辄求通顺,实图休息,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然干请多端,奸谋未测,国家以生灵为念,不可不纳,如唐高祖、太宗应天顺人,百战百胜,犹屈于突厥,当彼主始亡为之举哀,废朝三日,遣百僚诣馆吊其来使,其屈礼之之甚也。又太宗驱六骑于渭上,见颉利与语,复亲与之盟,颉利既退,左右劝击之,太宗不从,此盛王之谋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礼谨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厉兵以攻守为实事,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皆宜,如此,结好之策未有失也。”

  臣按:仲淹所谓隆礼谨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厉兵以攻守为实事,后世不得已而与和亲者当以此言为权度。

  以上征讨绥和之义。臣按:昔以谓战、守、和皆应敌之具而非制敌之本,制敌之本乃在夫可以战、可以守、可以和,何者?此实其腹心而运夫四肢之道也。盖尽吾所以治中国者则战之,中有守、有和,守之中有和、有战,和之中亦有战、有守,如环无端,迭相为用,其变不同则其所以应之者亦不一,要令制敌在我而其力常有余,欲战则为唐太宗,欲守则为汉光武,欲和则为汉文帝,如斯而已。苟惟先外而后内,执一而废二,以鏖兵为战,以画地为守,以解弛为和,则以战乃秦氏、隋氏之战,守乃朱梁之守,而其和乃石晋之和矣。由是观之,则知战、守、和之三言者,古今制驭外国之道不出乎此矣,汉人所谓治戎三策者皆在焉。然就其三者而言之,上策莫如守,守而彼侵轶要求不已,然后量彼己、审时势,或与之战、或与之和。所以战者以固吾守,非利其有而侵之;所以和者以安吾守,非畏其强而屈之。是故战而彼吾服,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和而彼吾孚,吾亦不忘战而一于守。战也、守也、和也,皆应敌之具,而所以用之以制敌者在因其势、随其机、应其变,可以战可以无战,可以和可以无和,其运用在吾之一心,然要其归止于守吾之封疆而已,是则三者之中则又以守为本焉。
 
卷一四八

  ▲修攘制御之策(上)

  《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

  臣按:或处乎内,或居乎外,天造地设而以山川为之疆域,所以别生分类而使之毋相混淆、毋相侵越也。是以自古圣帝明王必严内外之辨,所以治内者必详必慎而无一事之不备,所以治外者必严必密而无一隙之可乘,此其所以忧勤于其始而逸乐于其终也欤。

  又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

  孙觉曰:“《小雅》,王道之序,凡其所言皆纪纲人伦,惠养万物,君臣相遇以诚而知群下之乐苦,遣使劳还,恩意愈笃,反复以自治为先,故能周道中兴,夷狄远迹。夫以夷狄之患虽盛,王所不能免,惟知自治者为能胜之。”

  臣按:孟子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推而言之,可见王道盛时治迹昌炽,而《诗》之为《诗》,所以宣畅歌咏于朝廷燕飨之际、欢欣和悦以通群下之情、恭敬斋庄以发先王之德者,无非和平正大之音,内治既修而外治无不举。自《小雅》之诗废则内治不修矣,内治不修则纪纲废弛、政教乖乱,又何以治外哉?

  又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

  臣按:成康既没,周室渐微,八世而厉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俨狁内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内修政事,外攘夷狄,遂使文、武、成、康之盛复其旧焉。夫以帝王为治,先内而后外,必内之政事既无不修,然后外之夷狄攘斥焉,是知内修者外攘之本也。

  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言:“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常流之水),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萑(音完)苇竹萧(蒿也),草木蒙笼,枝叶茂接,此矛鋋延(铁把)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楯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

  臣按:错此言地形各有所宜,与夫兵卒相当之数,而卒归其过于不习勒卒、将不省兵。夫将能省兵则器械无不利矣,卒能习勒则兵无不可用矣。

  错又言曰:“臣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险道倾仄(古侧字),且驰且射,风雨罢劳,饥渴不困,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材官驺(矢之善者)发,矢道同的(同一中的),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迫也),此中国之长技也。然兵,凶器;战,危事。以大为小,以疆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来归谊者,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帅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而各用其长技,衡(横也)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臣按:错谓兵凶战危,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臣愚以为,用兵之变,岂但大小、强弱之间可易置而已哉?生死兴亡在呼吸顷耳,其蹉跌也不但不振而已,其为悔也何可及哉?是以帝王之道必出于万全,必先事而深思,不临事而后悔也。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与诸羌解仇交质,上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哀帝建平中,匈奴单于上书愿朝,哀帝以问公卿,亦以为虚费府帑,可且勿许。扬雄上书谏曰:“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不可不察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大也,又坚固也)画(计策)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高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匈奴地名)之北哉?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至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风雷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不得高枕安寝也。至元康、神爵之间,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匍匐)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匈奴真中国之坚敌,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轻也。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臣按:扬雄此书,前汉所以处匈奴者备于此矣,但其所谓单于归义,陈见于前,以为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则过矣。夫荒服之外,礼教所不及者,圣王所不臣,必欲使冠带以列位、稽颡而来朝,以此为遗后之策,以此为足以慰神灵之想望,是乃秦皇、汉武夸大喜功之私心,非帝王大中至正之道也。

  王莽时,匈奴入云中塞,诸将在边未敢出击,严尤谏曰:“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匈奴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余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艾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

  刘贶曰:“严尤辨而未详,班固详而未尽,推其至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汉无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声教所不逮,其叛不为之劳师,其降不为之释备,严守御、险走集,使其欲为寇而不能,欲为臣而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绥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筑长城,守障塞,所以设险也,赵简子起长城,燕、秦亦筑长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堑,城全国灭,人归咎焉,后魏筑长城,议者以为人治一步,方三千里役三十万人,不旬朔而获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汉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审鲁元不能止赵王之逆谋,谓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顿手杀其亲而冀其不与外祖争强,岂不惑哉?然则知和亲非久安计而为之者,以天下初定,纾岁月之祸耳,武帝时中国?安,北寇益希疏而绝之,此其时也,方更縻耗华夏,连兵积年,故严尤以为下策。”

  臣按:严尤谓后世征戎有三策,谓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不知其所谓上策者,果何代有之乎?意者必如虞之无怠无荒而四夷来王,周之明王慎德而四夷咸宾,然后为上策乎。夫虞周之事,化之也非征之也,若夫命将征之之策,臣窃以为狁来侵,从而御之,驱之出境,不复穷追,周得上策矣。秦之筑长城,急于成功,轻用民力,内竭中国以丧社稷,固为无策,然使其能因近边之人,当农隙之时,以渐而修筑边墙以御戎马之冲突,刘贶谓之得中策,亦非也。汉武之穷兵黩武,兵连祸结三十余年,谓之下策也宜哉。虽然,汉人出塞之兵犹因其犯边而征之也,后世乃有彼本不犯边而出其不意以掩袭之者,岂非无策之甚哉?又出汉人之下矣。

  顺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吾斯车纽等反,寇西河,诏度辽将军马续招降之,大将军梁商移书续等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守固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务先所长以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勿贪小功以乱大谋。”臣按:中国与外国各有所长,吾惟用吾之长,而于彼之所长也恒思有以避之,设法用计,随时趋势,使彼违所长而以吾所长乘而陵之,鲜不胜矣。

  唐太宗贞观二年,北颉利政乱,薛延陀、回纥等叛之,颉利不能制,会大雪,羊马多死,民大饥,郑元璹使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皆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将亡之兆也。”群臣多劝上乘间击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灾不仁,乘危不武,纵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臣按:太宗此言得帝王之道,大哉王言,天地之心也。

  贞观四年,西突厥种落散在伊吾,诏以李大亮为安抚大使,贮粮碛口以赈之,大亮言:“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今招至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有益,况西河州县萧条,不堪供亿,不如罢之,其或自立君长求内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上从之。

  臣按:大亮此言既知所轻重,又知所内外,朝廷用若人以安抚外夷,岂徒外夷得其安哉,而中国亦将赖之也。

  贞观十八年,突厥候利可汗北渡河,薛延陀恶之,数相攻,候利有众十万,不能抚御其众,悉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曰:“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彼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候利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胡寅曰:“子贡问博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四海至广矣,施必极其博,济必周于众,圣人心所欲也,而势有所弗及尔。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虽一视同仁,然必笃近而举远也,于是画为五服,要、荒在外,为之限禁,自尧、舜、三代皆不敢废。夫圣人之心与天地同,诚必不为猜忌也,而太宗所见特异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尽耶?夫厚遇降人则于中国将薄矣,推诚异类则于可信者将疑矣,是以有征辽造舟之扰、绝昏仆碑之失,盖必然之理也。”

  臣按:胡氏所言,非但为唐太宗也,万世人君皆当留念焉。

  贞观二十一年,回纥诸部皆来朝请吏,诏以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缯遣之。诸酋长奏请以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上许之,于是北荒悉平。

  范祖禹曰:“舜曰‘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又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盖柔远能迩,治内安外,而殊俗之民向风慕义,不以利诱、不以威胁而自至矣,故不劳民、不费财。至于后世之君,或仇疾而欲殄灭之,或爱悦而欲招来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则?彼亦人类也,王者于天地间无所不养,况人类而欲残之乎?残之固不可,况不能胜而自残其民乎?仁人之所不为也,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为州县,是崇虚名而受实弊也,且得之既以为功,则失之必以为耻,不在于己则在子孙,故有征伐之劳、馈饷之烦,民不堪命而继之以亡,隋炀帝是也。且国家地非不广也,民非不众也,曷若修德行政以惠养之,使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兵甲不试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夫有求于外,如彼其难也,无求于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舍所易而行所难,何哉?忽近而喜远,厌故而谋新,虽或未至于亡而常与之同事,其累德岂细哉?太宗好大无穷,兼蓄夷夏,非所以遗后嗣、安中国之道,此当以为戒而不可慕也。”

  臣按:范氏此论人主宜留心玩味,则知内外之所关系孰轻孰重、孰缓孰急、孰是孰非,了然于心目之间而为之去取从违,则内安而外靖,本固而末顺矣。

  德宗时,陆贽上言曰:“陛下忿蕃丑之暴掠,惩边镇之空虚,缮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诚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愤耻而扬威声,海内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统师无律,制事失权,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别诏,委任分镇,亘千里之地,莫相率从,沿边列十万之师,不设谋主,每至敌人犯境方驰书奏取裁,行李往来,动输旬日,比蒙征发救援,寇已获胜罢归,小则蹂藉麦禾,大则驱掠人畜,是乃益甲兵而费财用,竟何补侵轶之患哉?夫将贵专谋,军尚气势,训齐由乎纪律,制胜在于机权,是以兵法有分阃之辞,有合拳之喻,有进退如一之令,有便宜从事之规,故能动作协、变通制,备垂永久,出则同力,居则同心,患难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将若四支之卫头目,将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庐,然后可以捍寇仇、护庶、蕃畜牧、辟田畴,天子惟务择人而任之则高枕无虞矣。吐蕃之比于中国,众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在将而我之节制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则纪律不一而气势不全,节制在朝则谋议多端而机权多失,臣故曰错置乖当,此之谓乎。”

  臣按:贽谓吐蕃之比于中国,多寡不敌,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余,我守不足,盖彼之号令在将,我之号令在朝,彼之兵众合并而我之部分离析,此非特当时蕃汉用兵之弊,而今世沿边将领所以守边而御敌,其实与之无异焉。善为国者,尚思其所以然而豫为之图,岂非边鄙生灵之幸哉。

  贽又言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其于制御之方、得失之论,备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即叙者曰非德无以化要荒,曾莫知威莫立则德不能驯也;乐武威者曰非兵无以服凶犷,曾莫知德不修则兵不可恃也;务和亲者曰要结可以睦邻好,曾莫知我结之而彼复解之也;美长城者曰设险可以固邦国而捍寇仇,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则险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曰驱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锐、垒不完则遏之不能胜,驱之不能去也。议边之要略尽于斯,虽互相讥评,然各有偏驳。夫时势有盛衰,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夫以中国强盛而彼屈膝称臣,归心受制,拒之则阻其向化,灭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叙之也?又如中国强盛而彼弃信忤盟、蔑恩肆毒,谕之不变,责之不惩,安得不取乱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国丧乱之时,图之则彼衅未萌,御之则我立不足,安得不卑辞降礼、约好通和,啖之以利以引其欢心,结之以亲以纾其交祸,纵不必信且无大侵,盖时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傥或强弱适同,抚之不宁,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势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虽非安边之令图,盖势力亦不得已而然也。”

  臣按:古今制御之方,不出贽所陈四者之策。但其所谓设险以固军、训师以待寇来,则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则攘斥而戒于远追,以为非安边之令图,臣窃以为,中国帝王所以攘外安内之上策,无出于此,而贽以为非令图,然则图之令者,岂有过于此哉?

  贽又曰:“夫制敌行师,必量事势,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其所难,是谓夺人之心,暂劳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敌坚则先其所易,是谓固国之本,观衅而后动者也。顷属多故,民劳未瘳,而欲广发师徒,深践寇境,复其侵地,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傥或挠败,适所以启戒心而挫国威,以此为安边之谋,可谓不量事势而务于所难矣。天之授者有分,事无全功;地之产者有物,宜无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长者不可逾,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长必殆,用所长而乘其所短必安。强者乃以水草为邑居,以射猎供饮茹,多马而尤便驰突,轻生而不耻败亡,此彼之所长也,而中国乃欲益兵綍乘,角力争驱,交锋原野之间,决命寻常之内,以此为御寇之术,可谓勉所短而较其所长矣。务所难,勉所短,劳费百倍,终于无成,虽果成之,不挫则废,岂不以越天授而违地产、亏时势以反物宜者哉?将欲去危就安,息费从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长而已。若乃择将吏以抚宁众庶,修纪律以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柔远,禁侵钞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议以安戎心,彼求和则善待而勿与结盟,彼为寇则严备而不务报复,此当今之所易也。贱力而贵智,恶杀而好生,轻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后动,俟其时而后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堠,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寇小至则张声势以遏其入,寇大至则谋其大以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舍此不务而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授寇者也。”

  贽又曰:“守封未固、寇戎未惩者,其病在于谋无定用,众无适从,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不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赏责亏度,财匮于众爱,力分于将多,怨生于不均,机失于遥制。”又曰:“理兵而措置乖方,驭将而赏罚亏度,制用而财匮,建军而力分,养士而怨生,用师而机失,此六者疆埸之蟊贼、军旅之膏肓也。蟊贼不除而但滋之以粪溉,膏肓不疗而苟啖之以滑甘,适足以养其害、速其灾,欲求稼穑丰登,肤革充美,固不可得也。”

  臣按:贽此言虽为一时人君告,然而自古及今,守封所以未固,寇戎所以未惩,正坐此六者之失。若夫所谓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闻不必实,实者不必闻,所信不必诚,诚者不必信,所行不必当,当者不必行,又不止于用兵御寇而已也,后世人主所以应用不得其人而纪纲废弛,处制不得其宜而政治乖张,皆以此也。然则人君为治,必欲任得其才,闻者必实,信者必诚,行事必当,其道何繇?曰君子大居敬而贵穷理。

  贽又曰:“今四夷之最强盛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举国胜兵之徒,才当中国十数大都而已,其于内虞外备亦与中国不殊,所能寇边数则盖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坚完,识迷韬铃,艺乏趫敏,动则中国惧其众而不敢抗,静则中国惮其强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国之节制多门,蕃丑之统帅专一故也。夫统帅专一则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则号令不贰,号令不贰则进退可齐,进退可齐则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则机会靡愆,机会縻愆则气势自壮,斯乃以少为众、以弱为强,变化翕辟在于反掌之内,是犹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则何敌之有?夫节制多门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散为弱,逗挠离析,兆乎战陈之前,是犹一国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齐肃,其可得乎?开元、天宝之间,控御西北两蕃,惟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犹虑权分势散,或使兼而领之,自顷割裂诛锄,所余无几,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其余镇军数且四十,皆承特诏委寄,各降中贵监临,人得抗衡,莫相禀属,每候边书告急,方令计会用兵,既无军法下临,惟以客礼相待,是乃从容拯溺,揖逊救焚,冀无占危,固亦难矣。夫兵以气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析则弱,今之边备势弱气消,建军若斯,可谓力分于将多矣。”

  臣按:三军以气势为用,气势以人心为主,人心不分则气势自壮,气势既壮则事权归一,可以折冲于内而制胜于外矣。陆贽论将权之专分而以气势壮衰为言,盖真有见也。

  以上修攘制御之策(上)
 

卷一四九

  ▲修攘制御之策(下)

  宋太宗时,张齐贤奏曰:“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若不战而胜,若重之慎之,劲敌不足吞矣。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外国,亦多边吏扰而致之,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则边鄙宁矣。夫边鄙宁则辇运减,辇运减则河北人民获休息矣,获休息则田业时而蚕织广,务农积谷以实边用,且敌人之心亦择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为寇哉?”又曰:“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势而已?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是知二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尧舜之道无他,广推恩于天下之民尔,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则四海敛衽而至矣。”

  臣按:齐贤之言乃反本之论、自治之策。

  田锡言于太宗曰:“应动而静则养寇以生奸,应静而动则失时以败事,动静中节,乃得其宜。今北鄙绎骚,盖亦以居边任者规羊马细利为捷,捕斩小胜为功,贾结怨仇,召戎起衅。职此之由,伏愿申饬将帅谨固封守,勿尚小功,许通互市,索获蕃口抚而还之,如此,不出五载河北之民得务三农之业,亭障之地可积十年之储。”

  臣按:田锡斯言得安静守边之道。

  锡又言于太宗曰:“将帅行恩信、恤士卒,必丰财货,方得士心。昔赵奢为将,所得王之赏赐尽与军吏;又李牧为将军,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云中,其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享宾客、军吏,是以匈奴不近云中之塞。今国家所命将帅虽古今异宜,凡有给赐,今则谁敢效古散家财赏士卒哉?若以年年供亿挽运,老师费财,曷若厚给将帅使之赏用也。”

  臣按:锡之此言得任用边将之道。

  锡又言曰:“御戎在乎辨边上奏报之虚实,察左右蒙蔽之有无,奏失利则未必尽言,报大捷则不足深信,陛下未当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策成败,安危成败之理,乞详而察之。”

  臣按:锡谓御戎在辨边报虚实、察左右蒙蔽有无,盖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多为少、少为多,边上奏报卒用此计以欺罔朝廷,将以希功而免罪也。然非左右之臣僚为之蒙蔽,则彼亦不敢肆其欺焉,此人主于听任之际尤不可不择其人也,任非其人则咫尺之间为所蔽矣,况万里之边城乎?

  王禹偁言于太宗曰:“汉之十三帝言乎圣明者,文景也;言乎衰乱者,哀平也。然而文景之时,单于最为强盛,大有侵掠,候骑至雍,火照甘泉宫;哀平之时,呼韩邪单于每岁来朝,委职称臣,边烽罢警,此岂系乎历数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为不然矣。且汉文当单于强盛之时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当单于衰弱之际,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使之来朝者,系乎时也。”

  臣按:禹偁谓汉文帝内能修德、外能任人,故单于不为深患。呜呼,人君能尽二言,中国之治不出此而已矣。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备四策,其备策曰:“请朝廷力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定讨伐之谋。其一,请选有材识近臣,暂往经画,使亲视边垒,精究利害,凡边计未备者皆条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归奏阙下,更令中书、枢密院子细询访,熟议经久之计。”

  臣按:范仲淹所上四策,虽为当时契丹而设,然万世之下备御之方,实不外此。谨准当时之事以为今日之用,其备策凡七,其一请选材识近臣亲视边垒,精究利害,此策今日实可用之。我朝罢前代枢密院而以兵事专属兵部,臣请兵部于尚书外添设尚书一员,轮掌部事,每岁遣一员行边,锡以玺书,俾起自辽东,历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抵平凉等边地,凡山川之险易、营垒之远近、戍卒之多寡、糗粮之有无、敌人之向背、将领之壮怯,已然者当何如而修饬,未有者当何如而增补,某处当设为营堡,某堡当加军守备,某墩台可废,某蹊隧可塞,某处可屯种,某处宜牧蓄,凡边计未备者皆与巡抚都御史守备总兵参将等官计议经画,条而上之,如此则可销患于未萌,如此则可以待敌之来攻,如此则可以遏其冲突,如此则可以遏其侵扰,归奏阙下,更令内阁大臣会合六卿以下详访熟议施行之,岁岁以为常,其四川、湖北、两广、云贵则三年一巡行。如此,朝廷不忘边备,边方无复废事,居庙堂者无遥度之失,守封疆者无不通之情。

  其二曰:“再议兵屯者,自来北边分为三路,其所辖军马不甚整齐,及有一州兵马却属两路之处,又未晓本路将于何处控扼,合行重兵若干,又甚处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应援次第,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方可预定法制,临时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动亦当相度兵马,合挪减于何处驻泊,使就刍粮,以省边费,庶免先自匮乏。”

  臣按:此策亦切于今日之用,臣请每岁所遣行边大臣即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阁门祗候使臣以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据选到人数以籍记之,候本路有阙则从而差授,如此,则二三年间得人多矣。”

  臣按:范仲淹欲凡掌兵诸司选将,今不必尽如其言,每岁行边大臣所至边境,即令总兵以下各举所知,不问有官无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有智略,某人有膂力,某人有胆气,某人善骑射,因而试之,用为选锋,试中即于本色粮赏外加以廪食,量为任使。

  其四曰:“急于教战者,于四路抽取曾经押战队使臣十数人,更授以新议八陈之法,遣往河北阅习诸军,使各知奇正循环之势,应敌无穷。”

  臣按:今朝廷训兵已有成法,大约教之使知金鼓作止、旌旗偃仰、角炮紧缓,以为进退、疾徐、分合之节而已,然按行故事视为泛常,请于时常教阅之外专以教射为事,乞敕缘边将领通行各处抽选能射军士,分军教习,名为教师,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来提督试验,行边大臣至日计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为教师升赏,及凡军中有差役争讼事有疑似难辨取与,分轻重及有过失者皆以射决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轻之,如此,则人皆习弓矢,无不善射者矣。

  其五曰:“训练义勇,今河北所籍义勇虽约唐之府兵法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然未见府卫之官而法制不行、号令不一,须别选知州知县可治兵者,并增置将校,使人人各知军中之法,应制可用,斯则强兵制胜之本矣。”

  臣按:边城有州县之处,今已签民与军相兼守御,可用仲淹此议,俾其随军操练,仍须择守令责以训练之任,旌其勤而惩其惰。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后唐无备,契丹一举直陷洛阳,石晋无备,契丹再举直陷京师,故契丹之心至今骄慢,必谓边城坚而难攻,京师坦而无备,一朝称兵,必谋深入。若京城坚固则戒河朔重兵勿与之战,彼欲战不能战,谋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将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则邀之可也。是则修京城者,非徒御寇,诚以伐深入之谋也,汉惠帝起六百里内男女城长安,二年而毕;唐明皇时城长安,九十日毕。考法于古,择利于今,京城之修盖无疑矣,然须二年成之,则民不劳苦,人不惊骇。”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余里,而范仲淹议守边策犹以修京城为言,当时若余靖辈皆力攻之以为非,其后靖康之祸,果有如仲淹所议者。矧今国家都燕,其去边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己巳之变,也先直犯京师,虽我金城汤池如天难升,然而重城之外、百万人家亦尝为之惊疑。幸此无事之时,请如汉惠帝、唐明皇故事,筑为外城,包围城外民居,万一有儆,人心有所倚赖而不至于惊溃矣。

  仲淹又言曰:“元昊作伪诏,诱边人实关中,其谋不细。盖汉多叛人,陷于穷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坚、刘渊、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则富贵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独元昊志在侵汉,实汉之叛人日夜为贼之谋也。”

  臣按:外国不用中国人,其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为中国害者,用中国之人也。臣请立为条格,凡近边之人有一才一艺者皆许自陈,试之稍如所言,不必深求全备,苟有可用,皆随其才而授以官,如此,则此辈心有所系、迹有所拘而不为彼用矣。

  吴育言于仁宗曰:“圣人统驭之策,羁縻弗绝而已,或有一背叛来则备御,去则勿追。今西夏止是钞掠边隅,当置而不问,若已见叛状,必须先行文告以诘其由,若是用中国叛臣,即加征讨。大凡兵家之势,征讨者贵在神速,守御者利在持重,况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伪遁,多误王师,武夫气锐,轻进贪功,或陷诱诈之机,今但明烽堠,坚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锋,而徐观其势,乃庙堂之远算也。”

  臣按:大朝用兵与小国不同,吴育以徐观其势之一言,为庙堂之远算谅哉。

  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所以然者,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李牧备匈奴,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赵充国御羌戎,亦日飨军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寇,人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边。”

  臣按:田况言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而引李牧、赵充国、姚全斌、董遵诲事为议,且曰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宜推恩义以慰其心,此语尤为警切。臣惟今日边城粮赏之外,为将者别无储蓄,况边塞之地多无征租,臣请自今以后,别于常储之外稍以嬴余付边将为燕犒之费,遇有警报,敕遣近臣赍宫钱赴边,市牛酒燕犒将卒,是以感人心、作士气之一事也。

  苏轼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近者因病求医,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财幸。臣近患积聚,医云据病当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后,一下一衰,积衰之患,终身之忧也。臣私计之,终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终身之忧,遂用其言以善药磨治,半月而愈,初不伤气,体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皆是医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势亦未必不成,然终非臣子深忧君父,欲出万全之道也。以陛下圣明,将贤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为非万全者,俗言彭祖观井,自系大木之上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此言鄙而切于事。陛下爱民忧国,非特如彭祖之爱身,而兵者凶器,动有危亡,其陷人可畏,有甚于井,故臣愿陛下用兵如彭祖之观井,然后为得也。”

  臣按:苏轼代滕甫草此奏而引医及彭祖观井为譬,盖合古人所谓帝王之师以万全为胜之旨矣。末章又曰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齿,则毁齿可以杀儿,此譬尤善。凡除宿弊、兴善政,莫不皆然,非但用兵灭国一事也。

  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师,其帅斡哩雅布至京城西北,屯牟驼冈天驷监,即孳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异时郭药师来朝,得旨打球于其间,金人兵至径趣其所,药师导之也。

  臣按:自古国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马之所,其间必积刍豆以为饲秣之具,方无事时资以牧育,固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变不可不先为之虑,金人犯汴京,奸人导之屯兵于其近郊之牟驼冈,藉其刍豆饲其马,以为久驻之计,此往事之明鉴也。矧今国都去边伊迩,己巳之变,仓卒用言者计,焚弃刍豆何啻千万,当时见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无复有以为言者。窃惟都城东北郑村坝二十四马房,其仓场所储积者如京如坻,请于无事之时即其地筑为一城以围护其积聚,及移附近仓场咸聚其中,就将腾骧等四卫官署军营设于其中,特敕武臣一员于此守镇,仍司群牧,四卫官军不妨照旧轮班内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备之一策也,伏惟圣明决其可否。

  以上修攘制御之策(下)
 

卷一五○

  ▲守边固圉之略(上)

  《诗小雅出车》之三章曰:王(周王)命南仲(大将),往城于方(朔方)。出车彭彭,旗(交龙为旗)央央(鲜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威名光显)南仲,玁狁于襄(除也,言胜之)。

  程颐曰:“城朔方而狁之难除,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也。”

  臣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为边地,汉人城之以遏敌之内侵,宋始废其城而弃其地,程氏谓御敌之道,守备为本,不以攻战为先,乃帝王之要法,万世所当遵守者也。

  《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坏(补其阙薄)城郭,戒门闾,修键(锁须)闭(锁筒),慎管龠(锁匙),固封疆,备边竟(境同),完要塞,谨关(境上门)梁(桥也),塞徯径。

  陈澔曰:“城郭欲其厚实,故言坏;门闾备御非崇,故言戒;键闭或有破坏,故云修;管龠不可妄开,故云慎。要塞,边城要害处也。徯径,野兽往来之路也。陆氏佃曰:‘坏城郭而门闾不戒无益也,修键闭而管龠不慎无益也,固封疆而边境不备无益也,完要塞、谨关梁而徯径不塞无益也。’”

  臣按:《月令》于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谨盖藏,命有司循行积聚,无有不敛,而又命有司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龠者,此盖兼中外而言也,至于固封疆、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则专为边境言焉。然边境之中亦有城郭,而其城郭也则有门闾焉,门闾之或启或闭则有键闭管龠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阙薄使其坚而厚,而又戒其门禁之出入,于键闭管龠也则又修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内之出而外之入也。若夫封疆之固、边境之备,则其所防者内恐盗贼之窃发、外恐敌国之侵陵,虽以无事之时亦必岁岁为先事之备,于要塞也则完之以扼其要冲,于关梁也则谨之以严其出入,然非但人马可行之地而致其备也,凡野兽往来之径,苟可容足者亦无不致其谨焉,可见古人于封疆之守、边防之备,其严且密也如此。后世为政苟且目前,而于边塞之地无事则一切置之不问,一有事焉则急遽之际,仓惶无措者多矣,甚者以槱薪之故而剪其蒙翳,以营造之故而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废其险隘,殊不思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无其险尚百计以营为之,况其有险而自去之以为敌除道邪?智者不为也,后之君子尚思所以为先事备而毋贻临时噬脐无及之悔。臣窃以为,今京师切近边塞,所恃以为险固者内而太行西来一带,重冈连阜,外而浑蔚等州高山峻岭,蹊径狭隘,林木茂密,以限驰突,不知何人始于何时,乃以薪炭之故,营缮之用,伐木取材,折枝为薪,烧柴为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径日通、险隘日夷设,使国家常如今日之无事固无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风尘之警,将何以扼其来而拒其入乎?失今不为之限制,臣恐日甚一日,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臣请下工部稽考洪武、永乐年间以来,其所用材木薪炭取于何所,掌于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数,与夫爱惜减省之节目,一一以闻,必须无损于边关、无亏于国用,定为经久之计,其事虽小,所系实大。考《诸司职掌》,其工部抽分条止云“抽分竹木场如遇客商兴贩竹木柴炭等项,照例抽分,若不敷,定夺奏闻,给价收买,或差人砍办”,则是祖宗之时遇有营造不敷,方行买办,然亦止言营造而不知当时大庖之爨、内臣之炊何所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芦苇自足以供时之用也。芦苇易生之物,刈去复生,沿江千里,取用不尽,非若木植,非历十数星霜不可以燃,取之须有尽时,生之必待积久,况今近甸别无大山茂林,不取之边关,将何所取耶?夫自立柴厂于易州以来,恒聚山东西北直隶数州民夫数千于此取柴炭以供国用,又役顺天之民以为挑柴夫,府县添设佐贰官以专管之,又特敕侍郎或尚书一员以总督之,此事非特今朝无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闻也。然则前代皆不举火耶?古之人必有善处之法,然而史籍不载,无从稽考,意者以此为非要之务,随时制宜,固取足用正,不必颛颛设官、拘拘督责,因吾口食之奉以夺民衣食之资也。为今之计,宜移置易州柴厂于近京之地,散遣丁夫各还原籍,量其州县大小、人民多寡,定为薪炭之数,分派输纳,内外衙门每岁定为限期,俾其依期运纳,一如户部粮草例,取纳足通关以凭稽考,又必痛为禁革,除去印烙,苟薪柴可以燃燎,即与收贮,不必问所从来、限以式样,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必如核桃纹、鸬鹚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独可以为边关之固,而京畿及山东西之民亦可以少苏矣。虽然,木生山林,岁岁取之无有已时,苟生之者不继,则取之者尽矣,窃恐数十年之后,其物日少,其价日增,吾民之采办者愈不堪矣。臣又窃有一见,请于边关一带,东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边内地,随其地之广狭险易,沿山种树,一以备柴炭之用,一以为边塞之蔽,于以限敌人之驰骑,于以为官军之伏地,每山阜之侧、平衍之地,随其地势高下曲折,种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系是民产,官府即于其近便地拨与草场及官地如数还之,其不愿得地者给以时价,除其租税,又先行下法司,遇有犯罪例应罚赎者,定为则例,徒三年者种树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递减,照依缮工司运水和炭事例,就俾专业种植之人当官领价,认种某树若干,长短大小皆为之度,以必成为效,有枯损者仍责其赔。其所种之木必相去丈许,列行破缝,参错蔽亏,使马足不得直驰,官军可以设伏,仍行委所在军卫有司设法看守,委官巡视,岁遣御史一员督察之,不许作践砍伐,违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后,岁一遣官采其支条以为薪炭之用,如此,则国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边徼亦因之以壮固矣。又今京城军民百万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大官外,其惜薪司当给薪者不过数千人之烟爨,无京民百分一,独不可用石煤乎?傥以为便,乞下办纳、挑运州县,计其买办、雇觅工价所费几何,俾其办价送官,量给与之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尹戍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境同)。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安习)其野,三务(春、夏、秋三时之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夫正其疆场,修其土田,险其走集(边境垒壁),亲其民人,明其伍候(部伍相为候望),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强也),完其守备,以待不虞。”

  臣按:楚人畏吴之强而城郢,郢者楚之国都也,不能远抚边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戍告之以此。夫诸侯之守固在四邻,天子之守固在四夷,然近者未备,何以服远?内者未修,何以攘外?宋范仲淹欲修京城,执政者引囊瓦城郢之事以沮之,泥古人之陈言而不知当世之事宜者也。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于西北斥逐匈奴,单于不胜秦北徙,尽收河南地,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因河为塞,筑长城,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

  臣按:长城之筑,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其为计也亦劳矣,然此岂独始皇筑也?昭王时已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矣,亦非尽秦筑也,赵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自造阳至襄平亦皆筑长城,是则秦之前固有筑者矣,岂但秦也?秦之后若魏、若北齐、若隋亦皆筑焉。盖天以山川为险隘,有所不足增而补之,亦不为过,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御,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穷已之功,是则不知所务矣。虽然,长城之筑,虽曰劳民,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设使汉之继秦,因其已成之势加以修葺,魏之继汉、晋之继魏,世世皆然,则天下后世亦将有以赖之矣,奈何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岂不可惜哉?后世守边者,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厄狭之阙、顺形势之便,筑为边墙,以扼敌人之驰突,亦不可无也,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为之,其成虽迟,犹胜于不为也。

  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地名),中筑亭障以逐戎人,恬居上郡十余年,威振匈奴。

  水经曰:“赵武灵王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长城之际连山刺天,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自阙北出黄中关口有城,跨山结局,谓之高阙,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臣按:所谓高阙者,其山中断两岸若阙焉,今之边关皆是万山绵亘之间忽然中断,可以往来,故历代设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使外之寇贼不得入而内之奸细不得出也。按史,高阙在古朔方临戎县北连山中,断两峰俱峻若城阙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黄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边关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雁门是也,前代关隘之设皆为守边,惟今日边关则咫尺神京之侧,非但守边也。盖开辟之初,天造地设此连亘之山以为内外之限,而又遣巨灵擘开两山以通出入,盖以亿万载之前豫有待乎我朝开国于亿万载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后有金元,然王气之降,正有在乎今日。汉人继秦之后则以秦为鉴,唐人继隋之后则以隋为鉴,彼秦与隋岂汉唐所可匹哉,而以为鉴者,儆戒生于不足也。臣尝观元人进《金史》之表曰:“劲卒捣居庸关,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口,南扼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鉴也,然捣居庸而谓之拊背,出紫荆而谓之扼吭,则其立言之间,轻重缓急不问可知,盖背乃人身之所倚负,而吭则呼吸饮食所必经,死生之系也,况今六军亿兆聚于京师,北倚居庸即为重镇,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骑抵吾运道数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议者往往急居庸而后紫荆,此不知大势者之言也,伏望圣明深以前代为鉴,防患于未然,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汉书贾谊传》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甲胄而睡。

  文颖曰:“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上作桔皋,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

  颜师古曰:“昼则燔燧,夜则举烽。”臣按:烽燧之制,自汉已有之。

  晁错言于文帝曰:“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铁蒺藜),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外藩)。”

  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

  苏林曰:“渠,铁蒺藜也。作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昂,虏人畜甚多,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诏以中尉周舍、郎中张武为将军,车千乘、骑卒十万军长安,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毋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三郡,上亲劳军,勒兵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张相如、栾布为将军,击逐出塞而还。

  臣按:汉文帝一闻边报,即欲勒兵自征匈奴,帝之奋发则有矣,然非帝王御边之常道也。盖备边有其要,不在于临时而在于平日;御边有其道,不在于自用而在于用人。是以自古圣帝明王于封疆之守尤尽心焉,故于无事之时谋为措置,会计考验,凡吾土宇之内临边之地若干处,其延袤几何,某处为总会,某处为要害,某部最为强悍,沿边之城堡若干,戍卒若干,斥候若干,某处当何如而守,某部当何如而备,某人可用为将帅,某人可用为偏裨,彼侵某处当用何处兵以缓之,彼若深入当于何所而扼其归,某城与某城相接,某寨与某寨相连,里数之远近、山川之险易、人力之勇怯、储峙之多寡,具而为图,书而为策,置于座右,则人君虽居九重之上、深宫之中,不出殿门而边寨城堡、将卒戎落皆悬著于目睫之间,辗转于心胸之内。一有警报,即按图运谋,因机生智,随能命将,合众人之长、集群策之要,正不必亲驾六飞,躬临沙漠之区,自亲矢石之用,屈帝王之尊为么么之敌,胜之不足以为武,不幸而败焉,岂不长寇暴之威而贻中国之耻哉?然则寇准劝真宗幸澶渊亦非欤?曰圣人处事于其常而不于其幸,夫以汉高祖英雄之主而一时名将多在,尚几危于平城,真宗视高祖如何,寇准视陈平如何,高琼视樊哙如何,必有能辨之者。

  文帝后六年,匈奴入上郡、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遣将军令免屯飞狐、苏意屯句注、张武屯北地,周亚夫次细柳、刘礼次霸上,徐厉次棘门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

  臣按:汉都长安,上郡、云中皆近边之地,烽火通于甘泉,盖传报耳,非敌至甘泉也。飞狐、句注之屯以备云中、北地,细柳、霸上、棘门之屯以备上郡,盖古人守边,既于临塞之地建城寨、筑亭障、屯戍卒,命将专守其地,遇敌来寇既自御之,又通报于朝廷,朝廷遣将屯其要害以备之,所以为边将之声援耳,不必亲临其地也。使敌闻之知吾有备,纵得入塞,不敢驰突,其塞垣守御一责之边将,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将不轻出也。大抵内地之兵与戍边之卒异,内兵不经战阵,不晓地利,且多骄脆,但可以为声援耳,不若生长边陲者惯战而耐苦,不徒为国,而又亦各自为其家,一卒亡一丁补,知其必不可已,所以肯捐躯拒敌也。不然,一旦命贵将统内军以临之,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情既不通,教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战则用边兵以供役,临战则驱边兵以当先,遇有功次又攘而有之,此戍边将士所以解体也。臣请遇有边儆,宜如汉文遣将屯军故事而责其功于边将,彼此相应以为声援,使知吾内外有备,则自然退缩矣。

  武帝太初四年,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

  颜师古曰:“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即此障也。”

  昭帝时,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元帝时,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深开小道),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自中国设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也。近因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乘,登之而守也)则生慢易分争之渐。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闻匈奴民乐,无奈候望急何。与夫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谓山上树木枯僵堕落)、谿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颜师古曰:“隧谓深开小道而行,避敌钞寇也。”

  臣按:班史《武纪》所谓城障列亭,《匈奴传》所谓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谓营堡墩台之类也;《贾谊传》所谓斥候、烽燧,晁错所谓蔺石、渠、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谓烟火、信炮、礌石之类也。大抵斥候以远为宜,以高为贵,以简为便,盖近则缓不及事,低则候不及远,繁则人少而费多。臣请以今日边事言之,且如宣府一处,腹里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边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处以例其余,其城塞之设皆当要害之处,固无容议,但墩台之类则恐失之太多矣。臣愚以为设墩台以候望也,其相去之远近,当以火光可见、炮声可闻为恨,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数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于数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险而径迂、势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几何,不为敌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窃以为宜遣行边大臣,会同守边将帅,躬行边地,相其事势,审其形便,于凡旧日墩台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并者并之,大抵主于简而远,声闻可相接、目力可相及处则立为一墩,及于众墩之间要害处立为一堡,使之统其附近诸墩,有事则相为接应,墩统于堡,堡统于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气脉之周流;于外墩之内,每二三十里各为总台数处,以次通报于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极望,墩之下于三四里间四周俱筑为土墙,高四五尺、长七八尺许,横斜错乱,彼此相入,人须委曲然后可行,使敌骑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自持口粮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测。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昼则燔燧,夜则举烽,偶遇风劲则烟斜而不能示远,值霖雨则火郁而不能大明,宜于墩台之上立为长竿,分为三等,上悬红灯,以灯数多寡为缓急众寡之候,所谓红灯者,煆羊角及鱼魫为之而染以红,遇夜则悬以示远,数百里之间举目可见矣。

  以上守边固圉之略(上)
 

卷一五一

  ▲守边固圉之略(下)

  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陇西,捕首虏数千,走白羊楼烦王,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转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募民徒者十万口,筑城缮寨,因河为固,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

  臣按:汉立朔方郡即赫连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筑城之处,所谓夏州是也。后秦姚兴以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镇朔方,勃勃僭称天王,建国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永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号为统万,命其秘书监胡义周作颂,曰:“营启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盖此地在汉已有城,而赫连夏乃于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胜州榆林郡,唐开元中置朔方郡大总管,兼安北都护,唐末拓拔思恭镇是州,唐赐姓李,五代李仁福、彝超继领节镇,号定难军。宋太平兴国八年,李继捧来朝,愿纳土,其弟继迁不乐内附,亡命啸聚扰边。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窃据,欲堕其城,吕蒙正曰:“自赫连筑城以来,颇与关右为患,若废之,万世利也。”遂诏废之,迁其民于银、绥,分官地给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营,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继迁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寨内附,朝廷假以本道节制,始自夏州迁怀远镇改为兴州居之,即今宁夏卫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号自称夏帝,史谓其境土方一万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即今州郡考之,所谓兴即今宁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虽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昔守边者皆袭前代之旧,汉因秦,唐因隋,其边城营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朝守边则无所因袭而创为之制焉。盖自唐天宝以后,河朔以北多为方镇所有,其朝廷所自御者突厥、吐蕃、南诏而已,五代以来石晋以燕云赂契丹而河西尽属拓拔氏,宋人以内地为边境,金、元又无所谓边者。我圣祖得天下,遍于西北边城立为藩府,统重兵,据要害,然皆在近边而未尝远戍境外如汉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边防重镇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肃、曰辽东、曰大宁,永乐初革去大宁,惟存四镇,宁夏守镇肇于永乐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统之世,其余花马池等堡皆是边境多事之秋创置者也方今要害之处,朝廷处置固已严密,但所谓黄河套者尚若阙焉,何也?前代所以废弃之者,以其边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镇顾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马肥,风寒河冻,彼或长驱而入,屯结其中以为吾内地之扰,幸其素无深谋,未用华人之计,不为据地之争,是以亟来亟往,有获即去,似若无足为意者,然谋事贵乎先,防患贵乎豫,往者彼固尝深入矣,议者虑其为吾内地害,百计谋所以驱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无有一人议及之者,万一再来,何以处之乎?夫事之未来者虽未能逆料其有无,计之万全者不可不先为之擘画,臣愚过为之虑,今日西北诸边,祖宗以来所以备御之具固已详尽,惟此一处偶未之及,非遗之也,芽蘖未萌也,今则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为之防者,兹其时乎。自昔中国守边者皆将卒守其内而拒戎人于外,兹地则彼反入吾之内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从入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于其所经行之路则预扼其要冲,于其所屯聚之处则先据其形胜,勿但幸其眼前之无事,而必为后日之远图,议者若谓置为城守则馈饷为难,将至于汉人之劳费,盍思赫连之建国、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从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汉人于境外轮台之地尚为之屯营,况此乃在黄河之南次边之地乎?臣请下合朝议,当此无事之秋,北敌远遁之际,遣通古今识事体大臣躬莅其地,详察可否,以闻傥以为可行,或于河之南筑城池以为之镇遏,或于河之北据要害以为之扼塞,或沿河之堧设营堡以防其径渡,事必出于万全然后行之,不然,较其利害足以相当,姑仍其旧可也。愚儒未履边地,姑以意言,可否惟上之命。

  后汉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李贤曰:“飞狐道在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蜚狐口也。”臣按:飞狐口在今蔚州广昌县。

  北魏中书监高闾表以为:“北部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彼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又彼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历代能为边患,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置兵捍守,彼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临边境,所以设险以捍蔽其国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来,逶迤而北,历居庸而东极于医巫闾,是为第一层之内藩篱也;又东起旧大宁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又为第二层之外藩篱也;其内之藩篱天造地设,重冈叠嶂,以为国家北门之屏蔽,《易》所谓地险者也;若夫外之藩篱,固有天然之地险,然其间多有间断之处,因而补其缺、塞其罅以为外寇之防,则又赖乎王公之设险焉。臣闻云代一带其设墩台以守候也,有大边有小边,大边以谨斥候,小边以严守备,今诚于大边墩台之间、空缺之处,因其崖险,随其地势,筑为城墙以相连缀,实为守边长久之计。高闾谓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十万人一月可就。臣窃以为今山后缘边之地,东起永宁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堧,自东而西,计其所长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间墩台相望,远者十数里、近者数里,就其空处而加筑塞之功,延引以相连接,亦无甚劳费者。昔人谓一月可就,臣请以三年为期,遇夫边方无警之秋、米谷丰登之岁,孟夏、仲秋天气温凉之候,量拨骑兵以为防护,借十万人之工力,费十数万之赀粮,三年之中仅劳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则边城寇盗永清,国家藩篱益厚。高闾所谓五利者,彼徒托之空言,而我今日真实享其利矣。

  唐高祖时,突厥岁盗边,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将作大匠于筠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中书侍郎温彦博曰:“魏为长堑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显和堑边大道,召江南船工,大发卒治战舰。

  臣按:据于筠所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敌之入,彦博亦言魏为长堑,则是迤西黄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堑也。

  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非厓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然后料兵度而南。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驰施,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其南寇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城,今筑城彼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表留岁满兵以助功,咸阳兵五百人逃归,仁愿擒之,尽斩城下,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

  王禹偁曰:“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今固未能专委一人,则请于沿边要害之地为三城以备之,若有唐受降城之类,如国家有兵三十万人,使互相救援,责其成功。”

  臣按:朔方军即今河套地也,唐初与突厥以河为界,则是固常守河矣,而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皆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谓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灵武,意今宁夏之地;东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绥云之间。今其故址无复可考,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断头山,地最肥腴且宜焉,疑即史所谓牛头朝那也。国朝设东胜卫于此,其后移于内地,宣德、正统间往往有建议者欲复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据险阻,然守险也不守其险而守于险之外,若即险而守则敌与我共其险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御突厥也,始以河为界,其后张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盖择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胁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后朔方益无寇,岁省费亿计,减镇兵数万,此其明验也。今日边城营堡措置已定,固无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暂劳而久安、费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惮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渐、处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举其端而不敢尽其说,以候后之经国远图者云。

  五代晋高祖割幽(今顺天地)、蓟(今蓟州)、瀛(今河间地)、莫(今任丘地)、涿(今涿州)、檀(今密云县)、顺(今顺义县)、新(今保安州)、妫(今隆庆州)、儒(今永宁县)、武(在今朔州西境)、云(今大同地)、应(今应州)、寰(今马邑县)、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与契丹。

  胡三省曰:“石晋以十六州与契丹,人以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予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燕、顺、蓟等州则失地险矣。然卢龙之险在营(今昌黎等县地)、平(今永平地)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来直抵朔易,其失险也久矣。其后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赵延寿将之,经界中国。所谓山后即云、应诸州,而卢龙即幽州军号也。此乃天福初割与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国之将,将中国之兵,以攻中国,籍寇兵而赍盗粮,自此中国胥为患矣。”

  臣按:石晋所赂契丹十六州地,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山前,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九州在山后,合前此契丹所自取营、平二州通计之,盖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国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关隘而失之,晋人自捐其险隘与人,既无以自守其国,宋人承其后而不能复中国之旧,遂以白沟河为界,故二国所受祸略同。夫自晋天福元年以其地赂契丹,首尾四百五十余年,我太祖始援之于泥涂之中,又于此建都,则隮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险,重城万雉,屯百万貔貅于此镇压之,是诚万万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后皆吾中国之地,山前七州今为畿甸之地,太行西来,连冈垒嶂,环而绕之,东极于医巫闾之境以为内之藩篱,山后诸州自永宁四海冶以西,历云、代之境,重关列戍以为外之藩篱,苟委任得人、守御有法,可保其无外患也。惟昌平以东遵化、永平一带,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其后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谋画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备之,则所患者消泯于无迹矣。请下大臣议,居庸以东历黄花镇、古北口,直抵山海关山之后,皆荒漠无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边镇两层可以防备,若何可以善其后而使之永无外患,必有奇谋宏略出于其间,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见,请将洪武中大宁都司后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蓟州以为重镇,凡旧所属卫所移于沿山要害,相为声势,仍于山之后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势、因其形便筑为墩台,就其空缺之地接连以为边墙,就于其间择一要地设为关镇,屯军守备,以为乌梁海入贡之道,一以卫都城,一以护陵寝,此诚千万年之远谋也。不然,国家养锐储材,俟吾力有余而其机可乘,仍复洪武中山后帅阃之旧,俾与宣府、大同列为三镇,直达辽东之境,则是国家之险要既失,复得藩篱厚而无可乘之隙,根本固而无意外之患矣。伏惟圣明,当此太平无事之时,思患豫防,有以为国家万年无穷之虑,勿以为书生过虑而忽之。

  宋仁宗时,范仲淹攻守二议,其议攻曰:“窃见延州之西、庆州之东,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可攻之地其在外。此军行入界当先布号令,生降者赏,杀降者斩,得精强者赏,害老幼妇人者斩,拒者并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质也,居者勿迁,俾安土也,乃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牢,当留土兵以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使使臣以安抚之,必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外,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如此,则分彼贼势,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员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应者居其次,使臣中可当一队者参以前,队有心力干事者营立城寨。臣观后汉段纪明以骑三千、步万人、车三千两、钱五十四亿,三冬三夏,大破诸羌。如此,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

  其议守曰:“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恃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可,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也。臣谓塞垣镇守当务经远,臣观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食,廪皆满。唐置屯由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议,终之曰:“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可谓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备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缘边次边土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即迁其家团集之,何则?关内诸州土兵多在边上,或得代归营,数月之间复出远戍,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嫠妇颇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则怨起,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团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险要,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以全其家,与城寨相应,彼或小至则使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捍御,彼或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我之次边军马尽可勾呼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缘边山阪重复,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胜,使我师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虑掠,过越险阻更无顾虑。我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牛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困毙,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不得已而散兵虏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锐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可击可逐,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奇以蹑其后,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计陕西四路之兵数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岁点兵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举动,岁岁设备常如寇至,不知贼人之谋果犯何路。贼界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动号十余万,以我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且彼为客当劳而反逸,我为主当逸而反劳。我若复用此计,彼劳我逸则取胜必矣。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陈法训练岁余,候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降者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师复出焉,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彼则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则我兵势自振,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议攻守之策虽以防当时之西夏,然以通论后世之边事,势不同而理同,择而行之,举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张亢上仁宗论边机军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令互相策应,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州又远于此,若一处有事,自此发兵赴援而山谷险恶、人马已困,欲责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势贵乎相接,苟相去悬绝,则首尾不能相应,必致缓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尽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亦未见成功之效。且兵无节制,一弊也;无奇正,二弊也;无应援,三弊也;主将不一,四弊也;兵分势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

  臣按:张亢所言五弊,非但当时有之而今世亦然。

  欧阳修上英宗曰:“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以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军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如此,则动而有成功也。”

  臣按:今日备边之地,东起辽东、西极陇蜀,非但若宋人之边地起麟府尽秦陇而已,洪武、永乐之盛,所守不过数处,然皆据其总会、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彼之来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胜也。正统以后,分为堡寨日多,军卒之数不减前日而堡寨之设日益加多,诚有如欧阳修所谓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而为多者也。今兵无可添而堡寨不可减,乞敕知边事大臣躬临边境,审视寨堡之设,若非要害或虽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处,革其稍缓者而并归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则城堡不虚设而将卒皆有用矣。

  以上守边固圉之略(下)

卷一五二

  ▲列屯遣戍之製

  《詩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程頤曰:“毒民而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複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仲同)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熊禾曰:“北部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

  臣按:程頤前所言者,萬世為民用兵之大義;後所言者,萬世遣戍留屯之常製。

  秦始皇既並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裏門之左一切發之。

  晁錯曰:“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細也)毛,其性能(耐同)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疲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嚐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嚐有市籍者,後又閭取其左發之,不願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謂敗退)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家室,則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複(複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得之之弊也。”

  易祓曰:“始皇既並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類,次發賈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宮刑徒者,次以嚐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嚐有市籍者,先發裏門之左名閭左之戍,未及發右而二世立,複調材士五萬以衛鹹陽,民不聊生,天下騷動而勝、廣起矣。”

  臣按:三代之遣戍役,不得已而遣之,反覆開諭,既憫其私情,複陳之以公義,蓋以仁義而行之也。秦人則不然,以威劫而行之而已,則行者豈能得其心而使之效其力哉?錯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物以富其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則以功利言,不如三代之使民專以道義為說也。雖然,人心不古,好義不如好利,所以勉勵中人以下者,亦不得不然。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複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馬端臨曰:“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不行者以錢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不行者以錢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並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才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吾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複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臣愚以為,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為勞苦,且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為驗其身力年齒相當,一體給與,合得糧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雁門。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陵。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文帝時,晁錯言於文帝曰:“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古畝字)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才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複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屋室,具田器,予冬夏衣、廩食,其亡妻者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裏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臣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族,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已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陳,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臣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為月糧,官不複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裏人戶糧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裏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敷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糗襜隨軍征調,死不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

  錯又言曰:“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丁,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使五家為伍而至於十連一邑,生死相恤,室屋完安,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同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創艾也)。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後未易服也。”

  臣按:晁錯之策,欲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製,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為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為伍而以五人為伍,使其自相聯屬,或其戚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方其係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為首,呼兵首,則五人必與偕,所聚集之處如錯所謂居則習為射法,出則教於應敵,起止相隨而暫離者有禁,器用相共而自私者有罪,中有嫌隙者許其明白告官而離合之,匿怨而貌從者同伍知而不告罪同,伍中不許飲博,惟合伍校射方許飲酒。遇有寇至,少至則因其人之多寡而遣吾卒以應之,彼以十人來吾以十人應之,彼以百人來吾以百人應之,吾之所謂十與百蓋以伍為卒,十人為五十人、百人乃五百人也,寇非大至,不以大眾。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臣按:武帝發天下七科謫,一曰吏有罪,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即此科也;二曰亡命、三曰贅婿、四曰賈人,即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嚐逋亡人、贅婿、賈人擊南越也;五曰故有市籍與夫父母有市籍、大父母有市籍,是三者皆賈人之類也。武帝此七科,先儒謂其因秦人之舊。蓋兵出於農固有定籍,故於定籍之外立此七科,吏有罪者席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贅婿者托於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者皆非調發所及,故謫之,此雖非先王令典,然亦可以製伏奸人,使皆為國禦寇,而亦寬農實邊之一助也。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後又詔詣邊者妻子自隨。

  臣按:此秦漢以來謫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魑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方,其來遠矣,但有罪係獄者人非一等,有農民有遊民,與夫工商吏卒,不一類焉。彼夫農工商賈,平日習勞苦事、役作之人,用以戍邊無不可者,若夫名為士流係宦籍者,率多選軟脆弱之人,平日呻吟占畢,不經勞役,一旦使之被堅執銳以從事隊伍之間,以禦強虜,用此之儆眾庶,固為可矣,其如誤國計何?況邊塞之地,饋餉為難,內地米一斛至邊計其費不止三斛也,乃歲苦內地良民,運三十斛米以養一無用之人,無乃非計歟。必欲重困罪人,使彼知警,豈無別策而乃必用此乎?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上林兵,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臣按:漢人守邊多是募兵,其所置兵營皆是蠻夷有變而後增之也。今日邊城之守、士卒之屯,皆是聖祖開國之初舊製,然歲久弊生,不無消乏軍伍,或不能如往時之盛,欲行漢人召募之法,然承平日久,民戀鄉土,必欲行國初簽補之例,然版籍已定,民或起怨。臣於“製國用”下嚐建因荒收兵之策,此策似亦可行,儻不棄芻蕘之言,斟酌行之,是亦足兵之一助也。

  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籍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複鎮衛之職矣。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籍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鬥,知敵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複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脆懦,目所未嚐見,身所未嚐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天子之勳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身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鬥者為之給薪水、供草料,及至寇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虜獲,攘其首級以為己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敵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敵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敵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敵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誌效死矣。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製,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臣按:唐初大總管,其後節度使,即今總兵官之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複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製,謀有奇詭而不徇眾情,進退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製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誌、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眾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疆,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征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欲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裏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為鄰伍,以戰鬥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睹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舍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鹹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僥幸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誌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眾,臨難則捐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複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善之可遵者也。”

  臣按:陸贄此奏曲盡古今屯戍防邊之利害,所謂屯戍之兵,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蓋處製天下之事,合於人情、宜於土俗,然後可以經久而不廢,事莫不然,不但屯戍一事也。其間所論人情苦樂之實、邊塞窮苦之狀,與夫分蕃更戍之無益,緣事謫戍之非宜,皆洞燭事情,切中時弊。人主宜寫一通於座右,朝夕目焉,則邊塞之苦如在目前,事機之宜如指諸掌,於是揆之人情,驗之時事,因其利而見於施行,究其害而痛加禁革,則邊防無事而中國?安矣。

  贄又言:“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誌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誌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才、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核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製,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逾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製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不慍,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

  臣按:陸贄之言雖是當時之弊,然今世兵在外則苦、在內則樂,在內則逸、在外則勞,朝廷所以廩賜之者,在外則薄、在內則厚,無以異於唐之季也。明主鑒贄斯言,痛革其弊,使之內外均齊,憫其苦而知其勞,時加優恤,比諸內地樂而逸者有加而無不及,如此,則士卒感恩思報,人心歸而氣勢壯、軍威振矣。

  宋製,凡上軍遣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采拔精銳以補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難於爨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裝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屨,凡出外卒有口糧。

  臣按:宋朝之所以優待邊戍之軍者如此其至,其出戍代還皆得引見,而所以賞給之者比諸內地之軍為加優,蓋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深知軍中利病而知邊戍之兵尤為勞苦,故優待之也如此。或者謂宋時賞給諸軍如此,國力焉得不屈?臣竊以為國家禍亂多起於寇盜,所以遏絕之者將卒也,國家誠省嬖幸之賞賜、異端之崇奉以為軍國之用,綽乎有餘裕矣。

  宋製,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為都軍主,百帳以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臣按:凡今天下邊防皆有夷人種類部落,馭之得其道,皆得其用,或以為捍蔽,或以為爪牙,或以為鄉道,或以為間諜,顧用之何如耳。楊(缺)謂:“禦得其道,狙詐皆作使,但不可偏徇專任而已。”

  以上列屯遣戍之製
 

卷一五三

  ▲四方夷落之情(上)

  《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王知禹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非特图也,又掌其地焉,东方曰夷其种有四,南方曰蛮其种有八,东南曰闽其种有七,西北曰貉其种有九,西方曰戎其种有五,北方曰狄其种有六,自邦国、都鄙至于夷、蛮、闽、貉、戎、狄,虽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视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财用之所出、九谷之所生、六畜之所产,其数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不可不知也。”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以生者以人为贵,而人之中有居中者焉、有处外者焉。中者混而同,其性禀习俗虽有少异而其大略则同也;外者环而绕之,有接续之际而无混同之势,故其性禀习俗也,始而近也则大同而小异,终而远也乃至于背戾而悬绝焉。惟其势异而情殊,故帝王所以治之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随机而应变,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所而已。彼既止其所而不为疆场之害,则吾之内地华民得其安矣。

  《王制》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郑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也。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不火食,地气暖不为病也。不粒食,地气寒少五谷也。”

  吴澂曰:“皆有性谓其生禀各不同,不可推移谓其生禀一定而不可易。‘东方曰夷’以下言四夷异俗。文身与雕题同,衣皮与衣羽毛同,此亦言其俗之大略而已。”

  《通典》曰:缅惟古之中华,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训诰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

  臣按:自古驭四夷之要法,不出乎来则御之、去则备之二言而已。(以上总论四夷)《舜典》:窜三苗于三危。

  朱熹曰:“三苗,国名,在江南荆扬之间,恃险为乱者也。窜则驱逐禁锢之。”分北三苗。

  朱熹曰:“北犹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窜徙之,使分背而去也。”

  《益稷》: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内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顽慢不率,不肯就工,帝当忧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内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顽而弗率者则皋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或者乃谓苗之凶顽,六师征之犹且逆命,岂皋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圣人兵刑之叙与帝舜治苗之本末也。盖威以象刑而苗犹不服,然后命禹征之,征之不服而又增修德教,及其来格然后分背之也。”

  《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蔡沈曰:“三危即舜窜三苗之地。”

  吕祖谦曰:“三苗有罪自当窜逐,发政施仁自当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后世以为投之四裔若弃之者,非圣人之心也。”

  臣按:夷者外蕃之总名,而经史所谓蛮则多指南方之夷也,夷之见于经者始于三苗,所谓苗民者《舜典》《禹谟》《益稷》《禹贡》《吕刑》皆具焉。帝舜授禅之初,既首窜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时,其窜者既丕叙,其留者犹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犹逆命,及禹班师而后来格,于是考其善恶而分背之焉。盖有虞之世,西北之戎狄未炽,所虑者南方之蛮耳,故舜命皋陶为士,首举“蛮夷猾夏”为言。所谓蛮者盖三苗也,其始也即其极恶者而窜徙之,既窜之后而又于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与恶者焉,善者则奖之而加以恩,恶者则惩之而施以威,加以恩则彼知所慕而兴于为善,施以威则彼知所畏而不敢为恶,是则圣人之微权也。今自巴蜀以东,历湖南北、桂岭、云贵数千里溪峒山箐之中,有曰犵、曰狑、曰獠、曰猺、曰獞之类凡十数种,皆所谓蛮也,其间最轻捷者曰猫,说者谓此即三苗之后也。然今之猫依山以居,性习不常,无有伦纪礼义,观禹誓辞数苗之罪,谓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则是时之苗盖有国都、官属,但其用舍颠倒耳,非若今世之猫若猿猱然,无定居、无常业,不相统属也。国初于湖北、川东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顺、曰保靖、曰贵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抚司、安抚司及招讨司、长官司之设,外此所谓军民府及军民指挥使司者,又兼设土官以辖其夷人,随其地而设其官,因其俗而为之治,善者授以职,恶者分其势,是盖得有虞分背之义、《禹贡》丕叙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郡,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谓賨布。臣按:汉武陵郡即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击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

  臣按:秦并百粤,岭南有三郡,桂林今广西地,南海今广东地,象郡今安南地也。盖越之地在古种类实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瓯越、曰闽越、曰东越、曰于越,,其地非一处,其人非一种。然自秦汉以来,所谓于越、东越、瓯闽之类皆已久入中国,与齐、鲁、宋、卫无异,惟所谓南越者,其地西连湖湘,直抵滇贵,牂牁、越巂之境,山深而地险,犹有不尽归王化者时时为郡邑居民害。盖今日湖南北、广东西其郡邑皆错列山岭之间,与蛮夷杂居,但有险易之异耳,时或窃发,难于备御,非若西北边塞之有限隔也。

  汉武帝时,欲伐闽越,淮南王安上书言:“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噆也,音壑)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兵粮乏绝,民苦兵事,盗贼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耸,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臣闻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犹言雁行,谓在前),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

  臣按:闽越今福建地,其入职方已久,非复汉时旧矣,然刘安所言南方湿毒,兵入其地,不待兵刃先自病死,与夫兵至则潜藏,兵退则复聚,持久则士卒疲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广右、云贵,其山箐之瘴疠,猫獠之情状,省民之受害,实与汉时无异也。明主在上,以天地为量,以宇宙为境,遇有远夷梗化,则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以一使之任代十万之师,毋使中国之民罹蝮蛇猛兽之毒,染呕泄霍乱之病,亲老涕泣,孤子啼号,迎尸千里之外,弃骨无人之境,如安所虑者,非独远夷之幸,实中国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至是诸县叛,连年不定,上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圣之盛,禹入圣域而不优,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殷周之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人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赋役烦重,寇贼并起,是皆廓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困,流离道路,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正,此社稷之忧也。骆越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饥馑、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事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无功乎?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大臣,丞相于定国以为:“前击珠厓兴兵连年,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诏珠厓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苏轼曰:“扬雄有言,珠厓之弃,捐之力也,否则鳞介易我冠裳,此言施于当时可也,自汉末至五代,中国避乱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礼乐盖班班矣,其可复言弃乎?”

  臣按:捐之谓非冠裳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为。臣窃以为,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则可用捐之之策,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图者,其可以与人乎?况本中国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谓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非至于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决在此,不可轻言弃也。

  顺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其费。”

  臣按:帝王之驭外蕃,一惟以义胜之而不校其利,旧有者不取,则彼敢于恣肆;旧无者取之,则彼必至于怨望。吾惟循其旧而已,旧例之外毫末不加焉,然又必因其灾患匮乏而又时有所纵舍焉,不责其备,不逆其诈。

  永和中,侍御史贾昌与州郡讨区怜等,岁余不克,帝召百官问以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赴之,李固驳曰:“荆扬盗贼盘结不散,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兖、豫之人远赴万里,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有四五,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军行日三十里,而兖豫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人廪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设军所在死亡必众,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兵犹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决,张乔前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从固议,即拜良为九真太守、乔为交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自行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岭外复平。

  臣按:李固此议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后世读史者至此,灼然如亲在行间目击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谓发将无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后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随即罢去,夷獠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后来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虽暂服而复叛也。请以今广西左右两江言之,两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辖狼兵无虑十数万,今设为府者四、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为之,而佐贰幕职参用流官,故今百余年间未闻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为州县害者,皆是不属土官管束之人,错杂州县间者,其间虽或亦有有司带管及设土官巡检者,然流官无权,彼知其不久而轻玩之,而所谓土巡检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钤制。臣愚以为,今日制驭驯服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请用左右两江之例而微寓夫设立军卫之意,盖左右两江府州之设,专以其地属之一姓,臣所谓微寓设立军卫之意者,众建官而分其权也。凡今猺獞与编民杂居州县之间,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特敕内外大臣躬临其地,召集其酋豪,谕以朝廷恩威,将授以官,如左右两江土官例,俾其子孙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种类五百名以上内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职,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数,亦如卫所之制,既授其投词,不须勘实,官给以冠服,遣部属以驺从鼓乐送归所居,徐俾其择地立为治所,合众力成之,既成具奏请印,俾推其中一人为众所信服者掌印,则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类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国威并力除之不难矣,积久成俗,彼皆慕华风、习礼教而知杀掠之为非。况众设其官,势分力敌,自足相制,不能为乱,而其中不能无自相争讼者,须至申上司奏朝廷,则国家之势益尊,不劳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虑为后日患者,地界不明,异时不能无争耳,宜乘其初即遣官会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涧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为识,大书深刻于上,曰某至某为有司界、至某为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无征者与民易之,随其广狭,不复丈量,其土酋所领地就俾其认纳税粮,定为额数,日后不得有所加增,如此处置,庶几其永无患乎。

  唐贞元中,广西黄洞首领黄少卿者攻邕管及陷钦、横、贵等州,屡服屡叛。长庆初,经略使严公素复请讨之,兵部侍郎韩愈建言:“黄贼并是夷獠,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蛮夷之性易动难安,遂致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近者征讨本起于裴行立、杨旻,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约立可摧破,争献谋计,惟恐后时,朝廷信之,遂允其请。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之所处又更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尽得其地,在于国计不为有益,容贷羁縻,比之禽兽,来则捍御,去则不追,亦未亏损朝廷事势,请为选有材用威信、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

  臣按:韩愈所言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已寻尽,此言非独当时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远,举古可以知今,惟圣明留意,遇有远方捷报,以此言验之,洞见其真伪矣。至其请为选有材用威信、谙岭南事者为经略使,处理得宜,自然永无侵叛之事,此语诚古今处治南蛮之良策。大抵蛮性阴柔,倚山为势,军来则入山远避,军去则外出虏掠,如蝇蚋然,挥扇则飞散,收扇则复集,剿灭之甚难,且其地多瘴疠,中原之人惮入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气候不齐,蒸湿特甚,往往不战而死,既不可速战,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蛮者也。虽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闭其涂,绝其根则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谓猺獞者,非有强宗豪族,亦无深谋远虑,非欲争城邑,非欲收人心,不过欲虏掠财物而已,其所处深山大箐之中,不为宫室之奉,不为妻妾之用,不为子孙之计,所得之财将何所用,而用之将何所贸易哉?使吾内地之人不与之交通,则彼所得财无所用,而欲用之亦无所于售。为今之计,宜敕镇守都宪督责藩臬、帅阃及守令、将领,严束所部军民,不许与贼交通,凡军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者,许其赴官告知,赍载某物赴某山峒货卖,官司给与印帖为照,无帖者不许,责令供结不敢将带违禁器物,惟许取其生口、米谷、土物,不许受其银两及其地所不产之物,违者枷号示众,没入其财物,亲属,邻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给以其财物三之一,如此,则彼得物无所售,而不劫质以求财而杀人以立威矣。又闻近年以来,其间城邑暮夜多有为贼所窃入者,非杀死官员掠去印信,辄避罪不以闻,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无备也,宜令守镇、都宪、总兵等官规画城池守备之法,行下军卫有司,俾其遵守则永无失矣。盖尝推求其所以窃入之故,多因军卫有司互相推调,夜间失于觉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盖非内无粮饷、外无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后凡有城池去处,责令军卫有司正佐官僚写立领状,责其与城相为存亡,有失陷者决不轻恕,则彼知罪责深重,不敢轻忽,则贼不能盗入矣。所谓规画守备之法者,每城必为内垣,荐棘树栅总为一门,昏夜既上城守,即不容复下,必至黎明然后开门,彼知无可生路,则寝不安席矣,又预蓄乳犬驯伏之,每五垛间用木为匮,悬一吠犬,微有风声,犬先知儆,彼不能架梯登垣,而盗入之计无所施矣。

  《宋史》:古者帝王之勤远略,耀兵四裔,不过欲安内而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诸蛮夷,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巫、黔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民,诚何益哉?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遇之,斯计之得也。然无经久之策以控驭之,狌鼯之性便于跳梁,或以仇隙相寻,或以饥馑所逼,长啸而起,出则冲突州县,入则负固山林,致烦兴师讨捕,虽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臣按:唐虞之世,东、西、北三边之夷皆不经见,而首见于经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临边,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则夷人错居王土之中,与居民相杂,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边之寇,其来有时,其侵有处,其行有程,先时可以为备,临时不至于苍茫失措。

  仁宗时,狄青请击侬智高,愿得西边蕃落兵自从,或谓南方非骑兵所宜,枢密使高若讷言:“蕃部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驱破之,必胜之道也。”青卒用骑兵破贼。

  臣按:蕃落之兵以骑射名天下,南夷闻之自然胆落,然臣以为用之于有事之时,不若无事之时遇有羌胡内附者,即优加养给安置此方,不徒今日徼南赖其用,亦可以销异时内地之祸。

  宋初言于仁宗曰:“岭南外区瘴疠薰蒸,北方戍人往者九死一在,多发兵则粮乏,少则事不集,急责功则蛮遁逃不肯出,缓则复来扰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闻发北兵逾万人戍岭外,下湿上蒸,病死必多,料群蛮势不久屯,击之必散,臣谓不如选一二健将,岁才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处,得善吏十数人分置诸州,募土人为乡军,复其租调,视州大小、户多少为之数,统以部伍,教以进退,皆以彼所长技与相追逐,率百人给北兵三十以劲弩利兵佐之,冬春则使深入扰其居,夏秋则使谨守防其略,彼虽能诱纳中国亡命,要之食尽必出虏掠,若其来也,大大斩获则终身创矣,威已立后可议招来,与之盟则固,许之臣则久,远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无事矣。”

  臣按:说者谓征蛮无全胜之策,盖以其地炎燠卑湿,瘴疠特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矢石之交,自相疾疫而死,虽有百万之兵,亦无所施故也。臣窃以为,瘴疠之灾特以加诸贫弱及不善调摄者尔,若夫为将帅居显要者则罕焉,请命彼处守土重臣,多方询察久谪彼地之人寿而健者,问其所以起居调摄之方,详稽备述,刻梓以颁示士卒,每队伍中选一人专司其事,有不遵条示而自恣不检者必加以罪,其所当备药饵、器具令有司给之。

  张栻知静江府,奏:“本部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幅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罗甸,自此而西南有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然邕之戍兵不满千人,所恃以为篱落者惟左右两江溪峒共八千余处、民兵不下十万,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余三百里,远者近千里,所恃以维持抚治之者,惟提举盗贼都巡检四人,各以戍兵百余为溪峒纲领,其职任可谓不轻矣,可不遴选其人,谨护其土,以为远方久远之计哉。”

  臣按:唐分岭南地为五管,而桂、邕、容三管地属岭南西道,在于本朝,割容迤西之地属广东而广西实全得桂、邕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宁府,其地控制左右两江,实为安南咽喉之地,国初因前代之旧,设太平、田州、思明、镇安四府,龙州等七州,正统初,又升思恩州为府,用其土人为守长,佐贰幕职则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官而其属州仍其旧俗,凡此羁縻州郡面内岁久,首领世袭,人自为战,如古诸侯民兵之制,遇有征发亦赖其用,但今控制之戍仅有南宁驯象二卫、太平一所,似乎单弱,请如张栻所言,及今无事时,于此地屯兵以为重镇,遴选守将,谨护其土,以为久远之计,用以销变于未然。

  安南,古交也。秦并天下,于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赵佗击并之,汉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为交地,后女子征侧反,遣马援平之,立铜柱为汉界。唐始分岭南为东、西二道,置节度,立五管官南隶焉。五代刘隐并其地以为交阯节度使,其后管内大乱,有丁部领者定之,其子琏内附,宋封为交阯郡王(交人封王自此始)。传子璇,为黎桓所夺,淳化四年封桓为王,桓卒,子龙钺立,其弟龙廷杀钺而代之,龙廷欲修贡,安抚使邵晔以闻,真宗曰:“遐荒异俗,不晓事体,何可怪也。”仍封为王,赐名至忠,为其下李公蕴所夺,即封公蕴为王。李氏传八世,至昊旵,闽人陈日煚为其婿,遂有其国。

  臣按:交阯本秦汉以来中国郡县之地,五代时为刘隐所并,至宋初始封为郡王,然犹授中国官爵勋阶,如所谓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观察等使,及赐号推诚、顺化功臣,皆如内地之臣,未始以国称也。其后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犹称安南道,孝宗时始封以王称国,而天下因以高丽、真腊视之,不复知其为中国之郡县矣。李氏传八世,陈氏传十二世,至日焜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窜姓名为胡一元,子苍易名篸,诈称陈氏绝嗣,奆为甥,求权署国事,我太宗皇帝从其请。逾年,陈氏孙名添平者始遁至京,诉其实,季犛乃表请迎添平还以国,朝廷不逆其诈,遣使送添平归,抵其境,季犛伏兵杀之,并及使者。事闻,太宗遍告于天地神祇,声罪致讨,遣征夷将军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将张辅总其兵,生擒季犛及其子苍澄,献俘京师,诏求陈氏遗裔立之,国人咸称季犛杀之尽,无可继承者,佥请复古郡县,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所诸司,一如内地。其后有黎利者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请立陈氏后,宣宗皇帝谓此皇祖意也,遂听之,即弃其地,俾复为国。呜呼,自秦并百郡,交阯之地已与南海、桂林同入中国,汉武立岭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阯与焉,在唐中叶,江南之人仕中国显者犹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已仕中朝为学士宰相,与中州之士相颉顽矣,奈何世历五代,为土豪所据,宋兴不能讨之,遂使兹地沦为侏离蓝缕之俗三百余年,而不得与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衣冠礼乐以为声明文物之乡,一何不幸哉!其间宋人虽一逐其王,元人虽再入其国都,而终不能有。我太祖皇帝开国之初,陈氏首先纳款,太祖著之《祖训》,不许后人伐其国。陈氏为贼犛所戕,太宗皇帝体高皇之意,不绝陈氏之嗣,遣使送还其国,贼犛乃杀之,并及使者,不得已兴师平之,求陈氏后不可得,乃用汉、唐故事,复立郡县。而守臣不谨,遂至夷獠复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陈氏后为词,宣宗皇帝体文皇之心,俾复继陈氏之绝,不逆黎利之诈,遂为所蔽,群臣屡请兴兵讨之,章皇帝念圣祖之垂训,因置不问,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汉以来之遗民,既得见天日而又沦于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窃惟今日疆域远过有宋,并于唐而不及汉者,以失岭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祖宗之训而不愆不忘,此继述之大孝、守成之大体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在秦汉为三郡地,今其地东起广东之钦州,迤西历广西之左江,至云南之临安、元江为界,钦以东海道与之对境,钦之西乃南宁府界,南宁之东南,思明府所属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诸州,太平府所属龙英、太平、安平、上下冻诸州皆与之接境,而龙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凭祥县则其要害也。镇安府所属有归顺及下雷峒,亦与接境,二峒迤西则云南界矣。临安之阿迷州、左能寨等九长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县则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在广西则由太平府历龙州及凭祥县抵其谅山府,至其所称东都者可七日程;在广东则自钦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处至其东都可五日程;在云南则由临安府经蒙自县河底之莲花滩至其东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国与交南边境之大略也。以上言南夷)。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上)
 

卷一五四

  ▲四方夷落之情(中)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薰鬻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羸(与骡同)、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騊駼(生北海)、驒奚(駏驉也)。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铁杷小矛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臣按:汉史谓匈奴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自秦汉以至于唐宋皆然,蒙古始令西番僧帕克斯巴造为字书,今所谓蒙古字是也。

  周武王世以时入贡,名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至于幽王用周姬褒氏之故,与申侯有隙,申侯怒而与畎戎共杀幽王于丽(与骊同)山之下,遂取周之地虏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

  匈奴之先自淳维,在殷时奔北方,至周末七国时而与燕、赵、秦三国为边邻。秦灭六国,始皇遣蒙恬北击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阴山为塞,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匈奴单于曰头曼,不胜秦北徙,至秦乱,稍度河与中国界于故塞。后为其子冒顿射杀之而自立为单于,遂东袭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侵燕、代,悉复秦所夺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其世传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诸夏为敌国,其姓世官号可得而记,曰单于,姓孪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今犹谓为腾乞里,即撑犁也),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臣按:此北狄之在前汉者。

  汉高祖七年,帝自将讨韩王信,信亡走,帝闻冒顿居代谷,欲击之,使人觇匈奴,冒顿匿其壮士、肥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高帝复使刘敬往使匈奴,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矜夸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业行,高帝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高帝至平城,兵未尽到,冒顿纵精骑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高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围,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乃解围之一角,会天大雾,汉使人往来匈奴不觉,陈平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去声),从解角直出。高帝出围至平城,汉大军亦到,胡骑遂解去。高帝至广武,赦刘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

  臣按:汉高祖以百战之余,所统皆奇才良将,且为匈奴所围者七日,不有陈平秘计,不几于危乎?然是时敌骑乃至四十万,则是北部之强自汉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围之后,至于我朝一千四百余年,中间历魏晋、隋、唐、宋,而北部之兴亡盛衰、起灭分合不知凡几变,而至于元极矣。盖天下理势相为乘除,物极则反,盛极而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部之为害者非以其地之广也,亦非以其人之众也,徒以其生长沙漠之外,逐水草以为居,捕野兽以为食而衣其皮,耐饥寒、习劳苦而不畏死,而中国之人好逸而不禁劳,不能忍饥而受寒,而又惜身爱命,以故往往为彼所胜耳。至于元人崛起,奄南北而有之,宫居而室处,衣锦而食粟,其黠慧者雅言而士行,阔步而宽衣,凡其自昔猛鸷之态皆变而为柔,耐苦之性皆变而为骄,其肢体筋骨无复如前日之耐饥寒、甘劳苦矣。一旦大兵南来,其主开建德门夜遁,仓卒随行者惟宫禁宿卫、京辇屯营者耳,若夫远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尽从也,败亡之余归其故域者,盖亦无几,游魂残魄,苟延喘息于草野之间,分散而微弱,纷杂而无统,方且自相鱼肉、自相攘夺,救死扶伤之不暇,以故不能为我边防之害,虽有小警,不过鼠窃狗偷,非有深谋宿计、处心积虑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为者。我太宗皇帝亲统六师,凡六出塞,历数千里之远,穷其巢穴,彼皆雉窜鼠伏,无有敢张螳臂以当雷霆之威者,自洪武、永乐以来,其酋如布尼雅锡哩、玛哈穆特、阿噜多尔、济巴勒皆驽才下乘,非有冒顿之猛鸷、尚结赞之狡猾,虽或侵央随即破灭,惟托欢者挟托克托布哈以肆毒,其子额森继之,已已之变,非彼之能,乃吾谋臣之误也,使当时听大臣言,遣一裨将御之,不过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统幕之还,分为数营,使彼不知所攻,不终日入怀来城矣,设使不分而我军中尚存前代之长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围,令其强弩傅二矢外向,数万之弩次第齐发,彼安能薄我哉?然当是时彼悉其部落并胁乌梁海、海西诸部皆来,大众不满四五万,其视平城之四十万骑,何其多寡之悬绝也。自是以后,托欢为哈喇所杀,哈喇为博飖所杀,博飖之后,摩飖欢、奇木嘉色棱之徒皆是自相屠戮,衅生于党与,祸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继世者,是其无能为亦可见矣。虽然,蜂虿有毒,古人善喻,昔者阿固达之起于辽末,特穆津之起于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视之也,为国者防微杜渐,恒恐祸生于所忽,譬则近山之居,虑有虎狼之害,则必高其垣墉、深其陷阱、塞其蹊隧而迂其往来之道径,则虎狼不能为吾畜产之害矣。我国家都燕,边防尤宜加慎,则夫关隘之修、兵备之饬、将师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临深渊,一食息之顷、一寐之余,念兹在兹,无一念而不在兹,是惟宗社无疆之休。

  晁错言于文帝曰:“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

  臣按: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而各有所长,用兵者知其长短之所在,以其所长而乘其所短,掩吾所短而避其所长,则可以取胜而不败矣。

  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阳,臣于蠕蠕,种裔繁衍。至吐门遂强大,更号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毕可汗咄吉嗣位,华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万。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与连和。

  宋祁曰:“隋季世虚内以攻外,生者罢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盗贼共攻而亡之,当此时,突厥最强,控弦者号百万,华人之失职不逞者往从之,共为之谋,导之入边,故颉利自以为强大,古无有也。高祖初即位与和,因子出军助讨贼,故诡臣之赠予不可计,于是扫国入寇,薄渭桥,骑蒙京师,太宗身勒兵显责而阴间之,戎